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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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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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灵芝．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4，（7）．

[2] 朱巧玲．转移的思路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3] 聂传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与新农村建设[J]．台湾农业探索，2006，（3）．

[4] 焦必方，毛作文．农民非农就业的意义、现状及措施[J]．上海农村经济，2005，（10）．

[5] 刘纯阳．农民教育问题初探[J]．农业技术经济，1999，（4）．

[6] 陈遇春，朱宏斌，刘彬让．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供给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J]．中国农业教育，2004，（5）．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21-01

一、时代进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转入城市，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提高了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了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

(二)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向城市的转移扩大了城市对粮食、蔬菜、水果、花卉、肉类、水产品、牛奶及其制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农牧业的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三)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沟通了城乡关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对城市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转移的劳动力，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架起了这座桥梁，对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开拓和完善城乡市场，扬长避短发展城乡联合，具有积极的意义。由此带动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流动，沟通了区域间、城乡间的联系。

(五)利于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大量流出，也会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危及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至少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

(二)留守老人和儿童疏于照顾

由于父母外出，农村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爷爷奶奶，年纪较大，文化层次不高，不能在学习上给予有力帮助和指导，这就必然给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投入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上升

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给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减少，对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造成影响，农业发展成本加大，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

农村人才的流失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的发展趋势，削弱农业生产的后劲；另外，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出造成土地撂荒现象。农民外出打工赚钱建房，在改善他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占用了大片的耕地，弃耕和增加建房占地现象必然影响全社会的发展。

(五)加剧农业区域经济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跨度大，自然禀赋差异大，各地农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更加剧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与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差距加大。

四、结论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流动，使“三农”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刘秀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4.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第3篇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河南省；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单一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型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农村社会风险。河南省是位于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目前也正处于农村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社会风险，构建和谐中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1转型期河南省农村社会风险的构成

1．1农民人身风险

1．1．1贫困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河南省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状态整体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农村仍然存在贫困风险。有关统计显示，2008年底，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6400万人的10．5％，在全国仍是一个贫困人口大省。河南农村贫困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1)家庭负担重，第一产业就业比例高在贫困家庭中，老人和孩子比重较大，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在劳动力就业方面，2008年，贫困家庭劳动力第一产业就业率高达9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生活水平低下统计显示，2008年河南农村贫困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948．36圆，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2．6％，恩格尔系数为0．43，全省农民平均水平为0．38。

(3)种植结构单·贫困家庭依赖于种植普通粮食作物，优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非常低，种植结构相对单一。2008年，人均优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分别为0．75亩和0．6亩，低于全省1．10亩和1．03亩的平均水平。

1．1．2疾病与健康风险

在河南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为普遍。由于缺乏相应的医疗保障，农民面临疾病健康风险。当前，河南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基金筹措机制不健全，分担结构需优化在新农合参合资金中，政府补助占80％。随着医疗费用的自然增长，财政将面临压力。另外，由于受农民价值观、社会文化特点等因素影响，少数年轻、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民认为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自己不会生大病，不愿参保，而年龄大、收人水平较低的家庭才愿意参保。受制于财力，可能导致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难以提高。

(2)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卫生服务职能弱化很多地方的卫生防疫机构只设置到乡镇一级，没有设立县乡村分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由于总体上卫生服务职能的弱化，导致农村的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医疗资源不足、技术老化，部分乡镇卫生院已经很难再开办下去。

1．1．3养老风险

与全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老龄化呈现以下特征。河南农村人口

(1)速度快，未富先老河南由成年型人口结构进入老年社会的转换只用了不到2O年的时间，是发达国家的1／4。发达国家基本上在人均GDP为5000—10000美圆时才步入老龄化社会，而河南进人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2)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加快，年轻农民涌向城市，农村的“留守”老人迅速增加，家庭趋向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遭到削弱。

(3)规模大，收入低，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大河南省农村有老年人852万，数量居全国之首，且低收入老人多。在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老人生活水平很低。虽然6O岁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具有较强的生活自给能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迅速下降，到8O岁时，绝大多数老年人需要子女或亲属抚养、照料。

1．1．4失业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分别为2967万人、3245万人、3274万人和3277万人。2008年底，全省虽然有1800多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但还有1500万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河南省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转移750万，到2010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达到2300万。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仍然将有945万农村人口处于隐陛失业状态。

1．2民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受限

农村民间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河南省作为农业经济大省，近年来，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发展比较快。有关统计表明，2007年河南省登记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2255个，各类农业专业技术协会达到12000个。这些专业经济协会主要是提供农林牧渔业生产、销售、技术推广等服务的经济类社会团体。虽然当前河南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长远来看，还存在着受重视程度不够、专业组织实力较弱等限制其发展的不利因素。

1．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突出

河南省是农业人口大省，每年都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外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社会风险。

1．3。1农业生产风险问题

一是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失调。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给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结构问题。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内部劳动力质量大大降低，增大了农业生产风险。二是农田耕作效率、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耕地处于抛荒或隐性抛荒状态。

1．3．2家庭伦理矛盾突出

一是老人负担沉重。本应该颐养天年的农村留守老人，因为子女的外出务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二是留守儿童问题。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这一群体在河南已达300万，一些青少年由于心理不成熟、是非判断力和自控力较差，迷失人生方向，甚至出现违法行为，由此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三是不稳定家庭增多。如有的留守家庭之间的异性男女因在生产劳动中长期接触，逐步失去自控而陷入婚外情，而农村婚外情的增加直接导致农村离婚率上升，甚至由此产生的刑事案件也有所增多。

1．3．3农民工社会保障缺乏

大批的农民工选择在陌生的城市工作，而且多在高危险、高污染行业工作，甚至还有许多农民工根本没有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就医、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等等，都还无法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

1．4农村文化风险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口增长,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十五”时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118亿人,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而且转移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根据资料统计，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截至2001年底,全国农村劳动力中,在本乡以外从事劳动的从业人员达到13%。上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的现象,称为农村劳动力外流。

转移出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社会养老保障措施不完善的背景下,这一转移对农村家庭,尤其是家庭中老年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对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家庭养老是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措施。据1999年6月统计,我国农村97.16%的老人依靠家庭养老,而依靠退休金和集体供养的老人仅占2.3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矛盾尤其突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涌般地流向城镇，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青年考上大学深造，毕业后他们一般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赡养服务人口的下降使农村老年人的照料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难题。农村老年人在传统联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农村家庭已经出现了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就显示，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3.27人。农村中的空巢家庭和独居高龄老人增多。

父母与成年子女住房分离，对家庭的凝聚力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外出打工者或工作者很难照顾老年人的饮食起居，不能保证对老年人有效、持续地进行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这样容易造成代际隔阂。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后，家庭重心必然下移，一些子女把对下一代的抚育作为第一要务，这削弱了以家庭为基础的老年赡养系统，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养老保障水平。

二、农村老人获得的情感支持不足，缺乏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指子女为父母提供感情交流和精神慰藉,它不但说明了子女与父母之间感情的融洽程度,也是对经济及器械支持资源的测量。

子女的外出减少了与父母之间情感沟通的机会。虽然大多数农村老人认为子女外出闯世界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但子女走后留给他们的孤独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老人心目中依然渴望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社会文化生活贫乏,社会交往范围狭窄的农村特定背景下,子女外出后带来的情感交流上的空白很难找到适当的填补方式。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虽然经常给父母经济上的援助，使得老人在物质上比过去富裕，但许多老人生活孤单，精神空虚，以串门聊天、打牌等来打发闲暇时光，平时只能以思念来聊以。

三、农村老人缺乏器械支持，承担繁重劳动

器械支持指各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为老人提供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农村特有的网络家庭结构和自由劳动时间为子女提供器械支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目前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打破了这种格局,外出打工带来的居住距离增加了子女提供器械支持的成本,他们更愿意提供经济支持。

在一些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地区,老年人在子女的赞助下,有了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但是由于社会中器械支持资源的缺乏,依然无法弥补子女缺位带来的空白。特别在生病之后，往往由左邻右舍帮助照顾，子女不大可能有空回来照顾。

外出务工者的父母本应安享晚年生活,然而，在生活缺乏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他们虽然操劳了大半辈子,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据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的调查，对“外出务工者每年回家的次数”(多项选择)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七月收获季节回家者占20.3%,秋收、秋种季节回家者占16.8%,春节回家者占到97%。由此可见,大多数外出务工者平时很少回家。此外，许多外出打工者的父母除了承担田间劳动以外,还要照料孙辈的生活起居，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担。

四、经济支持有限，保障水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