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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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恶果范文第1篇

关键字：儒家思想 会计职业道德 关系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人们从事职业活动中思想行为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而会计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计职业道德受到特定时期环境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人类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因、地理生态条件、民族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及风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创造和承传下来的文化环境就亦不同。就我国的文化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建立在小农、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影响会计人员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工作，进而会计职业道德也受到影响。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对其要者进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适应性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受国内和国际的局势、形势的冲击，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们会像传统中的人那样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个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没有完全离我们而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许多相关的证实，当今人的待人处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纵主持。 “诚实守信，操守为重，不做假帐，遵守准则”是现阶段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会计人员应牢记的会计职业道德标准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务。”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儒家思想起着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同情人和帮助人。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应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会计人员不断增强奉献精神，热心服务，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使会计人员更好的为服务，这也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范畴。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理应成为人确认自身价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伦理规范。现代生产的规模化、劳动的复杂性和高新技术趋势，从事会计工作和从事其他行业同样，要求员工敬业重道，乐观爱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对别人的爱护，敬业先需要爱岗，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业就要爱己、爱人、爱本职工作，同时爱岗敬业是主人翁意识和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统一。

2．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诚实守信不仅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作为企业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之一。具体的说，作为会计人员的工作就是记录和一个单位的全部财产物资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要计算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果。例如，会计数据不实、帐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中的诚信原则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作为会计人员更要诚实、忠实。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求实讲真”，其中求实：一是数字求实，即从定量角度准确、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二是工作务实，要求可以引导出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表现形式，如工作作风扎实等等。所谓讲真是真实认真的记录会计事项，准确地反映经营成果，追求真理。会计的管理层及社会公众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遵循诚实守信这一原则不仅是会计本职工作的负责，而且有利于协调会计人员同上级之间的关系，让上级认为此会计人员值得信赖，从而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发挥其应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诚信”在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中起着一定作用。

3．就我国形势看，我国的会计队伍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度时期。许多老会计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轻会计走向工作岗位，我国的会计队伍日益年轻化。新老会计在不同时代背景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会计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约束以及会计人员自身的主观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年轻会计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都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思想解放，具有竞争意识，接受了许多文化，有良好的业务技能。但是，他们在奉公守法和敬业精神方面比老会计有明显的差距。市场经济中的拜金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会计人员就会有失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这时只有认真考虑后果，及时悬崖勒马，才能避免恶果发生。这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撑。儒家思想“以德为本”的道德意识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识，经常检讨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这种反思意识的最佳说明。②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舍利取义。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对社会的道德秩序怀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后来发展成为关怀意识，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述意识特征很难说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踪迹，这些特征无疑是儒家文化独有的意识模式。显而易见，在现实工作中如果会计工作者遵循这样的道德意识模式，则从事会计工作就能有效的权衡利弊。特别是反思意识的形成，更有利于会计工作者深入了解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会计实践中常见的见利忘义、重利轻信、弄虚作假等不道德的行为会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谐”说明义和利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义和利发生冲突而不可兼得时，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惟利是图，这不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一种体现。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职业道德中的不适应性

1．我国自古以来奉行的都是价值决定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个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把个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国家的群体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但往往抹杀了个人能力的发挥。过去，人一直生活在计划体制下，平均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中寻求个人利益被视为可耻的个人主义加以批评，那时也不存在贫富差距。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效率机制的推动下，个人利益得到承认，在这种条件下，会计工作者个人才能得以发挥，个人价值得以体现，仍然能更好的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推进会计事业的，进而更加促进会计职业道德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之崇尚，可称“中庸”是中国人的天性，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以及各个方面依然盛行。儒家伦理的“中庸”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在“过”与“不及”之间“中行”。第二，作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考虑、采取行动时，从全局出发，不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也不一定适应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不进”“不退”则“适中”这种过于谦逊则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难免疏于参与和进取；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势必有碍于创新和进步。“中庸”处理问题善于“申时度势而后行”，不愿冒风险，且讲究人际关系抹煞个人观点；“隐恶扬善”，“执其两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为“求实讲真”。其中“讲真”要求会计人员不谓权势、不为利诱，与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因而“中庸”不愿冒险“只说三分话”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在上述两大点中讨论过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会计职业道德的，有其适应性，也有其不适应性。所以说，对待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应坚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传统的敬业重道，诚实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存在着适应性，并有其体现。不但在现实条件、形势下对会计职业道德产生着正效应，而且更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对加强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必须摒弃与会计职业道德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近些年来，我国文化方面的变迁十分明显，积极、参与、进取、竞争、开拓、创新、变革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观念深入人心。从会计方面看，会计工作者从机械、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转变为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准则的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反馈工作，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的选择和调整、自发进行必要的财务信息披露，主动参与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决策等等。面对挑战，会计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个人技术的培养。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个人能力及自身价值发挥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险、不求进步的中庸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不相适应的。只有摒弃这些消极的思想，树立竞争意识、创新观念和民主意识，才能顺应的发展，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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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长兰，《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探讨》。财会，2006（01）

儒家思想的恶果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传统管理 柔性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着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9.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的恶果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近年来，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在突出技术性、专业性、针对性，强调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关注职业与个人生计的关系、职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经济功能之上，淡化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导致部分学生虽然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公德和责任感，无法适应非技术性职业环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终极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应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重要位置，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思想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有利于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现状及原因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不仅在科学基础、文化基础方面显得薄弱，而且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方面也相对较差。高职院校学生虽有乐观向上、敢想敢为、善于表现自己等优点，但人文素质欠缺、不善于与人相处、社会公德意识薄弱等缺陷也十分明显。不少高职学生仅把上大学作为将来谋生的手段，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则加以逃避或消极应付。在学习兴趣方面，部分学生热衷于“考级拿证”、上网冲浪、流行音乐、卡通游戏，很少阅读经典名著，不会欣赏高雅艺术。在社会公德方面，部分学生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缺乏应有的认同感，道德观念淡薄，义利不分，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障碍。社会大环境形成的过度鼓励竞争而轻视团结友爱、人文关怀，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包括高职学生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很多学者多次表达了对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担忧，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社会系许倬云教授在2003年“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上深刻指出，人文素质缺失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导致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学校内部的种种因素，具体可归纳为以下：

社会大环境的功利化制约了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发展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企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白热化竞争，从客观上加剧了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功利性需求，一些急需高级技术人才的企业更加重视业务能力水平而忽视员工“隐性”的人文素质。高职院校迫于现实的就业压力与市场导向，必须按照企业的要求设置课程和教学计划，按照企业的“订单”培养学生，只关注学生对先进设备的熟练使用与对先进工艺的娴熟掌握。在这种“互利”的合作过程中，技术教育的价值大大掩盖了人文教育的价值，并深刻左右着高职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与教学活动，导致人文教育不受重视的局面。

职业教育的“速效性”与人文教育的“潜隐性”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人文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以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为归宿，是一种典型的专才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过程，通过持之以恒的教化和滋养，使人成为社会的人、高尚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强调个体认识和内心体验，需要个体自己去体会、理解与认同，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与完善过程，目的是使人具有广博的眼光和胸襟，具有专业以外的知识和对文学艺术、道德、技术的较高鉴别力。职业教育以社会需要为目标，以人才需求市场为导向，坚持小批量、高频率、快节奏地为社会培养急需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人文素质教育只有让位于职业岗位能力的培训，培养专业实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往往代替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目的必然导致学科结构的片面化，形成课程结构不合理的弊端，使人文素质教育难以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制约了人文素质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

学生个体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拒绝与放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围绕着“升学指挥棒”转，学生的个性与创造力被压抑，普遍对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思想文化素质教育重视不够，加上高职院校学生多为升学考试中的失败者或落榜者，选择读高职属于无奈或迫不得已。谋职就业是学生学习的第一推动力，而人文知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这种观念势必影响学生主动阅读中外文学艺术名著、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兴趣，进而无法拥有正确的心态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洗礼和熏陶，也就无法体验人文素质教育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人文素质教育的感受、濡染人文情怀、提升人文境界。

有鉴于此，使高职院校在有效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成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良好的岗位适应能力的技术型人才的理想场所，而且成为培养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殿堂，还教育的本质，实现“人之为人”的教育的本真追求，已成为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部门反思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涵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当前，人文素质教育要克服学校教育中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协调的缺陷，通过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生存的本领、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富于创造力的新人。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身体上、心灵上关注着人与人的价值，还理智地关注着人与自然和社会，并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道德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正是这一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因此，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爱”与“诚信”思想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并推人及于万物，所谓“博爱之仁”，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用“仁”这个基本范畴将其他的道德规范统率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这对当今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儒家主张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要求人们学会市场经营，学会抓住机遇，更需要学会讲究道德、恪守诚信、公平竞争，用儒家“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树立诚信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缺乏道德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铜臭充斥的恶果。用儒家“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确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助于推进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转贴于

“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儒家人文思想是与天道自然观相贯通的，是人性的规则与宇宙秩序的契合，儒家人文思想重直觉体验，追求和谐，这种人文思想有利于保持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有利于社会的安宁，也有利于人自身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直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思想成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心理特征，将人、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以道德标准规范人类行为，这对当今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不无启迪。现代科技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认识前提。

“中庸”思想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即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保持事物的均衡发展。儒家为实现全社会的文明和谐，要求所有人以中庸之德，行中庸之道，按照“用中”的方法消融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争取和平发展。高职学生由于在其成长过程中各方面历练的缺失，缺乏独立生活、独立处理人际关系、客观分析自己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能力，心理素质较差，经受不住挫折和失败。儒家“中道而立”的君子风范对高职学生执著谦和、德才兼备的人格塑造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强调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与群体相融的矛盾统一，这对高职学生个性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极有裨益。

“自强不息”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进取，实现美好理想的精神源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受压迫、受奴役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艰苦奋斗，锲而不舍。这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相比，儒家人文思想弘扬的是利他的精神，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推崇博爱之仁，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对于培养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培养热爱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培养讲求诚信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培养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团结互助精神，培养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创造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汲取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这是对儒家人文思想精华的最好诠释。

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针对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找准人文素质教育开展困难的原因，探寻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对策。

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首先要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受到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①高职教育理念存在诸多缺陷：重科学，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重共性，轻个性，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高职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要教育学生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这种教育理念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从人类优秀文化中，包括从儒家人文思想中去寻找支撑。其次要加强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在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应加大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力度，儒家人文精华主要是通过儒学经典加以传承的，中央艺术研究所刘梦溪先生2003年11月在东南大学“经典阅读与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上，就提出要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社会识字人必读的基本经典”。要提高学生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就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甚至有必要开设部分必修课。再次要促进儒家人文精神的内化。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发掘人文知识蕴含的人文精神，使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教育不等于人文知识的教育，人文知识如果不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只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那只能导致一种后果：学生把知识的因素都接受，但人性的因素却越来越被遮蔽了，这不是人文教育的理想结果”。②人文素质教育不仅要传授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人文知识，更要将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

发挥教师的示范引导作用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儒家文化与当代主流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要指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将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同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综合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

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校园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学校的具体体现，是素质教育的载体，对学生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应将儒家文化的精华自然地融入校园文化的各个构成环节之中，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展以汲取儒家文化精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包括专题讲座与知识竞赛等，使学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还可利用学校的各种文化载体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学生在校园浓郁的人文氛围中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③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不能替代科学精神的培育，要借鉴儒家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在人文视野中构建科学理性。

高职教育虽然是“专才”教育，但若离开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规约与主动融入，其教学效果必然是片面的。高职院校只有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教育理念，并采取积极的措施，真正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性”与“人力”有机结合、“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真谛：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使文明积淀成人格。唯此，高职院校才能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振兴与腾飞。

注释：

①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应当做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13.

②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4.

③龚育之.党史札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377.

参考文献：

[1]石令明.人文素养读本[M].北京：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2005.

[2]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3]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儒家思想的恶果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荀子 人性 成人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5）05-0047-05

DOI：10.13904/kl.1007-1539.2015.05.008

孔子注重修身，他理想中的人格就是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一直是儒家的人格典范。荀子从人禽之别的角度谈人性，既尊重了人之作为生物人的自然本性，又强调了人之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社会人的特性。只有结合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才能确切把握其人性思想的复杂意涵，才能更深入理解其节欲、学礼、积伪等行为在成就君子人格过程中的必要性。

一、荀子的人性思想

荀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肯定了人作为自然生命所具有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欲求，无论圣凡智愚，本性相同，同时人又是存在于社会中，具有能知、可知的主体能动性和能群、善辨的社会性。荀子分别从自然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对人性进行了系统阐释。

（一）人的自然性

人性，首先是指天所赋予人的自然生命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自然性，人性展现为情和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人的感官欲望是最基本的人性，“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

首先，人性具有自然客观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人性是自然的、客观的，人的本性为天所赋，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也不能通过后天的“学”与“事”而加以改变，“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其次，人性具有共通性。凡是人，不论圣凡智愚.都具有相同的欲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人性是人之为人的共同特性，是人所具有的类的属性，“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荀子集解・不苟篇》）。“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最后，人欲具有无限性。对人自身来说，人的自然欲求是不可回避的，“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不可免也”（《荀子・正名》）。凡人都必然有欲，不可灭除，“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集解・大略篇》），而且也正是“欲”构成了人性的实际内容，使人成其为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

（二）人的社会性

荀子认为，人与万物相比最为天下贵，除了具有以上这些自然特性，还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一些重要社会特性。

首先，人性体现为“能知”、“可知”的主体能动性。人之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性首先体现为人具有能知和可知的主体能动性。“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又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人具有认识上的主体性，人能够认识外物并能利用外物为我所用，这是人具有智慧，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一大特性。

其次，人具有“辨”的能力和“义”的特点。人之为人的一个特点是人有“辨”的能力。“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这种辨的能力主要指能够分别男女、亲疏、长幼，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人能够学习礼义，成为道德人的潜在基质。人之为人的一个更本质的特性是人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性是人懂礼仪，有“义”的道德属性。

最后，人具有“能群”、“菩群”的社会性。“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从产生起，就不能孤立存在，要集结成群，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团体中，进行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能群”和“菩群”是人特有的社会能力，是人之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通过“礼义”定分，形成群居和一之道。荀子把人置于社会中，从社会和群的角度来探讨人性的特征，这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

人性，从根源处讲，是指人的自然性或生理性，体现为多方面的情感和欲望，这是人作为生物体具有的共通性，但人毕竟不同于一般生物，人具有“能知”、“善辨”的主体能动性，人还具有善“群”的社会组织能力，而且人有“义”的道德属性，这些特性是人之为人，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人存在于社会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习得和形成了社会特性，成为社会人。

二、人性之特质――菩抑或恶？

荀子在肯定人的自然性同时，也强调了人之不同于一般生物人的社会性，但他没有进行善恶的价值评判。那为什么学界一般都认为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是人性恶呢？在荀子的著作中，确实有诸多处人性恶的表述。我们应该撇开字面的意思，内在地来解析荀子人性恶的意涵。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关于人性的观点基本是以孟子的人性善为主流观点。作为儒学中晚出的荀子，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他既认识到了人与生俱来的质朴自然本性，同时也认识到在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性可能走向为善为恶两端的现实可能性。他强调人性恶，正是补足以往儒家对人性认识的不足处。

荀子并没有直指人性为恶，而是认为顺人性发展下去，容易导致恶的后果。他认为人的自然天性是质朴的，“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但人出生后容易丧失掉自己淳朴的自然本性，“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荀子・性恶》）。究其原因，是人性会表现为情和欲，人有感官欲望，会好利逐欲，当情和欲不能得到合理节制的时候，就会导致人性情的滥荡，如果顺着人性发展下去，就容易导致恶的后果，“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顺是”之后，就会产生争夺、残贼、等恶的表现。韦政通说：“好利、好声色、疾恶，都是人类生而有的，也就是自然的人性；在这里，仍然无善恶可言。依荀子之意，产生恶的关键是‘顺是’，顺是就是依循着自然之性，放纵它而不知节制，于是有恶的产生。”徐复观也说：“官能欲望的本身不可谓之恶，不过恶是从欲望这里引发出来的。”：因此，尽管这些生理欲望本身并不具有恶的性质，但“顺是”之后就会带来恶的后果。也就是说，人性中隐含着恶的基因，或者叫恶端，顺人性发展下去，就容易导致恶的后果，荀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性恶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质朴的，且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可以导而上下.人性可能走向为恶，也可能走向为善。人性不仅可以走向为善.而且有强烈的为善欲求，为什么呢？“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苟子・性恶》），人人都有追求善的心理意愿。

三、顺人性之成人之路

成己成人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主题。成己主要指个人的修身，儒家主张内修，“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提出“约己”、“克己”等方式，要求人践履“忠恕之道”，成就为彬彬有礼的君子人格。成人的过程是积善成德的过程，最后成就的是仁智合一的贤者。

在荀子的成人思想中，所成就的人格不但是道德人，而且也是具有智慧辨识能力的理性社会人，而其成人的思路不但注重德性内修，而且也注重外在社会规范的约束限制作用，既主张学习和遵从礼仪法度，也注重外在社会环境和社会习俗的习染熏陶。

荀子正是基于他对人性全面深入的了解，形成了尊人性、顺人性的成人思想。荀子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他也看到了欲物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和过度的膨胀带来的社会恶果，因而主张合理节制人的欲望，并引导人性向善。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主张，主张学礼和积伪。关于成人之思路，荀子既指出了其内在的动力，也阐述了外在的途径。

（一）内在的动力――“心”之能动作用

荀子认为人性经过合理引导，可以走向为善。他认为人可以为善的原因在于人具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荀子・性恶》），也即理性思维能力，能够进行是非判断，也能进行善恶价值评判。人性内部也存在为善的潜质：“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荀子・性恶》）凭借这一内在条件，“涂之人”通过外在的努力，也可以达到“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荀子・性恶》）的“圣人”之境。“礼义”虽为圣人创造，但人可以通过“知”的这种能力把它内化为人的主观意识中物，并付诸实践，成为道德行为。

人之能知、可知、能辨，还在于“心”之作用，“人何以知道？日：心”（《荀子・解蔽》），作为自然生命，人皆有欲，好乐避苦、好利恶害，如何引导、控制人的欲望，使其得到合理的满足，只能诉诸“心”。人之能知、善辨等功能的发挥，也在于心之能动作用的发挥，“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心”是“形之君”和“神明之主”，“心”具有天所赋予的认识世界和自身、主导自身活动的能力和条件，当“心”发挥作用的时候既构成人的行为的动力，也决定着人的行为的方向。荀子将“心”称为“天君”，“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君”者主宰也，“天”意味着为天所赋，“心”具有天所赋予的主宰能动作用。当心发挥能动作用后，便形成了人之为“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通过“心”的能动作用，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引导性向正当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人自觉学习礼义规范，并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

人之所以具有主体能动性，主要在于以具有如此能力的“心”作为其基础和前提条件；人的行动和活动，受人的自然欲求驱动，并以自然欲求的满足为归宿；人之所以“能群”、“善群”，皆以此为动力；人所以具有“辨”的能力和能够“有义”也归结于此。

（二）外在的途径――节欲、学礼、积伪

如何引导人向善，走向正确合理的成人之路呢？荀子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由自然人到社会人，成就完善人格的可行路径。

1.合理节欲

荀子正视和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看到了欲物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主张禁欲或寡欲，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繁荣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求。他认为：“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

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荀子・正名》）另一方面，荀子也不是主张无限，而是主张合理节制人的欲望。“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这种节欲之道便是礼仪，它可以使人的欲望得到更好更长久的满足。

礼仪的起源与归宿正是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合理欲求。“礼者，养也”（《荀子・礼论》）；“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不仅礼仪形成的现实基础在于人的欲求，而且礼仪的宗旨也在于实现欲求的合理满足；由于人的欲求无限，而满足欲求的物质条件有限.“物不能澹”，因而会产生纷争，圣人创设礼仪，就是为了协调欲物之间的矛盾.保证每个人的欲求得到合理有效的满足。

2.学礼、积伪

人性中潜存恶端，那么如何控制欲望，遏制恶端的发展，使人向善？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主张。荀子认为人性不可改变，但可以引导它，化而使之为善。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集解・儒效篇》）“化性”的根本途径是老师的教导和礼义的学习，他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还有就是习俗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回答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集解・儒效篇》 ）。人从出生就要跟从老师学习，一生的成长过程就是道德实践的过程，通过对礼义道理的学习，积善成德，成就君子人格。

礼义来自于圣人之“伪”。“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圣人“起伪化性”。“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荀子・礼论》）人之自然本性是先天质朴的，人为之“伪”的礼义法度是后天的，人只有在学习礼义法度之后，才能成就真正的圣贤人格。“所谓性菩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荀子・性恶》）本着人之“朴”、“资”的自然本性而“美”之和“利”之，从而使人达到美和善的状态。人之向善的本质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出来，而作为的工夫则在于学礼与积伪。

“学礼”是人之向善的根本途径。“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 （《荀子・性恶》）礼仪是修身之本，“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人不但要学礼，而且要身体力行，践行礼义，学止于行，才能真正明晓事理，“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荀子集解・大略篇》）。“行”就是道德践履，就是行其所知晓的人伦道理。人们通过学习、思索、力行等途径，用礼义来要求自己，养成“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荀子・劝学》）的习惯。习惯成了自然，那便是“积善成德”，就真正形成德性，造就“成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积善成德的过程。

人之向善另一重要途径是“积伪”。积伪.指人通过后天的思考、学习和实践得来的东西。“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通过心的“虑”和“积”就能达到“伪”，虑积是“化”性的一种方法，故而荀子一直说性是可化的，而“伪”是化性的目的，通过“伪”来实现人的“美化”与“德化”。社会中每个人积习不同，则会有不同的结果，“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荀子集解・儒效篇》）。荀子还指出“人积耕耨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集解・儒效篇》）。人在社会活动中，要不断进行知识、技能的学习，特别是要学习礼仪，而且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礼仪。日积月累，才能成为德厚的君子。为仁向菩，在荀子看来，是人之有意作为，即出于人之“伪”，通过圣人教化和礼乐之道来矫饰和引导人性正当发展，使人重新归于善，进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圣人也是通过积累礼仪法正而达到的，“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另一方面，人也要学习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从法制，荀子援法入礼、尊礼重法，是他对儒家礼制的拓展和完善，也是他成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人格完善的重要环节，这是积伪的重要方面。

四、荀子的人性及成人思想评析

荀子从人的根源性出发来探索人性的特点，由一般生物人的自然性延伸到人之为人的社会性的探讨。成人的过程是人性展开和实现的过程，荀子不是把人理解为抽象物，也不是空洞地谈人性，而是在人性的历史性展现中对人作整体的、动态的展示。成人的过程既注重心性的内在修养，也注重社会实践和外在环境的影响作用。所成就的人格兼有德性和理智的因素，是道德人和理智人相结合的丰满人格。

（一）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较于以往思想家对人性的探讨，荀子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也更具客观性和现实性。荀子承认了人“不可就、不可事”的先天自然性，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客观合理性，指出了人生来具有好欲逐利的特性。但人又不同于一般生物，他将人与禽兽及万物相比，指出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于“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人具有“能知”、“善辨”的独异能力，能够认识事物、明辨是非、知晓礼仪法度，具有“义”的特征和“群”的能力。人不仅具有“德”性，即人能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行事，而且人也有“知”，能自觉地遵循社会规范，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地成为一个“好人”。荀子把人置于社会中来考察，特别突出了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成人的过程即是社会化的过程。荀子由人的自然性延及人的社会性，由一般生物人升华到社会人。

（二）内修与外学结合的成人之路

由“人最为天下贵”所固有的高尚价值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尽人道”和“成人”的必然选择，人也具有“弘道”的主体能动性，而且人也有能力来完成“成人”的使命。

荀子在由人性到成人的理论阐释上，也是合情合理，他分别从内在动力和外在途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他指出规约人性，引导人向善的内在动力源泉是心之虑动作用。心之作用不仅是人之行为的动力，而且指导行为的方向，这对人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引导。在外在的实现途径上，他首先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且认为成人的过程就是人性的展现和实现过程，但他也认识到人欲过度膨胀可能带来的恶果，主张合理节制人的欲望。其次，他把人置于社会中来考察。人是社会性动物，要在社会中生存，必然要学习礼仪规范，以礼仪作为自己的修身和行为准则，这是儒家的道德应当性所要求的，而了解和遵守法律制度，则是由人之“恶”所导致的必然性社会制约。最后，人在社会中要习得知识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组织能力，做到“能分善群”，学会过社会生活。这是人适应社会、进行社会化的必然过程.是一个人由生物人成长为道德人、社会人的必然经历。

荀子既注重心性的内在修养，也注重社会实践和外在环境的影响作用，在荀子的思想中，成人的过程是一个仁智双彰，理和德性修养相结合的过程。相对于孟子侧重于“心官之思”的内在德性修养，荀子突出强调人的外在自觉学习的重要性，也更具现实性。

（三）德性与理智相结合的人格特质

儒家思想的恶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退溪 政治思想 王道政治

一

李退溪，名，字季浩，又字景浩；号退溪，又号退陶、溪叟，生于朝鲜李朝燕山君七年（公元1501年），卒于宣祖三年（公元1571年）；历经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宣祖五代；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时期。

由于地缘、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朝鲜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退溪先生有“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之誉。“先生治学，堂庑广深，笃学精思，终至德慧双修，教泽广远。”能“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作为称誉于海内外学林的一代哲人，退溪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对其政治思想作一简要评述。

李退溪27岁在庆尚道乡试及第，33岁中乡学状元，就任承文院副正字，开始仕宦生涯。为官期间，多次受封要职。晚年归隐乡里，尽管朝廷多次委以显要官职，但每次他都以老弱为由，予以辞谢，在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自幼即受儒家思想浸润，胸怀救世济民的宏伟抱负而步入仕途的李退溪何以在自己仕宦之路渐入佳境之时毅然决然地归隐山林呢？除了先生生性淡泊，向往超然恬静的个人旨趣外，主要是由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承传理学道统、致力于内圣外王之学的李退溪，无论在朝为官期间，还是避祸山林之时，一直对当朝政治十分关切。

李退溪的政治思想见于其奏疏、子、文章及书信之中。《戊辰六条疏》、《教咸镜道巡边使李浚庆书》、《教庆尚道观察使李清书》、《教黄海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权应挺书》、《甲辰乞勿绝倭使疏》、《戊辰・经筵启一》等可作代表，其中，又以《戊辰六条疏》表述得较为集中。

二

面对李氏王朝政局动荡、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李退溪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他以中国历史为鉴，从儒家思想中，尤其是朱子学中汲取养料，努力从中寻找济世之方。《戊辰六条疏》中所表述的“王道”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天理君权出发，主张尊君，同时强调君王的政治责任。理学诸子都强调尊重君权，作为理学传人的李退溪自然也不例外，他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尊，丧不二斩”。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主张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

2.从孝道出发，强调皇室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杜谗间以亲两宫”是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中最具胆气的一条。出于对“士祸”危及“国脉”的深沉忧虑，他看到了皇室不睦、权奸小人得志的恶果。李退溪认为，出于天性，两宫之间本应父慈子孝。然而，由于对利益、权力的争夺，皇室内部“至亲化为豺狼而莫之恤”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李退溪认为这是由于“情势易阻而谗间益众”的缘故，这种“易阻”和“益众”，是由昵侍两宫左右的“便嬖给事者”造成的。只要借鉴《周易・家人》中的要义、效法《小学》明晓人伦的道理，做到“严于自治而谨于正家，笃于事亲而尽于子职”，那么，便嬖之人就不能骋其术而售其奸。杜绝用谗言离间他人的小人，让忠义之人亲近皇帝和太后，便能“道隆继继，仁至义尽”，从而杜绝祸患。

宗法孝道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生生不息的繁衍力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李退溪从孝道出发，提出解决皇室内部和统治集团内部权利斗争的办法，的确很有见地，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这一痼疾。

3.以“内圣外王”为目标，提出“正君心”、“修君德”的具体主张。“圣王合一”是理学的政治理想。治国之本，始于正君，这是理学政治思维的聚焦点。陆九渊曾说：“君之心，政之本”。朱熹认为“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出于正”。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是由此及彼的渐进序列。然而，君王由于资质、气禀及物欲等缘故，并非都能自觉地推行王道。于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至善的境界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李退溪把《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看作君王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他认为唐虞舜三代盛况出现，是由于“道术”得明，人心得正，因而社会才会和谐、融洽。李退溪真诚地希望君王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对圣人治理天下的学问“敬以始之，敬以终之”，“执志如金石，贯始终而毋渝”，善始善终，精粹纯一地推行“大中至正”之道。

4.通过“君臣一体”说和“祥瑞灾异”说，力图对君权加以限制。在君臣关系上，李退溪强调君臣一体。认为“臣闻一国之体，犹一人之身也。人之一身，元首居上而统临，腹心承中而干任，耳目旁达而卫喻。然后身得安焉。人主者，一国之元首也。而大臣其腹心也，台谏其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实有国不易之常势，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这里，他以人身各部分器官相互依存构成整体来比喻君臣之际，说明君臣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这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知的“常势”。倘若君主无视臣的存在和作用，独断专行，”不信任大臣，不听用台谏者，譬如人自决其腹心，自涂其耳目，固无元首独成人之理”。违背了古今所共知的“常势”，君主也就不成其为人。

三

如何看待、治理民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在处理政治关系上注重人事，将治理民众作为政治之根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儒家政治哲学之核心。”虽然，李退溪并没有明确使用“民为王政之本”的提法，但他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显而易见。

李退溪看到了民在经济生产和政治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王道之大，本于农桑。”因而“民事”是刻不容缓的事。简单地说，“民事”可以用“爱民”、“教民”、“慎罚”、“慎兵”加以概括。他希望“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主张取民有度、轻徭薄赋；反对“酷吏暴胥”欺凌压榨百姓。李退溪继承了孟子的先制民“恒产”，再导以教化的主张。认为必须先解决民的衣食温饱问题，而后才可以实行常道的教化，使民懂得礼、义、廉、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治世之道。李退溪还对“民乱”的原因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民乱”是由于天灾频仍使民生困弊、酷吏暴胥压榨使民“骇惧”、“挟憾”所致，主张用刑、用兵要慎重，认为“兵凶战危，以利社稷、安生灵为急”。对内，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以安抚民心；对外，在处理民族间矛盾时，以和为先，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他引用荀子“君舟民水”论来告诫君王、官吏应敬天保民。

君王对民众的治理是通过臣子来实施的，李退溪非常重视官吏在君、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认为，尽管君主有向下究察官吏政绩的遗风，但也不能自己遍及远方；百姓有向上呼天诉苦的实情，但也不能自己最终凭空臆断。如果没有“宏才赡智之臣”、“爱民忧国之弼”，王道难以推行，国家无从治理。

官吏治理民众时，“州郡以爱民为主，而行之以诚心”，这是施行仁政的出发点，有此爱民为主之心，就会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采风谣”以通民情；发展生产、赈灾救荒，以济民生；为官要清廉。对百姓要有忍人之政，要薄赋轻摇，同时又不使国家赋税受损；还要教导老百姓以“德行道艺”，而“纠之以不率之刑”。处理政务时，要分清本末，“巨细毕具”，统筹全局；要有长远眼光，居安思危；应“广咨询以取舍，参利害以秉除。既不可‘即鹿以入林’，又不应‘胶拄而鼓瑟’。”就是说，官吏在决策时应深谋远虑，不能草率从事；不要因袭以往的常规，拘泥固执，不知变通。李退溪还告诫官吏“毋取虚美”，即不要获取不真实的赞美。认为只有至敬至诚地引导、安抚人民，救民于涂炭，为君王分忧解难，才能无愧无憾于朝廷委以的重任。

李退溪强调人伦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注重政治主体的人伦道德素质；主张“视民如伤，若保赤子”，强调尊重人民的利益。这都有利于统治者提高政治调节的自觉性，有利于传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把政治说成是正君心以感民心、正朝廷以正万民的问题，把政治与人性论和伦理道德论混同起来，而没有看到政治的本质是利益、权力关系，这是退溪政治思想的历史缺憾。

总之，李退溪的政治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将其中的历史合理性因素向现代合理性转化，无疑会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立文编著：《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