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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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本知识范文第1篇
一、对公平与效率价值的认识
法的价值，是指法与人的关系中，法对人有用性。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的法的价值，归纳起来无非是正义与利益两大类。而在经济法中，正义与利益则直接体现为公平与效率，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从时段上讲，公平分为起点、过程与结果公平；从概念上讲，公平又分为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效率包括个体效率和社会整体效率。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平可以给主体激励，成为效率的源泉；对社会整体效率的协调，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如果只顾公平不顾效率，会影响经济发展，使公平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果只顾效率不考虑公平，容易产生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社会矛盾，最终无法实现效率。经济法是通过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方式来实现实质和结果公平的法律。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法是内化了公平的体制效率。
二、经济法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我认为关于经济法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之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不是中庸之道看法，而是如今的法律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涵盖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民法关于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诉讼法和行政法程序法优于实体法的原则等都体现法的效率价值。只有在法律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才需要作出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是即使明确首要价值目标，也未必所有的法律都会固守首要价值目标而舍弃其他价值目标，如民法关于善意取得和公示公信原则的规定，它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商事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又如《票据法》关于的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其舍弃民商法公平目标而选择效率目标更是显然易见的。这是因为民商法的使命是保证商事交易个体效益，其主要目的是保证个体机会平等以及起点和过程的公平，所以民商法主要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公平，但当法律价值发证冲突时，哪一价值目标最有利于实现其使命，才是其选择的对象。[3]经济法是伴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出现的，其发展历史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尺度和方式变更的历史。而干预的目的，无非是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效率或维护公平。法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实现公平，但这里的公平不等于法的价值中的公平，法律价值中的公平更多的偏向“平等”，而法律结果的公平则更偏向于“正义”。也就是说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效率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正义，这也是法律公平的题中之义，但不等于经济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公平，即平等。这也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区别，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公平——平等，而经济法追求的是实质公平——正义。许多人认为经济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公平也是源于对法律结果公平和法律公平价值的混同。因此我认为经济法首要的价值目标是效率，并且是包含了正义的的效率。[5]
三、经济法效率价值的体现
经济法基本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成本核算;知识经济;资本;费用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作为一种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对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对企业的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核算等提出严峻的挑战。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成本核算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现行成本核算的环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成本核算的内容进一步拓宽。既然知识资源已成为生产要素的主要因素,那么知识资源的消耗理将成为产品成本的构成部分,而现行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将无形资产的价值摊入管理费用,没有计入产品成本,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下成本的内涵。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创造发明知识、掌握和使用知识的人力资源的价值,是生产价值很高的知识产品的基本生产要素。因此,智力资产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分配,也应作为成本核算的内容。
第二,成本核算方法和模式发生变化。在知识经济社会,制造费用内容和金额占总成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如果仍然按照各产品的生产工时或生产工人工资比例进行分配,会使工艺程序复杂、产量不高的成本偏低,造成产品成本资料的严重失真。此外,成本核算计量模式应当改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在历史成本计量的财务报表中不能完全体现,必然要求改变这种落后的会计计量模式。
第三,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经济社会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即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消耗。产品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消耗一般占65%,直接人工消耗一般占20%,制造费用的消耗一般占15%。知识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三大要素将变为四大要素,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企业之间竞争的成败关键因素已不再是资本资源,而主要是知识资源。与此相对应,企业资产的主体已不再是有形资产,而主要是知识资产,即无形资产。因而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生产要素的消耗和企业资产结构的变化,改进成本的计算。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的成本核算方法
第一,确认股权资本成本,以“经济利润”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企业占用资金一般有两个来源,即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资本是企业一切资源的起点,使用资本必然要有成本,但工业经济时代只确认债务资本的成本,即债务利息,而不确认股权资本的成本,即股东所要求的投资回报(股利、股利增值)。我们不仅要对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要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这样可使企业的利息支出不再作为一项费用处理,而作为企业的成本,从而正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虽然股权资本成本受企业经营状况、股利政策、股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股权资本成本的确认,应该说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发展趋势。
第二,改进对无形资产的核算。知识经济社会中无形资产的内容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这些无形资产己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而必须改进现行的无形资产核算。一是正确计量各种无形资产,提供完整的核算资料。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有外购、自制和接受投资三种。二是将无形资产的价值摊人产品成本。知识经济社会中,有形资产的地位急剧下降,产品成本中知识资源磨损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计算产品成本时,应计算四大生产要素的消耗特别是知识资源要素的消耗。三是适当调整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知识资源一方面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因而应适应其更新的速度调整其摊销的期间和方法,可以像当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那样采用快速摊销的办法,也可以适当缩短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这样,既能准确地核算无形资产,又能准确地进行知识产品成本的计算。
第三,引入作业成本计算方法。进行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作业的划分。一方面要树立企业观,即把企业看作是最终满足顾客要求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看成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作业链;另一方面把企业看作是直接作业与间接作业的集合体。二是准确记录各作业中心的资源消耗。可以设置各作业资源耗费明细账,各项生产资源耗费是按其各受益对象分别计入各作业中心,从而计算出各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三是按照各产品所耗作业的类别和数量将各作业中心的作业成本分配计入各最终产品,从而计算出各最终产品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四是进行作业分析,降低产品成本。对于不增值作业应尽可能清除,对于增值作业也应尽可能降低其资源的消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产品成本。
第四,节约时间成本,树立时间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新时代,产品具有较高科技含量,且更新换代速度快,市场替代加速,高性能、高质量商品层出不穷。特别是信息、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市场与贸易的电子化,企业生产与决策管理的网络化,使知识瞬时传播变为现实,企业再也不能仅局限于价格、质量和服务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尽快使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使之迅速产业化,尽快了解市场需求之间的竞争,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快速作出反映。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节约时间和降低时间成本。因此,企业要对时间成本进行计量、记录、控制和管理。充分认识节约时间成本在知识经济新时代的重要性,树立时间价值观,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束语
当然,我们在努力做好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成本核算创新工作的同时,亦不可忽略继续借鉴西方成本会计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适合我国多数企业实际情况的标准成本、责任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倒推成本、成本企划、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及战略成本等,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经济法基本知识范文第3篇
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推动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五年来，我们始终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放松，以“五个一流、强精特优”为目标，确立了“十五”发展战略，形成了总体工作部署和指导思想，凝聚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全部智慧，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不动摇，把握机遇，发挥优势，坚持做强做优主营业务，就能够不断开创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始终保持干部队伍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企业要发展，干部是关键。在“十五”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明确了“抓班子、树正气、上水平、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各级干部心系事业，勤政廉政，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形成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为实现“十五”目标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三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保持员工队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士气。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奋发有为、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继承和发扬石油工业光荣传统，高举中国石油旗帜，坚持用铁人精神带队伍、闯市场、谋发展，才能时刻保持高昂斗志，不断增强发展意识，树立良好形象，赢得良好信誉，形成强大动力。
四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从严治企，科学管理，始终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革出活力，管理出效益。我们持续进行结构调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规范经营行为，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整体实力得到明显提升。实践证明，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从严治企，科学管理，才能实现管理增效目标。
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保持企业和谐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油田勘探开发是指挥部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没有油田公司的增储上产，就没有指挥部的稳定发展。实现共同发展，是全体吐哈人的共同心愿，是构建和谐矿区的必然要求。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吐哈油田整体繁荣稳定。
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关心和依靠广大员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充分依靠员工办企业，积极实施“凝聚人心”战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员工群众，才能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指挥部“十五”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员工的思想观念还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能满足加快发展的需求，队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三是企业管理粗放，与精细化要求有较大差距；
五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突出；
六是社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距离创建和谐社区的目标尚有差距。
指挥部“十一五”发展面临的形势
未来五年，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指挥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的关键时期，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宏观环境非常有利。国际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原油高价位运行，促进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加快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也进一步增长。国家鼓励石油企业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未上市企业的发展，把工程技术服务纳入主营业务范畴，在投资、合作开发、矿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我们加快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版权所有
2.内部环境和谐稳定。《共同发展纲要》的签订和实施，为吐哈油田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吐哈一盘棋”、“吐哈一家人”的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氛围日渐浓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十一五”油田公司要实现“保38争40”目标，加快三塘湖勘探开发和吐玉克稠油动用，也为指挥部巩固内部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西部各油田是我国石油工业重要的战略接替地区，是“十一五”重点上产区域。集团公司要实现“东部硬稳定，西部快发展”，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毗邻新疆的中亚各国，油气资源丰富，勘探开发程度低，具有广阔市场前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也为指挥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市场。
经济法基本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造企业；知识资本积累；集团化经营；研发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Management
and R & D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ased on Dynamic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Model
HAN Ya-feng，FUN Xiu-feng，ZHOU Wen-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Abstract：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generally small scale and weak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our country， the group managemen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emer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R&D model. The paper used 122 companies’ research data as samples which were disclosed by our formula companies，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group R & D performanc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 paper estimated the inter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group op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up management within the industry exits R&D synergy， namely conglomerat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own R & D investment， but also on other members of the R & D investment； However inter-industrial group management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establishing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will help improve R&D performance， but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Keywor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operations； R & D performance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快，企业面临国内外空前激烈的竞争。企业不仅要建立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适应机制，更要形成主动创新、进取的机制。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并且已经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从政府角度看，为了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我国设立了多种形式的高新科技园区，并给予区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金支持或者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相对落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权的弱保护性，当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时，因模仿、复制等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企业的研发动机会减弱[1]。当专利制度不能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时，技术溢出效应会导致企业自身较小的可供性，从而引起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消极性[2]。
相对一般企业创新，企业集团化经营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作为一种大型的经济技术联合组织，企业集团可以把不同的企业、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整体的技术优势，从而大大提高集团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存在业务和经营上的关联，例如存在上下游产业、原料市场等，因此集团内的单一经营企业的研发活动不仅对本企业有利，也可以惠及集团其它成员企业[3]。一方面，企业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规模和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以改变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融资成本很高的问题，有效地改变企业研发投资的效应乘数和提供融资便利从而促进了企业研发活动[4]。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绕过产权弱保护的制度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度落后的负面影响，促进新兴市场企业的技术进步。
与现有研究企业研发绩效的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对传统知识资本积累“永续盘存法”核算方法的不足，本文介绍了基于新产业组织理论知识资本积累核算新方法；其次多数研究文献将新产品销售收入或者专利数量作为研发绩效变量，但是新产品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企业生产能力和水平（例如技术水平、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产品质量等因素），也取决于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例如企业的市场地位、销售渠道、营销策略、地域差异等）；而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仅包括专利技术，也包括不易衡量的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等，本文利用Klette[5]的知识资本积累核算方法，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指标；最后本文在构建企业创新绩效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不同类型和区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为我国国企改革和建立创新型企业集团提供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框架和变量选择；第四部分为样本选择与估计方法选择；第五部分为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企业为核心，通过资本、契约、产品、技术等不同的利益关系，将一定数量受核心企业不同程度控制和影响的法人企业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具有共同经营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多级法人结构经济联合体。企业集团在多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Khanna&Palepu[6]认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弥补外部制度的缺陷；Almeida&Wolfenzon[7]认为组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缓解股东的融资约束；Khanna&Palepu[8]通过对印度公司的分析得出，隶属企业集团的子公司绩效更优。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对于企业集团自身来说，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例如企业集团的企业文化、协调机制、创新机制、人力资本等解决子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和资源共享问题，从而保证子公司能够迅速掌握技术并且持续的进行创新活动[3][9-10]。但是过于分分散化经营会削弱企业集团的潜力[11]。Teece[12]通过美国企业集团样本分析认为不相关领域的分散化经营会减弱子公司创新的积极性。Hoskisson and Hitt[13]认为过于分散化经营会导致企业高管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和规避风险，会偏离企业既定的战略目标例如研发战略和发展战略。Sea-Jin Chang[11]对新兴市场的国家研究表明，当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时候，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的减少风险和融资约束；当外部资本市场逐渐完善时，多元化经营的负面影响会日益显著。因此，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集团专业化有利于利用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专业化资产创新能力，进而增加企业集团的“粘结性”[14]。企业集团的专业化可以使子公司彼此间的存在业务上的关联，例如处于上下游产业或者拥有共同的产品、原料市场等，因此单一的企业研发不仅对于本企业有利，也可能惠及其它企业[3][15]。
此外，企业集团的创新绩效依赖于所在区域环境建设和制度完善。政策法规方面，政府需要采用拨款、贴息等措施激励企业家技术创新，弥补市场激励创新的不足；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加快成本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平衡和协调知识产权私人利益和传播创新产品的社会利益[1][11]。公共科研平台设施建设方面，加强国家试验室、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等科研力量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和其他技术创新组织[16]。创新服务方面，需要通过技术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选择低风险技术创新项目提供环境支持，形成一个有利于涌现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的氛围等。
综上所述，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取决于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那么上述两方面对于我国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的影响如何，如何构建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效率的企业集团形式，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利用klette[5]知识资本积累模型，构建了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集团研发绩效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从技术创新视角组建企业集团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模型框架与变量的选取
3.1 知识资本积累估计方法的调整
对于知识资本积累的估计多采用物质资本积累的估计方法，即“永续盘存法”：
（1）
其中，i表示企业个体，t表示时期；测算企业的研发绩效，常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其中 表示产出变量， 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物质资本（ ）和劳动力（ ）投入，则知识资本的回报可以表示为 。
Klette[5]认为知识资本的积累不仅取决于前期的知识资本存量和当期的研发投入数量，还取决于知识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且由于（1）式假定同一行业内企业的知识资本积累速度是一样的，因此忽略了研发投入规模效应。此外，（1）式中当期研发投入对知识资本积累的作用远远大于初期投入数量，但是研究表明知识更多来源于初始R&D投入[5][17]。第二，企业或者行业间知识资本折旧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简单的对其进行按照物质资本折旧或者行业平均折旧率进行估计，具有相当大的偏差性。
基于上述知识资本存量计算方法的缺陷，Klette[5]采用新产业组织理论对知识资本积累进行了估计，其知识资本计算公式形式如式（2）所示：
（2）
对知识资本积累式（2）利用对数进行线性化处理，可以得到式（3）：
（3）
其中 ， ， 表示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随机因素，由式（3）可以看出知识资本的积累取决于两个因素：知识资本存量以及当期的知识资本投入。 表示知识资本的年度折旧值，参数 代表了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R&D形成速度、R&D规模效率、知识资本积累过程中风险和技术溢出等。
3.2 Klette的估计研究方法
为了更准确的估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效率，本文采用的Klette[5]研究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和产量增加不仅来源于生产部门，还来源于研发部门。针对同一生产领域的企业，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表示第i个企业第t期的产出向量； 表示第i个企业第t期种要素投入量（ ， ，分别表示三种投入要素：劳动力，物质原料，资本）， 表示前沿性生产函数， 表示企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我们选取研究对象的基期投入产出组合（ ， ）作为参照向量。对企业生产函数和参照向量作对数线性差可以得到（4）式：
（4）
其中， ， ， ， 作为企业生产效率与参照向量的对数线性差， 。
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企业会将要素产出弹性调整使其等于边际成本，即 ，如果价格取决于要素市场，则可以得到（5）式：
（5）
其中， 表示要素 的总收入的份额， 表示相应参照企业要素的支出份额， 表示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值，由于每期调整资本量在实际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充分考虑影响资本调整等其它因素，如果用 表示规模弹性，则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资本的规模弹性为（6）式：
（6）
则（4）式可以变化为（7）式：
（7）
将企业生产效率差异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知识资本 差异引起的，另一部分 表示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即（8）式：
（8）
表示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
为了更准确的估计企业的研发绩效，将企业销售收入进一步分离为企业生产过程和市场溢价能力。令 ，其中 表示企业的销售收入， 表示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 表示企业产量。将 两边取对数并进一步分离可得 ，为了进一步剔除企业的市场溢价能力，本文引入产品需求函数（9）式：
（9）
其中 和 表示价格和知识资本的对数线性差， 表示价格需求弹性； 表示产品质量的需求弹性，表示由于研发活动造成的产品质量差异， 表示需求偏好等其他因素。将其代入式（9），可以消除未知变量 ，得到（10）式：
（10）
企业利润最大化生产位于边际成本处即 ，则式（8）可以变为（11）式：
（11）
其中 ，这样知识资本积累的过程和结果都可以用参数 表示，则生产效率的改变可以进一步变为（12）式：
（12）
其中 即为衡量企业技术水平的索洛余量，将（11）式代入（12）式可以进一步得出（13）式：
（13）
将知识资本积累方程 代入上述方程，当然，知识资本积累方程也可能与多个滞后期有关，即：
（14）
如果滞后一期，利用（14）式消除（13）式中未知的知识资本存量 可以得到（15）式：
（15）
将（15）式进一步可以变换为（16）式：
（16）
其中变量 和 与企业所具有的市场溢价和规模经济相关。
3.3对Klette模型的调整
Klette[5]在模型处理过程中没有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消除固定影响，认为企业间技术水平差异性与知识资本投入、企业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科研投入多、规模大的企业往往知识资本积累也越迅速，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绩效并非与科研投入量、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U型、S型、N型”等多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研发绩效与产权结构、激励措施、研发战略、行业差异等有一定的关系 [18-21]。
与此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受政策的影响也较大，属于政府重点支持行业或者企业例如国有企业所能获取的资源较多，研发实力也较为雄厚，可以进行风险较大的研发项目；而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例如民营企业由于研发的风险较大而往往采用较为稳妥的研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研发实力的参差不齐，因此完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本文在处理的过程中，将反应样本个体差异特定常数项看作跨个体的随机分布，处理数据的过程中，Hausman检验结果也支持上述结果，因此本文在回归的过程中采用个体随机模型。即产业内企业存在普遍的规模弹性 和研发投入弹性 ，将上述两个变量代入（15）式可以得到（16）式：
（17）
由于Hausman检验拒绝了回归方程存在固定效应的假设，因此设定 ，其中， 表示方程的截距项，令常数项部分为 ， 表示不同企业个体产权结构、激励措施、研发战略差异性，代表个体的随机影响，构建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可以得到（18）式：
（18）
对于企业集团，其子公司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研发投资，也与其他成员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联，即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之间存在技术溢出或者协同效应，因此（18）式可以变为
（19）
其中， 表示集团内部其它子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将其区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子公司研发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
3.4变量的选取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审计后的上市公司年报，因此数据的可靠性较高。其中的投入要素主要分为劳动力投入、原料投入和资本投入三类，研发投入主要用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金额表示，产出变量用企业的销售收入表示。具体变量的含义、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含义及说明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注释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表示为当期职工支付的各项报酬，包括工资、资金等。 劳动力投入一项采用上市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示
资本投入 包括资本的消耗以及资产的时间价值，资本的时间价值。 资本投入为两部分的加总，第一部分为资本损耗，表现为当期的固定资产折旧；资本成本为上市公司总资产×当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其中利率采取的计算当期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
原料投入 主要包括从外部购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例如原材料、能源和少量的劳务等。 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中所列“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研发费用
支出 企业用于研发活动
的投入 企业研发数据包含两部分：2009年以前来源于“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科目中“技术开发费用”；2009年以后来源于“管理费用”明细科目中“技术开发费用” 2009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数据，并统一列入“管理费用”一栏中
总产出 企业所售出的最终产品价值 在计算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名年报中“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注：上述变量数据来源于沪、深两市年报数据。
四、样本技术和估计方法的选择
4.1、变量描述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组成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依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将2005-2013年披露研发数据的122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1）舍弃研发数据不完整且金额较小的企业数据；（2）为了使面板估计稳健性要求，本文剔除了那些上市时间较短，披露数据有缺陷的样本；（3）对于研发数据个别有缺失的年份，利用年度平均值表示，本文所选取样本的统计量描述如下：
表2 样本的各变量的统计量描述（单位：亿元）
变量 企业集团（N=25） 非企业集团（N=97） Wilconxon
Z-statistics
Mean Median Stdv Mean Median Stdv
SR 99.33 31.48 354.74 57.70 24.23 136.91 3.45***
TA 109.67 20.21 458.89 44.30 17.48 79.74 7.88***
RMS 89.34 12.06 438.86 32.90 11.84 62.54 3.95***
EW 4.60 1.97 12.10 2.80 1.47 4.31 0.68
DFA 1.41 0.47 3.99 2.15 0.54 7.23 0.42
R&D 1.24 0.16 5.73 0.42 0.10 1.01 2.14**
注：SR、TA、RMS、EW、R&D分别表示样本企业的销售总收入、总资产、原料投入、工资性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水平和企业集团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其单位为亿元。
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集团的销售收入、企业规模、生产原料投入和研发支出都与非企业集团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样本企业集团子公司的年均销售收入为99.3亿元，高于非企业集团公司55.7亿元的年均销售收入；从企业规模来看，样本企业年平均总资产为109.67亿元，高于非企业集团总资产44.30亿元；从研发投入来看，样本企业集团的年均研发投入为1.24亿元，为非企业集团公司年均研发投入0.42亿元的2.95倍。由此可见，组建企业集团可以有效的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利用自身的优势例如企业集团的企业文化、协调机制、创新机制、人力资本等解决子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和资源共享问题，从而增大子公司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
4.2 估计方法与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回归方程不能利用OLS进行有效的估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15）式解释变量同时存在企业规模T期和T-1期的变量，而且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导致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数学变换的方法将T期资本项变成T-1期两项解释变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相关，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解决内生性问题通常估计方法是IV（工具变量法）和GMM方法。工具变量法采用Anderson-Hsiao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而GMM方法又可分为DIF-GMM和SYS-GMM两种方法，为了防止弱工具变量对有限样本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SYS-GMM方法对本文的回归过程进行估计。
五、模型的识别和估计结果
5.1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绩效分析
本文将样本企业区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备引领科技创新的经济实力和基本条件。从创新实践看，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1个重点突破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在863计划、973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的参与率分别达到29.5%、13.5%和23.3%。从创新体系看，在“十一五”建设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中央企业获批建设47家，占国家总数的49%。因此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中央企业和非中央企业并利用stata11.0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不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四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绩效GMM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央企研发绩效 非央企研发绩效
C 0.395**
（2.23） 0.394
（1.09） 0.026**
（2.54） 0.136***
（8.02）
0.763***
（3.08） 0.788***
（41.28） 0.665***
（6.80） 0.665***
（7.63）
0.019***
（3.03） 0.019***
（7.76） 0.035***
（6.40） 0.039***
（3.42）
0.043***
（3.31） 0.023*
（1.89）
-0.076***
（-4.59） -0.036***
（-5.32）
-0.050***
（-2.89） -0.002**
（-2.44） 0.010***
（5.26） -0.077***
（-4.77）
0.250***、
（7.53） 0.265***
（5.29） -0.373
（-0.98） -0.368***
（6.26）
样本点数
Wald值
Sargan值 0.863
35
31.60
10.59 0.764
35
719.4
10.34 0.7136
87
111.05
9.97 0.863
87
452.61
9.15
注：表中数值为系数以及z统计量，***表示在1%的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5%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10%临界值条件下显著。
1、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从不同企业性质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来看，研发绩效和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研发绩效看，样本中央企业的研发绩效低于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研发绩效，其中中央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19%左右；样本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3%左右。这可能与中央企业所承担的多为基础性研发活动有关，也可能其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而降低了中央企业的研发效率。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性看，滞后一期的z统计量普遍较为显著，可以看出技术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前期知识资本存量，也取决于当期的研发投入。
从知识资本的动态积累过程来看，中央企业t-1期技术存量对t期的知识资本积累形成的贡献为0.76左右，即折旧率为24%；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t-1期技术存量对t期的知识资本积累形成的贡献为0.66左右，即折旧率为34%。总体上看技术率偏高可能是由于企业间存在技术外溢的现象，也有可能是企业处于加速积累的阶段，技术更新替代速度较快，因此其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偏高。从两者对比来看，中央企业的技术折旧率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央企业的核心技术高于非中央企业，从而折旧率相对低。从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的绩效来看，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非中央企业都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增加企业的规模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实力，增强企业抵御研发风险的能力。从回归结果看，中央企业和非中央企业两者不同类型符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由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其符号取决于市场势力 和规模弹性 的大小，如果 ，其符号为正；如果 ，其符号为负；可以看出，由于中央企业普遍在国民经济重要的行业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市场势力普遍大于规模弹性，从而导致了符号的相异性。
2、企业集团专业化和多元化经营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对研发绩效的影响，本文将企业集团其它公司对其研发绩效进行一步区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两种类型， 和 分别表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和行业间子公司的研发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与所属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的对数线性差表示，当系数为正时，表示随着企业研发投入而产生研发协同效应，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当系数为负时，表示企业随着研发投入扩大而知识资本积累的差距变小，即企业间有技术溢出发生。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非中央企业，同一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之间更容易产生研发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提高研发绩效，但是同一企业集团行业间子公司更容易产生技术耗散，降低研发效率。因此，组建企业集团行业内子公司的联发联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可以作为我国协同研发的主要形式，其可以有效地减少产权弱保护的制度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度落后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5.2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区域创新环境和制度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部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越来越凸显，其企业家创新精神、制度环境、激励措施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同[22]。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不同地区企业的研发绩效，以测算不同区域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研发绩效影响的GMM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企业 中西部地区企业
C 0.413**
（2.14） 0.4012
（1.09） 0.1384**
（2.67） 0.145***
（3.87）
0.773***
（3.12） 0.767***
（7.28） 0.659***
（4.87） 0.673***
（5.11）
0.030***
（2.98） 0.032***
（5.67） 0.016***
（7.14 0.013***
（3.45）
0.031***
（3.23） 0.019*
（1.98）
-0.050*
（-1.98） 0.031**
（2.18）
-0.058*
（-1.89） -0.010**
（-2.13） 0.013***
（4.32） -0.023***
（-3.54）
-0.232***
（-6.76） -0.246***
（-4.87） -0.347
（-1.23） -0.376
（-1.67）
样本点数
Wald值
Sargan值 0.782
61
143.5
9.37 0.774
61
517.9
10.58 0.813
61
314.9
10.87 0.876
61
65.91
10.34
注：表中数值为系数以及z统计量，***表示在1%的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5%临界值条件下显著，*表示在10%临界值条件下显著。
从不同地域企业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来看，研发绩效知识资本积累折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从研发绩效看，东部地区的研发绩效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3%左右；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知识资本积累提升0.02%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部地区的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优于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绩效的提高。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性看，滞后一期的z统计量普遍较为显著，可以看出知识资本积累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前期知识资本存量，也取决于当期的研发投入。
表4中， 和 分别表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行业内区域内和区域间子公司的研发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与所属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的对数线性差表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企业集团子公司在同一区域内，便于开展创新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如果企业集团子公司属于不同的区域，则东部地区表现一定的技术损耗，而中西部企业则表现一定的技术协同，表明如果企业集团位于不同的企业间，则技术表现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溢出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研发绩效。
六、结论及建议对策
本文通过引入Klette[5]知识资本动态积累模型，构建了企业集团的R&D投入与研发绩效分析框架，为准确估计知识资本积累的折旧率和测算研发绩效提供了借鉴性方法。通过2005-2013年披露研发投入的12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估计了不同企业类型、不同地域企业集团创新绩效，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央企研发效率低于地方国企和私营企业的研发绩效，可能是由于央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缘故；（2）东部地区上市公司高于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研发绩效，可能东部地区的创新环境更优的缘故；（3）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高于非企业集团的研发绩效，组建企业集团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增大政府部门对研发部门扶持力度，增强企业的研发实力；研发活动风险大，前期投入多，研究周期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尤其明显。因此政府部分要鼓励和扶持本土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但要实施收优惠、融资引导、研发鼓励等鼓励措施，还要为本土企业提供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同时可以采用激励措施鼓励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部门进行技术创新，建立本土研发机构和外资企业研发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专利技术的有效市场转化。
（2）优化易于创新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创新环境高的地区其创新绩效也更加显著。我国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科研团队等硬环境，还要需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宽松和激励的科研环境等，并需要政府部门逐步完善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和评价体系等软环境，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有效的创新条件，激发企业自主研发的热情，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3）鼓励行业内企业构建企业集团或者研发团体；企业集团较之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更易于整合资源，一方面可以有效改变企业研发活动外部融资性成本高的问题，提升研发效应乘数和提供融资便利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水平；另一方面绕开制度障碍，减少弱产权保护的不利影响，利用组建企业集团获得创新的优势、外部经济的成本优势和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形成差异化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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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本知识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 法治路径
“制度供给即是指制度的生产，是基于对制度需求的回应，为主体的行为提供某些准则或规则。当这种回应不能满足主体发展对制度的需求时，就会导致制度的供给不足，由此会导致制度出现真空或者低效运行。” 就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而言，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的缺乏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与完善。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相对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屡创新高，农村发展进步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极不平衡。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城市拥有完善的水、电、能源供应系统，和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统。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基本实现了生产生活现代化。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截止2011年，农村发电量仅为1756.7亿千瓦/小时，不到全国发电量的4%，人工煤气、天然气等生活必须能源使用率极低，村际公交系统几乎没有，大多数农民出行都是自备交通工具。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对落后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与城市医疗卫生服务相比，无论是在投入还是医疗机构、设备，人员构成又或者是医疗保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是医疗卫生投资上的差距。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开支大幅度增加，从2008年的14535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7846万亿元，增长将近1倍。但截至2012年，城市卫生经费总开支仍旧是农村卫生经费总开支的3.11倍，城市卫生人均经费开支也在农村人均卫生经费开支的2.81倍。
二是医疗卫生人力资源上的差距。目前，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仅占全国卫生人员的12%左右。在城市每千人口中，卫生人员为8.55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为3.19人，注册护士为3.65人；而在农村每千人口中，卫生人员为3.41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40人，注册护士为1.09人。这三项数值的城乡比值分别为2.50：1，2.28：1，3.34：1。
三是医疗卫生机构与设施城乡差距明显。2012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为5724775张，城市每千人口所有的医疗卫生床位为6.88张，农村为3.11张。考虑到医院设立和乡村医疗机构设立成本的巨大差距，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是很明显的。
（三）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总体来说，农村义务教育全面落后于城市义务教育。与城市相比，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旧存在不足的现象。 以2011年为例，城市普通初中教育经费为18，783，919万元，农村普通初中教育经费为22，879，621万元，但城市普通初中只有7437所，而农村普通初中则有15135所，是城市的2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普通小学的经费预算上，农村普通小学平均教育经费可能不到城市的2/3。
经费不足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偏低，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骨干教师、青年教师人才流失严重。在师资结构上，农村中小学中高级职务的教师较少。在部分省份，农村中高级职务教师比例甚至不到30%。在专业科目上，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外语、音乐、计算机老师不足的情况，教师中坚力量严重不足。
（四）农村社会保障相对落后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在养老与医疗保障制度上落后于城市社会保障。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是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依据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至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2.8亿人，参保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5950.67元，而新农保参加人数为3.2亿人，参保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327.69元。在同期各项比值中，城市养老保险数据是农村养老保险数据的15- 21倍左右，考虑到城市参保人员只有农村参保人员的87%，城乡养老保险实际差别还要更大一些。
农村医疗保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卫生保险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覆盖，但与城镇医疗保险相比，仍旧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11年，城镇基本医疗5.3亿人，总筹资5543.6亿元，是当年新农合总筹资的3.4倍，人均筹资1045.9元，是当年新农合人均筹资的4倍。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法律制度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重要因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而在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分别依据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与城市相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一）与“三农”有关的专项法律不多，效力层级低下
我国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文件早已超过10万件。然而，与在中央层次上，与三农领域有关的法律文件共计114件， 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多数法律文件以条例、意见、规定、办法为主，效力层级低下，部分法律文件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中并不是作为必须依据的规范，而仅仅作为裁判的“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规定）。因而，大量“三农”问题其实没有刚性制度作为保障，在发生纠纷时，农民的权益很容易遭受侵犯。
（二）法律以城市为参照，许多规定与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从法理上说，法律必须要能容纳当下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因此，法律的内容就是人们的生活，就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人们的生活。在我国，城市生产生活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我国法律就是城市人的生活，与农村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法律对于农村的规制是有缺陷的，存在着许多空白。例如，集体生活、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集体物品与设施既是农村的财富，也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依托。《物权法》第58-63条规定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运作模式，然而这5条很难涵盖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全部内容。
（三）顶层设计缺乏，法律内容落后于农村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藩篱在逐渐打破，城市和农村的交流增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仍旧以城乡二元分治为指导，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保险、劳动与就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制度，因而无法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于制度落后于农村社会实践，农村公共服务出现无序发展的状态，跨地区公共服务难以衔接。
（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缺乏配套制度
我国法律对于农民权利的保障是相当粗放的，一般仅仅规定公民（农民）具有享有（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权利如何从纸面规定转化为实际享有权利，政府应当如何促进公共服务权利的实现，则少有规定，或者多用一些灵活度较高的《决定》、《意见》等加以规范。在实践层面上，造成诸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等诸多权利在实现过程中倍加艰难。
（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混乱
均衡的法律体系应当在结构和功能上应当协调、融洽。“法律与法律之间、调整同类性质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应当一致；同一个法律的前后规定也不能互相矛盾；法规、规章中的规范要同法律一致；行政法规之间也不得互相矛盾；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互相矛盾。” 但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是相当混乱的，没有专门的《公共服务法》，农民的各种权利散见于不同层级（通常是层级较低）的法律文件中，且立法技术上较为粗陋，一条多义的现象很多，法条中的漏洞较多，上下级法律文件、部门法律文件的规定时有冲突，农民的权利实际上难以保障。
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法治对策
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法治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城乡隔阂，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明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规范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程序。
（一）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
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核心在于权利必须明晰，为城乡居民享受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依据和法律保障，也是消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关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实际仍旧是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建立的城乡二元式的法律体系。以1958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城乡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这从根本上遏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往往与户口挂钩，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因此，我国应该制定《户籍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壁障，从源头上消灭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二元体系。
（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的框架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在2005年以后才逐步成形，2012《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才可以说是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框架还不明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框架还需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亟需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法》，用《基本公共服务法》来明确“公民权利-政府权力”的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法》不应当是一部囊括全部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的法律，这样的立法内容太过庞杂，不利于法律体系的梳理和整合，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需要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法》的内容，针对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情况，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工作重心、权限职能以及发展方向，明确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也就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法》应当是政府的责任框架，而非人民权利的说明书。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责任，这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政府合法性的回答，也是对于我国政府未来发展方向的回答，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从管制思维的框架中脱离出来，以公共事务为主，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使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引入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明确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供给义务。
其次，需要明确界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广义上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这是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必须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几个方面，构成规定农民权利的社会法体系。
最后，应当从法律层面上确定基本公共服务全国范围内的最低供给标准。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没有最低标准，但一是不全，许多重要基本公共服务缺乏统一的标准，二是层级不高，最低标准的存在形式往往是国务院的补充性决定，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阶层。如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在《社会保险法》中就没有体现，而是由《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6条加以规范。因此，有必要在相关基本法律之中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最低供给标准，防止出现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
（三）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程序法律制度
基本公共服务程序就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序就是行政程序。构建《行政程序法》，完善监察制度和救济制度是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
《行政程序法》必须要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不能将其立法目的仅仅局限在如何限制政府权利上。这是因为程序的作用不仅在于限制权力，程序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合作行为的信息沟通和基于程序的行为预测，更重要的是，程序应当是科学施政方法的总结，应当能提升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行政程序法》应当贯彻程序法制、程序公平、程序民主与程序效率四大原则。《行政程序法》还应当根据行政行为种类的不同作出不同的规范。对那些严重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成为应当制定严格的运行程序。而对那些没有直接影响公民权利的基本公共服务行为，如资讯类、谈话类行为，则应当赋予行政部门足够的自由裁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