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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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关键词：家庭价值观；不同；根源；表现；启示

1. 两部作品的简述

1.1 《饮食男女》简述

    故事的主人公朱先生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名厨，但妻子去世后他便要肩负起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女儿们的逐渐成熟，想法时常会与朱先生起冲突。每周日的晚饭也就成为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但每次聚餐时，都充满了意外。第一次是家倩宣布她买了房子想要搬出去住，第二次是家倩的买房投资失败，第三次是家宁宣布她怀孕了，要搬出去和男友一起住，第四次是家珍宣布和刚交往的男友结婚，最后一次是朱先生宣布和女儿的同学结婚。几乎每次家宴都象征着一位家庭成员要脱离这个大家庭。

1.2 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简述

    此篇小说是关于53岁的主人公Rebecca突然觉得对现有生活不满想要做改变而努力的故事。Rebecca20岁时嫁给大她十三岁半的Joe。结婚6年后，Joe在一场交通事故里丧生。二十多年来，Rebecca肩负起家庭的重担，独自抚养三个继女以和自己的女儿， Rebecca为这个家庭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然而她认为子女们根本不珍惜她做出的牺牲。所以她时常思考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首先她想在感情上拾回过去的美好。其次，她想继续写完在大学里未完成的论文。经过两方面的尝试，她发现自己真正的生活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

2.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根源

2.1 历史制度

    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我国占有统治地位。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保甲制度”致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态。于是中国家庭大多是成员众多的扩展型家庭。然而，美国最初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清教徒给美国带去了重商主义，实利主义。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之前，垦荒，放牧和家庭手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如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长途跋涉使他们远离家庭，久而久之，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美国的家庭模式。

2.2 文化

   中国深受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关系可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中国社会人人都要接受规范的约束，必须遵守各自在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里的角色身份，不可以有任何逾越。美国则主张个人主义，重视独立平等思想和重商主义文化。于是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个人主义已经在美国人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美国主张的则是酒神文化，看重及时享受。

3. 中美家庭观念不同的表现

3.1 对婚姻的看法

   中国过去对婚姻的看法十分保守。现代中国的年轻男女们拥有了婚姻自由，由于受到美国以及欧洲外向婚姻观的影响，如今中国人面对婚姻十分自主，会主动追求婚姻的幸福。但封建婚姻观仍潜在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例如在《饮食男女》中，30岁的家珍仍未嫁人，梁伯母说她会在家陪朱先生一辈子。并对小女儿家宁说，20岁了该找对象了，别像她姐姐那样耽误了。然而未婚女性在美国是断不会受到这般言语待遇的。美国人将婚姻自由贯彻的十分彻底，他们认为婚姻自由不仅仅是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利，还有是否结婚的权利。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中，Nono35岁才进入婚姻殿堂，书中却完全没有出现过她家人催促她嫁人的只言片语。

3.2 对孝道的看法

    在中国，人们把“孝”视为人伦之首，中国的宗法制度赋予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的说话，即孝不仅包括顺从长辈，还包括赡养父母。例如在《饮食男女》中，当家倩问姐姐家珍，她是否想永远困在家中，家珍却答，这里是家，是爸的全部。然而在美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 里Rebecca并非是受到子女的照顾，反而是帮助女儿在家的餐饮事业。

3.3 对教育的看法

    中国家庭教育大多是强制式教育。如在《饮食男女》里，朱先生觉得为厨师这一职业不能成为女儿的未来。美国家庭教育却更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里，Rebecca的大女儿Biddy从事的工作就是家倩梦寐以求的厨师职业。由此可见中美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别。

4. 总结

    中国人认为家是人伦之始，有家才有国。由于历史上农本文化求整体求大局，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以及孔子儒家重“礼”，“和”的思想，扩展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所在。而美国，由于早先西欧殖民者带来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打下的深刻烙印和自由的联邦制度，美国人并不时刻将家庭放在首位。本文通过《饮食男女》和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两部作品中的实例分析中美婚姻观念，孝道观念，教育观念的不同，中美家庭观念的差别显得更加直观、具体。

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西方教育思想 传统文化 差异

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水中的活水。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学记》开宗明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教育早已被摆在了立国的重要的位置。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我也看到人们同样地天生彼此有差别，而由于训练便获得很大长进；由此可见，人都一样，天生聪敏的人跟天生拙笨的人一样，谁想在某一门技艺上成为一个值得赞美的人，谁就必须学习和钻研这门技艺。”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也认为人天生有区别，但教育可以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改进，人人都必须受教育，从而肯定了人受教育的可能性与教育改变人的作用。传统文化是教育的重要工具，传统文化也是重要的教育材料。

传统文化是教育的重要工具，也是重要的教育材料。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特别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经过后天的不同环境、教育、实践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拉大了。孔子以后，儒家在教育方面一直居于主要地位，继之而起的是宣扬自然主义教育的道家创始人老子，“法治”教育思想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以及墨家的墨翟。老子针对儒家的教育主张提出“绝学弃智”，这种偏激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也是不可行的，但是他提出的教育应该遵循万事万物（包括身心）发展的规律的命题却是传统教育中宝贵的思想精华。法家的商鞅认为“人性悍”，荀子明确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韩非则将此发展成为“人性自私”的结论。韩非认为，趋利弊害是人的本性，只有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来予以矫正。并且他不认为道德感化是有效的，他主张惩罚和教训。墨家教育宣扬“兼爱”、“非攻”和尚武精神，纪律严格，并注重生产劳动与使用的科技知识。从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就注重治理国家，注重道德修养及个人的精神。《大学》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学习同国家兴亡的命运联在一起。《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种教育思想使中国人重视道德教育，却把人束缚在家族的伦理关系之中，思想受到了严重的禁锢。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它消解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本性，是以牺牲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奴性教育。

古代西方的教育主要发源于古希腊，主要的教育宗旨是“通过教育把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传授给下一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古希腊的教育已经发展完备，并形成了两种模式――雅典式和斯巴达式。斯巴达教育主要是培养勇敢善战的士兵，以对内残酷镇压奴隶，对外进行战争和防止敌国侵略。所以斯巴达教育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却忽视了文化教育。而雅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想的公民，使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即身体健康、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多才善辩，以参与政治活动与经营贸易，成为政治家或商人。所以雅典教育相对来说是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但是雅典教育忽视对女子的教育。古希腊最早系统地提出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天性与教育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教育可以改变人、创造人。之后便是家喻户晓的苏格拉底，他提出著名的“问答法”，也被称为“产婆术”，至今都影响着当今的教育。他说：“美德就是知识，美德来自教育。”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特别强调教育对人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其师“教育为培养奴隶主和贵族统治人才的工具”的理论上，将教育与政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提出教育应该由国家负责并且受国家的严密控制。亚里士多德基本继承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文雅教育，教育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他强调教育事业是公共事业，每个人都要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而特别重视理性与美德。古罗马时代的教育思想受到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影响，重视军事、重视农业、农事教育，但忽视体、美方面的教育。对古罗马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主要是西塞罗和昆体良。西塞罗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论家。昆体良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演说家。他认为：“德行和雄辩才能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没有良好德行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雄辩家。”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路德、加尔文、夸美纽斯等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资产阶级事业家，提倡人道主义、乐观向上、热爱自由、追求平等、合理享乐、尊重儿童、反对体罚等，冲破了封建神权道德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都对西方的传统教育思想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西方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没有真正实施过“家天下”的封建帝王体系。而中国从三代开始政治上就实行法制和封建专制统治，其教育必须更丰富地表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性和伦理性内容。中西方教育在具体方法上也有着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西方国家则更注视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

综观中西各名家的教育思想，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中西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教育思想差异，而且应该深入思考，客观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孰是孰非，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2］沈瑞云.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93.

［3］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先秦儒家思想

“哲学”一词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其拉丁语为 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其含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0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但在西方特别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不能成为问题，在西方许多哲学著作中，如1687年巴黎就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黑格尔也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尽管他极力贬低中国哲学。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和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和思维，他们提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具有体系的合法性的局限性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智慧之精神，先哲们在寻求智慧的“道”，尽管没有引用“哲学”名称。但无论从体系形式还是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其特征、精神、本质、价值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哲学的存在，而且更能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关切人生之价值。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极其丰富多彩，内容深刻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所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证实中国哲学的存在和真实性。为了说明先秦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的真实确切性，以下就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哲学的“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哲学的确切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古今中外对哲学是什么探讨甚多，也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却最为头痛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界定。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是如此下的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以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地域，这片无人地域就是哲学。”[1] 梯利在其著作中说到：“只有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像，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2] 可以看出，梯利和罗素对哲学阐述是区别与科学和神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纯粹的研究自然科学，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做科学；也不是一味地研究精神和幻想，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神学。哲学应该是研究人之学，是研究与人发生一切关系的存在之学，研究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等一切有关于人之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给哲学下了个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学问叫做哲学。”[3] 黑格尔在其书中把哲学比喻成“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和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说明了哲学是灵光之学、批判之学、自我否定之学、反思之学、真理之学、体会情感之学、思维撞击之学。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是人反思人自身之智慧之学，是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学，所要研究的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状态如何（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人生论），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知识论）。 冯友兰 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哲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综上而言，哲学的确切定义应是：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是追求人生价值之学，关注人与周围一切之学问。所研究的内容应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与人关系怎么样（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归宿何在、价值何处（人生论）；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的关系，怎样提高知识、充实思想（知识论）。

那么，基于如此之定义和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的正宗地位和真实合法性就是可以肯定而确切的，先秦儒家思想也以包含此内容证实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二、先秦儒家思想简述

（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论

人立于世，世界万事万物与人发生着各种联系关系。人类产生发展之过程中，便面临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众多思想家也试图从各方面来揭示洪荒宇宙之真实面目，先秦诸子百家也多有探索，儒家思想对此有着众多的思考和探寻。

《易传》关于宇宙论之基本概念是太极和阴阳。《系辞上、下》多有记载。《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之根本，万事万物之发生发展过程。以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几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是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自然中八项最显著的事物；[4] 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最基本要素。

孔子亦言天道，对宇宙之奥秘试图探索。《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说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皆由于天意，天是一切之主宰。《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夜，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八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所谓天，认为此苍苍之天即生成一切、统治一切之最高主宰。一切皆此天之所生，此天对于一切有主宰控制之力。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过渡。[5] 孔子可谓是中国宇宙论的先驱前导。

孟子也对天进行言道。《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明与之。天与之者，浮浮然命之乎？曰否。天不眼，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又曰：“莫之为而为之着天下也。莫之致而圣之者命也。”认为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便是由天决定。同时孟子还认为，天是人性之本命，天是万物之本原。

荀子论天之处甚多，并在儒家中最为特殊。他重的是“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被人所用。《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已经丰富，尽管当时还未系统，但诸先哲在研究人生之过程已经充分思考到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人与自然之关系，乃为后来的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先驱之导向。

（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生论

先秦儒家着重关注人世、关切人生、关怀人情，对人生伦常之学探索最为丰富。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荀子曰重礼。义利、德力、群己之辩十分激烈。

孔子其人生思想核心在于“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着重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推崇的是“忠恕”之道，推行的是“仁者爱人”的理想，遵循的是“克己复礼”的原则，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遵从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的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人生论思想最具体系，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

孟子重内省，讲人的心、性。孟子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人性本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致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提出了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而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孟子重“养吾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仁义”等道德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动精神。“尽其心者，知起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对人生论的思想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强调的是人伦、人性、人文。

《易传》在解释乾坤二卦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赞扬“刚健中正”之道，鼓励人发扬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强调人们既要有刚健的“德行恒易，以知险”，又要柔顺的“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倡导的这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主张性恶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于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治体系，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来使人向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可能性。

先秦儒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人生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些基本命题产生过不同看法，乃至出现过一些对立。但总的说来，先秦儒家在人性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本位问题以及人生修养问题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也深远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知识论

先秦儒家最注重人生，尤其是人性、人伦、人文、人道。但论人论天都在求知之中，“闻道之方”也即是“致知之方”。先秦儒家皆论及致知之道，寻求“教化之路”，亦多谈知识论。

孔子极重教育，其致知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亦颇注重“博学之文”。可以说，一以贯之是第一原则，博学于文是第二原则。《论语》一书多次谈到求真知之方法和态度：“盖有不知而作之着，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绝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孔子讲正名，重视近的名词之间的区别，注重使名实相应，使名符于实，实符于名。“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孟子着重言及道德的知识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在学思二者之中，比较注重思。孟子以为思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道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思是心的机能。由感官不能得真知。欲求真知，须反求于心。思，便得到真理，不思则不能。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能尽量发明此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了。孟子的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注重反省内求，用思的功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6] 孟子是主张由心的内省直觉以达到领会宇宙之根本原理、万事万物之根本知识。

荀子的知识论是中国文化的辉煌一页，其反映论和认知方法以及逻辑思想极其系统。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明确指出，人对于外界的不同事物的认识，都起始于人的各种感官所有的不同的感觉（“缘天官”），“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并认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使“心”保持“虚壹而静”，要“解蔽”。荀子认为，“名闻而实喻，名之同也。”（《荀子·正名》）注重名实相符，着重研究了判断和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荀子还指出当时逻辑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而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之惑者也。”（《荀子·正名》）

《易传》和《大学》亦有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易传》的方法，以仰观俯察为初步，以穷神知化为至极；由现象的观察来获得事物之规律，从而探知万物之秘密。[7]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上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系辞上》）

周秦之际的儒家所作之《大学》，颇注重致知，《大学》认为“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谓致知在格物，在于求知必须与物之接触，必须实际去考察物体，方才能获得真知。[8]

先秦时期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儒家诸子的思想开始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先秦儒家思想中，注重探讨人生论问题，重的是人性伦理，寻的是人生价值。但在宇宙论和知识论也充分展示其体系的一面，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内容极其丰富，完全体现了哲学所在。

三、先秦儒家思想说明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确切性

哲学应是研究人类之智慧，关注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怎样，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关切的是人如何完善自己。正如罗素所说：哲学是区别科学和神学的，哲学是大智慧，其价值在于是给予人们对生活的挚爱、对命运的关切、对境遇的思虑、对未来的期待。

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如果依据科学研究来确立哲学体系的标准，依据科学的体系来核实中国哲学的“合法”与否，则是非常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哲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更不知道哲学的价值所在；拿着西方的近代所谓的“方法”来说中国哲学“不合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精神、内容以及地位进行充分了解。

中国哲学具有着哲学的普遍特征，那就是追求智慧，寻求真知；同时中国哲学又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征和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更加的关注人的一切，更关切人生的真谛。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精神之内容和基本精神完全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价值所在。重做人和重视道德，探究天人之际，求和谐的辩证思维，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重视教育、寻求真知等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哲学所有的本质所在。孔子之仁思想，孟子之义境界，荀子之礼思想，《易传》之易理念，皆是着重对人世的关注、怀着人生终极关怀的情怀，表现出人生论之精华。孔孟论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思天地之产生变化之道，这都展现了宇宙论的体系。求真知，重和谐的辩证，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养性，再到知天知人“观天文、察地理、探幽明”皆涵盖了知识论的精神。

所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毫无可疑之处，先秦儒家思想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体系展现了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包容了人类智慧的所有精神。如果要分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合法”，更是哲学。

参考文献

[1] 《价值的历程》 赵馥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3] 《卷·中国哲学史大纲》 刘梦溪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著 人民出版社。

[5] 《中国人学思想史》 李中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6] 《西方哲学史》 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7] 《西方哲学史》 梯利 著 伍德 补 商务印书馆。

[8] 《简明哲学通论》 孙正聿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先秦儒学》 钱逊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之论语·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注释：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1 页

[2] 梯利：《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 页

[3] 刘梦溪：《卷·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5 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6 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28 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02-403 页

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孔子；音乐实践；音乐理论；音乐文献整理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乐记》、《论语》来看，孔子是很重视音乐的，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孔子的音乐实践

孔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幼喜爱音乐，尤其是对传统音乐特别喜欢。从一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孔子会击磬、弹琴、鼓瑟、唱歌、作曲等，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叔，学琴于师襄。孔子无论学习什么知识都很认真、刻苦，他跟乐师师襄学弹琴曲《文王操》时，从乐曲的各个角度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师襄一再说“可以益矣”，然而孔子却一再用“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人”的谦虚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孔子以精辟微妙，出神入化的娴熟技巧向老师汇报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得师襄佩服的“避席而拜”。（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述而》中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学习歌唱时谦虚态度的真实记载，可见他学习唱歌时的用心程度，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孔子精通乐理，了解音乐发展的过程和结构。他在鲁国与乐官谈论乐曲结构时曾这样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也成。”（见《论语・八佾》）这大概是当时贵族饮宴场合中常用的一种演奏程式。孔子的这一高论，对乐曲结构的旋律，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这也是他在大量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孔子把“可知论”首次用在音乐上，这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也对以后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孔子还能够自己作曲，相传《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琴曲，也都为其所作。

2孔子的音乐理论

2.1“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

孔子不但熟练地掌握一些乐器及其音乐技能，而且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尤其是对音乐的本质，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好的音乐应该是“尽善尽美”的，在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更重视音乐内容的“善”。《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安国《论语・注》：“《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孔子的美学基本思想是主张美与善的统一。“美”和“善”，就相当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但当美善无法达到高度统一时，他更强调善的重要性，即强调内在的美，这里的“善”是指政治和道德的评价标准，“美”是指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当然，作为一名封建礼制的捍卫者，孔子心中的美和善有其一定的阶级局限性，是以“礼”和“仁”为标准的，他认为只有“尽善尽美”的音乐，才能在教育中发挥特殊的功用，使“天下的齐”，起到娱人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孔子认为安静祥和的《韶》乐尽善尽美，而有武功杀伐之气的《武》则尽美未尽善。也因此，孔子推崇庄重肃穆的雅乐，而排斥丰富活泼的郑声。“尽善尽美”便是孔子对理想艺术、理想音乐的追求，更是孔子审美取向的集中反应。

2.2“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

如前所述，尽善尽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因此，它成为一切艺术的审美理想。就音乐艺术而言，音乐的内容是以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存在的，《礼记・乐本篇》中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那么，对于音乐的内容情感孔子又有怎样的体会呢？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另外《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是孔子的审美准则，所谓“无邪”是对诗、乐的意蕴内涵与思想情感而言。孔子要求个人之“思”应合乎礼，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同时也要求音乐之“思”合于礼，止于礼，“思无邪”就是以礼约思、非礼勿思。孔子意识到音乐是应随着情感运动而发展，并非像动物那样是自然性的简单发泄。人对任何事情应该是有节制、有理性的自律。因此，孔子用“乐而不，哀而不伤”来规定音乐中情感的表达需有节制，既不能太过也要有无不及。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中庸”之道在音乐审美思想中的体现。

2.3礼乐治国，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

孔子的音乐思想源自于他的礼乐思想，而他的礼乐思想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从一开始孔子的音乐思想就鲜明的突出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特别是在政治观念中的作用和地位。音乐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有助于巩固阶级统治，与礼是相辅相成关系的治国手段。孔子认为音乐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而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肯定音乐对于建立正常秩序、改造社会风气的作用。在孔子主张的政治措施中间突出的包含有音乐的政策，他认为音乐是构建良好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工具。《论语・阳货》载：“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孔子看来，礼、乐的本质不在于玉帛、钟鼓，而在于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社会规范作用。孔子认为只有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与社会和谐一体，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如果一个社会既有“礼”的规范，又有“乐”的和谐，“礼”“乐”互动，维系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群体是不难的。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强调以音乐来完善自我的人格。孔子这种将礼、乐结合，以达到礼乐治国的思想，极大地提升了当时音乐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并且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国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是深远的，使得我国的音乐发展无形中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相结合。

3孔子对音乐文献的整理

孔子周游列国14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礼乐治国的方针，于67岁回到鲁国，此时孔子已年迈，随着其政治理想的破灭，他开始思考并意识到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不可割断，那么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无疑，文献的记载是一个重要途径，于是，孔子开始了整理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工作。《史记・孔子世家》多处记载了孔子这方面的功绩：“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取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周天子失去对各“诸侯国逾制”、“礼崩乐坏”的新旧社会交替、大变革的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14年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他在鉴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对古籍的整理，即通过整理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孔子从自己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中，发现《诗》、《书》、《礼》、《乐》、《易》并非完美无缺，尚有许多残缺与弊病，需要修订和整理，自己又积累了若干经验，可以补充进去。至于历史教学的内容，只有“鲁史记”与“周史记”等一堆史料，然其真伪混乱，需要编写一部《春秋》，孔子向他的弟子们阐明了修订“六艺”的指导思想。修订“六艺”的主要目的是借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因而要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要“述而不作”，述先王之旧，尽量保留原有文献的内容风格。既要集群贤之大成，又要有自己的见地，发展古帝王的观点。当谈到“六艺”的作用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吾道不能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据史书记载，年近七旬的孔子为修订“六艺”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孔子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现在仍然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宝贵资料。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文献整理家，为传承古代文化做出了不朽贡献。用宋学大师朱熹的话来说，是“集群贤之大成而折中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

4结语

儒家孔子的思想理论经过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即为后世一直所推崇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虽然在后世的发展中与其他派别的学说交相辉映、各放其彩，但始终处于学术及思想理论的正统地位。两千多年来，孔子倡导的和谐、友爱、克己、为人、团结、凝聚等的群体主义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巨大影响，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也正是因此，孔子已被国际学术界尊称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这份荣誉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学说中经孔子一生努力挖掘整理的一套较完备的音乐理论体系，也随着整个儒家学说一起传承了下来。

笔者从自身学习音乐理论、音乐实践的经历而言，也总能感受到孔子的音乐实践、音乐理论和对音乐文献的整理在整个中国音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有人曾说中国的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时被作为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虽然关于他一生音乐活动的记载和思想、观点只是片段语录性质的，甚至有些东西是经过后人发展而形成的。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启示，却是深远的、不可估价的。所以，我们把孔子称之为我国音乐史上的一位伟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研究孔子的音乐贡献，就是要不忘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历史，不忘中华音乐那绵长悠远的血脉！

参考文献：

[1] 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 杜洪泉.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概论[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简述儒家的主要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西医结合

作为“准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完成医学教育之后，即将走上岗位，进入社会，亲身实地面对病患，面对诸多的社会敏感问题。而在医学教育阶段，医学生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技能，还要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观、职业价值观、义利观，明确应秉承的医德理念，熟悉应遵守的医德规范。而这些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

一、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医学生的职业教育主要以课程学习为主，涉及课程为《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和《医患沟通学》，学时为35学时左右。课程安排多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其中《医学伦理学》为主干课程。

从课程设置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课程都属于西方医学伦理学范畴，西方医学伦理学强调社会价值，对个人价值关注不够，强调他律，对自律关注不够，未能将医学与医德进行有机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医学与哲学密不可分。中西方医学，医学伦理学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比如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的差异，而基于哲学的这些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中西医对疾病、自然、社会三者关联上认知的差异。中西医也因此各具特色，也各有自身的局限性。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中西医结合”已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在慢性病诊疗、亚健康、肿瘤诊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以西方医学伦理学为主，如果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发挥各自优势，充实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实施“中西医结合”，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内涵

1.医乃仁术为核心的价值观

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命题。最初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无伤也，是乃仁术也”。随后，医乃仁术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共识。在许多医学著作中，多有提及。如杨泉的《物理论》中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1］意为医生，如没有仁爱之心，则就不可托付于他。而在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更首次提出了医乃仁术的提法：“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2］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即一个“仁”字。而在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念中，仁始终列在首位。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德对于医学目的和本质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德主张医德与医术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结合体。仁是术的前提，而术是中性的。即医德是医术的前提，依靠医术来实现其宗旨和归宿，而医术是中性的，衡量医术的善恶标准是医德。

2.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是万物的本源，中国传统医德形成了“贵生”的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最宝贵的。《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3］，意为天地万物，唯有人的生命最可贵。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4］中国传统医德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在行医理念中，体现出惜生的养生观，在行医的过程中，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维护、提高生命价值的关注，对生命的敬畏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德“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3.普同一等的医患观

普同一等的医患观首先是博爱，泛爱众，对待患者不应贵贱有别。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仁爱不矜，虽贫贱斯养，必尽其心力。”［5］其次，一视同仁。治疗患者不应贵贱有别。治疗原则应根据具体病情而定，而不应尽遣珍贵药材。如《肘后备急方》“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6］在行医过程中，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学会换位思考。“我之有疾，望医之救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利则利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以及“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视彼之疾，举切吾身，药必用真，财无过望，推诚拯救，勿惮其劳，冥冥之中，自有神佑。”［7］

4.大医精诚的职业观

大医精诚，精即医术精通。孙思邈认为疾病的内在病因和外在症状千差万别，有时病因相同而体现不同的症状，有时相同的症状又有不同的病因。所以在具体的诊疗中，一定要通过诊脉来具体判断，然而病人有个体差异，诊脉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其中道理，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能明了。所以，孙思邈提出，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入的研究医学资料，勤奋刻苦，孜孜不倦，而不能道听途说，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自以为掌握医学，如果那样，就是害了自己。“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4］大医精诚。诚在于诚心救人，重义轻利。孙思邈认为品德医术俱佳的医生行医，必定排除私心杂念，安定神志，对患者怀着同情慈悲之心，决心拯救大众的疾病之苦。“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4］不论患者贵贱，长幼，疏亲，智愚，都应一视同仁，能够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推己及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4］行医不应以谋利为前提，而应秉承解除患者痛苦的思想。“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4］。

5.审慎行医的诊疗观

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确定都要凭借行医者的经验。而疾病的表现千差万别，加上病人的个体差异，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方面十分强调谨慎行医。孙思邈在

三、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特点和局限性

首先，从“医乃仁术”的核心命题可看出，中国传统医德强调医学与医术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主张精良的医术来自于高尚的医德，两者密不可分。主张先有德后为医，正己为先，正物为后。

其次，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从个体医疗实践出发，多见于医家的医学著作中。从医德与医术的关系，到修养医德的重要性，以及具体行医规范。这些具体的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第三，中国传统医德理念重视医生职业道德的自律和修养。强调医生应在不断的医学实践中完善自身的医德理念，强调自爱、自省、慎独。

最后，中国传统医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美德规范性。如同儒家思想中近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中国传统医德以“大医”为行为准则，主张大医精诚。

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医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受到儒家思想“君子不器”的影响，对医疗技术的关注不够；从个体人格完善出发，对外部制度的约束关注不够；在医患模式上，对患者自关注不够；并且还受到历史、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有些方面有宿命、迷信等因素。

四、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首先，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弘扬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丰富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有课程相结合，起到古为今用、优势互补的作用。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主干课程为医学伦理学，主要内容为功利论，人权论，公益论。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有较强的实践性，具体到医德的自我修养，从医的行为规范，对今后医疗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上，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更利于医学生理解、接受。中国传统医德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传承，已经融入到我们医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文化的传承一定是建立在心理认同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也因此更利于医学生理解其内涵，接受其思想，进而将中国传统医德理念融入其职业观，职业道德中去。

第三，在医学人文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加强人道主义精神。现代医学依赖医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医学人文。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强调人格追求和人文关怀，强调行医要有恻隐之心，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这些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医德理念将有助于增加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

第四，在职业观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树立仁心仁术、重义轻利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行业也面临着经营体制的转换，在保持原有公益性的同时也需要增加市场收益，节约运营成本。由此而带来的医疗行业追逐利益，医德意识淡漠，医患矛盾增加等问题。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倡导重义轻利，主张医学实践的动机和目的不应为追逐名利，而是通过医学实践起到自身道德修养，进而改善生活境界。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灌输中国传统医德关于义利的理念，可使医学生在进入工作以前，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平衡义利的关系。

五、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实施“中西医结合”的建议

第一，建立以医学人文为基础，职业教育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在原有开设课程《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卫生法学》的基础上，增设《中外医学史》、《中国传统医德简述》等选修课程；第二，在医学生实习阶段，结合具体医学实践，加强中国传统医德理念的灌输。最后在校园文化方面，开办《中医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介绍中医医德、中医文化、中医名医。

可以预见，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实施“中西医结合”，可以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起到加强促进作用。进而在医疗行业医德医风建设中起到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物理论.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12册［M］.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1983：15.

［2］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204-213.

［3］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5.

［4］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1-2.

［5］ 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6：1040-1041.

［6］ 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

［7］ 曾世荣.活幼心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