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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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辨方法范文第1篇
实验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新型研究方式，随着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相互融合，已经受到广大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其主要特点就是借助“实验”来代替以往在哲学研究中的“思辨”过程。如著名的“铁球定律”。即亚里士多德提出两个铁球下落重的会先着地，而有人提出异议，如果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应当是大的铁球先着地，但两个铁球绑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铁球，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符，伽利略则直接使用“哲学实验”这一方法，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铁球试验，简单实用地解决了这一哲学问题。那么在科学与哲学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哲学实验的兴起会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
当今科学的快速发展对哲学研究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丹皮尔所说，哲学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是由于文艺复兴后期，黑格尔的后人对哲学的研究进入唯心阶段，而自然哲学则是以牛顿的力学为引导的，因此二者理论背道而驰，产生分歧。而另一方面，以进化论为首的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又因其自身的深邃迫使哲学家不得不加以涉猎。而当代哲学实验的兴起，正是由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统的思辨哲学越来越局限的时候，科学的试验方法无疑为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越来越相似，用科学实验来研究哲学无疑是最好的办法。[1]
从上世纪9 0年代开始，研究哲学的人越来越多，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团队，有的还有专业的哲学实验室，比较著名的有：“EPL耶鲁大学哲学实验室”“EEL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实验室”“EOLL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实验室”以及“BPL”“EERG ”“Hang Seng A 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实验哲学已经涵盖了科学的方方面面，2007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了哲学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此后关于哲学思辨与哲学实验就在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了。在实验哲学出现之前，传统哲学主要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哲学，而思辨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直觉经验，这种缺乏事实支持的研究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研究结果都是模棱两可，使得各种哲学问题的结果存在分歧。[2]
由于思辨哲学和直觉经验存在着各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哲学的职责就是保存和协调各种各样的主观世界。哲学的研究方式正在向思辨哲学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研究把语言与逻辑语义的研究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定高度后，语言的匮乏使其很难再进一步，这时随着神经科学、天文科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哲学研究就由原来的思辨哲学开始向实验哲学过渡了。然而，对于思辨哲学是否已经不适应当今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照着实验哲学来找出思辨哲学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法。[3]
思辨哲学在进行理论建设时仅仅是考虑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及逻辑思辨，而不考虑用实际问题来验证，因为用实际问题验证结果一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一直得不到哲学研究的重视，实验哲学就是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中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方法论提出挑战，打破其对直觉经验的依赖以及语言逻辑辩论的局限性和客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有着准确的结果而哲学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原因。
随着17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直到20世纪，科学用自己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其自身的优越性，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Stotz 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科学的优越性，试图将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实验哲学。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中普遍的变量试验来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在《汤姆逊的小提琴手》《色彩颠倒》及心灵哲学，宗教哲学等方面，采用计算机模型作为哲学实验的工具，通过逻辑悖论、思维逻辑推导出博弈计算模型，来推导宗教、信仰、生物、心灵等问题的演变，这样的研究方式比起传统的思辨哲学，调理更加清晰，结果也更加明了。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在生物学、天文学、神学、神经学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研究结果使许多哲学家发现了科学成果对哲学问题的影响，甚至很多哲学问题可以直接使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美国神经学家利贝尔特对神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由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人类的科技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终究会停止，这时大部分研究科学的人员就会转而投向人类本身的研究上去，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研究未发现的新鲜事物。[4]因此实验哲学无疑是哲学研究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
近期，哲学家Shieber对思辨哲学的直觉经验又有了新的辩解，即人们在传统哲学中使用思辨模式来进行思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实验哲学也的确在方法论中有所建树，但这并不能作为反驳思辨哲学的依据，思辨哲学已然应该当做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然而这种辩护也仅仅能证明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无法否定实验哲学的优越性，当然，思辨哲学与实验哲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在方法论上互补。哲学实验对哲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研究哲学的原动力，是对哲学研究者的挑战，应当引起重视。[5]
二、实验哲学对当代哲学研究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思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越来越接近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传统的思辨哲学已经很难适应这种研究，而实验哲学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哲学本身存在的发散性，哲学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研究一旦有了结果势必能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本我与自我的关系，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自我与本我何为本源的问题，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问题，是有关意识的本性问题。“科学最难攻克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类自身”。要解决自我与本我的问题，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关键是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研究。[6]
唯物论者认为，意识形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物质世界而言是独立的，是互不干扰的，在研究科学问题时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而机械唯物论者甚至直接否定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认为根本没有意识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观物理原理的结果。更多的哲学研究者则认为，意识的确存在，而且也是逻辑研究的一种。同时一些哲学研究者认为意识只需要通过传统的物理概念和过程就能改变，是某些神经元产生的物理学过程。[7]人类复杂的思维意识都是神经元及神经细胞的物理过程，在多层次的分化后从基因、突触、细胞、组织等多层次多角度分析后就能将思维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
然而依靠这样的科学分析，真的就能分析人类的逻辑思维吗？用科学方式来研究意识，第一要排除主观能动性的干扰和有自我意识的感知，第二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思维，为了了解复杂的思维逻辑，要对思维的整个过程进行剖析，意识与反意识的动态过程，自己意识的主观性。所以说，意识研究目前存在几个问题，即意识的种类，意识的概念，意识的表现，意识的存在。但是在传统的思辨哲学中对此一直没有定论，只能希望哲学实验可以得出答案。意识的问题有的可以直接接受科学研究，有些则需要思辨哲学来研究，这些都直接根据神经的工作机制加以解释。
然而意识形态的准确答案能否用科学解释呢？笛卡尔用自己的哲学研究给出了答案。笛卡尔哲学思想的中心论点就是围绕“我思故我在”进行的，其根本意义在于将“自我”这一概念归结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客观存在的个体，但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深入探究，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一方面出发，在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识，我们必须明确的就是自我思考演绎出的本我存在这一客观真理并不仅存在于思辨范围里。还适用在思辨范围外。思辨与实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研究对象，如果想将二者结合就需用到笛卡尔的“普遍数学”中的“度”。因为“普遍数学”中的“度”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在对比中才能体现其公正性。
笛卡尔在自己的研究体系中认为，“自我”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观性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研究对象的“度”，也就是说，“自我”本身就具备数学中“度”的客观真理性。这也就证明了“只要是我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正确的观点都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使笛卡尔在哲学上的研究由分析过渡到综合，以“自我”作为“度”来衡量一切研究目标。按照这种观念可以将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重新梳理，如数学中诸如1+1=2之类的问题由于其浅显明了不足以为真而缺乏依据，通过这种“度”就可以将这种简单不足以为真的数学观念定义为真实的。笛卡尔将哲学研究对象按观念不同分为三类，即天赋，外来和虚构，虚构观念就是由“本我”这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根据其主观能动性思考出的观念，虽然“本我”是真实的，但“本我”思考的问题却是不真实的，而天赋观念和外来观念却是由外界事物产生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哲学研究中的瑰宝，实验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可以摆脱哲学原本的不定项性，用科学的“度”来赋予哲学新的标准。
三、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分析
在科学的实验方法的指引下，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得以产生，可是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对于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使用范围不同。我们将通过认知心理学的三个典型的实验来印证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并且在哲学试验中归结出实验哲学的优劣，最终明确哲学实验的意义、作用等。
首先我们借助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在传统的逻辑学中，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常常局限于逻辑思辨的方法，而无法显现它的优势。然而这样的规避依旧难以掩盖悖论真正的丰富的逻辑内涵。这样尴尬的局面一直到哲学实验方法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模拟方法的使用才有所改观。在混沌动力学方程的数值计算模拟方法帮助下，来探析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悖论，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认识悖论的本质特征，我们会发现，一直以来，蕴藏着人类逻辑思维秘密的悖论，其反应的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这是认识悖论的历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实验哲学的模拟计算及展示不但可以将结果清晰明了滴展示出来，更可以将研究过程被一个悖论与误差展示出来，从而更加详细地展示逻辑思维的隐藏模式，显然，这种模拟计算的哲学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思辨模式，不但使“计算”这一科学方法在哲学研究上的得以应用，还打破了传统悖论研究的局限，使计算实验的条理更加清晰普适，可以想到，在未来的哲学实验中，计算模拟实验将会越来越实用，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运用计算模拟实验来进行科学研究，并不是说计算模拟实验就可以解决哲学研究的问题，而是计算模拟实验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空间。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模拟计算实验也只是实验研究的一种，除了迷你计算实验，还有应用在生物学上的脑电波技术、脑成像技术等，我们可以通过经典的哲学问题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其中，通过类似的神经试验解决传统的思辨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参禅是禅宗用以向人求证真心实相的一种行门。参禅所参的是出生宇宙万法的实相――自性――即第八识――如来藏阿赖耶识，若得参透，便是明心。然此参禅又外延至见性和过牢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参禅当做一种高深莫测的修行法门，非大智慧大功德之人无缘窥其法门，然而参禅真的如此神秘吗？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哲学问题用科学的方式剖析解决。
哲学思辨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思维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
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
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
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②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③因而历史认识论的批判不仅未能确立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历史认识危机之中，这个结果显然有悖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衷。
当现代历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机之时，思考历史的新思维要求另辟蹊径。在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历史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发生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研究以海登・怀特的新叙事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新叙事主义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叙事的性质，把历史叙事不仅应当作文本，当作语言修辞与编纂形式，而且还应当上升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历史观念取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
历史思维解放的尺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的历史性方面看，西方历史哲学要么从非历史的概念中构筑一种先验的历史体系，要么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要么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语言的虚构与修辞技巧。虽然其一再声称要摆脱现代社会中别无选择的生存现状与技术理性的逻辑，但其批判力度并没有声称的那样彻底。西方历史哲学至此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开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时代呼唤历史理解的新思维之时，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入了历史理解的视野，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于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方式探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即它探讨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规律、模式、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它是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把思辨的哲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颠倒过来。“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归入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实践体系中。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使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认识的真理看作是在历史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在历史学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认识历史。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历史事实”与其“摹本”的对立，这也就消除了历史认识论中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物自体”。④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的思维既是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继承又是对其的超越。它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恢复了历史学和历史本身的尊严。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能力扬弃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非历史的思维，也能去除自身思维的非历史性，从而推动历史思维的不断跃迁，使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被另一种新生的、开放的观念所更替，使形形非历史的历史思维得以终结，从而表明了真正的历史观念与真正的历史思维的发生乃是同一个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政教部；本文为西安市2012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Y61）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②[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哲学思辨方法范文第3篇
（一）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的多视角表达1.明清小说的儒释道思想创作基础明清小说遵循着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极力推崇的“孝悌”、“忠恕”等观念几乎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在佛家理论中，“孝”也是一个重要伦理支撑，道家的“隐士”理论中“大隐”、“小隐”之说，放弃了道家在形式上的出世态度，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三家合一的伦理体系。《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是掌握教化的官员，其礼乐仁政的政治思想，在人格上仍然是儒家占主导，但是并不妨碍他的道家隐逸情愫。《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内圣”理想追求、仗义疏财、资助贾雨村赶考等都反映了“忠恕作风”、“仁义礼智信”的理想追求。2.明清小说对儒释道思想呈现的冲突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人性”的本质需求开始表现出来，启蒙思想开始冲击儒释道的主体地位。明清小说中，在贵族社会和民间百姓之间都渗透着方方面面的儒释道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化。但是反观小说中的贵族子弟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亵渎，整个贵族阶层熏染的不良风气深深体现出对儒释道传统思想的严重冲突。《红楼梦》中，贾雨村之流的伪儒败坏儒家精神，虽终日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却把儒家经典作为一门仕途的敲门砖。佛家讲究因果，《金瓶梅》中善良的人遭遇不幸，如武大、宋仁、西门大姐等，而坏人如韩道国、苗青、西门庆等人反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报应”，有的通过投胎再生而减免了果报。另外作品的“戒”主旨与“宣”的作品创作，也体现了作品对佛家的重要冲突。明清小说也有着重要的道家因素，《金瓶梅》中李瓶儿之死就由潘道士言中，体现了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但作品也对道士的场景进行了夸张和讽刺。道家无法深入伦理道德同现世和来世的人生评判，道家在《金瓶梅》中虽然闪耀着善恶有报、天堂地狱的戒律，但仍然体现着现世的人性追求。明清小说的儒释道精神和思想被封建末世的道德家所败坏，他们完全为了一己之私而我行我素，甚至谋财害命。明清小说中，有极多的作品体现了对儒释道思想的怀疑与批判，甚至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否定。
（二）明清小说中生死观的丰富展示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生死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影响着中国长期的生死信念表达与生死价值的判断和追求，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有精神。儒家的“天命论”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关照，把生死问题同宇宙的本真融合，形成了“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它不讲求来世和求得永生，但是充分追求精神的不朽，是积极的重生轻死的生死观。《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对人的死亡仅仅用了一句“其实堪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是作者浓笔重写的一个人物，然而在描写其死时，也仅仅用“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做结。明清小说对死亡的另一层展示是对“死亡的最佳理想”，即长寿、无疾而终；而死亡的最高境界是羽化成仙。我国古代多以“寿终正寝”为福，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就提出“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的终命。《山海经》也有“不死国”等传说，长寿与永生不死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习俗。《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关羽之死，使其最终羽化成神。《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冯主事大义救沈家，死后为神。这正是长久以来人们追求的死亡的最佳理想。
二、明清小说中的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哲学思辨形成
明清小说中儒释道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儒释道思想经过封建王朝的发展，早已深深渗进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洋溢着智慧的火花，内化成中国人对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自我的独特哲学体系，毫无疑问，它对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如何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不仅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同样也是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集中表现在“因果报应”的观念，讲究“轮回”的佛道两家的观念，给作品呈现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宿命论思想，这固然是由于文艺作品的历史性所造成的，不仅显示了作品的局限性，更表达了明清时期传统中国人的普遍道德观念及世界观。当代大学生突破明清小说的认识局限，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摒弃明清小说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经过去伪存真、以“扬弃”的科学态度，更加坚定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一科学哲学的命题的深刻认识，完全抛弃了世界是由鬼神主宰的世界观认识。
（二）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辩证思想的形成明清小说表现出的儒家伦理秩序、“孝悌之道”、“忠恕”思想以及封建秩序体现的“三纲”、“五常”，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在追求“无为”、“与世无争”的理想人生，追求洒脱人生的境界上，“人世解脱”、“轮回因果”等哲学命题上，将其与现代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观照，大学生不难发现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社会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认识，强化了当代大学生认识世界的正确历史观。明清小说也体现了强烈的辩证法，如《红楼梦》中就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还有秦可卿临死说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都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法。哲学在于思辨，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离不开明清小说中深刻的辩证思想的重要影响。
（三）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明清小说不仅有儒家的“舍生取义”、“重生轻死”以及佛道的“羽化为仙”等生死观，更体现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大学生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时期，是人生的重要年龄阶段，在死亡这一观点上，更能正确区分正确的观念与错误的认识。对明清一系列小说的生死展现，使大学生重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正确的人生方向和自我的努力让大学生脱离哲学思辨的层次，从而追求理想人生的脚步，为其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发挥着巨大的理论影响和现实导向作用。在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下，大学生充分展示时代风貌，展现自我精神与追求，形成了健康的人生观。
三、结语
哲学思辨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师教学研究;理论研究;实践哲学;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教师教学研究长期以来深陷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他们对研究仍然充满畏惧感与陌生感。而超越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走向专业实践应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应然路径。这就要求教师教学研究的问题场域应从宏观探究走向微观检视；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由“专业研究”走向“行动研究”；在研究进程的推进上，由专家引领走向自主变革；在学校组织变革方面，则应从科层化管理走向研究共同体的构建。
关 键 词：教师教学研究 理论研究 实践哲学 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王鑫，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讲师，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
教师从事教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消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以理论促实践提高，以实践促理论深化，在教学研究中完成由“教书匠”向“研究型”教师转型的目标，成为真正的教学“研究者”，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然而，反观现实的教师教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学研究对象混乱、研究过程粗糙、研究方法失当、研究成果推广低效等现象长期困扰着教师教学研究的积极性。追其原因在于，教师教学研究长期以来深陷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他们对研究仍然充满畏惧感与陌生感。而超越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走向实践取向的教师教学研究则应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应然路径。
一、超越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
从哲学渊源上来考察，理论研究根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论哲学。而实践取向的研究则根源于实践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构成了哲学的全面领域。然而，认真阅读哲学史的人会发现，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史，或者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形而上学史作为主流哲学史，其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论证方式都深深地影响着其阴影之下的实践哲学。[1]那么，通观理论哲学史的发展，它的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论证方式是什么？对实践哲学的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进而延伸至教育学研究、教师教学研究，这样的理论思维方式又会对教育学人、教师等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在这种清本溯源的追问中，期冀能够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与收获。
众所周知，在古代，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总体”，各种具体知识还未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娩出来。从方法论上来看，人类获取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知识主要是借助于直观与思辨的方法获得的。随着哲学研究向高深方向的发展，思辨方法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思辨，首先它是一种思考方式，通过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进而达到对事物存在的本质追问。受此影响，教育理论的研究也不乏思辨性质，强调概念层面的分析和理论体系的推演，注重教育价值与规范的澄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如教育学的性质、学科地位、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研究方式讲究书斋式或者坐而论道式，这对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信仰、教育理论和教育思维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随着近代科学主义的诞生与盛行，思辨研究开始逐步退出主流，退居幕后，实证研究开始大放光彩。反映到教育研究中，正如英国学者普林所说的，“源于实证哲学的‘科学模式’在西方的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教育研究被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去获得普遍性的规律”。这种趋势不断地被强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实证意味的教育研究体系与研究话语系统。观察近几年教育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的实证研究”等比比皆是，这些研究行文中除却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更是将实证的、实验的、量化的研究方法运用的游刃有余，将教育研究做成了一种专业技术，实现了科学范式所强调的客观性、中立性、准确性、可操作性等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思辨的教育研究还是科学模式的教育研究，它们的行为主体都是教育专家、教育学者。所以当“研究”这个词汇延伸至教育实践，教师视野中时，面对教育研究、教育理论研究内容、方式方法时，教师一时陷入了迷茫。到底怎样开展自己的研究，到底怎样去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教师自身视阈的狭窄，他们对“研究”抱有太多的敬畏感，造成了他们对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依附状态。但理论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模式对具体的教学问题研究甚少，导致思辨生成的理论实践效度减弱，很明显，它不适合教师作为教学研究的惯用方法；而科学范式下的实证研究又将实践抽离具体的情境，架空一切历史的、情境的、主观的内容，使研究成为复杂高深的专业技术，反而远离了一线教师的工作实际，进而也不能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着力点。教师教学研究将何去何从呢？对此，我们还应回溯到哲学渊源上来寻找答案。
早在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将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又称制作的智慧、技艺)。并根据知识的分类，相应地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并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迥异，理论研究遵循思辨、实证的模式，而实践研究则是遵循经验、行动的模式。理论研究在于探寻事物发生的一般规律，而实践研究在于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办法。因此，作为教师教学研究的起点，应始于实践而终于实践，应跳出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寻找属于实践性质的研究框架，从而才能更好地完成实践任务。
二、走向专业实践：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
将教学研究作为一种外在于自身发展的客观存在，而未能达成作为自身专业成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观认同，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意识，教师的教学研究所呈现的脉络自然也就随着理论研究的路径而随波逐流，缺少了实践研究所应有的样貌，进而也就无法起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作用。由此，在缕析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区别之后，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教师的教学研究思想或思维方式，即教学研究是教师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教师不仅能够独立进行教学研究，而且也有必要从事研究；教学生活是教师生活的常态，研究生活也应是教师生活的常态，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教师的教学研究才能突破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找寻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研究过程、研究成果的呈现及推广方式等。当教师真正将教学研究作为一种本体性存在时，作为其专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教师教学研究也就走向了专业实践的道路。因此，走向专业实践是教师教育教学研究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这种趋向具有以下几个一特点：
首先，它以实践哲学为指导，主张教学研究不应以“静观、理论为目的”，而应该探讨“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3]在以往的教学研究中，由于教师过多的依赖于理论哲学的指导，认为只要粘贴抽象的理论标签，套用热门的理论话语、运用时兴的理论研究工具，就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研究，就可以更加有效的融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来，结果，由于教师自身理论素养的缺乏，而又脱离自身教学经验，使得教师教学研究出现了诸如课题雷同、个性缺乏、内容空泛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提高。而将教师引向实践、面向实践，运用实践理性，遵循实践逻辑，才是教师教学研究的出路，才会更加有效地促进教师教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实践哲学的话语中，研究被看做是一种实践活动，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与意义必须在实践语境中才能理解，即使是“理论”也必须还原于具体的实践情境才能获得意义的建构，否则就是“伪理论”。这种思想彻底颠覆了理论哲学视野下的理论研究的框架与束缚，实现了从追求主张剔除实践的具体情境去寻找抽象真理的理论研究转向追求在实践中重构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的实践研究。在实践哲学的指引下，理论性质的教育学不再是教师教学研究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而是用在教学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教育学去指导、改善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而提升教学层次，最终形成属于教师自己的教育学，即教师教育学。由理论教育学到实践教育学，再到教师教育学，体现的不仅仅是名称的置换与代替，更是教师教学研究取向的彻底变革与转向，形成教师自己的教学研究视域与命题网络，并用实践的观点去理解理论、理解实践以及重新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重新架构自己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
其次，专业实践取向的教师教学研究能够充分体现教师的主体性存在。在以往的教学研究中，教师作为个体的重要性往往受到漠视。比如在校本教研中，以校为本的课题研究看似迎合了个性化的需求，却往往是学校领导的个人兴趣凌驾于整个课题组之上，然后再将这些出自“个人兴趣”的课题分配到不同的教师个体身上，教师成为他者研究的附庸；还有的一些学校课题是某些专家课题的子课题，其学校因此美其名曰“××课题实验基地”，更是脱离了教师教学生活实际，只是装点了学校门面，而对教师专业成长则无大裨益。正如行动研究的领军人物艾略特所言：“总是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把教师仅仅看做是帮助其他人收集资料的工具”。[4]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主体性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倡导专业实践取向的教师教学研究则将教师从幕后的默默无闻推向了前台的.主动寻求发展。教师除去职业的规约，首先确认的应该是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存在，“任何个人，即使是最闭锁在他的最平庸的生活中的，在他本身也构成一个宇宙。他在他身上蕴含着他的内在多重性”。[5]正是这种内在的多重性构成了个性的自我、构成了自我的主体性存在。因此，在教学研究中，教师首先要确认的是自己的主体地位，教师是在从事自己的研究，从事自己教学生活、教学实际、教学实践的研究，在脱离了理论依附的状态之后，教师要转而依靠自我的理论寻求教学发展的可能，而主体性确认是行动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走出理论研究的窠臼，寻找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与实践样态。
最后，走向专业实践的教师教学研究要求教师要将研究升华为一种生命的实践。在教育发展的路途中，我们不断的反复追问，教育实践的特质是什么？关乎生命、关乎人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塑造人、培育人与完成人的“生命·实践”。[6]教师在面对教育实践时，它“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成或创造的世界”，[7]“在这个世界中，由能动的主体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构成或生成”，[8]“这些主体通过维持其‘有意义’，从而将其构成为一个被研究的世界”。[9]这些主体不仅包括教育世界中的教育者，更指向受教育者——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正是他们，才构成了教师教学研究的对象，教学研究的目的正是始于生命、为了生命、成全生命的美好与完善而进行的教育实践。因此，衡量教学研究的最终标准乃是生命有没有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地生成并最终得以成人。由此，教师教学研究就是对生命的再创造，使生命更加趋向完美。
三、追求有效的教师教学研究
超越理论研究框架的束缚，运用实践哲学的视角打量教学研究，开辟一条走向专业实践的发展路径，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冲破理论框架的束缚，到达专业实践的彼岸呢？追求有效的教师教学研究是必然选择。
(一)问题场景的转换：由宏观探究走向微观检视
研究始于问题，问题始于生活。对于教师而言，问题产生于教师的教育教学生活之中。但现实的教师教学研究现状并非如此，看一看近几年来教师申报的教科研项目就会一目了然。像“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励志教育一体化的探索与实践”、“幸福教育观下的小学素质教育行动研究”、“高中数学默会知识的局部探究的实践与研究”等类型的课题不在少数，这些看似漂亮、价值不小而实际上可能已超越教师科研能力范围的研究远远脱离了教师教学生活的实际。还有一些教师做的是一些大众化的理论研究，欲解决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往往在做的过程中陷入俗套，毫无新意可言。为转变这种趋势，必须引导教师进行问题场景的转换，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发现、审视问题，而是从自身所在的处境去发现、理解、解决问题。教师的“处境”蕴含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前见，教师只能站在自己的这种处境之中来思考教育问题，而不是站在处境的对立面来旁观，才能获得对教育的真知灼见，否则只能是随波逐流。“处境”构成了教师特定的视域，这种视域“首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探究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10]教师的“处境”是什么呢？是教师完整的教育教学生活。教师活动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师活动的主要对象学生、主要的授受媒介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是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原点。近几年来，基层教育科研工作创新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像带题授课，小课题研究等研究形式的创新都在努力将教师从宏观理论的探究拉回到微观层面上来，比如“三年级计算易错题成因及干预研究”、“小学生习作选材如何实现多样化”、“学生打字速度训练软件开发与研究”等，这些课题小而精、真实有效，确实能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开始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典范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由“专业研究”走向“行动研究”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员，教育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借鉴过来的。这些方法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思辨的与实证的。所谓思辨研究，在于进行抽象的或理论的思想辩论，从而对事物的本质问题作出解答，所谓实证研究，是指“基于经验材料建构关于事物发展机理的理论解释，并将理论诉诸实践检验的研究活动”，也即经验研究，包括质的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无论是思辨的研究还是实证的研究，其目的都在于从事物本身、经验本身抽象出新的概念和思想。对经验的抽象水平或曰思辨的深刻性，决定了研究所达到的理论水平。这种专业的研究方法不适合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研究。而从质的研究分离出来的行动研究虽然也带有专业性质，但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来说更适合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行动研究要求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应在实践中进行，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并要求研究者在实践中通过疑难问题的解决对自己所从事的实际工作进行反思，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实践理论，从而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行动研究中要关注叙事、想象与对话。通过叙事，彰显研究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反思行动背后的假设与前见；通过想象，弥补抽象理论与现实情境之间的断裂与缝隙；通过对话协商，寻找出符合实践逻辑的问题解决方案。
(三)研究进程的推进：由专家引领走向自主变革
教师教学研究进程的推进离不开专家的引领与指导，但更离不开教师的主动与创新。只有由内而发的主动性才能促进教师教学研究由表层走向深度。因此，在教学研究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专家角色与教师的角色都要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专家角色的转换应从形式的引导走向实质参与。新课程改革以来，教育专家、学者纷纷投向实践领域，他们或出书立说、或面授机宜，但多停留于对“学校教育教学”的隔岸观火，因而受到学校及教师的冷遇与抵制。要改变这种状况，教育专家就应切实反思自我，搁置“理论指导实践”的专业自信，而是将视点转移、重心下移，实实在在的去关注实践、参与实践，发现实践中的问题，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专业研究真正转化为一种生动的实践力量，成为教师开始教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与专业支持，才会被学校或教师盛情悦纳。教师角色的转换重点则是由被动附庸走向主动研究。教师应具有研究的意识，立足于寻找教学情境中的问题，进而转化为研究的行动，以行动促进问题的理解，分析与解决，通过多样化、多层次问题的解决形成教师自己的研究范式，这就是由意识到行动，由行动到理念转换的过程，唯有如此，教师教学研究才能迎来教育科研的春天。
(四)学校组织的重构：由科层化管理走向研究共同体的构建
我们常说，研究始于问题，但实践哲学则认为，问题并不构成研究的真实起点，比问题更本源的是研究机会。[11]问题只是构成了我们可能要研究的空间，而研究机会则会制约着这个可能性空间，并给出实际的研究进路，决定着实际的研究起点。[12]对此，劳斯有着深刻的论述：“并非所有理论上可以识别的问题都构成研究机会。如果没有人准备去研究它们，不管是因为缺乏资源、兴趣或合作者，还是因为眼下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解决，那么那些问题将不会出现在我们当前所从事的研究当中”[13]。因此，研究机会的获得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必须考虑地方性情境和实践性情境的特殊性。在学校这样一个场域中，我们到底为教师教学研究提供了多少研究机会呢？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科层化的教研制度及管理阻碍了研究机会的生成与出现。因此，学校首当其冲要改革的就是这种教研制度，全面推翻教学研究中的官僚作风、科层制度、控制取向，通过构建研究型学习共同体，将外在规约转向内在文化合作环境的建构，为教师教学研究搭建更多平台。具体措施在于：第一，强调以教师为本，在课题选题、课题开展过程中要寻求教师的意见，以教师的原有基础作为教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因领导兴趣等原因将教师置于被动的研究地位；第二，在此基础上，构建教师研究共同体，以学科、年级、班级为单位，利用教研组、备课组等形式将教师普遍关心的、能够解决实际困难的问题集中起来进行讨论、研究，从中遴选出更为合适的主题引导教师从事研究；第三，学校应充分发挥服务意识，为教师教学研究提供资源支持。像学校图书室的构建与完善，为教师提供最新的教育科研咨询，加强网络资源库的建设，带领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知识、方式、方法的培训与普及，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教师教学成果的推广等，构建包括心理支持、精神鼓舞、条件改善、制度赞许、物质奖励等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为教师教学研究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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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辨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思维方式；差异性；多样化；变化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14-07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魏博辉（1957-）女，北京市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各民族不同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如生产实践的水平和状况、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语言。语言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作用更为明显，并且这一导向作用更加具有“充分性”（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论”也是本人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本人的系列论文中，对此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论述。本文是关于语言对于思维方式影响作用综论中的一部分，也是对“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导向论”观点论述的“铺垫”。
语言与思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从语言对于思维方式的影响方面来说，思维方式依赖于语言的引导。在对有关问题的探讨中，有“语言决定论”之观点，如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一个社会的语言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模式。他把语言的界限视为世界的界限，其主要著作有《语言论》等。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了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持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同，语言结构不同，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的“假说”反映出了语言支配思维，并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其主要著作有《论语言、思维和现实》等。洪堡特认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的类型决定人的思维类型，甚至决定人的世界观。其主要著作有《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精神发展的影响》等。这些观点能够从语言中来把握思维，强调考察思维自身的语言背景，但问题是它们把语言的作用推向了极端，所以有失偏颇和武断。
语言不是决定思维，而是对于思维及思维方式起着导向作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给予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以引领或导向。故而，语言可以作为把握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途径。
本文着重从两方面进行探讨，即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语言的发展影响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本文最后表明个人的观点，指出由于语言的逐步“融合”，也促使着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方式走向“融合”的趋势。
一、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
卢梭指出：“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他在此所说的“言语”是指人类具有的共同的语言，而所谓的“语言”，则意味着众多具体的、个别的民族语言。
在许多神话和传说中都传达出最初人们的语言是“同一的”这一信息。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巴别通天塔”的故事。原初普天下人同操一种语言，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由此出现了语言的多样化。实际上，人类最初的语言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简单的动作和发声以及象形文字等形式出现的。在此基础上，人类思维方式有其共同之处。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语言文字逐步发生了变化，语言随之渐渐分化，表现出了语言的民族化与多样化，显现了语言的差异性。由此，也从一个方面引导了思维方式的多样化。
语言是民族现象。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大致适应于该民族的语言水平。洪堡特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是表现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重大特征之一。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对该民族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就不同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里语言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有不同的语言，才表达、记录和揭示了不同的思维范畴、概念系统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差异促成和引导了不同的哲学性格和文化状态的显现。
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德语紧密相连。黑格尔认为，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也就是对思维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语言很少达到这种地步。思维规定在一定语言里表现为名词和动词，因而打上了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遇到这样的有着“对立统一”的字词，对于思维是一种乐趣。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思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思辨逻辑为基础，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把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分离，以为逻辑只能构成知识的单纯形式，而把真理本质的内容排斥在逻辑之外。这是不依赖于内容的思维形式，即形式逻辑。而逻辑必须要考察被思维的东西的状况，把分离开的思维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辨逻辑，即辩证逻辑（当然，辩证逻辑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新的思辨的思维方式，也就在思辨逻辑的基础上形成了思辨哲学的性格。这与思辨语言（“对立统一”语言）的导向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即使同属欧洲古典文化范畴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十分不同。由于“希腊语原有的形式遭到了肢解，与异族语言的要素混杂起来；语言本身的有机体被破坏了，而与它相对立的入侵语言力量又无法使它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无法赋予它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的生命原则”，因此，后来“从罗马的诗歌中，以及从随着拉丁语的衰落而在获得独立的欧洲大陆上骤然繁荣起来的那一精神生活之中，产生出了现代文化最主要的部分”。这表现了语言的影响力。
再如中国文字，有说起源于伏羲的八卦，那些直线既是中国的文字基础，也是中国哲学生成的基础，其意义是抽象的，但并不深入，而是停留于浅层的思想意识之中，其规定也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哲学从所谓的意义上的抽象过渡到具体事物时，表现出的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缺失内在的逻辑秩序，或是说它蕴含的是一种“感性的逻辑”。所以中国哲学的倾向是道德哲学，因而形成中国哲学特有的性格。带有“直观性”的图画文字或“会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及汉语言民族的“具象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有必要首先理解它所运用的语言，进而透过语言的缦纱，去捕获隐含其内的哲学思维的方式以至哲学思想。
一种哲学思维通过哲学语言的“编码手段”引导、架构、表现出来，一种文化也是透过语言的“编码”与自然、现实发生联系。“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当然，他使用自己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其他规范的行为来整理他所经验到的现实――只有当现实以他的代码形式呈现于他面前时他才能真正把握它。这种看法不是说现实本身是相对的，而是说现实是由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划分和归类的，或者不妨说，他们注意到的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现实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当然并非绝对地以每一个特定的语言结构来划分“世界”，正如上述所言，现实本身不是相对的，然而不同的语言的确引导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以至使我们看世界的深度、广度或角度有所不同。比如大体上形成的与西方拼音文字相应的逻辑一理性思维和与表意文字（汉语言文字）相应的实用一理性思维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相应地产生出了来自不同的角度解读世界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在用不同的语言来“编码”，并组织不同的思维形式。就中国初学英语者（一般指成年人）来说，彼此用英语对话时，思维活动程序一般就不像讲汉语时那样有节奏、流畅。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由于词汇量少，语言不熟悉的限制，使我们先用本民族语言把词的顺序安排好，然后再译成英语，把英文单词逐个地连接起来，才能表达我们的思想，往往还表达不清（当然随着语言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以及从小开始学习外语或置身国外等情况和环境变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怎样，中文与外文的词序毕竟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他们还不习惯用这种语言进行思维。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语言对思维方式的主观的导向作用，是“为了说话而思想”，这种导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得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让外国朋友指出我们交通标识牌上的英文所出现的错误地方，有的被指出不符合英文的表达方式，而是汉语式的英语，故此觉得十分好笑。那是因为我们在用汉语来思维。反过来，初学汉语的外国人（主要指讲外语的成年人）仅对汉语中复杂的称谓就感到非常费解。中国内亲外戚，自古严密，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伯父、叔父、舅父、姨母、姑母、婶娘、堂兄弟、表兄弟、外甥、侄儿等等，但在英语中只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nephew，niece七个名称就足矣。难怪有研究中国文学的英国学者就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搞不懂，很难从头到尾读一遍中文版的《红楼梦》，而是拿英文版对照来看，也很难搞清众多人物的关系。就此而言，是他们习惯了英语式的思维，而不是完全在用汉语来思维。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结构人类学》的序中说，这里的好几篇论文本来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因而不得不翻译。他认为，用不同语言构思的文章在语气和写作方面是有差异的，因此，他担心由此产生的某种杂糅性会影响这本书的均衡感和整体感。依照我们面对的是法语读者还是盎格鲁一萨克逊语言的读者之不同，我们的思考和阐述方式也不一样（当然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他多年使用英语教学，无论多么习惯，但还是被限制在单一的语体当中。他说，用英语写作的时候，我能够用英语思考；但是，我只能运用我所掌握的语言手段说出我所能说，而不能说出我所想说，虽然对这一点我并非总是有意识。他把文章译成法文，但担心使读者极有可能产生不过瘾的感觉。这说明了语言所具有的导向性和制约性（关于语言的制约性和创造性的关系另文有述），人们的思维受制于语言，语言自然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
这些，说明人总是要用一定的语言来思维，一般而言，中国人（这里是泛指，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对话，但他们书写的是汉语言文字）或讲汉语的人在用汉语进行思维；日本人或讲日语的人在用日语进行思维；德国人或讲德语的人在用德语进行思维；讲英语的人在用英语进行思维，等等。例如，在英语里，我们习惯说He went to town（他进城了），而无须提及使用什么方式进城的，可是在德语里要涉及行动的方式，因此英语的go（去）在德语里却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如果是走路或使用其他自己推动的方式去的，要说gehen（与go同源）；如果是坐车去的，要说fahren；如果是骑马去的，要说reiten。当然，在英语里也有walk（行走），drive（乘车），ride（骑马）这类表示行为方式的词，不过在一般情况下，说英语的人并不十分注意这些方式，不必把它们一一说清楚罢了。语言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和经验认识的一种编码，不同的民族，编码的方式不同，也就提供了不同的语言范畴，无论是指称简单或指称复杂的语言体系，都会相应地影响着使用该语言人们的思维方式。曾有则报道：有位德国总统如是说，不了解康德、黑格尔，就不了解德国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思辨的语言”和“思辨的精神”，使得他们的思维极为严谨与缜密，有其特定的内涵。加达默尔说，我们理解一门语言，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门语言之中。他认为，当我们掌握了一门外语，以至能够完满地使用该语言，就无须再把自己的母语译成另外一门语言，也无须把另外一门语言译成自己的母语，而是用外语进行思维。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在用语言来思维。不同的语言引导着不同的思维，以至由于语言的差异性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思维方式之传统。
二、语言的发展影响思维方式的变化
思维沿着语言符号的阶梯，从具体的感性印象上升到抽象的理性概念，语言符号不断引导思维行进，并使思维内容确定下来，思维的发展、思维方式的变化与进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效能，这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汉字中的数字符号，特别是大写数字符号系统相当繁琐、笨拙，面对极为复杂的算术运算便束手无策。现在世界上，包括我国普遍采用的灵巧的阿拉伯数字系统，其简化、明晰的优点显示出来，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简捷，面对复杂的数字推导，人们可以用它自如穿梭。在实践中，人们不断地提取各类语言的词汇，语义不断地扩大和丰富，不断地打破旧的思维方式。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创造功能，每时每刻都在为人们提供着新的语言表述的可能。又由于语言的多样化，在各民族的交流中，某一民族对异民族的语言并非完全屏蔽，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异族语言。虽然在语言的大体框架（如表音、表意）或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但语汇的增加或语义的变化，都使原有的语言不断地冲破自身的限制而得到发展，进而影响、促使着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在我们对“哲学世界”的了解中可以得此体会。起初我们对“哲学世界是什么？”一无所知，逐渐地它通过哲学理论告诉我们，而哲学理论既起始于概念的导向，又付之显现于哲学概念的形式之上。今天的“哲学世界”要比中国古代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世界”宏大而深远，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
如在西方，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生出了希腊文字，这是较早期的能够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的语言文字，后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生成演化出了各种文字，如拉丁语、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哲学从早期的“自然思辨”（形成自然思辨的思维方式）起始，沿着探讨事物的本质方向发展，这与其拼音的语言文字的导向是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探讨事物本质的进程，认为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他以本质作为推理的出发点。那时尚不存在一种辩证能力可以使人们即便没有关于本质的知识也能思考对立物并探讨对立物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和普遍意义。这二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把普遍的事物或定义分离出来。苏格拉底虽没把关于事物的“普遍性”或“定义”从特殊的事物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定义推进了理念论的产生。他的后继者――柏拉图才使它们分离存在，并称之为“理念”。
随着时间的发展，语言文字符号的演进和分化，从“自然思辨”达到了近代的“理性思辨”（形成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不但探讨宇宙客体的本质，而重点探讨主体自身认识的本质。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展开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后来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则把对主体性本质的研究推向了。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强调，真实的东西不仅应被理解并表述为实体，也应被理解并表述为主体，而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他以思辨逻辑为基础，形成的是“辩证理性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他把“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推至巅峰。他们的理论给我们展示出了不同层次的“哲学世界”。
西方哲学突显的逻辑思维特征反映出与其使用的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语言本身就有其严格的规则，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更进一步从形式上规范了语言概念的构成与表达的规则，即“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包含研究有语法和语义的理论；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的三段论等。他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辩论中的辩证推理理论；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科学中的科学推理理论和科学方法等等。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应有事物最普遍规律的公理；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基本术语（假定它的基本术语所表示的事物是存在的）；每一门科学中的所有术语都必须有它们的定义。三段论是他的逻辑学中更为基本而深刻的理论，表现出了在运用语言于推理过程中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使本身就具有严格意义的西方民族的语言或拼音文字，更增添了严密的性质。在古希腊哲学中表现出了对概念确定性的追求和对语形的逻辑分析，也为进一步使语言表达更具严密性的现代逻辑的生成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语言意识在表述纯粹的非实体性理性概念时，对其概念的限定性、明晰性比表述感性事物方面要求更高。如将希腊语与英语、德语相比较，“便很容易看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客观性和更为深刻内在的主观性之间的这种区别”。然而，德国哲学家在使用着较为明晰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又在为追求更精密的“确定性”的道路上而迈进，他们作出了大胆的设想。莱布尼茨提出创造无歧义的符号来表达思想，使概念之间的关系成为符号之间的关系，使推理进程成为演算进程。于是，人们创立了人工语言，以至弗雷格构造了一个本身具有逻辑规则的逻辑公理系统。语言符号引导人们创建了数理逻辑，既能用数学的方法研究逻辑问题，又可用应用逻辑的成果去研究数学的基础和方法。由此，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也是人们思维不断深化的具体显现之一。
中国古代的汉字远不是我们现在书写的这样简化，象形字几经演变基本面目皆非（当然留有痕迹）。早期的语言文字“象形”意味甚浓，笔画繁杂，使人见字易引发联想、类比、譬喻等，引起非理性的思维。且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有着严格意义上的语法，不受语形规则和句法结构的限制，句子内容注重的是具体事物的状态和关系。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是对人事关系叙述构成的句型。其中没有拼音文字那种严格的主谓宾结构。因此在古汉语的句式中更注重词意、语境和语用。由于受到“原生态符号”――“具体形象”的制约，古代思想者往往以“象”寓“理”，如塞翁失马（《淮南子・人间训》）、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鹏程万里（《庄子・逍遥游》）、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等，都反映了人们在对哲理的探寻中突出了具象的思维方式。
这种语言与相应的思维方式渗透于“哲学世界”之中，在对世界本体的探讨上，中国哲学表现为：亦虚亦实或虚实同一，把世界的本质和某些具体事物达成“同一”。也正因如此，中国哲学提倡“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同一”，如五行说即如此，可以适用于人事、自然、宇宙的起源。虽有“道”、“仁”等较为抽象的概念，但有其多义性。如对“道”的理解似乎难以达到“言尽意”。《论语》中出现的“仁”字有百余次，但都是从各角度或某一特征上加以诠释和理解，而并没有表示出系于各特征之间的内在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其概念没有明晰的、确意的定义。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仁。”（《颜渊》）等等。这些表述表现出了对于概念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解释，但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或本质的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缺乏西方哲学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并且，中国这种具象的思维方式延续的时间很长。然而，古希腊哲学在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上也曾有过“朴素”的观点，但是它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延续的时间很短，并从古希腊一开始就基本确定了抽象思维的模式。如虽都有“气”之概念，但对此理解中表现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更注重的是直观；而西方哲学注重的是“思辨”，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置于超越经验的理性之上，来探讨宇宙发生的理论，由此，对宇宙一种系统化的描述开始了。其次，中国传统哲学往往是以概念描述具体事物，以概念释物，概念和事物直接同一；而西方哲学以概念描述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概念，探“实”后之“虚”，即现象背后的本质，以概念释概念，超越具体事物，寻求着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如巴门尼德的“存在”之概念，毕达哥拉斯的“数”之概念，柏拉图的“理念”之概念等，逐渐展开了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他们也较早地就有了极为抽象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的哲学原词φιλοσοφτα拉丁化为philosophia（爱智）发展到英文philosophy以及其他种拼音文字，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抽象的概念。当然，中国古代虽不曾有“哲学”这样的概念，但也已经有以不同形式呈现出的“哲学世界”，如先秦时期的“显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等。但其概念的抽象度与西方那些反映“普遍本质”的概念有所不同。在其中显现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具象性的思维方式，它与汉民族语言（表意文字）的影响与指引有着很大的关系。
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一位被人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哲学家西周首先把中国汉字“哲”与“学”结合起来，与philosophy相对应，后来“哲学”一词被引人中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见之于报端。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1902）中使用了“哲学”概念，并首先启用了“中国哲学”之概念。“哲学”概念是更为抽象的概念，显学、玄学、理学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分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或是不同时期对于中国哲学的不同称谓。在我们引进西方科技与文化的过程中，也包括引进了语言，如“逻辑”，也就是拉丁语系的“logic、“logik”和“logique”的音译。到了20世纪，我们便把中国古代和近代表述不一的“形名之学”、“名学”、“辨学”、“名理”、“理则学”、“论理学”等统称为“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传人中国，如按照三段论的标准衡量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古文）中的语形、语句等，那是不能吻合的。从这一点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清末语文学家马建忠用西文（拉丁）语法来研究古汉语的结构规律，出版了著名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使我们更加注重了汉语的句法结构，使人们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更加规范和准确。同时，古文也在逐渐“隐退”，朝向白话文的方向发展，后来的起到了助推作用，白话文冲破古文对思维表达上的局限，进而又推行简化字等。这种种因素的渗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促使着我们思维及其方式的变化。
“哲学世界”的扩展与变化反映出了哲学思维的变化与深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语言、概念的不断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理论，新的世界。因此，哲学语言影响着哲人们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与变化，并给予哲学思维以导向。
所以，某一套思想和概念系统都有其相应的具体语言形式，思维的外部结构是语言，而语言这一结构的“内面”表现为思维模式（萨丕尔）。某一语言模型是经过反复使用而固定下来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和规律，相对独立于思维，从而，它潜在地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指引着我们的思维。
总之，语言对于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或导向作用，但绝不是说各异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完全由语言所决定，那样便成为了“绝对主义”。实际上，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还要受到许多且重要的因素影响，如实践状况与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只是单向运动，思维方式反过来也会促进语言的变化与发展，由此，二者形成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运动。在此，只是着重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问题。
三、结语
实际上，在多样化的民族语言背后，也隐藏着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东西，因为人类语言本身就体现着人类的共同性。从维柯的“新科学”看来，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不同语言的背后，都有着“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尽管在语言的细节上、发音上有所不同，但“心头词典”可以寻找到不同民族语言的共同根源。就像亚里士多德《解释篇》所说的，全人类的书写标记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都是灵魂的，或心灵经验的情感符号，在这一点上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这些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或这些情感具有的相似性也是相同的。这说明语言具有共同的“隐喻”功能，具有差异性、多样化的民族语言带有共同的目的，都在反映、表达人类可感知到的和不可感知到的人类灵魂深层的东西。尽管有时相异的语言在对译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吻合，达成其原意，但其后的共同性、普遍性使它们蕴含着内在的联系。
如前所述，不同民族的哲学语言符号引导并表征出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传统，不同民族的哲学家虽话语方式与文本各异，但他们所探讨与表达的“道”、“理”，对超验的世界、超时空的“绝对境界”的理解与认识是相通的。无论是老子的“道”，还是柏拉图的“理念”，无论是朱熹的“理”，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他们都用语言展示着同样的既不可触摸，又不可见的“哲学视界”，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他们在运用着不同的语言谈论着人们共同关心的共同问题，可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