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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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第1篇
“十二五”期间，走向低碳已成为我国社会应对全球增温、气候变化、外部压力的必要选择。中国低碳发展面临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以市民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的低碳城市化发展，成为实现“低碳化”的重要挑战。城市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居住的主要场所，既是实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更是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生态技术建筑应用研发的基本单元，且对实现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城乡规划通过对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交通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锁定效应，对城乡空间的低碳发展有着长期的、结构性的影响。因此，如何从社区规划理论的研究方法出发，提高节能减碳的实践广度和深度，实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使社区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愿景之示范单元，提升城市吸引力甚至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低碳视野下对城市社区进行研究探索，通过深入透视国内外低碳社区的研究成果，分析当前我国城市低碳社区的发展态势，从低碳空间布局、低碳技术支撑、低碳制度构建、低碳文化培育等方面探讨低碳社区的发展现状、机制特征和经验反思，探寻我国低碳社区规划研究框架体系与调控机制。
2国内对“低碳社区”规划相关理念的探讨
2.1内涵认知社区是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的一定区域，是由城市中具体空间范围内对该地区有一定认同感的居民及其生活环境所组成的。低碳社区（lowcarboncommunity），又称为碳中和社区（carbonneutralcommunity），在国外也常被称为生态居住区（ecologicalresidentialcommunity）、绿色社区（greencommunity）、健康社区（healthyCommunity）和可持续社区（sustainablecommunity），是指透过社区营造方式优化，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生态环境、低碳建筑、节约能源、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再生能源、中水利用、低碳生活等减碳措施，努力进行电、油、气、水、废弃物等（皆可转换成碳排放量）能源与资源节约改善，降低社区碳排放量，实现减少输入、最大化利用资源的社区永续发展。目前，低碳社区并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权威衡量标准。具体而言，社区规划是为了有效地利用社区资源，合理配置生产力和城乡居民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开发与建设，从而制订比较全面的发展计划。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社区规划是以地区物质环境整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设施配置规划）为主，同时考虑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的规划。随着低碳的理念由经济、社会领域细化到城市层面，低碳社区成为低碳城市规划的基本单元和最小功能体，其配置的合理与否对城市低碳化程度影响重大，加之任何一项规划策略都必须依托社区而实现，重新审视低碳社区规划与低碳城市规划的契合，对其进行深入而有广度的研究，是促进城市低碳转型、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场域。综合上述分析归纳，笔者认为低碳社区规划是基于社区持续发展的视角，全面地考量居民的所有诉求，结合某阶段内社区的减碳和固碳这一发展目标，引入低碳空间设计策略进行创新，主要依靠再生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回收、绿色交通规划、用地布局紧凑、低碳建筑设计等综合手段，促成社区空间营建模式的转变，并运用系统分析技术，形成最佳行动方案，以达到预定目标，解决社区共同问题，引导社区优化的理性决策方法。
2.2实践探析“低碳”的概念提出后，低碳社区作为实现低碳发展范式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空间载体之一，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应对的政策和手段。国外主要由社会志愿组织建设，透过社区力量来推动。形成如英国伦敦“BedZED”生态村、德国弗莱堡“Vauban”社区与瑞典哈马湾（HammarbySjostad）等低碳社区发展模式[1]。国内的低碳社区营建主要以示范项目为主体的实验性社区规划出现，大多由地方政府或发展商推动，以实验项目为载体寻找可以实施推广的低碳发展规划建造模式。如长辛店“低碳生态城”、天津“中新生态城”、上海崇明岛“低碳示范社区”等。通过对低碳城市社区的实践研究，可以发现现行低碳城市社区应该具备居住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等要素，并特别强调二氧化碳的减排与增汇问题，规划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以下趋势：（1）制订低碳建筑标准，从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改善提高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2）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倡导与完善公共交通优先和主导的智能交通体系。（3）构建低碳技术研发平台，加快可再生能源使用推广（如风能、太阳能、生物等）。（4）以综合资源（能源、水、废物）管理策略带动规划建筑设计，建立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体系。（5）引领健康低碳生活，加强低碳宣传教育，通过宣传使人们的心境、价值、文化达成共识，使节能技术物化到公众生活细节。
2.3困境剖析如何让低碳社区建设与规划完成“从概念到实践”的转化，任重而道远。在践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制约因素：（1）政策支撑滞后。缺少行之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资金需求、政绩考核、财政转移、生态补偿等机制已经成为我国低碳城市社区发展的瓶颈。（2）开发商将低碳作为炒作手段，一些主打“低碳社区”的楼盘更多地是为了迎合购房者注重居住环境质量的心态，实际中仅仅是停留在绿化、美化和改善建筑物外部等浅显层面上。（3）消费形式不良，公众低碳意识淡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便捷性消费”等不良习惯比比皆是，低碳意识的培育以及低碳生活的践行尚需要合理引导。（4）规划人员理解偏差，规划设计人员对低碳社区的理解仍局限在工程技术层面上，导致低碳城市社区建设过多地强调物质环境的营造，设计时盲目推崇高新材料等昂贵的建筑模式和大环境绿化的手段，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低碳价值理念。（5）我国低碳社区建设与规划的相关评价机制不健全，建立低碳践行过程中缺乏战略评价、规划评价、项目评价、施工期监管、试生产检查、环保验收和环境影响后评价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反馈机制，相关评价依据比较模糊。
2.4研究评述我国对低碳社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学、经济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纷纷进入该领域，才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宋玉祥、丛澜、石军、何燕宁等从绿色社区的概念以及内涵等视角阐述我国构建绿色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构建了绿色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考核评价标准体系，并创建了可持续性社区需要的具体步骤。叶昌东、周春山[2]提出并阐释了构建低碳社区的四种基本形式——基于地域空间的社区、基于职业空间的社区、基于生活空间的社区和基于虚拟空间的社区，指出低碳社区建设内容包括技能性、组织性、制度性、文化性四种要素。陈飞、褚大建[3]提出在城市社区空间层面强调混合使用和适度高密度社区开发的策略，打破传统方式上的功能分区，不同的社区组团作为城市最小功能体，依靠公共交通联系，减少小汽车使用，发挥城市地缘性作用。李志英、陈江美[4]提出实现社区建设低碳化的主要路径是引入低碳化规划设计理念、开发低碳化技术、采取低碳化能源系统、运用低碳化资源循环系统、实施低碳化运行管理、培育低碳化社区文化、倡导低碳化生活方式。王建国、王兴平[5]指出在城市空间营造方面，塑造可以持续适应城市功能动态变化的空间模式，按照地区级、街区与社区级以及建筑单体不同层面，综合应用低碳技术。孟文强[6]指出低碳住区的实现途径包括：住区建筑日常节能减碳、节水减碳、绿化减碳、交通减碳、住区建造期节碳与建筑材料回收利用减碳，并对低碳住区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技术、产品问题进行了诊断，提出了相应对策。纵观国内相关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研究前沿与动向，可得出以下四点趋向，即：（1）主要侧重于低碳城市社区理论研究框架的构建，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地区的低碳社区发展模式的具体探讨；（2）主要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研究低碳城市社区的规划内容，缺乏对空间、制度、文化要素在构建低碳城市社区中作用的认知，以及相应策略的研究；（3）主要侧重于引介国外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理论研究进展及实践经验，很少从“此时此地”出发，提出基于某一特定区域的适宜的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策略；（4）多着眼于社区本身，而未扩展至城市乃至区域层面来研究社区低碳化问题，对于基于低碳的区域整体模式和对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关注较少。
3国内对“低碳社区”规划系统框架的解析
3.1动力机制“动因”作为一个生物学名词，意指行为诱发、维持，并进而引向一定方向的过程，也称为动机引起。低碳社区空间系统作为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其空间系统的演进与发展始终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权力更替、社会文化变迁等有关。一般而言，低碳社区系统可以分为，能源系统、环境系统、建筑系统、人文系统。（图1）对于其动力因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低碳社区空间为满足现在区域开放条件下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民生等多要素藕合，主要受生态环境因子、技术创新因子、经济结构因子、社会人口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态因子从传统的社区空间的附属支撑要素转为核心要素。技术创新因子则成为低碳社区空间的最主要动力，社区发展由资金、资源等要素投入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而社会人口因子则是发展的持续动力，社会人口中团体和组织之间关系和互动的一整套共同的习惯、规范、常规、规章或法律是低碳社区空间得以发展的基点。经济结构因子则承担低碳技术研发、投融资、战略决策、分担风险、利益分配等职能，是低碳社区空间发展“载体”。注：根据相关资料改绘。图1低碳社区规划系统构成低碳社区的实现机制是由政府、社区居民、开发商共同协作而成，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策制度创新是低碳城市社区发展的关键，根据低碳化目标，基于废弃排放标准、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制订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确定社区绿色交通系统、土地利用模式、布局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碳汇系统的规划等，构建完整的低碳城市社区发展运行机制，促进传统城市社区向低碳城市社区转型。在低碳城市社区发展制度的导向下，引导社区居民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倡导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低碳产品，节约利用资源能源，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等；开发商在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监督下创建社区低碳环境系统，从而促进整个社区“低碳化”的发展。
3.2空间类型基于减少碳排放的途径，低碳城市社区可划分为以下三种形式：（1）以设施低碳化为主要途径的社区。（2）以推行低碳生活方式为主要途径的社区。（3）设施低碳化与生活方式低碳化同时推进的社区。基于空间类型，低碳城市社区可划分为以下四种形式：（1）地域空间。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被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2）职业空间。泛指社区人类活动空间在工作场所中的扩展。（3）生活空间。指具有某种相同兴趣的人们进行交往、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空间场所，通常人们所指的俱乐部就是这种形式。（4）虚拟空间。人类利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手段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中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展，如网络社区、各种集会等。[2]还可以通过区位、地形地貌、时间历程、社会集群、经济层次社会容纳度、功能混合型、建筑密度等来划分低碳社区的不同空间类型。3.3控制要素在社会对发展低碳的诉求下，许多规划师致力于将生态保护、永续发展观念纳入低碳社区规划理念之中，并开始强调民间参与，透过社区自发力量进行多元的节能减碳措施，以达到加乘的减碳效应。低碳社区的控制与引导贯彻了环保的理念，其规划建设将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创造出绿色、和谐发展的生活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低碳社区建设涉及新能源技术、节能建筑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应用，必将推动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而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7]低碳社区规划主要控制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布局；（2）绿色交通；（3）资源循环；（4）低碳建筑；（5）生态绿化；（6）配套设施；（7）再生能源；（8）行为控制。低碳城市社区可采用节能材料、低碳技术手段、可再生能源、低碳社区规划、绿色环保的交通系统规划、适宜步行的配套服务设施的布局等方法手段，使社区内各类相关设施具有减少碳排放的功能。（图2）
4低碳视野下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实现途径探新
4.1社区规划体系解构各国的不同国情，赋予了社区规划的不同内涵。在我国，物质空间环境是社区各主体利益的焦点，因此空间与物质环境建设始终是社区规划的重要内容。对于具体的低碳空间规划（如表1）而言，学者大多从区域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三个层次分析规划编制方法和技术标准，认为在区域层面，结合轨道或公共交通导向的走廊式发展模式，在总体规划层面，绿楔式的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在社区层面，综合型功能布局更符合低碳发展的要求。从社区空间规划本体出发而言，学界大多认为社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具有一致性，但社区规划更为关注从社会角度本质去理解城市建设与空间布局，更加强调非物质层面内容的研究分析，在规划深度和规划方法上也有差异。一个完整的社区规划除对社区硬环境，如土地利用、基础设施、服务网点等进行规划外，对社区经济、管理机制、文化形象等软环境亦给予充分关注。其成果除包括空间布局的图纸外，还有可供实际操作的发展纲要、社区规约等内容。通过对低碳社区相关理念和系统框架的探讨，笔者认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社区规划构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空间布局的低碳化；（2）技术支撑的低碳化；（3）制度机制的低碳化；（4）文化行为的低碳化。（如图3）提高低碳社区规划的可行性和执行力。
4.2社区规划流程建构传统规划方法缺乏对城市的能源管理策略作出指导性的规定，亦未必会把能源供求策略定为推动总体规划的原则。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内缺乏在详细规划层面执行低碳目标的有效法定框架。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推动城市能源投入、产出及其温室气体排放效应成为决策考虑的主体概念。首先要分析目前规划管理过程是否具有足够的政策深度和弹性，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法以及日常规划管理的工具，并应以新思维、目的和手段进一步调整传统城市规划决策过程，建立低碳社区规划流程。（1）分析层次：气候变化对城市影响评估，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现象对城市的具体社会、经济和环境有何影响。（2）调适层次：鼓励使用减低CO2排放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造方式作为量度和减缓的规划手段，此外城市规划要由“适应”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将会无可避免的生物、自然和社会转变的实质后果，从而制定政策和行动去“适应”，把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主要从低碳观念、政策指标、空间布局、产业发展、交通系统、碳汇系统、建筑节能、能源体系等这八个方面的系统建构入手。（3）评估层次：建立可以评估和监控城市发展（包括个别项目、建筑物、交通系统、工业、能源供应等范畴）的机制，对规划手段进行反馈与调校[8]。
4.3社区规划策略重构将城市社区建成空间及其内部组成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社区空间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各相关要素实际上构成了空间依托的细胞与器官。因此，社区规划策略重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混合多元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这种综合、多样化的功能空间的混合形成功能网络，实现集约型土地利用，并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功能活动需求，增加社区的活力。（2）适度紧凑的空间布局结构。低碳城市社区应强调多种功能的混合，在紧凑的建筑组群之间最大限度地留出开敞绿化空间，构建社区自然生态基底。（3）绿色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系统为主导，建立步行、自行车及公车网络系统。（4）适宜步行的服务设施布局。在社区内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设施，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促使居民在社区附近消费，便捷而完善的服务设施使得人们较少私家车的出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5）循环再生的资源能源系统。积极开发应用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利用效率，构建清洁、安全、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系统和服务体系，建设节能型社区。（6）碳氧平衡的自然碳汇系统，最主要的碳汇是树林碳汇和湿地碳汇，这两类生态系统分别吸收并储存了大量的碳[9]。（7）科技创新的低碳技术支撑。低碳城市社区的建设依赖于相应的低碳相关技术的支撑，主要可从生物固碳减碳技术、清洁能源替代技术、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低碳住宅营建技术等四个层面进行研究。（8）公平公正的低碳制度构建。低碳城市社区除了低碳空间规划及低碳技术支撑外，还需要构建相应的低碳制度，主要可从低碳建筑设计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风险分配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制度构建，以保证低碳城市社区能够顺利地运营。
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规划;发展中国家;区划
1 西方社区规划的理念
如果城市规划不再是自上而下塑造城市的工具，城市规划就应该成为代表自下而上公众利益的手段。社区这个地域单元具有独特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特征[1]。如此，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社区规划成为西方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历来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认为正确的理念和实践的传统，公众参与和社区优先也成为西方民主城市规划强调社会公正的典范。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差别视乎被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住房自发建设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是拉美国家的贫民区，印尼的城市村庄，和中国的小产权房和城中村。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市民就是居住在自建住房中。这种做法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不少来自发达国家的规划师的赞赏，认为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住房自发建设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甚至比政府的公共住房计划还有效。
但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国）城市中的住房住房自发建设似乎只有利于一小部分居民，而大部分公众并未受益，相反还间接受其损害。越南胡志明市和印尼雅加达存在广泛的住房自发建设，整个城区宛若巨大的“城中村”。与其说民间自助解决住房问题，还不如说暂时地解决了现状居民当时的住房问题，城市未来居民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这个解决方案是否可持续？不可忽视的是随之而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空间混乱无序成为新的城市问题。
2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珠三角的案例
越南将居住用地平均分配给城市家庭，以便让居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只具备土地使用权的“宅基地”可以出租和出售。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只有农村村民有“宅基地”，越南城市居民也有“宅基地”。细小地块上的自建住房土地利用率极低，合法的容积率应该低于1.0。胡志明市中心的平均居住人口密度2.7万人/km2，远比世界上著名的高密度城市香港岛的1.6万人/km2和新加坡的0.7万人/km2更高。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寓住房大多在十几层或几十层，新加坡最高的公共住房是50层，而胡志明市中心城的非法自建住房大多在4-6层。香港居住地块容积率最高达10.0，新加坡达8.4，一般居住地块的容积率在2.0-3.0之间。由此推算，胡志明市的住房存在严重的短缺。普遍细小的“宅基地”上的自建房造成两个不良结果：第一，恶劣危险的高建筑密度居住环境。第二，自发建设的模式造成胡志明市住房空间严重短缺，人为推高住房的价格和租金。高房价与低下的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不少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心区的房价甚至比东京、纽约和伦敦的房价还高，原因就是因为稀缺土地没有得到高效率的利用，高房价继而阻碍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随着迅猛的工业化而快速提升，珠三角区域的发展充分体现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过程。1990-2002年期间，珠三角区域的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了2.6倍。广州所属的某区曾经是县级市，所以目前将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属于农村人口，居住在村里。但是此区的农业在区经济中只占5%，显然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尽管身份仍属农民。区内农用地占69%，非农建设用地占31%。城市化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农业用地与非农建设用地高度混杂。出现所谓“村村冒火，家家冒烟”的特殊城市化问题。开发所致的城市空间杂乱无章，安宁优美的村庄变成丑陋的“城中村”。在公共管制缺失的情形下，私有管制应运而生。代表私有管制的“门禁小区”是开发公司能够在城乡边缘地区为中产阶级提供体面居住环境的唯一选择。因为没有规划，私有管制下的空间土地利用效率高;因为没有规划，缺乏公共管制下的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开发细碎化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农村集体不利，这是问题所在。解决的方案在于：能够结合农村集体利益的城市总体规划;或者是能够避免土地开发细碎化的农村社区规划。
3 区划制度的重要性
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现阶段，强化区划制度的建立远比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重要。上述三个案例的共同之处是区划制度的缺乏，可能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缺陷。新民晚报报道上海汤臣高尔夫别墅小区违法搭建超过85%，匪夷所思。一个高收入城市门禁小区的居民居然将城市居住区等同于农村村庄。原因可能是区划属于城市制度，而亚洲发展中国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低密度社区（如村庄）建设不需要正式的规划控制，依照“乡规民约”和风水信仰的建设可能更有意思。没有规划控制的高密度城市建设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区划首先明确城市中市民与政府之间，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土地利益关系，并将利益关系法制化，个体与总体相互尊重。所谓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无非是尊重城市居民的现状利益，区划的功能也在于此。高密度城市存在严重的潜在土地利益冲突（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总体之间），解决的前提首先是法制，公众参与的基础也是土地利益的法律关系。新加坡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水平，但是独立后将近50年的、政府一手主导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一个不公正的城市。恰恰相反，新加坡城市是个经济效率、环境持续和社会公正的典范[2]。
4 我国社区规划的现状
从1997年开始，国家对住房政策进行改革，货币分房政策取代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城市居民居住模式由原先单一的“单位邻里”型逐渐向新的“社会邻里”型转变，社会也由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
因为起步较晚，我国关于社区规划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借鉴西方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的理论成果。迄今为止，国内所介绍的主要有类型学、区位学和社会行动理论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将系统论、社会互动论和社区冲突论引入到社区规划研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区规划的理论框架。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背景下，与西方国家相比，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分配与使用的权力，具备更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组织保障[3]。城市社区以“行政社区”为主，社区管理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率先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及四级网络”的社区管理模式，推动市、区两级政府及各有关职能部门权力下放和分权，以街道办事处为主体，强化政府在街道层面的行政权力与行政效能，同时构筑居民委员会所属的居民小区第四级管理与服务网络，从而形成“小政府或强政府，大社会”的新的管理体制。以此为基础，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市（实）-区（虚）-街道（实）-社区（自治体）”的两实一虚，三级管理网络的行政-社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新邻里观，提倡建立“居住区-小区-邻里”的社区管理模式。对邻里规模的界定，则提出以约300人（或约90户）为宜，邻里以院落围合的方式设计，促进形成密切的邻里关系，形成个人支持的社会网络。同时倡导面向社会、自下而上的规划体系，引导公众参与、小规模改造城市，实现社区文脉的继承与发展。
5 我国社区规划的启示
我国近十年来的社区规划研究至少具有以下贡献：揭示了城市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初步探讨了产生问题的根源与解决对策;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研究内容在拓展、深化。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社区规划概念模糊、理论框架松散，对社区发展的指导性较弱;社区规划以静态研究居多，动态研究较少;社区规划的社会效应尚小，距全面开展仍有一定距离。
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加强社区规划理论研究;开展社区规划实践，探索社区规划的基本框架;培育良好的社区规划环境，建立公众、企业、社区组织、规划机构和政府部门相互协调机制;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理论与方法，开展不同学科的交流[4];尊重社会与个人，建设个性化的生态社区[5]。
参考文献
[1] 威廉・洛尔著，张纯译.从地方到全球：美国社区规划100年[J].国际城市规划，2011，26（2）：96.
[2] 朱介鸣.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2，1：9-16.
[3] 姜劲松，林炳耀.对我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理论、方法和制度的思考[J].城市规划汇刊，2004，3：57.
[4] 薛德升，曹丰林.中国社区规划研究初探[J].规划师，2004，5：90-92.
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LEED-ND；绿色社区；规划策略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3）07-0096-03
1.引言
面对环境与气候、能源与资源、人口增长等诸多问题的挑战。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生态文明转型，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绿色发展思想就是可持续发展最新的表达方式。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城市社区，提供了加入可持续城市建设的有效平台。绿色社区是实践绿色城市以及绿色发展模式的基本物质载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关于绿色社区
绿色社区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作为绿色城市建设的基本功能单元之一，是以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与规划方法，统筹布置社区内外的物质空间环境，实现最高效、最少量、最低影响地使用资源和能源，营造出一种集约、低碳、健康、舒适、和谐人性化的聚居环境。绿色社区具有低的环境；中击性、资源和能源消耗性，同时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亲和性、人居环境的舒适性、经济的高效性以及社会和谐性等特征。
美国、德国、挪威、瑞典等国外绿色社区规划建设取得了一定经验，而我国绿色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且多以环保为主要内容，从政府、开发商、公众到专业人员、技术等都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概念理解的片面性、参与对象的单一性、操作运营的逐利性等。就规划设计而言，多数方案力求通过配备绿色硬件跃然而出，实则管中窥豹。究其缘由，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绿色社区规划指导系统，导致绿色社区建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本文试图通过吸取当下研究较为成熟，国际认可度较高的LEED评价系统下的LEED-ND来提出绿色社区规划设计策略。
3.LEED-ND引导下的绿色社区规划设计初探
3.1LEED-ND理论简介
LEED-ND（LEED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诞生于美国因长达百年的城市蔓延而导致的土地浪费、生态破坏、能源消耗、人际关系解体以及近年来气候变化等问题。LEED-ND是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美国新城市主义协会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三大团体共同开发的面向社区层面规划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集合了精明增长理论（Smart Growth）、新城市主义理论（New Urbanism）及绿色建筑和基础设施理论（Green Building&Infrastructure）等三大绿色社区规划设计及发展原则。
LEED-ND评价体系由五大类指标构成，分别是精明选址与社区联通性（Smart Location and Linkage）、社区规划与布局（Neighborhood Pattern and Design）、绿色建筑与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ings）、创新设计以及地区特色（1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ss，Regional Priority Credit）（图1）。美国越来越多的开发项目借以LEED-ND的指导，以求提高开发项目的整体品质，使得新的理论思想在整个规划体系中逐渐深入，同时自下而上动态地完善理论的发展。
然而，中美两国在城市建设机制以及基本国情上都存在巨大差异，LEED-ND不能直接用于我国，但是从理论系统更新、规划技术完善、实施手段创新等方面给予我国绿色社区规划设计相关的借鉴经验。笔者从最为直接的规划设计方面总结了以下几点绿色社区规划设计策略。
3.2绿色社区规划设计策略
3.2.1选址——绿色社区场地甄别选择
优先开发建设的场地归纳为三种类型：先前开发型场地（Previously Developed Site）、城市空置型场地（1nfill Site）、临近建成区型场地（Adjacent Site）（图2）。这些类型的场地能够充分利用周边及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减少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也更易于融入原有的城市肌理。
3.2.2构架——绿色社区用地功能布局
绿色社区作为绿色低碳城市的子系统，应融合到城市空间结构从分散布局向集中公交走廊式布局的转型中，形成各城市片区以交通枢纽为中心，由公共交通网络连接起来的城市网络嵌套结构（图3）。通过空间整合与鼓励社区内外部各种产业多样化发展，打破僵化的现代主义功能分区。在控制性规划层级中，除必须单独设置的用地外，提倡其他用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功能混合及立体化的空间利用，缩短工作、学习、休闲、服务和居住地间的路程，实现以短路径出行为主，从而降低能量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提高了城市运行效率和塑造了城市生活的魅力。
3.2.3控形——绿色社区空间形态控制
为鼓励公众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的交通模式，街区尺度应满足人性化要求，避免形成以机动车出行为基本尺度的大街区，并与城市道路网布局结合考虑。根据国内研究，居住功能为主的街区规模一般以200m×200m左右为宜，对于步行速度（4-5km/h）较为合适。但仅以道路密度作为衡量地块大小的标准不太完善，还需考略公共交通使用的便利度。建立基于步行和自行车尺度的公交导向街区（TOD），在公共交通站点周边适当地提高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进行紧凑式的开发建设，能够节约土地，并有效地控制街区规模和形态。
3.2.4择径——绿色社区交通系统构架
从某种程度上，交通系统的布局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空间形态结构及土地开发模式，只有绿色的交通系统作为基础才能构建绿色城市及社区。鉴于我国小汽车使用的增长速度，我国交通出行模式急需转变，具体为：POD>BOD>TOD>XOD>COD，即步行交通优先于自行车交通，再来倡导公共交通发展，其次再考虑结合步行、自行车的公共交通发展和小汽车交通发展。在社区规划设计人性化的交通服务设施（智能化的自行车存放点等），鼓励采用步行/自行车+公交枢纽的服务方式，扩大公交枢纽的服务半径，从而节约高等级公共交通设施的建造，以较经济的公交设施服务更广大的区域（图4）。
3.2.5配器——绿色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要求人们机械地按照规定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进行使用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划的地方设施不可能完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绿色社区规划中突破传统“干人指标”对配套服务设施的要求，充分分析社区性质、居民构成、社区规模，考虑市场规律、兼顾社会公平和就地平衡等原则“量体裁衣”式地配置服务设施。为了实现服务设施的有效利用，需要在绿色社区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创建良好便捷的联系路径。因此，基于如步行、自行车交通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基础上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尤为重要。在公共服务设施布点规划时，应考虑到居民与不同服务设施的心理出行距离及联系的可能性（图5），以已形成的、认同度高的、相对集中的服务设施区域为基础，延展布置各种等级规模的绿色社区及其他服务设施。
3.2.6增绿——绿色社区开敞绿地空间设计
绿色社区开敞绿地规划注重社区的自然生态，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在社区规划设计中与其他子项目处于同等地位，甚至优先于其他建设工程。构建多样性的景观，对社区整体空间进行生态合理配置。构筑绿色邻里模式，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保留与利用场地内原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创建生态协调区，保留、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维护自然演进过程。采用“立体绿化”，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依附或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上，包括立交桥、建筑墙面、坡面、河道堤岸、屋顶、门庭、花架、棚架、阳台、廊、柱、栅栏、枯树及各种景观小品与建筑设施上，通过人工改造和生态要素的添加与优化，改善绿色社区内的小气候。
3.2.7筑体——绿色建筑与街道界面
推行绿色建筑及技术，因地制宜地设计建筑，减少土方量，考虑自然地形和气候条件，注重建筑的朝向、采光、通风等，通过这些最基本设计手法，减少人工照明和通风的能源消耗。此外，可采取一些积极的技术和设备来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如太阳能集热装置、水处理和回收利用装置、绿色屋顶，采用保温隔热、隔音、防辐射等新型建筑材料和技术，如低能耗Low-E玻璃等。通过对街道空间的高宽比、沿街建筑立面、界面连续度、窗墙尺度等的设计可以创造宜人的街道空间，丰富街道的内容，提升街道魅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人采用步行的方式出行，减少机动车废气的排放，同时通过步行起到锻炼居民身体的作用。
3.2.8节源——资源及能源管理规划
绿色社区要对资源进行可持续的利用，其中水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可通过控制水量需求、雨水收集、废水处理再利用等方式实现。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逐渐采用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模式，推广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绿色可持续能源，并通过技术和设备改进，提高能源的效率。
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安置社区；自发性商业；商业配套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9（4）
1 引言：城镇化与失地农民安置社区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使原先城市周边的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之内，原村庄转变为城市社区，原农民转变为社区居民。这些安置社区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建设，具备一定的公共配套，居民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目前很多的研究围绕这样的农民安置社区，从拆迁安置补偿方式、社区管理、社区产业和经济发展、居民就业保障等方面，探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存在的问题，寻求其建设和发展的合理路径，多从宏观和政策方面提出建议，而对于社区居民入住之后的实际生活状况缺乏关注。
与同样是由于城市用地扩张所造成的“城中村”相比，社区在土地权属、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等方面几乎与城市社区无异，显示出一定的有序性，但是这样的安置社区又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是否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农民安置社区在有序的空间结构之下，并没有承载有序的城市生活，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自发性商业（包括集市甚至庙会）就是这种无序现象的典型代表。
2 五州社区基本情况
2.1 从村庄到社区的演变
五州社区是随着郑东新区的规划最早建成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之一。该社区的前身是圃田乡东周村，又名水磨周，下辖东周、中周、新中周、古城和东西老南岗6个自然村，2002年进行合村并城，在相对集中的、被拆迁的村庄附近选址建设五州安置小区，2006年建设完成。2010年11月，五州社区划归为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管辖，村民的户籍身份也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在医疗等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目前辖区常住总人口有15 000人，其中原村民有3 400人，其余为外来务工人员。
2.2 社区规划与建设
现在的五州社区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东起农业东路，西至黄河东路，北临商都路，南接安平路。社区周边的4条道路均为郑州市的主干道，距离郑东新区CBD和郑州东站均在5km范围内，交通便利，区位良好，周边多为城市中高档商品住宅小区和中高端家具建材销售等商业，社区总面积接近2km2。社区内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城市道路，包括永平路、中周路、东周路、万通街、列里路五条，其格局为方格网式，把社区划分成12个相对独立的街坊（居住组团），整体空间形态较为规整，在空间布局和住宅形式方面与周边现代商品房小区差别不大。社区内有五个建材批零市场，一个副食市场，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一家邮局，两家金融机构及上百家零售服务网点，具备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2.3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自五州社区建成，社区内部主要道路万通街和中周路两侧就有沿街摆摊的现象出现。尽管社区自身和郑东新区区域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但随着原村民陆续入住、外来人口的增多，五州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街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持续地繁荣，其规模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作为商业街，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作为一条城市道路，沿路的摆摊设点也带来了交通、卫生等种种问题。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在郑东新区的多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与新城CBD相距不远，且经过统一规划建设形成的新的社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沿路摆摊现象？为什么在郑东新区范围内，自发性商业只是出现在这种农民安置社区而不是其他商品住宅小区？与其他社区常见的自发性商业相比，这种社区内的自发性商业又有什么特点？
3 对五州社区自发性商业的调研与分析
3.1 经营的种类与时间
水果、蔬菜、小吃、服装等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品是社区自发性商业售卖的主要品类。服装的档次以中低档为主，小吃多为煎饼、凉皮等平民化的类型，价格也较为低廉。
在营业时间方面，社区自发性商业的频率为每天出现，一般在傍晚开始，最晚持续到凌晨。下午4点半，部分摊主已经开始准备摆摊；晚上6点，多数摊主已经摆摊正式售卖；到凌晨12点，大部分摊主收摊。
3.2 空间形态
社区自发性商业多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的中小学和公园附近，摊位设在万通街、中周路道路两侧，其中万通街路边地摊经营长度达500m，在中周路长度达200m。摊位多摆放在道路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在万通街的部分路段上，摊位甚至摆到了道路中间的机动车道上，再加上顾客的停留空间，自发性商业空间实质上侵占了相当一部分的城市道路空间（图1、2）。
从摊位的具体排列方式来看，虽然各种摊位未经任何设计，不同种类的摊位尺寸各不相同，但在总体功能上有明确的分区：以万通街和中州路的交叉口为节点，中周路南段主要经营蔬菜水果，北段主要经营便宜的服装；万通街东段主要经营衣物服饰，西段主要经营小吃。再加上各种摊位尺度都不大，整体上并没有显得特别混乱。
此外，地摊对与其相邻的沿街店铺经营状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少沿街店铺借助自发性商业吸引人流，甚至对自发性商业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作用。
3.3 相关人群构成
社区自发性商业牵涉到各类不同的群体和对象，包括摊主、顾客、社区管理者、沿街店铺经营者等，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自发性商业密不可分，并且已经在相当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经营主体：来源较为多样化，但几乎没有五州社区内的原村民。主要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附近城郊的村民等，部分摊主在五州社区租房居住。
服务对象：主要是五州社区的居民。
管理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该居委会由原东周村村委会改组而成。
其他受影响的人群：沿街店铺经营者、城市道路使用者等。
3.4 管理状况
社区居委会是由农村自治组织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组织，对于社区的管理社区居委会具有一定的自。虽然社区道路两侧设有禁止摆摊设点的标识，但管理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的态度。管理者将每个摊位都划定了界限，摊主每天需向社区管理者交纳卫生费和摊位费。
在调研后期，万通街上的地摊忽然全部难觅踪影，只有中周路南侧部分摊主出摊，其原因是由于自发性商业已被社区管理者禁止，这一现象表明社区管理者在自发性商业中具有关键作用。
3.5 自发性商业产生的影响
3.5.1 积极影响
①弥补社区商业服务配套设施的不足，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
②带动沿街商铺生意的兴旺，提高社区的人气。
③摊主租住在社区，为社区原住民带来房租收益。
④有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就业问题。
3.5.2 消极影响
①影响交通。自发性商业的经营地点不仅在人行道上，而且还侵占了部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影响了行人的正常行走，也阻碍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城市道路空间与社区商业空间重叠，通行车流和购物人流交织，再加上商业经营时间与城市交通晚高峰的时间的重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和交通隐患。
②影响卫生。自发性商业所在的中周路和万通街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表现为晚上地摊出摊后，菜叶、果皮、纸屑等垃圾随处可见，而卖烧烤、快餐的摊点更是污迹斑斑，不易清洁，破坏了街道的卫生形象。
③影响部分居民的正常生活。居住在卖烧烤、快餐的摊点附近住宅里的居民容易受到影响，主要分布在中周路以西的万通街两侧。据居民反映，因为烧烤产生的油烟太大，气味呛人，一到晚上都被迫关闭窗户，以防止油烟进入室内，这种经营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4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形成的原因
4.1 规划因素：社区商业设施规划布局不合理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一般包括沿街商业和集中商业两种布局形式。
从沿街商业来看，五州社区部分街道两侧均有很多沿街商铺，但其业态类型主要是小规模的超市、服装店、小饭店等，没有提供果蔬等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品。
从集中商业来看，五州社区所在区域内有一个综合型的农贸市场，即五州菜市场，位于农业南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建筑为两层，共有148个摊位，内部较为整洁。该菜市场具有一定的批发经营性质，同时为几个社区服务，规模、服务半径相对较大。对部分居民来说，五州菜市场超出了步行适宜的距离，在五州社区内缺少次一级规模的农贸市场的规划布置。在居民认为路边摊存在的有利影响中，36%的居民认为路边摊能够方便生活。五州菜市场位于社区的东侧，部分居民步行至菜市场需要10分钟以上，不如沿街摊位方便。因此，人们选择路边摊这种就近的方式进行日常的购物，而五州菜市场的经营情况并不容乐观，很多摊位处于闲置状态。
另外从区域层面来说，尽管社区内也有市内大型超市的免费购物班车，但是其便利性不如路边地摊，不能成为居民首选的购物方式。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商业服务设施数量的不足和规划位置的不合理，都是导致自发性商业在社区出现的根本原因。
4.2 经济因素：商品的价格优势与社区居民有限的购买力
调查问卷显示，82%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为3000元以下/月，大部分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价格就成为影响社区居民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居民倾向于购买便宜实惠的商品。以服装店为例，社区沿街店面所卖衣服的价格偏高，单件价格普遍在百元以上，而自发性商业的服装则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五州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摊位成本较低、经营灵活便利，沿街摊位售卖商品的价格更为低廉。万通街与中周路的摊位费为200元/月（后来变成500元/月），卫生费为2元/月，而五州菜市场的摊位费约为800元/月。经营成本的差别导致的结果就是，与五州菜市场相比，地摊上的蔬菜价格每斤普遍便宜。
4.3 管理因素：对自发性商业的默许
社区管理上对自发性商业的明禁暗许是目前社区自发性商业可以稳定存在的决定因素。明禁暗许的根源，是社区管理部门可以获取摊位费，有利益诉求隐含其中。这种默许和匡正的携手，使得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自成一个体系，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体现出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在管理上的自组织特征。
4.4 外在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谋生需求
在五州社区的居民构成中，东周村的原住民在成为失地农民之后属于城市中的待业人群，不得不寻求一些门槛较低的就业渠道；而占五州社区多数人口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为低技能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就业培训，因此，很多人通过路边的摆摊经营获取生活来源。
5 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建议
从对五州社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社区居民还是比较认可自发性商业经营模式的，并且由于自发性商业长期稳定地存在社区中，居民的生活已经与之密不可分。各类人群通过自发性商业这一平台，谋求生存和生活之需。在当前社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套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自发性商业可以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把社区中自发性商业合法化，作为管理的依据；禁止一部分对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干扰的经营种类；对自发性商业空间进行优化，如对空间占用的重新划分以及对摊位大小的统一，根据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和通行能力，合理分配自发性商业空间和通行空间。从根本上来说，路边摊点与城市道路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路边摊点经营活跃充分说明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不足或不合理。建议在调研居民使用习惯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新的农贸市场，市场的位置、建筑和空间形式、规模等，都要充分考虑实际使用的需求。
6 结语
人和地是城镇化的两个核心对象。城镇化不只是土地上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上的转变，还是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五州社区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一个代表，而社区中的自发性商业现象也正是这些居民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在空间形态上已经与城市社区同质，但在生活方式上却相去甚远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现状。社区自发性商业折射出了社区规划中配套服务设施的不合理以及社区居民多种多样的需求，因此，无论是只注重数量的社区建设，还是对社区内自发性商业一味地严打取缔都是不对的，应尊重城市中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体察农民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社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在未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可以预见大量新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出现，并且在人口构成、居民就业、消费水平等方面，这类社区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仍将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设计，亟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人性化的社区规划建设标准，建立社区居民公众参与机制，把社区空间规划与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管理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推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尽快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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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中村 社区环境 人性化 撤村建居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农村社区越来越多的被城市建设区所包围，并形成“城中村”，这一现象在相对发达的城市更为明显。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在城市规划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与面积的扩张，由于城市扩张速度之快，大量地区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仍然实行这种体制的农村社区被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成为“都市里的村庄”。近年来，不少城市已经启动对“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各地有许多成功的经验。1998年以来，杭州市开始推行撤村建居工作，目前已经建成不少新的多层及高层农居公寓社区。
在多层或者高层农居公寓的建设过程中，在对新社区的环境规划设计方面，往往按照的城市社区去考虑配套及内部环境规划，就“城中村”改造社区（以下简称“城中村社区”）的特殊性而言，还缺少必要的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考虑。本文所述的“社区环境”包括绿化景观环境和社区建设中的人文环境，故“社区环境规划”主要包括景观规划和配套服务设施规划两大方面。
一、“城中村”的概念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随着城市发展，其必然消失。
通过对国内各大城市“城中村”的分析与概括，我国“城中村”可分为用三种基本类型：A类，完全没有农用地的农村，且已经完全被城市包围；B类，有少量农用地的农村和处于城市近期重点建设区域的农村；C类，有较多农用地的农村和近期不列入重点建设区域的农村。
二、当前城中村社区环境规划存在的问题
2.1 内部环境景观档次不高
有的规划起点就不高，仍然按照农村社区的思路去规划，显得内部环境档次不高，缺少必要的景观要素，空间环境单调；还有的环境设计空洞，不注意细节，未能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2.2 缺少邻里交往的空间
我们有时怀念曾经生活的农村社区，而现在住进新的城市住宅小区之后，很多人感到不适应，尤其是年长的父辈们生。邻居之间互不认识，这也让小偷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住区失去安全感。人的社会属性又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群体性。因此，生活在城市社区的人们渴望有更多的交往空间。
2.3对比城市社区环境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类社区的停车设施严重不足，道路边上都停满了车辆，还经常被呼啸而过的小汽车搅得失去了安全感。这类社区除了内部环境失去安全场所和活动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缺少为不同层次人群的考虑。我们能够看见老年人在一起交流，但很难看见年轻人在一起交流，有的小区甚至连儿童活动的场所都很缺乏。现在一些新的城中村社区规划，从一开始就未充分认识这些问题，导致内部道路拥挤，车辆随处停放，道路安全性差等问题。
三、城中村社区规划――和谐是主题
3.1 引入邻里单位的理念，创造人性化的社区
农村是一个邻里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居民之间交往频繁，相互熟悉，对于“城中村”的改造规划要充分重视这一点。社区内应拥有足够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室外交流的场所，活跃居民的公共生活，有利于居民相互社会交往、密切邻里关系。同时，由于村民剩余住房的出租，引入大量的外来居民，如何加强管理，使外来居民和本地村民和谐相处。
3.2 引导农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研究“城中村”内农民的心理，以人为本，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引导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民习惯原有的低层农居而适应不了现代社区的多层和小高层住宅。农民在基本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放弃部分面积换取更好的生活环境，提升房屋的价值。采取一套大房换取2~3套小房的做法，使农民在保证自己居住的前提下，还有部分房屋出租，并带来部分持续地经济收益，逐步转变观念。得出结论：规划出高品质的楼盘和服务健全的社区有助于农民放弃原来的低层农居。
3.3 重新塑造社区的小空间环境设计
3.3.1满足不同对象的需求
通常可以按照年龄层次和生活规律把社区人口分为四类：一是儿童及婴幼儿，他们需要有公共的活动及游憩场所，大部分需要有家长陪同；二是青年人，生活压力较大，喜欢利用周末或者早晚在小区内进行体育锻炼，希望能和同龄人进行交流；三是中年人，平时生活充实，希望能有时间放松一下紧张的生活节奏；四是老年人，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活动地点以小区内部或者周边公园为主，很多人要照看自己的孙辈，喜欢相互交流和锻炼身体，他们是社区环境设计中应该重点关注的主体。
3.3.2 创造健康居住的条件
优化人居环境，促进健康居住。健康的环境、健康的住宅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居住模式。工业化社会的城市生活中，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食品都已不再像农业社会那么安全，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步提高，都期望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居住环境。很多人喜欢在健身房去锻炼，也有很多人喜欢在小区内跑步、打拳、做健身操。在规划设计中应为健身活动预留空间，有条件的社区应规划有运动场地，或者共享学校的运动场所。
3.3.3 注重细节设计
良好的社区居住环境，哪怕是一个很细小的环节也是考虑周到的，即便是一个座椅，一个栏杆扶手，一个台阶，一棵树，一盏灯，一个小品等都是很好的题材。在做环境设计中，应从每个细节入手，做到更加人性化。以人为本指导思想的确立，是环境设计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居住区的生活空间内，对人的关怀则往往体现在近人的细致尺度上（如各种园林小品等），可谓于细微之处见匠心。因此，环境设计更多的从人体工学、行为学以及人的需要出发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并以次作为设计原则。
四、“城中村”改造规划实例――杭州市新塘村
4.1 新塘村概况
新塘村是首批“城中村”改造中的一个试点村，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改造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良好，有城市快速路艮山西路，主干路新塘路，次干路三新路从区块中间南北向经过。同时，规划地铁四号线路也从地块西侧南北向经过。该区块距离钱江新城公共中心3.5千米，距离武林广场5千米，在杭州城市发展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过程中，区位优势日渐明显。
现状农居用地16.87公顷，新塘村共有改造总户数956户，3042人，其中包括世居居民1482人。由于靠近汽车东站和火车东站，该地区周围人、货流量大，因此大部分农居都用于住宅出租，沿街的还可作为商业出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4.2 改造的难点
主要有资金成本高、思想阻力大的特点。“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地区走向真正的城市化，即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由村民向市民转变，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这是一个综合的转变过程。目前“城中村”地区农民的身份虽然转了，但是从思想观念上，行为方式上的转变都相对滞后，而这些地区的管理方式、体制也还没有完全转变，许多政策还不完善。
4.3 改造的措施
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扶持”的办法，让利村民，让利开发商，引进市场开发机制实施开发。由于“城中村”改造的撤迁安置费用高，采取出让部分“城中村”土地来统一平衡改造资金的办法。
4.4 环境规划
以提升城市景观形象，创造宜人的住区环境为主要目的。新塘区块地处运河西岸，位于运河景观带上，规划中要充分利用运河景观资源来组织建筑空间环境，把运河景观同住区内部的景观系统联系起来，互相渗透。对于靠近运河的住宅，规划采取“瘦、漏、透”的设计手法，使空间更加空透，优化景观环境；远离运河的住宅建筑则通过中心庭院组织平面布局，营造相对安静的内部环境。
结语
为了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需要我们更新设计的理念，在社区内部的小环境的设计中，通过可行的技术途径，从景观环境精致化和服务设施人性化两个主要方面，针对城中村社区的特点，提供人们休憩、交往的平台，营造更多的“积极空间”，构建和谐的城中村社区，引导城中村农民顺利向城市居民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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