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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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办法范文第1篇

目的通过对医院医保办相关医患纠纷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研究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方法对某医院2013—2015年全部医患纠纷(包括投诉)资料进行回顾性整理分析。结果服务态度不良、患方医保知识缺乏、费用纠纷是医保办医患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结论通过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医保相关知识的宣传，合理收费，实施人文关怀，能够有效减少医保办相关医患纠纷的发生。

关键词：

医保办;医患纠纷;医院管理;医患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来说，面对异常活跃的医疗市场，如何更好地维护医院、医保基金、医疗需求三者间的关系，以及医疗保险改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均落在了执行者———医院的身上［1］。由于医院医保办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最终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协调医保资金与病人需求的枢纽部门，因此也就成了医患纠纷频发的部门。本文对某医院3年来发生的医保纠纷(包括投诉)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了2013年至2015年间在我院医患关系办公室正式登记在案的所有医疗纠纷(包括医疗投诉)的相关数据资料，要求记录完整、事实清楚、资料准确，其中与医保相关的纠纷251例，其中男147例，女104例;年龄:23～65岁，平均年龄(41．71±6．15)岁;受教育程度:中等以上文化程度113人，小学文化程度93人，文盲45人。

1．2研究方法

运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对于我院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投诉)资料进行分析，找出与医保相关的医疗纠纷，每名患者投诉的主要内容只计为1例，并对其纠纷原因采用Excel2007进行分项统计对比分析。

2结果

2．1医疗纠纷投诉情况

3年间我院共处理医疗纠纷1257例，医保相关251例，占医院总纠纷的19．97%。其中2013年占19．12%(48/251);2014年33．47%(84/251);2015年占47．41%(119/251)，呈逐年递增;其中职工医保19．52%(49/251)、城镇居民医保21．51%(54/251)、新农合患者45．02%(113/251)、其他医保类型13．94%(35/251)，以新农合患者居多。

2．2原因分析

常见的医保相关纠纷原因中医保人员服务态度不良排在第一位，患方医保知识缺乏排在第二位，医疗费用纠纷排在第三位。详见表1。

3讨论

3．1医保办医患纠纷原因分析分析

3年间医院医保相关医患纠纷发生的原因，包括体制方面、社会因素、患方因素、医疗技能、服务意识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3．1．1医院医保工作有待改进。在我国，医疗保险事业迅猛发展，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全面覆盖，但是由于医保事业起步较晚，截至目前，全国医学院校鲜有社会医疗保险相关专业的设立，所以医保办的工作人员来自医院各个不同的专科，有临床科室、护理科室、财会科室、信息科等;同时医保工作又是窗口服务单位，服务的对象是参保患者或其家属;另一方面医保种类繁多，报销流程繁简不一，报销比例参差不齐，报销额度因人而异。因此医保工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既要熟悉医保政策、临床医学、药学等知识，又要懂得窗口服务技巧，而由于医保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欠缺，增加了医患矛盾发生的几率。

3．1．2医疗保险制度。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医疗、新技术以及新型药物的出现，要求医保政策也要相应做出调控。如快速增长的医保费用、不断更改的医保报销项目、逐步扩大的报销范畴、持续调整的报销比例，这些给医院医保工作人员和医保患者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作为医、保、患三者联系枢纽载体的医院，成为了医患矛盾的集中点。

3．1．3患者医保知识缺乏。在医疗消费市场中，患者被称作消费者，但是在医保知识方面，他们常常处于信息劣势及被动消费的地位［2］。其原因则是由于医保机构宣传力度不够，再者是由于患者对医保知识的自我认知主动性差造成的。参保患者常常是通过一次次的住院报销经历获得有限的医保知识。而患者对医保知识的偏差理解以及对医方期望过高，一旦医疗效果或费用与患者预期相差甚远，就容易发生医患纠纷，最终在医保部门爆发。

3．1．4医保人员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医保人员因来源复杂，有的专业性不强、服务意识差，有些工作人员在接待患者时态度生、冷、硬，解释问题缺乏耐心;有些医保工作人员业务不精，这些均是导致医患纠纷的主要因素。

3．1．5费用纠纷。患者方面:由于医疗保险是近几年开展的一个项目，相关政策法规条目繁多，且宣传不够，加上部分医保患者文化程度有限，导致对医保政策理解有出入。多数人不了解“起付线”“自付比”等情况。此外有一些患者之前一直享受公费医疗，改为医保后，报销比例减少，因此对医保政策产生不满、不理解，可能会投诉。医生方面:医生在执行医疗活动过程中，常常只关注到疾病本身的治疗，而忽略了与疾病治疗相关费用的超额、超限问题，忽视了费用方面对患者的“知情同意”和“告知义务”［3］。有的患者甚至对自己的自费项目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有些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给患者传递错误的医保信息，这些在医疗活动中的“忽视”“错误”均可能引起患者在出院报销时与医保办之间的纠纷摩擦。

3．1．6医、保、患三方沟通不到位。医疗行为是一项合作性强的工作，医保办虽然属于医院的一个独立职能科室，但是在为医保患者服务的过程中涉及医院的诸多部门如临床科室、药剂科、财务部、信息中心等。医院重视程度不够，科室协作性不强，以及各协作部门沟通交流不畅，这些均是引起医患纠纷的原因。加之医保机构常常会盲目控制医疗费用，会影响诊疗过程，造成医务人员片面的理解医保政策，甚至要求参保患者在住院期间办理医保出院结算后，重新办理医保入院登记，把参保患者一次连续的住院过程，人为地分解，影响了患者的利益。

3．2防范措施思考

3．2．1科学设置医保机构。提高医疗服务工作质量、降低医疗成本是医院和医保机构共同面临的挑战［3］。为了实现医保窗口零投诉、零纠纷的发生，医院决策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医院医保办的工作，并且要科学、合理的设置医保部门，优化工作流程，合理配备医保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从意识上重视医保工作，医保工作人员要主动参与医疗行为，及时和科室的医保联络员沟通，督促科室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收费，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反馈，做到早发现、早解决，防止问题扩大。

3．2．2全面宣传医保政策。医院应通过多种渠道使患者多方面、通俗化、具体化地了解医保政策，树立合理医疗的意识［4］。通过政策宣传、业务培训、画册宣传让患者充分了解医保信息，获得医保政策的惠利，以期在政策认知上实现和谐统一。

3．2．3加强对参保人的信息引导。我国制定了三个目录、两个定点、一个办法，就是要约束定点医保机构的行为，对处于信息弱势的患者提供保护［5］，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医患纠纷。因此，医保办加强信息宣传，使参保人在心理上建立对医保的信任，增强其安全感，会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医患纠纷。

3．2．4加强各科室间的相互合作。医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涉及医院的诸多部门，每个医保患者从入院登记到出院报销，医保政策的宣传、实施，最终均离不开各相关科室间的相互协调、有效沟通以及认真配合。以期保障患者充分享受医保报销的权利，缓和医患关系，同时达到降低医患纠纷的目的。

3．2．5提高医保人员的素质。医保办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情操、良好的医德规范、熟练的职业技能与为病人服务的责任心。医保办要经常开展医德医风教育，举办医保知识讲座，定期组织学习，注重医保知识的更新，优化服务流程，窗口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到有问必答，遇到政策不清楚或者难以解答的问题，及时向领导反馈，为患者解决问题，以期实现医院医保办医患纠纷零发生的目标。

3．2．6建立新型医患关系。医学的本质是人学，离开了人文关怀，医学就失去了意义［6］。但如果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能在自己平凡、繁杂且需要一定的信仰而支撑的职业中［7］树立人文意识，增强责任心、提高服务艺术，交谈中多使用礼貌语言，都会使人感到亲切、温暖。解释性语言与肢体语言并用。例如对于有些患者语言沟通不畅，理解能力较差，工作人员同时加以手势或是用文字形式交流，更能直观地与患者交流，体现对患者的关爱。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从思想、源头上杜绝医患纠纷的发生。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防范措施的构建，有效减少医保相关医患医患纠纷的发生，及时化解了医患矛盾，减少了医保患者的投诉，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文友良，刘水平，汤芳林，等．人性化护理在医保住院病人中的应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9，6(19):73－74．

［2］杨德胜，刘汉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改善医患关系的促进作用［J］．广东医药，2004，4(1):61－64．

［3］胡燕平．浅谈医保费用中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中日友好医院学报，2008，22(3):186．

［4］周卫萍，鲍幼林．医保费用控制策略［J］．医院管理杂志，2009，16(1):78－79．

［5］郑大喜．信息不对称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对策:基于经济学的分析［J］．卫生软科学，2006(5):487－489．

［6］姚坚．建立良好医患沟通推进和谐医患关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1):28－29．

医疗纠纷办法范文第2篇

医疗纠纷现在呈现多发的态势，但是目前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却比较单一，要让医患关系变得和谐，改变医疗纠纷的现状，就要以法律为最规范的指导，以非诉讼解决办法为主要方式，以法律诉讼为最终的解决途径的多种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

关键词：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和谐医患关系

近几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增多，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伤医事件频发，让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日益升级、加重。通过打官司，走诉讼解决问题，周期相当长，医患之间的问题比较深重，因此，在诉讼途径之外，需建立其他有效果的替代性的解决途径。非诉讼的解决方式具有速度快、专业性强、不用花费任何费用等特点，已经成为我国很多城市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

1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的解决机制，就是通过第三方调解或者医患协商，而非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医疗纠纷的解决不仅仅是息事宁人，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这个医患关系极度紧张的环境下，重新塑造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法律可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并没有使医患关系得到缓和，甚至还会加重矛盾。

2医疗纠纷的产生原因

2.1医患关系的商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为了追求利润，难免会出现开大处方、检查多、乱收费等现象，而药厂跟医疗器械的厂家，都需要医院来销售这些所谓的产品，间接增加了患者的负担，患者花了大价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才更加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与不信任。

2.2医患关系的差异性

在医患关系中，由于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的差异，导致医患关系的差异性。一个医生是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实践训练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最后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实习阶段，形成了对各种疾病的认识。而患者在得了疾病以后，心理上就会出现急躁和担心。一边是专业的医生，一边是由于患病而脾气急躁的患者，这两种情况碰到一起，势必会加重医患关系的距离，导致差异性的产生。

2.3医患关系的敏感性

在整个医疗看病治疗过程中，医生会变得更谨慎，不只是解决患者的病情，还要适当、适时地解决患者内心急躁以及担心的问题。而患者在患病以后的精神压力大、开销大的情况下，会使自己的情绪出现急躁，并且不信任医生。这样就会爆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目前的医患关系是处于高度激化的状态。

3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3.1和解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一种方式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一解决方式受各种原因的制约，比如在天津市，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的金额控制在一万元以下。这种方式回避了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在双方共同认可的情况下，让医疗纠纷得到解决。

3.2医疗纠纷鉴定制度的构建

医疗事故鉴定以及医疗损害鉴定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一个过程。在法律诉讼、协商、调解等方式相比，医学鉴定可以明确原因，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医学鉴定可以有效的保持中立性、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专业性。它可以弥补调解等对纠纷的事实以及最终结果把握不准等不足。

3.3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

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属于司法部门，与医患双方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牵涉卫生、保险等部门的利益，决定了它比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更公正、中立[2]。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常由于牵涉到利益，情绪激动，如果直接进行对话，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而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的中立身份，更有利于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调解达成的调解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事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它具备其他传统非诉讼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具备的优势，但由于是新兴事物，还需进一步完善。

3.4通过地方立法，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

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令形式颁布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成立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市公立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3]。司法、卫生、公安、保监、财政、医调委等部门通力协作，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机制，使医疗纠纷处置工作走上了依法、公正、客观的轨道。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条例》已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医疗纠纷处置工作的政府规章上升到地方法规的层级。随着《条例》的颁布实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将能够依法得到更好地保障。天津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并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2014年《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人民调解发挥重要作用，费用来自于政府。主要坚持的原则就是以调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的，对于有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及时采取行动依法处置，将纠纷带出医院。同年，江西省也出台了有关于纠纷的预防和处理条例，成为就医疗纠纷出台条例的首个省份。

4非诉讼解决与诉讼解决比较

4.1非诉讼解决

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7年(以下简称“医调委”)，在这7年当中，医调委调解了绝大部分的医疗纠纷，据统计为天津市发生纠纷的95%。但是这种调解的模式也是建立在对医疗纠纷原因的模糊性上，依靠医调委工作人员以及各大三甲医院的专家为医疗咨询库，通过咨询、研究、比较等工作，来分析并确认医院存在的问题，在医院认可的情况下，医调委在做患者家属的工作，最后得到双方的认可并达成赔偿协议，其中保险公司也适当参与意见。这种调解办法的优点是省时、省力、省钱，并且在医患双方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快速解决矛盾。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纠纷结论的判定上存在一定的差距。

4.2诉讼解决

法律诉讼解决办法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患者家属通过立案，走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损害鉴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了174号内部文件，规定天津市基层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必须经过天津市医学会范围的专家鉴定，明确原因以及责任后，再由法院来做最终判决。这种处理办法优点就是能够明确原因以及责任，这样医患双方就能依据鉴定结果赔偿和得到应有赔付，医院也可以分析鉴定结果来吸取教训，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但是这种解决机制患者家属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基本上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至少两年才能得出结果。

4.3两者对比

医疗事故鉴定以及医疗损害鉴定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一个过程。在法律诉讼、协商、调解等方式相比，医学鉴定可以明确原因，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医学鉴定可以有效的保持中立性、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专业性。它可以弥补调解等对纠纷的事实以及最终结果把握不准等不足。而非诉讼解决机制也有着快速、省钱等优点，能迅速解决矛盾而不激化矛盾。而且非诉讼解决机制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的医疗纠纷，在解决的数量上是领先法律诉讼的，但是从明确原因以及责任的结果来看，诉讼机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5小结

创造一个好的医疗环境，首先，应该从医务人员的行为出发，加强监督和管理，其次，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保障制度，保险公司通过向医院征收保费，达到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参加医疗责任险，在通过第三方调解，来为患者找出医院在整个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或者过失，在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对患者进行赔偿，这样能有效的保证患者的最大利益。在维持两种机制并持续改进中，我国已经在医疗纠纷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艾尔肯.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J].西部法学评论,2015(1):22-24.

[2]郑雪倩,高树宽,王将军,等.我国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2,16(7):67-68.

医疗纠纷办法范文第3篇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医疗纠纷办法范文第4篇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和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极个别案件还适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较多，就难免存在冲突。同样的医疗纠纷问题，不仅医患双方对法律适用的主张不同，而且各地法院、法官对法律适用的观点也往往不尽相同，其审判结果也就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要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办理；审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时，则要以《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根据。而《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要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则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它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应当予以赔偿。相对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来说，医疗事故纠纷中的医疗过错行为的情节较为严重，对患者实际造成的损害也较大。但是，由于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适用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处理非医疗事故纠纷时则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处理，其结果是，在相对严重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反而低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患者所能得到的赔偿，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反而没有不构成医疗事故（所谓医疗责任）的赔偿额高，成为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果按照上述的法律适用原则，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患者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也不会以该理由提讼。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不仅造成了案由的混乱，还增加了结果的不公平性，使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定纷止争的作用。还有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第二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造成的医疗事故侵权应当承担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据此，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之日起，至《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均由医疗机构承担。而《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又重新回复到患者一方，这就给举证责任的分配造成了冲突。

赣州市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是通过协商解决、行政调解、仲裁、法院诉讼等，于2009年9月设立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在我国首次开创了医疗纠纷调解仲裁新机制。成立以来，成功快速的调解了部分医疗纠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赣州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仅对中心城区医院的医疗纠纷进行调解仲裁。而且因为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将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之一” 相关部门对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存有怀疑，进而不愿意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尽管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在《仲裁法》上完全没有障碍的，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加强，必须以完善医事法律制度为前提。目前有关部门之所以反对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采用，主要是因为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把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案件的一个解决途径，且我国真正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也未建立起来。

我国目前尚无严格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医疗纠纷的问题，赣州市处理医疗纠纷其基本的规范依据仍然是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赣州市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理暂行办法》（〔2010〕第64号令），部门立法、行政立法仍然是我国目前启动立法程序、产生立法文本、推动立法进程的基本形式。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最初通过立法，是想谋求消除人治思想、加强管理和执法力度的效果，但某种程度上也易造成扩张管理权限并对地方或部门利益特殊保护的不良后果[2]。

立法所独有的普遍参与性、民主性、充分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的属性，以及通过立法上公开的活动，使得各种交叉或冲突的利益相互认识、彼此理解、互为妥协，并求得能够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根本上寻找消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最佳途径[3]。为此有必要制定一部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应的法律，使其与现行的民法、刑法有很好的衔接，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从而防止相同的事件由于适用法律不同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把医疗纠纷仲裁机制规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之一，并明确规定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运作模式与程序，为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实施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在立法内容上，实体法部分应明确其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损害赔偿的范围、医疗侵权责任构成和民事责任，程序法部分由举证责任、鉴定制度、仲裁制度、赔偿标准和诉讼时效等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利于减少双方纠纷，即使纠纷出现后，当事人或法院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立法对上述环节的规范，从中判断医患双方各自的责任，进而降低纠纷的处理难度。

【参考文献】

[1]廖泽方.卢盛宽.段飞凤.等.“第三方力量”开出解决医患纠纷良方-赣州市仲裁委成功调解久拖不决医疗纠纷案[J].中国律师，2009，12：81.

医疗纠纷办法范文第5篇

“医生”是一种高风险、高责任的职业，面对各种复杂的疾病，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出现医疗事故，有时即使非常小心也难以避免医疗纠纷。而目前我国在医疗责任保险方面的制度性建设才刚刚起步，医院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往往倾向于采取私下和解的办法，息事宁人。但这种办法有时并不奏效，反而使医疗纠纷的处理更加复杂化。

我所在的市中心医院发生过一次医疗纠纷，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一位半身不遂的病人，在医院治疗期间因久病卧床引发血液循环障碍染上了褥疮，死于败血症。病人家属以医院护理不当为由先打医生、后硒医院，要求赔偿，医院无奈和病人家属达成了五万元的赔偿协议。但病人家属拿到赔偿款后又认为医院赔偿少了，要求医院增加赔偿，经法院调解医院又赔偿了二十万元。没过三个月，病人家属又要求医院赔偿一百二十万元，并多次上访，搞得医院乌烟瘴气的，医院被迫主动掏钱让病人家属去法院医院……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有些让人费解，哪有医院掏腰包自己自己的?但事实本身确实如此，医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社会舆论往往倾向于相对“弱者”的病人，不论青红皂白，只要病人及其家属闹事就认为闹的 “有理”，而我国又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维护医院和医生的合法权益。也正因为如此，当医疗纠纷发生时，医院和医生的权利往往会受到忽视和侵犯，不仅得不到客观、公正的理解和支持，得到的却是更多的责骂和伤害。病人及其家属打医生、砸医院似乎永远都是理所应当的，而无理的永远都是医院和医生。

由此我认为，如果我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作为医院和医生的 “保护神”，就会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否则，医院就不会走出发生医疗纠纷时“病人永远有理，医生永远无理”这个怪圈。早在?899年，美国就出现了医疗责任保险公司，负责医生的医疗责任保险。每年都由医院和医生按一定的比例出资，为医生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当发生医疗纠纷时，由独立的医疗评审与监督委员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由保险公司负责处理赔偿事宜，从而能比较系统、客观、公正地处理有关医疗纠纷。

我国非常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组织相关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劳动社会保障部分及立法机构等部分的人员充分协商，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一有利于保护医生的权益，防止医生被误解和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继续出现，二有利于保护病人的利益，当出现医疗纠纷时使病人能最大限度地得到赔偿，三有利于保护社会利益，防止医疗单位因医疗事故赔偿而破产，影响对其所服务的社区居民的健康服务，对医生、病人和社会都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