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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他者”(the other),就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的能力的结果。”英国当代学者艾勒克・博埃默说:“对欧洲的中心地位、技术成就以及发展模式的笃信,把对于异域的好奇心和兴趣中性化,这些都是很难改变的。西方的准则就是人类通行的常规,世界就该是这种样子。因此T・S・艾略特在《荒原》中,把支离破碎的社会图景和多国语言的呓语不是安排在恒河平原,而是安排在伦敦,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说来,欧洲在引用外国文化时所表达的是对自己的关怀。殖民地的文化只是宗主国在自我质询时使用的催化剂。”
当代著名理论家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引用了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圣维克多的雨果一段话:“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稚嫩的雏儿;认为每一块土地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强壮;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完善。”萨义德接着说道:“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这两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其次,西方文化只有在与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认识;再次,学习西方文化无疑可以使我们反观自身的文化,使我们对中国文化获得更深入、甚至是更独到的理解和认识。
西方文化是相对于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而言的。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或学者,无论你借鉴和运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国的。对于西方文化,你永远是一个“他者”,正如对于中国文化,外国学者也永远只是“他者”一样。对于自我的认识不能仅仅通过自我来完成,必须借助于一个参照,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形象来完成。只有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只有通过“他者”的眼光,“我”才能确认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们在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之前,应当约略地知道什么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有其共同的源头,共同的发展规律和轨迹,以及共同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影响。因此,总体上概括和描述西方文化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西方文化内部又存在十分惊人的差异性、多样性,甚至矛盾性,这使得我们又必须注重对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文化现象的把握和分析。
西方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它代表着先前多种文明成就的融合。其中有三种文化,即古典文化、希伯莱文化和哥特文化,似乎特别显著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发展。这里的古典文化指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西方学者认为,“古典文化发端于希腊,并在古罗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人们通常所指的生活的世俗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民政机构、科学以及许多艺术和手工艺,都可溯源于古典文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试图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智社会,使人类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类的成就最终得到鼓励……那种将人视为崇高的理性动物的观点,便是古典文化的最终成就。”“希伯莱文化的特点却在于它对纯洁心灵的赞美,而不在于对敏捷思维的强调。”哥特人则被认为是日尔曼部落中最凶暴、最活跃的一支。哥特人的主要特点是躁动不安和激情好动。他们没有在书面文学、艺术形式以及文化装饰品方面作出贡献,但是,“他们对个人自由理想的强调、对怪诞事物的迷恋、对妇女的神秘态度以及个人对首领的忠诚等观念,在创造中世纪和后来的欧洲生活形态过程中也颇有影响力。”
西方文化大致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9世纪西方文化、20世纪西方文化等内容。
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我们知道,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中北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希腊。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东达小亚细亚、叙利亚,南达埃及、北非,西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北达黑海。它三面临海,海岸线曲折而漫长,有利于文学的吸收和传播。希腊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并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当欧洲中部部落入侵爱琴海区域时,并未带来任何形式的文化。相反,当他们向南进入伯罗奔尼撒时,却发现一个文化正等待着他们,即迈锡尼人的丰富文化遗产。他们在征服土地的同时,文化上却被反征服了。这种情形就如同中国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汉民族一样。
关于爱琴海名称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雅典王埃勾斯之子忒修斯作为七对童男童女中的一员,献祭给南海(克里特)的牛怪弥洛陶洛斯。忒修斯借助于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赠送的两件宝物魔剑和金线团杀死了怪兽,逃出了迷宫。但在逃离追兵时忘记了将黑帆换成白帆。埃勾斯以为儿子必死无疑,纵身跳进了这片蓝色的大海。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雅典王,便将这片大海取名为埃勾斯海,即爱琴海。
希腊是海洋国家,在这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商业和交通,商业的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商业的发展必定会刺激人们的各种私欲的发展,这种精神品格以后又成了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文化精神源头。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夏季炎热、干燥,冬季短暂的国度里,这里一年四季几乎都适宜于庄稼的生长。他们无须准备御冬的食物、温暖的住房。他们的社交活动一般都在户外进行。他们生活简朴,不必采取复杂的生活方式。中国则属大陆国家,这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农业。农业的根本在于土地,土地搬不走,所以要定居,定居后繁衍,故有大家族,有家族崇拜,有“家邦社会”,于是也就有了儒家学说,强调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农业的关键还在于勤劳节俭、团结合作,以及与各种自然灾害作不懈斗争,所以中国神话赞美一砖一石的劳动,歌颂坚韧不拔的意志,崇尚温柔敦厚的恬静美。同时,古代希腊由于商业、交通的发展,人民向往整一、系统的生活,其神话与此吻合,也渐渐被编撰得体系完整、丰富多彩;中国过早发展起来的定居农耕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一个个分散的氏族部落,犹如一处处“世外桃园”,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愚公宁肯子子孙孙搬山不止,也不愿搬家迁徙。这种封闭自足、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自然不利于文化的整合,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神话也只能是零散的、缺乏联系的、自生自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关键词:民居 民俗 文化 等级思想 地域 庭院
0 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 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 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 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性功能的考虑。
古希腊 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 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 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 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 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 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 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 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 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 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 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 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 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5 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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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希腊神话;欧洲美术;文艺复兴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两者并无什么实质上的联系,但翻阅了一些书籍之后发现,它们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联,息息相关的。文学的发展与演变给予了美术发展一定的力量与源泉,而美术之中运用到的文学素材,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学的传播与普及。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它在希腊原始初民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产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小亚细亚半岛,南到克里特岛的广大爱琴海地区。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而作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欧洲。无论是对于文学,音乐或是美术的发展,都给予了一个良好的时机与环境。它们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与学习。此时,作为欧洲经典文化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也自然而然的融入了这场复兴运动之中,与其他艺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并且不断向新的方向发展与前进。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源地的意大利,就为我们很好的诠释了一个文化与艺术融合发展的过程。它的发展不仅仅有文化背景作为铺垫,也依赖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因素。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被各国占领,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但却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断的发展对外贸易,很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十分强调个人的力量,重视科学,蔑视宗教, 崇敬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以人道主义取代非人道禁欲主义。这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与革新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解放出来,意大利美术的内容、形式和题材也都有别于中世纪唯灵论统治下的美术。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意大利美术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无论是从雕塑,绘画,石刻的艺术表现、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上来看,都受到了古希腊的深远影响。
纵观现今欧洲保留下来的艺术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有希腊神话的影响,它反映着当时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个审美倾向。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比如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的诞生》提香的《窃夺欧罗巴》丁托列托的《银河起源》等等。它们的创作都是以希腊神话为背景的。而我个人比较偏爱波提切利的《春》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又被称为《维纳斯的盛世》,讲述的是充满的西风神赛弗尤罗斯正鼓着腮帮飘然而入,追赶着大地之仙女克罗丽丝。因他的到来,最右边的树也折弯了腰,仙女克罗丽丝使诺钠笸及谕盐鞣缟竦淖犯希最终没有还是没有逃过西风神的拥抱。克罗丽丝口中溢出的鲜艳花朵纷纷而落。飘在花神费罗拉的身上,形成一件美丽的外衣,如同大自然一样,曾经是一片白色的大地,转眼间已经是鲜花盛开,生机盎然,画面左端描绘的三美神舞动着春天彩霞般的轻纱,手拉手在翩翩起舞。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是女性美的典型,在形象上波提切利将她们描绘的十分相像,又有着微妙的差别。整幅画面表现了春回大地,欢乐愉快的主题。然而,画中人物的情态并无欢乐的气氛,像春天里吹来的西北风,笼罩着一层春寒和哀愁,若有所思的维纳斯,旁若无人,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三美神的舞姿似乎是受命起舞,颇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令观赏者颇为不解。虽然作品展示了充满着春的欢乐的众神形象,这种对于人性的赞美,具有非凡的美感。但在那些庄重而自信的形象之中,总不免带着画家内心深处所隐藏的一种无名的忧伤。
作为生长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来讲,应当是十分幸运与幸福的一件事情。他们经历了一个历史之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变革,享受着最纯粹的艺术氛围与艺术欣赏价值。文艺复兴时期也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与深远的。其间还有画家鲁本斯的《美惠三女神》令我最为印象深刻。她们最初与其他女神一样,着白色长裙,但在后来的艺术表现中,她们通常呈现为。
她们是宴欢,是消费,是最多彩的生活的人格化,美惠女神的生活是希腊人所追求的生活。希腊人的社会建立在赠礼和回馈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所有获得的都是一种“恩赐”。因而她们不仅仅是生活的理想,更是价值体系的化身。她们物化了人的欲望,是生命的化身,但并非在于死亡。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她们是生命给人带来的欢愉。所以她们也同时代表游戏,以及所有非理性的行为:婚外的、不饿的时候进餐、舞蹈。然而,只有在一定的秩序下,生命才能绽放出这种层次的美好。她们需要一个力量来掌控。这种控制来自于阿波罗,用他的齐特拉琴指挥她们以规律的节奏和步伐进行舞蹈,这是和崇拜狄俄倪索斯的美娜德的舞蹈完全不同的。美惠女神的神性是司仇恨与复仇的厄里倪厄斯的对称面,他们构成了秩序的明暗两部分:在古代社会,复仇是实践价值的一种途径;而通过交换礼品可以跳出复仇的循环,祛除生命的矛盾。优雅或魅力是这种神性的外化,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如的魅力,由阿佛洛狄特恩惠,能够引起欲望;又如荣耀是战士的魅力;再如国王的魅力能够唤起对律法的尊重。
对于神话与艺术的探究还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影响着美术领域,也更多的影响着其他或是在不断的推进其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文学对于音乐,诗歌以及其他种种的影响也是深远而持久的。古希腊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也为当时的人们和后世的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与创作思考,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审视着我们当下的艺术与过往的精髓。它是一条线,更是一个指引。古希腊神话对于美术的影响显而易见却也必不可少,就像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总能看的比常人更远些,这些资源也称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符号。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相互进步,并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中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也为我们后世美术乃至整个艺术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
从世界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古代文明很难水到渠成地发展为近代科学,他们或者湮灭,或者徘徊于停滞状态,或者在衰落后转移到其他文明。例如,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但它在近代科学的门槛前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至美洲和非洲的古代文明都像中国一样发展了非常成熟的经验性技术,但均未能由自身产生近代科学,这些类似的现象中必有共同的原因。只有西欧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近代科学才幸运地得以产生。可以看出由古代文明孵化出近代科学的成功概率是如此之低,从古代文明(包括古代宗教神学、自然哲学、社会制度、成熟的经验性技术等)中产生近代早期实证科学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遇到巨大障碍,这种障碍似乎是文明发展史自身所内在的,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关节点,我们不妨把各民族文明史的这种共有的断层现象称为“科学峡谷”。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也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古希腊文化虽然曾经很繁荣,出现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科学开拓者,但是古希腊最终未能出现实证科学,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虽然古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西欧,但是古希腊文化和西欧的近代科学之间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而且在时间上间隔了一千多年,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在其发展史上也出现了衰落现象,并且也有共同的导致文明衰落的原因。虽然西欧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主要是西欧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那么在西欧科技史上是否存在“科学峡谷”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欧曾经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科学徘徊在停滞或处于倒退状态,这种长期停滞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峡谷”。不过当特定的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科学思想的发展就会越过科学峡谷,从而形成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
二 对“科学峡谷”现象的解释
如果想用科学的动力机制合理解释“科学峡谷”的成因,那么就要分析早期实证科学产生的社会基础:(1)科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2)古代生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3)科学与社会思想解释系统之间的关系。
原因之一:近代早期科学难以应用于生产
与社会系统被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意识两个方面相对应,科学也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其一是科学的认识功能,科学理论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对作为生存环境的自然界进行解释和认识的渴望是人的生存本能。其二是生产功能,人们不断地创新生产技术,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获得生存。
根据科学是否具有生产力功能可以将科学史大致上划分为两个阶段:无生产力功能阶段和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无生产力功能阶段,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却有认识功能,科学和技术相互分立,二者各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史。这一阶段包括从自然哲学的思辨到务实证科学的早期形成,在西方科学史上指大约17世纪以前的科学历程。近代早期实证科学属于这个阶段,仅有认识功能而无生产力功能。汤浅光朝认为,“16世纪的技术仍然缺乏精密科学的基础,必须了解到它们与今天的技术之间还有着深刻的差异,那时的经济史和技术史与当时的科学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深的关联。”[1]
在科学的无生产力功能阶段,不仅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等的自然学无法应用于日常操作,而且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天文学、力学,拉瓦锡的化学理论,道尔顿的原子理论都无法应用于生活、生产之中。贝尔纳认为近代早期科学没有生产力功能,他说:“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远多于它所能给予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生物学方面甚至还要更长些。”“磨机的改良还要掌握在磨工的手里,炮的改良掌握在铸工的手里,为期都相当久。”[2]在当时看来,科学的用途莫过于解释自然现象,满足人们的认识需求,而不考虑生产的效用。
另一个阶段是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在西方是指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得到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科学既具有认识功能又具有生产功能,科学与技术由分立走向了融合,相互促进。当然,在某一阶段有无生产力功能是就总体相对而言,具体到某一学科理论对生产力的贡献,情况则有所不同。
在科学的有生产力功能阶段,某些科学理论与生产应用相结合,转化为生产技术。前者指导后者如何操作,这样科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可以看出科学具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3]例如,统一自然力的能量理论为制造机器所利用,电磁学则为人们提供了电动机和电话等电器,于是能量理论和电磁理论就成为一种生产力。
把科学史区分为有认识功能但无生产力功能的阶段和既有认识功能又有生产力功能的阶段,目的是想说明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前一阶段,科学发展只受认识需求的拉动,而处于某一社会文化中的人的认识极易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经院哲学的自然学根据宗教需要解释物理学。而后一阶段,科学发展不仅受到认识功能的拉动,而且生产力功能也稳定有力地拉动科学加速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发展受到生产的推动就说明这一点。
原因之二:经验性技术与古代生产的互洽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在科学只具有认识功能的阶段,技术一般来源于生活和生产,而不是从科学理论导出,因此那时的技术是经验性的。古代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们凭力气和双手劳动。由于简单的工作本身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具,不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推理得很远。从经验到技术几乎可以不经过任何中介,人们仅需将经验经过各种形式的类比,就可获得非常实用的技术。例如,鲁班见到带齿的小草在挂破人的皮肤时非常厉害,于是就类比到铁制的锯子可以有效地锯断树木。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都是经验性技术。为了实用的目的,古人仅凭直觉和灵感,经过多次尝试和试验,面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就发明了这些技术。至于火药的发明与古人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有关,在炼丹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化学药品反应的经验。不是依靠理论的演绎,而是对化学药品的爆炸性的注意导致了火药的发明。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从经验所得到的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
经验性技术不仅来自于经验性实践,而且它还基本上满足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需要。古代的生产都是手工劳动,经验性技术可以灵活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环境,仅凭经验性技术就能完成全部劳动过程。一个人可以不懂科学理论,而只凭经验和模仿就能够成为一名好农民、好猎人或好木匠等。经验性技术是以学徒形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在劳动中人们是以直觉和常识去判断类似的事情怎么做,而不是学习某种理论来指导。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经验性技术与生活、生产之间可以相互适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科学则被排除出这个联合体之外,几乎成为与生产、生活无关的东西。在古代社会,经验性技术与生产之间愈是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科学就愈被漠视,科学与技术的分立状态就表现得愈明显。例如,中国的李时珍根据中草药的长期试用性医疗实践总结出系统的《本草纲目》,这种中草药知识自成一体,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医疗需要,人们认为不必再进行探求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在西方,人们没有中草药知识,然而疾病必须治疗,人们就开始寻找某种化学药品对人体治疗的有效性,因此西方人对中草药知识的欠缺反而成为他们研究医疗化学的动力。
经验性技术和农业、手工业形成了具有稳定结构的生产系统,这种稳定性拒斥科学作为一种新要素的加入;另一方面,早期实证科学本身并没有生产力功能,新要素的加入并不能使生产系统的品质提高而促使系统演进,因此科学与“技术—生产”系统只能倾向于分离。
原因之三: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拒斥实证科学的形成
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思想解释系统以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作一个自圆其说的假定性的说明。个人有自我意识,社会也必须进行自我意识。人类只有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才能确立自己行动的目的和价值,才能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人们渴望得到关于世界的合理解释,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生活模式。在目前人们看来,各种解释系统只是具有相对性的假设,但人们在当时看来却是符合日常经验的,是合理的。宗教神学、自然哲学和近代科学在不同的时代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系统。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例如在古希腊社会中,自然哲学成为主要的解释系统,而在中国主要解释系统是伦理学、天道观。这些思想解释系统形成的原因是由那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特定的因素来说明,但是那些解释系统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形成了定势,并以一种惯性保持下去。宗教神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或者科学思想等解释系统的稳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否则就会出现思想空穴,并且这种空穴会迅速为其他理论所填充。如果思想空穴被影响力很大的具有反叛性的理论所填充,社会就会出现振荡,因此,社会统治阶层尽力控制思想解释系统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基督教神学把人定位于上帝的奴仆,中国封建社会把人定位于天命和伦理纲常。东方和西方都对自然进行了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哲学。这些思想解释系统扩张为文化传统的形式,使人们安于现状。
古人往往对先人为主的思想解释系统感到满足,不会自觉地提出新的理论。古人相信,当时社会所认同的理论解释都已经相当清楚明白了(有时是神学的解释),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探求的了。犹如几乎所有的哲学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最正确的,但后来都被证明它们不过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图像会有不同的知觉,知觉一旦形成则难以相互转变。这说明人们对某种解释感到满足时,很难转换到新的解释模式。
人们对自己民族的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满足会导致难以提出一种与原解释系统相矛盾的实证科学的解释,古代稳定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保守力量与近代科学思想作为革命力量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作为稳态系统愈是稳定,对后者的拒斥力愈大。人们对解释系统感到满足后,力求改进具有生产力功能的实用技术,而不会意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可以用于经济的目的。这种满足会阻止近代科学的形成,于是出现了科学的惰性(长期保持科学的无意识状态)。丹皮尔说:“印度对医学以外的其他科学贡献贫乏,或许部分的是由于印度宗教的缘故。”[4]
没有科学基础的实用技术难以超出经验所能及的范围,古代社会的经验性技术在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之后将会出现巅峰,巅峰则意味着停滞。如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铁制农具,但直到明清仍无多大改进。中国的经验性技术在唐宋基本上达到了巅峰,以后一直徘徊不前。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含量是技术进步的标尺,只有科学理论才使经验性技术突破了经验的范围。科技含量是生产力的标尺,而生产力则是文明的标尺。如果一个民族的科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则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危机。一旦该民族遇到毁灭性灾难,就可能导致它的衰落、湮灭,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就是例证。无怪乎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大都落后于欧美后起工业国家。
科学发展的进程不仅由科学本身所决定,而且更主要的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社会学便说明这一点。科学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社会需要科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决定了科学史的进展。古代和近代早期的科学缺失了最主要的动力——生产力功能,科学仅仅受到认识需求的驱使。某种社会思想解释系统有时得到社会的维护,有时遭到社会的反对。因此科学认识功能易受社会因素的左右,它对科学的动力作用也变得很不确定,于是“科学峡谷”的形成在情理之中。
三 西欧发生科学革命的独特条件
诸多古代文明或者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衰落了,西欧为何能够跨越“科学峡谷“呢?在近代科学形成的世纪里,西欧拥有独特的历史机遇以克服科学发展的障碍。
(一)近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欧产生,重要原因是西欧借鉴和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文化精华。
西欧文明在时间上居于四大文明古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许多文明之后,它可以继承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地理条件上,它可以与亚非欧各民族便利地相互往来,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往往与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大汇合、大交流分不开。”[5]“13世纪传入欧洲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大部分相互关联着的体系,它在力量和范围上都远远地超出了早期用西方拉丁文所知道的东西。事实上,直到7世纪,它的一般原理一直统治着欧洲科学。”[6]欧洲人用了一个世纪来消化吸收这些知识体系,又用了一个世纪,使在这一新基础上的科学达到了顶峰。西欧从古希腊那里继承了自然哲学中形成的理性传统,成为近代科学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古社会既没有科学建制也没有科学教育,科学往往只是有闲阶层的活动,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倘若不继承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科学活动的星星之火难成燎原之势。
(二)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被打破。
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封建宗教保守势力的抑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思想上表现为实证科学对宗教神学的英勇突击。贝尔纳说:“直到封建秩序的束缚被资产阶级的兴起所突破,科学才能进展。”[7]自12世纪以后数百年里,工商业的发展为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反对与之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急需建立新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科学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文化条件,而观察和实验则是证伪经院哲学的自然学中的错误命题的最有效的工具,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作为一种思想解释系统取代经院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斗争意义。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经验性技术与古代手工劳动互相适应的生产系统。
工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急剧扩大,新的工业部门陆续出现,工业生产是以开发新资源为特点。商业则开辟新市场和原料产地,随之航海业兴起,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增。原有生产模式不能够满足人口的增长和新市场的开辟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如分工作业的工场手工业。一般而言,工商业区域比同时代的农业区域具有更发达的科学,说明工商业比农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拓展了人们活动的广阔天地,如纺织业、采矿业、远洋航海等,这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经验基础。罗素说:“新事实的洪流汹涌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那些老思想体系显然错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盖伦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容已有的种种发现。”[8]新经验需要新理论来解释,而科学理论是力图统一所有经验事实的假说。
新事实、新生产方式需要以实证科学作为解释性的知识背景,工商业阶层主导的社会生活也需要重建新的思想解释系统。近代科学具有革命性的认识功能,它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信仰和新价值观。虽然早期实证科学对实际生产并无多大益处,但是它具有与工商业生产相匹配的认识功能,另外它还能够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因此那时人们尊重科学。贝尔纳在《历史中的科学》一书中写道,“所谓自然哲学(指近代科学)是受重视的,甚至是高贵的职业,而它的获奖者在维护之中,就正是为国争光。”[9]
总之,近代早期的实证科学在欧洲形成,由于其没有生产力功能,不能归因于实际的直接的经济需求,而应主要地归因于科学的社会认识功能——作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技术相匹配的知识背景,作为政治文化思想解释系统的革命工具。在欧洲,古希腊理性传统得以传承,古代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稳态得以打破,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作为科学基础的经验范围等因素都使科学的认识功能得到了极好的发挥,推动着近代科学跨越科学峡谷。当近代科学发展到能够衍生应用技术时,生产力功能便开始发挥作用,推动科学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45.
[2][9]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81、283.
[3][6] Stokes.Donald E.Pasteur's Quadrant[M].Publish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7.2、25.
[4] W.C.丹皮尔.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9.
[5] 萧子健主编.简明科学技术史[M].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7.71.
[7]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Ⅷ.
摘要:本文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讨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制度演化的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在承认文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东西方经济发展路径迥异、制度安排不同而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以演进的历史眼光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释不全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秘密。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在此基础上,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两个源头,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为旗帜)。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却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与释家消极厌世,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浸染杂糅,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农业文明下的人们,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忍受多变的气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重关系,讲人情,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地中海地区),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渔猎,无法自给自足,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重视法治,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农业产出,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贫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汉声》第72期,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