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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论断据说是最早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义。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中庸》;《大学》;成书
“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朱熹集注》定义的“四书”。《论语》的作者为孔子,《孟子》的作者为孟子,但《中庸》《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很难确定。四者都为儒家经典,《论语》距离《孟子》大约两百多年。《中庸》《大学》是《礼记》中的篇目,若能将《礼记》进行准确定位,方可有助于判定《中庸》《大学》的成书年代。思想史对于《礼记》的成书年代,也是难以确定的,因《礼记》的思想中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有点偏,但因其主轴没有偏离儒家思想,例如其《儒行篇》,过于讲究形式。但思想史不愿将《礼记》划分到汉代,因汉代的儒家思想因其时代要求,增溢杂合很多他家思想。所以《礼记》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和汉初摇摆不定。《中庸》《大学》因此被限定在此范围内。
朱子将这两篇从《礼记》脱离出来写入“四书”,并将《中庸》作者定为曾子,《大学》的作者定为子思,应有其缘由。
朱子在思想史上要对抗其他学派,在笔者看来,朱子想要对抗佛学。从晋朝开始,佛学就占据首要位置,虽在唐朝,韩愈主张“避佛”,复兴“儒学”,可表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学,深入人心。经过儒学者的努力,理学(儒学)在宋明再次达到巅峰。可见,朱子想要保持儒学的长久魅力,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论语》《孟子》没有去谈天,论语是“践人知天,践义知命,”重于实践,从下往上。朱子想要在儒家的理论里找到“天道下贯而为人性”的形上学部分,孔子是继承“天道下贯而为人性”,在实践;孟子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孔孟相同点,一,都是由下往上谈,先把人做好了,就明白什么是天理与命,并没有谈天道是什么。相同点二,都是重视“仁”。相较孔孟,佛教谈心性谈得更为精准细腻,于是朱子在《礼记》中找到《中庸》。中庸第一章为整本书思想的精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形上,由上往下。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完善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历来文献无法证明《中庸》的成书年代,虽郭店楚简及上博简成为新的史料,但仍然模糊不清,通过其思想内容进行推断,是一种途径。
《中庸》《易传》都是谈论形上学的部分,为什么朱子只把中庸放入四书里面,且《中庸》谈形上学的部分远远没有《易传》多。《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杂合各家,不纯,若放在四书里并不适宜。
《中庸》《易传》与汉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道德的形上学,后者是形而上的道德学。道德的实践是儒家,用道德实践去证天理,由下往上,天理也是道德的,称作理序。汉代形上的道德学,比如:董仲舒“人符天数”,道德由天规范,人应该效法天,按着形上的规范的道德就是形上的道德学。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走回天。孔子向前走,跨向人文(人的世界),把天向后推,但保留天,没有触碰天这一块,讲求实践。
荀子是追求理性,没有保留天的部分。先秦儒家“天人合一”透过道德与天一样。消化了老子,也就消化了荀子,靠近战国很末期,会被礼记收进去,靠近汉初。笔者推断《中庸》在战国末期和汉初之间,应该与庄子的天下篇同时。
《大学》由个人之“明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发挥到“亲民”(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内外兼修。“修身齐家治国齐天下”,向外的这部分佛教没有,“出家”,自净其意。将其放到四书里,填补空白,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这样的排序仿佛没有问题。反映的是封侯建国的时代。
非常清晰的等级序列,是周代贵族政体的反映,汉代表面上实行“郡国并行制”。间接证明《大学》的年代为战国末期。汉代的郡国并行,七国之乱后,诸侯的力量削弱很多,名存实亡,因专制政体和封侯建国基本精神是矛盾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受老子影响,原因为老子强调“明”。
关键词:儒家思想 礼 义 中和 高等教育
每年的九月,无数学子怀着对大学的无限憧憬走进了一所所高等学府,期待着自己能够成为完整的素质教育人才,成为祖国的栋梁,然而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他的《紫色清华·走出半人时代》中说:“一位建筑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梁思成于1984年有一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结合问题。距离大师的讲演已经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半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这段话的确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对于人才的培养也处于不成熟阶段,可以说我们所培养的都是“半人”,这样的现实激励着我们来寻找一条出路,如何培养一个对社会各方面有所了解并且可以全方位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全人”。我们不妨从古圣贤人那里去寻找答案。
1 “礼”与“义”的结合
文化蕴含的正是最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文化不仅仅只限于知识,还包括人的行为方式,而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由思想指挥的,所以,要教学生首先从尊师重道开始,然后才论其发展。
1.1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是作为某种“通过而思”的行动表述和实现的,思想拥有主观能动的目的性这一主要特征。孔子认为“人,仁者”,而在这个成为“仁”的过程中,“礼”很重要。在《论语·季氏》中有一句“不学礼,无以立”,它可作为揭示几个与“礼”的地位和功用以及它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的认识的一条途径:
“礼”是学生必须知晓的第一要义,是儒家思想关于一个人的定义的最重要方面,我们在当今的教育中,应当从学礼开始规训学生日益懒散的学习风气和失去地位的尊师思想,学礼才能立人,才能在学校乃至今后走入社会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走向成功,所以“不学礼,无以立”是完全应该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个突破口,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尊师重道的旗帜,更可以养成学生谦逊的人格,为将来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义
“礼”和“义”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剥离的。其实,古典儒家传统中的“义”,如果不是人的一种突出特征性和其个人身份,那也一定是一种自然状态。《论语》中“义”是君子自我塑造的“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之前的儒家大家们为我们固定了“义”的重要性,以及“义”在人们生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成人”必须拥有的品质,也是现在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已认定,“义”是某种独为人类拥有的品格,它源于自我,也决定独一无二的“尊贵”自我,并且以某种积极、规范方式引导人的行为。
“礼”和“义”既是教育学生的一个内容,也是教育学生的一个方式手段,而儒家思想教育的目的则是要塑造“中和”之人。 “中和”即人不可偏废,人要全方位发展,做到“和谐”。人肯定要有个性,否则人人都一样,社会就失去了它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说,追求个性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太过度,则会相反,所以,“中和”是儒家教育和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交叉点,即共同的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全面、高素质的人才。
2 儒家教育思想的特征
2.1 人文与科学并重
儒家认为政治上的成败得失决定于伦理道德的好坏,教育则是传播伦理道德的主要手段。因而,儒家的教育中心是教人做人,充满了人文性。儒家教育实质是以“仁”为核心容的教育,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关系“人”的理论。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教育也重视科学性。从教育内容来说,儒学传播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传授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因为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进行经学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传授相应的科学知识。如孔丘删订“六经”,为古代教育提供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精湛的教材,同时也开辟了使儒者借助读经来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因此,儒家教育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
2.2 适应性与实践性
儒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展现了儒家教育在其产生之初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演变与发展的适应性。孔门弟子人数众多,弟子显荣天下的亦众多,且教育有方,这些都是儒家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古人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弟子能够显荣于世,充满天下,多是以其政绩显示孔门的教育成绩,又能以其权势推行儒家的道义。因此,儒家才能设教授徒,使“六经”流传天下后世。这些都表明儒家教育思想,能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需要。
3 结语
回到开篇,如何塑造一个对当代社会有用的完人,是我们不停思考,不停探索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孔子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论,对于自己的弟子也是根据不同的个性区别对待来教授做人的道理。因此儒家文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借鉴的一个丰富的宝藏,尤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做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儒家思想重视思想,重视“礼”“义”,重视“和谐”,正与现代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是我们打开如何教育出一个“完人”这个问题的关键钥匙。“礼”、“义”是教育的原则,“中和”为教育的目的,两者并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已经困扰教育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指导工作,达到目标。
教育是“育人”,非其他;高等教育,是培育对社会负责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其他。而人是有感情的,有思维能力的,有精神境界的,有个性的,或者概括说,是有“灵魂”的。因此,教育正是教育人的灵魂的“灵魂工程”,现如今面临的状况是严峻的,在掀起一阵的国学热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使之交融产生和谐,而这个过程便是“礼”、“义”、“德”的综合素质教育才能实现,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立足现代,弘扬人文,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引导潮流,培育信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爱国主义 日本 新加坡 儒家思想 国家意识
绪论
爱国主义教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历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尝试从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内容、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比较
从历史背景看,两国同处亚洲,并且都是在海岛的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存在东方历史和岛国文化的烙印。它们在近代都曾受到外来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殖民活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给两国带来了很大冲击。笔者认为,基于历史背景所产生的民族心理差异是导致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和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提和根源。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国家主义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日本十分重视武士精神教育,到了明治时期,它被巧妙地转变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将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强调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主张教育要为国家富强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战时期日本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致,进而把“忠君爱国”、“忠孝一体”作为“臣节”。[1]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教育民主化的改革,但仍保留了国家主义的传统,实行狭隘的爱国心教育。
新加坡从被开发至今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经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受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新加坡由于这些原因很难走民族国家的建国之路。政府通常将爱国主义叫做“国家意识”,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体现为国家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让全体国民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从1988年开始,政府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国家意识周”活动,以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
近代日本的爱国心教育,将其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以抵御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但后来爱国心与其民族精神中固有的国家主义结合,成为教化臣民、给国民洗脑的精神武器,带有明显的侵略扩张的色彩。直至现代,其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意识仍然存在。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被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民族危机意识转化为侵略扩张的动力,其对外扩张的性质正是狭隘的爱国心的体现;在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侧重在多元文化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认同,以维持国家统一和种族和谐,是推动新加坡种族和谐、团结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比较
在教育内容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两国在国家和民族认同教育上都坚持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两国作为儒家文化圈内的重要国家,儒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经过改造与本土的传统价值精神相融合,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其主要体现在对“忠”、“孝”思想的吸收上。而两国在地理环境上同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忧患意识教育是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是日本德育的重要资源,它在本土化过程中与日本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相结合,形成了对统治者绝对效忠的集团意识和对神道皇国的忠诚信仰。日本视“忠”为最重要的美德,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上升至对天皇的孝顺和忠诚。日本的忠君爱国有明确的象征标志,即天皇,热爱国家与热爱天皇是统一的。二战以后受美国影响,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和道德教育体系,但是核心的民族精神却没有改变。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短暂,种族构成复杂,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交汇,政府坚持“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都东方”,是既吸收弘扬儒家思想又借鉴西方公民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新加坡,华人占了总人口的3/4以上,大部分移民没有受到过以来否定儒家的知识运动的影响,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和接受儒家价值观的可能性。该国基于实用性的观点改造儒家思想,赋予儒家学说以现代意义的解释,他们是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伦理的意义上,用儒家思想解释新加坡的文化和价值观,其重要体现就是1991年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各种族均能接受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新加坡还提出了“忠孝礼仪廉耻”的核心价值,认为“忠”就是效忠新加坡,把新加坡看做自己的祖国,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关键词】传统音乐 文化 内涵
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于早期的农耕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音乐得到传承,并且在与各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相互融合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传统音乐汇聚我国各民族个体的音乐理想和智慧,并且拥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历史背景,因此可以稳定地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社会各界学者在定义传统音乐时,虽然措辞上有一定的差别,但都是殊途同归,血脉相依的。即中国传统音乐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和沉积,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历史的不断进步中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1.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及地区性差异
时代性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即在不同时期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也有所不同。我国传统音乐的产生、创新、发展都是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进步而逐渐发展和进步的。每一种类的音乐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印记、特定的文化地域作为基础和背景,以及各个民族艺术家的贡献。最终使得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表演中释放着浓郁的历史文化色彩。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地区性差异作为其另一个显著特征,主要是表现在空间上。在相同的历史阶段,某一种音乐形式在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特点,即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地域性,是因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音乐只有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生活、文化以及宗教等相互融合才能迎合当地群众的审美观念,才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健康发展,最终同一类型的音乐分化成具有地域性的音乐品种。比如益阳文化别具一格,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楚文化气息。尤其是益阳地方传统音乐,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益阳地方音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益阳渔鼓、益阳弹词、益阳小调等曲艺形式的发祥地。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益阳地方曲艺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农村和农民密不可分。阴山山脉横跨内蒙古东西,在宽广的疆域中,各族人民引吭高唱雄浑的民歌及各种传统音乐,与辽阔的草原、雄伟的山脉、驰骋的骏马、盘旋的雄鹰、绵延的羊群,还有奔放的游牧汉子及温柔的挤奶姑娘,彼此相映成趣,成就了这里文化的恢弘、阔大,也使阴山地域蒙、汉兄弟民族的音乐文化具有了丰富厚重的特质。
2.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共性及兼容性
传统音乐文化的共性又称为共通性,这种共性表现为文化属性范围内的特性,其对于传统音乐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相同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传统音乐文化也具有类似的社会功能,进而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也就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得到体现。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我国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传承性以及变异性。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性表现为文化存在并且得以稳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在音乐文化的不断传承中,其本身的根基是不变的,这种音乐文化的根基使其在不断的进步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然而传统音乐文化的变异性主要是随着历史的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性,只有适应了时代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才能使传统音乐文化得以生存。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真正地做到兼容才能使传统音乐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1.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中和之美
我国成功的古典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古典哲学的中心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基决定了传统音乐的审美观念,并且对其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情感的联系,认为只有良好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才能完成“平天下”的大事业,同时,儒家思想更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因此,人们的道德品质修养要在内心和天的结合下进行。然而道家思想更为注重自然人文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由于音乐作为人们认知世界、表达感情的一种工具,因此哲学美学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音乐美的产生和发展。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美学思想主要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主体,因此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实践角度分析,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更显著。
道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各种生物的存在和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并且这种生存的规律都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道家思想中的自然是指宇宙原来的样子,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且不存在任何破坏的行为,一切都是寂静、淡泊的,正是这种平静无争的环境促使了万物的出现和生长。老庄的“大音希声”正是这样的,即在观赏美的时候,要消除一切私心杂念特别是生理的欲望,达到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无我、自由的精神状态。
儒家思想中的美学思想强调的是乐仁的相互统一,即为“和”。“和”即为乐音的和谐,乐音的统一,尽善尽美地把音乐表现出来。这种统一性使得道德和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统一和融合,即艺术内容在道德的影响下得到了充实,道德力量也在艺术的基础上得到了安定。
儒家和道家思想虽然在美学的表现上有所不同,但是在音乐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即旨在表现人的艺术观念。儒家和道家的核心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审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家思想要求达到一种平静的自然境界,使中国音乐具有浓郁的阴柔之美,而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使中国音乐具有阳刚和静之美。
2.儒家与道家思想相互融合的音乐观
儒家一直提倡“乐以载道”的处世观念和思想,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处事,并且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去,因此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的音乐被披上一层政治面纱。在儒家的思想中,音乐服务于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习惯,并且音乐还要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的政治态度,使社会风尚迈向更高的台阶。就政治影响而言,儒家更多考虑的是人们的情感需求,即通过具有政治色彩的音乐使人们的感情得到鼓舞,惩恶扬善的观念更为深刻,从而形成一种适应时代政治风俗的社会风气。
道家思想的音乐观在构成上与儒家的音乐观形成了互补的关系。道家的音乐观具有浓郁的神学色彩,强调虚幻的感觉,给人以神秘的色彩。道教公认的思想是音乐不是用来教育人,也不是供人们娱乐用的,更不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工具,而是神充分发挥创造力的产物,是一种难以表达的独特印象。因此音乐也有“通神之船”的美称。道教的音乐表演中,表演者击打乐器的数目是有限制的,因为道教认为不同的点数所通灵的神是不一样的。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文化等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及内涵。在音乐中融入了诸多儒家和道家思想,使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饱满、更有说服力,在愉悦人们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赵丽.音乐的美感——认识中国音乐的文化内涵[J].电影评介,2008(13).
[2]王文韬.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对策[J].中国音乐,2006(3).
[3]田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儒、道、禅[J].养生大世界(B版),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