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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朴素为美也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儒家的美学思想,对待朴素的美和绚丽的美,儒家美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者说二重性的标准。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美学观中的这一内在矛盾,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当是不无裨益的。
“大”并不完全等于壮美
中国现代美学对美的形态的划分,主要来源于西方美学史上对美与崇高的认识,而这样的划分方法恰好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乾坤刚柔,比乐师忧”(《周易·杂卦》),“刚柔者,立本者也”(《周易·系辞下》),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美学形态两分法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清代的古文家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论述。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姚鼐对美的形态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对文学风格的外部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而以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来概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类型也比较切合实际。
我国早期开始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便采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对美的形态作一分为二的划分。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最先提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他根据西方美学史上英国美学家博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美和崇高的论断来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按:即康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沿用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来进行分类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研究,能不能把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的“美”与“大”,比附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观念。孟子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出这一论断的: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儒家美学;思想;价值
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想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如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我国的艺术设计特色,而我国特色的核心之一就是儒家美学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对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人们对造物的价值观念形成,使得造物成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物化表现。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始终与我国社会共存共兴。时至今日,没有被时代淘汰,主要是其吸优吐劣的自我升级能力。深刻了解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华及其哲学根源,让儒家美学思想更好的为当代代环境艺术设计服务。
一、设计理论价值
1、“仁”是基础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实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现代社会,“仁”是在思想上积极催人向善的因素。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爱人”就是以人为本的有力支撑。环境艺术设计的理念首先是在功能性、艺术性上要以人为基础,要服务于人。反之,设计师也无从谈起合理的设计理念。
2、“礼”是标准
儒家美学思想中的“礼”是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共生和谐的道德规范与保障。“礼”的最终实质就是规矩、秩序和遵循的代名词。在我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中,“礼”以固有的数字、颜色、纹理、式样、陈设等形式展示在各个角落,维护着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宗法。“礼”作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设计理念由过去服务于封建法统的角度,而演变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设计中的材质、数理、装饰样式等元素,达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
3、“天人合一”是设计理念
中国最为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它不是哪一个固有思想流派的专利,但却是每一个思想流派不可回避理念。孔子提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来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为完善,最为科学、最为合理、最具智慧的中国哲学思想。追求环保理念是环境艺术设计必然遵循的理念,而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讨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存在着对人本身和看待自然两个方面的要求。
二、设计实践价值
无论是中国古典风格、还是当代的新中式风格,都是利用中国元素中的图腾、花纹、色彩、陈设等外观装饰形式来营造环境艺术设计的外观表现。
1、“和”为贵
“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和”为贵是儒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平衡观念和内敛性格。儒家思想看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内容实质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一直伴随民族发展至今,一直全方位影响着社会。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应呈现出折中、平衡、内敛的主体趋势,这一趋势也应成为未来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流。
2、“天地人相参”
“天地人相参”集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观念,体现了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倡导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应对态度。儒家美学思想中人化自然的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长期存在,不仅在过去有其辉煌的历史,也会在未来散发出吸引人的光彩。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建立在人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当中,应利用自然的同时顺应自然规律,这以理念不论在当代还是未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思想中提倡强大自身,影响外界的方式,是对“修齐治平”思想的延伸和设想。然而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主要是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设计教育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源伟人,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教育祖师。所以儒家美学思想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中影响尤为重要。
1、克制“急功近利”
对环境艺术设计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应该符合儒家思想提出的“厚积薄发”的循序渐进理念,环境艺术设计的学习和实践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速成与复制,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2、消除“见利忘义”
儒家思想至高的道德、礼教、政权要求就是两个字:“忠”和“义”。在商品社会中,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创造科学、艺术、合理的环境,来获得劳动报酬。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在专业技术上应具备相应的高度,同时在职业操守上更要保持高要求。
3、塑造“职业精神”
儒家美学思想创造出中国的儒雅高尚“士”阶层、日本的忠勇忍义“武士”阶层、韩国的“贤人”阶层。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人员教育中,儒家思想强调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思想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踏实的作风、诚信的态度和团队的合作精神。
四、结论
儒家美学思想是我国历史、民族心理的重要投影和重要潜流。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对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对外影响和传播以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等体现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颜文明 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志刚和谐社会与构建现代礼仪之邦[C].见: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
[2]姜林祥薛君度儒学与社会现代化[C].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汤常鸣儒家文化对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价值[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梁思成建筑文萃[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转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儒家生态哲学 气 通 和 生 时 道
关于自然的运行,儒家生态哲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时”“道”构成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这六个范畴既是对自然界的整体性、合目的性、联系性和有机性等特点的说明,又含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特性,是价值性范畴。深入研究儒家生态哲学范畴,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认识,对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气”:宇宙的基本构成元素
在儒家生态哲学中,自然的构成元素有阴阳、五行和气等概念。从逻辑程序看,气是最为基础的概念。从气到阴阳再到五行,构成了儒家对自然的全面深入而又系统化的认识。不过就现有材料来看,气的概念却似乎是在阴阳、五行概念之后才出现的,五行最初与气和阴阳也没有关系。阴、阳起初是一对表示方位的概念。《易・系辞》用阴阳的原理解释六十四卦,提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一个普遍命题,它把中国文化的阴阳观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命题提出以后,关于事物和阴阳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把气和阴阳结合起来,较早见于医和的“六气”说和伯阳父关于地震的解释。医和所说的阴阳和气都不是普遍概念,阴阳也不是后来所说的气的两种性质。相比之下,伯阳父用来解释地震的“天地之气”只是一种气,不与晦明、阴阳并列,具有抽象概念的形态;他又把天地之气进一步分为阴阳两个方面或两种性质,认为地震是由于阴阳失序造成的。这样,气和阴阳就上升为抽象的普遍概念,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和阴阳、气的关系便十分清楚了。庄子进一步提出“通天下一气”的思想,把“气”上升为万物的本原。应当指出,在先秦,万物都由气构成、气分为阴阳两种性质、二气的运行有一定的秩序等思想,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主张,可谓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中国哲学的“气”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至少有三点不同。首先,气是不停地运动着的,气和运动是内在地统一的;运动的动力源就在于气本身。在西方哲学中,物质和运动是各自独立的,物质没有内在动力源,不能自己运动,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进入运动状态。亚里士多德有“四因说”,其中的“动力因”就是解释物质运动的动力源的。其次,气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具有生命力,能够产生生命。在儒家与道家哲学中,生命归根结底是运动着的气。气的这层含义,陈荣捷翻译为“vitalforce”,汉语意思是有生命的力量。最后,在中国哲学中,物质和精神之间是一个连续性的无间断的过渡,气填充着这个过渡的过程,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层含义,陈荣捷译作“物质力量”(materialforce),指出它包含物质和能量,是“与血和呼吸相连的心理――生理力量”。杜维明先生提出“存有的连续性”,与此义大致相同。关于气的哲学与生态哲学的关系,玛丽・塔克提出,把物质和精神二分,把精神作为“先验实体”,排除“物质”,是西方哲学消除对于自然的敬畏的关键,也是文化和精神危机的原因,自然由此沦落为“资源”,而不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生命的“来源”。“五行化”是儒家文化以至中国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把“五行”作为范畴,对自然和人文世界进行分类,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说明世界的联系。五行化的生态意义在于它一是说明了世界的生态性联系;二是把生态措施整合进联系的框架中,使这些措施具有生态规范的意义。此外,世界的五行化还说明了世界的整体性和内在性。所谓整体性,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天人合一。在儒家文化中,人与世界同属于一个整体,人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构件,二者不是在时空上可以分离的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同一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董仲舒对于五行化的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他用气的概念把天、地、人、政治、历史统合为一个统一的、联系的整体,又继承了《中庸》中“至诚如神”、《孟子》中“至诚动天”的内在关系思想,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天人感应是一种内在关系说。内在关系说的特点是关系项之间可以相互决定,某一项发生改变,其他项会相应发生改变。天人感应表明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二、“通”:不同实体之间的物质循环
在儒家自然哲学中,气既是实体,也是运动,是实体性和运动性的统一。气的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在不同物质之间、人与物质之间、人与人之间循环与流动、交换,这是世界能够存在并且产生生命的基础。所谓“通”,本质上是气在不同实体之间的流动和交换。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没有的范畴。儒家学者把五行的“行”解释为气的运动。五行是五种基本物质,也是五种类别的物质。五行的根本性质在于运动、流行,并与其他事物相沟通、交换、影响、排斥、结合,由此形成世界的存在、变化与发展。五行的这种意义也可以叫做气的循环与流通,即“通气”。中国古代有很多表达“通”的范畴,如《礼记》中的“山泽通气”,《国语》中的“川,气之导也”,都是对气的流通的表述,也都是“行”。“川,气之导也”把河流视作整个大自然气的循环的一个环节,这是对河流的深刻认识。《礼记》还把山川称为鬼神,以说明其通气的作用。张载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照古人的解释,鬼者归也,是气的运行的回归、凝聚状态;神者伸也,是气的运行的扩张、发散的状态。鬼神即气的屈伸往来。山川是不能动的,鬼神作为气的运动形式,它以屈伸往来的运动帮助山川实现沟通、通气。在儒家自然哲学中,山川不仅与天地通气构成循环,也与人通气构成循环。人、山川以至整个自然,都是一气贯通的。因此,在古人那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沟通和感应关系。自然的运行会产生灵气,人得自然之灵气,即可成为出类拔萃的卓越人才。这也是作为肉体人的圣贤的生理学基础。所谓“钟灵毓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气也是支配人的身体的原则,人应当遵循。气在身体的运行必须畅通,否则就会发生疾病。《黄帝内经》具体说明了气与器官的相通,指出平坦之气必须得到涵养,才能畅通。这种气,无论其性质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它的“修”和“通”都是符合“通气”原则的。董仲舒把通气的思想引申为反对“滞郁”。“社”具有“通气”的意义。社的形式其实是土地。就其代表神而言为社。社只有墙垣,没有房屋。之所以如此,据《白虎通》引《礼记・郊特牲》的解释,是为了能够经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这也就是“通气”。与此相反,新兴政权一般会为亡国政权的“社”加上屋顶,表示其与天地隔绝了。社稷是政权的象征。与天地隔绝表示这个政权失去了天命。在此,神秘的不可见的天命通过可见的经验性的气的运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一个结果是引起人们对气的正常运行的重视,由此达到了尊重自然的循环的生态效果。当然,自然循环也是会出现差错的。在古人看来,日月之食,水涝旱魃都是自然的运行出了差错。古人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在社中进行调和阴阳的活动。与“导气”“通气”相同的还有“宣气”“助气”等观念。《白虎通》把时令气候的正常运转称为“宣气”。《汉书・货殖列传》也提出了“宣气”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通气、宣气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和原则,“助通气”、反对阻气则是人的职责。这种职责也具有生态意义。
三、“和”:气的生命状态
“和”是气的运行的一种状态。“一阴一阳之谓道”,“和”是阴阳之气在往来、屈伸、相摩、相荡、相感、相应、吸引、排斥的过程中达到的和谐、协调的状态,是天地之气不可见的适当配合,由此达成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态效果。此即《易传》所讲的“生生之谓易”。在儒家哲学中,阴阳之气在“和”的状态下运行是宇宙中生命产生和持续的根本条件。荀子指出,万物都是构成它们的阴阳之气在和谐运行的状态下产生的,都是在得到合适的滋养后而最终形成的。这就是天的不可见的神功。“和”是儒家自然哲学的最高范畴。《周易・乾・彖辞》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就是说.在天道变化的过程中,各种事物都得到自己的性和命的规定性,达到“太和”的境界,这才是“利贞”。张载指出,“太和就是道”;太和作为道,包含气的运动“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的性质,“铟、相荡、胜负、屈伸”的过程,由此形成统一的道。儒家自然哲学对于气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说明。摩、荡、交、感、推移、运化是比较典型的几种。另外《周易》的释卦体例有乘、承、比、应、得位、当位、不当位、一卦之内的刚柔升降等,也都是阴阳的运行方式或者静态地说是二者的关系。通常来说,无论是阴还是阳,得中位则常常能带来吉利的结果。“中”是儒家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中也是和。中庸、时中、中正在儒家哲学中都是根本性原则。此外,儒家自然哲学认为,乐(包括现代意义的音乐和歌舞等活动)的本体性根源是气的运行,举行乐的活动的目的应服从于并致力于气的运行的“和”以及天地的“和”。乐通过气与自然发生联系。乐不仅效法阳气,而且还因为它的作用是“和同”、促生,即调和气的运行,促进万物化育,所以它又是天地之气交合所产生的“和气”的象征;进而言之,乐能促进天地之和。乐和,天地遂和,故而儒家乐文化天然地包含生态维度。另外,儒家哲学对于阴阳运行的失衡与不和也提出了很多认识。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阴阳不和的一种状态是阴阳不交、天地不通,比如冬天。客观地说,中国文化发祥的中原地区属于北温带,四季截然分明,没有冬季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周期就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春夏秋冬四季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不过,儒家自然哲学的视野是广阔的、长远的,它从宇宙发展的总过程来看问题,认为“生生”是宇宙发展的总趋势,是宇宙的合目的性,在价值观上更重要,从而更多地肯定春、夏而否定秋、冬,或者对秋冬赋予一定的负面价值。如阴阳不交就是负面价值的一种表现。
四、“生生”:宇宙演化的“合目的性”
哲学与宗教之关系,很难有能共同接受的定论。在欧洲中世纪,作为其主流传统的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神学,无疑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论断宗教与哲学之关系,哲学便被认作宗教的婢女。对此,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最为典型,他认为神学高于其他一切学科,其理由有:(1)在研究对象上,神学高于其他一切学问。其他的学问只是讨论“属于人的理性之下的事物”,而神学研究超越了人的理性而追求“崇高”的事物。(2)在学问的确定性上,神学优于其他一切学问。其他的学问的确定性源自人的理性的本性之光,而神学的确定性是来自上帝的知识之光。(3)在实践的目标方面,神学较其他学问更为远大与高贵。如政治学只是指向国家当前的利益,而神学的目的乃指向永恒的幸福,这是其他一切学问最终的圭臬。(4)哲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神学,却不是神学所急切必需的学问,神学能够直接开显上帝。神学利用哲学,并不是因为神学本身的不足,而是由于我们理智的缺陷。我们借助于理性所知道的东西,是为了能够更容易被引向超越理性的上帝。
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宗教,以黑格尔哲学的论述最富有哲学的思辨性。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以“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组成,在“精神哲学”中包含了三个篇章,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在“绝对精神”中讨论了三个范畴,依次为“艺术”“宗教”和“哲学”。艺术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第一个环节,艺术作品是“从主观精神中诞生的具体形态的直观与表象”。因其具有“个别性”的特征,美的艺术的精神乃是一种“有局限的民族精神”,这就是说,它所展示的尚不是“绝对精神”。艺术是主观地创造出来的,并因创造者的主观性而将实体的内容分裂成许多独立的表象;宗教则将其整合为一个在“精神直观之内”的整体,从而将艺术的个别性与局限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限多样的形式上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由此而将艺术的那种系于感性的(主观的)知识活动过渡到(客观的和外在的)启示活动,过渡到被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内容才是绝对精神。就此而言,哲学的内容与宗教的内容是同一的,它们都以真理作为对象。不过宗教只是相应于一切人的真理,甚至也使用各种感性的表象,但哲学认识却要求摆脱所有的形式的片面性,并将其提升到绝对形式。这种绝对形式是将自身规定为内容并与其保持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自我认识,亦即把握哲学自身的概念。质而言之,“哲学这一概念是对自己作思维的理念,是认知着的真理”。[1]396413以此观之,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哲学”无疑是最高的与最后的范畴,它乃是“艺术”与“宗教”的统一。
一般来说,唯心论哲学与宗教有着内在共鸣,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容性与互补性。与之不同,唯物论与无神论结成了天然同盟,崇尚科学理性,对宗教持批判的立场,否定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无神论的观念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西方,伊壁鸠鲁被视为无神论之父,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17世纪的欧洲泛神论(反对设立超自然的上帝作为世界的主宰)和17-18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以主张理性的宗教替代天启宗教)可以说是向着无神论过渡的中介环节。机械唯物论者,如英国的霍布斯,直接否定超物质形态的精神实体,明确地表达了无神论的世界观。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者矛头直指当时的教会,在理论上多有建树,于其中,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尝被誉为无神论的圣经。他们虽持无神论的立场,反对罗马教廷的统治,但同时也认为宗教有利于社会秩序。
关键词: 中医 精神医学 中国哲学
1 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 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 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 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 “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 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 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 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 《灵枢·平人绝谷》篇曰: “血脉和利, 精神乃居。”此后, 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 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 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 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 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 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 ] 。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 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 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 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 ] 。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 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 导致各种心理障碍, 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 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 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 或以心为思维器官, 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 与灵魂离为两物, 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 中国人所谓之心, 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 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 而就此现实世界, 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 ]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 《荀子》曰: “心者, 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 如《灵枢·邪客》云:“心者, 五藏六府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 《类经·藏象类》中说: “心为一身之主, 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 脏腑百骸, 唯所是命, 聪明智慧,莫不由是, 故曰神明出焉”。
3.2 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 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 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 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 是统一的, 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 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 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 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 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 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 ] 。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 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 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 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 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 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 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 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lunwennet.com]
4 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 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 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 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 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 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 ] 。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 “外以儒行修其身, 中以释道治其心。”
4.1 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 使心理平衡、适中, 做人不狂不狷, 处事无过亦无不及, 态度温而不厉, 情绪乐而不, 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 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 说:“欲先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 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 ] 。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 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 才能气盛神全。李 认为“心静则万病息, 心动则万病生, 延年不老, 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 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 正如《医源》所说: “如能清心寡欲, 则情不妄发, 致中致和, 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 诚意, 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 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 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 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 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 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思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 ] 。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 《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 “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 《庄子·天道》说过: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 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 “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 “多思则神殆, 多念则志散, 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 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 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 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 甚者导致精神崩溃, 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 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 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 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 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 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 ] 。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 “禅非宗教, 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 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 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 除妄念, 破法执, 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 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 人才能消除烦恼, 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 “一切皆空”。佛教认为, 只有认识空性, 达成空观, 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 才能超越生死轮回, 得到解脱[9 ] 。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 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 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 生存就是苦。因此, 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以求得解脱, 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 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 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 “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 令独处一室, 扫空万缘, 静坐月余, 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 莫要于怡养性真, 慎调饮食, 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 小 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 “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 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 促进人的心灵成长, 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 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 ] 。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 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 开创了“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 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 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 张慰丰1 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 ] 1 中华医史杂志,1997 , 27 (4) : 193~194
[2 ] 葛鲁嘉, 周宁1 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 ] 1 求是学刊, 1996 , 1 : 27~31
[3 ] 钱穆1 灵魂与心[m] 1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8~19
[4 ] 张福利, 车离1 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 ] 1 医学与哲学, 1992 , 2 : 34~35
[5 ] 景怀斌1 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 ] 1心理学报, 2002 , 34 (3) : 327~332
[6 ] 周天庆1 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 ] 1 求索, 2007 , 5 :142~144
[7 ] 杨德森1 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 ] 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999 , 1 : 2~8
[8 ] 徐光兴1 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 1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7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