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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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1篇
近年来，__区深入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强化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协调组织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共同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显著
目前，__区__岁以下的未成年人______人，占全区总人口的__.__，其中在校中小学生_____人，占未成年人总数的__.__。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工作局面。
（一）阵地建设成效显著。各中小学校把德育纳入课堂教学，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幼儿园通过做游戏、讲故事、背诵启蒙诗歌等形式启迪幼儿心灵；小学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少先队活动，培养基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中学注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重视发挥团队、学生会的作用，着重培养学生互相合作、团结进步的能力和品质。各级充分利用清明节、“五四”、“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扫墓、宣誓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二）工作合力不断凝聚。充分发挥文明委的协调组织作用，推动各成员单位切实履行相应责任。____年，区委宣传部、区直机关党工委、团区委、区教育局等部门联合组织了“我心中的中心城”征文比赛；____年，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文体局、区教育局等部门单位联合组织发起了“未成年人拒绝网吧”宣誓、签名活动；区直机关工委、区妇联等部门联合发起了“春蕾计划”捐助活动，三年内为贫困未成年人提供助学捐款近__万元，救助贫困未成年人___余名；区妇联组织开展了“十佳小公民”、“优秀小公民”等评选活动。
（三）基/:请记住我站域名/础保障得到强化。黄河水体纪念碑、天鹅湖、牛庄革命烈士祠、时家村吕剧展览室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去年全区仅在中小学校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____万元；对从事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有关机构，也都落实了必要的工作经费，全区每年__万元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城市各社区积极设计公益广告、文明提示语，建设“五小”服务站等，努力改善未成年人活动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开展网吧专项治理、提供未成年人维权服务、提供助学服务等各种措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保障。仅去年一年，全区就取缔非法网吧__多家。
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教育评价机制还不尽合理。学校工作不同程度地存片面追求学习成绩、升学率的倾向；部分教师还存在体罚或变相体罚现象；学校思想政治课还存在生硬说教现象。学校过分看重教学成绩，不注意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少先队、团支部、学生会的作用，随着年级的递升，这些曾经对学生充满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未成年人组织正逐渐失去魅力。
（二）社会环境中仍存在消极的诱导因素。内容低俗的书刊杂志、电子游戏，强烈刺激着缺乏分辨判断能力、充满好奇心、处于成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人；随处可见的洗头房、网吧、性病广告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腐蚀着未成年人的心灵；社会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观点，也是影响未成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争夺未成年人思想的重要战场”，也是影 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因素之一。
（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发展不平衡。从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比较，城市家庭抓得比较好，农村家庭就差些；从油田与地方比较，油田抓得比较好，地方抓得相对差些；就城市组织而言，学校、机关抓得较好，企业抓得差些。近年来，中心城区一些外来经商创业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赚钱、发展上，疏于对子女的教育管理，导致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不良，给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
（四）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存在脱节现象。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中仍存在方法、目的上的差异，难以对未成年人形成和谐统一的影响。一些未成年人受家长和诸多社会因素以及消极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比较注重当前利益，存在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一些从富裕家境中、从侥幸暴富家庭中、从溺爱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不懂得用自己的努力换取成功，不懂得珍惜既有的幸福生活。成年人自律意识欠缺，也给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五）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一直以来，中心城区缺少必要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比较少，这些都制约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
三、对策与建议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身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一）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一是坚持正面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党委政府充分发挥领导、引导作用，各级团组织要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纳入工作计划，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利用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使他们成为宣传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二是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对网吧、OK厅、游戏厅等场所进行集中整顿，坚决消除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因素。制定严格的工作落实责任制，积极联合各部门形成完善的责任倒查机制，杜绝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进入未成年人领域，杜绝未成年人出入经营性网吧、OK厅、游戏厅，从源头上建立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管理机制。三是强化未成年人维权服务。与“平安中心城”创建活动相结合，围绕校园安全、治安防范、交通安全等主题，提高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防止他们受到伤害。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努力形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挽救机制，发挥社区未成年人维权服务站、法院“少年法庭”等未成年人维权服务组织的作用，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四是做好队伍建设工作。加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文化市场管理队伍、文化教育设施辅导员队伍、以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队伍的培养建设力度。重视妇儿委、少工委、青联的工作，支持他们以特殊的号召力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贡献力量。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2篇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休闲的概念
中国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是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休”从人、从木，《说文》解释为“人依木而歇”，可见休是人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辞海》中解释“休”为吉庆、欢乐;《五经文字》中提到“休，象人息木阴”。而“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指栅栏，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大德不逾闲”，此处又有约束、限制之意;但是“闲”通常同“娴”，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表现了一种心境的平和和宁静。所以休闲组合起来，就可知身体摆脱日常强制性的活动而获得的一种平静的精神愉悦状态。从上述阐述不难发现，古时休闲的定义与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一种精神的愉悦状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主要休闲理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仁、智、勇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当然，其中蕴含的休闲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三个方面中，古代的休闲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将其主要休闲理念概括为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和以“静”为主。
三、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
儒道思想体系虽然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但是两者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主张不同而造成的。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人人世，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儒家想构建积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休闲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儒家所谓的“天” 是指一种社会大同的秩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要达到的休闲的状态，必须是与“天”相互融合，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大同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生活状态，正因为如此儒家将休闲与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进而达到建功立业，建立大同社会的真正休闲状态。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是与大同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了一种束缚和限制。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中核心思想是“仁”，并且极为重视“礼”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并告诫弟子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远游是对父母的不孝，远游就设置在了一系列社会之“礼”的限制之下，也即只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天，才能够达到自由的情景，享受休闲的状态。但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包含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孔子也曾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的思想，虽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为己任，但是在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会选择暂时的隐逸，回归大自然，这是的天人合一的“天”与道家的思想又有些许的相似。
道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也即以老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强调自我的超脱，其所谓的天人合一即指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修养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心境的超脱物外的状态。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表现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而为之。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尚境界。这样人便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休闲状态，获得心性思想的提高和升华。虽然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的“天”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两家思想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达到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不同是儒家要求要在一定社会秩序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休闲;而道家则是达到个人思想和修养的整体升华。
四、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单从休闲二字的表面意思来看，休是一种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而闲则是代表着内心的娴静和平和，侧重是人的感觉和思想的纯洁安宁。这个字的组合表现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休闲是通过身体的放松，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平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中人，内心也一定是无法得到平静祥和的，所以古人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认为劳作与休息都不可偏废，要中和为度。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至理名言都包含有一种中和为度的中庸思想，例如《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极为准确的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理念。中国古人不仅强调动静兼修，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作用。所以和西方的休闲不同，中国传统中休闲向往的一种“神的境界”，故多趋向于“静”。中国古人倾向于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在静谧遐想的过程中得到思想的解放和升华。但是诚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表述的那样，“静”往往以“动”为前提，“动”为 “静”提供遐想的先决条件。
作为与“忙碌”相对应一种生活的状态，“闲”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静”。在这方面儒道两家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思想也追求一种“静”的状态，这种 “静”仍然离不开儒家核心思想的影响，是一种“仁者静”，是一种处于自身情感，但是又在“礼”的限制之下的道德与情感的调和的状态。孔孟都要求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坚决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不因外界的得失变化而或喜或悲，最终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恬静平和。道家追求的“静”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他强调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净，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超然于物外，保持内心的绝对宁静、平和。所以儒道两家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虽然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这更表明了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追求内心的宁静，超然物外的休闲理念，它们不重视物质的享乐，只在意内心世界的真正平和安宁。
这种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在古人所从事的休闲活动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中国古人在欣赏美景之时是用创造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诗歌创作便是文人墨士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数不清的游记诗歌，文人们欣赏山水之时，总是静思遐想，寄情山水进而创作出不朽的诗篇。除诗歌创作之外，琴棋书画也是古人休闲的主要活动，通过从事这些安静的、怡情养性的活动，暂时脱离现实的世界，达到释放自己的感情，升华精神世界的目的休闲目的。另外赏花、品茗、饮酒等都是古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在平和的状态的中达到内心的安静祥和。
五、结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因此对于其中蕴含的休闲理念的探讨，不仅能够丰富现代社会的休闲理论，也能够为寻找中国特色的旅游休闲道路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根源。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李白；杜甫；鸟类意象；文化内涵；不同原因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40-01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而李白和杜甫则是这座高峰上空的两颗璀璨夺目的双子星。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像中唐诗人韩愈在《调张籍》中写到：“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后世常常并称他们二人为“李杜”，晚唐的李商隐和杜牧虽然诗写的也很好，但是后世只敢称他们为“小李杜”，可见二人诗歌的艺术成就的确很高。对于李杜的比较研究经久不衰，二人的不同之处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着标志性的显示，二人有很多描写鸟类意象的诗作，他们借着这些鸟类意象的文化内涵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由于思想倾向、家庭背景和地域文化和人生际遇这三个方面的差异，所以他们诗作中的鸟类意象也就不同。
一、李杜诗歌中的鸟类意象
通过对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翻查，找出其中涉及的鸟类意象有60种左右，其中凤凰和大鹏鸟出现的频率最高，如《凤凰曲》：“赢女吹玉箫，吟弄天上春。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影灭彩云断，遗声落西秦。”
杜甫一生非常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界的生物。在《杜诗祥注》中有许多描写鸟意象的诗作。通过翻查仇兆鳌《杜诗详注》可以发现，杜甫倾力描写的动物意象多为凤凰、鹰、沙鸥、燕子、杜鹃、鹘、鹊钨等。
二、鸟意象的文化内涵
李白和杜甫的诗作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吟咏凤凰的诗作，可见二人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二人对于凤凰身上赋予的儒家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积极吸取运用，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大鹏鸟自由自在的飞翔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形象展示。在大鹏这个意象中可以看出李白身上儒道思想的杂糅交织。
三、李杜诗歌意象不同的原因分析
李白和杜甫二人都喜欢写鸟，但是写的鸟类意象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种鸟，侧重点也不同。主要有说那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思想倾向不同。李白杂糅儒家、道家和纵横家思想。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李白身上不可能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唐才子传》李白传中也写到：“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黄老之术即是指道家。说明李白是深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
杜甫的思想并不复杂，儒家思想在其一身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二是李白和杜甫的家庭背景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关于李白的家族情况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李唐王朝皇族李建成之后代，有的说他的父亲曾任任城尉，这样的话李白就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无论是皇族后代还是官僚后代，李白身上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关于李白出生地就更加复杂了，一说李白出生在西域，长于四川，西域由于在关外，又是少数名族聚居之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小。儒家发源于北方，孔孟皆为北方人，从地域文化上来讲，四川一带属于南方相比北方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小一点。可是西域由于是少数名族聚居之地，那里自然是民风彪悍，习武之风普遍，李白擅长剑术可能与小时候耳闻目濡有关。李白的少年时代在蜀中度过，蜀中是道教气氛十分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自然很大，道教影响几乎是随其一生。杜甫相对李白来讲要简单一些，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上出过杜预那样的名人，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且又是出生在河南巩县，从地域文化上来讲，北方的儒家思想较南方较重。无论从家庭还是生活地来讲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深厚。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第5篇
安乐哲(RogerT.Ames)先生是一位中西比较哲学的名家,其著述颇丰。最近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出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地理解其中西哲学比较的代表观点和思想。因为本书汇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各种论著中的精品,由本人亲自挑选,在编译者的帮助下成为有机的系统,让主题更为突出,也更切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本书用中西哲学的互相比较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广泛涉及到道论、认知、自我、性别与身体、社群与政治、死亡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是探讨个人如何在人际、社会、政治以及整个宇宙的广阔脉络中成就一个圆满的自我。这不仅是西方哲学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儒道两家也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他们的深思熟虑可以为全人类的繁荣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安乐哲先生在本书中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中国哲学可能也应该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中西哲学比较的进程,已经从早期的类型化比较和概括性归纳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附录中,安乐哲先生指出,为了让西方人运用中国的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我们(西方人)有必要重新检讨被翻译成具有提示性的符号的一些关键术语本身的意思。所以他对“天”“道”“性”被习惯地翻译成“Heaven”“theWay“”inbornnature”的做法提出质疑,创造性地将“自然”翻译为“worlding”,将“知”翻译为“torealize”,将“诚”译作“cre-ativity”而不是“integrity”,这样的翻译打破了以前我们固定翻译的程式,也更为鲜活地揭示了这些传统概念本有的丰富含义。其根本意图是去除以前汉学研究和翻译中强加给中国哲学的许多西方式的假设,重塑古典儒学与道家的本来面貌。这一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是一次以核心概念为工具向中国心灵世界更为贴近的有效尝试,而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用西方语言深化和反思我们的既有理解。而这一过程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说,是富于启发意义的,消除语词理解偏差的背后,是对各自思想和思维偏见的摆脱,也是双方进一步学习和借鉴的契机。
中西互镜的成果还不仅限于此,在与郝大维卓有成效的合作过程中,安乐哲先生已经发展出一种体系来妥善地安置和处理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他借用了怀特海对秩序的“逻辑”和“审美”的区分,在他看来,“逻辑”秩序是由一致性和规则性表达的有序化,而“审美”的秩序是由具体性和特殊性表达的关联化,前者从逻各斯开始,强调抽象的优先性;后者开始于个体的特性,强调具体、特殊的优先性。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是一首逻辑秩序的赞歌,致力于从冗杂混乱中找寻理性和规律,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是用美学的感悟和关联性思维建构审美的有序。有鉴于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硕果,二者应该彼此借鉴和学习。比起神秘化或西方化中国哲学的进路来,安乐哲先生的这一思路,对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对话中的地位重要性而言,是更为基础而又切实可行的。在本书中,“逻辑—审美”的区分不仅可以了解中西哲学差异的基本所在,也是找到儒道共同点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还能用来作为发掘二者差异的一种手段。在“逻辑—审美”区分的观照下,安乐哲先生发现,在儒道之间有一种未被揭示的“共通性”(commonality)。儒道共享了许多“预设”,这些预设在与西方哲学的对照下,使得儒道彼此的差异彰显出来并得到解释。通过分析,安乐哲用“会通”和“歧异”概括儒道的异同,他认为,在人格修养上,不同于西方对一致性的强调,儒道都致力于培育人或事物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使用类推法来决定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强调权威的人格;在思维模式上,与西方哲学不同,儒道都不太关注物质性的宇宙,不相信世界具有单一的秩序,对真理的寻求持冷漠的态度,他们所注重的是通过直接体验来获得事物之间的联系,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关联性思维”;在自我的概念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因为思维的非二元论性质,都不会西方哲学一样诉诸“一般本体论”和“普遍原理的科学”,而是体现为需要借由“情境化方法”加以理解的焦点———场域模式。在这些会通的观照下,儒道之间的差异也突显了出来。“君子—真人”“诚—真”“恕—无”等概念之间的差异,则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在中国哲学中所扮演的“阴阳”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作者所定义的儒家和道家,其时间的限定主要在先秦,有时也涉及两汉,作者将他们称之为“古典儒学”和“古典道家”。儒家分析的文本对象主要是《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是《老子》《庄子》《淮南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也注意到儒家传统在后来的一些诠释中慢慢转向了逻辑的范式,道家在其后来的道教模式中也逐渐有了入世的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哲学从审美范式转移到逻辑范式的征兆。同时,作者也指出,我们虽然强调儒道的审美思维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缺乏逻辑的思维,事实上,它隐含在墨家、兵家和法家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以及很多技术进步的背后。安乐哲先生在中西互镜的道路上不仅重审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反省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价值的再发现是引人深思的。西方的超越观念以及追求本体的倾向,永不停歇地在事物背后寻求适当的对象和知识机能,杜威称之为“人心耗尽不变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最后的结果就是“哲学的谬误”。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向本体论和事实的终极性发出了挑战,但二元论和逻辑的思维却总在如影随形。所以当代哲学家转而反思语言来避免因最终(thefinal)和超越(thetranscendent)而犯下的“错置具体性”(misplacedconcreteness)。杜威的实用主义正是反思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成果,而同时它也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广泛的方面产生了共鸣。安乐哲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时所可能携带的理论包袱中,实用主义是干预最少的一种思想。实用主义对本体论的拒斥、对西方认识论传统的拒绝以及用语言作为核心隐喻来参与哲学讨论,不仅有利于排除西方思维方式中的超越主义,也能够借此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
此外,本书也探讨了一些争议性的话题,纠正了西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偏见。比如,中国传统中是否有超越的观念,中国儒家是否迫使女性处于卑微的角色,是否有集体主义的倾向,是否有民主的意识等等。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安乐哲先生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世界的多元化才是世界本来的面貌,尊重彼此的差异而又借鉴彼此的优点才是文明对话的正确态度。当前世界上各种文化正处于一个文化共生共成的状态,各种文化相互交叉也又相互影响。在本书的附录之一“我的哲学之路”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多年的为学之路,让我们这些后学之辈读来几多唏嘘。历经13年获得博士学位、热暑中与老师蹲在一起研读《淮南子》以及此后30多年对中国哲学的用力,但愿对学术热爱的这种“鱼之乐”也能借由这本著作,传达给更多有着同样用心的心灵,成为“众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