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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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儒家的”自强不息”的进取肉体、”厚德载物”的容纳肉体、”天下为公”的贡献肉体等等，不断以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开展，并日益构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任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关于当代青少年的德育有不可无视的理想价值。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  思想德育  理想价值

一、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根本准绳

(一)德性准绳

德性准绳是指儒学系统中的根本道德准绳与范畴。儒家最基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仁”。儒家之”仁”以人为动身点，也以人为终极关心，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道德人文肉体的发扬光大、代代传承。

“仁”的内涵极端丰厚，有亲亲、孝悌等基于血缘亲情的道德情感，如孔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爱人、泛爱众的道德情感，如孔子所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也有反映”仁”之特性的“恭、宽、信、敏、惠”等道德准绳。”仁”的外延则为义、礼，”义”的转义是指符合”仁”的行为。能够说，儒学的”义”既有”仁”的含义，又有”礼”的含义，它是介乎”仁”、”礼”之间的道德准绳。在儒家道德哲学中，”仁”与”礼”固然同为德性准绳，但互相之间却存在一个表里、体用的关系，即”仁本礼用”的关系。

(二)伦理准绳

“礼”在儒学理论体系中固然是德目之一，但其更重要的位置是作为伦理准绳呈现的。第一，”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原则，又”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原则。第二，”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标准。第三，”礼”作为伦理标准，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请求。儒家所讲的”礼”，固然具有很普遍的社会功用，但它主要是用以确立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外在性的标准和制度，是一种他律性的伦理准绳，而非自律性的德性准绳。

(三)涵养准绳 研究生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第2篇

一、儒家经济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涵义：（1）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演绎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儒家理论强调重视个人的自觉，重自我约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基石的，追求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它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富足。

1.“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经济社会中，个体和整体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辨。对于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某道不某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义利观点。

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也没有为贫穷辩护。儒家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也承认一个人如果安于贫困而没有怨言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但是，儒家强调一个人的利益和财富的获取要通过正当的途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要合乎于“义”，“义然后取”，这也意味着通过其他非正当渠道取得的利益是不“义”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还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博施于民，而能济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等，甚至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充分反映了儒家经济思想中关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原则。

看今日之中国，可以发现，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时，许多“忘义”之人私欲膨胀，他们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以经济市场化为借口，将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

2.“均无贫”的利益分配观。儒家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表明了儒家在国家分配制度方面的观点：强调财富分配的均衡；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社会的贫困现象就会减少，则天下太平，国家无倾覆之忧。对此西汉董仲舒补充：“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强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长期以来，对儒家的“均无贫”观点一直都有异议，认为儒家的分配观点就是吃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这是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人人收入都相当、没有差异，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忽视效率。宋代朱熹对孔子的“均无贫”思想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朱熹：《论语集注》），虽然他的观点有明显的封建意识，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抛开其局限性，用现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可以看到朱熹对儒家经济思想的“均”的进一步解释，即每个人得到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得到他真正的劳动回报，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社会将是“上下相安”的。这里，他明显地强调了效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平均主义”。针对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分配体系，还是微观分配体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经济思想中的“均无贫”观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发展观。儒家经济思想以“仁爱”为基础，认为统治者首先要爱民，爱民就是以富民作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愿，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他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对于富民，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赋税，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联想中国的改革历程，通过放权让利，降低赋税，释放出被长时间压抑的生产力潜能，国家、企业、家庭的财富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富民政策，这是与儒家的“养民”、“富民”、“惠民”观点不谋而合的。但自8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机构的膨胀，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乱收费，弥补机构的扩张所需要的经费，同时还满足了某些部门的部门利益。

4.“富而教”的教育观。儒家经济思想中对国家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政本》）。说明儒家思想已经意识到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首先应该是注重全民教育的发展，同时主张“有教无类”，要打破教育的界限，“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治长》）等教育思想，有助于对全民实施普及性教育，提高民族的素质，建立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先富后教”的教育观对现代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事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实施全民教育战略的成功，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国家富裕后应该如何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对现代中国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该着重研究教育和教育发展的特性，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教育的真正内涵等，防止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提高教育的效率。

二、儒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方略的融合

1.以“富民”和“均无贫”的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二元”结构，即“官”与“民”的利益之争，可以说民富则国安，民穷则国乱。而富民政策的实质就是合理地分配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此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利益冲突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儒家经济思想中关于利益分配与国家稳定与否有“抑兼并”和“不抑兼并”之说。“兼并”的含义是“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放任自由的为“不抑兼并”。“抑兼并”与“不抑兼并”其实是体现国家的宏观分配与再分配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显示了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国家的经济环境。

可见，制定正确的国家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再分配体系，保障人们得到应有的物质利益、自由和个人尊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非常之重要的。结合中国目前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中国首先是采取“富民”政策，然后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使民富的同时，做到“均无贫”，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赈济和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2.以“见利思义”来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有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合法地获得收入。而中国现实的市场状况是：（1）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欺诈、偷税漏税，更有甚者为一己之利，不惜违法乱纪，损害他人的利益的现象，除了在道义上进行谴责外，还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制裁；（2）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此，除了在社会上树立儒家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然后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竞争理念，反对“见利忘义”，使之成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进一步用市场的方法替代行政权力，并且健全法律法规，用法律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

3.以“先富后教”的思想来发展和普及教育。儒家的“先富后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中国现在的教育发展状况可以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比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的比较快，教育质量比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不但没有保持以前的发展趋势或跟随全国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反而呈现逐步下滑的状态。全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表现为各地教育的发展状况好坏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的指导下，考察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联系西方知识界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前提下，继承并创新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积极正确的部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构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民族传统。

一、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几点现代性意义

一般的说，儒家文化是是由孔子创立递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思想与实践的总和。孔子诞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使得古老的宗教信念和封建统治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依赖宗教与礼仪传统给予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并给予答案，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处速变化之中，显示令理论感到无法逃避的紧张。面对社会现状的巨变，孔子对此感到了政治与伦理的深层优虑，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其思想之源流与关注之焦点从始至终都是关注社会，对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做出秩序设计。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认为人的积极与务实努力是有效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曾哲为代表的孔子的学生在儒家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如《论语》等)，以语录体的方式确立了儒家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原则，由此建立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现代性的后果》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性地充满了意义，不仅是为了习惯而习惯了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现代性发展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存在于活生生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中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上的紧密联系。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递至孟子一代，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如何继承传统并且加以开新，孟子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反对把孔子与他所处的时代割裂而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儒家文化的历史精髓与时代含义，正如叔孙通说的那样“与时进退”。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在大学生道德培养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必须面对时代的根本特点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实际状况，不是从儒家文化经典中摘取个别章句，而是以历史的观点，时代性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杜维明在《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指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底完全被摧毁，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丧失其所有人文关切。有些当代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理发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智的宝藏。这些人文睿智对他们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重要间题的认识。事实上，这种可能并非空想。”

儒家文化在当代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格局下，它在知识界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笔者援引这样的一个事例: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对全世界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于这些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儒家文化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另一方面，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夜郎自大，亦不可以妄自菲薄。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为我们更深刻的发掘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世界和从微观角度审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时，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基点现代性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追求的和谐状态，我们信仰的人本观念，我们推崇的优患意识，我们格守的力行精神等等。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反复阐述的，自孔子以降历代大儒所躬身践行的，很多合理的原则与方法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二、俪家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的可以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一)注重德教的原则

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冈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论语·颜渊》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堰。”网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品德起着导向作用。

(二)注重实践的原则

重实践是儒家文化思想中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后来儒家虽对人性看法各有差异，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们“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在孔子那里，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闻言而不观行，行才是结果。

在德教方法上，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倡导体验、实践。所谓“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理学家朱熹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论说。学、间、思、辨讲的是道德修养，笃行讲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

(三)注重内省的方法

《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内省”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意指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

(四)注重陶冶教育的方法

儒家文化经典有着样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由此出发，他们一向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也不乏“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基于环境对人教育具有影响作用这一认识，历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就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

(五)注重情感教育的方法

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设计就是把人设计为一个情感本体，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四心”即“侧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可见儒家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对“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上述六个方面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如“克己”、“内讼”、“慎独”、“修身”、“齐家”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基本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儒家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任何道德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社会，要维系存在和发展，必须使社会成员对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原则，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原则形成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从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社会达到有序化。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相当程度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这些人以价值观多元化的存在冲击排斥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否认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事实上，社会共同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受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制约，这就决定了社会共同价值观是随时代变迁而具有变动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发生、发展同它的文化、历史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与认同教育，应当十分注意从传统价值观中选择、提炼有价值的加以继承和现代阐释，使它成为新时期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往往在破旧立新的形态下，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批判过多，甚至简单地全盘否定，从而使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原则失去了权威性和吸引力，束缚力下降，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价值观失去了文化基础，社会共同价值观处在失控状态.很难形成导向力量和规范力量。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扭转。传统的“公利至上”、“民利至上”、“道义至上”、“取财有道”的思想，就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沟通；心态；感知；人际关系

        50年前，因为世人多是还没做就开始说，说了也不一定做，而闻一多先生是做了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臧克家盛赞闻一多先生是行的巨人，言的高标。但今天我们不再希望成为这种埋头苦干的行的巨人，想要能干更希望会说。可谓上到政府，下到企业，无一不强调沟通重视沟通。作为个人，现代人更是把沟通当作了生活的一种基本技能，和谋求事业成功的基本工具。沟通成为当前管理培训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到处在讲沟通，到处在谈沟通。但是，我们的管理课程，大多过于强调沟通技巧，几乎给人一种错觉，觉得学习沟通，就是学习沟通技巧。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义。沟通技巧是沟通能力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吗？难道只要沟通技巧提高了，沟通能力就自然提高了，所有的沟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吕氏春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绵，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公息忌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中制作铠甲都用丝带。”国君听后很不高兴，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整件事听起来挺可笑的，但相似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为什么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建议，连听众和说者都没变，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国君心存猜忌之前是有忠心为国献良策，在国君心存猜忌之后成了存私心为己谋私利。我们知道，不是话变了，也不是建议变了，甚至于也不是时势变了，是听的人的心态改变了。一旦心态改变，它所感知到的，所能感知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沟通是一种感知。也就是说，沟通不取决于信息的传递者，而取决于信息的接受者。因为沟通依赖于信息的接受者的感知，是由信息的接受者的感知最终决定沟通能否达成，以及最终达成的是什么样的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不论你如何会说，说得多漂亮（采用其他沟通形式，例如说和唱，也一样），你并没有实现沟通，也不可能实现沟通，因为你只是使接受者可能或不可能感知到什么。最后的沟通依赖于接受者是否能够感知愿意感知，以及感知到什么。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感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总是一个整体，个体特征只可能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正如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分为手、脚、头和躯干，我们不能把语言和姿态、口气、环境、文化和社会因素分开。当我们在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这句话，听到的是这句话背后的很多很多。我们不仅听到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还听到了说话者的语气和姿体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提出沟通赢在细节，在生活中只有那些关注到细节的沟通者才能长久成功。沟通中有句谚语：“每一次的沟通都影响着人际关系，每一份人际关系又影响着沟通。”这句话在生活中时时得到印证，可说是沟通中的真理了，其心理学的机理也在此。当我们听到别人谈话时，我们和说话者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说话者意图以及可信度等的推断和假设，最终影响我们对话语的感知。也就是说，我们在听话时还听到了我们和说话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即便语气情感完全一样，听到我们耳中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两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公父文伯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悲伤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泣的？”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孔子是个贤明的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国，文伯却不去追随。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的长者不亲近，对侍妾却宠爱过度了。”这话出自母亲之口，大家都认为这母亲很贤明，但若是这话出自他的妻子，恐怕我们感到的多是妒嫉。为什么？因为说话的人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对于他们的语气和假定就不一样了。对于母亲，我们认为母爱最无私的，天下会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而对于妻子我们常常假定这种对于丈夫的情爱是自私的独占的，很多时候还有着利益的结合在其中。

        记得一次因为处事不当，我被人误解了。想要解释希望能消除误会，但是话说出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不能取信于人，只好放弃。当时很难受，和父亲说起。父亲淡然的笑笑认为很正常，只是指出了我的不对之处，希望我以后能处理好，说道：“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的话该说，有的话不该说。有的话是真的是对的，但它仍然不必说，甚至不该说。决定话该不该说的不是话是否真实，或者是否正确，而是时间、环境、场所，特别是你说话的对象。”

        确实，同样一句话，只因为说的人不一样，或者听的人不一样，得到了的结论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更别说还存在说话的时间、地点、场景的差别。

        后来在听首席华人管理专家余世维博士讲有效沟通的课时，听到余世维博士说道：“沟通首先要把握三点：①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②什么话说起来有技巧，什么话说起来没有技巧；③什么说话的能力要加强，而什么说话的能力不需要加强。”对父亲的智慧不由更加折服了。

       讲到我的父亲，父亲学的是国文，根本不知道管理为何物，而且已退休多年，由于家庭教育的原因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已经远远落后时代有些迂腐的老人。为什么他能够无师自通的体悟到这个沟通要旨，而我这个学习管理花了相当的时间研究沟通的现代人却无法领悟？我想，这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建设，强调做事先做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其代表人物孔子就把治国平天下追述到齐家，又由齐家追述到个人的修身，认为人管理好自己是管理好社会的前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一个人应该如何遵守社会秩序维护家庭和谐安身立命的规矩之外，也包括了很多处世的智慧。孔子就曾说过：“不察颜色而言者瞽”（意即不察言观色就开口说话的人与瞎子没有什么差别），认为人应该看人看时看景说话。据史记记载，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容貌恭敬温厚，好似不大会说话的样子。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可见，孔子自己就是个深谙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什么说话的技巧需要加强，什么时候说话的技巧不需要加强的智者。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中国国学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中肯的，很深刻的。

        关于感知我们还知道，我们只能感知到我们感知范围以内的事物。正如我们不能听到一定频率以上的声音一样，我们觉察不到超出我们的感知范围的事物。人性决定了，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期望看到的，听到我们期望听到的，对那些与我们的意愿不符合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当沟通双方存在误解，或者是相互缺乏信任时，沟通往往完全失效，甚至最真实的话也会受到排斥不被采纳。我们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人失去信任后，我们不止不再相信他的某一方面，我们不再相信他的整体，包括方方面面。我们不但不再相信他的话，还会在他的话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证实自己的不信任，使不信任进一步加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人际关系是最经不起揣摩的，一旦有了猜忌开始揣测，裂痕只会愈来愈大。但是，可悲的是，人际关系也是我们最爱揣摩的。这或许也属于人生的可叹。

        由此笔者认为，沟通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构建，学会处世是有效沟通的前提。认为只有在懂得如何为人处世的前提下，对于沟通的技巧学习应用和提高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孔子的智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m]

［2］赵蕤,反经,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 [m]

［3］余世维,有效沟通:管理者的沟通艺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m]

［4］曾仕强,圆通的人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m]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菊与刀》 日本人 “义理” “人情”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2012年研究生专项科研项目，编号：12YKZ031。

引 言

“义理”和“人情”是规制日本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关系的两大要素，经常作为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概念在起作用，日本人生活在“义理”与“人情”之间左右为难而苦恼。因此，要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深入探讨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就必须理解“人情”和“义理”的深刻内涵。人类学家发现世界文化中一切的独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义理”是最奇特的一个， 是日本所特有的。 “义理”和“忠”、“孝”不同，它既不是源自中国的儒教和东方的佛教，它专属于日本独特的道德义务范畴。[2]在日本，不存在像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爱”那样完全人格的综合道德，日本人的道德体系是由恩和报恩义务组合而成的。如不了解它，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义理与人情

日语中有“义理”和“人情”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叫“义理人情”。“义理人情”是日本人的传统思维观念，这种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在众多日本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直继承至今，已成为日本人忠于职守、勤奋献身和维系日本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两大要素。

（一）义理的概念

“义理”一词本身来源于中国文化，是指普遍皆宜的道理或将讲求经义、探求明理的学问。《礼记·礼器》：“义理，礼之交也。”汉时指经义名理。《汉书·刘歆传》：“及歆治《左传》……由是章句义理被焉。”宋后称讲求儒家经义、讲究其道理的学问为“义理之学”。[3]这也是中国“义理”的最初之义，然而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后，作为日本的道德义务中的一个特殊范畴，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也被赋予了新意，成为日本社会中独特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一般来说，“义理”用汉语来说，可以用“情义”、 “情面” “情分” 、“正义”、 “情理” 、“礼节”来表示。而在日本“义理”一词多用于体面、脸面、情谊，还用于不是血亲由某种关系联为血亲的场合。另外，关于“义理”一词的含义，『広辞苑的解释为“事物的正确道理，体面、面子等。[4]通常是指儒家学说中所提倡的为人处事应该遵循的道理。”即就是“义理”是维系“主徒关系”、“父母与孩子关系”、“夫妇关系”、“弟兄关系”及“朋友关系”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受重视的一种行为规范。这一概念重点强调、“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他人的幸福，当对方陷入困境时，应该不顾个人得失，鼎力相助的”精神。需要强调的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非本义的，不是个人心甘情愿的”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的“义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社会的义理”， 即向人报恩的义务， 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法律上的近亲关系所产生的道德义务； ②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理应遵循的准则； ③施于他人的善意的道德行为； ④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种为“对名誉的义理”，是指使自己的名字或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5]

（二）人情的概念

与“义理”相对，“人情”主要指“父母和孩子”、“恋人”、“朋友”、“熟人”等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友情、同情、怜悯等情感，做任何事都要符合人情。“义理”的精神实质是“知恩图报”，其中包括对他人所施善意行为的回报和对所供职公司的回报。“人情”的精神实质是表达亲情，是对他人的情感的自然表露。把个人的立场、意志、感情称为“人情”。它是和“义理”既相对立又联系的东西。据此产生了道德，并使道德渐次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认为“义理”作为与“人情”相对的概念发挥着作用。“义理”含有公的意味，而人情则具有私的意味。

（三）义理与人情的关系

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土居健郎指出，日本人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人情”和“义理”的影响。[6]所谓“人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做什么事都要符合人情。“义理”就是这个人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但是跟这个人交往，令人有一种跟自己人及家人交往的一种感觉，于是这种感情就被称之为“义理”。 义理本义是表示“人应该履行的正确的道理”的道义， 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安定， 因此并不会与人情对立。但是，由于封建制的强化而逐渐被形式化，变成一种固定的理念，逐渐加入了非人性化的要素，成为压制人情的强大力量，义理人情也因此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一对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江户时代的名将重盛有句名言： “忠孝不可两全。”人们通常解释说这是“义理”与“人情”的对立和冲突。本尼迪克特也主张义理与人情完全脱离、且相互对立。而源了圆考察分析了日本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义理”、“人情”事例， 指出“义理”与“人情”不是一组单纯的对立概念， 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 又有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一面。[7]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常讲“因人情面子左右为难”强调的是两者的对立与互相交错； 而在评价某人“很懂义理人情”时， 又是把两者作为一个结合体来进行考虑。“义理人情”是主宰日本人“表”“里”两个世界的相关规则， 两个看似矛盾的规则水融地渗透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显得尤为重要。

义理和人情形成的历史背景及表现形式

日本人的“义理人情”这种思想观念，主要是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早萌发于17世纪，也就是封建社会的江户时代。当时“义理人情”的社会表现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①法律上的近亲关系所产生的道德义务。②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理应遵循的准则。③施于他人的善意的道德行为。④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随着日本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人对“义理人情”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现代日本人普遍认为，“义理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必须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在家族、亲戚、朋友、同事、上下级、亲戚、邻里的交往中，日本人严格信守“义理人情”。

关于义理人情的几种观点

（一）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日本人的义理人情

日本人的自我构造之一就是，日本人对自己所属的集团的目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深的亲和感，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名集团成员，加深集团成员之间的心理关系及心理连带感，于是就形成了日本独有的“义理人情”这种心理关系。[8]一般认为， “义理”与“人情”是对立的矛盾关系，为了“人情”必须牺牲 “义理”。但是，实际上，“义理”和“人情”并不是一组单纯绝对对立的概念，二者是相互交错在一起，同时主宰着日本人“表”与“里”两个世界。

（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日本人的义理人情

“义理”与“人情”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娇宠”意识。[6]心理学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日本人的“义理”与“人情” 。其一就是“人情”这个词和“娇宠”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认为强调“人情”就是强调“娇宠”，是对“娇宠”感受性的鼓励。其二就是“义理”与“人情”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人情”不仅仅指人类之间的“感情”，我们常听日本人说“外国人不懂人情”、“外国人也有人情”之类的话。）强调“义理”就是褒奖由“娇宠”结成的人际关系。如果将“娇宠”换成一个依存性较弱的较抽象的词汇，可以说人情欢迎依存性，义理却受到依存关系的束缚。因此，把日本社会看作是一个以“义理人情”为主流道德观念的，充斥“娇宠”的世界恐怕也不是言过其实。

义理人情在日本社会的实现

通常认为义理和人情是相互对立的一对概念，然而在日本社会，人们认为与“人情”相比更应注重“义理”。在封建时期的日本，在战争中，必须为他的养父而战，即使令其杀死生父也在所不辞，或者为了报答对君主的义理，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这些都是重视义理的典型。在现代日本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注意“不能违背义理”因为要是不懂得“义理”就会遭到非议，让人觉得名誉受损。重视社会交往的人会被认为是“重义理的人”，“中元”“岁暮”等的赠答习惯是贯穿于日本社会普通人生活中的国民，但它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人在收到礼物的同时也具有了还礼的义务，这正是“义理”成为社会规范一种很好的证明。

结束语

毋庸赘言，建立在近代契约精神基础上的商业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封建社会那种“义理”与“人情”了。但是，现代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追求“不欠缺义理”的心理依然很常见。日本人重视社会交际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直到现在“义理人情”这种复合体，仍然是规范日本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减轻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本文深刻剖析了日本人的“情义理人”这种传统观念，加深对日本人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从中借鉴有益的成分，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立紅.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210.

[2]本尼迪克特[美]著.谭杉杉等译. 与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02.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4]新村出等.広辞苑（第五版）.岩波書店，1998.

[5]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72.

[6]土居健郎[日].甘えの構造[M].弘文堂，1973：30.

[7]源了圆[日].義理と人情日本人の心情の考察[M]. 中央公論社，196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