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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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1篇

据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显示，当前，中国人的文明素养总在世界各国排名的倒数后十位徘徊，我们不禁要问：昔日的礼仪之邦哪里去了？中国的道德教育、礼仪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固然，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很多，诸如传统文化的断裂、道德建设的滞后、礼仪教育的缺失、道德教育的“高大空”等等，其中礼仪教育的缺失可能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本应在幼儿园、中小学中完成的礼仪教育被忽视，或者被所谓的“远大理想教育”所取代，许多孩子的言行举止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以致于他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才能使自己有自尊，如何行为才能礼敬他人，更不知如何做人处世。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丰富的礼教文化资源，当下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应从中吸纳有益的滋养。

一、仪式是文化传承和文明教育的载体和手段

从人类学视角看，仪式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和文明的象征，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早期文明标志的图腾崇拜、祖先祭祀、制礼作乐等，都与仪式密不可分，或者说，都是以仪式为载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作为礼仪之邦，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仪式文化，具体表现为礼乐文明和礼教文化。《仪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五经”之一，这部以十七种仪式之礼构成的经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和陶冶了一代代炎黄子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和精神气质。

人的一生要经历诸多仪式，从出生礼到人生中的每一次生日仪式，从成人礼到婚礼，从家人和亲朋好友婚丧嫁娶的各种礼节仪式到家族和民族国家的各种节气、假日、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可以说，仪式连接起我们人生的一个个片段，构成了人生的重要内涵，赋予了人生斑斓的色彩。我们在仪式中启蒙、成长、成熟，我们在仪式中诞生，也伴随着仪式离开这个世界。同时，无数个仪式将个体与群体关联起来，让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将蒙昧人提升为文明人；而对仪式的认同与遵循，又使人们形成了一个个共同体，并进而形成民族、国家。因此，倘若没有仪式，人生将缺乏内涵和色彩，国家民族将失去连接和凝聚的纽带，文化和文明将丧失支撑的骨架。因此，借助于各种仪式开展做人教育、礼仪教育，无疑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路径。通过借鉴我国古代礼仪的体验式教育资源，可以为中小学的礼仪教育找到抓手和突破点。

二、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

中国是伦理型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精神气质”或“德礼文化”。[1]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一些人将礼仅仅等同于繁文缛节的礼节仪式，将其作用降低到类似于礼仪礼貌的层面。事实上，在古代，礼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它是古代社会治国安邦的有力工具。人们通过参与各种礼节仪式而将礼仪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伦理思想等潜移默化地内化成自身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种融道德教育于实际生活的教育方式就是体验式教育。[2]

（一）《仪礼》是体验式礼教文化的基本内容

《仪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汇编。该书记载了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十七种礼仪，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这些礼仪、制度不仅是约束世道人心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手段，更是统治阶级教化民众、治国理政的工具。在《仪礼》中，从各种仪式开始到仪式结束，从每个人站立的位置到每件器物陈放的位置，都巨细无遗地记载着。表面上看，似乎都是繁文缛节，实质上，制礼者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节，让行礼者在进退、揖让、升降、酬酢之中，“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陶冶品性人格，提升道德境界。

（二）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的实践模式

据《周礼》记载，以礼教化民众是古代统治者治国的重要手段，古代“施十有二教”的制度向我们展示了礼教的实践样态及重要作用：“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t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大司徒》）通过“教之以德，齐之以礼”，让民众有归正之心、敬畏之心和规矩意识，以实现人际和谐、社会有序之目标。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仪式教育实践模式当属祭祀礼仪和孝道礼仪。借助祭祀礼仪引导民众尊卑有序。古人认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礼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即“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在祭祀活动中，祭祖尤为重要，因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通过祭祀可以理顺十种人伦关系：“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记・祭统》）借助孝道礼仪教化民众长幼有序。孝是中国古代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之一，孝道礼仪作为礼的重要内容，为教化民众、化德成俗发挥了重要作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礼要求子女要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不仅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冬温而夏酰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上》），而且要能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第十》）

三、对当代中小学礼仪教育的思考

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由于礼仪教育的长期缺失以及人们对礼仪教育的误解，当下中小学礼仪教育存在着方法不当和效果欠佳的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仪式教育，以礼规范言行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告诫其弟子“不学礼，无以立”。在儒家看来，礼义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志。为了使人成其为人，就需要借助一系列的礼节仪式活动和规范来约束和克制人性中野蛮、卑劣的成分，通过教化使人具有文明、高尚的品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礼者，敬人也”，礼的实质是对他人的尊重。“仪”乃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达尊重和敬意的具体形式。“礼”与“仪”合在一起，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中小学生而言，礼仪教育应以体验式教育为主，礼仪知识学习为辅，让学生通过参加各种仪式活动或课堂课外的礼仪实践，熟悉合乎礼仪的行为规范，培育丰富的人类情感，并逐渐明晰自己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例如，通过参加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培育其热爱学习、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习惯和品性；通过上课时的师生问候礼，以及参加拜师礼、教师节等活动，学会尊重教师、尊重知识；通过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国家公祭日等仪式活动，培养其感恩、慎终追远、敬畏生命、热爱祖国、重视亲情等情感。仪式是由一系列规范构成的，孩子们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言行举止就受到了规范的约束和引导，久之，就会养成做人做事的规矩。同时，仪式是肃穆的，在经历仪式的程序中，他们就学会了敬畏规则、尊重他人；在践履礼仪的过程中，他们就培养了仁爱之心、规矩意识。

（二）培养谦敬之德，以礼修己安人

人是社会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礼”是人和人之间沟通与相处的桥梁。中国古人早就以“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来强调“礼”的重要性。据《论语》记载，当子路问孔子何谓君子时，孔子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来回答，而“修己”的手段则被孔子概括为“礼”，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我们也可用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来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欲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个性不加约束、任自己的欲望膨胀泛滥，就会伤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此，要想交往活动顺利、人际关系和谐，就应遵循孔子的忠告，遵守以“礼”的形式存在的社会规范和人际交往原则。儒家认为，人的礼仪素养和道德品行是从一言一行的规范开始，由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形成的，即荀子所说的“积礼义而为君子”，通过用礼仪规范自己的仪表、仪态、举止行为，就可以成为仁礼兼备、能立能行的君子。

当然，“礼”之要义是“敬”，中小学礼仪教育中，无论是礼仪知识的传授还是礼节仪式的体验参与，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敬畏万物。“礼”和“仪”都是表达尊敬的手段。如今不少青少年缺乏尊重他人的意识，在家里不尊敬父母，到学校不尊敬老师，步入社会不尊重同事和领导，他们不愿意尊重任何人，但是却要求所有人尊重自己。岂不知，只有“尊人者”，才能“人尊之”。而要学会尊重他人，自己必须谦虚低调。《礼记》云：“礼者，自卑而尊人”，这个“卑”不是“卑躬屈膝”，是“谦卑”。人际交往中，我们应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只有做到“我敬人人”，才能收获“人人敬我”的结果。

（三）做到知行统一，以礼陶冶品性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礼”的解释是“履也”，可见，践履礼仪、知行合一是“礼”字本有之意。礼仪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使人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礼仪礼貌是结合生活实际、细化道德规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中国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之说。孔子曾告诉颜回，只有在“视听言动”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能抵达“仁”的境界。荀子在谈到学习的始点和终点时指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之所以学习的终点是“读礼”，是因为“读礼”与“行礼”密不可分。荀子认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一个人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法国学者孔特・斯蓬维尔说：“礼貌是美德的外表，一切美德都由此而来”，“道德犹如一种心灵的礼貌，一种自我约束的礼仪。”因此，中小学生应从日常生活中的礼貌礼仪做起，将自己的言行举止纳入“合礼”的范围，做到知行统一。没有对“礼”的践行，礼仪教育就是空中楼阁。

总之，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软实力”，而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昔日礼仪之邦辉煌的再造，都需要我们从娃娃抓起，从礼仪教育开始。为此，各级各类学校应借鉴和吸纳中国古代体验式礼教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仪式活动日用而不知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重视仪式教育，以礼规范言行；培养谦敬之德，以礼修己安人；做到知行统一，以礼陶冶品性。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2篇

在我国古时候，在地广人稀的北方地区，有很多民族在这生存与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有各自的特征，但是主流展现出开放性特征，历史文化与东北地区的人们特征是相符合的，都是豪放和开放，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通过历史资料记载，各个民族发展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发挥自己文化的优势，同时要积极吸纳先进其它民族的文化，对其它民族文化要认真的分析，不要全盘招收，要根据自己特点去接受其它民族文化，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使之扬长避短。东北民族文化的特征是开放性，我们要保持东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在打猎，放牧等方面的特点，任何一个民族的开放性文化都不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坚持，一定都会成功的。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要把汉族的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融合，使之成为一个大家庭，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要汉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共存，这样构成开放性的东北历史文化，北方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做过很大贡献。历史文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产物，不是抽象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一种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某个地域。其文化发展形态一般都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三个层面组成。在北方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从这三方面开始的，也都具有开放性特征，本论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经济形态开放性的特征

经济形态是这三个开放性特征中开放性表现力度最大、阻力最小、范围最广的存在形态。经济是各个国家、民族及地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是一个国家是立国的基础，经济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在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经济的理解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少数民族主要经济都是靠农牧业，工业经济几乎没有。少数民族通过生产劳动不同程度地从感性上认识到构建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中原经济较构建在渔猎文化基础上的草原经济，这类型的经济是当时少数民族中比较流行的经济体制。

二、政治形态特点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女真、满族统治者遵循了这条规律，在用武力征服中原文明的过程中，多方吸纳汉民族有千百年积淀的农耕文明，做到文武并重，即以武力夺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他们所以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接触农耕文化之后，很快认识到这是比他们自身文化优越的文化，因此在思想上认同，感情上接受，行动上积极吸纳。二是在征服过程中，他们曾用残暴手段劫掠、奴役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结果遭到各种形式的激烈反抗。这些反抗迫使他们采取中原的治国方略和统治法术。这就证明，较高的文明迫使野蛮征服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吸纳。这是文明的力量，自然也是规律的作用

在历史上各个专制的时代，任何国家或民族采取何种发展国策，很重要的是取决于握有权力的统领和国君。如果握有权力的统治者目光狭窄，闭关锁国，排斥一切，纵然人民有开放的呼声和要求，一时也难以奏效。而契丹、女真、满族的开国者及尔后的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对农耕文化都有较高的兴趣和认同，这是实行开放政策，使国家诸领域处于开放形态的关键之点。很明显，没有此点，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行南北两种官制；不可能让皇帝制度进入女真政权；不可能使儒家经典成为各帝王和群臣必须阅读的文献。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靠权力推动的。这就是最高统治者正确动用权力对开放的作用，这是不可低估的。

三、开放的意识形态

每个民族或地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有各自的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风俗等，深刻地显示着各民族、各地域间的区别。一个落后的民族或地域要想强大，乃至想征服较为先进的其他民族，只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先进民族开放，而封闭意识形态、不相应引进意识形态的先进因素，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开放将失去先导和价值判断力，其变革的方向和速度自然会受到制约。契丹、女真、满族统治者之高明处就在于，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实行开放，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开放的。可以说，从契丹人耶律阿保机以降，直至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东北地区以巨大的容纳吞吐之力，吸纳中原的精神文化，是中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缩短了各民族间的差异，模糊了各民族间的界限。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3篇

最近，我读了一本《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名楼文化是历史赋予的贵重财富，是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承载了古代文人与士大夫的极大造诣。”

我读了以后心想：“古代的人可真厉害啊，连大（dai）夫都会造纸了！”结果晚上读给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笑得都直不起腰来，爸爸还“夸奖”我：“你造纸方面没有造诣，造字方面倒是很有造诣！”听了爸爸的解释我才明白，原来，“造诣”是指学问、技艺等所达到的水平，应该读“zao yi”而不是读“zao zhi”；“士大夫”呢，是古代有地位的读书人，应该读“shi da fu”，而不是现在当医生的“大（dai）夫”。

小朋友们，大家以后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千万记得要查字典，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闹出笑话的！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4篇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字：佛教；古代建筑；影响

中国古代的建筑多种多样，包括宫殿、住宅、祭祀等，建筑风格和特点各有不同，其作用和用途也各有不同。佛教的传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使得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佛教建筑层出不穷，而且建筑形式各有特色，例如佛教石窟、佛塔、寺院等。佛教建筑不仅体现了佛教的思想传播和文化传递，而且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特色风貌和艺术风格，从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来欣赏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佛教在古代建筑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建筑中，佛教建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成为古代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奥的佛教思想通过现实的佛教建筑形式进行有效地传承和发展，透过这些佛教建筑可以学习和体验到佛教的文明，而佛教的建筑艺术也推动了古代建筑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佛教主要是通过以下具体的建筑形式进行传承的：

1、佛塔。中国古代的佛塔是体现佛教思想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依照佛塔不同的建筑材料，佛塔可以分为很多的种类，例如木塔、金属塔、琉璃塔、砖塔等。按照形状划分，佛塔可以分为密檐塔、金刚宝塔、楼阁式塔等。不同的佛塔的用途也有很大的不同，各种形态的佛塔蕴含了深厚的佛教文化，也体现了古代建筑的艺术价值。

佛塔是由地宫、基座、塔身以及塔刹组合而成，主要是方形或八角形，塔的层数为单数，一方面寓意佛教僧人终生不娶，另一方面认为单数吉利，所以佛塔一般为三、五、七层等，而其中的七层塔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的由来。早期的佛塔是作为坟墓而建，后来又经过历史的变迁，佛塔被作为佛教的一大象征，不仅是为了显示佛教的功德，而且是对佛教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些佛事活动也经常在佛塔处进行，用于祈福、祭祀、礼拜等等，例如开封的铁色琉璃砖塔、玉泉寺铁塔、大雁塔等。

2、佛教石窟。石窟是佛教早期的建筑形式，在崖壁上开凿，主要的用途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供以前的佛教僧人参禅打坐，因为石窟中冬暖夏凉，适合僧人们禅定。二是存放僧人的骨灰，僧人死后要进行火化，而他们的骨灰就存放在石窟之中。三是在石窟中建造佛像，供人们参拜。佛教石窟中比较有名的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此外还有一些菩萨道场，例如大慈恩寺、香积寺、兴教寺等。

3、寺院。佛教的寺院林立，有的隐居山林，有的深居闹市，发展状况各有不同。佛教的寺院一般采用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建设的分布格局，大型的寺院一般都包括大殿、佛阁、配殿、莲池、佛塔等建筑，其中大殿为主建筑，佛塔的地位已经退居其次。寺院的殿堂之间是以小四合院的形式出现，既能够相互分隔开来又可以相互贯通，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其中典型的寺院有北京的隆福寺、呼和浩特的慈灯寺、嵩山的少林寺等。

二、佛教对古代建筑形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1、佛教在萌芽时期对古代建筑的影响。早在汉代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因为佛教的发展并不完善，所以传统的宗教观念并没有形成，佛教领域也没有收到足够的重视，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并没有出现佛教建筑，直到洛阳白马寺的建造，才开始了对佛教的认识和了解。虽然是仿照中国古代的建筑建造的白马寺，但是却体现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建筑风格。在白马寺塔居寺的四周建设殿房，体现了印度的佛教建筑中塔寺并重的理念，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主要以模仿为主，还没有形成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

2、佛教在兴盛时期对古代建筑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经常发生战乱，人们生活贫困，佛教所追求的大慈大悲和超脱之道得到了民众的强烈认同，佛教因此而大肆兴盛起来。随着印度以及大月氏的僧众不断地涌入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和发展，而寄托佛教思想的佛教建筑也开始兴盛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主要是模仿印度和犍陀罗建筑风格，例如之后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等。在早期，佛教建筑以建造佛塔为主，周围配以僧房，是当时印度佛教经常使用的建造模式。接下来多层楼阁式的佛塔兴盛起来，并被普遍的运用到佛教寺院当中。密檐式佛塔也逐渐流行起来，自此不断地进行创新，又出现了多种建造佛塔的形式。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是立足传统的建筑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地接纳和融合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佛教文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佛教建筑艺术。

3、佛教在成熟阶段对古代建筑的影响。隋唐之后是佛教建筑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开始体现中国建筑特色的时期。佛教的发展不断地完善，形成比较健全和系统的管理制度，加上国家政治实现了统一，经济和文化得到快速的发展，社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佛教出现了很多的宗派，例如密宗、禅宗、华严宗等，儒释道由分列并行到融合统一，使得佛教的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佛教建筑体现了古代国家的统治思想，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宫殿为基础的建筑理念，传统的以佛塔为建筑中心的佛教建筑开始向以佛教的宗教艺术和民族传统习俗不断地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化的佛教建筑艺术不断的发展起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三、结语

佛教的兴盛伴随着佛教建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建筑风格和特征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佛教建筑的发展不仅展示了中国建筑不断丰富的进程，而且还证明中国古代国家擅于吸收和融合外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并将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佛教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力，展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和赞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