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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有主体文化的地位,注重人际关系及群体意识,我国的节日民俗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自然受到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保山市,古称永昌,源远流长的哀牢-永昌-保山文化,突出的丰富性,多样性,保山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俗文化,有:①群体性:民俗的群体性是指民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群体活动的结果,例如中秋节有赏月,吃月饼的习俗。②地区性:是指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民俗事象,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饮食上,川菜的麻辣鲜香,沪菜的浓油赤酱都是典型例证。③民族性:是指任何民俗事象,都是在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中形成的,例如彝族的“火把节”。④传承性:我国民俗文化大多是继承多年来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例如春节、端午节。⑤稳定性:民俗被大多数人遵从,就形成较强的稳定性,例如:春节时贴春联、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在元宵节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等传统节日活动一直传承至今。民俗之所以被人们传承,是因为民俗有其特有的功能,个人走向社会,个人适应社会一般是从入俗开始的,因为民俗为每个人成功地担任角色、承担责任、完成社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民俗最基本的功能:①整合功能。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协调一致,让社会系统在整体运动中保持相对稳定。②规范功能。民俗通过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规约、程式化的礼仪、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约束和控制作用的一种功能。③教化功能。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作用,体现在个人的道德品质、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等方面。④选择功能。人类虽然受到民俗文化的制约,但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可以选择,对这种制约不是绝对地发生作用,有助于人们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民间生产、生活表现出来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保山市少数民族风貌和民族文化景观
保山悠远丰厚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瑰丽的民族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水融、互为渗透、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特质,既有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神奇独特,又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典雅淳厚,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澜沧江流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36种少数民族,各民族交错而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因而使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宗教习俗、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都得以传承和沿袭,形成独具魅力的多元民族文化景观。在节庆习俗中,有保山端阳花街,保山端阳花街是保山各族人民的传统盛会,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为此写下“群花尽放,凭空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芸币,极为佳丽”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在每年端午节举行。届时上市花卉有数十万盆(株),使得保山满城鲜花,争奇斗艳,其中以兰花居多。如今的端阳花街也是大型综合博览会,花药鸟虫、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全城张灯结彩,货棚琳琅满目,中外人士,商贾名流,纷至沓来,蔚为大观。傈僳族的“刀杆节”,居住在保山腾冲、龙陵县的傈僳族,每到农历二月初七要举行惊险的刀杆节。夜幕降临时分,人们点燃篝火,唱歌跳舞,等到篝火燃尽,形成一个彤红的火塘时,若干精壮青年喝下烈酒,赤足走进火塘中,这就是著名的“下火海”。次日中午,人们在草坪上竖起一根高杆,上面横绑着刃口向天的数十把长刀,5名下过“火海”的青年奋勇攀登至顶,这便是“上刀山”,展示了傈僳族青年的英勇无畏,是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神奇勇敢的节日之一。彝族的“火把节”,傣族潞江坝傣族的“泼水节”,傣家人以“泼水”来庆祝傣历新年,故又称“泼水节”。傣族是一个崇拜水的民族,把水视作吉祥、友爱、美好的象征,通过“泼水”表达祈求雨水和丰收的愿望。尽情享受那民族风和民间艺术带来的欢畅,在民族民间舞蹈领域里,耍龙,舞狮子,高跷,板凳龙,布朗族那热烈欢快跺地有声的激情“打歌”。哀牢篱笆会每年正月十五,保山河图镇都会举行哀牢“犁耙会”,举办地大官庙是传说中的哀牢国大官供奉地,犁耙会期间,人们带上些犁、耙、锄、箩等农具和各色小吃来到哀牢山下,互通有无,为即将开始的春耕作准备,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最早的犁耙会主要是进行各式各样的农具交易,如今,犁耙会已经成为保山很有影响的民间文化经济活动。保山美食以腾冲为代表,在云南独树一帜,具有油而不腻、酸辣有度、香而爽口的特点。最著名的特色菜有大救驾、饵丝饵块、大薄片等,锅子也是风味代表。保山自古便是“金银宝贷之地”,不仅贸易繁荣,而且物产丰富。翡翠是边城宝贷,永子是棋中圣品,腾冲有藤编、腾宣、腾药三佳,潞江有小粒咖啡、芒果、香料烟三宝。
3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提升
一、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机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既需要放眼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更需要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智力支持。反观礼仪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与深刻影响,正是基于其发生作用的特殊机理,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礼仪文化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社会治理对象是社会整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其实质不外乎是治理发生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从而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充分发挥群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优势与积极性,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只有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成员才可能在这种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互动,获得社会关系的协调及社会矛盾的缓解。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来看,以中庸、和谐为要义的礼仪文化,其蕴含的礼让、尊重、敬虔、仁爱等要素把不同社群融合于家庭、宗族和国家之中,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言:“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君子学士冠之礼,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亲油然矣。学聘觐之礼,自受玉至于亲劳,而君臣之义秩然矣。学士昏之礼,自亲迎以至于彻馔成礼,而夫妇之别判然矣。学乡饮酒之礼,自始献以至于无算爵,而长幼之序井然矣。学士相见之礼,自初见执贽以至于既见还贽,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这种人人自觉学习并且终生践行“礼”的风气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礼仪文化共识,对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保持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同社会主体都在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这种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交往应该基于一种合作的愿望。正所谓有礼才能有节,有节才能有序,也才能更有利。社会治理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共同的事务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妥协的基础上,这不仅是礼仪文化与社会治理交集的体现,更是礼仪文化在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方面如何发挥功能的逻辑。作为和谐文化的礼仪文化,天然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统一不同思想的精神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引入礼仪文化并融通和强化,可以在社会群体等社会结构之间,形成礼仪文化共同体,使社会成员从内心自觉地维护自己生存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构筑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心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呈现出多领域、多类型、多方面以及突发性等特点,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明显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亟待破解,需要从礼仪文化中寻找和挖掘智力支持。
(二)礼仪文化契合了社会治理刚柔相济的基本需求现代治理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以各行为主体间的多元合作和主体参与为治理基础,以民主、协商、沟通为主要对话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刚性管理作保障,也会成为一盘散沙”[2]。在现代社会,礼仪文化中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被纳入到法律规范及制度规范中,已经具有了正式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特征,而礼仪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通过浸润和陶冶的方式雕琢国民德性,形塑高雅气质,是弗里霍夫所讲的“良心造就公民”,具有柔性治理的内在自律性特征。成功的社会治理应该是综合治理,是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结合,单靠某一种治理方式是不能实现“善治”的。比如法律治理属于刚性治理,而且法律治理只有在行为主体违反了法律规范之后才能对主体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惩治,具有滞后性。政治治理实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政府大、社会小,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政治治理属于强制性的单一管理,是典型的刚性治理。诚然,从文化即人化这个广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无论是采取法律治理还是采取政治治理抑或二者兼治的形式,都无法脱离“文化”的统领,谓之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或者制度文化。但是,从对人们发生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些包括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无法抗拒只能遵从,违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或者制度惩罚,具有刚性约束力和直接强制性。礼仪文化则不然,它融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于一体,契合了社会治理对于刚柔相济的需求,弥补了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会治理中合理利用礼仪文化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实现“善治”。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国家祭祀活动与拜谒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司法、政务、军务等礼仪方面的规定,或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或者以制度规范的形式规定,都具有严格的“刚性”约束力,对祭祀、司法、政务以及军务活动进行规约。有关国旗、国徽和国歌的礼仪,更是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对行为者进行约束。即便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礼仪规范,也具有强制性特点,成为企业自上而下强加执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比如风俗、习惯、仪式等的约定俗成又属于非正式制度,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通过作用于人的内心,进而提升人的觉悟、完善人的品格来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因此,利用“礼仪文化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来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2]是大势所趋。
(三)礼仪文化通过人的自省和践履而达到社会的善治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政治等治理方式,需要相应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做后盾,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达到治理的目的。维护这些暴力工具并使之正常运转,需要支付管理、建设、维修、控制和监督等中间环节的费用,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滋生腐化、变质等有损法权和国威的事情,严重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甚至产生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礼仪文化参与社会治理更多的不是基于外在强制力,而是由内而外的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和谐、尊重、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最终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公民道德,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这是由礼仪文化的形式和本质决定的。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指出:“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意思就是礼仪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从其外在形式来看,始终贯穿着社会成员的审美体验,体现着社会成员对美的追求。而“礼仪活动的每个参与者既是审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既是对方欣赏的对象,又是以审美目光欣赏对方的。这样无形中礼仪实施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审美的过程,交往双方相互感悟,从审美的视角认识、把握对方的言行、思想,以使情感得到一定的交流”。[4]16经过千百次的审美积淀,道德意识得以形成,这正是礼仪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本质的化成,又对外在形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荀子云:“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种学礼、践礼从而铸就礼德的过程,既是礼仪文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秩序认可程度的体现。这个过程和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增长的秩序”是一致的。通过内心自省与外在压力的结合,实现社会的善治,省去了常规社会治理的控制、监督等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直接插手具体的治理事务,而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制订与引导上去。通过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认同力、感召力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真正对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遵循礼仪文化作用的机理探求治理观念的转化礼仪文化通过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形成两种机理:一是礼仪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二是从规范、风俗到秩序的外化机理。根据礼仪文化发生作用的机理,把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探求社会治理观念的内化与外化,是社会治理的认识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引导,社群参与,都离不开人这个社会个体,因为人是组成政府和结为社群的核心要素。人的德性修养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优劣。礼仪文化雕琢国民德性,涵养公民素质。通过加强礼仪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礼仪文化教育之中,为社会治理输送高素质的现代公民,即培养具有向善、包容、适度、和谐、尊重、谦让品格的公民。这种公民品格的形成,必须遵循礼仪文化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使社会成员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共识,在内心成长出礼德的精神,去除非礼行为,养成守礼、循礼习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体现出高度的礼仪修养与教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基本的礼仪规范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且愿意遵循并去践行的,这不仅基于内在向善求美的驱动力,也基于外在舆论压力和利益压力,这正是礼仪作用机理的外化,通过压力机制发生作用。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若不懂得遵循礼仪规范,不仅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阻碍和麻烦,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外界舆论谴责的压力。因此,礼仪规范成为引导社会成员顺利进入社会组织、群体并打开局面的指南。而一定的礼节、仪式在一定区域内流传日久,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或者节日、庆典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程序时,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即民俗。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治理。遵循民俗,区域成员就能获得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满足,反之则招致舆论的压力和利益的压力。民俗对外来者的言行也往往会起到规范和震慑作用,使外来者基于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而谨小慎微,从而对异域特有的仪式和规定保持尊重,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礼仪文化正是通过内化机理和外化机理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从短期来看,这些外在压力的存在,能够通过约束社会成员不去从事某种活动,或者通过给予鼓励而支持、强化社会成员从事某种活动。从长期来看,一旦这些礼仪规范的约束作用持续下去,随着时间和次数的累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某种改变,从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把握礼仪教育的环节形成治理的长效机制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礼仪文化教育水平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礼仪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暂时无法凸显其优势。要想把礼仪文化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必须抓好礼仪教育和实践养成两个环节。礼仪教育要取得实效,规范、合理的礼仪教材是关键。目前,国内出版的礼仪书籍及教材已有不少,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许多教材的礼规各出其门,甚至相互矛盾,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有组织地综合有关礼仪学、民俗学、伦理学、交际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针对各社会阶层的特点,撰写礼仪系列教材,使社会各阶层能借助教材,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仪规范,培养文明的习惯和素质。从当前现实来看,实践养成出成绩见效果,需要多方联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公民礼仪素质教育的一致性,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发挥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公民践行文明礼仪。总之,要从整体上规划公民礼仪素质教育培训工作,形成礼仪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以适应礼仪文化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
(三)抓好契入的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构建礼仪文化体系,准确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总体来看,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有:充实礼仪师资队伍建设、做好礼仪文化建设发展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路径设计、所需财政预算和财政投入、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需要在宏观把握方面下功夫,积极倡导、推动礼仪文化建设,切实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礼仪文化建设,努力践行文明礼仪。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礼制建设,把各行各业基本的礼仪规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者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制定下来,从而能够让所有社会成员清楚明了地遵循并去践行。此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开展比如国家公祭、国庆典礼、重大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等一些特殊且富有纪念意义的礼典仪式去倡导、渲染学礼、践礼的风气,抓好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两个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取得社会治理的实效。
三、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趋势
(一)礼仪文化将在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中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了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个论述阐明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涵养、凝聚、提升民族精神。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5]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凝聚人心的礼仪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如何在多元化条件下,构建尊重传统、包容多元的礼仪文化以促进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培育开放、包容的现代礼仪文化,在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公民道德,提高文化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增强社会治理的水平。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
(二)礼仪文化将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看,软实力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对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可或缺。“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6]纵观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表现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文明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出来,可以说,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实质就是公民文明素养提高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一显风采,必须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重树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用礼仪的方式约束公民的言行,利用礼仪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为建设和谐文明的国家社会形象创造有利条件”。[7]因此,把礼仪文化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对于增强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改变国民精神淡薄、社会道德失范、公民理性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具有其独到的优势。
(三)礼仪文化将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从公民治理的需求上看,随着大量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兴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和途径不断得到拓展。公民普遍不希望被控制、被强制,而是渴望被尊重、受重视,得到以礼相待,主张参与、协商、合作与对话。这种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式与手段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认可和支持使得社会治理更为有效。然而,“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使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群众反映很大”。
一、教师选择幼儿科学活动内容存在的问题
(一)内容选择不够均衡
教师选择幼儿科学活动内容无外乎几种途径:一是从现成的教学参考书或者优秀教案集选取,如福建省在2012年推出一套《领域活动指导》的教育用书,包括小中大班五大领域共六册,有些园直接从中选择认为是适合该班幼儿的内容。二是在近期开展的主题活动安排相关的科学内容,如有个教师针对该班初入园小班的实际,开展“幼儿园里真快乐”的主题,安排了认识玩具的科学活动。三是教师出外学习或在幼教刊物上看到一些“优秀活动设计”,就把它们“拿来”或者修改成本班的科学活动内容。如模仿某名师的科学活动内容。四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和生活中突发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生成的科学活动主题,如教师发现最近幼儿关注“海洋生物”而设计了相关的活动。与中小学全国或全省材(课标)不同,幼儿园科学活动内容来源多样,可提供借鉴的参考书也很多,教师的选择面宽、可灵活处理,带来的负效应是随意选择、内容不均衡。如有个教师自己害怕动物,在她班上几乎不开展认识动物的科学活动;某园为追求“科学教育生活化”,教师经常组织幼儿开展蒸馒头、做糕点、煮小吃等开展所谓的“生活化”科学活动;有些园为体现“做中学”的教育特色,所选择的多是物理科学领域的内容[1]。按照《纲要》《指南》精神,科学教育要激发幼儿对周围事物、现象的兴趣,让幼儿通过探索获得广泛的科学经验,这符合幼儿的心理需求,也为幼儿今后进一步的科学学习奠定基础。全凭教师的个人理解、偏好和专长选择、组织内容,容易出现内容不均衡、不适宜等问题。
(二)内容选择难度适宜性差
一是教师不能确定哪些内容适合不同年龄班的幼儿,无法确定活动内容是否与幼儿的经验和认知水平是否匹配。有时是内容难度过大,如有位教师组织“有趣的海绵宝宝”的小班活动,内容是“感知海绵有弹性”,而且要求幼儿“初步学习猜想与验证”的方法,内容超出小班幼儿的认知水平。有时是内容难度幼儿年龄班不匹配,如把探索“凹凸透镜”的内容安排在前(中班),而探索“平面镜”内容安排在后(大班);把认识“空气的秘密”内容安排在前,而把认识“好玩的风”内容置后……由于对活动内容难度把握不当会出现有时幼儿“探而难究”,有时幼儿因为内容缺乏挑战性而“吃不饱”的现象。二是同一内容在不同年龄班都开展,前后重复,在探究点和探究难度上没有差别,处于同义重复阶段。如在小班下学期和大班上学期都有“(给)水搬家”的主题,其内容都是“运用工具运水”;在中班和大班均安排幼儿探索“沉与浮”;认识“磁铁吸引铁制品”这项内容在幼儿园小中大班的活动都可以找到;关于“季节”的内容,其深度在小、中、大三个阶段之间没有递进关系……教师不考虑幼儿年龄差异而将相同内容重复安排在不同年龄班,内容前后重复,难度要求却没有提高,缺乏层次性。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可能在探究兴趣、需要、经验、学习能力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教师在实践中无法准确区分科学知识的难度,使科学活动内容对特定年龄段的幼儿来说难度适宜性较差。
(三)喜“新”厌“旧”,内容的科学性差
当前,幼儿教师热衷于生成“新”内容,忽视经典的“旧”内容。在幼儿教育期刊或网站上、骨干教师的展示活动或教学竞赛等场合,总会出现一些在几年前没有的“新颖”活动。对于科学教育传统的经典内容,教师一般不会选为科学展示课的内容。如沉浮游戏、磁铁实验,按照一位老师的话说是“这些活动都太滥了,大家都太熟悉了!”下面列举几项近年来较受推崇的科学活动内容:
(1)“拱形的秘密”(发现拱形面能承受较大力的现象),
(2)“瓶中吹气球”(了解在瓶中吹气球与瓶中空气压力的关系),
(3)“皮搋子家族的超能力”(发现皮搋子家族的吸附能力,了解空气与吸附之间的秘密)。仔细推敲,诸如这些所谓“新”科学活动存在表述不严谨、内容把握出现偏差甚至错误等问题。如“拱形的秘密”这一内容,拱形(壳体结构)是物体材料的结构之一,幼儿生活中和自然界随处可见拱形状的建筑及物品,如拱桥、拱门、安全帽、龟壳等。如果选择该项内容,根据《指南》科学探究5-6岁的目标要求,幼儿探究“拱形的秘密”内容可定位在“发现常见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探寻“拱形面能承受较大力”的这种看不见“力”的原理。(2)(3)的内容涉及空气压力问题超出幼儿的水平,幼儿很难体验。在瓶子中能否把气球吹大除了与空气压力因素有关,还受到幼儿吹气的技巧、瓶子大小等因素影响,有些幼儿恰好是具备吹气技巧把气球吹得较大占满瓶子的空间,但他们所能发现的是该瓶子底部有洞,很难把吹气球与空气压力联系在一起。皮搋子和吸盘挂钩是利用空气压力制成的工具(利用真空原理)。幼儿操作后所能体验的是“我很用力压,吸盘才能挂在墙上”,很难揭示其背后的原理:把吸盘里的空气排出来(排出的空气是看不见的),吸盘挂钩就能牢牢吸在墙上。幼儿能探索的是这些工具在什么地方吸能吸得牢,影响因素有哪些。这样的内容才切合《指南》科学探究5-6岁的目标要求“探索并发现常见物理现象的影响因素”。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幼儿科学教育内容确实也要与时俱进。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时展、幼儿喜欢又能探究的内容是必要而且必需的,前提是教师必须深入把握内容的实质而且能准确定位!有些科学的经典内容经过几代人若干年的研究,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和经验可以参考(当然也有一些内容会被时代和幼教发展所淘汰)。与之不同的是,教师们热衷“生成”的新内容,名为“创新”却往往事与愿违,反而会挤占留给传统、经典科学内容的时间。科学教育的内容首先必须遵循科学性的要求,实践中教师对于自己都没有正确理解的内容,就组织幼儿去探索其中的秘密,已经违背了科学性的要求。
(四)内容不能准确反映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
这也是目前教师选择内容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存在两种典型的情形:一是内容空洞,没有指向科学领域的核心经验。目前许多科学活动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幼儿在动手操作,活动“热闹”、幼儿“兴奋”,其内容盲目追求趣味性而缺少一个明确的核心概念。如某教师组织的“秋天的水果”科学活动:了解秋天水果的种类,知道正确吃水果的方法,爱吃水果。她的依据是“领域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而且吃水果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我就按照书上的内容来上了”。分析其内容,第一点勉强与科学领域沾边,但对中班幼儿只是了解秋天水果的种类,显然是低估幼儿的前期经验,无法激发幼儿的深层探究欲望。水果可以直接吃、去皮或连皮吃、榨汁、做成沙拉或罐头、烹调成各种花样繁多的美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和各种生活小家电出现,水果吃法简直五花八门,何来“正确”之说?从“吃水果方法、爱吃水果”这一内容看,第二、三点比较偏向“健康”领域,并不是典型的科学探究活动。如果缺少一个值得探究的科学核心概念,探究活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内容过于追求全面,一次活动同时包含多个科学核心概念。教师在选定科学活动内容时,往往在一次活动中包含多个科学核心概念。有位教师组织有关磁铁的科学活动,内容是“磁铁的特性”,而“磁铁”包含“磁铁能够吸引铁制品,磁力能够穿透一些材料,不同的磁铁有不同的磁力,磁铁两端磁力最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等特性。又如这次“落下来”科学活动,至少包括三个核心概念:“各种物体在空中会自由着落”、“不同物体着落速度不同”、“改变物体着落的速度”。这样的内容包含多个核心科学概念,由于核心概念过量,致使探究活动内容庞杂,真正需要探究的题目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当代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儿童的探究必须围绕着核心概念展开[2]。科学教育强调基于少量的核心概念展开深入的学习,“少即多”[3]。如果一个活动内容的核心概念缺少或者太多都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会导致幼儿在探究“走过场”,每个环节都浅尝辄止,无法亲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也就无法体验到探索发现的兴奋和满足感。
二、教师选择幼儿科学活动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对幼儿科学教育活动内容标准规定
比较宽泛,给教师选择内容带来诸多困难我国幼儿园阶段还没有统一科学教育内容标准,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2012年颁发的《指南》这两个重要幼教法规均没有详细规定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范围。《纲要》在“内容与要求”中宏观概括出科学教育内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生活中的科学技术,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指南》举例性提出六方面的科学内容:常见的动植物、常见物体与材料、常见物理现象、天气与季节变化、科技产品和环境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教育内容框架的支持,没有统一的“考试”,“教什么”“学什么”的内容宽泛,给教师选择科学教育内容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教师选择内容存在诸多问题的客观原因。
(二)对幼儿科学教育活动内容研究不足,难以对幼儿教师选择内容起到指引的作用
有一项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幼儿科学教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对幼儿科学教育目标、内容方面研究成果较少,力量薄弱[4]。而各种参考书、教案集虽然繁多但编写质量不高,提供的科学活动内容本身不科学,甚至出现一些明显的概念性错误,如小班科学活动“海绵”内容定位为“认识弹性”,把有关“水的张力”概念误为“水的粘附力”等。对实践中幼儿教师选择、组织内容不仅帮助不大甚至误导。哪些内容适合幼儿,各年龄班内容如何科学合理安排和衔接,该活动内容包含的科学核心概念是什么、如果包含多个核心概念又该如何合理分解……这些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因此难以对当前幼儿教师选择内容起到指引的作用:“研究者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比如明确告诉我们哪些科学概念值得教师组织幼儿去探究?小中大班幼儿可以分别去探究哪些科学内容?”[5]
(三)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不足,使幼儿教师的科学课程知识比较贫乏
我国幼儿教师总体学历偏低,科学素养较弱。他们大多为文科背景出身,缺乏相应的科学背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能以及科学教育的先进理念,自身缺乏对科学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在职前培养阶段,学前教育专业“五大领域”教育课程中,比起其他领域有先修课程作为基础,如健康领域教育先修课程有学前卫生学、学前心理学等关系较密切的学科,语言领域教育有大学语文和儿童文学作为知识基础课程。而科学教育领域只有单独一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幼儿教师由于先前在理科学习的不愉快经历而学习兴趣不高,很多幼儿教师表示“科学领域太难,很多科学知识自己都不会,别说教幼儿了!”他们科学知识贮备不足,如将物体的“滚动”、“转动”混淆,他们自身都不清楚所开展活动中包含的科学核心概念。在职后培训中比较倾向于幼儿科学教育实施方面,对幼儿科学教育内容本身的解读和选择的关注不多。林筱彬在对与在职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教师现在获得科学基础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学习或者参加幼儿园课程审议获得,其科学内容知识大都是在准备组织活动时临时得以补充的[6]。总体上看,幼儿教师的科学课程知识比较贫乏,对同一主题在不同年龄班的学习重点及其区别与联系认识不清[7]。他们认为,探究活动就是幼儿想探究什么就探究什么,愿意探究什么就探究什么,只要是跟某个事物有关的概念都可以探究,并不对某一个主题下所包含的概念做分析,也不明确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在确定活动内容上就非常笼统、含糊,对各年龄班的科学主题与内容定位也不够清晰,无法为不同年龄班幼儿选择适合的内容。
三、提升教师对科学活动内容选择能力的建议
(一)在《纲要》《指南》指引下,加强对幼儿科学教育内容的协同研究
不仅加大科学教育内容的研究力度,还要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双向沟通。幼儿科学教育研究是一个兼及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对于幼儿科学教育研究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4]。这对科学教育活动内容研究同样适用。一是可以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幼教教研员与一线教师构建研究共同体,在《纲要》《指南》指引下,对如何划分幼儿科学教育内容的范围、如何把握科学领域各项目内容的核心经验、具体内容如何在横向和纵向上组织和结构、如何为不同年龄班幼儿选编适宜的活动内容等开展合作研究,其成果尝试转化来指导实践。二是重新编写或者审定已有的幼儿园科学领域的教学参考用书。中小学采取“一纲多本”多种教材发行的经验可资借鉴,各地区可以由相关部门牵头编制适合本地区的高质量教参。要改变幼儿园教材以第一线教师为主要编写队伍的局面,不仅需要高校教师、教研员和幼儿教师参与编制教参来保证内容的适宜性,还要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教师参与来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在编写体例上要有创新,以前教参只有目标、准备、活动指导建议等内容,新编的教参要增加内容分析、背景知识或资料提供,可提供少量较详细的、基于核心概念的主题活动教案以供幼儿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参考。为教师选择和准备一批经典而优秀的教学材料作为共同研讨的内容,这样教师自然就会将备课的重点转向“吃透幼儿”。教参内容选编要遵循科学性与启蒙性、广泛性和代表性、地方性与季节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等原则[8],尽量做到适宜、均衡和连续。
(二)以提升教师“PCK”为核心,加强幼儿教师在科学领域的培养与培训
“PCK”是一种对教学产生影响的学科知识,它使教师能够理解如何对某个学科的主要内容和议题进行表述以适合学习者不同的能力与兴趣。“PCK”包括科学课程知识、学前儿童发展知识、教师科学教育方法策略知识以及科学学习评价知识四个方面,它能使教学效能最大化。在教师培养的职前和职后阶段,都要为教师提供丰富科学课程知识体系以及加强科学教育内容的相关培训。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科学素养,入学时可文理兼招和鼓励理科背景的学生进入幼儿教师队伍,学前教育专业增设科学教育方向,要适当开设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选修课程,增大科学教育课程的比例和增加实践机会,以促进教师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要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基于幼儿园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展开教学,为教师以后工作中正确处理科学教育内容奠定基础。目前,幼儿园教师职后培训一般采取理论讲座、名师公开教学观摩和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模式,着重点在教学策略方面,对幼儿教师如何正确掌握幼儿园科学领域内容、如何将科学领域内容知识进行转化融合于科学教育活动中关注不够。因此,以提升教师“PCK”为核心重构教师培训框架内容[9],有机地将教师的三类知识(关于内容的本体性知识、关于儿童的条件性知识、关于方法的实践性知识)在基于教学实践情境和活动案例的分析与反思中整合提升为一种动态化的、带有实践性、建构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对于教师优化和改进教学、提升自身的专业实践智慧具有更强大的支撑作用,从而达到改善教师选择科学活动内容现状的目的。
(三)教师要掌握幼儿科学活动内容选择的要求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