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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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陶瓷；影响
1 秦汉时期主流思想背景及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而至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经济衰弱、百废待兴。汉代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再次焕发生机并迅速发展。而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提出“天人同构”的哲学思想，开始将政治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达到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的统一。
在当时，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和最强的帝国之一，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为华夏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来看，汉代新儒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进行改革，其最重要的部分概括成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由于自孔子开始推行的教育平民化、广泛化的“有教无类”政策，使平民百姓更容易学习接受儒家思想，奠定了基层阶级思想基础的广泛化。人民因学习儒家思想而更有礼节，最重要儒家思想赋予皇权的最高统治力即“君权神授”。从而在思想上完成社会阶级的统治，达到平衡的状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了之后历代君王的政策，也对现代社会的人民思想有指导意义。
2 陶瓷在汉代的种类及发展变化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工具上的飞跃促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性质的晋级也说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达到历史阶段性的顶点。
汉代时期的陶塑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釉陶是汉代对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棕色或绿色的厚重釉体是铅釉陶瓷的一大特征。因烧制温度大致800度左右，胎内含铁，釉中含氧化铅较多，被称为“低温铅釉陶”。它的出现相比之前的陶瓷有很大的进步。釉的应用使陶瓷表面玻璃化，在高温状态生成一种类似玻璃质的材质，可以隔绝胎体与空气的接触，延缓器物的老化、风化，不容易脱落腐败。但是东汉时期出现大量铅釉陶瓷作为“明器”用于陪葬，质地不够坚硬，釉层容易脱落。
青瓷之所以叫瓷是为了区别之前出现的陶器。东汉后期，江浙一带出现青瓷，釉色淡青，成器密度高吸水率低，达到瓷器的标准。青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陶向瓷的转变不仅仅是材质上的进步，更是生产力、科技、人民智慧的共同进步。
汉代重墓葬形式，殉葬习俗的产生也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明器”在这个时代产生并迅速盛行。“明器”并非生者使用，是供给死者带到冥间使用的。这些往往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美好祝愿，在有鬼神巫术祭祀的古老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陶瓷千年不腐，造型装饰绘画浓缩死者生前的场景，营造出一个地下的世界。由于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神圣化宣传，对人民礼教的熏陶，更让人民深信等级观念，以及儒家思想提倡的以玉孝德、孝悌观念、慎终追远、忠义思想等。正因这些因素产生了“视死如归”的思想，从君王到人民都对厚葬有着更高的追求。秦汉时期君王兴建墓室的花费占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作为陪葬品的陶瓷拥有巨大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陶瓷的应用更加广泛，更多地进入到平常百姓家。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个人特色、迷信、宗教、神权等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器物。
3 代表性的陶瓷特点与时代思想呼应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很多器型模仿先前的铜器造型。如青铜造型一样，陶瓷在模仿造型的同时也传承了青铜器造型蕴含的意义。青铜器造型装饰复杂，且装饰很多神秘诡异的图案用来神化君权。
汉代瓷器之绿釉鼎：原始瓷器，敛口、弧腹较深、上腹部有折棱一道、圆底、承以三足，口部两侧有长方形耳，耳上部外撇，口上附有圆弧形盖面，盖面附三纽，施绿釉，仿青铜器造型。这种造型也十分符合儒家宣扬的“君权神授”的思想。造型上三足鼎给人以力拔千斤的气势迎合了古代君王权力集中、气势凌人的特点。圆形鼎造型去除方鼎棱角，视觉上圆滑更易于近人观赏，象征儒家思想的“仁”教，“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
绿釉印神兽纹奁：直口、方唇、圆形深腹、平底、三足；外腹中间凸印神兽纹装饰、纹饰线条流畅，满施绿釉、釉彩深沉；造型端庄笔直，上方盖形式山峰，如移山至眼前的景象，高耸山峰也寓意王权高不可攀至上之意；配以神兽，更强化了思想上的效果，神秘、力量、不可逾越。
汉代瓷器之双系罐：原始青瓷，罐敛口、平翻沿、圆腹、腹下渐收、平底；肩上两侧安铺首耳，器身上半部突起双弦纹三道，施青釉至腹，腹以下无釉，露出紫褐色胎骨；器表青釉亮泽滋润，自然向下流淌；腹上有两层云气，飞鸟纹装饰，画面生动优美，配有木屋，虽然没有神兽符文的装饰，但符合儒家思想对等级观念的灌输，看起来更平易近人，由思想切入，也很符合儒家思想对于“礼”的教化，平心静气、大度、气量，也贴近民用便于制作。轮制技术带来的圆滑，超过了以往用手捏和泥条的优雅弧度，给人以美的感受净化心灵。
从这些实践事物中折射出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这也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通过器物了解当时时代背景的方法之一。
4 对当时与后代的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期的大众，在科技日趋进步、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茫茫事物中明确自己的信念。正如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思想的产生左右着社会产物的意识形态，反之事物的内在和表现也反映出其蕴含的思想。我们可以用思想去创造改变，也可以从被创造改变了的事物中学习它给人们的启示。儒家思想在历经变迁的过程中吸取了众家精华传承至今，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而表现在陶瓷上的愈发繁荣的景象，很多题材取之于“仁”、“礼”等向善思想和传说。时间为我们积累了人类无尽的物质财富，让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续写历史。读懂器物上承载的思想，历史会带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更宽敞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新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M].齐鲁书社.
[3] 安作璋.秦汉史研究文献[M].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西方国家；东西方文化；差异；电影片名；翻译；策略
电影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普及方式，在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可以说是属于跨文化交际活动，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是不相同的，那么如何让输入国家的受众接受电影的片名，这是作为翻译者需要注重的问题。在电影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习俗、民族文化等特征，可以说电影翻译能够被当作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程中，随着我国电影与世界电影文化交流频繁，不只是电影的内容，就连电影片名的翻译都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部优秀的电影有着吸引力十足的名字，能够激发观众的观看热情，而劣质的翻译名称能够降低受众的观看欲望。但是基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影响，东西方文化也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让电影能够更容易获得潜在观众的认可与欢迎。本文立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通过研究差异来解读对英美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些使用的翻译策略。
一、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
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指的是社会中人们能够具有的共同的传统、民族信仰与价值观的总和。而其中最主要的三大要素，也就是价值观、规范和符号。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用自己民族文化的标准来看待与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当两种民族文化在交流中接触时，就难免由于两者的差异而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加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事件等因素，让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人们的等级观和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主张建立以家庭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以人们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孔子主张“礼治”与“德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礼治的。在德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德治的，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人治的。人们受到等级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十分谦虚谨慎，为了顾及人情在交流中表达得十分委婉。在个人价值观念中也更加倾向于对社会与国家的共享，因此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人们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其他人与社会负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是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文化构成的，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能够对国家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西方国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西方国家人们信奉个人尊严，崇尚个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以及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利益。
（二）人们的伦理观与道德观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伦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通过礼为仁的体现形式，将伦理道德与修身济世相联系起来，对人们的伦理道德的自觉性与社会功能进行强调。中国民族文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坚持诚信、忠诚等道德伦理准则，并且根据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每个人都要坚守礼数，尽到自己的职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会更加注重依法治国，多种法律都可以说涉及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在这个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治国家中，人们的平等让每个人的等级观念与地位变得十分淡薄。以西方国家的家庭为例，人们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只是感情关系，而不是道德义务的关系。孩子们在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庭独自生活，在父母年迈之后，孩子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三）社会文字符号的差异
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考虑到符号的应用与象征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同国家的、社会传统习俗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在符号的象征意义与使用的方式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颜色为例，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内涵就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红色给人一种热情与积极的感觉，因此中国人一般将“红”作为喜庆的指代词。但是在西方国家，红色一般与恐惧与等词语相联系。还有数字13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中指的是不幸的意义，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忌讳，人们往往更加避讳数字4，因为它与读音“死”相近。
二、文化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电影的发行数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较多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能够体现。
第一，价值观念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冯小刚的著名贺岁影片《大腕》，这部电影被翻译为Big Shots Funeral，我们翻译回来是《大腕的葬礼》。由于中西方人的思想有着基本的分歧，东方人注重综合与归纳，而西方人注重细微与曲折。“大腕”这个词已经能够暗示出电影的主题，而在翻译成英文中也补充出来“葬礼”，能够方便西方观众更加明白电影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美国电影Shrek，电影名称中只给出了男主角的名字，却不对他做出任何的评价，但是中文却没有音译成为《史莱克》，而是翻译成为《怪物史莱克》，这样可以看出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更加注重对于影片的归纳与综合，让人与事物更加形象与具体化。
中西方两者的差异导致双方在思维模式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人具有的传统思维形式更加单一与抽象，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显得更加部分与具体。
第二，伦理观念的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中国电影《霸王别姬》的名称能够映射出主人公的关系与最后的结局，因此名称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但是英文翻译成为Farewell，My concubine，我们翻译回来就是《再见，我的爱妾》，只有了别姬，却忽视了霸王，这是由于西方人的等级观念薄弱，因此反映出对电影内涵与主题的理解。
西方电影Meet the parents的名称翻译成为《拜见岳父大人》，可以说美国人讲究自由与平等，因此尊卑观念淡薄，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拜见”与“大人”两个词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三、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与原则
如何在翻译中协调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方式分为“归化”与“异化”。异化的方法需要翻译者靠近作者，忠于原著的表达方式进而充分表达出原作品的内容，保持原作的语言习惯与跨文化之间差异产生的理解错误。而归化是跨文化差异化解的重要途径，归化方法一般要求翻译中在各国文化积淀和语言习惯中，注重吻合中文的语法规范与文化习俗，逐步弱化原文感，增强翻译的可读性。在另一方面，电影名称较强的商业广告价值，目标是为了触发观众的行为对于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电影的名称翻译需要将目的语言和观众放在首要的位置，规范化的翻译策略无疑能够吸引大量影迷的兴趣。
就像其他文化作品翻译一样，电影的名称翻译中有不能翻译的情况存在，我们需要承认在有限的翻译可能性的同时，要努力去探索有效的翻译方式。为了促进跨文化交流进而达到充分与准确的目的，电影名称的翻译工作不能只是简单地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单一方式进行翻译，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要最大限度上吻合目标语言的主流价值观，迎合受众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尽最大可能关注到原有语言与文化意象。我们在具体操作的翻译中要运用以下几种方式。
（一）直译法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文化差异的电影名称最佳的翻译方式，可以说音译法也是直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电影依靠这种翻译方式，例如Beauty and Beats——《美女与野兽》，Brave Heart——《勇敢的心》，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等。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名称是人名或者地名时，就可以采用音译方法。例如Ryan——《瑞恩》，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二）意译法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当遇到直译方法已经难以准确表现出电影内涵的时候，如果一些电影名称涉及跨文化差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就需要根据电影内容来对原有的名称进行意译。在进行意译过程中，我们同时要考虑到英语的表达习惯与中国受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例如，电影Seven讲述的是天主教中的七种死罪，而接着出现了一场离奇的连环杀人案，死者都是死于这七种罪中的一种。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为《七》，那么就会让观众感到空洞，甚至难以体会到这个名称的含义。如果我们翻译为《七宗罪》，那么就避免了我国观众对于西方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缺乏与地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Sleep in Seattle——《西雅图不眠之夜》，The Net——《网络情缘》等。
（三）换译法
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直译与意译都难以充分地表现出电影名称的内容与意图，那么我们采取换译的方式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彻底地改变原来电影的民称，根据电影的内容与内涵通过不同的名称来代替，例如Top Gun——《壮志凌云》等。
四、结 语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结合的艺术，对于片名的翻译影响到观众对于电影主题的理解与体会，甚至可以称之为翻译艺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是各国之间信息传播的载体与纽带。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简单切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充分体现。我们在翻译中不能忽视文化差异的影响，要真正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创造性的融合，这才是实现正确翻译的基础。我们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注重，要努力克服电影翻译过程中语言的阻碍，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注意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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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第3篇
在古代，平而无封土者则称作“墓”；“丘”指墓上的封土；“丘”又叫“冢”，意思是高大的陵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昭君的青冢；“陵”是对帝王坟墓的称呼。
从单纯的墓到带有封土的丘的转变是与人们的生死观念分不开的。古人认为人死后还有灵魂，即变成“鬼”，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既然人并不会完全消失，其财产、地位就当然可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去彰显。这也导致了陪葬品以及与身份地位息息相关的带有封土的“丘”的出现。古时候这种观念大行其道，绝大多数人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甚至控制。
自从秦始皇创建了皇帝制度，皇帝的天子威严就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形式、外观维护和加固。皇帝死亡不是“薨”也不是“驾鹤西归”而是“驾崩”。当然最能显示皇帝威严的莫过于皇帝陵墓方面的制度：首先皇帝的墓地有独一无二的名字“陵”，任何其他人不得僭越使用；另外皇帝陵墓有专人看管，并且祭祀有着严格的规定；最后，皇帝陵墓的使用物品的规格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三六九等的封建社会这一点得到了最为严格的遵守。所以与平常人墓地不同，皇帝陵墓的“绿化”是不种植柏树的。而其实这种天子陵墓之前不种柏树的习俗是对先秦时期等级制要求的回归。
柏树树形伟岸挺拔，并且具有十分惊人的抗寒能力，一直被当做是正义、高尚、长寿以及不朽的象征。在古罗马时期棺木往往都是用柏树做成的，而且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会将柏树枝放入灵柩之中，祈求死者在西方极乐能够得到安宁和幸福。同样，中国人对柏树也怀有浓烈的好感，往往将柏树与松树、柳树等一起栽种在坟地旁，象征死者的长眠不朽，世界能得以安宁幸福。而中国人在死者的坟上及坟地栽柏是寄托一种让死者“长眠不朽”的愿望。中国人之所以有在坟地种植柏树与一个传说是分不开的。古时候有一个名叫魍魉的妖兽，无恶不作，甚至偷食尸体，许多尸体都遭到魍魉的亵渎。这魍魉不仅神出鬼没而且灵活无比，人们难以防范。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魍魉十分惧怕老虎和柏树，所以古人就开始在墓地旁边立石虎种植柏树。
孔子也十分崇尚松柏，在山东曲阜孔陵、孔林、孔庙就可以见到古柏鳞次栉比。孔子曾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所以后世读书人也多崇尚柏树的精神。柏树甚至被称做“百树之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黄帝陵轩辕庙中那棵巨大的柏树，相传这棵柏树由黄帝亲手所植，有“黄帝手植柏”之称，若此事确切这棵柏树距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太宗当政时期，为了纪念黄帝，祈求黄帝的庇佑，唐太宗下令对黄帝陵进行了扩建，并且额外栽种了千余棵柏树。到了宋仁宗年间，地方官员又根据皇帝的圣旨栽种了千余棵松柏，柏树的数量进一步增多。由此可见古人对柏树在陵墓中重要性的认识。可为什么天子陵墓前就不种植柏树呢？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第4篇
摘要服饰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服饰艺术既是人类物质文明的结晶，也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服饰艺术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象征，本文就从服饰艺术所蕴含的民俗寓意、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受儒家影响的理性意识三个方面着重地分析一下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服饰艺术 民俗寓意 政治意义 理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从远古到现代，从树皮遮身到绫罗绸缎，再到现代的棉麻衣物，服饰艺术一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着。服饰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本文对此作了简要的分析。
一 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民俗寓意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特有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俗寓意，在服饰上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中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和民俗内涵。服饰是最贴近人、最能体现人的特质的元素。服饰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体现出浓厚的民俗性特征。求福趋吉，是人们最普遍的一种心理，因而在中国传统的服饰艺术中，特别地重视服饰的形式美以及其所代表的寓意。所以服饰图纹中表现吉祥如意、避晦驱邪的内容特别多，这些图案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日月星辰、花鸟鱼虫、文字谚语等，通过比喻、双关、谐音等创作手法，使服饰的形式美与其中的吉祥寓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式，多追求对称、整齐、圆满的特色，比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或者松、竹、梅岁寒三友的吉祥图案，多是成组地出现，以此组图案来表现文人雅士高尚的情操和坚贞不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另外，在汉语中，“鱼”和“余”的发音相同，“葫芦”谐音“福禄”，因此，鱼和葫芦纹样造型应用得也较为广泛，像年年有鱼（余），福禄双全等，这些饱满的图案使得衣服的造型别致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样，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具有独特的民俗寓意在其中，比如彝族妇女戴的鸡冠帽，就被认为有辟邪的作用，而其缀饰在帽子上的大小银泡，则是头顶月亮星星的象征，表示光明永在，幸福长存。这些服饰纹样不仅融会了民众的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也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这些吉祥图案不单单是造型优美的装饰纹样，还是一种文化内涵的体现，古人早已将种种具体的观念注入其中，正所谓“图必含意，意必吉祥”。这些富有民俗内涵的的中国传统服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更是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一个重要表现。
2 服饰艺术中表现的民俗个性。服饰具有两重民俗性格：一是保护身体，二是装饰。保护身体、遮身蔽体是服饰的基本功能，这是服饰艺术发展早期最为人重视的方面，慢慢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饰的装饰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而在这种服饰装饰艺术中体现了更多的民俗个性。这种服饰装饰艺术的民俗个性主要表现在服饰的纹样内容、所选题材上。比如汉族服饰中多有“龙”、“凤”的图案纹样，就来源于人们原始崇拜中的信仰与追求。本来龙和凤都是不存在的动物，但在原始社会中，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人们幻想出这两种图腾，以此来除灾、避邪，避免自然界中的危险，以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慢慢地，这种原始崇拜成为一种文化留存下来，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俗个性在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中也有体现。布依族妇女的头上总是包裹着尖角往左右延伸的帕子，形似两只水牛角，俗称“牛角帕”。这一特殊形制的头饰就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因为在布依族的民俗中，牛是圣物，是该民族的图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图腾纹样是服饰纹样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影响着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中国传统服饰在内容选材上以当时的生活、故事、祈福、避邪等为主，再加上个人的情感与创意，表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好愿望。比如表示长寿的“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表示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俗个性的一种表现。
二 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
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的反映。因此，服饰艺术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
1 服饰等级分明，政治地位不同。服饰艺术由当初简单的遮身蔽体功用发展到今天，由实用性到社会性，其内涵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后，服饰的社会性特征成为主要需要，彰显了穿着者的社会角色和等级身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义。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在服装方面制定了非常完备的服饰礼仪制度。虽然随着朝代的更替，一些细小的地方会有些改变，但是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下在服饰上的表现仍然很明显，几乎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以明朝为例，其服饰多承古制，用冠冕衣裳。文武官员凡遇到重大节日，必须戴梁冠，穿赤罗衣裳，平时则穿常服即可。官员等级可以从服色、冠上的梁数、所持的笏板及所佩的绶带来区分。这种服饰区分的政治意义不仅在官员中有所体现，在平民百姓中也是如此，孔乙己的长衫和短衣帮的打扮就足以证明服饰的社会属性的强大影响。不仅在服饰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在服饰的用料上也有等级规定。如商周、汉代商人的地位很低，高级的服装用料如丝帛、绢、缣、绮、锦、绣和精细的麻织物都由大奴隶主贵族所专用，政府设有专门的官吏，掌管生产、保管和供应，商人是不许穿用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制度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人们穿着打扮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更是统治阶级用以“定尊卑、分等级”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藉以维护和巩固统治权的一种典章制度，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2 服饰色彩禁忌代表的政治寓意。在中国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具有严格的规定，色彩被赋予了人为因素――象征高贵或者卑微，在服饰礼仪之中明确规定了服饰色彩的穿着应用。首先服饰色彩禁忌代表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寓意，是“昭名分，辨等威”的重要工具。在服饰的色彩上，中国古代视青、红、皂、白、黄五种颜色为“正色”，这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不同的朝代也是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但是从唐朝以后，黄色被认定是尊贵的颜色，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红、紫，是官服之色；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多为低品位的服色，常为婢女所用。在这里，服饰颜色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尊卑贵贱，服装色彩带有非常浓郁的政治意味。其次，人们还将一些色彩定为“凶色”和“艳色”，在日常生活及喜庆日子里忌讳穿着“凶色”，在某些时代某些场合忌讳穿着“艳色”，根据不同的情况衣服的色彩有所区别，不能用错。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在服饰色彩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观念，但是一些基本的观念确是大家所共有的，如中国古代白色和黑色被视为凶色，尤其忌讳全身穿着白色服饰，白色是家里办丧事时必须穿着的颜色；红色则为吉、喜之色，婚假、生子、过节最为多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服饰色彩是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效手段，其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古代封建社会“明贵贱”“别尊卑”的重要标志。
三 中国传统服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意识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服饰艺术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受儒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很大，一直弥漫着一种理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极其重视服饰之美。中国古代是极其重视服饰之形式美的，也非常重视衣服的整洁性和规范性，你的衣服可以很破旧，但是必须要符合你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出席的场合。《论语・雍也》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孔子对于服饰的穿着明确指出：“君子正其衣冠”，以为衣冠的周正本身就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非常重视对服饰仪容的要求，这种要求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到今天。
2 “克己复礼”，崇尚礼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几乎是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的思想自然对中国古代的服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倡“文武”，他们崇尚古代礼制，重视礼仪伦常，维护等级观念，主张一切言行，包括衣冠服饰都必须“约之以礼”，“克己复礼”。这里所说的礼，指的是周礼，因为儒家认为只有周礼才是最完美的。因此，在服饰的形制方面，他们推崇古代的礼服，致使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服饰都是以周朝为模本变化发展的。并且儒家讲究礼制，以后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服饰上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对服饰加以礼法的约束，这些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
3 提倡中庸之道，穿衣主张庄重矜持。儒家思想注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在向往人伦亲和、人格完善、善视人生的同时，主张沉毅不屈、自强不息、庄重矜持、不越规矩的生活态度，而不赞成标新立异和偏激的个性自由。在这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着装讲求和谐、融洽，不喜欢出现独特的个性主义特色，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的主要特征出现，几乎没有特别跳脱的元素出现，这里面也表现出含蓄、端庄的民族性格。同时，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主张和谐美，“文质彬彬”就是儒家和谐美的中庸思想在服饰上的生动体现。
4 崇尚简朴，反对奢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讲究仁义礼智信，提倡以德服人。这些思想表现在服饰质地上，就是崇尚简朴，反对过分奢华，这一点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尤其明显。受程朱理学影响，宋代对妇女的服饰做了严格的规定，提倡简洁质朴，一改唐朝时妇女奢华艳丽、袒胸露背的习惯，多为拘谨、保守的样式，在色彩上以淡雅恬静为主，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并且出现了缠足的陋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各朝皇帝还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并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所用的金石首饰集中放火焚烧，以此警示天下。再如《宋史・舆服志》曰：“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这反映的是宋代初年妇女的一个服饰潮流，即当时妇女的发式继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这种高髻的梳成，大多掺有假发，有的直接用假发编成各种形状的假髻，用时套在头上，这就违背了理学关于服饰简朴的原则，因而遭到否定。由此可见，在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
综上所述，服饰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点缀，它更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服饰文化中民俗寓意、政治象征以及理性意识，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服饰艺术，也对我们现在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服饰艺术蕴含的文化意义是非常必要且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吴民庆：《试论古代政治和礼法制度对服饰艺术的影响》，《中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2] 伍魏：《中国古代服饰艺术的理性意识》，《装饰》，2002年第10期。
[3] 陈曦：《传统服饰专制主义的文化反思》，《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 王大凯：《传统服饰纹样中的民俗寓意》，《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第5篇
作为中国王朝的统治思想即孔子的儒家思想开始传入吐蕃，是贞观年间伴随文成公主入藏的。
公元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李唐王朝的全盛时期。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弃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所谓“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它体现了什么思想呢？一句话，这一切都由儒家思想来支配。根据唐《开元礼》记载，皇帝纳后，大致进行如下顺序，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告庙、册后、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表谢、朝皇太后、皇后受群臣贺、皇帝会群臣、外命妇朝会、群臣上礼、皇后庙见、车驾出宫等。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纳文成公主为妻，基本上是按唐代儒家一套礼仪程序进行曲的。松赞干布先后二次遣使入唐朝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松赞干布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为示婚礼大典，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主婚人，并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松赞干布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公主归国，弄赞“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这段史文，说明了这样三个礼仪程序：第一，皇帝、皇后受群臣贺，即所谓“谓所亲曰”者。第二，告庙者，即所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是弄赞对其先祖的祈祷与祝愿。第三，车驾出宫居住，即“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因此，可以这么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其婚礼仪式，完全是按照了唐代儒家传统礼仪制度行事的。这种礼仪制度的实施，其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思想居当时吐蕃的传入。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进一步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松赞干布于公元七世纪统一了附近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统一后的社会私有制发展和的藏族贵族集团统治的加强，需要除佛教这种思想武器，也需要吸收和引进唐朝的儒家思想。而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伦理等正适合这种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通过文成公主的入藏，逐渐传入。吐蕃贵族统治者为了提倡儒学除了向中原派遣留学生，还在唐朝国学习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唐朝国学所设课程主要是《尚书》、《左氏春秋》、《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诗》、《书》为必修课。吐蕃不断派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就学习当时的孔子儒家思想。同时其使者来唐时也抓住这一学习的机会。将在中原地区学习到的儒家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嫁松赞干布后，吐蕃“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里的所谓“中国识文之人”，无疑是指中原汉族的封建士大夫即知识分子。这些“识文之人”大多是“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儒学人士。松赞干布邀请他们到吐蕃来替他拟写汉文的公文，这在和唐朝的交往中是必需的。这样，汉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学，在吐蕃发生了影响。
《旧唐书·吐蕃传》还记载说，“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这种由“释毡裘”改为“袭纨绮的服饰，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君臣百姓，对服饰的要求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有着天子之服、皇太子服等，不得“犯上作乱”。它完全由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孔子思想来支配。
自唐太宗至唐中宗这一历史时期，唐蕃虽有交恶，但和平相处乃是主流，双方聘使包括吊丧、贺即位、礼仪、告生辰等使节频繁交往，这些繁文缛节其本身就反映了儒家思想已经开始生根开花，且开始呈发展的趋势。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其大战凡四次，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遗使论弥萨等人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皇帝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设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新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论弥萨所说的“礼数”，即是儒家的礼仪程序和说教，说明儒家思想已日益深入吐蕃人心中。
二、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
唐中宗统治时期，吐蕃国人立赤德祖赞为赞普，之后，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熏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咄等来迎金城公主，吐蕃国内的统一，与唐蕃经常保持友好的交往，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儒家经典大量传入吐蕃。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嫁于赤德祖赞为妻，携带了不少儒家经典到吐蕃。开元十八年（731）后，吐蕃使者到长安，公开要求赐予孔子的儒家书册。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显然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十分支持对吐蕃进行儒家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吐蕃入唐使者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据《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记载，盛中唐时期吐蕃遗使入唐者计有；开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达延献书于宰相；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腊来唐献盟书；自五年至十年，凡八次来朝，并贡方物。十三年，遣使来贺。十七年，复遣使来朝。后来又遣重臣名悉腊随唐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其大臣属虚、论莽藏来朝，及献方物。自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至德二年三月，复遣使请和，且助国讨逆。三年二月，又遣使来朝，复请盟。大历元年至十年，七来朝贡。自德宗以后至文宗即位，吐蕃入朝不绝。
在这些吐蕃使中，其名目有告哀使、贺正使、通婚使、请和使、泛使等。根据唐朝礼仪制度，他们入唐后在进行上述往来活动中，必须接受汉族的礼仪程序。如据《开元礼纂类》二六《宾礼》（又见《通典》卷一三一《礼典》）记有《蕃主来朝以柬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等。其中如《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程式云：
前一日，尚舍奉御令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宫设使者次，太错觉令展宫悬，举麾位于上下，并如常仪。其日，典仪设使者位于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庭实位于客前。设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半仗屯门及入陈于殿庭。太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如上仪。符宝郎奉宝俱诣阁奉迎。使者服其国服，奉书出次，通事舍人引立于阖外西厢，东面；从者执币及庭实立於后，俱东面北上。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乘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如常仪，符宝郎置宝于御座，侍卫如常仪，乐止。中书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俟于西阶下，东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实入就悬南位。使者初入门，《舒和之乐》作，立定乐止。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仗。中书侍郎帅持案者进诣使者前，东面。侍郎受书置于案，回诣西阶。侍郎取书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书，有司各帅其属受币马于庭。
曲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诣使者前，问蕃国主；使者再拜，对讫，又再拜。舍人回奏，又承敕问其臣下，使者再拜对。又劳使者以下，对拜及舍人回奏并如常仪。舍人承制敕劳还馆，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下出，乐作止如常仪。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 伏，兴，还侍位。皇帝兴，太乐令令撞 宾之钟如上仪，侍臣从至阖，乐止。
从以上《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礼仪程序中，可以看出，蕃国使者当然包括吐蕃使者，他们在唐朝到皇帝和大臣接见时，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一套程序行事，吐蕃使者也接受了繁琐的儒家礼仪。这些使者在完成与唐的使命任务返回吐蕃时，或多或少在吐蕃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有利于孔子及儒学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
另一方面，唐朝在盛、中唐时期，也挑迁精通儒学的人到吐蕃去，除了进行诸如告哀、通婚、贺正、泛使之类的任务外，也有到吐蕃阐扬儒家经典的使命。据《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卷九七《吐蕃》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文宗即位这一百十余年中，唐入蕃使者计有忠王友皇甫惟明、御史大夫崔琳，工部尚书李皓和崔光远、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杨济、和蕃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太常少卿韦伦、判官常鲁、鸿胪卿崔汉衡，前太子右谕德崔擀等。这些入蕃使者，大多是进士等科出身，熟识孔子儒家经典，这对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再次，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还具体表现在吐蕃使者所上皇帝的国使表章的内容里。如开元十七年（730），玄宗遣忠王友皇甫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往问吐蕃。当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金城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重臣名悉腊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万负，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从赞普所上国表内容考察，一是唐蕃国君是以甥舅相称，是以儒家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将双方的关系划成一定的等级，的反映。二是所谓“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以及“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书”和“谨奉金胡瓶一，……谨充微国之礼”云云，都是孔子及儒家以忠孝为道德之本、提倡太义名分，不可犯上作乱等主张的反映。事实上，吐蕃政权注重并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进行教育，不仅只为培养掌握儒家治术的官吏，同时也是以儒家思想来移风易俗，使吐蕃能出现较多的忠臣愚民，以利于稳定当时的吐蕃社会。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思想经初唐、盛唐和中唐三个时期约二百余年在吐蕃的广为传播，得到长足的发展。但这三个时期，吐蕃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是佛教。特别是在社会上层，佛教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
三、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衰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吐蕃的由盛到衰，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很难划清明显的阶段。姑且以“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文宗即位起为界划分。
安史之乱后，唐政区内藩镇林立，唐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大大缩小。唐后期政治动乱、社会矛盾尖锐成了吐蕃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出现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吐蕃政权内部四分五裂局面也是造成儒家思想由盛到衰、走下陡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种种落分散、无君长统一的情况，使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难以继续传播和发展，它在吐蕃只能日益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