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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两年前,“合同能源管理”还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到2009年,全国节能服务公司达到502家,完成总产值580多亿元。国家发改委今年也将安排中央财政资金20亿元,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其实,“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发展,而接下来,是思考这块蛋糕如何切的时候。
EMC中国模式
合同能源管理被定义为一种市场化的节能新机制。其实质就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
1997年,合同能源管理被引进中国。国家发改委同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开发和实施了“世行/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并将北京、辽宁、山东三家公司作为示范性能源管理公司(EMCo)。以技术援助和项目支持的模式使之进入到政府引导的轨道。
其实,十几年前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工业尾气排放,应对温室效应,没有想到与一个潜在的节能市场挂钩。
不过阻力是有的,当时国内的节能服务产业还是零。作为新事物,合同能源管理也并不被企业广泛认知,也贷不到款。来自世行的2100万美元贷款担保解决了这一笔发展示范金的难题。另有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当时财政部拨款20亿元以支持节能公司的发展。
这次与世行的合作,以及国家财政的拨款扶持,似乎为合同能源管理在国内的发展定下了思路和基调。
上世纪70年代,“合同能源管理”这种节能新机制的出现和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作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的迅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全社会节能项目的加速普遍实施。
不过,在国内体制下,与国际惯例的碰撞使其并不像初衷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因为合同能源管理对用能企业的承诺是零投入、零风险,它允许客户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以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或者节能服务公司以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效益、或承包整体能源费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节能服务。也就是说,一般需要节能服务公司垫付资金,而节能服务公司大多属于中小企业,融资难,又面临着项目开发周期长、短期获利能力差、负债率高、项目融资困难等压力,资金难题成为企业发展的命门。
合同能源管理在国内蹒跚学步,被称为“长不大的孩子”。而对于项目示范企业来说,面对国内经验的空白,一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路,照搬国外先例显然行不通。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促成合同能源管理在国内真正“落地”,更快地找到这一新型节能投资方式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
作为三家示范企业之一的山东融世华租赁有限公司逐步摸索出包括市场开发、节能量确认、全程风险控制、会计处理等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融世华模式”。一方面开辟了市场,也使所有项目都达到合同规定的节能量和减排量。
示范工程同时也要给这个行业扫盲,使对方接受合同能源管理这一理念。因为这个领域的高投入高风险,市场的开拓也需要一些有示范性和说服力的案例。融世华公司有关负责人郭女士表示,10多年来,其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已经涉及到钢铁、纺织、化工、建材、造纸、食品、公用事业等行业;同时推广了绿色照明、风机水泵变频调速改造、余热回收利用、锅炉改造、城市热网改造、楼宇自控、热电联产等节能技术。
在示范期内,三家示范合同能源管理公司项目的内部收益率都超过了30%。因此在2003年,有了项目二期的正式启动。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设立世行项目部为中小企业解决贷款担保的难题,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推动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促进节能服务公司成长的行业协会――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
因为政府与企业、市场的互动,通过示范、引导和推广,节能服务产业迅速发展,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不断增多,这成为合同能源管理在国内的发展模式。
从580亿到3000亿的市场
实际上,上述数字对于节能服务市场只是冰山一角。2004年和2005年两年间,节能服务企业以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实施的节能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6.7亿元,2006年投资总额近20亿元。
而据2009年的统计,全国502家节能服务公司完成总产值580多亿元。更有预测称,2010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综合节能投资规模将达到3000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31.1%。
十多年间,技术援助和贷款担保的模式培育的巨大的新兴市场和潜在EMC大军远不止这些数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近期发改委有关数据,国内煤炭、电力、焦炭、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平均高出40%,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此前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称到2012年,国内将扶持培育一批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壮大一批综合性大型节能服务公司。到2015年,国内将建立比较完善的节能服务体系,合同能源管理成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两高”,或许是合同能源管理未来3000亿元市场的重心。
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三个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建筑节能业,合同能源管理也会有所作为。在市场的骨牌效应下,越来越多的行业因此进入合同能源管理的视野。这片市场蓝海还会增长。
而在国内EMC的成长期,市场的壮大必然会伴有国外企业的觊觎和参与。2006年,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参与了内蒙古乌兰水泥集团的节能项目;世界财富500强霍尼韦尔公司也与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签下了为期5年的节能合作项目。后者进入中国开展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时间不长,也公开预言合同能源管理将在中国实现“爆炸式发展”。
对于还待开发的国内节能市场,外资已经纷纷看好。但显然,与已成规模的国外企业和其节能理念相比,国内能源管理公司还显稚嫩,中小企业居多,产业规模小、尚不成熟。
但不能否认国内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商业模式、在技术路线、在服务内涵上还需做创新。
十年里,中国的节能服务公司数量增长了10多倍,但与国外比,这个数字仍是小巫见大巫。但摩根士丹利也有个预测,中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等待国内节能企业成熟。
成长之痛
预见到未来市场有多大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真正进入这些市场,还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政府“看得见的手”下如何发挥作用。融世华总裁孙红认为,合同能源管理从政府主导发展到市场行为,应该找到一种适合的产业模式。
因为政府在合同能源管理中的引导角色,公共项目成为众多节能服务公司的“潜力股”。这是因为有了政府公共项目的示范效果,企业敲开节能市场可以事半功倍。
不过,节能公司在面对市场时总有些无奈。这种尴尬也可以用一句话表达,“用能企业效益好的是不愿意做节能,效益不好的企业没有钱做节能。”合同能源管理的理念正被市场逐渐接受。但对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的推进中会遇到各种体制上或客观原因的壁垒,比如很多项目采取的都是预付款的方式,项目融资难、第三方核查缺失以及市场规范等问题。
世行贷款项目闭户后,国内节能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瓶颈。由于节能服务公司自身担保资源有限以及外部担保严苛,国内银行还没有与合同能源管理这一模式相配套的贷款品种,节能服务公司很难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项目融资,其他融资途径也有限。
可以说,在缺少完善的融资和信誉体制的情况下,真正做到市场化的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少之又少。
2006年,融世华公司采用融资租赁的形式去做“合同能源管理”,并称之为“节能设备融资租赁模式”,即以融资租赁为融资手段和操作手段,以合同能源管理为业务平台所形成的创新型节能服务业务模式。可以说这个创新,解决了公司在合同能源管理上的资金瓶颈问题。
“节能促进项目”二期结束后,融世华入选世界银行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实施的“山东能效项目”,继续获得世行的资金支持,推广公司的“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融资租赁模式”。
可此时更多的节能企业,还在巨大的节能市场上寻找自己的定位。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灵活,国内节能服务公司的模式尚无一定之规。不过,要切到这块看似诱人的节能蛋糕并非易事。
现状是,很多节能公司还是停留在节能产品提供上,对于流程改造、节能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受到技术因素、市场不规范问题等制约。同时市场化的瓶颈还在于业内体系的不够完善,节能量的测量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标准;在技术鉴定和节能效果认定方面,比如节能业主如何保证及时还款,节能效果如何认定等方面,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尚处于“幼年期”的节能服务行业来说,尚需要政府引导和适当的经济激励。
在《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被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准备在融资、税收、优惠政策及会计制度上四个方面,帮助国内节能服务产业。
关键词:智能城市; 服务; 新理念; 加速转化
技术角度无法表述智能城市的价值和优势
“召开城镇会议时,往往难以让居民理解‘智能电网’的概念,因而无法得到居民的充分认可”,日本某市智能城市建设项目负责人如此说。很多城市都在开展CEMS(区域能源管理系统)、BEMS(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等新一代能源管理系统示范工程。这些新系统具有很大潜力,但是作为平台的智能电网技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向居民说明都无法被充分理解。有着类似烦恼的智能城市建设项目负责人很多。而且,有些城市的议员也提出质疑,“为此类项目花费税金,对居民有什么好处?”
这是必然的。居民要的不是技术,他们想了解的是“能实现什么样的服务”。尽管目前处在运用技术来打造服务平台的阶段,但是确实还没有充分地向居民表述智能城市的具体价值和优势。
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全世界智能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到2030年将达到4 000万亿日元(包括所有对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就是对硬件的投资金额),也就是每年接近200万亿日元。为了这个庞大市场,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一些政府机构等很多相关事业部门都尝试开展或介入这项业务。但是,这个庞大的市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挖掘潜力,快速扩大市场,需要智能城市最大受益者,即居民的充分理解,这也将是智能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
智能城市建设的主要受益者是居民,明确向居民表述优势,不能从硬件着手,而需要从服务的角度,让居民重新认识智能城市。因此可以说,现在是需要向居民详细阐释智能城市价值和优势的阶段。
重视服务是必然趋势
平台构建之后,服务必然开始受到重视。图1描述了计算机行业中经常提到的“从垂直业务模式向水平分工转化过程”。最初开展业务时,每个企业都需要拥有所有职能,业务扩大之后,开始寻求提升效率,推进快速的分工协作。从垂直业务型的企业中,一些服务也剥离出来,由此出现各种服务提供商,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服务更加多元化。
当然,这一点并不仅限于计算机行业,在通信行业也是如此。同样的模式转变也将发生在电力等能源行业,甚至政府行政业务。
欧美带头,日本跟进
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通过调查,从全世界的智能城市示范项目中筛选出智能城市相关的服务。结果发现,大多国家已经开始转向致力于服务业务。
事实上,欧美诞生了很多专门提供服务的高科技企业。4Home、iControl Networks、Ingersol Rand、C-Power、EnerNoc、Comverge、EcoFactor、EcoBee、Greenwave Reality、Ecotality等公司以往都是以开展能源领域相关服务业务为出发点的企业,目前它们正准备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智能城市的信息安全、家庭自动化等服务方面。它们不是依赖服务领域的从业经验,而是希望打造一个一体化的组合而成的“科技服务”模式。
在日本,尽管大多是独立的、个别的企业行为,但是服务化的趋势也在不断进化之中。
智能城市发展需要参考“梅迪奇效应”
智能城市中,新的服务业务会从何处体现出来呢?从上述调查中可以看到三点,即放松管制、转变意识、跨行业合作。图2所示是跨行业合作形成智能城市示意图。
其中,“放松管制”这一项从近几年的电力领域变化中可清晰看到。目前,提供新的电力行业服务已经超过现有体系在不断地发展。
“转变意识”这一项主要在于倡导改变专注于技术方式或产品方式的思维方法。
第三点为“跨行业合作”。通常,一些企业谋求开创新服务之际,会将自己公司角色局限于所属行业内来进行研讨,往往难以带来全新的创意。有的汽车行业负责人称,“仅作为汽车及其周边产业的一个成员来研讨,是不会开创创新型服务的。”于是,很多人开始期待,扩大与跨行业人员的交流网络,通过开展跨行业合作,引导出创新和创意。
4月22日,由计世资讯举办的“下一代数据中心国际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探讨中国数据中心绿色化之路”。IBM、惠普、爱默生、APC-MGE、埃森哲、Citrix、 Egenera、宝德、深信服等厂商不仅了其最新的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而且给来自各行业的400多名企业用户带来了鲜活的应用案例。
经过一年多耗资巨大、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绿色数据中心”这句曾经相当空泛的口号,渐渐开始做实。
能耗和成本
催发绿色潮
计世资讯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数据中心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2006年,达到20.1%,市场规模为124亿元人民币;2008年的增长速度将提高到21.5%,市场规模达到150.7亿元人民币。计世资讯总经理曲晓东表示,“企业级数据中心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
“数据中心正处于引爆点,而能源使用和成本则是驱动因素。”IBM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数据中心及智能化集成服务亚太区总经理袁东坡在“下一代数据中心国际峰会”上如此说。
而本报2007年所做的一项数据中心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袁东坡的这一结论。调查发现,在CIO们认为其数据中心最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23%的被访企业认为是数据中心供电和散热能力不足,限制了其基础设施扩展,或无法部署高密度计算设备;有19%的被访企业认为,其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太大,费用无法负担;另有17%的被访问企业认为,机房温度过高,影响了计算设备的稳定运行。
在这一波数据中心绿化潮中,IT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表现出惊人的“齐心协力”。英特尔和AMD两大芯片厂商都了其最新的处理器节能技术和产品;IBM、HP、戴尔三大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提供商都相继了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并且在中国的企业用户中逐步实施;而诸如爱默生、APC-MGE这样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也积极参与其中,为数据中心绿化潮推波助澜;虚拟化技术是绿色数据中心中最热门技术,因此像VMware 和Egenera这样的提供虚拟化软件的公司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动。
产业链的联动效应,有力地推动了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进程。
实现途径日渐清晰
HP企业计算及专业服务集团首席技术顾问朱伟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热情邀请记者参加5月下旬在HP大厦举行的“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月”活动。HP在绿色数据中心方面的投入可谓不惜血本。4月1日,HP推出了耗资上千万元建造的“象征着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展车――“惠普绿色风暴”。朱伟雄还告诉记者,HP大厦正在搭建一个按照5星级标准建设的绿色数据中心。
在本次“下一代数据中心国际峰会”上,HP提出的绿色数据中心实现路径是,如何从“高成本的IT孤岛”转变为“低成本的池化IT资产”。HP的技术实现手段包括了IT系统与服务、电源与散热、管理、安全、虚拟化、自动化等等。
IBM提出了实现绿色数据中心的5大举措:一是诊断,也就是了解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情况和改进的条件;二是计划建立并升级为能耗高效的数据中心;三是实施虚拟化以及其他创新技术;四是使用创新的冷却解决方案;五是通过能源管理软件获得控制能力。
UPMC也是IBM津津乐道的例子。UPMC是一个医疗保健机构,由于业务发展迅猛,其数据中心服务在5年内增长了4倍,因此数据中心显得相当混乱。在采用了IBM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后可谓立竿见影:在前5个月,通过虚拟化节省了980万美元;每台服务器的利用率从3%提高到80%;服务器能力提高了150%。
对于如何建设绿色数据中心,计世资讯给用户的建议是:开始,对企业IT能耗及污染情况进行全面测试和评估,把握能耗现状及分布状态,找到最重要能耗点;第一年,对节能制定总体规划,按照重要性顺序安排实施进程,确定投资额度,评估投入产出绩效,完成总体节能降耗规划;到第五年,从节能产品利用入手,逐步替代高能耗产品,开始基础IT环境改造,降低系统层面的能耗损失;后续年份,逐步采用智能化的技术,对负荷状况进行监测,合理安排能耗分布,实现节能目标。
警惕过度投资
工业与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司长洪京一在“下一代数据中心国际峰会”上表示,在建设数据中心前,企业CIO以及企业的领导者要认真考虑好如何从复杂繁重的维护升级和大量的后续资金投入当中解脱出来,使IT支出在营收中所占的比例最低化,以最合理的IT支出达到预期的效果。“保障和提高数据中心的绩效,是当前数据中心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绿色数据中心是否会造成企业的过度投资,企业的IT主管还是心存疑虑。计世资讯的调查表明,IT供应商绿色化解决方案还没有被用户充分认知,用户对IT厂商还存在重重疑惑,有61%的用户担心厂商的产品是否能真正地节能和环保。而节能环保缺乏客观的标准,也加剧了用户选择绿色IT产品供应商时的顾虑。
链接
全球数据中心将呈现四大主流趋势
趋势一: 整合。无论是出于IT成本过高、复杂性过大,还是资源利用率过低等各种原因,目前几乎所有类型的公司都在尝试将IT资源进行整合和集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数据中心的整合。因为集中化的数据更便于备份、冗余和控制,也更有助于符合法规要求。
趋势二: 增长。虽然多数公司都在尝试将资源整合到更少的数据中心中,但对数据中心资源的要求致使服务器和存储的数量大幅增长。服务区和存储的增长会对IT部门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快速的增长给数据中心在环境控制、电源与冷却、空间管理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持续的阴霾天气,雾锁北京。在伦敦通过节能减排甩掉“雾都”之称后,如今北京又得此封号。2011年9月在全球1082个城市中,北京空气质量排在了1035位。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占到了全球的15%左右,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
环境的持续恶劣,让以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为主题的绿色更加坚定的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生意。近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十二五”期间新能源及环保产业发展指明方向,目前国家环保“十二五”规划、减排目标责任书已相继实施,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市场有效需求大幅扩容。无论是环境的要求、政策的推动,还是资本的青睐,都标志着“绿色”产业将迎来空前的市场机遇。
而对于这场以绿色为名的商业游戏中,谁提前掌握其中的游戏法则,谁就赢得了未来。但是根据《首席财务官》杂志对业内人士及CFO的采访发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所需努力的绝不是最后1公里。
绿色“钱”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日本相比,在GDP增长相同的情况下,能源消费量是其4倍之多。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最低的国家之一,缺油少气,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环境污染,开采过程中造成水资源浪费,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节能华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EO何宁有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曾担任摩根丹士利国际银行(中国)董事长等职位,是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他对节能环保的关注不仅止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生活之中。“从人们生活的角度来讲,也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等的阶段。”对此,中德环保(中德环保科技股份公司的简称)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王久华也持相同的观点,通过发展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等措施来重塑我们的生存环境刻不容缓。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曾晓东认为,“对于非常突出的工业黑色之路,在工业发展初期不可避免,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这种严重违背科学的黑色发展――违背时代进步的发展,必须抛弃。”
王久华表示,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相辅相成,发展新能源不能只停留在光伏、风电、生物质等几个简单的概念,从更广义的环保角度来看,应涵盖各行各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需要公众的参与,更需要企业和政府的互动,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而实际上政策的互动已经明显。近些年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支持力度正逐渐加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绿色产业作为一个巨大的综合性产业集群,既覆盖传统产业经济的上、中、下游,也包括各种新能源的发展,市场巨大,前景广阔。作为高速成长的行业,蕴藏着丰富的投资回报,节能环保行业板块近三年均跑赢了A股平均市盈率,即便在股市低迷的现状下仍然有较好的形势,保持平均20倍到30倍的市盈率。据悉“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行业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未来五年达到4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市场规模,投资额比“十一五”期间增长200%以上。另一方面,国家同样也加大了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日前由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做好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经出台,旨在加快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作为投资界的代表,何宁表示,绿色的前景值得期待。
美好背后的过热
2011年10月,我国首部《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正式,预计到2050年,我国风电装机将达10亿千瓦,满足17%的国内电力需求。在宏伟目标的背后,国家政策导向也开始控制地方风电过热发展的节奏,明确收回了地方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权。预计到2020年后,国内现行的风力发电补贴政策将逐步取消、退出。
此次风电政策的转向,印证了国内存在已久的尽管绿色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认可,但却到处存在过热的现象。以风电行业为例,“十一五”期间我国风电业发展迅猛,风电装机连续五年实现翻番,20lO年我国累计风电装机44733兆瓦,超跃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电装机国。在迅猛的“中国速度”背后,风电行业产能过剩、价格恶性竞争、研发能力不足、设备质量难以保证并网等一系列问题却集中喷发。而光伏太阳能等行业早已在几年之前就被质疑过热和产能过剩。
对此有专家指出,“低端过热,高端不足”是当下过热的实质。绿色能源作为长远目标和未来主流,并没有出现泡沫化。但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地方规划的缺陷,急于求成,造成了局部的泡沫。以太阳能产业为例,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研发第二代太阳能,即薄膜技术,而中国还在大力生产第一代太阳能,这就造成了某些项目的不足和某些项目的过剩。而且在国内太阳能电和风电并网都是难题的情况下,一拥而上的项目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泡沫。
对于新能源过剩的问题,王久华认为,表面上现阶段似乎存在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产能过剩问题,但深究起来,还是中国能源格局存在缺陷。一方面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季节性电荒现象由来已久。如果转变思维,在国有的国家骨干电网“发电、输电和售电”一统天下的格局之外,制定特殊政策支持新能源发电项目将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很多难题则可迎刃而解。例如在偏远地区和东部沿海频繁出现季节性拉闸限电的地区,鼓励支持新能源电厂通过分布式自主发电和售电,这不但能解决电力紧张,也可解决太阳能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过于集中在西部地区的现状。
虽然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处在高速发展期,但严重滞后、产业布局分散、重复建设、集中度低等顽疾仍不可忽视。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例,行业集中度不足8%,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行业集中度。投中集团分析师李玲认为就此,国家风电政策的转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势必加大行业的整合力度,部分规模较小、过度依赖补贴实现增长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
其实在过剩和过热背后,技术也是一个“七寸”。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节能灯生产国,约占全球产量的1/3,但主要生产的是中低端产品以及为国外代工生产产品。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一直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滞后,大多数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仿造、和购买国外技术或设备。没有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欧美节能环保企业的科技投入占收入的15%到20%,而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投入平均仅为2%,而且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种技术上的弱势也使得国内节能环保企业市场竞争力不足,整体处于国际分工中下游。
这一特点同样存在于新能源企业当中。李玲表示,目前国内风能变流器市场
主要依赖进口,ABB、Converteam、美国超导等国外品牌占据国内风能变流器主要市场份额,内资企业占比仅5%左右。“从风电产业链看,高技术零部件,特别是风电变流器存在一定投资机会。”
在“绿色”这一潜力无限的领域,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新能源商会储能专委会理事长俞振华对此举例表示,目前中国1/3的风力发电无法接入电网,如何解决现在全球存在的风电入网难题,大容量储能技术将是未来电网提高运营效率的关键技术之一,储能电池是储能技术的一个新兴领域。但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容量成熟储能电池技术的公司也极少。国内开始关注电力储能是近三年的事,但这方面目前还缺乏各方面的实质支持。俞振华对未来充满信心,他预计六七年之后,当技术突破的时候,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大时代会如约而至。但他强调为此政府必须扶植,而企业也需进行真正的技术攻关。
绿色的尴尬
2011年9月,晶科能源污染事件让头顶着“清洁、绿色”多重光环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快速成长的道路上再一次遭遇尴尬。
如果说晶科能源的“污染门”是一次由于雨水造成的“偶然”,但是这次事件确实让一直隐藏在“绿色”外衣背后的污染问题被社会重新思考。新能源产业转化成的能源的确是绿色的,但是在转换的过程中,其设备制造、原材料提炼等过程绝不会是零污染的。
光伏产业的“绿色”含义在于光伏电池可以产生“绿色电力”,也就是说,在产品的应用环节是节能环保的。但光伏电池的生产过程、其原材料多晶硅的生产过程,正如国务院所表述那样,“多晶硅是信息产业和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
长久以来,“两头在外”一直是中国光伏产业的痼疾,即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应用市场都在国外。中国目前已拥有世界最大的光伏产能,且是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根据数据,201 1年全球前10光伏电池生产商中有八家来自中国。但世界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在欧洲(德国第一,意大利其次)。这就意味着,真正享受太阳能这一清洁能源之利的,依然是欧美和日本,而我国大多“享受”的则是污染这一过程。
虽然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启动了光电建筑一体化示范工程、金太阳工程等项目,并于2011年出台了光伏上网电价政策,以期启动国内应用市场,把环境效益留在国内,但目前光伏产品仍有90%以上出口到海外。从企业角度而言,这则是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受制于欧洲市场的反应。2011年欧洲多国削减光伏补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提出“双反”调查,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寒冬至今没有解冻迹象。
当然虽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的确不容忽视,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未来能源发展的趋势,也不可因噎废食,所以政府、行业、企业都应该用整个生命周期内带来的能效改善作为产业发展的判断标准。目前政府已经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对于光伏发电的应用留在国内,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提升技术、重视污染则成为重中之重。引进合同能源管理
2010年我国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进行更多的资金支持、税收扶持。合同能源管理(EPC)始自1970年代的西方,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全球主流节能模式。合同能源管理的精髓在于,由节能服务公司先期投入资金和设备,待节能见效后再由用能方和节能服务方分享节能成果。这相当于原本必交的电费钱,省下之后成了用能企业的利润,还养活了专事节能服务的大批公司。从1996年开始,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实施了“世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引入,从用能企业方面来说是节能投资费用化,在不增加企业负债的前提下完成了节能任务,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从节能公司来看,则要实现能效资产资本化。”麦迪逊绿色增长集团总经理陈阳对合同能源管理十分看好,在这种方式中,用能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均是受益者。而其也被认为是当前用能企业CFO、CEO们最好的节能投资模式之一。据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服务公司数量将从“十一五”末期的782家发展到2500家,节能服务产业将实现总产值3000万元。根据国家发改委对GDP单位能耗下降指标的要求,“十二五”期间预计节能产业每年需要刚性投入6000亿元,而实际上我国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年项目投资额不到总需求的1/10。
中国坐拥全球最大的节能服务市场。陈阳却认为,中国虽然实行了10多年的合同能源管理,同欧美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美国的金融体系与节能产业可以实现无缝对接。而在目前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中,这种非担保型的项目融资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信用缺失,可能导致合同能源管理这一节能模式在中国无法推广。陈阳表示,节能服务企业的CFO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充分结合自身企业的技术资源和业务体系,在节能项目的开发初期就充分参与项目合同的风险结构和利益结构设计,把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所形成的能效资产资本化,充分运用售后回租,定向信托计划,能效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在做好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的同时再辅以股权、股市融资等手段。
打通资本通道
作为一家德国主板上市公司,中德环保除了通过海外资本市场融资之外,还利用绿色信贷的概念,从中国国内银行目前偏紧的银根中分得一杯羹,以项目融资贷款来支持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据王久华介绍,中德环保早在2009年就制定了双核心的企业战略,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积极的实施“由设备生产商,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商,总承包商和运营商转型”。而在转型之初,包括银行及一些地方政府并不看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最终中德环保通过各种风险评估,还是坚持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既属于环保行业又是新能源行业的战略方向,同时“绿色”的标签也为公司在资本上的衔接增加了法码。
但是王久华坦言,绿色企业的CFO并不好做。这一点得到了普能公司前CFO李健的认同。“在风险犹存、市场低迷的今天,作为对外融资窗口的CFO,要善于运用各种信息和资源,让众多投资者了解今天虽不赚钱却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储能等新能源技术,解决新能源企业融资难的难题。而对内CFO则是一个剂,正确引导和执行公司的发展战略,为重要的项目进行两个以上的预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我国金融机构与节能环保企业的“对接”一直存在障碍。“以节能服务公司为例,在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时,需要预先垫付资金,随着实施项目的增多,资金压力不断加大,如果没有融资支持,公司发展就会难以为继。”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曙光说,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初期通常规模较小,自有资产不足,往往因为缺乏抵押物、担保物而得不到银行贷款。
因此突破传统投资模式,利用资本市场,更大规模地筹集社会资金成为解决之道。
俞振华表示,在中国现有环境下,能源行业基本依靠国有,在中国寻找能够支持民企的风险投资是个艰难的过程。对此上海开元清洁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极为赞同,但他从开元自身的经验总结认为企业也未必需要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VC或PE的身上,“关键是找好每个项目的盈利点,即使没有资本追逐也能很好生存。”
中节能华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前身是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发改委10大产业基金之一的西部水务产业投资基金,以西部的水务和污水治理项目投资为主要方向,2010年中节能成为控股股东。中节能是国内唯一从事节能环保产业的中央企业,它的加入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的力量,扩大了投资项目范围。何宁表示,“与中节能主营业务优势的对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提升基金的综合增值服务能力,除了为被投资企业提供资金之外,还可以在产品、技术、发展战略、管理方式上提供帮助。”
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过20多年,但能源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对偏低,能源与金融的联结至今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平。一直以来,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银行的支持,这种银企关系存在较多缺陷,不能满足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需要[1-2]。一些专家注意到了我国在石油金融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3-4],提出了石油金融一体化的观点,呼吁国家尽快建立能源金融战略体系[3,4,12,14,15]。作为市场经济的大动脉,金融全面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源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随着它的基础性、战略意义与政治意义的加强,它与金融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能源金融的一体化日益引起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实际上,能源金融并非新现象,自从世界进入工业时代,能源的开采与使用就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题,为能源工业融资也成为金融部门的主要业务之一。但是,从广义金融的角度系统地看待能源金融,直到21世纪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目前学术界对于能源金融尚无一致的定义。按照系统学的观点,能源金融是传统金融体系与能源系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所形成的新的金融系统,其边界与内涵不断扩大。能源金融可以从能源虚拟金融与能源实体金融两个层面来分析。能源虚拟金融是指能源市场主体在能源商品期货、期权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与能源相关的资本市场上进行能源实物、期货、期权、债券、汇率、利率、股票以及相关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的套期保值、组合投资或投机交易。能源实体金融是指能源产权主体、效率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通过有机联络,利用金融市场的融资、监督、价格、退出机制,培育、发展和壮大能源产业。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对能源金融的认识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的研究。
一、全球能源金融发展态势
放眼全球,世界能源工业蓬勃发展,能源市场急剧扩张,能源资源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加强,能源金融一体化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
1. 金融支持能源工业的发展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能源的开发建设需要巨额资金,而且能源的勘探与技术研发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因而,能源行业对融资的要求是规模大、渠道广、机制活。能源工业的传统融资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和政府扶持。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南部石油业兴起的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e)作为管理风险、分配风险的新型融资方式促进了能源工业的发展[5]。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业务的丰富和金融手段的创新,诸如股票市场公开上市、发行债券、吸收国际战略投资与风险投资等方式越来越成为能源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能源工业的发展态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股市行情、利率和汇率水平。
从世界范围来看,能源工业融资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而能源行业蕴藏的巨大机遇也吸引了金融投资机构的进入。金融机构的投资领域既包括能源产权市场,也包括能源期货市场。前者使金融机构可享有由能源资源的“稀缺性”、战争和突发事件带来的溢价,后者使涉及能源生产或交易的金融机构能够借助衍生品工具套期保值。由于投资能源产权市场有较高的门槛,能源实物资源也有限,因而大量资金投向能源虚拟资产,而且能源市场因其易受突发事件影响而倍受投机资金青睐。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金融投资者不仅在商品期货市场(例如金属、能源、农产品等)之间套利,还在商品期货市场和金融证券市场之间跨市套利。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巨额资金在不同市场间快速流动,驱使能源与金融一体化。
近年来,伴随着能源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能源基金越来越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能源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金融投资基金与综合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一般由政府以及大型能源公司建立,主要目的是向风险勘探、油田开采权收购、下游项目投资、重大项目评估等提供专项资金,为实施中长期战略进行基础性铺垫。金融投资基金以较高的中短期投资收益和资本积累为目标,由专业投资机构利用各种手段在石油期货期权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与石油相关的证券市场上进行套利交易与投机操作。综合基金的目的是将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有机联络,通过资本运营将能源产业项目培养壮大,获取利润。能源基金不仅是个人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对象,而且可以成为机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组合资产。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金融资本主要流向传统的能源工业,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随着化石能源的逐步消耗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兴起,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迅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表的《2007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表明[6],在2005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达496亿美元,到2006年已增至709亿美元。其中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得到极大的发展,从2005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71亿美元。2006年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公开市场的融资达103亿美元,远远超过2005年的43亿美元。当前,大约180个投资基金控制的180亿美元资金正在对可再生能源虎视眈眈。可再生能源市场正在日益全球化,流动性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成为资本投资的热点。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特别是私人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巴西已经是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国与市场目标,其中中国在太阳能方面居领先地位,印度和巴西分别在风能和生物燃料方面领先。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资本市场不成熟的挑战,必须继续在设计金融工具上进行创新工作,以鼓励投资并管理风险。
2. 能源企业积极参与金融市场
自上世纪以来,世界能源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受管制到自由化,从计划体制到市场化,从区域市场到全球化,从单纯的商品到金融化,能源工业更具有竞争性和效率。能源工业放松管制以及能源市场机制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资源流动与价格形成的不确定性增加,给经济主体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十年,是各种衍生工具,如能源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与交易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生存在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的能源企业必须面对和规避商品价格变动、利率变动和汇率变动的风险[7]。恰当地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衍生金融工具对于石油公司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大型国际石油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活动中。BP、壳牌等跨国能源企业每年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合约面值达到数千亿美元,交易对象包括商品市场、利率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合约。
能源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管理风险,后来随着能源产业资本的壮大,金融投资越来越普遍。产业资本变为金融资本,有的是为了单纯的投资回报,有的是为了达到战略目的进行多元化经营,有的是为了更好地融资。在欧美发达国家,产业资本涉足金融十分普遍。世界上大型的跨国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 BP等,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资公司。产业公司通过金融投资,一方面让自己闲置的资产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弥补主业经营增长过慢带来的不足,分担和平衡企业风险。
3. 利用能源市场实施金融战略
能源与国际金融的关系现在已经密不可分。能源市场实质上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并成为世界大国实现金融战略意图的武器。
“石油美元体制”即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是美国为实现中东石油安全战略而与中东产油国构建的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机制化经济制度之一[8],这一体制背后隐藏着金融资本家深远的战略意图。通过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可以影响世界对美元货币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出现,与脱离“金本位”的美元走势疲软有一定关系。当时,中东国家石油工业的上、中、下游基本上完全由代表英美金融资本利益的跨国公司控制,因此油价的涨跌不会实质性地影响这些跨国公司的利润。但是,对其他石油进口国而言,油价的上涨增大了它们对美元的需求,而对美元来说,这是保持世界货币地位的必需之举。20世纪70年代美元的贬值,直接导致产油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因而油价的上涨符合石油出口国的利益,而中东石油出口国获得的财富,大部分都投向了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最终以“石油美元”的形式回流到美国。
从这一时期开始,石油从一种纯粹的商品一跃成为一种能够实现金融目的的准金融资产,而石油期货与衍生品市场的出现标志着石油金融市场的崛起。石油市场与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的联动成为新的金融现象,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
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性货币,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币种,也是外汇市场主要的交易品种。从长期来看,当美元前景堪忧时,资金流向石油期货市场,推动石油价格上升;而当资金撤出石油市场,外汇市场则出现波动。国际热钱的投机行为更是加强了这种联系。油价走势与美元汇率的走势相背离,衍生出新的投机,这已经成为石油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联接的运行规律[9]。只要国际石油贸易继续以美元标价与结算,美元汇率与石油名义价格之间的这种负相关性就会长期保持。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美元泛滥,而新兴的欧元背后隐藏的战略意图之一就是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10]。美元的贬值和石油价格的高企,却如同剪刀的“双刃”,无情地蚕食着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4. 能源效率金融市场发展迅速
能源效率金融特指能源效率改进项目的融资。“节流”是应对世界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亟待提高。发达国家早已认识到节能的重要性,在上世纪就开始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但是,在能源效率设施与技术的推广应用环节,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从法律、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的层面加以推动,而真正的驱动力来自金融市场。显然,如果能够让能源效率成为一种可以逐利的资产,那么金融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进入这个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节能服务公司(ESCO,国内简称EMCO)在北美和欧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兴产业。美国有专业节能服务公司2000多家,2005年仅纽约州的营业额就达85.5亿美元。加拿大的节电服务市场容量约为200亿加元。1999年,日本成立了ESCO协会,市场规模增长迅速,潜在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2.47万亿日元。韩国ESCO在得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后,年投资额持续增长,2002年491个项目的投资额约为108亿美元;2004年已有159家注册的ESCO,主要实施高效照明、余热回收、供暖和制冷系统以及提高工艺水平等方面的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是节能服务公司的主要业务,该机制的实质是以客户减少的能源成本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它允许能源用户使用潜在的节能收益,升级现有的耗能设备和技术。在传统的节能投资模式下,节能项目的全部风险和盈利都由企业承担。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中,一般不要求企业自身进行大笔投资。ESCO与用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用户的节能项目进行投资或融资,向用户提供能源效率审计、节能项目设计、施工、监测、管理等一条龙服务,并通过与用户分享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益来盈利和滚动发展。节能项目的实施需要大量长期资金的投入,这一问题的解决还得益于“第三方融资”,即拥有金融能力的第三方与节能技术提供商以及能源用户签订节能合同,通过改进能源终端效率,根据节约能源的多少而获得经济收益[11]。“第三方融资”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机制,在能源用户、能源技术方与金融资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节能项目的开展。在西方发达国家,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能是自有资本,也可能是银行商业贷款、政府贴息的节能专项贷款、设备供应商允许的分期支付、电力公司的能源需求方管理(DSM)基金、国际资本等。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2006年全球共有11亿美元投资在能源效率市场,相比2005年的7.1亿美元,增长超过50%[6]。
二、能源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加入WTO承诺的逐步兑现和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确立,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必须利用能源金融一体化的契机为我国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1. 利用能源金融保障我国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是能源安全的基础,满足能源工业融资需求是构建能源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估计,我国能源工业投资到2020年将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从国外购买能源方面的投资,总投资将达18万亿元人民币。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01-2030年,中国能源部门的投资需要2.3万亿美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目前我国能源工业市场化程度低,融资渠道狭隘,融资方式落后。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稳步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进程,拓宽能源市场的广度,消除民营资本与外资进入能源市场的某些限制;特别要充分调动民营企业与外商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重点支持新能源开发项目与节能投资项目;合理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国债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逐步引入各类能源基金,通过企业上市、发行债券、实施资产证券化、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引入民间资本。
与大型国际石油公司相比,国内三大石油公司极少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中航油”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内企业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变得更加谨慎。相信随着能源市场化的推进、金融交易能力的提高和风险管理意识的增强,国内能源企业将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内外的金融市场中。
2. 利用能源金融体系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石油资源开发,建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是“开源”的重要战略举措。从国际市场获取石油的方式有三种——现货交易、期货交易以及权益油分成。前两种方式基于市场交易,有很大的市场风险。权益油分成的优点在于保有国内资源储量,有利于减轻油价波动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但是权益油分成需要在海外建立石油基地,一方面受到所在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制约,另一方面石油勘探开发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12],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投资风险更大。为此,有必要积极推动海外油气开发基金的设立,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油气项目补充资本金提供有效渠道。此外,向能源企业提供非传统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可转换贷款、次级贷款、可转换债券等以及全方位的金融中介服务,也是完善能源金融体系的必须之举。
3. 利用能源金融发展我国能源效率市场,促进节能降耗
能源利用效率低是我国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一方面与能源价格体系不能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能源效率市场不发达,导致节能技术扩散缓慢有关。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能源利用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根据“十一五”规划,中国要在2010年末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摩根士丹利预测,中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将达8000亿元。然而节能产业在中国发展非常缓慢,目前全国节能市场的规模仅为4亿~5亿元人民币。实际上,目前存在大量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节能改造项目,但由于需要追加投资,而收益在未来逐期体现且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我国能源用户对于能源效率投资并不积极。
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出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将“合同能源管理”等以市场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保障措施。然而,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融资障碍阻碍了中国节能产业的良性发展。迫切需要形成一套能被节能产品供应商、节能服务供应商、能源用户和投资界所认可的金融模式,借助能源金融创新,使能源效率成为一种吸引金融资本的优质资产,推动能源效率市场的发展。在能源效率市场中,金融扮演的角色就是将拥有节能技术的节能服务供应商与能源用户联系起来,合理分摊风险与收益,实现“多赢”。在推动能源效率市场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集大客户、信息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于一身的更为积极的角色[13],统筹协调金融、税务、财政等各部门,为能源效率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 发展石油金融衍生品市场,规避油价波动风险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由于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缺乏相应的定价能力,我国在日益高涨的国际原油价格面前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在动荡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下,与石油相关的中国企业大都面临石油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油价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等。这些企业很少有参与衍生金融市场的意识、经验、能力,也缺乏制度支持[7]。随着石油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内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油价剧烈波动对我国的产业经济安全乃至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将越来越明显。
石油定价权与应对油价波动风险并非两个孤立的问题。在国内建立全面的石油期货市场,给国内外企业提供套期保值、投机套利、跨市对冲的机会与场所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前提。随着交投活跃程度的提高以及价格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充分反映,将会逐步拥有一定程度的石油定价权力。以康菲、雪佛龙、壳牌和BP为代表的大型国际石油公司都是石油期货市场与其他衍生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7],它们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自2004年8月25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燃料油期货推出以来,其价格指导作用初步显现。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开发石油期货品种,增强我国石油市场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中的作用,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调整,有步骤地推动石油远期交易市场等其他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国内石油期货市场不可能一步到位,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家应当鼓励有实力的金融贸易公司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进行风险采购,间接地帮助国内石油企业规避国际油价风险。
5. 发展能源金融市场,改善投资组合结构
能源金融一体化扩大了金融投资的边界,增加了可供投资者分散风险与获取收益的备选资产。传统的金融投资组合的标的物一般只包括股票、债券、外汇、贵金属等。持有能源资产如原油现货、期货及其衍生产品显然能够改善投资组合的结构。我国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主要以美元的形式持有。由于美元汇率与原油价格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石油及其期货资产的金融、战略属性日渐突出,而且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因此,通过持有石油资产改善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不失为一种现实考虑。
6. 利用能源金融市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
石油战略储备是发达国家应对石油危机的普遍手段,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涉及一系列制度与技术问题,如规模、选址、资金来源、储备模式、时机选择、释放策略等。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暂时性的石油危机。“缓冲器”是石油战略储备唯一的功能,耗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庞大石油现货储备并没有发挥其金融价值,每年还需要投入各种维护成本。实际上,石油战略储备的战略意义在于政府能够在危机时刻控制一定数量的石油现货以保障石油市场和经济的稳定。在这样的原则下,通过制度创新将石油现货的经济属性与战略属性分离开来,使得战略储备的经济属性证券化为一种金融资产,并能在市场中流转。这一方式将最大程度地发挥石油战略储备的功效,为我国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广泛利用社会资金,建立多主体的石油战略储备开辟一条新路。政府可以协调能源企业、银行、外汇储备机构、投资基金等,设计一系列约束与激励制度,鼓励和支持石油企业或金融机构出资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允许它们在石油战略储备的物质基础上发行证券,这些证券可以作为资本金,也可以作为抵押贷款的标的物,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一机制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石油战略储备的现货,政府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回购或征用石油战略储备现货。
能源金融一体化是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它是能源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对于我国实现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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