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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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网络范文第1篇

一、走向全球网络化时代

信息网络时代的今天,世界将从工业化进入高度发达的全球网络化时代,这已是难以置疑的事实。然而,当我们期盼于网络生存、为网络时代带来的进步而欢欣鼓舞时,切莫忽略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自身。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在指认与表现、促使与推动这一进步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变革的,它在涉及生活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现在,需要我们回答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网络化时代,哲学自身将受到怎样的挑战?

第一,网络化社会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时代哲学的生存基础。一是人类将借助于信息技术这一实践的新平台将世界把握在人类手中。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这一新概念,也就是说21世纪,人类将可以把地球上的一切,如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信息进行汇集、整理、归类,再按照地球仪原本的经纬坐标,构建一个全息性的所谓信息地球模型,即“数字地球”。并在卫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库等多种信息技术支撑下,让人类更全面、迅速、完美地把握世界。二是数字地球模型又将通过全球网络化在人类生活中起基础作用。人类生活空间的网络化,必然促使哲学要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二,网络空间对哲学主题的挑战。网络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方式、结构和形态,从而迅速消解了工业社会的生存基础、主轴与结构,进而使奠基于工业社会的传统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主题发生深刻的危机。网络化社会促使社会科学主题从研究实体性社会转向研究、处理比特即信息社会。网络信息正在取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人力资源而成为未来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和价值,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迅速发展为新的、甚至是未来主要的经济形态,研究网络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它使社会科学在进入网络空间的同时就促使社会科学转换主题。21世纪,网络生存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辐辏点:电子商务或网络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网络资讯安全问题将引起法律界专注于对网络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的考察;网络-信息社会的形成呼唤社会学研究关系网络生存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网络教育为教育学研究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网络文明的诞生又将文化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平台。

第三,网络社会结构对哲学的世界图景及其思维范式的挑战。前网络思维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在认识与处理单一的实体性世界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践模式是单一的“主体-客体”两极框架。主体际交往关系是被排斥在这一模式之外的。反之,网络化思维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信息化社会图景基础上,这是集实体化与虚拟化双重图景为一体的世界。同时,也是主体及电脑化、信息化交往空间,是以多元主体的交往为前提的。

第四,网络化时代对哲学话语方式的挑战。前网络时代的社会科学话语是一种实指,话语行为总是在 “主体-客体”框架中与实体语境产生先天的二元分裂。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科学的话语方式是网络化、电子化的,网络语言既可以是虚拟的世界,也可以直接成为对真实的世界的操作,网络的“语言行为”具有双重的意义与功能。

二、网络研究视野的双重转换

网络时代,首先是电脑发展史内在的实践向度与哲学理念反思双重变革的产物。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全球化网络体系的出现是人类实践方式和实践观念的一种飞跃。二战以来,电脑的出现,首先是人类实践需要的产物,它在深层次上内在地蕴含着人类对实践本性的理解,以及对实践方式(结构)的观念把握。与此相关,电脑变革史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类实践方式与实践观念的重大转变。众所周知,电脑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两次转折,在实践观上表现为从“主体+客体”两极模式到“主体际交往实践”模式的演化逻辑,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转换的历史旨归。大步“走进”网络空间。

三、网络化研究的变革与发展

社会与经济网络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网络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088-01

一、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一）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严重缺乏。据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的大部分音乐教师是非音乐专业毕业的教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农村普遍经济落后，社会氛围不足，很少有音乐院校的毕业生愿意到农村教学;二是：即使有学生愿意去农村教学，也会因为音乐教师在晋升评优等方面的劣势，而改教数学、英语等课程，不再重视音乐课的教学。这些都导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严重缺乏，只能让其他课程教师兼职教授。而且，我国专业的音乐教育也只重技法而轻理论，因此，即使是专业的音乐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由此可知，我国不仅需要补充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数量，还要提高音乐教师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

（二）教学软硬件的不足

农村中小学因为教育经费的不足，无法满足音乐教学所需的软硬件条件，这使得农村中、小学生学习音乐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例如有些贫困地区，学生在音乐课学习过程中需要的乐器，如钢琴、长笛等，几乎没有。音像资料就更少了，无法保证音乐教学的效果。而且，农村中小学虽然也提供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教材，但无论是教师素质、教学设备还是教学环境，都满足不了教材的需要，这就导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无法根据教材来教学，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很困难。

（三）教学管理落后

大部分农村中小学的课程表上，虽然都安排了音乐课，但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要求。事实上，音乐课经常会被用来上其它课程。特别是要到期末考试的时候，音乐课通常上的都是语、数、英这三门主课。这是因为除了艺术生，音乐课对学生的升学并不能起到作用，而且学校对音乐课的教学效果也通常不作要求，对音乐教师也没有什么激励机制。

（四）教学环境及家长对学生教学关注的落后

我们这里近几年特岗教师分到农村，改善了师资不足的问题，现在都是由专职教师代课。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城市教学环境好，各个功能室齐全，器乐、道具、服装等设备充足，城市学生接触的书籍、网络、兴趣班多，而农村家长不重视，也没有钱让孩子去学习，所以学生在接受课程的时候，反应慢，难度大。农村孩子充满渴望的眼神让我们感到惭愧，但凭我们自身的力量，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二、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策略

（一）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完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硬件建设

李书宇等学者认为，国家应该将农村音乐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范围，由国家负担相关教育经费。李小峰等学者则认为需要增加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资金投入，还可以监督管理机制，推动音乐教学硬件的建设。除此之外，学者们强调要完善音乐教育的基础设施和图书音像资料。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专业教师数量的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认为要为教师教学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并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建立一个农村音乐教师的稳定培训基地，鼓励现有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去院校学习，加强基本功，提升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农村的环境确实不好，所以要端正思想，重建舆论环境，多方宣传，改变农村人轻视音乐教育的思想。

三、“网络兴教”策略[1]

2003年9月，国家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2]笔者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是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的机会，基于这一策略所建立的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系统将会大大提升农村音乐教学的水平，还会促进其他科目的教学效果的提升。因为这一策略不仅发挥了网络社会的优势，还顺应了我国目前的教育大环境。实际上，这项策略对加强师资建设和完善教学软硬件都有着促进作用。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资源也越来越丰富，网络上的大量音乐教学方面的资料不仅能加快教师自身修养和教学能力的提高，还能使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接触到国内乃至世界音乐教学前沿资讯，促使教师不断进步。而且，丰富的网络资源还能提供充足的音乐教学影音资料，使音乐赏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社会与经济网络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民间借贷 信任 社会网络 兴衰

近阶段，浙江省部分企业由于企业资金断裂，发生经营困难，直至跑路逃债的新闻，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据统计，浙江省今年非正常倒闭的企业高达244家，其主要原因均是由于融资困难而依赖不稳定的民间借贷造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成为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风险性徒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浙江企业倒闭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担忧。

民间借贷，主要指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的活动。它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现象，不受金融法规对资本金、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的约束，没有纳入国家信用控制和金融监管等常规管理系统（林声，2008）。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银行信贷资金趋紧，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助推了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或居民在创业起步、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急需，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几年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客观上造成许多银行无款可贷。中小企业在人工成本上涨和回收货币困难的双重压力下，无法从银行借款融资以求得生存，民间借贷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黄月冬、赵静芳，2008）。

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其发展也呈现了一系列新趋势。第一，借贷规模明显扩张。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这个规模在当地约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第二，借贷手续日趋完善，企业借贷方式呈现多样化。目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已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从借贷手续上看大部分借贷双方能够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较为完善。从借贷方式上看，家庭民间融资方式较为单一，属于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方式则可分为直接接待、商业信用和票据贴现等。第三，为了解决临时性资金不足，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攀升。借贷利率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和借款人偿还能力、期限长短而定，定价决策具有分散性（林声，2008）。总而言之，民间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金额的扩大化，期限逐步的长期化，借贷的利率市场化等特点。

正是基于现状，民间资本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民间借贷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是基于信任和社会网络的视角。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他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成人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等。本文主要采用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像信任、管理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充分和连续的合作（李惠斌、杨冬雪，2000）。从笔者看来，信任和网络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于后文阐述），从社会资本中得信任和网络来阐述民间借贷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民间资本快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缘关系本位是民间信贷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亲缘、地缘的关系，喜欢讲人情面子，民间风险借贷风险的保障机制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地域内，亲缘网络或熟人圈子，往往具有安全可靠、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而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在熟人朋友圈子和亲缘性关系网络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都具有真诚相待、讲求信用等行为特征。这就引出了“信任”这个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特征在于推动组织成员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写作（张婷，2011）。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的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包括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黄晓波，2006）。Coleman（1990）和Spagnolo（1999）也提出过社会资本强化了信任的普遍程度，即信任是社会活动的均衡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相互合作。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网络或者信任方面解释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在社区内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其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他形成于彼此较为熟悉的人群内部，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是嵌入于某种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纽带之中的。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可以发现，网络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可达成性及网络中各结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如果行动者能够彼此接触相互联系，交流资源，网络则可有达成性。网络的可达成性事产生网络内聚力首要的结构性条件。这种内聚力的结构性条件只靠自身并不足以产生信任，他除了要求行动者必须建构一种持久和相对较强的链接和配置之外，还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情感，情感是粘合剂，建立并维持行为主体间的各种联结和配置，以防止网络的过度分散和破裂。布劳也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由这样的互动产生的情感越积极，关系性凝聚力的水平越高，从而便会产生义务性的行为（王丽娜，2006）。民间借贷，尤其是个人性质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在这样一个亲缘关系的网络中，凭借着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将自己手头上的闲散资金借贷给他人（林声，2008）。在笔者的老家福建泉州，这样的民间借贷也屡见不鲜，通过中间人介绍，笔者对一名长期从事私人借贷的人士进行了电话采访，经他介绍，进入这行业的人，一开始都是凭借着熟人的介绍，选择借、贷款人，贷款人愿意将资金借给借款人，除了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利率外，交易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并且在借贷关系发生后，要随时地跟踪借款人的资金流向，一旦发现贷款人有不良举动或是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会破裂，最终导致终止这样的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中国能够红火发展，中国血亲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他虽然为民间的经济活动，但同样也必须遵循具有传统特征的行为规范直至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传统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因而其信任链条不会太长，同一笔借贷中参与人数和参与规模也不会太大。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些民间借贷组织对个人或企业的背景环境极为熟悉，加之发放贷款手续简单方便，很少需要抵押和担保，民间借贷便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得以延续。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形成民间借贷，离不开行两个条件、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及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第一，从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只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强烈的资金需求之间不相吻合。由于中国的流动性资本过剩的背景，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普遍对基层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加以限制，实行“高门槛”的信贷政策，这首当其冲的是提高对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信贷准入门槛（林声，200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面对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需求增大，部分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却面临着资金流动紧张的局面。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金融制度，使得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资金，金融资源也相应地分配给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惠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评级授信制度，贷款支持的重点转变为“四重”和“三大”，即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和大企业、大行业、大项目。同时实行了“双小退出”的政策，即从小企业贷款和小额贷款退出（郑侠，2008）。而出于供给方的民间借贷组织与个人，拥有较多的闲置资金，但缺少投资渠道，为民间的融资活动提供了资金来源（毛金明，2005）。可以这样说，是国家金融机构对小型企业、个人的不信任感，使民间借贷行业一枝独秀、茁壮成长。

第三，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看，我国缺少正规的民间融资服务体系，即官方的正规金融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的相关服务很少。由此产生了许多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相关资金融通服务的中介，这些民间借贷中介和民间借贷的供求双方一起构成了民间借贷体系，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笔者电话采访了解到，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类似的民间借贷中介数量不少，尽管他们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合法的身份地位，但由于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其能在借贷领域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从而维系了行业的发展链条。在一些农村地区，正规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足，“存多贷少”的现象十分普遍，资金“外流”的趋势较为严重，而这些资金，极大一部分是投入于民间借贷市场中（林声，2008）。民间借贷主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缺陷，其资金主要流向民间中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之处。

除此之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积极寻找投资渠道，中小企业及“三农”的资金需求具有“急、少、快”的特点，为民间借贷活跃创造了条件。鉴于本文采取“社会资本中信任与网络的视角”，在这方面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民间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满足了中小企业和农村新兴特色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为民间资金提供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扩展了经济增长空间，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实现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尤元旭，2010；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民间借贷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组织的特点为劳动生产率低，经营规模小，利润收入少，抵抗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不高，加之农副产品容易腐烂变质的原因，农民极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局。在正规途径无法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民间借贷所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放款者在小范围内深入地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潜在的发展前景和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合理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这就创造了更大的社会财富，从现实生活中论证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原则。二是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毛金明，2005）。民间借贷在贷款涉及的范围、金额、利率的协商及方便程度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正规借贷相比，民间借贷的运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为灵活，手续更简便，信息更加对称，交易成本更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正规借贷造成竞争压力，促使正规借贷机构转变工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然而，尽管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但浙江民间借贷引发的一系列小企业倒闭、捐款而逃的事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民间借贷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障碍：一是信用体制障碍，即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身信用不足，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法制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周锋、邹晓明，2010）。正规金融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部分原因是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不足，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一些中小企业的诈骗行为引发的一系列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正如前文所述，在个人的借贷中，借款人一方面必须经过对贷款人的信用评估后才将资金借出，另一方面也因为信任机制的不完善，必须得随时跟踪贷款人的资金流动取向，以防贷款者“携款潜逃”。从这个角度看，信任是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人们通过“信任”的桥梁发生借贷行为，又因为“信任”桥梁的倒塌而终止这种行为。二是法律性缺陷。由于国家法律未能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得作用，致使其不能光明正大地开展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借贷的规范行为。民间借贷又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存在高利贷的嫌疑，政府缺乏相当手段来约束和规范，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同时，国家缺少相关法律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一旦借款方失信，贷款方将很难挽回经济损失。浙江省民间借贷导致企业倒闭的事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是典型的教训。三是监管。由于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金融监管对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及市场推出等监督管理调控力度不够，无法及时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

民间借贷出现浙江温州企业倒闭的困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市场，降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民间借贷交易的隐蔽性又导致有关民间组织活动的税收无法及时征缴，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损害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陈蕾燕，2007）。第二，民间借贷加剧正规金融组织信贷的风险，由于其风险危害性大，同时基于社会资本中“信任”的影响，容易导致信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危害社会安全。

现阶段，民间借贷这棵幼苗已经深入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德沃土之中，尤其是在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在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极其复杂的负面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认。笔者在研究民间借贷的出路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条具体的对策。

第一，从企业角度而言，应该大力提升民营企业素质，增强融资能力，尤其是目前处于贷款门槛之外的中小型企业，应该努力推进其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拓宽其直接融资的渠道（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周锋、邹晓明，2010）。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不真实等问题，应采取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合理性等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信用度，以此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应延伸为提高个人的信用水平，增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进行市场经济交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信用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资源。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才能提高包括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在内的融资能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除了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更需要有信用文化的支撑，需要培养社会主体信用理念来维系。企业必须加强培育经济发展的信用文化，加强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教育，把依法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奠基石。

第二，对政府角度而言，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企业信用担保系统，完善民间资本的法律规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强化社会监管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融资行为（董俊峰，2010，齐美东、王莲芬，2004）。市场经济客观上是建立在法制上的诚信经济，没有法制就不能构建一个有效地社会信用体系。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无论是企业或是个人借贷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但我个人认为，唯有立法制度和监管手段，才足以规范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信用必须靠法制来维护，法制必须靠信用来彰显。同时，在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的基础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使企业诚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对金融机构角度而言，应认真考虑企业或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加大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发展适合小型的金融机构，改进与创新贷款服务方式（毛金明，2005）。比如，推行银行自主贷款，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促进中小企业及个人的融资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是我国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融资形式，是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民间融资的需要产生的，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融资方式，其存在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并将会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民间借贷目前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完善法制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从信任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视角，只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克服其现存的消极影响，化解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才能有利于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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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来军，2007，《浅议民间借贷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原因》，《世纪桥》2007年第10期。

[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及发展建议》，《资本市场》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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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丽娜，2006，《企业家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转化研究》，《市场论坛》2006年第3期。尤元旭，2010，《反思浙江民间融资的危与机》，《现代营销（学苑版）》2010年2月下旬刊。

[13]张婷，2011，《社会资本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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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oleman,J.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社会与经济网络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信息化县域经济农村信息化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和最基层的运行单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基本经济支撑，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信息化必须基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发展机制。尤其是贴近农业、农村基层实际的县域经济信息化，在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能直接解决基层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够畅通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信息化的现状

农业基础脆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的是我国农业的突出问题，但比农民经济上的贫困更严峻的是农民信息上的贫困问题。农民得不到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少，是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步伐明显滞后以及“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据调查，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网民总人数为1.11亿人，其中城市网民大约有9168.6万人，普及率为16.9％;乡村网民只有1931.4万人，普及率仅为2.6％。在广播媒体方面也存在同样情况，目前经广电总局批准的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的数量分别是2371套和1254套，其中面向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分别只有10套和5套，占全国广播频率和电视节目总数的比例分别是0.42％和0.4％，而且针对农民科技普及和培训的节目、农村题材广播剧、电视剧也都很少，而且缺乏农民关心和需要的农业生产信息、农产品价格信息等。

二、县域经济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和运作方式

我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主要是建设与本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县域信息化平台，结合本地农业、农村实际，围绕本地农副产品特点，建设以农副产品产销为主的特色网站。这种做法可以直接把本地农业经济与市场连接，花钱不多，收效明显，不仅有利于农民对信息资源的吸收，而且还有利于县域地区信息资源的整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利用分散的农村社会信息资源，使之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因此，重视基层县域经济信息化，开展试点工作，制定一些相关政策予以支持，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县域经济信息化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建、管、运、维”各个环节均需要较大力量的投入。鉴于县域信息化专项资金力量普遍不足，因此必须突出市场化运作，充分体现政府引导、广泛参与、公众收益的思想，积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资金投入，同时更要兼顾其投资收益。

三、县域经济信息化模式

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传播建设等不同的侧面，可考虑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1.资源共建模式

目前，广大农民群众最渴望的信息主要包括三方面:(1)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农副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信息。(2)农业科技包括养、种植业、病虫灾害防治等实用科技信息。(3)提高文化科技素养和能力的教育培训。而我国县域的信息资源建设相对落后，已经启动的信息资源建设在技术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显得不足，实用性、适用性、可观性、动态性都有待改进。“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虽然农村信息服务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农民信息依然贫困。因此，县域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可采用“资源共建模式”。

资源共建是指由政府主导，组织、协调涉农部门，调动运营商、集成商、信息服务提供商等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贴近公众特别是农民需求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县域经济信息化中公共服务平台、“三农”基础数据库和综合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公众及时、准确提供信息服务。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信息资源的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有限的信息化专项资金应重点保障这些系统的建设:

(1)要充分利用省、市各级政府已建的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和现有基础;整合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涉农信息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建设。

(2)重点投资建设体现县域特色经济的基础数据库。

(3)由政府发起、倡导并组织整合各类社会信息资源，采用购买、交换等方式与信息持有人共建综合信息数据库。

(4)由政府统一管理信息资源，定期维护，及时更新，保证信息的充足性和实效性。

资源共建中各类信息资源分门别类，面向公众的普通信息资源免费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提供服务，特色经济信息资源等有价值信息可有偿交由中介组织和增值服务商进行深入开发利用，并将此部分资金重新投入到信息资源的整合中，以此达到信息资源共建的良性循环。

2.中介服务模式

在县域经济信息化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发展和引导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将其建设成为政府决策信息的提供者和企业供求信息的“红娘”。中介服务模式能突出体现中介组织在县域经济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其掌握企业（包括个体经营者）信息需求和信息化专业技能的双重优势，通过深度开发信息资源、提供信息服务，在政府、企业（包括个体经营者）和公众之间承上启下，搭建信息沟通的桥梁。在这种模式中，应重点发挥中介组织的两种作用:

(1)组织建设特色经济网站，并通过交换链接、搜索引擎排名、广告宣传等方法推广网站；利用县域经济的特色做出网站的特色，逐步建成第三方的电子商务网站；利用该网站为本区域的农产品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同时辐射周边区域，从而有效的为本区域内农户提供电子商务支持。通过提供农产品交易服务，促进县域建立、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缓解我国农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2)购置、收集和整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开发、深入挖掘并利用网站快速，成为行业信息的源泉。

中介组织的网站可以通过发展会员（VIP会员）等有偿方式，以低廉的收费和快捷的方式向访问者提供信息服务，用信息的质量来保障会员的数量，并以此运营和发展壮大。目前，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有河北安平县的特色经济网站――“中国丝网网”，该网运行比较成功,一些企业实现了网上收集与信息、网上推销、网上洽谈和网上交易。

3.ASP服务模式

在县域经济中，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特色经济产业的重要构成单元，这些中小企业很大一部分甚至还只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经营者，面对这样的“企业”来推进信息化，普遍存在着对信息化认识不足、应用和维护能力薄弱，但经营模式基本相同的特点。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社会资源成本，保障这些为数众多的企业“用得起、用得上”信息系统，就需要建设ASP服务平台模式。从而使县域中的企业尤其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以很小的投资来体验信息化带来的便捷和效率。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即应用服务供应商）是指在双方共同签署的外包协议基础上（协议内容可以包含价格、服务水平、商业机密等），用户将其部分或全部与业务流程相关的应用委托给服务商，由服务商保证这些业务流程的平滑运作。通俗地讲，ASP就是一种业务租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运营商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还是信息系统的建设者、运行维护者，企业是使用者，双方合作方式如下：

(1)运营商统一构建信息系统，并负责系统的应用培训、运行维护和信息安全。

(2)运营商提供的信息系统要能够满足一般类型企业基本流程的管理，并能够定制开发特殊的流程。

(3)企业以租用的方式使用，租用ASP的计算机及软件系统进行自己的业务管理，并反馈意见。

ASP模式中，运营商向用户提供信息系统的有偿使用权及服务，并按周期向用户收取服务费，来进行运营和进一步的发展。企业用户可以节省一大笔用于IT技术产品购买和运行的资金，与整个运行相关的风险可以被分摊，还可以找到比传统网络信息服务更加实用、便宜和有效的服务内容，加之IT应用技术能做到及时更新，从而促进其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目前，宁波爵溪街道办建设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符合国情的ASP实践的典型案例。

4.信息入户模式

农民是县域绝对主体人群，推进县域经济信息化的瓶颈之一就是农村信息传播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农民收入较低、负担重的前提下，要解决农民信息上的贫困，需要采用“信息入户模式”，实现农民信息简捷、便宜的提供。信息入户是综合利用互联网、电视、语音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传播手段，开展农业信息服务。这种模式重点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问题，即信息怎样到广大农民群众手中，让农民群众喜欢用、用得起、用得好。

如今信息网络已经基本遍布广大农村，最缺乏的就是信息和信息终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

(1)电视、电话等大众类信息终端广大农村已基本普及，缺乏的是能够指导生产的信息资源。针对这种类型，可由政府组织并引导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来进行数字化改造（如机顶盒等）和开发信息资源，通过大众媒体使公众（农民）获得快捷、高效、有用的信息，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覆盖大面积农村地区，成为廉价地为广大农民传送农业信息的途径。相关信息费可以按时间或按信息量支付，来保障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的投资效益。

(2)计算机类的信息终端限于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操作能力，可由政府组织并引导村委会投资建设“村信息服务站”，并派驻专门的信息员来提供信息服务。信息员经由统一培训，持证上岗，负责以广播、板报等形式及时各类农业信息、天气信息、市场行情等，并及时利用网络搜索功能，帮助解答农民遇到的各类问题。信息员的工资和检索支付的信息费可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从村提留中支付。

这种模式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试点运作，并逐步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和宣传可以稳步提升全民信息化素质，从而提升县域经济信息化的整体水平，实现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能力的最终目的。目前，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有河北省藁城市的“三电一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适宜在全国推广。

县域经济信息化建设模式当然不是上述模式的单一运作，必须是多种模式的整合与互补，综合各种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切实保障当地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1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省略nic.省略/index/0E/00/11/index.htm，[2006-10-19]

[2]中国丝网网.国家级县域经济信息化试点工作在河北省安平县正式启动[EB/OL].省略/news/shownews.asp?newsid=703，[2006-11-9]

[3]罗亚波:网络化制造环境下的ASP服务模式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6(4):1-3

[4]高吉魁等:“三电一厅”信息服务系统为农民致富助跑[J].中国农业信息，2004(11):43-44

社会与经济网络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市场战略 驱动因素 资源基础观 制度理论

引言

民营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版图的重要力量，并且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及其他国家私营企业相比，其国际化过程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本质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的后发型国际化，因而很难建立和利用类似于发达国际企业所具备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我国民营企业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很难获得相应的政策扶持，其国际化过程处于非主导地位，从而表现出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规模分散化的特点。基于此，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形成机制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当前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视角来对企业国际市场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一是产业基础视角：以Porter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产业环境决定了市场战略，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即SCP范式。二是资源基础视角：以Barney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资源禀赋决定其战略和绩效。然而Peng指出，对国际市场战略的研究在这两个视角基础上还应该加入制度理论作为第三个理论支柱；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企业特定资源能力”发挥更大作用，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制度”则成为更加突出的决定因素。聚焦经济和制度文化过程的共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营销研究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战略选择研究。

资源因素与国际市场战略

国际市场战略是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式与路径，它旨在回答“企业在何地，通过何种方式，与哪些竞争者展开市场竞争”这一国际化经营关键问题。在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的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与路径。Barney认为企业通过发展一系列独特资源和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这些市场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还必须是不易模仿而且在市场上短期无法替代的。Peng指出资源基础观关注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不仅包含传统研究中静态的资源能力，还应包含更多涉及过程和执行层面的资源能力。因此，本文基于广义资源视角，从资产、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分析驱动国际市场战略的资源因素。

（一）网络资源

网络作为企业重要资源形式，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关系”的社会背景下，对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竞争中，单个企业很难拥有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全部资源，因此必须通过个体或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资源共享或互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网络。企业层面的网络资源更多体现为正式的商业关系，企业通过展销、供应链联合以及战略联盟等正式业务联系嵌入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网络，使企业能够稳定和有效地获得资源供给和市场机会。郑准和王国顺的研究探讨了网络资源对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机制；当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丰富的网络资源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经营所需的合法性、资源和知识。可见，网络关系是为企业国际化行为提供资源保障的关键机制；当企业拥有更为丰富的网络资源时，企业更可能选择高资源承诺和市场卷入的国际市场战略。

（二）国际化经验

国际化经验是一种动态的无形资产，它是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础。已有研究就国际化经验对企业国际市场战略影响的探讨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是知识观点，二是惰性观点。在知识观点方面，国际化阶段理论指出，随着企业国际化阶段的逐渐深入，企业所掌握的国际市场经验不断增加，而这些持续累积的国际市场知识决定其国际市场战略的选择。Chang和Rosenzweig的研究发现国际化经验与高资源承诺的进入战略存在正向关系；同时，通过不断增加的市场卷入度，企业获得更多的海外市场知识使得管理者根据环境变化，合理配置资源，处理突发事件、文化冲突的能力都得到增强，由此对其遭遇损失可能性的预期减小，从而对高资源承诺的进入战略更加充满信心。从惰性观点来看，Jun认为经验可能会使得企业在面临变化的环境时缺乏适应性和竞争性，决策者惰性导致经验丰富者比经验缺乏者更加容易忽略环境变化，采取高资源承诺和市场卷入的国际市场战略；而Buckley等研究也表明，具有较少经验的管理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更加强调某些特定优势；当企业不具备这类优势时，他们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国际市场战略。

（三）战略能力

企业战略能力是企业对其远期成长和发展战略实施影响的能力，它包含了组织执行战略所需要的全部能力。Desarbo等认为企业战略能力、环境与战略类型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他们仅依据战略能力对市场战略进行了分类，并未深入探讨战略能力与企业国际市场战略类型选择之间的关系路径。本文将战略能力视为组织层面影响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能力，包括战略规划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适应能力，并探讨战略能力与国际市场战略之间的逻辑关系。

战略规划能力有利于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的收集、整理，并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资源现状制定国际市场战略。而战略执行能力能够使企业的战略规划被正确地理解和有效地执行；战略适应能力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这突出表现为在战略规划、实施各阶段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Uhlenbruck等在研究转型经济体时指出，非国有企业所具备的战略能力能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参与水平与竞争能力。总之，当企业具备上述战略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时，对环境的认识更加清晰准确并能够有效应对其变化，而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也使管理者对进入战略决策充满信心；从而更倾向于采取更大资源承诺和市场卷入水平的国际市场战略。

制度因素与国际市场战略

制度是市场经济中必备的要素，它反映了企业在特定市场中所面对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约束了企业资源的运用。在国际经营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与企业资源因素相互作用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因此，本文从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两方面来探讨制度因素在民营企业国际市场战略选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在国际营销的研究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有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例如，Dikova和Witteloostuijn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影响；他们指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战略具有显著的影响。而郭苏文和黄汉民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我国外向FDI有阻碍作用。由此可见，当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大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即并购、绿地投资等方面的投入更为谨慎。

当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对较高水平的制度距离时，网络资源有助于企业整合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各类信息和资产，强化对东道国社会制度的理解与应对，从而为企业积极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支撑。而国际化经验有利于企业克服海外市场制度不确定性，以及降低对国际市场风险的感知水平，进而增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能力。同时，战略能力促使企业从战略规划、执行和动态适应层面强化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性的能力，推动企业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二）文化距离

根据国际化阶段理论，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拓展时，首先会选择进入与母国社会文化相似的国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不断累积才会开始开拓文化距离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市场。Flores和Aguilera的研究还发现，企业即使不遵循阶段国际化步骤，在选择新投资的市场时会也优先选择具有更好文化相似性的海外市场。Buckley等利用官方数据首次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文化相似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可见，高水平的文化距离对企业国际化扩张战略具有负面影响。

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网路资源有助于企业借助外部资源适应东道国文化差异性，推动企业强化国际市场的资源承诺和市场卷入水平，帮助企业克服文化壁垒实现国际市场扩张。国际化经验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认知水平；较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能够使企业较好地分析和应对文化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主动性。战略能力能够使企业从战略层面推动国际市场参与水平；特别是在具有较高文化距离的东道国市场，高水平的战略能力有助于企业增强国际市场竞争战略的前瞻性和适应性，有效评估和应对文化差异性，从而为企业实施更为积极的国际市场战略奠定能力基础。

结论

本文从资源、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即广义的资源观视角分析驱动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市场战略的三类资源因素；民营企业的网络资源、国际化经验和战略能力对其国际市场战略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首先，当民营企业家或企业组织掌握了高密度和强度的网络资源，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更大资源承诺和更高市场卷入的国际市场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其次，民营企业及其高管团队具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能够推动企业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在国际市场战略决策中对海外市场赋予更多的资源投入，使企业更深入地融入海外市场。最后，具备高水平战略规划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适应能力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更倾向于采取高资源承诺与市场卷入为特征的国际市场战略。

此外，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越大时，网络资源、国际化经验和战略能力对民营企业国际市场战略的驱动作用可能更明显；这意味着，当民营企业进入到与母国制度和文化差异越大的国际市场时，网络资源、国际化经验和战略能力这些资源因素的作用越发重要。对民营企业而言，当企业进入具有较高制度和文化差异性的国际市场时，更应该重视对网络资源的积累与运用，建立具有国际化经验的管理团队，同时增强企业战略能力的培养，从而保障其国际化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通过以上分析结论可知：首先，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应该重视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民营企业缺乏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和政策依靠，因而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别是在进入具有较大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应通过网络获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信息或资产，同时分散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实现“借船出海”。其次，由于国际化经验对国际市场战略具有重要价值，民营企业需要强调通过外部学习和内部积淀以积累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高管团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成员在国际市场管理经验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组合配置，建设具有差异性国际化经验的高管团队，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最后，民营企业应强化自身战略能力的培养。对国际市场信息的分析与应用是企业战略规划的前提，强调战略执行能力亦是我国民营企业提升战略能力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企业需要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感知与回应水平，从战略层面强调企业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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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国鹏，王进领.企业家战略能力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