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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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弱势群体；孝；仁爱；为政以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01-03

一、 “弱势群体”释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学术界现在有多种说法。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1]。一般学界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生理性弱势群体源于其生理原因所致，如儿童、老年、残疾；而社会性弱势群体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下岗、失业、受排斥等。从弱势群体的基本构成上来看，我国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贫困者，等等。

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弱势群体，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弱势群体情况的记载，如《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矜、寡、孤、独、废弃者”，《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说的“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都是指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

虽然我国经济处在不断上升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国弱势群体的数量依然庞大。因此，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珍视弱势群体的生命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先秦儒家学说蕴涵着丰富的关怀弱势群体的思想，对于当代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二、先秦儒家关怀弱势群体的思想

先秦儒家以“仁”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仁”体现为在家庭中要孝亲，在社会生活中要“爱人”，在社会治理中要“为政以德”。儒家的仁学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关怀弱势群体的思想资源。

（一）儒家的孝亲、敬老思想

众所周知，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儒家非常重视和强调孝道。在先秦时期，父母或者年老者在某种程度上占据着比较强势的地位，似乎并非当今意义上的弱者。然而，儒家在仁学的框架下，特别重视孝敬父母、尊老敬长，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将他们看做是社会生活中的强势人群。相反，孔子在谈到老者时，将他们定位为“血气既衰”[2]的人群，在谈到孝子面对日渐衰老的父母时，用了一个“惧”字；孟子在谈到周文王使天下归心的德政时，认为“文王善养老”是一张道德王牌。所有这些都说明，儒家首先看到的是年老的父母和长者由于其年龄的增长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看到了他们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上的弱势，因此在儒家设计的道德方案中，年老的父母和长者首先成为实施仁政的对象。

“孝”是儒家仁学体系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 [3] 孝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家庭道德规范，孝的对象是每个人的生命之源——父母，即孟子所说的，“仁之实，事亲是也。”[4] 孝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事亲”、“养亲”，主要是指服侍父母、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即“养口体。”[5] 孝的高层次要求是“孝敬”，主要是指在精神上对父母的尊敬、仰慕，即“养志。”[6] 与此相关，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的观念，年龄大的人往往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照顾，比如孟子就说过，“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 [7] 所谓“齿”，指的就是年长者。这些都是儒家养老敬老的思想。

（二） “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思想

儒家的仁爱思想并不仅仅立足于以“孝”为核心的血缘亲情，而是推己及人，体现一种博爱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及到爱别人。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9] “泛爱众”可以理解为普遍地爱一切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也者，人也。”[10] 这里的仁，就是指人自身，人不分男女长幼，也不分尊卑贵贱，所有的人都应该以仁来对待，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更应得到关爱。

儒家的博爱思想表达了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既有对人生命的珍爱，也有对人的尊重。孔子退朝回家看到马厩烧毁，他首先问道：“伤人乎？”[11] 而没有问马。这里的人指的是当时社会的下层劳动者。孔子还非常痛恨用人作殉葬品，他咒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2] 孔子反对用人殉葬，就是假的也不行，因为它不合爱人之道。荀子指出：“五疾，上收而养之，财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旅无遗。”[13] 患聋哑、瘸、断手、侏儒等残疾人都是社会的弱者，官府要收养他们，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也反映了在荀子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仁爱之德就是要求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儒家对人的尊重体现在其“立人”和“达人”思想之中，即忠恕之道。孔子在回答子贡问仁时说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 就是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要满足，就是所谓的“忠”。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即我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就是所谓的“恕”。“立人”与“达人”是对他人主体的承认与尊重。对于社会上的弱者更要施以忠恕之道，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三）“为政以德”的德治仁政思想

儒家德治思想主张“为政以德”，充满了浓郁的民生关怀。孔子强调要“惠民”，要“富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仁政的治理理念，其核心是“爱民”、“富民”、“保民”，反对暴民、虐民、劳民及横征暴敛。特别是“鳏、寡、孤、独”这些社会中的弱者，更应得到重视。人民生活得到保障，统治者才能得民心，从而“王天下”。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重星共之。” [16] 荀子提出：“选贤良，举笃敬，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17] “为政以德”、“庶人安政”都是儒家爱民思想，统治者以德治国，收养社会上的孤、寡之人，对于生活贫苦的百姓及时的补给，只有真正的关心社会底层的百姓，统治者才会得到拥护，国家才能安定。

仁政还体现在经济上“富民”、“保民”。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8] 孟子说：“是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保，凶年免于死亡。” [19]为了使人民过上好的生活，孟子还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失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也。” [20]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应该薄税敛，让利于民，使老百姓特别是社会的弱者拥有基本的生活资料，有衣穿，有肉吃，老有所养，路无冻馁，这是最基本的仁政。由此可见，儒家仁政思想中是非常重视改善人民生活的。

三、先秦儒家关怀弱势群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我国当前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较为庞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的权威统计，到2002年为止，“如果对城市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救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然后再扣除重叠部分（贫困人口中有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和非弱势人口（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中间的自强自立者），中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即需要社会保障援助才能摆脱生活困境(包括短期与长期)的城乡居民总数当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14%。” [21]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使得相当规模的人群摆脱了贫弱的地位，改善了生活水平。特别是中国十年扶贫开发成绩突出，贫困人口减至2 688万[22]。尽管如此，我国的弱势群体总数还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关怀弱势群体依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怜惜弱小、扶危济困的传统，先秦儒家丰富的关怀弱势群体思想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孝敬老人

“孝”是做人的基础，伦理亲情是人的天性，父慈子孝也是天经地义之事。父母年老，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了社会中的弱者，子女赡养老人不仅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是人类生命延续的保障。审视当今社会，家庭伦理现状实在令人担忧，很多子女将父母视为累赘，进而不赡养父母、虐待父母。另外，现代社会随着“民工潮”的出现，很多子女外出打工，父母独自生活，出现“空巢”状态。这种情况导致很多老人的饮食起居得不到保障，尽管衣食无忧，但是很多子女难以或者忽视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导致父母精神空虚、生活寂寞。老人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为子女操劳一生，年老之时理应得到关爱，因此，大力弘扬儒家的孝文化，将体恤老人、善待老人、孝敬老人作为一种道德责任，这对于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

（二）尊重、关爱弱者

关爱弱者不能局限于血缘亲情，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弱者需要关怀，比如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民等等，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爱社会中所有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大爱。首先应该尊重人的生命，生命没有贵贱，都应该得到保护。当今社会中，不尊重生命的情况屡次出现，比如药家鑫杀人事件；时有发生的煤矿事故等，伤亡者都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另外，不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以强凌弱、以富侮贫的思想侵蚀了很多人，他们打着关怀弱者的幌子，做的却是伤害弱者的事情，比如很多“慈善事业”，弱势群体成为他们沽名钓誉的工具，结果是严重伤害了弱者的尊严。人生来是平等的，不论贫富，人的生命和尊严都要受到保护和尊重。人们不仅在观念上要打破固有思维，摘掉有色眼镜，而且在实践上要身体力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社会弱者真正的帮助。

（三）以民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民为邦之本，国家的一切都取之于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的领导者不能忽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贫富的两级分化也非常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经济方针的制定要以保护弱者为前提，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政府还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以德治国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政府应该切实做到对弱势群体的公正和关心，只有如此，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1] [21]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 200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论语·季氏》

[3][9][18] 《论语·学而》

[4] 《孟子· 告子下》

[5] [6] 《孟子·离娄上》

[7] 《孟子·公孙丑下》

[8][12][19][20] 《孟子·梁惠王上》

[10] 《孟子·尽心下》

[11] 《论语·乡党》

[13][17] 《荀子·王制》

[14] 《论语·雍也》

[15] 《论语·颜渊》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音乐教育；借鉴；启发

1 儒家思想中的音乐教学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教育方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人于乐”，孔子把音乐教育当做成人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体现。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他同样肯定了音乐教育的重大作用。在当代，音乐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提高学生素质的方式积极开展。研究儒家思想与音乐教育的关系，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良好开展有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音乐教育：通过音乐进行感化教育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内容，《乐记》一书较为完整地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一定程度上来讲，《乐记》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音乐方面，孔子的才艺高超，他精通多种乐器，并专长作曲、歌唱等，他提倡音乐并注重音乐教育。

首先，儒家思想重视音乐教育。孔子曾说，乐是“成人”的重要阶段，他倡导统治者重视“礼乐”，并提出“礼治”的主张。孔子高度重视音乐教育，并把音乐教育作为成人修养的最后阶段，从而把音乐与人的培养结合起来。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人于乐”则完整地说明了成人的几个阶段。其中，音乐教育是最终的重要阶段。在儒家思想当中，乐是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之上的，而“礼”和“乐”都是“仁”的具体体现。其中，“乐”主要体现在审美与艺术方面，属于情感方面的内容。

其次，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儒家思想认为，音乐是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孔子提出把“善”与“美”作为音乐评价的重要标准。艺术能感化心灵，尽善尽美的音乐能充分发挥其教育意义的观点，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这是对音乐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儒家思想中，音乐被看做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具有强烈的社会性。

2 儒家思想启发音乐教育

2.1 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意义的启发

在儒家思想当中，“乐”与“礼”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所提倡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强调“以礼制乐”“强调礼乐治国”。儒家思想认为，具有教化功能的音乐能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儒家思想的又一代表人物孟子认为，艺术活动对于社会的稳定有促进作用。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乐”在社会与美育方面的功能被论述得更加详备，并指出，“乐”与“礼”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对于社会协调有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十分注重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评价音乐的艺术形式方面，内容方面的“善”与“和”被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儒家以“和”为中心的思想，对我国的音乐有极大的启发。

2.2 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启发

（1）“乐教”思想的启发。“乐”是“六艺”之一，是孔子私塾授课的重要内容。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德育、美育、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四大板块。其中，德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因而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其次为音乐教育，由此可见音乐教育的地位。“寓教于乐”是儒家思想中利用音乐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寓教于乐”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对学生三观的形成和培养有重大指导意义。孔子对音乐的作用十分重视，并在教学中与学生一起学习诗歌，学生可弹琴瑟，不擅长者可收到孔子的当面讲授。孔子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了其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和政治统治的观念，曾采用音乐治理人民。当今，音乐教育的作用同样重大，人的全面发展和修养的提高仍然不能缺少音乐的支撑。因此，需要借助音乐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学生优良的品质，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2）“和”思想的启发。“和”是我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和”这一儒家思想的体现。当前流行的音乐中，《爱的奉献》《和谐大家园》等歌曲也都体现了“和”的思想。在音乐教育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欣赏体现儒家“和”思想的歌曲，有助于学生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获得美的感受，最终实现个人的发展。音乐人的品质也有重要的影响，音乐教育除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和创造力外，还需要注重在音乐中熏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的教育，对人的精神情感世界有重大影响。在音乐教育中，需要把音乐审美体验价值摆在教学的首要位置，通过音乐教学让学生体悟到其中包含的美和情感，体会其所表达的精神境界。优秀的音乐艺术对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能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智慧，能促进学生养成高尚的情操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因而，当今的音乐教育应当以审美为核心，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与健全的人格。

（3）“有教无类”思想的启示。“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理念，也是儒家重要的思想之一。当今所提倡的教育均衡与公平，与“有教无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呈现出城市显著优于农村，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的现象。在音乐教育方面，依然呈现出如此特点。音乐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和谐社会的艺术，将儒家思想与当前的音乐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音乐教育充分汲取儒家思想文化的养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促进学生成长。

3 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中，音乐教育作为整个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人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在现代教育观念中，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依然十分重要。长期的应试教育的发展，导致我国的音乐教育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问题多多。但是，儒家的“寓教于乐”“和”以及“有教无类”等思想，对于当今的音乐教育仍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应重视音乐在学校教育当中的作用，提高音乐教育在整体教育中的地位，广泛而深入地开设音乐课程。随后，不断优化音乐课程的设置，提高音乐教育的针对性、连续性和目的性。其中，针对教育的目的，应借鉴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品质的培养。在音乐教育中，要教授学生乐理知识、技巧，同时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爱，使其获得愉悦的学习体验。

参考文献：

[1] 丁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与大学生成才――理解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当代价值的一个视角[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07（5）：42-43.

[2] 王玲.西方审美教育理论及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审美教育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101-104.

[3] 林大雄.江文也与新儒家不谋而合的音乐思想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5（4）：66-70+111.

[4] 王峰.儒家音乐思想对中国钢琴作品的风格影响――传统儒家音乐审美观念在创作中的体现与透视[J].音乐创作，2015（3）：143-144.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挑战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1-0170-02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千年的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理论化及非理论化体系，是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稳定的共同心理状态、精神意志、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而言，儒家倡导的仁政王道，道家因循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主张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三位一体要素，并深深浸透在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之中。其基本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兼容道、法、墨等诸子百家而发展起来的。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

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联系

随着人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自我选择意识和竞争意识的逐步增强，面对西方思想的涌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迅猛浪潮，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当代教育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质，突出表现在教育对象在价值观、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多元化与复杂化。这无疑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促使我们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位置，其蕴含的价值借鉴意义何在，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用等等。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并不是白纸作画，也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对本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在相互叠加影响之下形成了本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仅看到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面，也应意识到传统文化具有复合性的特点，它也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精华与糟粕并存，有待我们在继承时进行筛检。文化建设不是切割历史，而是需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提炼，并在时代的基础上，将其不断发展，推陈出新，不断发扬光大。若欲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必须在建立民族自尊心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借鉴与改造、批判与继承、摒弃与创新的方式，用科学的方法“去粗取精、去旧赋新、去伪存真”。

二、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第一，将“仁”作为人文价值观的核心。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尚书》中有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中也有记载：“夫民，神之主也。”也就是说即使是上天，也必须顺从人民的意愿，只有民心、民意，才是神灵希望君主始终重视的事物，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神的事，足以见得古时已将人置于中心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中又以“仁”作为最高理想和价值体现，同时也是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仁”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要求我们能够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观念正是以“仁”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修养，也正是这种“仁”的精神最终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从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仁人志士。

第二，将“和合”作为统一发展观的基准。“和合”强调的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仁”和“义”的思想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人、我、群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礼”也是“仁”的另一表现形式。孔子有言：“克己复礼为仁”，是希望人们都能够正身、自律，以礼待人，这与我们现在的道德、行为标准也是一致的。现代生活中，在精神生活领域，我们仍然以做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推己及人”的程度为人际和谐的标准，“天人合一”则是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所奉行的准则。

第三，强调对人的群体性和求同性的重视，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传统文化主要强调在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的双重影响下，使人成为能够为社会所需要和接纳的人，也成为能够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群体价值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对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提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同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弘扬的是一种个体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底蕴价值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的主流价值并不相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人道主义、义重于利和民本主义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化中确立和倡导的内容，仍是今天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当代政治思想教育的进行，首先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在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的积极探索和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才能真正实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第4篇

徽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优越自然条件，蕴孕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有香果树、红楠、花榈木、红椿等树木植物千余种，飞禽走兽二百多种，茶叶三十种，此外还有花岗岩、瓷土、金、铜、钼、水晶等种类丰富的矿藏。徽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不仅是狭义上的学术理论、民俗传统、艺术文化等，还涉及经济、社会、建筑、医学等学科，而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派建筑、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徽文化是形成徽州民居建筑装饰风格的关键。

儒家文化在两宋时期发展到了理学阶段，从南宋以后“程朱理学”为统治理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原籍都在徽州，因此徽州人以“程朱阙里”引以为荣，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成为徽州人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程朱理学“成教化、助人伦”的熏陶，在人文生活中为弘扬伦理道德，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建筑美学中，使徽州建筑雕刻艺术赋有一种古朴内敛的基质。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地带，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原本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因中原人大规模迁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另辟奇径外出经商。据《休宁县志》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徽州境内的新安江东流至浙江省建德市，其支流环绕全境，水路交通极为方便，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必要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促使徽州山货、茶叶和木材资源丰富为徽州人从商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人认为文教与经商并存“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才是聚集财富经世不败之道。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社会教化，徽商以“孝、义、节、忠、信”为本，致富后的徽商回乡大肆兴建土木，修建宅第、祠堂和牌坊以光宗耀祖，旌表功名。

徽州“三雕”的艺术特色

徽派建筑的代表是被誉为“古建三绝”的祠堂、牌坊、民宅，其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是号称“徽州三雕”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徽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崇山峻岭环峙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集“三雕”于一身，兼人文性、实用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独特建筑风格。“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征，徽派建筑是以大型木架为支撑的砖木结构，因此为徽州雕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文化内涵

徽州古建“三雕”实质是儒家思想的物象化。由于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以及对徽州人孔孟儒学的极度崇敬，建筑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儒家思想”。“牌坊”作为徽派建筑和“三雕”艺术的代表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的本质。“徽州三雕”作品中《岳母刺字》、《卧冰求鲤》、《郭子仪上寿图》、《乳姑不怠》是以“忠孝节义”为题材，内容上表现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

道教以古代民间百姓的各种信仰为基础，结合本土文化、神话传说、阴阳五行以及儒家和佛教而形成的。《麻姑献寿》、《百子图》、《洪福齐天》是以“福禄、多子、吉祥、长寿”为题材表现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佛教文化为传统民间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譬如一些有吉祥寓意的“万”字符号、“长盘结”和八吉祥造型等。佛教中的菩萨、罗汉、佛经故事、狮子、宝塔、香炉和等法器都成了民间艺术的创造题材。

“民间文化”是能够表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能普遍流传的文化。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徽州三雕”必然与民间文化紧密结合。以“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从具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瑞兽、花草树木、符号和寓意吉祥的“神仙”，一般以“象征、寓意、符号”为表现形式来比喻某种特定的含义。如：（1）谐音：如平（瓶）安如意、事事（柿）如意、连（莲）年有余（鱼）等；（2）寓意：岁寒三友、福寿双全、竹报平安、六合同春、五谷丰登等；（3）符号：万字纹、盘长、方胜、古钱等；徽州文风昌盛，民风淳朴，景色秀丽。因此一些“三雕”作品中例如：《黄山松涛》、《男耕女织》、《春宵》等，是以表现自然风景，现实生活以及文人文化的。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三雕”作品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文化、生活与自然的魅力。

2雕刻手法

精美绝伦的“三雕”作品构思独特、工艺精湛、寓意吉祥，体现了徽州人在传统建筑雕作艺术上的造诣。“三雕”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分为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用于民居、祠堂、牌坊以及家具等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的雕刻。徽州人根据“三雕”的功能、范围不同，选择不同的材料。木雕一般用于装饰建筑物、家具和用具，如梁架、窗扇、雀替等处，多种雕刻手法并用。复杂的工艺，生动的内容和深刻的寓意让木雕在“三雕”中独占鳌头。砖雕主要装饰在门楼、门罩、八字墙和照壁，手法以透雕、镂空雕为主。集空间感、立体感于一体的多层砖雕，造型精巧，布局紧凑，引人入胜。石雕线条明快，用于牌坊、抱鼓石、石柱础等处，艺术风格清新淡雅、庄重朴实。

研究和保护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意义

1审美价值

徽州雕刻艺术从造型艺术层面上来讲是平面造型与空间造型的结合体，展示了徽州人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美感，提升了徽州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装饰美主要体现在雕琢工艺和内容选材上。其次，新安画派、徽州版画等绘画艺术的促进与借鉴，提高了工匠的艺术修养，丰富了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2社会价值

徽州文化是以孔孟儒学为精髓的传统文化，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中有很多“尊老敬贤”、“宽容谦让”、“自强不息”等代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雕作，反映出民间艺术乐观与繁荣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3文化价值

徽州是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地域，是宋朝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故乡。徽州建筑雕刻艺术是儒家文化在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具象化，而作为“古建三绝”的牌坊、宗祠和民居是宗法制度的“活化石”，是儒家思想传播的载体，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儒家传统；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统的论著问世，均为人们理解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66万字《儒学引论》的基础上，崔大华最近又发表了62万字的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丰富和深化了当今关于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研究。本文拟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三个方面，对崔大华儒学研究的成果作一简要概括，并由此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

崔大华认为，对儒学特质的判认，应该基于中国固有的先秦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类文化发轫时期的异质文化思想这两个观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汉代以后，逐渐成为附着有权力因素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也有扩展，不仅有道德的功能，还表现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的‘教化’政策推动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①至于对儒家传统的把握，基于现代阐释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崔大华则相对淡化儒学原先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或维度，强调儒家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舞台上观察，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形态、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崔大华上述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界说和区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比较全面。从学界当前的儒学研究来看，比较多的是基于一个维度展开，其中对观念体系层面的研究较多，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从文化类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讨则较少；比较起来，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既综合又有区分的三个维度研究确实是独特而有创见的。

由此，在初步区分了儒学和儒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崔大华观察、研判儒学现代命运之视角是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就对儒学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伦理特质形成和社会功能扩张的过程之后，他关注儒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范畴——“仁”（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社会伦理纲常）、“命”（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显现其是一个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超越（总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质的终极关怀）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在总体上有完整结构的思想体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德目或道德概念众多的复杂系统，可区分为归属于德性（仁义礼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温良恭俭让；廉耻）、道德行为的底线原则（絜矩）和最高标准（中庸）等不同层面，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序的道德观念系统。正是这一伦理道德特质和理论结构使儒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行为的道德判别原则（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爱精神、伦理自觉、命之自觉）之标准，为儒家社会的法律提供了“礼”之依据，而且还能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彰显了其主要社会功能——相对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这一认定，崔大华还特别强调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内涵：“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第一，彻底的道义论立场。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应当’，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绝功利）……第二，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这种终极的理性自觉，使儒家生活形态貌似平凡浅薄，实际潜存着厚重高明。”②

崔大华接着考察其儒家传统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可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家庭、国家、天下）和道德规范之网（“五礼”的典章制度、“五伦”的人伦行为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矩）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们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从而又是开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持续危机（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条吞噬，道德自律被权力扭曲）、内在冲突（孝与忠、礼与法）、差异或对立（异族即华夷、异教即儒释道之间）和缺弱环节，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层面之外，特别是其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行为规则。而对于这种内在紧张，“当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来消融这种紧张冲突时，一种宽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历史地形成。这种品格的伟大贡献和卓越表现是：民族融合的实现，持久不衰的儒家与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伦理道德思想及规范为精神内核的世俗生活和宽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④。显然，崔大华上述对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最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华就可以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了：“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为其主体内容，它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那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为组成儒家传统一个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含蕴着和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⑤，并强调这正是儒家传统中“活着的”方面，即仍然活跃在、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和走出“现代性”困境道路上的东西。而儒家传统中首先死去、消逝的东西，在崔大华看来，则是由于时代变迁，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中那些内在伦理道德精神随着它产生时历史情境消失而流失，变成程式化、形式化空壳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的部分。接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权力观念侵蚀、扭曲的儒学思想内容部分，也随着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终结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其别是发端于汉儒的“三纲”观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理念来衡量，儒家传统的缺陷之处，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不足，不能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难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等。当然，这种缺弱只能视为是传统儒学理论视域的历史阈限的表现，而不能认定为是它的理论本质所致。儒学的理论本质是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创造和维护。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儒学是可能克服这些缺弱并承担起其伟大使命的。

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

在概括了崔大华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之后，有必要对其作一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评价问题，当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主要强调儒学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学”则坚持：“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要在当代全盘复兴儒学，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主张。另一种相对平和的观点则强调：儒学从历史上看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并认为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三种看法中，似乎都存在着对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认识或强调不足的情况。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家传统的两个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东西的确认，对儒家思想的久远生命力就是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强调，等等，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的种种理解中，确实是一种十分独到的界说。

具体说来，20世纪儒学的新定位和新状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之后，“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定位、诠释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或文化。这三种定位都含蕴着对儒学的永久的肯定，不仅组成了此后儒学研究所展现的全部学术领域，也建构了此后儒学文化生命所可能拥有的全幅生存空间”⑥。同时，儒学认同了民主与科学，儒学形上学也实现了新的重建，并进行了儒学创新的方法论探索。第二，就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而言，崔大华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而构成这个动力的基础——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提供适应能力，在价值层面上，儒家注重伦理关系和义务与现代工业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之间有内在的犀通，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社会的政治体制、管理系统具有明显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质，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内涵。第三，就儒学的现代转化和新的生长而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伦理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其在法治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长，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创造，即在儒家传统道德表现的缺弱环节——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生长，是走出传统的宗法伦理藩篱，在广阔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长。

鉴于崔大华在探讨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作为重点，这里就有必要对其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贡献的观点作进一步概括。在他看来，第一，中国现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表现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认同国家、民族是高于个人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个人要和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为她奉献、牺牲个人的所有。同时，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伦理认同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由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生长出来的一个人能自觉地将实现、维护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视为是自己应有义务，应尽责任的观念。此外，除了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这种勤勉品质根基于儒学对现世的、具有物欲内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仅在现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理性自觉，而且还会汇入到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去。第二，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体制转换而衍生的社会控制削弱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失范现象——普遍的、严重的背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矫治、消解失范行为危机的功能，也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如上所述，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甚为丰富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传统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与现代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兼容、契合之处。

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即生长，崔大华认为，随着1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的伦理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的法治社会，儒家社会三个主要特质已渐蜕化、消失，包括等级性社会阶层结构解体、经济结构之变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新生长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现为新的道德自觉和成长。法治社会里伦理秩序中的道德义务责任意识，公民社会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观念，都可以视为是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真实存在和新的生长，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现的缺弱处——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生长，而其结果则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现和新道德精神的彰显。总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里，当代中国道德所坚守着的，也正是儒家传统道德仍然生长着和发挥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遗产，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义论的道德判定原则。第二，在伦理认同和践行中构建的精神家园。第三，私德规范向着公德领域——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

三、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

在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之理论视角里，儒学现代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儒学如何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有新的生长？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从而，在初步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崔大华还有必要探讨“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即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消极后果）的回应问题：“儒家传统对现代性所引起的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后果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补益的回应。”⑦这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救治和超越；对现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即普世伦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已经完成，且有基督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理性“祛魅”带来的衰退乃至丧失，以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扩张，导致了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崔大华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化基本价值观念的负面呈现。在中国，虽然由于对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丧失充分理性自觉，或者当这种理性自觉被权力扭曲而变成被迫屈从时，儒家的精神危机也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空间，西方那种生活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并不典型。就儒学的立场看，在儒家生活中，引发西方现代性的人生意义丧失的两个根由都不存在。从而，相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用宗教来“修复”人生意义或从生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两种“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对救治这一精神危机具有某种助益意义，其内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广阔的人生意义空间，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责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经受苦难（辛苦、烦恼、贫困和灾难），都表现着、潜存着或可诠释出生命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生活，它们共同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显现着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义。

其次，关于儒学对现时代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人类不同文化间伦理共识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人类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第一，崔大华认为，儒家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选择，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识，更纯粹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所不会，也不能逾越的。当然，崔大华在此也没有夸大儒学生态思想对于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意义，认为它毕竟还是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伦理”是指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议会明确提出，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对此，崔大华认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民胞物与”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个人行为、个人道德行为、个人与他人及与自然间道德行为三个层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作为儒家贡献给未来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而且与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现存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女性主义中一种富有远见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和谐。对此，崔大华认为，以儒家的视角观察，在自然观维度上，男女两性关系是互补、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在伦理观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都相互承担着等值的义务责任；在权力（男权）观维度上，女性则屈从于男性，但还是谴责对女性的奴役。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走向男女和谐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长的道德思想体系，是有理论资源、道德动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的。

最后，对于正在兴起的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崔大华强调，儒学也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包括坚持伦理底线；倡导道德优先；追求社会公正。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的系统论证基础上，崔大华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问题。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精神危机、现时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后人类”文化思潮等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时，崔大华不仅表现出一个儒家学者的审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现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学者的见识和担当：虽然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拥有一切，也不能够判别一切，但研究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意义，崔大华认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及其现代价值、未来前景，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会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对于笔者来说，首先则是更加深了对被弗洛姆（Erich Fromm）称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解：“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