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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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仁；异化

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这一特殊阶层须遵守的道德原则，而后逐渐发展扩大，近代以来甚至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准则、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其主体“武士”阶层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而作为日本独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话，却是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渊源颇深。武士道的代表著作无一不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无一不在谈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而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论基础。本文将主要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学经典入手，探讨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并着重探究其中之差异。

一、《武士道》与儒家经典

《武士道》作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经典，自1899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欢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陆续被译成多国语言。该书探讨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在其第二章，新渡户稻造论述了武士道的渊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诲即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年轻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为必备教科书，成年人则不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践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诲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但他同时认为五伦等基本的人伦道德，并非完全来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日本民族所认识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确认。儒家思想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伦道德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具体化、形象化、理论化。新渡户稻造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对武士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认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原本不成文的、口传的格言找到了理论依据，变得“名正言顺”。

纵观《武士道》一书，直接引用共16处，其中《孟子》9处，《论语》2处，《大学》3处，《中庸》2处。此书共17章，具体论述武士道德目的章节有8章，直接引用共14处，占全书直接引用的绝大多数。此外，另有多处间接引用。如：“孟子也大为称赞忍耐和坚忍。他在某处写了这样意思的话：“虽然你来侮辱我，又奈我何，你的暴行污损不了我的灵魂””；①“还有在另一处他教导说，因小事而怒，君子之所愧，为大义而愤怒，此为义愤”；②“老子教导以德报怨。然而教导以正义z直{报怨的孔子的声音却远比他响亮。”③等等。

综上所述，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经据典来为构建其武士道道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可见儒家思想与武士道之间的渊源颇深。不仅仅是新渡户稻造，山鹿素行、吉田松阴、井上哲次郎等著名的武士道论者的儒学观虽然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都未能脱离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

二、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

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用儒家经典来论述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并把它们融合成为一个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最核心的当数忠义，以它为核心把各种封建道德粘合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义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武士的决断，与勇同属于武德；勇是武士的生存之道，是敢于为了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仁被誉为“最高的美德”，使人避免陷入黩武主义；礼是对他人的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是尊重，但未被置于首要地位；而诚又是礼的前提条件，没有诚，礼便失去了内涵而变得滑稽可笑；名誉“在于各人克尽其本分”，是伴随武士身份而来的权利与义务，比生命还宝贵；与其他德目不同，忠诚是独具特点的。与中国的儒家强调以孝为先的思想不同，日本人把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克己被认为是勇与礼的结合，其顶点则是自杀。在新渡户稻造所述的武士道德目当中，忠是核心，仁、礼、诚可归为“文”，勇、义则为“武”，名誉及克己则为“文武兼备”，这几项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又以忠、义、勇为核心。

关于武士道的具体德目，国内外研究各有不同论述。但是忠、勇、义、礼、名誉等是大多数学者所共同认可的武士道的德目，其中“忠”被大力推崇，而“仁”则很少被纳入武士道的德目之中。有些研究当中虽然提到了“仁”，但并未将之置于重要地位，从而“仁”并未被纳入日本主流的武士道精神之中，只是处于边缘位置，可谓“仁”之弱化。

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仁”是被置于第一位的，是最核心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这与武士道的“仁”是大不同的。

三、武士道的“仁”与中国儒家思想“仁”之差异

如前所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当中，位列前三的是忠、义、勇。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其中置于第一位的当数“仁”。在儒家经典《孟子》、《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仁”，远远高于“忠”的出现频率。可见，“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

与大多数武士道论者的论述不同的是，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当中，虽然排在忠、义、勇之后，但是“仁”被誉为最高的美德、最高尚的精神，获得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且，在新渡户稻造直接引用的16处儒家经典当中，其中有一半都是用来论述“仁”，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在第五章“仁――恻隐之心”的第一段，新渡户稻造共引用了儒家经典5处。

1）“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

2）“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

3）“君子慎德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大学》

4）“上好仁而下不好利者，未之有也。”――《大学》

5）“仁者人也。”（原文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以上5处儒家经典，都是在论为君之道，讲的是对统治阶级、对君主的要求。只有实行仁道、得人心的君主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这是在告诫为君者要先立德方能得人才，爱人方为“仁”之本。新渡户稻造直接引用以上孔子、孟子的言论旨在说明“仁”是为君者的“最高必要条件”，这与引用的以上经典原义是有出入的。儒家思想的“仁”基于“爱”，是道德之本，可谓是做人的最低必要条件，与新渡户稻造所言“为人君的最高必要条件”完全是两个极端，显示了“仁”在武士道道德体系和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另外，第三段当中引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新渡户稻造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人民的心声与君主的意志融合起来，从而跨越了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民主主义与其所批判的极权主义之间的鸿沟，那么武士道拥护的极权主义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可见，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用经典意在为日本的父权政治辩护，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以上经典的原义应为：所谓民之父母，应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这是对君主的要求，要体察民意并顺从之。而新渡户稻造所谓“民众舆论”与“君主意志”的融合，则是强调民众对君主的顺从，将对统治阶级的要求直接异化成为了对被统治阶级的要求，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说到底新渡户稻造的所谓“最高的美德”的“仁”旨在为民众对君主的无条件的“忠”提供道德教化而已。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虽然新渡户稻造大量引经据典，肯定了其他武士道论者所不曾重视或论及的“仁”，但是通过与儒家经典原文相对照可以看出，其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的误解或曲解。所以多处引用并不能证明武士道之“仁”与中国儒家思想之“仁”相等同，反而暴露出二者的差异。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④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的崇高地位。”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只是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其内在之根本仍是“武”，而并非“儒”，所以它强化“忠”而忽视“仁”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经典，并着重探讨了“仁”。如前所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的确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鉴于其对儒家经典的多处曲解或误用可以看出，其旨在借用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优势文化来武装日本的武士道，强化其教化功能。尤其是武士道对“仁”的弱化和异化导致其远远偏离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

国内许多学者都曾就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的渊源展开论述，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武士道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从传统武士道向近现代的新武士道的转变过程中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武士道精神的普及功不可没。虽然武士道的德目很多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相同的，但仅仅是“同名”而已，其内涵和外延都大相径庭。武士道论者借用儒家思想推动了武士道的合理化与普及，但由于内在的本质区别，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却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相悖的两条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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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邸小松.“仁”的失落：“武士道”精神的伦理、道德批判[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4]鲁思q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注释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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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2篇

南朝梁萧氏父子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四人。他们既是梁朝的统治者，又是梁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受晋宋时文学风气影响，他们都表现出了言语崇尚的风格，但同时他们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并为当时和后世文学做出了贡献。梁武帝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对文学进行提倡，必然对梁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纲与萧绎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朝绮丽文风的形成。作为整体来看，四萧的文学思想除了受到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传承也是很明显的。梁武帝曾写作了大量艳诗，客观上对萧纲与萧绎的“宫体诗”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萧统正是他所提倡的雅正文风的承继者。

萧统、萧纲、萧绎之间的文学对话对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为统治者，除萧统外，他们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与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相反的一面。在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中，强调最多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学性，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文学思想。能够代表他们真实文学思想的是那些言语绮丽风格的作品，其中以萧纲的“宫体诗”最为典型。就文学产生来说，他们提倡的又不是儒家的诗教观，而是萧氏所倡导的物感说。总体来说四萧并没有真正践行他们所提倡的诗教观，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越来越远。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成因，本文拟对他们的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诗教观念做出具体分析。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

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梁朝当时上承魏晋宋社会思潮的余绪，受到了玄学与佛教思想的严重影响，这时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主导性。也就是说，梁朝当时的思想是三教合流，而儒家略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对统治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封建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儒家经典是必修课，并且是被作为立身之道来学习的。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3篇

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中许多经典思想深刻影响着现代营销的发展，如人性化营销、诚信营销、公益营销等都是儒家思想在营销中的体现。新时代要求的营销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营销市场需要儒家文化的引导，国际营销市场需要儒家文化的引导。促进利义的一致认知和多元化交往发展，实现营销与儒家文化的双赢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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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文化。孔子。四维八德市场营销。经营

世界经济发展迅速，技术变革不断更新，产业竞争激烈。由于儒家文化具有其他派别所没有的魅力，它不仅涉及思想面广，内容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更容易被世界所接受和理解。在儒家文化营销的传承与推广方面，本文通过对《四维八德》和《三纲五常》的解读，以及对其他“儒家中心思想”的探索，解释了人们对营销不同接受的原因，为了探索一条适合打破当前营销瓶颈的道路，从而提高企业的营销水平和管理水平。

。儒家思想的营销从“仁”的推广开始，逐渐关注“信”、“义”等意识形态因素。其中,孔子及其弟子和后人对这种营销理念的深入探索，对当前企业营销和管理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礼”的规范化。对于营销而言，“仪式”的规范功能也是不言而喻的。

的礼仪行为、行为和言语都体现了社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运用营销手段时，“接收者”首先关注“推销者”的“仪式”。接收者地区是否愿意主动了解其销售的产品取决于“最后一顿饭”是如何做的。如果“最后一餐”的销售礼仪符合接收者地区的“礼仪”规范或接收者地区规定的“礼仪”范围，其销售活动将非常顺利，从而进一步提升其营销目的。

。同时，它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营销标准，建议我们在进行一些营销活动时，要更加注重用“礼貌”来规范我们的言行，使我们的言行符合礼仪，赢得“接收者”的心，如果营销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营销进程就会顺利，营销发展就会更快。

。它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道德范畴。它的原意是指应该做的事情是公正和合理的。在《论语里仁》中有人说《君子喻于义》中的坏人比利润，义利之间的权衡在营销中也很常见。《推销员》从“接收者”的角度审视产品。考虑“环游太平洋”是恰当的。它在销售商品时，大多涉及消费者的关注，所以它的推广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因为它不仅注重自身的利益，而且考虑到潜在的消费者，从“义”出发换位思考，所以其营销效果是巨大的。相反,急功近利,急于推销手中商品的人,只关心眼前利益。为了千方百计实现目标，他们的大部分营销活动都很恶心，结果事半功倍。在

，另一朵花——论语·蒂凡尼早餐中的阔叶昙花——是“不公正的，但丰富而昂贵。在我眼里，它就像一朵云”。它违背了正义的前提，它可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一个泡沫。这提醒营销人员和管理者要理顺思路，找到出发点，不要违背道德，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只有以自身的诚信为前提，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

的“论语为政”已经孤独了一百年。“人而无信，我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大轿车和小轿车我们能做？”他说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在萌芽和成长，诚信已逐渐成为衡量企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非常重要。如果要像泰山一样站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企业应该坚信诚信是营销的基础。“诚信”不是商品的特征，企业不能将其与商品捆绑销售。真正影响“接收者”满意度的诚信是“最后一餐”的诚信和产品公司的诚信。当产品的特性不同时，诚信因素在理论层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诚信具有独特性、不可模仿性，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大型企业的高层领导都把“信誉”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关注。正如

所说，“诚招天下客，信纳八方财”。如果“最后一顿饭”不可信，践踏道德，它将以臭名昭著的结局告终。总的来说，只有以诚信为原则，以诚待人，诚信做事，才能取得理想的营销效果。

。儒家对“仁”的解读是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层面上进一步寻求统一的方法。营销中的“仁”是从中获得的灵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顾客的需求和利益的获取，从而促进营销的发展。

真诚贯彻“仁”的营销理念，不是做表面的虚假文章，而是让《推销者》的营销活动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抵制金钱的干扰，坚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营销人员只有树立以“仁”为核心的营销理念，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建立稳定的客户关系，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儒家重视的这些详细系统点已被放大并反映在营销思想中。营销管理对儒家文化的合理运用，使儒家思想与营销活动紧密结合，共同发展。

。他们都非常重视以人为本。回首现代，企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以人为本，在营销别关注基层消费者，效果自然可观。近年来，

的人性化营销理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为公众所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综艺节目的导演充分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在与其他节目组的竞争中反其道而行之，从基本生活的角度提升一些艺术家，进而产生节目商品的差异化，以最简单的生活方式还原人性，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获得理想的营销反应。例如，流行的《亲爱的客栈》近年来的综艺节目，邀请明星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开客栈，向社会开放客栈。通过客栈的日常生活，主要展示明星的个性和行为，以及他们的经营理念。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成为人们饭后谈论的笑柄。《慢综艺》逐渐赢得了观众和制片人的双重青睐。因为切入点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注意。不管是不是粉丝的计划，他们都会因为好奇而关注这个计划。因此，节目播出后，人性化营销活动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当

的《推销者》与人们面对面销售时，最重要的是沟通技巧和需求理解。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会向基层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普通人的思想和观念理解，以保证商品的后期销售。那些容易被《潜在消费者》接受的商品，往往不是因为产品本身有多好，而是《推销者》的营销方式，让《接收者》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或者根据《推销者》的描述，我认为这些商品适合我。这种事半功倍的营销方式，使得许多《推销者》以儒家重视的“蒂芙尼早餐”为主要销售理念，实施非压迫性销售技巧、沟通技巧和人际交往技巧进行推广，从而辅助营销。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诚信》是中国最基本的理论范畴，孔子十分重视“信”，并将其视为儒家五常之一，继孔子之后，孟子对“诚”与“信”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儒家经典《中庸》说：“诚者是天道，真诚的人是人之道。”此外，荀子将“信仰”延伸到一般的交往伦理，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诚信”的关注在荀子的《不苟》中，有人说“言无常信是无常的、纯洁的，只有好处，一切都是倾斜的。如果是，那就可以说是一个恶棍”。这两次讨论表明儒家学派重视诚信，以及“诚信”的理念

的“诚实”是指诚实不欺骗，诚实不胡说八道。“信仰”是指重信用、守信誉。“诚实”与“信仰”是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诚信》是一切经济往来正常进行的前提。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也会带上《诚信》作为处理商业交易关系的标准。

的诚信管理要求企业应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生产满足客户迫切需要的产品，遵守市场规则，不破坏行业规范，不从事虚假宣传，不销售不合格或三无产品专业产品在经营活动中，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营销服务，善待人，真诚待人，不耍花招，不欺骗消费者，在处理售后服务时从客户的角度思考，努力满足客户合理合法的需求。经营者应始终牢记营销只是一种战略方式和手段，并且《诚信》是企业顺利营销的重要前提，企业要在外部树立诚信经营的声誉，首先要坚持“真诚”二字，以确保品牌得到市场的肯定。

的《诚信》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还是对于一本《推销者》。《诚信》是一种可以通过自身行为调动和利用的资源。许多企业家相信《利在诚信中》的真实性。当两个企业的产品几乎相同，消费者难以选择时，企业的声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条件。它能更好地吸引顾客，促进营销进步，使顾客信任品牌，进而决定选择品牌的产品。一般来说，无论是在日常沟通还是在销售活动中，拥有较高声誉的一方都会占据优势。正是因为人们关注高声誉带来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儒家思想的指引，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特别是在管理领域，儒家思想与之密切相关，相互融合，紧密结合。

在公众面前塑造积极良好的形象，形成一个有利于人们购物选择时企业商品的消费偏好，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品牌知名度的认知度，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大企业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企业管理者承受着强大的竞争压力，不断尝试产品差异化，并希望结合产品特点得到社会公益的支持，利用良好的公益形象扩大产品的知名度，让消费者感觉亲近，更喜欢品牌，最后，它使企业能够开拓新的营销战略。

从营销与公益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如果公益营销是非常有效的，那就证明《推销者》采取了适当的手段，在正确的时间做了及时的事情。一方面，它追求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展示了“我们不是唯一一个盈利的目的”的形象，相应地产生了良好的公益营销效果。儒家学校由布尔创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对当今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价值。《十三经》中的“孔子”思想对营销与管理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相信，人们拥有“四端”——仁义、礼貌和智慧。孔子说的“义者宜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有了正义的意识，他们的行为就会合乎情理现代社会，企业的升级速度日益加快。许多企业因为没有协调利益和正义而在洪流中衰落。

关于市场营销中的利益与正义的争论是儒家利益与正义之争的具体体现。做人需要诚实和道德，但营销的目的是获取利益，这就是利义与信仰的矛盾，即《利义之争》在儒家营销中的具体表现。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企业管理者在要求营销人员不要盲目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要考虑彼此的需求和利益。“义”不仅是“利”的根源，也是“利”的前提。营销只是一种商品交换。企业最追求的是互利交流。只有互利互惠，才能实现长期合作，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运行。在国语《晋一语》中，晏婴说：“义生利，利生丰民”。总之，营销的效益和正义与儒家的认识和理解是一致的。

。近年来,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由于人们认识的不同，文化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国历来尊重儒家思想。即使在今天，许多儒家的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指导自我修养的洞见。因此，高山文化源远流长，必然有其独特的内在原因。如果企业能从中吸取教训，其本质是什么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与自身企业文化的融合必将取得更快更好的进步和发展。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营销理念相互融合，在管理层和营销层都有了多元化的发展。

的营销学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后，为营销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规则。传统营销只向顾客推销产品，不从顾客需求的角度考虑，也不把顾客需求转化为企业追求。在现代营销思想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后，它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广合适的产品。它还推出了“蒂芙尼早餐”和“诚信营销”等新的营销模式，使营销内容更加有趣、丰富和有竞争力。企业管理者对儒家学术的重视，极大地发展了儒家学术和企业营销管理思想，使其他领域都意识到儒家思想和文化的指导意义。因此，现在儒家文化结合的层次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儒家文化的内涵也在人们的认知中，发展得更加丰富。基于以上两点，

的营销管理与儒家的思想文化正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合并后，各自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进步，最终成功地达到了紧密结合的目的——使儒家思想的应用范围更广，更顺利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开拓营销理论的新视野，促进营销的可持续发展

的儒家思想对营销管理的影响不是一般的、片面的，而是系统的、全面的。它对营销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具有指导意义。在创业阶段，为他们提供建立营销的指导和灵感。在应用阶段，向他们提供营销管理所需的规则和方法。在形成和发展阶段，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营销理论和分析角度。在成熟阶段，结合实际营销背景和情景案例，引导营销多元化发展，使营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之，经过2500年的发展，儒家思想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极其宝贵和正确的。通过对《论语》所引领的《儒家十三经》的探索，以及对《儒家》的内容与营销指导意义的深入结合，结合实践，对当今社会一些隐含的“公益营销”提出了新的理解态度，从而在确保借鉴儒家传统文化《人文本质》的基础上，探索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整合，提升企业营销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在企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不仅适用于营销层面，而且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思想认识。由于篇幅问题尚未被详细讨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孔子的时代影响力和儒家文化及其核心思想，为今天的中国营销管理乃至世界营销做出贡献展会，提供独特新颖的营销理念。

[1]潘倩。营销专业诚信文化建设分析[J]。现代商业工业，2019（40）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礼 义 中和 高等教育

每年的九月，无数学子怀着对大学的无限憧憬走进了一所所高等学府，期待着自己能够成为完整的素质教育人才，成为祖国的栋梁，然而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他的《紫色清华·走出半人时代》中说：“一位建筑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梁思成于1984年有一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结合问题。距离大师的讲演已经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半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这段话的确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对于人才的培养也处于不成熟阶段，可以说我们所培养的都是“半人”，这样的现实激励着我们来寻找一条出路，如何培养一个对社会各方面有所了解并且可以全方位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全人”。我们不妨从古圣贤人那里去寻找答案。

1 “礼”与“义”的结合

文化蕴含的正是最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文化不仅仅只限于知识，还包括人的行为方式，而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由思想指挥的，所以，要教学生首先从尊师重道开始，然后才论其发展。

1.1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是作为某种“通过而思”的行动表述和实现的，思想拥有主观能动的目的性这一主要特征。孔子认为“人，仁者”，而在这个成为“仁”的过程中，“礼”很重要。在《论语·季氏》中有一句“不学礼，无以立”，它可作为揭示几个与“礼”的地位和功用以及它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的认识的一条途径：

“礼”是学生必须知晓的第一要义，是儒家思想关于一个人的定义的最重要方面，我们在当今的教育中，应当从学礼开始规训学生日益懒散的学习风气和失去地位的尊师思想，学礼才能立人，才能在学校乃至今后走入社会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走向成功，所以“不学礼，无以立”是完全应该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个突破口，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尊师重道的旗帜，更可以养成学生谦逊的人格，为将来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义

“礼”和“义”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剥离的。其实，古典儒家传统中的“义”，如果不是人的一种突出特征性和其个人身份，那也一定是一种自然状态。《论语》中“义”是君子自我塑造的“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之前的儒家大家们为我们固定了“义”的重要性，以及“义”在人们生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成人”必须拥有的品质，也是现在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已认定，“义”是某种独为人类拥有的品格，它源于自我，也决定独一无二的“尊贵”自我，并且以某种积极、规范方式引导人的行为。

“礼”和“义”既是教育学生的一个内容，也是教育学生的一个方式手段，而儒家思想教育的目的则是要塑造“中和”之人。 “中和”即人不可偏废，人要全方位发展，做到“和谐”。人肯定要有个性，否则人人都一样，社会就失去了它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说，追求个性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太过度，则会相反，所以，“中和”是儒家教育和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交叉点，即共同的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全面、高素质的人才。

2 儒家教育思想的特征

2.1 人文与科学并重

儒家认为政治上的成败得失决定于伦理道德的好坏，教育则是传播伦理道德的主要手段。因而，儒家的教育中心是教人做人，充满了人文性。儒家教育实质是以“仁”为核心容的教育，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关系“人”的理论。 转贴于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教育也重视科学性。从教育内容来说，儒学传播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传授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因为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进行经学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传授相应的科学知识。如孔丘删订“六经”，为古代教育提供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精湛的教材，同时也开辟了使儒者借助读经来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因此，儒家教育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

2.2 适应性与实践性

儒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展现了儒家教育在其产生之初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演变与发展的适应性。孔门弟子人数众多，弟子显荣天下的亦众多，且教育有方，这些都是儒家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古人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弟子能够显荣于世，充满天下，多是以其政绩显示孔门的教育成绩，又能以其权势推行儒家的道义。因此，儒家才能设教授徒，使“六经”流传天下后世。这些都表明儒家教育思想，能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需要。

3 结语

回到开篇，如何塑造一个对当代社会有用的完人，是我们不停思考，不停探索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孔子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论，对于自己的弟子也是根据不同的个性区别对待来教授做人的道理。因此儒家文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借鉴的一个丰富的宝藏，尤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做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儒家思想重视思想，重视“礼”“义”，重视“和谐”，正与现代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是我们打开如何教育出一个“完人”这个问题的关键钥匙。“礼”、“义”是教育的原则，“中和”为教育的目的，两者并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已经困扰教育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指导工作，达到目标。

教育是“育人”，非其他；高等教育，是培育对社会负责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其他。而人是有感情的，有思维能力的，有精神境界的，有个性的，或者概括说，是有“灵魂”的。因此，教育正是教育人的灵魂的“灵魂工程”，现如今面临的状况是严峻的，在掀起一阵的国学热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使之交融产生和谐，而这个过程便是“礼”、“义”、“德”的综合素质教育才能实现，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立足现代，弘扬人文，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引导潮流，培育信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