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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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会计实践教学； 会计实验室； 会计实验室建设
一、广西改革开放30年会计实践性教学的回顾
会计是一门技能性强和特别注重经验积累的学科，会计教育的一项重要手段就是进行实践性教学。会计实践性教学包括在课堂教学中的案例教学，也包括到企业进行会计实践和在校内的会计实验室进行的会计模拟实验。这一发展过程，可以通过会计实验室的建设阶段得到反映。
（一）无校内会计实验室的阶段
计划经济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西会计教育的校内实践教学是一片空白，实践教学都是由学校提出计划，再由自治区财政厅（当时叫自治区财政局）下发红头文件，指派各地市县财政部门和一些国有企业的财务部门给予安排落实的。应该说，当时各地市县财政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财务部门对学校学生的实习是非常热心和高度重视的，都专门派出了业务熟练的干部担当指导教师，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实习，不但传技术，而且还教如何为人处事；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不怕苦和累，事情抢着干。正因为老师教得欢，学生学得勤，学生都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会计工作的要领，并且为今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或者走上了领导岗位。
（二）会计实验室建设的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有它的独立性，其正常的经营活动已经不再受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会计专业学生的实习由学校提出计划，再由自治区财政厅下发红头文件，指派各地市县财政部门和一些国有企业的财务部门给予安排落实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学生的实习只能由学校自己联系、自己安排。80年代中期起，由于三方面原因导致了会计专业的学生到企业实习越来越难：一是到企业实习不再是免费的了，一些企业收取不算少的实习费用，学校和学生都承受不了；二是市场经济下企业要讲求效益，财务部门不再有冗员，会计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繁忙，生怕生手插入，使其忙中出错、忙中添忙、忙中添乱，不再乐意当实习生的指导老师；三是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企业的会计资料属于重要的商业秘密，会计部门已经被视为企业的机密部门，一般不再欢迎外人介入。因为有后面两种原因，致使实习生就是到了企业，安排到了财务部门实习，所能接触到的经济业务也极为有限，动手机会不多，甚至出现坐冷板凳，无事可做的情况，实习效果并不理想。面对会计实践教学的困境，当时广西会计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思考建立会计模拟实验室，使学生不出校门，也可以进行会计实践教学。当时的广西财经学校、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了部分老师深入企业调研，搜集资料，整理加工，分别编制出了《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商业会计》模拟实习资料，于1988年建立了广西财经学校会计模拟实验室、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实验室、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实验室，开了文科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先河。当时的这些会计实验室都只是手工会计实验室，尽管设备简陋、资料粗放、项目单一，但是实验资料的仿真程度都比较高，基本上解决了会计实践教学的难题。需要说明的是，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实验室还专门拍录制作了工业企业生产流程和会计业务处理的录像带，在会计实践教学中开始引用了现代化手段。
（三）会计实验健全和完善阶段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几年间，是广西会计实验室进一步健全、完善的年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手工会计实验室相继配置或更新了设备，有了专用的实验桌，配置了幻灯机，放像机、凭证装订机等等；二是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和执行，实验资料都及时地得到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实验资料不再粗放，实验项目也不再单一，不但有了学生毕业前必须进行的会计综合模拟实训，而且也有了一些主要会计课程理论教学结束后的课程实训以及随课进行的单项实训；三是开始建立了会计实验教学管理的相关制度；四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会计电算化的推广，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校纷纷投资建立了会计电算化实验室，为会计电算化的教学和实训提供了条件。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是市场经济逼出了各校的会计实验室。那么，2005年后，人们便开始了对会计实验室规范建设的理性思考。2004年，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和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广西财经学院，由原财专会计模拟实验室和原商专会计模拟实验室合并整合建立了广西财经学院会计实验室。如何建设本科院校的会计实验室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一些专家、教授先后主持课题对会计实践教学和会计实验室建设开展了研究，先后提出了“双体系、双平台、多模块”的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会计模拟实验的运作方式在专业配合上，设置军团组合式，在时间安排上采用波浪式，在选择上采用菜单式以及会计实践教学应采用立体实战演练的模式等设想。2006年6月，广西财经学院召开了实验教学工作大会，作出了《广西财经学院关于加强实验教学工作的决定》，充分认识了实验教学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构建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验教学体系的要求，对会计实验室的建设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会计实验室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制度建设。会计实验室隶属于学院经济管理实验中心，为了保障会计实验室实验教学的正常运行，实验室先后建立了实验教学管理办法，实验教学工作实施细则，实验室工作人员守则，实验室各岗位工作责任制，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办法等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此完善而且科学规范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2.会计实验室硬件建设。经过整合，广西财经学院会计实验室现有手工实验室三间、电算化实验室四间，使用面积共计7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640名学生进行实习实验。会计手工实验室均安装有多媒体设备，方便直观教学。会计电算化实验室安装有用友财务软件、金碟财务软件、博科审计电算化软件、“无纸化手工会计模拟实验”软件（CS模式和BS模式两种）。
3.实验范围和实验项目的拓展。现在的会计实验室不再是单纯的会计实验，已经拓展到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的实验，而且各种实验都已经具体细化为许多的实验项目。
4.健全和规范实验教材的建设。目前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已经建设完成可供使用的实验教材有会计学基础综合实验教程、会计学基础单项实验教程、工业企业会计综合实验教程、岗位会计核算实验教程、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实验教程、交通运输企业会计实验教程、网络会计分步实验案例、会计信息化仿真实验案例、会计电算化实验教程、财务管理综合实验教程、财务管理课程实验教程、企业财务审计综合实验教程、审计电算化实验教程、成本会计实验教程、预算会计实验教程等15种。实验教材品种不仅达到了空前的齐全，为实现学生进行“菜单式”实习实验选择提供了可能，而且新编和修订的这些实验教材基本上达到了实验教材的规范要求，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大练习代替实验教材的做法。由刘蓉等老师编写的《企业财务审计综合实验教程》所附的自主研发的一套带有“审计陷阱”的审计资料，目前在全国尚属首创。
5.实验形式多样化。实验形式包括手工模拟实验、无纸化手工模拟实验、电算化实验和网络实验。手工模拟实验有会计核算手工模拟实验、审计手工模拟实验和财务管理手工模拟实验；无纸化手工模拟实验是利用计算机实现会计核算无纸化手工模拟实验和审计业务无纸化手工模拟实验；电算化实验是利用计算机、会计电算化系统软件和审计电算化系统软件以及ERP财务管理系统软件实现会计电算化模拟实验、审计电算化模拟实验和财务管理模拟实验，财务管理实验还可以在学院的ERP实验室模拟进行实战演练；网络实验是指利用网络服务器，将“无纸化手工会计模拟实验”软件和资料（BS模式）挂到网上，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登陆服务器便可进行无纸化手工会计模拟实验。
6.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开放式地建设会计实验室。目前广西财经学院已经与15家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与100多家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密切联系，学生可以到这些单位实习，老师也可以到这些单位进行业务实践和科学研究。老师们可以通过对企业的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对实验教材和实验资料进行更新、修订和补充。广西财经学院与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可以穿透原始凭证的“审计之星”教育版教学软件，拥有部分产权，是实验室走产学研结合成功的一个例子。目前该软件已开始向全国大专院校转让，也实现了实验研究成果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2007年1月广西财经学院制定了《广西财经学院实验室流动编制管理办法（试行）》，为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开放式地建设会计实验室给予了制度保障。按照该办法，实验室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设置流动编制，有关人员带着建设实验室的任务或有关科研项目，经申请批准后以流动编制形式进入实验室工作，其原人事关系不变，期满后再回到原工作岗位。进入实验室流动编制的老师可以到企业调研，结合实际地编写、修订实验教材和实验资料、完成科研项目。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该办法确实有效地推动了会计实验室的建设。
（四）会计实验室尚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广西的会计实验室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实验教材的建设尚不够全面，尚不能开出足够多的实验项目供学生选择，因此，会计模拟实验的运作方式在选择上，采用菜单式的设想目前尚无法实现。
2.会计业务不是独立发生的，对会计专业学生的训练也不能孤立地进行，但是，现在的会计实验室对于如何将会计专业的模拟实验置于全院财经类各专业（包括金融证券、财政税务等）的综合实验之中，实现融资、申报纳税、供、产、销全过程的，计划、组织、协调各职能部门，通过生产经营的运作，与假设对手竞争的全仿真环境下的综合实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因此会计模拟实验的运作方式在专业配合上，设置军团组合式的设想以及会计实践教学应采用立体实战演练模式的设想也暂时未能实现。
3.与其他文科经济管理类实验室一样，现在的会计实验室所能开出的实验项目中，基础操作性实验居多，综合应用性实验较少，创新设计性实验几乎为零。
会计实验室存在的以上三方面的不足，应该是今后会计实验室建设努力改进的方向。
二、对未来会计实践性教学的思考
纵观会计实践性教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会计实验室建设的情况，要进一步改进会计实践性教学，完善会计实验室建设，必须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思考和努力：
（一）进一步完善实验教材建设
会计实验教材应该符合以下要求：
1.规范性。会计实验教材既不能是会计理论教材的翻版，也不能以大练习代替，应该严格按照实验的要求规范地编写。要认真地分析各门专业课程的知识点、技术技巧点，设计相应的实验项目，提出每个实验项目的实验目的、实验要求，提供实验材料（资料）、实验步骤（或者实验路径）。
2.仿真性。会计各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教材所提供的业务资料都应该取材于企业实际，应该置于企业的实际环境之中，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实际逻辑；所用的账、表、凭证都应该是当前企业所实际使用的格式。
3.典型性。企业每天发生的经济业务非常繁杂，许多业务是重复发生的，会计各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教材所提供的业务资料不能简单地照搬企业实际，应该经过认真加工整理，撷取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经济业务即可。
4.系统性。从会计某一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教材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它的内容、体例、应该开设哪些实验项目统筹安排；从会计实验室来说，会计各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教材构成了一个大系统，会计、财务、审计、金融、税务等等相关的实验教材如何有机地联系应该通盘考虑。
5.全面性。从会计某一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教材来说，它所设计的实验项目应该包括这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的所有知识点、技术技巧点，不能有所遗漏；从会计实验室来说，应该建设的会计、财务、审计、金融、税务等等相关的实验教材都应该建设起来，而且各行业的会计、财务管理的实验教材和各种审计的实验教材都应该建设起来。如能这样，会计模拟实验的运作方式在选择上，采用菜单式的设想就可以实现了。
6.形象性。会计实验教材不但应该是纸质的和电子文档的，相当多的一些实验场景、实验对象的环境，一些具体的实验操作需要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因此，会计实验教材应该具有形象性，应该附以相应的音像资料。
（二）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实践教学应该通盘考虑、统筹安排
财经院校一般除了设置有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审计专业以外，还有金融专业、财政税务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等等。在这些不同专业就读的学生今天是同学，毕业后就是所从事职业的职业环境中的合作伙伴或者博弈竞争对手。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是互相交融，紧密联系的。因此他们的实践教学理所当然都应该联系起来，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同时进行。这样就能够使得他们在学习期间体会到自己今后所从事的职业环境情况，如何应对自己职业环境中的合作伙伴或者博弈竞争对手。这就是会计模拟实验的运作方式在专业配合上所采取的军团组合式或者会计实践教学所采用的立体实战演练的模式的设想。
广西财经学院已经成立了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统管了学院的经济管理类实验室，从形式上看已经为通盘考虑、统筹安排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实践教学奠定了基础和条件。现在缺乏的是能够进行这方面考虑、安排的人才和经验以及适合于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同时进行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实践教学的系列实验教材。万事开头难，只要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的领导和同志们牵头，各系配合，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如何组织立体实战演练模式的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联合（综合）实践教学终会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的。
（三）进一步完善和认真贯彻实验室流动编制制度，使会计实验室成为师生进行创新设计性实验和其他研究性实验的阵地
2007年1月，广西财经学院制定了《广西财经学院实验室流动编制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教师带着科研课题进专业实验室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实验室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果会计实验室能够引进相关企业数据库资料，如果教师带着科研课题进会计实验室工作，进行科学研究（比如实证研究）的同时，能够带着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一起进行研究，那么，会计实验室就将成为师生进行创新设计性实验和其他研究性实验的阵地，创新设计性实验几乎为零的现状必将改变。
（四）重视校外毕业实习，认真组织好校外毕业实习
校外毕业实习是学生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前的一次实战演练，是检验学生在校所学财会理论知识是否扎实，是否能够运用于实际，同时也是了解社会，熟悉职业环境，学习为人处事，进一步增长才干的一次极好机会。通过校外毕业实习，可以为正式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时缩短不适应期，尽快拿起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校外毕业实习是会计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会计人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不应该以校内会计模拟实验取代。对于校外毕业实习，学生应该重视，学校更应该重视。
学生重视校外毕业实习，就应该按照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在毕业实习期间，好好地到一个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去虚心地拜在职会计为师，真正地进入会计角色，虚心地向师傅学习，学习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诚恳热情的服务态度，把师傅要你记的账全部记好，把要你办的事全部都办好，实习结束时，让师傅给你写一个好的实习评语，让实习单位给你写一个好的实习鉴定。
学校重视校外毕业实习，就应该对每一届的毕业生都要制定完整周密的毕业实习计划；详细地将学生自己落实的实习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记录在案，动用学校的实训基地单位、关系单位为不能自己落实实习单位的学生落实实习单位，不让一个毕业生毕业实习落空。在毕业实习期间，学校应该派专业教师对学生的毕业实习进行巡回检查指导，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毕业实习能够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至于流于形式。
学生要把找工作与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如果已经落实了就业单位的，而且现在又能够接收你在那里实习，那就最好，实习阶段就应该在那里好好地干，好好地表现。如果实习单位已经落实，但并非你已经落实的今后的就业单位，那就更应该安心地在实习单位好好实习。如果实习单位已经落实，但是就业单位没有落实，为了找工作经常要外出跑一跑，要跟实习单位提前打招呼，请个假，不要不辞而别，随便缺勤，影响实习单位的正常工作。把实习搞好，是为找工作打下好的基础，而工作就业是学习、实习的目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其实也是毕业实习的一个重要内容。
学校要像向用人单位推介毕业生一样向实习单位隆重推介毕业实习生。自从有了会计实验室，有了校内会计模拟实验以后，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既具备了会计理论知识，同时也有了一定的会计技能技巧。实践证明，现在的会计专业毕业实习生到实习单位不但不是累赘和包袱，不但不会给实习单位添忙、添乱，而且成为了实习单位业务工作的生力军，可以帮助实习单位做很多事情。因此，不少曾经接收过会计专业毕业生实习的单位，现在每年都主动要求学校派毕业生去实习，有些单位不但不收取实习费用，而且还主动给实习生发放实习补助。因此，要使会计专业的毕业实习生能够受到更多的实习单位欢迎，需要学校向更多的业务单位隆重推介。
【参考文献】
[1] 唐振达，苏艺.立体实战演练法在高校会计实践性教学中的应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1）.
[2] 张臻，马英华，唐振达.构建会计实验教学体系[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S1.
[3] 隋英杰，夏鑫.会计高等教育实验教学体系架构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08）.
考古学概念范文第2篇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考古学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考古学概念范文第4篇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考古学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