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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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审美；西方审美教育；儒家音乐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101-04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对具有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在综合素质人才培养中，美育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早在1922年，著名教育家先生提出了新式教育理论，他认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蔡先生在《美育与人生》中指出：“人人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之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把美育划为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美育，二是学校美育，三是社会美育。音乐教育是学校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仅在基础教育阶段，而且在高等教育阶段，美育的实施仍然十分重要。

一、古希腊音乐审美观及音乐教育

音乐体现一种和谐，这是古希腊人对于音乐的传统看法。和谐从两个层面来看，一种是建立在数的结构之上的和谐，另一种则是心灵的和谐。

古希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思想的哲学派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观点去看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大半是数学家，便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和谐由一定的数的比例所构成，音乐的音程就是一种符合比例的安排。在这里，“和谐”作为一种音乐审美观念或者审美范畴，是建立在对音乐形态构成的认识基础上的。该学派甚至认为，“和谐”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属性，处于运动中的宇宙天体，也是一个结构和谐的发出乐声的物体。在这里，和谐的音乐是建立在乐音运动与结构和谐的基础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自然事物之间的和谐与协调的比例当成一种科学理想来追求，他们认为美就是和谐。他们首先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现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组成的；他们还把数与和谐的原则应用到对天体运动的研究，从宇宙当中来看宇宙的规律，并寻找宇宙的和谐，他们认为行星在运行时会产生一种和谐的音乐，遵循一定的数的关系。天体之间、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有秩序的比例关系，宇宙是一个大和谐体，能发出谐音。他们又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也按比例构成小的内在和谐，人是小宇宙，因而人和自然界，人和音乐就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音乐是对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和人的内在和谐的表现与反映。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下，古希腊的教育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几何学的研究以及对空间结构和谐比例的推崇，促进了古希腊人对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和谐发展的追求。在古希腊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既有科学教育又有人文教育，既注重智力的培养，又注重人格的培养。柏拉图就从道德的角度竭力主张艺术家必须把“真、善、美”带给他人。他赞美音乐，因为“音乐教育比起其它教育都重要得多……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此美化。”柏拉图关于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的音乐教育很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即音乐具有陶冶品性的作用。音乐影响性格，不同品种的音乐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性格。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思想开启了西方美学尤其是数一比例一和谐音乐美学的论题，而其中灵魂和谐的音乐观一直到十九世纪仍存余绪。

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审美及审美教育观

德国古典美学以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为代表，其中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转折点。在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美学强调美的理性基础，经验主义美学强调美的感性基础，康德认为他们各有其片面性，康德的理想美是将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康德从审美经验出发，提出了美是一种对表象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美”。康德认为美是一种无利害性和无概念性的感性现象，这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美的道德功利性；但借助意识把握事物的理性，他又提出了美的合目的性。“审美无利害”这一学说，常常被当作康德美学最主要的特征，对近代美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审美是无利害的、超功利的，审美的和客体的性质无关，它没有任何利害上的欲求，是一种自由的愉快。”

审美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和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包括判断美与丑的能力以及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的能力。席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康德把感性与理性突出地揭示出来，但对二者的统一并未作透彻的论述，席勒则企图证明感性与理性可以在艺术与审美活动里统一起来。席勒所认为的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完成了这种统一，人“才能对纯粹的形象显现进行无所为而为的自由的欣赏，才摆脱物质需要的束缚。”…席勒肯定了美育在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性的完善要通过“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的提升来实现，而审美则是从“感性的人”达到“理性的人”的不可缺少的桥梁。此外，席勒把审美看成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一种“游戏冲动”，在审美游戏中形成了艺术的自由形式的创造。席勒的游戏说是审美的游戏说，是理性原则加入感性中使感性形式飞跃到审美形式而形成，具有从自然的必然到自由的创造的超越性。席勒主张依赖于文学艺术，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自由的彼岸。可以说，从席勒开始，美育才真正确立了它的独立的地位。在《美育书简》中，席勒将体育、智育、德育与美育区别开来，而且把美育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并置于其它各种教育之上的重要地位。席勒的美育观对当今的美育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站在历史的阶段上看，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本体论传统，超越了艺术摹仿说，向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迈出了探索的脚步，对现代音乐美学提供了借鉴和汲取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故“礼”、“乐”并称。在儒家看来，乐是从属于礼的，礼与乐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礼需要

乐的配合，乐也需要礼的引导。礼是指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为了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儒家认为必须强化礼制，而强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配合以乐的教育，使礼与乐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乐是礼的一种仪式，礼是乐的一种规范，乐让人们在和谐有序中自觉遵守礼。

儒家思想认为通过乐教可以更好地来实施礼教，即伦理道德教育。孔子、孟子、荀子都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轻视音乐的娱乐作用。孔子认为，乐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它的政治内容的。儒家乐教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一切道德规范都在“奏其乐”的艺术教育中得以完成。音乐可以令人内省自己的行为，使人进入气定神闲、和顺优雅的精神状态。要社会和谐，人们必须守礼。而礼是强加于人的，只有通过乐的疏导，使其自然而然地发生与礼互相配合的作用，让人自觉遵守礼，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因此，儒家的美育重在培养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音乐美学强调：“安善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运用音乐的美感来感染人、教育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育教育。音乐是以感性宣泄见长的艺术，它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有效地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乐者，通伦理也。”“善”为道德之核心，“美”为音乐之品质。善者，美也；美者，善也。音乐与德育之间，即在善美互生、德乐互化，美好的音乐熏陶美好的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乐教思想和美育践行，为中国古代美育、德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音乐理论对后世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美育的认识

虽然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但现代意义的“美育”则是20世纪初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传人的。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以康德的哲学美学学说为基础，又广泛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席勒等人的美育理论养分，认为美育和艺术是不为经济利益、政治伦理和社会时尚所左右而自主独立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可以通过审美实现拯救灵魂、改造社会的目的。

首次提出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这对后来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美育不同于德育，更不同于智育，它是美的情感教育，其教育的方式是陶养。既然美育是一种教育，那么它的主旨就应该是提高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献身精神，无论是审美及艺术的鉴赏、娱乐、消遣和享受，都必须强调它的教育意义。他反对把文学艺术当作消遣品，反对毫无社会意义甚至有害的娱乐活动，主张用健康的、具有思想道德教育意义的审美鉴赏活动“代替不好的消遣”。的教育主张可概括为健全人格教育，将德育摆在四育之首，以美育与智育来辅助完成德育的任务。他认为不能离开美的特点去实施美育，美育的范围是全社会，对象是全体国民。美育可以美化人生，校园中应该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样可以使同学们之间的感情融洽，生活丰富，以培养美的心灵。认为音乐教育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可以促进人的心理、生理的健康发展。对于音乐教学方法，他认为应适合学生的特点，不可机械照搬外国之教法，要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使其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他积极主张学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又特别提到在教学中要注意运用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成果，不可盲目崇洋。

中国近代美育思想是在引进和汲取西方美育思想的背景下，在试图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现代化，以顺应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当代美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与启示

古希腊和谐教育的实践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教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世西方和谐教育理论的历史渊源，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孔子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音乐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乐论的正统，影响极其深远。作为儒家音乐美学发源地的中国，现在大力提倡音乐审美教育是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延续，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升华。中国近代美育思想是在引进和汲取西方美育思想的背景下，并结合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以顺应时代要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的美育思想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实施，但它确立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基本价值观念，对现代人研究美育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前恰逢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时期，音乐教育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认真思考和借鉴中西方先进的审美观及音乐教育思想，对开创21世纪生机勃勃的我国音乐审美教育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1　重视美育净化心灵的作用。古希腊和谐教育的重点是美育。和谐发展的最终归结点为培养完美的人格，使人具有至美的品性。古希腊的美育不是单纯地进行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重视美育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感、陶冶人的精神的作用。而我国的美育一直相对落后，主要是美育的观念存在一定的问题。重技能训练、轻性情陶冶。而且，美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普及。我们的审美教育应从古希腊教育那里得到深刻的启示，审美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会学生某种东西，而是要通过对艺术美、自然美的创造、欣赏和审美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高素养，从而达到培养大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的目的。

2　完善、深化美育观念。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审美教育的指导只要表现在贯彻“诗书礼乐”的原则上，音乐教育就必须与其他相关的教育形式共同完成培养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任务；从音乐的本质和审美功能出发，实现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范文第2篇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①中国传统美学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②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的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③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故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锺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意蕴。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④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上。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来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容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⑤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查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⑥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有删节)

6．下列关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为不懈地追寻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审美活动常在特定年代获得直接的表现。

B．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具体表现在以人为本，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而它赋予了中国传统美学无限的生命力。

C．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上，人格自我完善的成果在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D．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体现在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体现着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的儒家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

B．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便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它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

C．中国传统美学在形态上具有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契合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

D．《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兼容儒道，调和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陶冶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美学人物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考查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他们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

B．虽然佛教活动在汉魏开始兴盛，然而审美活动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的重构方面，显然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C．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而所有永恒的人文底蕴不但不会消逝，而且会随时展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D．渗透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具备丰厚的审美意蕴。

参考答案

6．D [解析] 曲解原意。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错，原文第③段结尾处说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并无排斥宗教的意思。A项相对应的文句在第②段1～3行，B项相对应的文句在第①段，C项相对应的文句在第④段1～3行。

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范文第3篇

丛书深入研讨了6位中国现代美学家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在总结中华民族美学的代表成果、发掘中华民族美学的精神传统、梳理中华民族美学的血脉学派上作出了切实的开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信丛书的出版，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丛书是继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共计7卷后的又一20世纪中国美学家研究的大型力作。辽宁丛书的研究视野从20世纪中叶到80年代末，商务这套丛书研究的重点则主要是20世纪前半叶。其中朱光潜、宗白华跨越了现当代两个发展阶段为两套丛书共同关注。而丰子恺过去一般只把他作为艺术家或艺术教育家来研究，商务丛书却独具慧眼从其艺术思想学说切入了美学的层面，发掘了其作为美学家的成果与贡献。如果说辽宁丛书在对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家的研究上还具有某种拓荒性质的话，那么商务丛书则是在国内学者深入研究相关美学家思想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提升之作。

2009年，由汝信先生和聂振斌先生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金雅教授组织主编了《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6卷，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现代美学领域第一套大型文献汇编。现在这套丛书不仅是在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的学术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的，更是各位学者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领域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丛书各位作者均为相关名家研究的专家，有丰富的相关成果问世。两套丛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由资料整理到深入开掘，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精神传统的梳理阐发，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敏锐，也体现了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刻把握、思想高度和理论水平。

在6位撰写者当中，聂振斌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4年版的《及其美学思想》、1986年版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都是相关领域的开拓之作。1984年版的《及其美学思想》，其中的美学思想只是书中一个部分，现在的《美学思想研究》则对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思想成因、美的哲学、艺术美学、美育思想等进行了发掘梳理，总结探讨了美学思想的特点，深入研讨了其对中国当代美学与文化建设的意义。

金雅女士从组织编撰《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到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的确是功不可没的。她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初版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仅填补了国内专著上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系统研究的空白，而且首次提炼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潜逻辑体系和趣味美学精神，解决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领域长期困扰学界的若干重要问题。现在的修订版又新增了“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一章，通过梁启超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大家间的比较与影响研究，深入探讨了梁启超在中国美学民族精神传统形成上的重要作用与独特意义，相信这对梁启超美学研究和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而且，由她所组织举办的几次重要的中国现代美学学术会议，都切实提升了中国现代美学家研究的水平与层次。

王德胜先生是宗白华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也积极致力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整体观照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深入拓展。《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对宗白华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概貌、文化思想渊源、艺术与人生审美理论、美与美感理论、中西美学与艺术比较思想等进行了梳理总结，深入揭示了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与学术意义。

宛小平先生作为朱光潜先生的嫡孙，一直致力于朱先生思想的弘扬。经他编辑出版的新版《朱光潜全集》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前10卷，而且他关于新儒家美学思想的研究同样相当深入。收入商务的这本《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是他和张泽鸿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合作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专著从46万字毅然删减到20多万字，并在体例结构上作了调整，从而与全套丛书的定位保持了一致，有力地支持了丛书的出版。专著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体系、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前期人生美学思想、前后期美学思想的逻辑关系等进行了梳理，揭示阐发了朱光潜美学的整体风貌与重要特色。

余连祥先生是丰子恺研究的专家，他曾以《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填补了丰子恺美学研究的空白，过去更多把丰子恺视为艺术家或者艺术教育家，而且这次丛书收入丰子恺先生也是从美学的角度给予了丰子恺先生以思想上的肯定。《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论述了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色以及“绝缘说”“童真说”“苦闷说”和“情趣说”等几种主要学说，阐发了其审美教育思想和形式多样的审美教育实践。

丛书以“人生论美学传统”中国现代美学定位，体现了编者的目光与考量。可以说，“人生论美学”或者说是“人生的艺术化”的确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且也是在中西学术与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中，最能代表中国现代美学基本精神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国，美学始终是与外在的社会发展、内在的生命安顿相联系的。人生论美学作为启蒙主义的“生活美学”，从王国维时代就已开始，其中，启蒙的两个面向：社会的进步与心灵的培育，在中国美学与文化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深入研究和发掘总结“人生论美学”，阐发和倡导“人生艺术化”，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与文化建设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丛书的出版和其学术上的定位，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应该说，从王国维的“意境的生存论”、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观”、的“美育代宗教”、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到丰子恺的“同情的艺术教育”，的确都围绕着人生论的这个主题展开。但还要指出的是：其一，随着人生观与科学观论辩的展开，这些美学家内部也是有具体差异的，比如朱光潜先生深受欧洲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美学观交缠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复杂因素。其二，现代中国美学界的“人生论美学”，倡导“人生艺术化”与“生命审美化”，实质上是一种启蒙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美学”，它既是对于中国传统生活审美化的继承，也是在吸纳了西方同时代思想成果基础上的本土创建。这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可以说是指明了一种基本方向，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美学也要在中西视界融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要继承中国美学“关注人生”的历史传统。

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典家具；现实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

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的沉淀，已形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体系。人们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其艺术的持久和独特。从神秘威严的商周青铜家具，到写实精练的秦汉漆木家具；从丰满华丽的大唐壶门结构，到典雅柔美的宋代框架结构；从简练秀丽的明式风格，到繁琐富丽的清朝家具这一恢宏的演变过程，与民族文化、审美观念的发展与更新密不可分。古典的意义、古典的概念，已经包含了成熟与完美、高贵与经典。历史与文化的辉映，令古典家具珍藏再久，品位依然至上。它将历史与现实遥遥相系，继续成为现代艺术的标准和典范。

要谈审美，就要先从美学谈起。就美学研究的内容来说，美学首先要研究的是现实存在的美，即现实美。现实美既是美感的基础，又是艺术美的源泉。艺术美也是美学所研究的对象。对美的认识只能是美的存在的反映，是客观现实的美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意识的心理或精神的活动。

现实美包括自然美与社会美。自然美是自然事物的美或自然界中的美。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和现象，称为自然美。社会美即指社会生活中的美或社会生活中的美的事物或现象。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现实生活进行创造并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体现出来的观念形态的美。[1]

一、现实美

（一）自然美

家具作为一种实用工艺，具有实用因素与审美因素相统一的特点；由于实用性对审美因素的制约，实用工艺的艺术语言主要是造型，而造型的塑造受材料的制约。可以说创造家具的美应该因材制宜，因材而异。

家具的自然美按照其定义来说，一般是指家具不加装饰，不刻意人为的本身自然的美，多为家具材料的自然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遵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的艺术传统。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正是江南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以醇古风流”为根本目的的追求。[2]

硬木是中国古典家具对所采用的各类优质木材的统称，常见的有紫檀、花梨、黄花梨、酸枝、铁梨、乌木、鸡翅木等，主要生长于南洋一带。进入中国以后，这些热带木材很快就被蓬勃发展的家具制造业所吸收。硬木的优点，首先是纹理、色彩的自然美，如黄花梨、鸡翅木等色泽美丽，紫檀、乌木则沉稳庄重，瘿木还可天成山水自然之景；其次是木性稳定，加工性能好，抛光面光洁，耐久性强。用这些木材制作的家具多利用木质本身的自然色彩，很少雕刻花纹。家具的边角处多刻出线条，既增加了美观效果，又不破坏木质纹理的自然特点。这些特点都构成了家具自然美的因素。

木材种类不同，其相应的自然美也不同。如紫檀多呈紫黑色，木质坚硬，纹理纤细浮动，变化无穷，尤其是它的色调深沉，显得稳重大方而美观。花梨木色彩鲜艳，纹理清晰美观。我国自唐代就已用花梨木制作家具。颜色由浅黄到紫赤，一般用此木做的家具通体光素，不加雕饰。鸡翅木较紫檀、花梨更为奇缺。据《格古要论》介绍：“鸡翅木出西番，其木一半紫褐色，内有蟹爪纹，一半纯黑色，如乌木。”由于鸡翅木木质纹理另具特色，匠师们在制作家具时反复衡量每一块木料，尽可能把纹理整洁和色彩优美的部分用在表面上。优美的造型加以色彩古艳的木纹，这样的自然美能使家具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

（二）社会美

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习惯等决定了家具的内涵与造型；另一方面家具也是文化的见证和缩影，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蕴含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因此家具审美中社会美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的社会，其社会因素、地域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都有其特点，因此所形成的审美观念也各不相同，家具的社会美当然也随之变更。

商代是一个崇拜巫术美的时代，因此商代的青铜家具，造型上运用对称、规整的格式和安定、庄重的直线，体现一种神秘的美、凝重的美。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的家具集当时科学技术、哲学、艺术之大成，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内涵，虽然原始简单，但是却充满着一种激情美、浪漫美、人生美。

汉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生活以床、塌为中心。与先秦世道比，最大的特点是礼教含义退却，使用功能增强。“非壮丽无以重威”作为整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因而汉代的家具，整体上具有一种气势美、壮丽美。

唐代江山一统的局面给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初唐时蓬勃的进取精神和恢弘远大的理想都是在长久压抑之后一种热情的迸发。在这种文化状态下，追求雍容大度、华贵富丽的审美观念以及中西艺术的兼容并蓄，使唐代的家具体现出华丽的美、丰满的美和多元化的美。

宋明理学，给宋代和明代的审美观念都带来广泛影响。但在审美特色上还各有不同，宋代家具，是一种清淡的美、含蓄的美，而明代的家具，则有一种成熟的美、精致的美。

清初之时，尽管在家具上的创新不多，但在开国之初，统治者以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面对一切，体现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征；但随着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繁荣，体现在家具上的追求，一是体积加大，二是装饰一味趋细趋腻。总的来说，清代随着统治阶级从强盛走向衰落，审美观念也和家具一样，在珠光宝气、繁缛堆砌的后面，暴露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美。

中国古典家具的起源和发展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特色，始终遵循着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审美的价值标准。有了这样的审美标准，才会有家具如此富于内涵的社会美。

1．儒家的美学价值观。儒家作为孔子开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上袭远古文化，下开封建社会的正道。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心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和之美。中国古典家具是由仿古建筑的木构架结构组合而成，其对称和谐的形式也由此衍生而来。

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仁”是一种天赋的道德属性，将道德观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儒家美学的最大特点。《论语》中有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不仅符合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要求，而武乐则不完全符合道德的要。可见，艺术包含了道德内容才引起美感。“美”与“善”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古代艺术家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质的状态和最具生命力的状态，因此也是最美的状态。

儒家重“人文”，讲“人伦”，“圣王之道”的思想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封建社会中皇权至上，等级分明，男尊女卑是非常鲜明的。这在家具的使用、设计思想以及审美上也都有所体现。正如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用木几或竹几。于是在几的制作方面、审美方面就要考虑其使用对象，也就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才会有相应的审美情趣，美学思想。

2．道家的美学价值观。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一大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道家重“天然”，讲“自然天放”，在家具设计上突出地表现为对家具的虚实、空间感、体积感、重量感的认识，以及对造型和尺度的把握，家具和人的亲和力的理解。例如明式椅靠背板的曲线，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体靠坐时的舒适感，在审美上，则与中国书法的“一波三折”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既增加了家具形体的空间层次感，又丰富了线条在家具设计中的艺术表现力。

二、艺术美

以一件木器家具为例来理解什么是家具的艺术美：木质材料优美的纹理是它的自然美；作为一件实用器物，为生活所必需，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了一种美，即是社会美；家具的制作者、设计者，使它具有一种风格，具有精神功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可认为是艺术美。[3]家具是艺术与技术的杰作。

中国传统美学含蓄而内在，强调境中之意，形中之神。意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艺术形象就没有意境。而没有景情交融，就没有具有生动艺术情趣和艺术气氛的艺术形象。因而中国古典家具也强调家具在意境上的渲染作用，善于用写意的手法提取其他器物和建筑上的精华部分而加以简练和浓缩，表现的是一种含蓄深刻、着意于形的艺术美，营造某种艺术氛围，给人带来某种精神享受。古典家具中还常运用名人书画题材作装饰，表示某种雅趣，也有书画家作铭题刻后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的。如明式紫檀木文椅椅背有书画家周天球的题铭装饰“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种追求意境的思想展现了古典家具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和高度的美学价值。

从艺术美不可能把客观世界的现实美全部反映在家具里来看，现实美比艺术美有不可比拟的丰富性；但是艺术美高于现实美，可以补足现实美的种种缺陷。艺术美具有集中性。生活往往过于枯燥而不生动，过于分散而不集中，过于平淡而不强烈，过于复杂而不典型，过于平庸而不理想，只有通过匠师们的艺术加工才能把这些分散的美集中起来。艺术美具有永久性。昙花虽美，但总有短暂的一现之感；艺术美却不这样，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能跨越时空，流芳百世。明式家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学者王世襄先生用“品”来评述明式家具的特点，得十六品，曰：“简洁、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明式家具艺术风格实质上包括了中国文人的尚古情绪和对中国文化本体加以说明与肯定的期望。这样的艺术美怎能不恒久？

三、结语

古代匠师们于家具美的处理，不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是包含了自觉的构思，是艺术成熟的标志，尽管他们在那时还不知道近代审美心理学的成果，但他们牢牢掌握了审美课题，使我国古典家具始终沿着一条美学与力学，视觉效果与使用要求合理结合的道路发展。

中国古典家具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国古代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创造出具有东方风格的家具艺术，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通过分析古典家具的审美，对古典家具进行整体把握，联系背景，才能认识古典家具的真面目。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贽 思想来源 音乐思想

李贽是我国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其重要着作除《焚书》外，还有《藏书》、《续藏书》及《史纲评要》等。他的思想及理论涉及范围较广，多年来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佛学、儒学、美学、史学思想等方面，也有对其整个人生发展全过程的考察与分析。而他独具创新性的音乐理论及其产生的根源，则受到了音乐学界的关注。

高峰在其《李贽人生简论》一文中提到了李贽的传统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他后来思想的形成的前提条件。作者认为他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其思想构成较为繁杂，心学、禅学、道家对其思想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戴峰也认为心学、禅学和道家对李贽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禅宗思想启示了他，使他从禅学之中吸取合理的营养，重视“本心”、“真心”，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作者在《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中还提到李贽的思想与庄子思想相似，不过，作者还在文章最后指出，“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左东岭和杨雷的《禅宗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中则认为，李贽提出的初心、本心及真心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指人心空虚明净的本然状态，并与后天被熏染过的世俗之心相对。李贽视童心谓虚净空明之体的见解，直接导源于其禅宗思想，就是以《金刚经》为基本经典的慧能南宗禅的基本观点。因此他们赞同禅宗思想是李贽“童心说”思想产生的根源。

蔡仲德在其《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贽的美学思想基本精神是重视自然、重视真，其基本倾向是道家的，是对道家美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吴静的《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中，在分析李贽音乐美学思想来源时，基本上接受蔡仲德先生的观点，即认为李贽思想综合了儒道两家，改造和超越了儒道两家，而根源上还是在道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余京的《从李贽的“童心说”看莫扎特钢琴音乐作品的性格特征》(《歌海》2007年第3期)与肖红娜的《李贽“童心说”对先秦儒道的继承与发展》(《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

而石教余与向德富则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作为古代的重要思想，对于李贽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论先秦儒学对李贽思想的影响》(《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李贽的反孔批儒曾起了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曾受到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但是仍要看到其基本思想对儒家观念的倾向。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李贽思想的组成是多元的，传统儒、墨、道、法等家思想都是其思想的来源，但墨家思想是其重要的来源之一。赞成这一观点的文章是薛柏成和杨秀慧的《论墨家思想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作者认为，李贽在其《墨子批选·卷一兼爱》中大胆地批驳了孟子的学说而表彰墨子的理论，这足以反映了李贽极力推崇墨子学说。另外，作者认为李贽受墨家思想影响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同样崇尚墨学的学者焦竑交往甚密，而焦竑的“异端”思想对李贽有着一定的影响。

虽然这个问题仍有分歧，但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是同意蔡仲德的观点，即李贽的音乐思想的根源是在道家。李贽的音乐思想来源究竟是墨家、道家、法家，还是儒学、庄学，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似乎学者们的观点都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种思想的影子，这也成为其独特的音乐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

正因为李贽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才使他的音乐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着作已大量存在。蔡仲德在《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李贽生平，然后从“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自然之为美”、“诉心中之不平”、“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琴者，心也……所以吟其心也”等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李贽思想的来源、特征及其音乐美学理论的内在涵义。

关于“童心说”，杜洪泉《论李贽“童心”说与音乐主体性原则》(《惠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论述到，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对音乐的束缚，提出“童心说”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明中叶以来音乐主情性思潮。吴静在《从李贽的“童心”说论其音乐美学思想》中，从对“童心说”的分析入手来认识其音乐美学思想。文章中介绍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音乐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与思想来源。作者认为“童心”说是其音乐理论的基础。在于平《徐渭、李贽、汤显祖、李渔乐舞思想述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吟其心”作为李贽乐舞思想的基本点，是有其特定内涵的。所谓“吟其心”是吟其“童心”，而李贽的“吟其心”之所以重吟心之“初”与心之“真”。作者认为其动机有二，即重乐之“今”与乐之“情”。

关于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如蔡仲德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就曾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琴者心也”是对“琴者禁也”传统思想的公开挑战，“(该命题)使琴由禁欲主义的工具变为自由表现‘童心’、自由抒性的手段”。另外，叶明春、苗建华等人在其各自的博士论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看法。而修海林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一书中论及李贽的“琴者心也”命题时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并非所有讲‘情性’的，就必是反传统的或绝对的离经叛道”;“琴乐的教化功能和表情功能就同他们各有不同的音乐存在方式一样，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排斥的关系”。

王维的《对李贽“琴者心也”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在对“琴者，心也”命题的评价上和蔡仲德有所区别，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内部批判关系，并未裂变出儒学范畴之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文章主要从儒家思想在明代历史条件下的转型着眼，论证了“琴者，心也”命题与“琴者，禁也”命题之间在内在理论上的继承性。胡健和张国花《从看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求索》2007年第5期)的主要观点是“吟其心”的琴论是以童心说为美学基础的。文章中还提到“琴者……吟其心也”的命题是其童心说在音乐美学中的具体化，也表现了他对音乐的艺术个性与风格多样的尊重与向往。孙杨在《浅谈以李贽为代表的反“淡和”主情思潮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提到，“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是李贽音乐美学思想对琴论史的重大突破。作者认为，这一命题是对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琴论史的颠覆。

以上这些文章大多是研究李贽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品，基本上能反映和涵盖李贽最为重要的音乐思想内涵和价值。除了研究其音乐思想的文章外，也有专门评价其美学思想贡献的文章。例如:谢真元在《中华美学史上的明珠——李贽童心说的美学贡献》(《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认为“童心说”的美学价值可与天地相始终，理应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他还认为“童心说”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潮流。其理论思维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不仅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作者对于李贽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也是非常恰当的。

目前研究李贽的美学思想的文章已有一些，但是大多是就“童心说”这一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似乎评价李贽其它音乐思想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并不多见。因而本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与总结，使李贽音乐思想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挖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