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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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学董仲舒大一统历史意义

一、 “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在政治方面，董仲舒生活在汉初时期，汉朝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得到增强。但同时，匈奴的威胁日益加剧；国内政治秩序也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急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改革就必然需要一种思想作为主导。

2、在经济方面，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由此可见，汉初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当时的人民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也迫切希望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

3、在文化方面，在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基本政治伦理思想由于秦王朝的灭亡而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道家又是以对现文明的批判为基本价值取向；黄老哲学“清静无为”的主张同样无法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建设。而儒家思想延续了历代以来的优良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经验。所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二、 “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1、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董仲舒看来，政治上的“大一统”其实质上就是“尊君”。“大一统”理念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是指统一历法。统一历法也就是“改正朔”。这“一统”天下不仅指人类社会,还包括天地万物在内,而万物一统世界的核心乃是圣王,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也就是说“大一统”就是统一于王权。“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行使王权的天子是国家的根本,是天的人格化，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封建君主维护的王权地位和权威就是在维护国家的根本所在。

2、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就是建立统一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诸侯异政,各家各派之间相互攻讦辩难,始终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是非标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诸子群芳、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随着汉朝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形成,建立与封建君主一统专制相辅的思想文化上的一统的要求已成为当时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迫切诉求。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阐释了国家选择何种思想文化作为官方思想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在废除了秦代苛法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推崇黄老“清静为官方思想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在废除了秦代苛法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推崇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没有形成建树，却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

为消除思想界的混乱与分裂对峙,建立与政治上“大一统”相辅之的思想文化政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种“大一统”思想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不仅适应了统治者治国安邦、消除思想混乱的需要,也为百姓制定出了日常生活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

3、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控制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维护王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出了将人性分成“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性三品说和三纲五常说，认为“性有善质恶质”二元之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圣人之性”不教而天生能善，“斗筲之性”教而不善，“中民之性”可善可恶，须教而后能善，这既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从道德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又为百姓接受“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教化和刑政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大一统”思想。

三、 “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观念萌生于三代,丰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大一统”思想核心是疆土一统和以治权及法令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一统,同时也涉及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秦汉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大一统”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着自身的理论内涵。纵观历史,“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格局,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1、理论意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积极的借鉴和吸收其中的精华并把它发扬光大，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自尊心、自信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一种封建的政治思想理论，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对其进行批判。但作为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政治伦理思想，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华。

2、实践意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掘董仲舒思想中的精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学习、研究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指导方针、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思想、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纵深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颜师古注本）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教育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histo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uler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rontier, strengthens the management, therefor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in yunnan reg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y the public an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culture, fostering a large minority talents, effectively consolidate the two toward the rule of feudalism.

Keywords: historical period, nation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6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就开始建立起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规模，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就云南来说，秦汉时中央政府即开始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明清时期达到了。由于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从各方面对云南地区进行更大规模和力度的管理和开发。除了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管理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之外，在民族教育方面，两朝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在云南设立各级地方官学、大兴科举考试，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对巩固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明朝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

明朝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明太祖将兴学教化与安边之道联系在一起，说明统治者在思想上对民族教育的重视，把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到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教化安边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随着政治统治力度的加强和屯田、开矿等经济开发的深入，明朝在教育上也加强了对云南多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并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予以保障。

1、大办官学

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省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统治之时，即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 年间，明代云南共有六十六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颁发经籍，实施封建正统教育。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

2、启用民族教官

由于语言的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员学习汉文化多有不便，云南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大量启用民族教官教授民族学生。据史载：“宣德间，有选贡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人，入监，宣抚书奏，本司生员俱土僚，朝家所授语言不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事例，授源教职。上允之，命源为本司训导。盖是时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可见当时云南已有为数不少的民族教官，这是十分有效的教育措施。

3、免试入学

明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子弟能享受教育的权利，特许少数民族子弟免试入学。神宗万历四年（1576）诏令：“广西、四川、云南等处，凡改土为流州县及土官地方建学校者，令提学严查，果系土著之人，方准考充附学，不许各处士民冒籍滥入。”可见当时的云南地区凡改土为流州县土官之地的学校，必为土著居民方准免考入学，汉族士民不准冒充土著免试入学。这是在教育上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重视。

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民族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有明一代，云南人参加科举考试，中文进士者达261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才。除此而外，明政府在一些府、县如广南府、顺宁府设有社学，表明儒学在明代逐步向云南边地渗透。但是，与清朝相比，明代云南儒学和进士等文人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儒学的建立多分布在内地的一些府州县，一些边远地区如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在全省261名文进士（另有武进士47名）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而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边远府州在明代则没有出过进士。

二、清朝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

清朝统治者虽然是来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却以汉族先进的儒家政治思想为执政理念。他们极为重视学校的作用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把儒学教育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和基层扩展，在继承了明朝重视儒学教育教化功能的传统的同时，其民族教育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1，继续兴办官学

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使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亦获准。由此，清时的云南办学进入了。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批示：设云南省曲靖、澄江、广西、元江、开化、顺宁、武定、景东八府学，寻甸、建水等十七州县训导各1员。这是清代云南数量最大、时间最集中的一次学校设置，其后又陆续有兴建。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73所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前代未设府学的广南、开化等偏远府州第一次设立了府学。

2，推广义学

清统治者认识到明代的民族教育忽略了对普通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使得中央的统治搁浅在局部和上层集团，不能渗透到边疆各族下层民众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教育政策中，亦注重推广启蒙和开化民智的初等教育——义学。在“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的教育理念下，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义学以“官办民助”为办学模式，主要针对边疆各民族子弟，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识字明理的初等教育，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符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

与儒学教育在地域上大为拓展和教育形式的创新相适应，清代云南文人(进士、举人)空间分布比明代进一步扩大。据《新纂云南通志·历年贡举》载，清代云南共有808人考中文、武进士，9906人考中文、武举人，144人为钦赐进士、举人，此数已经超过了清以前历朝云南科举数的总和。其中，在光绪二十九年的经济特科考试中，石屏人袁嘉谷名列全国第一，为云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所未有。除此之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比明代要宽广。明代没有出过进士的偏远府、州、(厅)在清代也出了进士，如景东直隶厅、元江直隶州、顺宁府、普洱府、镇沅直隶厅等。这些都表明清代云南的儒学教育由腹里发达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大为加强了。

三、明清云南民族教育的客观意义

明朝和清朝两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教为先、日渐月化的民族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并管理民族教育，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就读，其目的固然是为巩固明清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但在客观上却发挥了多种功能：

1、推行了儒家文化。明代政府强迫土官及其子弟学习儒家文化，多次重申“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这使得儒学在云南地区的土司等中上阶层中得以深入。清统治者意欲通过学校进行儒学教育来达到“开其智巧”、“作育人才”的目的,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除在各府、州、厅、县、卫均设立儒学或庙学外，乡镇还设立了社学和义学。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云南地区官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穷乡僻壤。

2、培养了大批人才。明清统治者在云南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和管理官学，使中国封建时代的云南地区民族教育达到全盛时期，人才辈出。一方面，官学的推行，客观上造就了少数民族文人学子与中原汉族地区读书人一样具有科举出仕的思想意识，明清两代涌现了大量的进士、举人。另一方面，经各类学校培养出的少数民族人才也不少。著名的如嘉庆时秀才丽之龙，著述颇多，传世的有《雪楼诗抄》、《阳羡茗壶谱》、《卦板图说》、《临池秘论》等，被称为“雪山诗人”、“纳西诗人”，至今仍被丽江人民所怀念。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其中包含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值得借鉴的精髓,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渗透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位,以道德取向(儒家)为主导,以功利(墨家)和权力(法家)取向为两翼,以自然无为(道家)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合一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多元价值取向体系。其中包含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表示具体价值取向的范畴,真、善、美,表示人际和谐、天人合一美好境界的范畴,各范畴和诸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严谨性。即人贵于物、义重于利、德高于力、人际和谐、天人合一、义重于生、德高于智等。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一直主导着世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以反映人的自身发展为中心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具有超阶级和时空局限的生命力,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1　“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文化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它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在生态问题上最经典的智慧,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古老而科学的原则,是我国哲学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易经》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平,民无能名焉。”,其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已及人”、“成物成已”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庄子强调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苟子对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更是有一段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守天则,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达至天人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概括起来,他们的理论的共同点即在于“溶小己入大我”,或“化小己为大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问的万事万物。

2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思想

自强不息精神包括艰苦奋斗,勤学苦读,励志自强等。《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君子以此为榜样,要自强不息,努力向上,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孔子积极倡导并实践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提倡人应当高远其志,发奋向道,不耽于衣食而无所用心。他在《论语》中曾经指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礼记・大学》倡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是反映了儒家曰新不已、奋斗不止的人格观念的重要文字。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西伯拘盖里,演《周易》;孔子厄阵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记载恰恰说明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自强不息、日新奋斗的文化精神,可以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及辩证法思想在中国人的生存态度上积极的价值渗透与塑造最集中的反映与结晶,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与准确写照,它标明了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性的高度自觉。

3　“修齐治平,国家为先”的文化思想

现代教育倡导要提高人的基本素质,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教育讲求“德学并重”,就要从“修身”做起。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大学》讲:“一切皆以修身为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为后。古人把修身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中庸》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它强调了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律原则,也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4　“讲情重义,诚实守信”的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忠恕、道德诚信、重情守义。《周易。系词上》说“一人同心,其利断金”,讲的就是朋友问心灵相通的巨大力量。《论语・坦仁》也说“夫了之道,忠恕而己矣”,就是要求人们要讲究忠贞和宽以待人。自从这一观点提出以后,经过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发展,到宋明理学得到进一步强化。诚信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规范之一。《管子》就提出过“诚实”的要求,强调“非诚实不得食于贾”;苟子也推崇“良贾”,以为“商贾敦懿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职业领域长期信奉“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的行为准则,同时寺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尺度。因此,“仁、义、礼、信”作为君了交友的重要原则无疑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冲突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急需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内部结构完整,彼此之问的关系明确,既互补又协调,能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准绳或依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具有时代烙印和局限性。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教育对象在价值趋向,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必然产生新的嬗变,因而不免与传统文化思想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又集中表现在受教育者对自主意识的提升和主动选择性的发挥上。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进步性的同时,克服其消极性,实现其自身的优化和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体系,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

1　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

传统文化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泛道德倾向,从人伦意义而不是从功利角度,传统文化对道德的过份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

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这是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一个焦点问题。

2　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

个体性是指在群体与个体、公与私的关系上,主张突出个体的主体性。现时代是人的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人的个体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或整体至上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强调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整体是目标,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只有在被整体所包摄、消融中才有价值可言。而当前,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成为人生理想的重要内容,尊重自我、关注自我、发展自我成为众多社会个体的人生理想,对此,在整合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思想必须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3　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在思维方式上追求“善”。求善的思维则重在制定规范、形成约定、讲究求同。要求众多的人有一个相同的思维指向,这就造成了人们的从众,趋同的思维心理,它通常以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与别人一致,别人能否接受为思维前提,处处遵守外部规则,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思维方式就容易造成个体人格的不鲜明和个体行为的僵化保守。当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多元的生活也带来了多元的思维,人们已不再追随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更追求一种个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传统与现实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这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表现为推崇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明确的认识和辨析。

以上冲突和表现是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们诉诸新理念的体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有所为,对这种现实是不能回避和不容忽视的。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和自主意识的提高,这种冲突必然在现实生活中凸现出来。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思想精神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积极更新观念,善于因势利导。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才能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把握中有破有立,卓有成效。用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世界和精神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玲菘:中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精神的历史作用及其现代价值[J],广州师院学报,1998(8)

[2]黄钊:中国道德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

[3]陈少岚:大学生思想教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4]孟万金:中国传统德育观与当代西方德育观的比较[J],教育研究,1992,(8)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龙门派；甘青地区；传播；影响

一、龙门派的源流

金大定十年（1170），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开封去世，他的七个道徒，世称“全真七子”的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继续传教，这就是推戴七真而传宗的记载。据清代闵一得在其编著的龙门派历史《金盖心灯》中的论述：龙门派是由丘处机开创。因丘处机曾在陇州龙门山修道并收徒传法，故其弟子推尊丘处机为龙门派祖师。其派名因“栖隐龙门而多载”而得。根据现有史籍全真道在元代尚未出现宗派名称，宗派名称的出现，大致在明代中期。据王志忠在《全真教龙门派起源论考》中的观点：道教龙门派是明代中后期全真道士在秘密授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全真教改革派。如果确定明代为龙门派的肇建时期，根据龙门派宗嗣传承来看，由于第二代张德纯活到元末，第三代以后才进入明代，据此可以推断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祖师，尊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甚至尊张德纯为龙门派第二代律师均为假托，以此来抬高龙门派在全真道中的地位。但龙门派究竟产生于何时，谁创建？由于文献的匮乏，学术宗教界一直争论不休，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重阳是全真道的创立者，丘处机是把全真道推向鼎盛的重要人物，龙门派的兴起及代代传承则标志着全真道的不断发展与广泛传播。

二、明清时期全真道龙门派政治地位的变迁

元朝时期，由于全真教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推崇，故而到了明代，受到了统治者的防范和抑制，其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一落千丈，只能在下层或者边远地区的民众中秘密传授。明朝开创者朱元璋对宗教的政策是以儒为主，释老兼用，但对道教，则是崇正一而贬全真。到了嘉靖时，才一反祖制，对全真道抑制才有些弛禁的苗头。明初统治者对道教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明朝建立初期，一些全真道士以“大元遗老”自居，拒绝承认明朝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而正一道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在朱元璋逐鹿中原时，就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其二，从教义上来说，朱元璋认为全真道只专务“修身养性”，于国于民，皆无裨益，而正一道所擅长的斋醮法事，超度荐拔，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如果我们认定龙门派形成于明朝中后期，那么以其全真道当时受到排斥、打击的政治地位来看，必然造成记载文献的缺失，故而对其创建过程的含糊不清，也就不难理解了。比如，在《金盖心灯》所记载的有关王常月之前的龙门派历史，就过于简略，且颇多遗漏。

入清以后，满族统治者对全真龙门派大力支持。如清世祖赐第七代律师王常月（？―1680年）为“国师”。龙门派把握时机，大力开展传教活动，走上了复兴之路，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全真教的复兴。龙门派此时期的复兴，与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有很大关系。其一是清军入关，屠杀了大批抗清的汉族人民，社会苦难加剧，助长了下层民众的宗教情绪；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下达剃发令，使一大批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为保汉家衣冠而遁入道门；另外，在三教合流的大趋势下，全真教龙门派主张把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融合到全真教中，尤其强调“忠孝”，提出“天上神仙，皆是人间孝子忠臣”，全真龙门派教义走向了世俗化，这也是王常月在清初的传教活动受到清政府支持的主要原因。

王常月初期的主要活动在北京的白云观，为北方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并不满足在京城的宏道，于1663年率弟子南下，先后到南京、杭州、湖州、湖北武当山等地收徒传戒，使原来在北方的龙门派得以在南方传播。从第八代律师开始，龙门律师或宗师大多是江南人，他们各自在江南地区进行传戒弘道，扩大了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社会影响。

三、龙门派在甘青地区的传播

虽然入清后，龙门派传播的中心在江南地区，但是全真道初期一直在北方地区传播，龙门派也是全真教在北方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即使在江南传播中心形成时期，龙门派在北方的传播也未曾中断。

1、龙门派甘青地区传播所具有起源地优势

龙门派的祖师丘处机曾在陇州龙门山修道七载。“陇山”其实就是“龙山”的谐音，又名“大陇山”、“六盘山”等，地处宁夏和甘肃南部、陕西西部，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省会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陇山原名龙首山，据《山海经》注：“山在今陕西陇州，西至甘肃清水县，龙当读陇氏之陇。”就是在这茫茫的峻岭中，龙门派的祖师丘处机曾在此修道七年，并孕育出了全真道的重要派别：龙门派，并以此地进行命名。

2、龙门派道士在甘青及周边地区的活动

元代，全真道主要以关中户县重阳宫祖庭和燕京白云观为中心在北方传播。丘处机的众多弟子都曾努力扩展全真道的势力，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宋德方在山西太原传教，王志谨、姬志真在河北盘山一带活动，宋道安随丘处机西行时，在阿不罕山建栖霞观，将全真道传到蒙古地区等。

据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下卷的记载：龙门派第三代律师陈通微曾活动于秦晋之间，终隐于青城山，洪武丁卯（1387）传法于西安农人出身的道士周玄朴。

以上记载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此时他们曾在甘青地区活动，但其曾经活动的区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着甘青地区，其活动不能不对甘青地区道教龙门派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关于甘肃平凉市崆峒山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论述：清初平凉知府杨风起请陕西陇县龙门洞道士苗清阳前来主持重修皇城，此后崆峒山的道士全部归属全真道龙门派，与楼观台都是一派。崆峒山历来为全真龙门派道人修持之地。龙门派弟子在山修炼传承直到现在，其开山真人苗清阳，按龙门派百字传代派单为第十代，现已传至第30代。

龙门派第十一代刘一明（1734～1821），号悟元子，山西曲沃（今闻喜县东北）人。出家后，云游晋、陕、川、甘一带，遇龛谷老人传丹术以后，在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云游至金县（今兰州市榆中县）兴隆山，见山上道观大多毁于明末战乱，但山景幽静，乃结庐于栖云峰山腰一石洞（“自在石窝”）中，精研道学，潜心著述，并行医募化，重新修建宫观，招引徒众，讲经论道，置地垦荒以自养，经营35年，使兴隆山复为道教胜地。其所写丹书被辑为《道书十二种》，流传颇广，成为清代内丹学一大家。刘经常往来兰州，住金天观，阐讲《周易》、太极图，对兰州道教的传播和龙门派的发展，产生重要历史作用和影响。这是文献中较为明确记载的到过甘肃一带活动过的龙门派律师。

据西源山道观志记载：西源山位于青海省湟中县西南十五公里处，山势雄伟壮观。在道教的洞天福地中，西源山位列七十二福地的第六十六位。近代，西源山出了一位高道，名袁守道，法名明发，号三峰，是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传人，系青海省西宁市人，生于1850年，羽化于1953年，世寿103岁。当地群众传说他常骑梅花鹿云游天下，道术高超，在武术、书画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滑稽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

由以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龙门派从创立初期以及在以后的传播发展中，对甘青地区的传播从没间断，其传播路径是先甘后青，相对来说对甘肃地区的影响也偏重一些。

3、全真道龙门派对甘青地区道教的影响

全真龙门派律师、道士在甘青地区的活动，对甘青地区民间的产生一定的影响。又由于甘青地区，是一个民族成份复杂，民族文化多元的地区，多元的文化传统和又促使龙门派在教义、教规等方面发生了变异。

（1）甘青地区的雷神崇拜。甘青地区与雷神的渊源由来已久。雷神在当时被奉为最受推崇的尊神之一，名山之上多建有雷神庙。据诸多文献的记载，藏族、蒙古族等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中都包括雷神的信仰。雷部尊神是道教龙门派所祭祀的主要神灵。

在甘肃省中部的永登县的连城镇就现存一座雷坛，该坛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是六世土司鲁经及其子鲁东为了祭祀道教龙门派雷部尊神而建。现存的过殿和雷坛殿结构精巧，原结构构件、悬塑、壁画等均保存完好，过殿和雷坛殿是我国西北地区难得的道教建筑中的上品。也是西北地区修建年代较早的道教遗存之一。可见在明代道教龙门派在该地区已有较深的影响。并且得到了地方政权的大力支持，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融合。

（2）“在家道”信仰。“在家道”是青海地区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所谓“在家道”是青海河湟地区民间对介于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民间道教的称谓。传教人员多为农村农民，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可以谈婚论嫁、娶妻生子。其源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它属于道教龙门派的一支，属于小龙门派；另一种说法源于道教正一道。所谓源自龙门派，是民间口头流传的说法，这一说法，与民间流传的青海人多为南京等地内迁之说法相吻合。

如果我们从“在家道”的教义上来看，似乎与龙门派相去甚远，差别甚大。因为全真龙门派崇尚“戒行精严”，以持戒为出家修行的第一要义和入门手段，龙门派又名“律宗”，即体现了这一点。而正一道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娶妻生子，不住宫观，而且擅长斋醮仪式。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龙门派后期因受到正一道的影响而呈现融合倾向，以致清末各地龙门派道士大都行祈禳斋醮，以香火收入谋生。其次，“在家道”是道教人为化、社会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必然对原始道教教义进行世俗化的改造，但其源头不能说于龙门派毫无关系。

青海龙门派主要分布在民和巴州、乐都一带。民和、乐都两地的道观都是龙门派的传承，因此，“在家道”弟子都称自己是龙门派弟子。

四、结语

总之，龙门派从其教派的孕育、创立、壮大以及走向衰弱都与甘青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兴盛、衰弱与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甘青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体现了与正一道融合的特点，开创出了带有正一道特色的龙门支派：在家道。同时龙门派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也体现了与民间世俗文化的一种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元代山水 元代山水画风 山水画风演变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

“山水叙曰：‘能以笔墨之灵开拓胸次，而造物之奇者，莫如山水’。”――《明画录论画》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从一开始就不仅表现千变万化、秀丽多姿的自然界，而是更多地承载着画家对山川树石的志趣。所以古人说，能做到以笔墨的神奇，开拓画家的胸怀，与创造万物的神竞相逞其神奇的，就莫过于对山水的认识和描绘。

元代以前山水画的发展逐渐走入一种程式化的过程，特别是宋朝的院画，因刻画精巧太过而显得画面神韵不足，南宋朝廷南渡之后，许多画家以残山剩水看待他们的作品，完全没有北宋时期画家对北方的峻山大水的描绘那样显得那么气势磅礴。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导致了元代山水绘画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呢？其中又蕴含了哪些重要的因素？如何在笔墨与技法上突破两宋画院的僵滞版刻的程式化，让它即服从于绘画的需要，使笔墨变得灵透鲜活，又能满足画家对意境、心境的表现，成为元代山水画风演变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元代山水演变的动力

山水绘画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样摆脱不了社会历史境况的影响。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或依附于一种特殊的艺术文化，元代山水画的演变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社会现实的激发和推动，也有艺术自身内在规律的沿革与演变，同时还有画家们高昂的创作热情和不懈努力。

1、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中央统一政权的朝代①。正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元代帝国的建立，不仅结束了唐朝末年以来各民族长期混乱各自为政和南北对峙的分裂的历史局面，而且还开创了超越汉唐的广大的疆域，实现了政治经济的大一统。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蒙古贵族中不少人也逐渐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使一些少数民族的美术家纷纷涌现，为他们醉心于美术品的创作，为收藏与鉴赏提供了可能行，而元代的文人们则把绘画作为抒情明志的手段，从而使元代绘画创作的队伍构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给绘画风格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元朝统治者马上得天下，重武轻文，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着重体现在对汉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和空前的民族歧视。连年的战乱，元朝统治者在元初废除了科举制度，更使汉地文人断绝了仕进的唯一出路。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文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心中大多都郁积着一种生不逢时、乱世求安的情绪，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向往的是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与此同时，一些画家自愿或被动地放弃对社会的使命感与基本关怀，或为道士、或为隐士，采取了离尘绝世的态度，“心静则意淡，意淡则无欲，无欲则明，明则虚，虚则纳万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道家和儒家思想υ代山水画家的思想境界多多少少产生一定影响。

2、山水画艺术内在规律的影响

明代汤在他的《画论》中提出：“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如万顷波，未易摹写。”

春夏秋冬，朝暮白昼，风霜雨雪，自然界和人一样具有内在的生命运动和精神力量。中国传统山水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界的千变万化，它更多的是承载了山水画家们的志向和意趣。 它能以笔墨的神奇，开拓画家的胸怀，达到一种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境界，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在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谈到五代宋初的几个山水画家：“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见图1），智妙入神，才搞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②；这说明在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已经初具规模，并且逐渐繁盛起来，再也不是人物花鸟画中的配衬，而是走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晁以道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董其昌说：‘此宋画也。’”

“宋画至董源、巨然，脱尽廉纤刻画之习，然惟写江南山则相似……”

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宋朝的绘画到了董源、巨然时期，摆脱尽了在山水绘画的创作中对那些细微末节刻画的习气。使山水画家笔下的山水，反映出他们“欲夺造化”的创作精神，其含毫运思，很少有无病的情况，他们的作品，犹如文章之长篇、短简，言之有物，使我们今天展读画卷时，犹如进入真境，气格宏大，表现精审，这是在后世的创作中也是不多见的。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稹、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 ――董其昌《画旨》

元代以前的山水画，意趣具备在笔前，所以画成神韵充足，典雅端重韵律严密，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传统的山水画自隋唐以来，不但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而且形成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种风格迥异的流派，五代山水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南北二派。尤其是山水画发展到北宋时期，画山水的各种方法都比较趋于完备，还呈现出一种流派纷呈的景象。李成、郭熙格法森严，精于刻画，而米氏父子的山水以点代线，舍皴求染，积点成景，意过于形，这种近乎墨戏的创作，不但不好摹学，而且特别是宋朝的院画，因为精巧太过而变成神韵不足（见图2）。将笔墨上的僵滞版刻变得灵透鲜活，不仅使它服从于绘画的本身需要，同时又能满足画家对意境、心境的表现向前推进，如何让山水画继续向前发展，是元代山水画家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事实上这并没有使山水画的发展的脚步停滞下来，相反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元代的山水画家们将创作演变为个人抒怀明志的手段，所以以情结境，讲究笔墨韵味，去除刻画的习气，同样也成为元代山水绘画重要的创作倾向 。

二、元代山水画风的变革

元代的山水画，画家们描绘的意趣具备在笔前，所以画成后神韵充足，典雅端重而且韵律严密，不求工巧，自多妙处。后人用尽心思取巧，有形似的意趣而缺乏天然的风致。

1、“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余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③ ――王履《华山序》

几乎所有伟大的山水画家独特的创造，无不是从“师造化”中得来的，都是在长期深入研究了大自然的奥秘而后获得成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并以此来创作艺术意象。元人的山水绘画创作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人更注重山水画内在的结构和韵律，元代文人则往往以山水作为移情寄兴的手段，以之表现画家的自我人格和个性。

“善师者师造化，不善师者抚缣素”④这不仅影响了元代文人山水画的笔墨技巧和艺术风格，而且元代山水画坛虽然是历史传统的继承，但多数画家均能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再辟蹊径，把山水画引入了人的神采，自然界的山川在神会之中体现了文化的意义，这是一种意境的飞跃。“神飞扬”，“思浩荡”，山水激发了文人的精神，山水画实现了文人的生活理想、扩展了文人的生活空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

2、笔墨的新活力与生机

元朝是我国山水绘画发生的重大转折的时期，“文人画”⑤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成就突出。绘画画法强调古意，远追盛唐与两宋。画的风格、意境和韵味整个准则是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获得天然风致为高，他们的画叫写，而不叫画，因为想要摆脱尽画工画院的习气的缘故而已，从而使中国绘画创造性的发展起来。中国山水画，在元代一大变，使其之所以超越唐宋，乃至成为明清追摹的典范根本的原因是在给传统绘画最重要的两个构成元素――笔和墨，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画受于笔，笔受于心，画家的情操、品行、思绪无不通过笔墨传达出来笔墨是中国艺术表现的最主要语言，是中国画家表现自己艺术理想的载体。笔墨不仅能表现物象的轮廓，阴阳背向以及质感（见图3），而且还能表现物象的内在精神气质，抒发画家的思想感情。它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的高下和精粗。正如黄宾虹曾评，所惜前清不善学者，务于体貌而遗其精神，囿于理论而限其笔墨。这种陈陈相因以至“空疏无具”的萎靡境况，今日视之，足以为鉴。

“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之妙。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妙者，有笔墨俱无者。力乎巧乎？神乎胆乎？学乎识乎？尽在此矣。总之不出蕴藉重沈着痛快。”――陈继儒《眉公画论》

恽寿平说：“书无点，不可以言书，画无笔墨，不可以言画。”又云：“有笔有墨谓之画，有韵有趣谓之笔墨，潇洒风流谓之韵，尽变奇谓之趣。”

可见笔墨的微妙关系，就是山水画中的灵魂，不仅在山水画中起着主导地位，同时也体现着画家们对山水毓秀风景的内心世界，下面我就从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技法等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影响元代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法

笔法是中国画技法的精髓，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笔既是画的骨干，又是墨的筋骨，用墨用水的精妙与否离不开用笔的好坏，所以历代画家都将用笔摆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南齐谢赫在“六法”⑦中把“骨法用笔”放在第二位。元代以前山水画的用笔大多用笔圆滑，工匠之气很重，所以在笔法上的突破势必会导致元代山水绘画风格的转变。我们所说的“骨法”即“骨气”，骨法只笔即指以用笔来表现物象的骨力、骨气。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提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凡用笔先求气韵，次采体要，然后精思。若形势未备，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气韵也。” ⑥―― 韩拙《山水纯全集》

就具体的用笔而言，就是说一笔下去，先有血肉，而后全凭骨力支撑，而骨力的取得必须有法，既要有“骨”又要有“法”。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关键在于用笔。

墨法

“墨法之妙，全从笔出。”笔是墨帅。元代的山水画中除了把前人的用笔改圆润变方厚，在墨法上，不仅是立意新奇，更是在传统的墨法上又追求一种本乎于境、落墨潇潇洒洒，写心的舒畅之感，所以墨为笔弁，用墨的丰富性关键还在墨上体现，墨的光彩，层次变化要靠用笔来表现（见图4），而笔法的好坏则是根据墨迹在纸上运动的轨迹来判断的。所谓墨由笔使，笔由墨现。笔法与墨法是相辅相成的。文彰髟指出：“余闻上古之画全上设色，墨法次之，中古始变浅降水磨杂出。”

北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也有说“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隐阳”之语，以概括用笔和用墨的基本关系。历来把用笔比喻为骨，用墨比喻为肉，“骨肉相辅”，有笔有墨，才能表现出物象的神韵。在画上无纯粹有笔无墨之笔，也无纯粹有墨无笔之墨。

皴法

唐人山水大抵均为“青绿设色”笔墨也仅仅限于勾勒物态的轮廓线条，皴法尚处于襁褓之中；五代山水画的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就是发明了皴法，有大大的提高了墨法的地位。这样把勾线填色的单线条技法变成皴法复线条的画法，皴法是一种程式化的描绘方法，演变到后世又称为抽象美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标志。可以讲，笔墨在表现造化之骨气和精神的同时，还有不少传统的朴素辩证哲理的隐喻（如强调阴阳、虚实、开合等等）。因此历代画家和评论家无不对笔墨加以重视，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笔墨的认识和应用也更趋深化――由南北朝乃至隋朝时期开始单纯强调的“笔”发展到中唐时期水墨画兴起时的笔墨并重，再到宋元时期强调崇尚抒情和讲求笔精墨妙的相互统一，特别是元代，这种强调理、趣、韵高度统一的笔墨审美标准可谓发绘到了极致，使得中国画的笔墨表现更有书法美，更有个性化。

解索皴，是披麻皴的变体，如解开之绳索，故曰“解索皴”。用笔宜以篆隶书的笔意为之，藏锋落笔，笔线要粗细相间，干润兼施，忌浮华。画时可先皴再勾，亦可勾皴并举。解索皴代表画作：王蒙《春山读书图》（见图5）折带皴，如腰带转折，结形方，层层连叠，左闪右按，用笔起伏。用墨要以渴成润。折带皴代表画作：倪瓒《容膝斋图》 。

元代山水笔墨技法虽然师法古人，但又有所创新与突破，使得元代山水绘画风云突变，让画家手中的笔墨变成青筋健骨，造境出于心中，用色浑然天成，用心的把它们统统融为一炉，形成一代山水绘画之风；元代的山水作画取其意境，而意境又在笔墨，所以山水画不在于尺幅的大小，而贵在笔墨的精炼。在画风转变的过程中，突破了旧的笔墨框架，达到一种创新的意识，已经在元代山水的绘画上悄悄的体现出来了，而元代山水成就较高的“元四家”逐渐活跃在元代的山水画坛上。

三、笔墨酣畅，风云际会

元代山水画基本上以“元四家”为代表，他们不仅创造了自己独特个人风格和画法，同时也推动水墨山水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山水画的一个新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同时因为纸本的广泛应用，水墨的多种技巧得到了超乎绢本的发展，这种绘画材质的变化带来了画风的变化。元代山水那种高古荒寒，无人之境，如黄公望、倪瓒等人的作品，更是突显了山水画所能达到的纯粹精神与境界。

1、黄公望与“大痴山水”

黄公望（1269―1354）本姓陆，名坚，平江常熟人，出继永嘉黄氏为义子，因改姓黄，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曾为察院掾吏，一度入狱，后入全真教，往来杭州，松江等地卖卜。工书画，通音律，能散曲。擅常山水，得赵孟\指授，宗法董源，巨然，常在虞山，三泖，富春等处领略自然之胜，随笔模写。水墨，浅绛俱作以草籀奇字之法入画，气势雄秀，笔简而神完，变化董源画派而自成一家。有“峰峦浑厚，草木华资”之评。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著有《写山水诀》、画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九峰雪祭》等画。

《富春山居图》描绘富春江两岸初秋的景色。采用传统的“三远”并用的构图法，峰峦冈阜、坡陀沙渚，起伏变化无穷、林木葱郁、疏密有致。在笔法上取法董源、巨然，而又自出新意变化无穷。丛树平林多用横点，笔墨纷披，林峦浑秀，似平而实奇，为黄公望水墨山水的杰作（见图6）。而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则属于“浅绛”风格的山水画。所谓浅绛法就是在用墨色勾、皴之后，再用赭石与墨青，墨绿在坡石、山峦上略加烘染，使画面统一于余个降赭的调子故称为浅绛法，整个画面成为一个烟云流润、气势雄浑的小世界。

2、倪瓒的山水情怀

倪瓒（1301―1374），初名E，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民等。无锡人，家豪富，筑云林堂，“[s堂”收藏图书文玩，并为吟诗作画之所。初奉禅宗佛教，后入全真教。元末农民军纷起，他卖出田宅，疏散家，浪迹太湖、泖湖一代，寄居田庄佛寺。擅画水墨山水，宗董源，参以荆浩、关仝技法，创“折带皴”写山石，画树木则兼师李成。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景色，好作“一江两岸”式的构图，近景疏林坡岸，远景浅水遥岑，意境清远萧疏，自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他的简中寓繁，似嫩是苍的风格。作品有《雨后空林》、《江岸望山》、《渔庄秋霁》、《梧竹秀石》等，他还兼工书法，学《黄素黄庭》、诗文《倪云林先生诗集》、《青s阁集》他提出画“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对后世文人画颇有影响。他惜墨如金用笔尚方，萧疏空漠的意境，明洁淡雅的风格，是他的生活和性情造成的。《容膝斋图轴》构图简洁干净，疏林小景，平原残山，茅亭孑立，风格苍秀，以极简极净的画面包容了极深极广的思想内涵，令观者感受到独特的审美意蕴，是倪瓒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

3、王蒙的灵动笔墨

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香光居士。湖州人，元末官理问，弃官后隐居临平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明初出任泰山知州，被胡惟庸案牵累，死于狱中。能诗文，工书法，尤擅山水，得到外祖赵孟\法，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自成面目。其早岁所作，精工点染，酷似松雪，以后上溯唐、宋，化出本家。王蒙的善变是他有师承又不为师承所囿。在章法布局上，他和倪云林的简约平淡形成对照，他的画往往顶天立地，然迫满不为窒塞，郁密仍饶空灵。

王蒙在绘画思想上受到赵孟\的影响，继承董源、巨然的传统而独具的面貌。绘画题材多以隐居山水为主，布局深密，结构复杂，传世作品大致可分为设色和水墨两种。在笔墨技巧上，王蒙善于将多种皴法较之使用，并喜用枯笔干皴，用墨则先淡后浓，层层点染体现画家强健有力的笔墨功力。晚年更能达成笔墨繁而不乱，构图饱满的境地，形成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创世作品有：《清卞隐居图》、《太白山图卷》、《葛稚川移居图轴》、《谷口春耕图》、《花溪渔隐图轴》等。王蒙的《清卞隐居图》（见图7），描绘的是作者家乡吴兴的卞山景色。峰峦曲折盘桓，重叠峥嵘，气势雄奇秀拔。山间林木茂密，山径迂回，飞瀑高悬直注。山脚下有客曳杖而行，山坳深处茅庐数间，堂内一人抱膝倚床而坐。此画境界深邃幽雅。笔墨技法融合了董源、巨然、郭熙和赵孟\等前代大师的优点长处并使山石坡陀的皴染变化无穷，写出万木葱茏的气象。全图结构繁复充盈，然而通过溪流、水潭、奔泉、云霭等的布置，在稠密中透出灵动的气韵。

总论

中国传统山水画在元代这个封建帝国统一的背景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使元代山水画绘画风格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社会历史和艺术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影响到元代山水绘画风格与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磨合，而且它的转变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和人文底蕴的走向有深远影响。元代山水笔墨意趣臻于精逸，强调诗书画印的有机的结合，状物寄情；“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成就，他们在笔墨上破除僵滞版刻、求取灵透鲜活，让它即服从于绘画的需要，又能满足画家对意境、心境的表现。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各自明显的创作个性，而且还体现出元代山水画特有的艺术气息和时代风貌。

元代山水画风的演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绘画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讲，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艺术建树犹如四座耸立的高峰矗立于元代山水画坛，在充分肯定他们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看到，元代其他山水画家们如群峰般的烘托与围绕，才成就了四座主峰的壮观与美丽，才使元代山水绘画在真正意义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注释：

①贺西林，赵力.中国美术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81-182

②（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论三家山水》[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③同①：P293

④杜哲森.元代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76.

⑤同①：P182

⑥同①：P100-10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