儒家思想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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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第1篇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99-02
在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世代相承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无论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乱世，还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都以一种主流文化的姿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华夏文明绵延千秋。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的塑造、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对尽快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仁政与德治”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意识学派。儒家学派不仅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 700年的洗礼，在春秋末期被孔子所创立。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主要的思想内涵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所谓“礼治”，即礼义尊卑，其主要含义是“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差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有其礼仪。封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国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若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所谓“德治”，即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在心理上促使人向往良善，鄙弃奸邪，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辅之优良的文化艺术修养。南怀瑾先生曾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德性’。”所以，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手段，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积极和谐、维护家庭的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的重要组成方式。
所谓“人治”，即重视人的特殊性。儒家相信“人格”的感召性，认为“为政之本，唯在得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这种“人治”的基本精神，不仅给臣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给统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思想中，“礼治”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讲究礼仪，“德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讲究德行，“人治”注重君臣人格的培养。“礼治”、“人治”、“德治”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感召统一于一体，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二、当代精神的主要内容与传递的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适曾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时效性意义和价值导向性。当代精神，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是种族、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上。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番讲话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也让整个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住了苦难和考验，开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其次，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2年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时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正体现了当代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无私耕耘的实践精神。2012年2月20日，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提到：“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就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和认识相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在实践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屡屡做出有益的尝试，开创先河，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热爱中国、追求进步、抵御外侮、坚持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中“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为了祖国的发展壮大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带上蓝天。
当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中传达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当代精神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更是为当代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精神的融合发展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
儒家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儒家思想中做人、处事、为政的根本原则，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经过历史的承袭，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君子不器”“仁者爱人”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其对人的重视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相互契合，注重人格的塑造。二者认为，人民是治国安邦之本，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中传递的生态观和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契合，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讲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正如《论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整体博爱的观念把一种善意与友爱如多米诺骨牌般传导，从而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第三，“仁政德治”“宽严相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践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这些先贤提出的治国哲学无不体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德法相依、德法相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方面用道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同时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这才能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架构。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才能形成全民遵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4.
[2]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思想[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许丙泉，卢政.孔子儒家思想与人文主义[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4]龙士云，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与先进文化特性[J].湖北大学学报，2005（7）.
[5]张芙蓉.论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6）.
[6]赵亚芬.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J].现代商业，2013（5）.
[7]刘兆伟.论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1）.
[8]陈祥耀.略论儒家思想的精华[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3）.
[9]林坚.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J].人文杂志，2010（1）.
[10]陈因.试论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1）.
[11]钟育强.浅谈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9（6）.
[12]张绪山.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J].齐鲁学刊，2011（1）.
[13]李承贵.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J].学术月刊，2009（12）.
[14]李承贵.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根源、变异及培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3）.
[15]朱进有.儒家思想的内在特质[J].孔子研究，2006（2）.
[16]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
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 政治伦理 要素 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缩和升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征程的起点。民主、和谐、公正等核心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呈现儒家政治伦理与马列主义相互融通的生成逻辑并实现内在超越。笔者从政治制度、组织、个体伦理三维视角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政治伦理要素，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可行性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伦理逻辑
理论背景：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伦理的双向涵摄。新世纪以来，关于马列主义儒家化或儒家马列主义化的争论不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交锋中凝练生成。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主张以新儒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以郭建宁为代表的儒家马列主义化阵营则强调儒家的从属地位，否认儒家对马列主义的同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提出以新儒学政治代替马列主义，而新儒学政治又不可避免的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发生融合，即“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大致沿着以下三个方向转化与重构：儒家新王道政治论、儒家社会主义论、儒家民主政治论”②。以金观涛、甘阳为代表人物的新儒家便分别从西方自由主义和左派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汲取儒家价值资源的现实。郭齐勇和汤一介则从传统政治伦理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③。然而，正如刘东超所言，“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④。如果运用新儒家的思维逻辑解释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起，则实难得出儒家内部自然生成马列主义的结论。目前，学界普遍认同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伦理相互融通，两者之间不存在决定性作用。在此理论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显然吸收了二者理论资源，又超越了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新的起点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治伦理观。
现实关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伦理际遇。党的十后，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其中以“中国梦”的提出最为典型。“‘中国梦’是一个民族梦，一个社会梦，同时也是我们在现阶段的一个政治梦。”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备受战争欺凌的中国人民的集体诉求，是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追求。诚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经济总量总体水平跃居世界前列，国家地位显著提升，但文化软肋仍然制约着国家发展，其中政治文化的发展困境尤为突出。当前，社会中的风险因素不断酝酿，暴力恐怖事件和频发，这些都给当代中国政治伦理提出了现实挑战。显然，我国政治伦理结构中存在诸多矛盾且亟需改革。从政治伦理制度到官德建设，从政治行为规范到公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构筑了连结桥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整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理想凝聚全民族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分析
“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在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个人伦理维度上的历史流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制度伦理维度。从“民贵君轻”到“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民主”一词在儒学著作中早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道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在封建主义的古代，“民贵君轻”的思想难能可贵，它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告诫君权的滥用，希望统治者关心民众疾苦。但是，正如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⑦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民主”是“民之主”，而非“民主之”，“民贵君轻”只是“低势位”民众的道德诉求，而并未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在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将“民主”的理念贯彻到社会发展领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将“以人为本”上升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高度。“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本主义观念，承认人在自然世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根本权益性，由此而肯定与维护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根本态度和实践方法。”⑧
从“天人合一”到“和谐社会”。古代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论是积极入世的儒家，还是超然洒脱的道家，都将“天人合一”作为国家治理和内省修身的重要价值追求。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以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社会领域的唯物史观，“天人合一”显然已不适应政治合法性的论证，而必须要以社会发展规律来探求政治秩序的应然层面，“天人合一”观念的嬗变继承了儒家政治伦理关注政治秩序的传统，又超越了“天人合一”的唯心哲学根源。“和谐社会”作为社会的内在旨归业已成为国家的制度内容，并延伸到国际政治秩序构建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组织伦理维度。从“天下为公”到“立党为公”。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孙中山“三民主义”将“天下为公”作为执政要求，但由于阶级性的束缚，其对“天下为公”的理解显然逃离不了为统治利益集团辩护的藩篱。而封建主义时代民众寄希望于“清官”的思想也正是受“天下为公”假象的遮蔽。正如马克思所言：“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一个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了阶级的概念，将“公正”观念辐射到最广大人民中去。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⑩
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强调德治，法律则处于依附地位，“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子大全・延和礼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传统政治伦理中法律虽地位不及道德，但古代法典较为丰富，尤以刑法体系最为完备，其中乱世用重典的思维仍被广泛接受。近代以来，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不断加快，民法体系迅速发展成熟。“法治”在经历了漫长的“法制”过程后成为政治组织伦理的规范，民众不仅逐渐习惯在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中自觉遵守法律，而且学会在法律中保障个人权利，极力抵制以法律名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人类行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个体伦理维度。从“忠君爱国”到“爱社会主义”。“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春秋繁露・五行对》）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中，“爱国”与“忠君”紧密结合，“孝”依照家庭到国家的推演顺序，下对父母尽孝，上对君主尽忠。封建制度的瓦解宣告君主的终结，“爱国”便从爱个人到爱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价值是对集体主义的热爱，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民族国家的兴起的一大特征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将对君主的狭隘的“忠”上升为对民族国家的信仰。
从“仁爱”到“博爱”。中华民族历来热情友善，这有其“仁爱”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倡对人要有仁爱之心，而仁爱之心的根本就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因此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对不同阶级，爱的程度和范围均有差异，表现在政治参与中，官僚对普通民众鲜有“仁爱”之心，仁政的施行只不过是自身价值实现的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友善”则要求民众之间形成良性的政治竞争氛围，官员则要对民众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公仆的博爱胸怀。
儒家政治伦理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选择
前提批判：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摄儒家科学性转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针对新儒家的意识形态攻势，马列主义在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必须进行有效批判，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正确处理马列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笔者认同方克立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架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厘清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性边界，提出政治设计原则，从而推进新型政治伦理观的建设。首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价值观生成发展过程，设计科学的政治价值互动模型；其次，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政治伦理，批判封建糟粕，增强儒家政治伦理内容的科学性；再次，顺应时代潮流，吸收西方优秀政治价值，实现政治观念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否定之否定中生成，马克思主义对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批判是其发展的前提和依据。
问题回应：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促成儒家实践性转向。新儒家提出“心性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化，其中内含的重要维度便是工具理性的重新定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游离，儒家政治伦理成为无根浮萍，更多从纯理论思辨角度参与政治设计，“经世致用”长时间遭到遗弃。党的十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无疑体现伦理道德精神，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政治伦理精神的现代化。“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政治伦理精神的教化则通过制度性渠道表征出来，“制度的伦理功能远远大于个体道德。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的力量和影响是更为强大和深远的。”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中不乏实践性内容，但制度性资源匮乏，这与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人治传统密不可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性提出以下要求：第一，以现代政治价值观设计国家治理目标，凸显公平正义；第二，以内省修身提升国家治理主体德性，采取激励手段促成国家治理的道德践履；第三，以人文精神贯彻国家治理制度，在伦理关照下真正实现“经世致用”。同时，还要避免儒学政治伦理“过度”功利化的现象，保持在工具理性的合理范围内。
主体转换：以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推进儒家公民性转向。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价值观念嬗变，即从“民之主”到“民主之”，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体现着政治主体的二重性。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将人民和君主置于不同的位阶，在政治理想层面表现为“民贵君轻”，但在政治现实层面却是君主至高无上，这显然是个悖论。现代政治价值强调“人民”，而新儒家在儒家传统政治伦理转向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治理主体的不平衡性，主张儒家政治伦理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向。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注重发挥群众的智慧，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进儒家公民性转向要发挥群众的力量，首先，必须在理论层面批判儒家政治伦理中的“愚民”倾向，树立群众史观；其次，鼓励儒学政治精英参与政治，强化事功价值；最后，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催化儒家社会组织的成熟，使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树立并宣传公民意识。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合肥工业大学现代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招标项目“Web2.0时代大学生道德情操养成机理与培养模式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2014A082）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孙邦金：“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0～65页。
③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第56～62页。
④刘东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家化吗―兼与金观涛、郭齐勇、汤一介三位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42页。
⑤肖思寒，邓名瑛：“‘中国梦’的政治伦理意义”，《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79～83页。
⑥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0页。
⑦《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阎钢：《政治伦理学要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蔡德贵：“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0～64页。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第27～29页。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6～19页。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代理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