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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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索发现范文第1篇

1872年，英国工程师维恩曼·狄克森和他的伙伴们进入胡夫金字塔内部，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王后墓室的南通道，这个通道只有长宽各20厘米，人无法进入。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2号”携带摄像机进入了这个神秘的通道。大约前进到65米的地方，考古小组惊奇地发现，通道被一个石门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类似门把手的铜制物，这一发现激起了全世界的好奇心。

为了能够解开这座石门的秘密，由美国科学家研发的“金字塔漫游者”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开始了人类对于金字塔的又一次探索。“金字塔漫游者”能够携带一系列的工具和摄像机，其传感功能异常出色，共有五个极小的数码摄像机专门用来拍摄和回传通道和石门的细部

图像。

埃及当地时间2002年9月17日凌晨3时57分，当机器人配备的高分辨率光纤摄像头从石门下部的缝隙进入门的后部时，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出现了——探测现场监控器屏幕上发现石门背后出现了另一道布满斑痕的石门。

“门后还有门”，这一结果愈发凸显了金字塔的迷雾重重，这扇新的石门背后是否还有可以发掘的秘密呢？不过，据考古学家事后分析，新发现的这个石门和前面那个石门很不一样，它上面有很多裂纹，明显是没有经过打磨处理的，另外上面也没有铜把手，但它究竟是一扇石门还是一整块岩石却不得而知。

好在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2004年，两名法国业余考古学家在对埃及胡夫金字塔进行了20年的研究后宣称，他们在金字塔里探测到了一条以前无人知晓的秘密走廊。他们相信，这条秘密走廊正通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密室，那里或许存有胡夫的木乃伊。

秘密背后仍旧还是秘密，这或许就是金字塔，或许就是古埃及文明的魅力所在。一座石门，并不会削弱我们探索的勇气，更可以被看做是“考古新征程”的开始。在埃及，在尼罗河畔，还有成千上万的谜团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3月26日，有删节）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巴蜀；科技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68-6

从科技史来看，人类社会经过了5个时代：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现在进入“电脑时代”。这是一种比较宏观的分期。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比较粗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进入这5个时代的时间是不同的。本文探索巴蜀地区何时进入这5个时代。

从考古发现可以确切证实的历史看，巴蜀的科技史，目前可以追溯到距今4550年，巴蜀大地的先民此时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770年左右，巴蜀进入青铜器时代。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进入铁器时代。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标志四川进入机器时代。1960年，以四川籍科学家夏培肃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为代表，进入电脑时代。

一、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对于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石器时代相当漫长，从出现人类到铜器出现，大约从距今300TY年到距今6000年至4000年左右。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在巴蜀大地上，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宝墩遗址、芒城遗址，等等。巴蜀大地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可以从考古发现来回答。

大约在距今4550—4300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叶。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已发掘了磨制精美的石斧、石锛和大量的器具陶片，这些器物是蜀地先民进入文明的物证，宝墩遗址是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源头之一。

芒城遗址(当地人称茅城池)，位于都江堰市青城山镇药王山下，原太平场东2公里的芒城村6组。这里是一片土地肥沃的开阔地带，横亘在青城山下的冲积平原上。芒城遗址的发现，使蜀文化的根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年前。可以认定，芒城遗址是古蜀国先民的遗址之一。该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在1996年的试掘中，出土了许多距今4500年左右的磨制石器、陶器等实物，为成都平原史前人类文化城址群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8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成都市文物工作考古队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队，对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发现证实：芒城遗址是一处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遗址。

中外考古资料表明，磨制石器是古代人类为适应农耕生产的需求逐步发展起来的劳动工具。磨制石器与农业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论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是世界其他古代农耕文化遗存中，情况都是大体相同的，芒城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生产工具也证实了这—点。

陶器是古代人类为适应炊煮谷物、鱼肉类食物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始炊具，在芒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残片，足以说明当时陶器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且根据不同的用途又有多种器型，其纹饰简单，制作粗糙，说明制陶技术尚处于原始阶段。但陶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为巴蜀地区陶瓷发展和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调查队对宝墩遗址进行考古调查。2009年11月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向成都媒体公布调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他们确定宝墩古城有近3平方公里的面积，这是之前发现古城面积的4倍多。在古城中心位置，考古专家还发现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公共建筑。

宝墩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又以泥质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陶。有意思的是，在考古专家进行植物考古时，还发现一些碳化的水稻、小米、薏米等种子。他们推断出该地在4500年前就以种植水稻为主，还兼有小米、豇豆、薏米等。

宝墩遗址、芒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提供了证据。

在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等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了定居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完结后，处于铜石并用时代，接着人类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

二、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是考古学对于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二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认定：青铜器时代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青铜器时代为主要以青铜为材料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处于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第3篇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第4篇

韩城考古共经历三次大规模勘探，探明两周墓葬一千三百余座，车马坑六十四座，是一处范围大、等级高、保存好的两周时期贵族墓葬。至今已发掘的七十余座墓葬中，包含七座带墓道的诸侯级大墓，出土各类文物三万六千余件（组），包括大量精美的金器、玉石器、铁器和青铜器，均具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梁带村的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一百三十余件组合完整的青铜器，其中带铭者多达三十多件，是探讨年代学、社会制度、芮国社交关系的重要史料。而墓地中出土的玉器群，则以数量众多、工艺精湛、风格各异轰动海内。这些玉器中既有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又有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的玉璧、玉铲，以及大量商周至春秋早期的作品，其年代跨度之大为历来考古发现之最。

梁带村发现的金器，也是同时期甚至其后相当长时间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其种类之繁多，工艺之精良令人惊叹，其中成套的金腰带与剑鞘，设计铸造均极高超，罕见其匹，对探索黄金器的工艺制作和服饰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梁带村出土的铁器，与晋侯墓地、虢国墓地所发现者时代相埒，同为我国最早的人工铁器标本。而M27中出土的建鼓、鼙鼓、编钟、编磬、于、钲等乐器，是两周之际出土最完整的敲击乐器组合，比曾侯乙墓的时间早了约三百年，且宫、商、角、徵、羽五音俱全，在音乐史的研究方面又添一项重要的实物资料。

考古探索发现范文第5篇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

后期主要发掘了21号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和少量小型墓葬。其中,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乐器坑内的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3件铜虎(附于)、8件甬钟,和甬钟各附带有一件青铜挂钩。青铜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内容甚为重要。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的祭祀遗迹是在该遗址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身份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发掘是甘肃省早期秦文化考古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4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组建了联合考古队。2004年和2005年,分别对礼县鸾亭山和礼县西山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06年和2007年,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群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2008年,对清水、张家川县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对秦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清水李崖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这些考古新成果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翔实、科学的依据。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

马家塬墓地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戎皇室家族墓地。整个墓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甘肃省从2006年开始对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进行了全面钻探,共查明墓葬59座。之后几年,共发掘了17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

马家塬战国墓共出土随马车30余辆。车辆漆绘,金银饰件、铜饰件以及料珠等装饰极为豪华,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物和金银随葬佩饰,主要有青铜壶、青铜茧形壶、金臂钏、金腰带以及金质耳环、银杯、釉陶杯等,还有大量玻璃态管形珠、肉红石髓珠金帽饰等。这些随葬品工艺精致、种类繁多、用料精良,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据史料记载,秦人西迁后杂处于戎、狄之间,正是礼县、清水、张家川一带。结合墓葬所出土遗物既有秦文化的因素,又有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甘肃省文物考古专家认为该墓地的族属当是西戎的一支,有可能是秦人羁縻下的戎人贵族或其首领的墓地。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的重要发现,是研究战国中晚期戎人的丧葬制度、秦人与戎人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有助于对该地区青铜器、金银器、金银饰铁器的制作工艺的深入研究。多种文化因素在该墓地中的体现,为我们从多角度去了解、认识、研究战国时期秦人与周边少数民族、西方文化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以及当时秦的强大势力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经过了四年的连续发掘,现发掘和保护工作仍在进行中。因遗址及墓葬对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临潭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

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对临潭陈旗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进行了保护性科学发掘。两年多来,共发掘面积约4300平方米,清理墓葬562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542座、寺洼文化墓葬20座,共发掘出土随葬品4520件,其中陶器3140件,铜、石、骨、牙、贝、金等工具或装饰件1380件。 已发掘、清理的齐家文化墓葬共计24排,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同排墓葬之间的距离不尽一致,宽者1米左右,窄者则存在叠压关系。墓葬结构有竖穴土坑和竖穴偏洞室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偏洞室墓数量居多,约占70%。埋葬方式上,既有多人埋葬,也有单人埋葬。墓葬中出土有各类随葬品和陶器,个别墓葬还出土有铁器。

寺洼文化墓葬除个别零星分布于齐家文化墓葬中间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齐家文化墓地的西区,并与齐家文化墓葬有叠压关系,墓葬方向多数与齐家文化墓葬方向一致,呈西北方向。墓葬结构以口小底大的土坑竖穴为主,比齐家文化的竖穴土坑墓更深。多有“井”字形棺木,棺木与墓壁间的空隙填土较硬,似经踩踏,形成熟土二层台。埋葬方式以多人合葬为主。从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看,寺洼文化墓葬对齐家文化墓葬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发掘不仅发现了近百座墓葬在墓葬开口的原始地表矗立长条形石块作为地面性标志,还在墓地南侧发现一座保存完整封土的齐家文化墓葬,墓口上铺垫碎石块后用黄土堆砌而成。这一发现说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墓葬已有使用封土作为地面性标志现象的存在。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保存较完整,且规模较大,墓葬形制多变,并存在殉人现象,尤其首次确认了合葬墓所具备的多人多次合葬特点,充分揭示了齐家文化墓葬的复杂性,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家庭及婚姻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考古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该遗址荣登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

秦安王洼墓群

秦安王洼墓群位于秦安县王家洼村北部的老爷头山南坡台地内,海拔1600米。老爷头山绵延伸展,呈东西向走势,西邻清水河,东邻上沟,南部为王家洼村,墓群区域内自然地貌北高南低阶状下缓,地面目前多为农耕梯田。

近年来,王洼墓群严重,墓地内随处可见盗洞及骨骸。为使王洼墓群不再遭遇破坏,2009年8月起,甘肃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墓群所在范围进行了钻探与发掘。钻探共发现墓葬30座,发掘3座。3座墓均为竖穴偏洞室土洞墓,对于墓室部分的清理均采用大揭顶的方法。

3座墓均由车马坑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盗掘情况都十分严重。经初步判断,1号墓墓主人为女性,年龄为25~30岁,从墓室被盗后的残存痕迹观察可知葬具为木棺。在盗洞中出土陶珠、玛瑙珠、金带饰、铜带钩、铜泡、盖弓帽、骨器等共27件。在车马坑与墓室中出土铜壶、陶鬲、陶单耳罐、铜钟、铜泡及铜车马器等共计63件。2号墓发现人骨一具,仰身屈肢葬,初步判断或为男性。车马坑中随葬一完整马车,整车青铜装饰完整,车厢前有长方形铜饰,后有戈形铜饰。另出土随葬品有陶壶、箭囊、铜戈及车马器共计171件。3号墓车马坑内原葬木质车2辆,均为两轭单辕车。由于盗掘的严重破坏,车厢体已荡然无存。

从目前已发掘清理的墓葬来看,无论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等各方面,该墓群的墓葬与张家川马家塬墓群极其相似,应该都是戎人贵族墓葬,只是分属两个不同支系而已,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戎人贵族墓葬以及戎人的分布情况、文化发展等信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高台地埂坡魏晋墓葬

地埂坡墓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南3公里黑河南岸一、二级戈壁台地上。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土洞墓5座。5座墓葬的结构大致相同,由墓道、照壁、墓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构成,有的前室附设耳室,地表都残存有封土及茔圈,其中三座墓葬中绘制壁画。

1号墓南、北壁各有梁柱承载“人”字拱,两壁各附有两根立柱,一为棒槌形,上有方斗,下有柱础,周身彩绘穿壁纹;另一立柱位于侧壁与后壁交角处,似方柱。前室前部两侧各有一耳室,平面长方形、拱顶,南耳室规模较大。后室平面近方形,覆斗顶。顶部中央彩绘方形莲花藻井,四面坡各有彩绘。

3号墓有彩绘照墙,高达7.4米,雕绘龙头、托梁赤帻力士、兽头、熊面力士、交叉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