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行动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第1篇

关键词：恩施州；新型城镇化；民俗文化；关系

恩施州是多民族居住地，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4%。近年来，恩施州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年末，城镇化率达到40.0%。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有助于促进民俗文化的融合，但与此同时民俗文化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民俗文化同化与变异现象、民俗文化资源流失等；另一方面科学合理地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精神动力和经济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理清民族文化与城镇化建设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助于二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策略，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为从根本上改变武陵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进城上楼”的文化（观念、习惯、认知等）不适应、甚至抵制而导致的建设速度慢、水平低，政府出力不讨好、百姓受用不受益的尴尬现状，促进该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城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相互促进

李月敏，李卫东在指出民俗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时，他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重要内容必须与民俗文化双向发展，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始终与城镇化建设相一致。李枝秀认为城镇文化建设是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城镇文化建设不仅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而且作为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能推动城镇化发展。恩施是土家族与苗族聚集地，其丰富的民俗文化使城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民俗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如龙船调、土家摆手舞等使恩施旅游业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个成功典范是恩施女儿城，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突出仿古与吊脚楼相结合，完美的体现土家民风民俗的新近打造的“新城”。自2012年开业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商贸、旅游休闲于一体的AAAA级民俗文化城。

（二）相互制约

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对民俗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恩施傩戏的商业化、哭嫁逐渐消失等，造成城镇化建设形式单一，缺乏民俗文化的润色。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不适应，出现“人在楼中，心在乡间”、“生活市民化，行为农民化”的文化不协调，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恩施州城镇建设化现状

十二五以来，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实施了一批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功能更加完善，“一主两副”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建始、巴东、宣恩、咸丰、鹤峰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由30.5%增加到40%，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三、恩施州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一）恩施州民俗文化资源

历史人文景观丰富，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8处、省级57处、州级45处、县级176处。传统音乐及舞蹈数量繁多，全州有传统音乐84项，传统舞蹈68个，数目在17类项目中分别居第二位、第四位，并且传统舞蹈土家摆手舞、肉连响、龙船调等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有85个，传统美术33个，分布于恩施州8个县市。民间戏曲、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反应这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少数名族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总体上讲，恩施州民俗文化的开发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程度较浅、利用效果低下、传播范围较小，大部分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恩施州的民俗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且主要表现为婚嫁文化、丧葬文化、礼仪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等，还存在其它较为独特的习俗。随着国家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恩施州的民俗文化逐渐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呈现出来的良好势头不仅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少不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三）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暴露出的问题

1.急于求成，商业化严重

在开发民俗文化过程中，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只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缺乏全面合理的布局，出现了民俗文化发展畸形成长的现象。如土家族的哭嫁现在农村嫁娶时很少举行，传统的文化意识淡薄，很少能够继承下来，但屡屡出现在各大表演舞台上。

2.土地纠纷严重，人口流动速度过快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压力过大，城镇基础供应能力不足；再者，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强行征占农民土地，造成了原始乡村的城市化速度加快，破坏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蕴。

3.民俗文化保护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

就教育而言，并没有与城镇化建设保持一致的速度，造成了人们对民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缺乏主动保护民俗文化的观念。就恩施州的旅游行为观念而言，存在许多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间接性的对民俗文化造成了阶段性的破坏。

四、加强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促进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

（一）提高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认知与认同

恩施州的民俗文化意识整体较强，民俗氛围较浓厚，但依然需要加强民俗文化的引导。如现在的大众对当地传统文化节日的意识受到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其民俗文化意识日渐淡薄。就恩施州的土家语言而言，鲜有人士能够继续传承与发扬。因此，必须加强人们对其民俗文化认知度与认同度。

认知是实施民俗文化发展战略的前提。因此政府要加强文化引导，通过文化宣传、举办的大型民俗文化节日、民俗文化读书日等形式来增强民俗文化的吸引力，使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加强教育对学生的民俗文化意识的熏陶，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意识，扩大民俗文化的群体力量是大势所趋。

（二）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地宣传与推介

强势打出“仙居恩施”、“世界硒都”、“巴楚胜地”、“天下第一女儿城”等口号。凸显恩施州淳朴的民俗民风与怡人的生态环境；凸显恩施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巴蜀荆楚人文特色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凸显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通过宣传与推介，既可以让当地民众对本地民俗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又可以让外界了解、熟悉巴楚文化，进而使把巴楚文化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护和传承。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国务院在2012年12月正式出台《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保护，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建设一批特色文化街区。”这一理念，这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我们就要充分研究透上级政策，结合恩施州本地实际情况，以“扬弃”的态度，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传承和保护。

（四）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扬。合理规划、有序布局，针对有价值的文化村落、旧居，首先必须向文物部门报告，听取其意见，不得因眼前利益而随意开发。对于部分保存现状较好、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村庄，引入开发企业，实施复原复建，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性保护，使新型农村社区走上真正的科学健康发展之路。

（五）健全完备的基础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建设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是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毕竟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盖高楼、修马路、建文化中心，而是要把教育设施、体育设施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立完备，一步到位，这样才能在提高当地.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对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一方面要明确部门的相关责任并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民间文艺社团的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形成文化设施管理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月敏，李卫东.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J].开发研究，2015（03）：137-140.

[2]李枝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符号”的保护与传承[J].江西社会科学，2104（09）：254-256.

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第2篇

关键词：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观音；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保护理念显然更具有弹性和可适应性，这一理论和行为被S.M.Vinas教授称为“适应性伦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协商性保护（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适性伦理中，文物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意愿，与科学研究共同决定了文物保护实践。保护过程是为了满足来自不同人的，多种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往往适得其反。对于修复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显示、调查、保存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最为伦理性的解决措施”。为决定保护过程，协商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诸如研究者、参观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内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无论是文物保护或是考古、历史、艺术领域研究者的观点或许会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观点同样不可忽视。协商过程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现代保护理念高度适应性的特点。

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农村建设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uts forward how to under the wave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for your reference.

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04-0000-00

1 前言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幅员辽阔的疆土，众多的少数民族使得中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存在于乡野之间。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之所在， 因此对其在农村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2 农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幅员辽阔的疆土，众多的少数民族使得中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各种节庆活动等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农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承载体，我国农村文化遗产不仅种类非常丰富，数量也很庞大。据相关资料介绍，在我国政府公布的近7万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约有半数在农村。

如今， 一些农村还保持着相对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些地方，农耕文化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农业文明还在继续。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文化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被破坏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抓住关键之所在，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对应的措施，做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3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展开使得我国农村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濒临消亡，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要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就要找出现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目前我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思想意识落后，主要包括地区领导不重视和村民的保护意识不高两大问题。不少地区的村民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更不知道其价值所在，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绩效并不是通过直接的经济效益表现出来的，不能凸显政绩也造成了地区领导的不够重视。现如今，人们还片面的把新农村建设理解成为建设新的乡村，存在简单的城市化倾向，造成地域特色的丧失。不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那么保护也就成立空谈。

(二)资金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个长期工程，甚至可以说是一项永久性的事业，需要大量的、长期保护资金注入。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财政支持非常有限，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起来遇到了很多资金方面的问题，保护不全面、保护力度不强等问题也就相继出现。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也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日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这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关部门在实施保护行动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四)虽然我国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很多，但是缺乏专业队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只要有一腔热情和满怀责任就能成就的，它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其中。我国开展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在资源相对好的城市开展的时间也并不长，相关方面的专业体系也没有建设起来，因此这方面的保护人员还不是很多。在物质经济等条件相对贫瘠的农村， 由于现实的问题，专业的保护人员更是少之又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

(五)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之所在，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面临着传承乏人的困境。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年轻一代都涌向大城市谋求发展，老一辈传承人无徒可授的现象比比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核心，是灵魂，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日J题。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要实现在保护中不断发展创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分清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盲目发展加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目前各地都在大肆兴办民俗村，推行民俗旅游， 出发点是很好的，把地方经济发展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但是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一味的靠民俗表演等来谋求经济利益，失去了遗产保护的初衷。

4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如何在建设浪潮中既推动改变广大农民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又有效地保护那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建议如下：

(一)提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农村干部和广大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应该采用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他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例如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举办～ 些成果展出，或者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举行讲座等，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体村民和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扶持力度，从优惠性政策、资金等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农民生活上得到保障、经济上得到实惠，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时才能无后顾之忧。农村的青年都积极奔向大城市寻找机会，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生活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一问题，就能使他们安心留在农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通过开发具有特色的民俗村，实现保护的同时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某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保护时也要对其存在的文化空间进行整体保护。 如果保护得到，还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四)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将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调动社会各界力晕的积极性，做到全民保护。

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第4篇

[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object of documents and websites related to archive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mmonness of their archive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suggests we should heighten the research level of practicabi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with higher angle of view.

[Key word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档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集体记忆”，对保护民族的文化特性，塑造国家的未来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档案因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显得异常脆弱，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遗产已经遭到了破坏或已经消失。在我国逐步重视档案保护，并加大对档案保护经费投入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档案保护的相关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国外档案保护的研究模式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笔者重点阅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档案保护相关文献，查阅了其档案保护相关网站，总结归纳出西方主要国家档案保护研究区别于国内研究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平台高，整合性强。多数与档案保护相关的文章，都是针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者的。一方面是由于档案保护、图书保护和文物保护在管理模式、技术领域存在共同之处，所以保护是通用型工作，并不局限于档案部门，而是与图书馆、博物馆合作进行。另一方面则是因档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致，由于国家与地方、州与州之间，管理体制不尽相同，有的实行档案馆、图书馆一体化，有的实行档案馆、博物馆一体化，有的甚至实行三者一体化，这样客观上打破了三者的条块分割，有利于保护技术研究的整合。

2、重视保护管理研究。多数国家认为保护管理（preservation management）是将各种保护要素系统化的过程，这样能确保将保护需求纳入机构的日常工作。保护管理涉及到人员、资金、政策、计划、策略、意识等多个方面，需要机构对多个保护行为和项目进行统一计划、管理、监督和协调。《澳大利亚藏品保护》介绍了藏品管理、人员管理、库房管理和处理、运输、存储和展览中的保护管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保护管理》讨论的主题集中在政策与法规的形成与执行、保护的主次先后与计划、风险评估、费用估算、文献遗产利用者的责任等管理层面上。

3、可操作性强。国外对馆藏保护状态调研(survey) 、评估（access）、保护策略（conservation strategy）、灾难防范与恢复（Disaster Planning and Recovery）和保护管理计划（pre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等方面的研究非常细化，可以用来指导馆藏机构具体实践。《档案材料保护基础》 非常强调评估（access）、计划（planning）、行动（action）这一过程。加拿大保护协会的《博物馆馆藏保护框架》，列出了用于防止或控制博物馆藏品衰变的各种方法。《评估保护需求―馆藏自身调查指南》 一书中则对什么是馆藏调查、馆藏调查为何重要、谁来进行调查工作、怎样进行调查工作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附上调查表。这些细致的研究，多细化到机构内部的操作层面，为保护管理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向导。

4、研究内容广泛。与国内保护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研究内容之广。国内的主流研究多局限于保护对象的理化性能、衰变规律、预防与治理的技术，虽然近几年也有学者从非技术视角探讨问题，但这些研究还不够全面与深入。欧美发达国家除了研究保护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外，对管理层面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如AATA Online网站上对保护研究的分类索引中有这样一个类别 “历史、政策、道德、立法”，主要关注人文和非技术层面的因素。具体到保护工作者的研究上，美国保护者协会的网站上不仅对保护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做出了规定，还对保护相关人员的进行区分界定，对保护工作者的业务域、技术域、知识域进行了详细的解剖。

5、重视数字档案的保护研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海量数字信息快速激增，给数字档案的保存和保护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与纸质档案不同，数字档案信息与特定载体的可分离、平台依赖、信息的易变易逝等特性使档案保护变得更为复杂，人们不仅要保证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还要保证数字档案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真实、完整、有效，当前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研究如何管理电子文件，永久保存电子文件。当前多项研究都是以项目或工程的形式出现，如：澳大利亚的Pandora“保护和存取澳大利亚网络文献资源”项目。这些工程与项目从理论、法律、标准、管理、技术、安全等不同层面对如何保护数字遗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推动着数字档案保护的研究进程。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分析，笔者明显感到了国内档案保护研究的不尽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①重技术轻管理；②研究平台低、研究成果共享性不强；③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④研究内容有待拓展；⑤对数字档案保护的研究有待加强。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创新研究视角，要善于发现档案保护技术与其它保护技术的共通之处，将其置于一个更高的平台加以研究，和图书馆、博物馆合作攻克技术难题，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复投入，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与利用广度。应努力拓展保护管理的研究面，加强其可操作性，根据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管理之道，以确保保护技术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 Rob Palfreyman. reCollections: Caring for Collections Across Australia.[M/OL]. Canberra: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1998

[2] G. E. Gorman, J.Shep.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for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M/OL]. Sydney: Facet Publishing, 2007

[3]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Basic Conserv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M/OL]. Canberra: 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2003

[4] CCI. Framework for Preservation of Museum Collections[EB/OL].(2005-6-16)

[5] Beth Patkus. Assessing Preservation Needs: A Self-Survey Guide[M/OL]. Massachusetts: Northeast Document Conservation Center, 2003

文物保护行动范文第5篇

一、开平碉楼保护性规划简介

开平碉楼前后历经八年时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终于2007年6月28日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表决，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5项世界遗产和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开平碉楼成功申遗与开平市政府做出的努力密不可分，自2000年开平政府启动申遗项目以来，有组织地整治、清理、规划和宣传开平碉楼工作就已经开始了。2001年8月，开平市政府委托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制订了《开平碉楼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并于2002年2月，召开了高规格的保护规划论证会，以古建筑保护学术权威郑孝燮教授、罗哲文教授为主任委员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该保护规划进行了论证，原则通过了该实施规划；随后，又委托华南理工大学根据北大的规划制定了环境整治实施方案。此外，2002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广东省开平碉楼保护管理规定》、2006年开平市人民政府颁布《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等等，这些保护开平碉楼的规定与保护规划相辅相成，有助于开平碉楼保护行动的落实。为了更好地保护开平碉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开平市决定重新编制《开平碉楼与村落保护规划》，目前该规划已完成初稿。在已制定的保护规划中，对开平碉楼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碉楼维修、环境整治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二、保护性规划有关内容分析

（一）保护范围的界定

根据制定的保护规划，开平市划定480公顷的碉楼保护核心区和碉楼周围2680公顷的缓冲区为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在碉楼附近的核心区域内，工业项目基本不予以审批，缓冲区域内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不予审批。核心区楼高不得超过3层、12米，而且规定每次进入碉楼的人数不得超过30人。

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界定明确了碉楼保护的范围，碉楼的保护不仅需要保护单体建筑，而且也需保护好碉楼周围的环境，碉楼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开平地区独特的建筑形态与文化景观。开平碉楼在申遗过程中经历了名称上的变化，最后通过的名称是“开平碉楼与村落“，村落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保护规划中的上述规定有利于保证碉楼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完整，真实地展现侨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助于克服当前许多世界遗产地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遗产地与周围环境不协调问题。伴随着开平碉楼的申遗成功，开平碉楼旅游热明显升温，游客数量的增多给碉楼保护带来了难题，突出表现在碉楼内部有限的空间与游客容量过剩的矛盾十分突出，有新闻曾报道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典型代表自力村一座精美碉楼就因为游人过多，致使墙体被磨擦破损乃至开裂。规划中对每次进入碉楼的人数进行了限制，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旅游带来的保护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游客的旅游质量，保证了每位游客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进行游览，充分感受开平碉楼的独特魅力。

此外，开平市政府也做出相应保护规定，例如在碉楼核心区范围内，重新兴建建筑物、栽种树木等都要经过文物部门批准；而旅游设施的建设必须离核心区20公里以外，游人参观碉楼时，必须步行进村而不能开车等等。这些保护规定有利地配合了保护规划的实施，有助于相关规划地进一步落实。

（二）碉楼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历史上，开平碉楼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座，现存的数量经过统计为1833座，多集中分布在塘口、百合、赤坎、蚬冈四个镇。现存的碉楼中很多已出现了地基下陷、墙壁崩裂、横梁锈蚀等现象，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因此，抢救维修碉楼成了碉楼保护工作中的关键。保护规划中指出碉楼的保护要遵循有利于保护、展示开平碉楼与村落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维护修复要坚持可逆性，实行现状为主，加固维修为辅，尽可能减少干预。对不得不进行的少量加固维修工作，严格掌握修复的尺度，保存原有的建筑形制、结构和风格，修旧如旧。

世界文化遗产的修复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应当最大程度地维持遗产的原貌，不能为了维修而破坏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规划中已对现存的1833座碉楼进行了等级的划分，共分为五个级别进行保护，部分历史文化意义重大的碉楼，将不对外开放，仅供专家学者考察研究；部分碉楼则可考虑开发为旅游景点，对公众开放；对一些较普通的碉楼，考虑转为民间保护，允许村民和前来参观的游客入内居住。

开平碉楼自然星状地散布于开平各乡村的特点，给管理和规划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种根据不同碉楼各自的特点划分为不同等级进行分级保护管理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碉楼保护工作的效率，有利地推动了碉楼保护工作的进程。

（三）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在开平碉楼申遗期间，开平市政府就一再承诺开平碉楼将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目前，政府已规划了自力村碉楼群、马降龙碉楼群、方氏灯楼和锦江里碉楼群4个旅游景点区，但尚未有大规模的开发。旅游线路方面，已规划了3条旅游线路，A线：自力村-立园-赤坎古镇-马降龙-赤水香江温泉；B线（潭江游）：潭江半岛酒店-风采堂-南楼-赤坎古镇-马降龙；C线：（生态游）自力村-立园-潜龙湾森林公园-金水台温泉-大沙榄坑度假区。

三条旅游线路各具特色，A线是碉楼游览的主要路线，但是涉及的主要景点过多，集中了自力村、赤坎古镇、马降龙等多个核心景点，不利于游客的深入观看，可以将线路更进一步细分；B线是以潭江为轴线进行游览的一条线路；C线涉及到村落、碉楼、公园、温泉等，可称之为生态游，这条线路景点丰富多样，有利于带动各地多个景点的共同发展。

世界遗产的保护不是为了开发，而是为了实现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将人类共同的财富保留下来，因此，在旅游开发上更应严格管理、适度开发，防止造成开发性破坏。目前，我国很多世界遗产地过度开发的现象很严重，导致世界遗产地的开发性破坏严重，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等通过表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我国也是本届世界遗产大会被亮“黄牌“最多的国家之一，包括丽江古城、故宫、天坛等这样的代表性遗产在内，再一次给遗产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开平碉楼在今后的旅游开发上更应着力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必须严格遵守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开发的原则，坚持旅游开发的时序性。

此外，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上应充分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以开平碉楼为核心，整合五邑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打造体验华侨文化旅游品牌。

三、保护性规划中存在的不足

（一）保护管理方式涉及不多

在已有的各项保护规划中对碉楼的保护管理方式涉及不多。目前对于开平碉楼的保护规划，主要有北京大学制订的“整体规划“以及华南理工大学拟就的“详细规划“。虽然二者各有千秋，侧重点不同，但均对碉楼的保护管理方式或过于简略或绝少涉及。

（二）对碉楼文化的保护规划较少

保护规划中，对碉楼本体的规划涉及较多，针对碉楼维修与保护提出了保护原则与具体的方法，但对碉楼非物质形态的保护涉及较少，开平碉楼不仅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碉楼文化是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整体景观与民俗文化的保护同样非常重要，因此保护规划好碉楼文化和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必要，应当就民俗文化的保护规划制定一套体系，规划中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保护方案的制定。

四、进一步完善规划的建议

（一）始终将保护放在规划的第一位

无论是规划世界遗产的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是其它方面，都应始终将保护放在首位，对于开平碉楼来说，碉楼本体的保护与非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同等重要，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是第一位的。古今中外的实践也表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文化遗产的科学和历史文化价值，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风景和自然文化的需求者。规划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开发世界遗产，促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开展保护管理方式的研究

现有的保护规划中涉及开平碉楼保护管理方式的较少，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找出一个对开平碉楼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集保护、开发于一体的双赢管理方式十分重要。

（三）将景区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结合

首先，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应树立保护观念，将开平碉楼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贯彻到开平甚至整个五邑地区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工程建设的割裂。将开平碉楼的保护规划与城市规划相结合，从大环境上创造保护开平碉楼的有利条件，促进世界遗产与城市的协调发展，防止世界遗产地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倾向。

（四）规划应切实结合地区特点

开平碉楼分散的特点使不同的村落能够分流游客，而不像一些文化遗产都只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参观。在规划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通过设计更合理的游览路线，进行游客数量的调控与引导，避免游人太过集中。

（五）整合其他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规划

开平除碉楼外，还有一些古代石刻、石雕、牌坊、庙宇、祠堂、学宫、古塔、石桥等，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历史悠久的开元塔，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等，开平碉楼可以结合这些资源进行规划，如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就可设计：抗日七壮士南楼-百合镇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立园这样一条爱国主义教育路线。一方面不仅可以丰富开平的旅游产品，而且可以有效带动开平地区其它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

（六）不断适时调整、完善规划

保护性规划不能一成不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适时地调整，不断完善和补充新内容，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