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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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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的内涵

儒家精神的内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人文精神;现代价值;和谐社会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立的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对中国社会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当代,随着现代工业高速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出现了某种断裂,导致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儒家人文精神却越发显现出它的超凡卓越与生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儒家人文精神仍然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为现代文明服务。

一、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内涵

1.什么是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揭示,高扬人性、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

2.儒家人文精神内涵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的积极内涵旨在是对生命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即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以人为本,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肯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孔子的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仁学”上。包括“仁本”和“民本”。

关于“仁本”。“仁者人也”,“仁”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肯定了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并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意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强调了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把握人的本质,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完善人、实现人的必要性。孔子的人本关切不仅是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注重如何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光辉命题;“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形象地将君民关系表述为舟与水的关系;再如儒家经典《大学》更是将“亲民”作为三纲领之一,提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也体现了作者重视民意的信念。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对于约束和牵制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2)中庸和合精神

儒家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要求具有理想人格的智者、仁者应对山水之类的自然之物采取悦纳的“中合”态度,反对无节制地猎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孟子提出“性天相通”说,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提倡“与人地参”,既高扬人的能动性,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关于人际,孔子强调“和为贵”,其要求要尚仁、讲义、有礼、互信、和以处众、推己及人,理智地实现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协调共振。儒家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善人为邦”,“宽猛相济”以实现政通人和,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个体身心之和,儒家强调以修身正心为本,以求身心和谐。

(3)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

中国先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孔子提出的忧患意识在个体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子忧道不忧贫”等一系列名句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伟大的,它不是一己之忧,而是国家之忧。孟子更是意识到忧患精神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认为个人的生命生存、事业兴败和国家存亡都与有无忧患意识相关联。忧患意识的产生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朝着认同现实的方向发展,并促进古代先哲品格的形成,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灭。

(4)笃行精神

儒家的笃行意识即力行意识,是一种自强不息,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探索了“和实生物”和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冲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人民)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人本、和合、忧患、乐道精神中,都蕴含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的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应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为的考察。孔子的“笃行”精神也包括道德实践。儒家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周易中的一句名言,它以凝炼、刚健的笔调展现了儒家“求诸己”和锲而不舍、刚直不阿的精神风貌和崭新品格。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的人文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以及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树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西方文明日益严重的危机,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和儒学。在社会发展多元化,知识、技术更新换代频繁的今天,儒家人文精神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和精华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精神的内涵范文第2篇

孔子的一生都在为整个社会以及统治阶层的治国之道而奔走。虽然他最后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能够成为流芳百世的大圣人无疑是他不放弃积极追求的结果。孔子所处的社会发展时代中,并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民主选举,更没有任何的革命运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要想实现自己的从政理想唯有被君主赏识,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以此从政治层面来看需要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很多文学作者唯有通过文学创作的途径让世人知晓自己的用世才能。纵观我国古代的整个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苏轼、辛弃疾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各自的用世精神,在文学表达过程中由于作者在用世道路上的发展不同,具有不一样的文学情感表达。

2、儒家用世精神在文学载体上的体现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载体形式多种多样,在不同的作品载体中儒家用世精神体现的方面也不尽相同。以儒家用世精神的角度上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要体现儒家用世精神,需要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文学性与服务性于一体的精神思想,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催生出了各种文学体裁类型。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者不同程度上都凝结了作者的用世精神,其中有部分文学作品积极表达了作者的个性与思想,在体现出儒家用世精神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的独特性。如李白的文学作品极具个性,被成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陶渊明悠然自得的田园派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治国用世之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当作虽然表达出了儒家用世的精神,但也带有浓厚的个人性格特征。在我国优秀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中,文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朝代的更替,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文学风格和体裁。除去诗歌在我国文学发展中这条重要引线外,唐代传奇也是其中辉煌的一页。唐朝的传奇小说最初创作的目的带有十足的实用性,注重用创作文学作品验证文学作品创作者的诗文以及写作造诣。传奇小说具有创作过程连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创作时间长等特点,在表达儒家用世精神时虽然没有诗歌的方便快捷,但是表达的意义深远,并且通俗易懂便于百姓阅读。从两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分析发现,以诗歌表达自我理想抱负的作者通常积极寻求能被君王赏识的方式,而传奇小说更注重在百姓生活中进行警示实现自我思想,例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的三部短片小说,无不教导人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3、儒家用世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儒家精神的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领导集体;伦理精神;思考 

    领导班子形成集体力量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这其中既有技术性的组织结构合理,也有科学有序的权利分配和运行的制度安排,还有起内在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显现力量的精神文化现象,其本质就是领导者个人的德性和由这种德性相互发生和影响而构成的整体伦理精神,并通过这种精神达到领导者个体与整体相统一、领导者个人之间共生共容、整体运行和谐有序的状态。本文从建设和谐领导集体的角度,探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一、伦理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作用

    伦理精神是一个哲学概念,从伦理学元点出发,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应该”与“事实”、“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问题,元伦理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应该”,所有伦理学的概念以后都是围绕“应该”来展开的,由此形成了伦理学的概念系统。“应该”的上位词是“善”,下位词是“正当”,“价值”是这个概念系统的开端,然后是具体于价值的“善和正当”,这也就是道德上的善,所以伦理学精神的实质就是个体通过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发自于内心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自觉认同而注重对“善”的追求。薛桂波、倪前亮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五期《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一文中对伦理精神做了非常好的阐释,“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伦理精神是社会的人伦精神,强调的是整体的和谐与秩序,体现的是社会内在生活秩序的精神。……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考察,‘伦理精神是个体与共体相统一的精神,是一种实体精神,它具有自在自为的特性,因为它不仅在本身内包含着作为其成员的个体,而且保持其自身于那些个体的反思之中’。而道德精神则不同,它是个体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在道德精神的领域,‘精神得到了恢复和愉悦(就精神是思想而且保持为思想而言),并且知道这种包含在自我意识中的存在(即思想)是完善的和独立的本质。’因而道德精神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体的自我确认,体现了个体的道德自我确证。”从内容上来讲,伦理精神包含了道德精神,既具有道德理性,又具有实践理性,具体而言,伦理精神指的是我们在涉及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从“善”的追求出发,遵循理性的道德价值原则和规范,达到个人道德品质的自我完善和整体运行秩序有序性的有机统一。

    以“善”作为价值判断的取向具有崇高的个人精神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从个人价值上讲,它指导我们在自身行为的选择和评价他人行为时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解决了行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的矛盾,驱使我们每一个人向善、行善,从而实现道德品质的完善与提升,升华内在精神品质,达到自身的和谐,不断接近圣人的至善境界。从社会价值上来讲,依据伦理精神的概念而行动,个人具有自觉追求社会体系和谐有序的自觉意识,能够以最理性的方式安顿自己和调节秩序,解决了个人的非理性冲动和社会约束的矛盾,达到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一致,实现了整体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对领导集体构建的伦理精神反思

    尽管东西方文化对伦理精神的诠释遵循不同的思维路径,但是对伦理精神的本质理解却是高度一致的,即伦理精神是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共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大局、集体、民族、国家等大的组织概念出发,强调整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然后是国家、集体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在先予后取中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由此而衍生出了“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政治伦理规范,“重义轻利”、把讲“义”与“利”作为判断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标准,形成了“义利对立”的经济伦理观,推崇“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的人际伦理观等。而西方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自我需要和满足,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个人对金钱和权利的追求,在先取后予中达到两者之间的统一,因而衍生出了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伦理观,“时间就是金钱”、敢于言利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伦理观,公正与平等的社会观,敢于思考、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等。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规范究竟哪一个真正体现出了伦理精神,更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好做出单一的判断,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更容易创造和谐,西方文化更容易创造效率,因此有必要在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上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个反思,才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内涵,弥合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是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具有人伦亲缘、人伦和谐、人伦等级等特征。

    1、重爱讲情

    “仁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并且把“仁”与“礼”结合在一起。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推己及人”,关爱他人。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论述什么是“仁”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对父母尽孝、对兄弟讲爱是“仁”的根本。孟子也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则强调“仁者自爱。”与儒家爱有差等不同的是,墨子提出了“爱无差等”、“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如何为仁?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对孔子的为仁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他们从心即主观愿望、个人需要出发来讲仁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狭性。

    儒家重爱讲情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基本面是积极的。几千年来,国人相互之间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文化基因。在组织中,讲情重爱的伦理价值取向,要求宽容人,谅解人,融洽了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工作氛围,稳定了组织结构。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先爱自己的双亲、再兄弟、然后是普通的民众和世界万物的“爱有差等”的思想以及“仁存吾心”、“我欲仁,斯仁至矣”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了伦理精神的理性价值,混淆了道德价值标准,引起了道德判断的混乱。特别是过分强调讲感情,淡化了原则是非,轻视了制度法律的作用,所以在孔子哪里,在回答如何为“仁”时,他本身也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孔子在和一个叫叶公的人讨论什么是“直”时,叶公问他:“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是“直”吗?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犯了偷羊的错误,儿子应该隐瞒事实而不应该去举证他,很显然,这是混淆了是非观念。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既讲爱人、讲同情和关心,又讲原则、讲法理是不相容的。直到现在,在组织行为中还可以见到那些讲原则的人私下受到指责和排斥,而抛弃原则讲哥们义气的人却大行其道,很吃得开,被认为是很有本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认为揭发违法犯罪是不讲道义,检举人或者做证人往往被人误解,认为这样的人不可交,不可信,不可用,这些观念和现象对我们建立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2、重和息争

    “和”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道德目标。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其本质就是“和”,在人生修养上主张的“执两用中”、“致中和”的思想,强调的也是事物的度与和谐。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认为治国处事、内外交往,应该以“和”为标准,这就更加鲜明地肯定了“和”的价值。孟子提倡“人和”至上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提出“群居和一”说,认为人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团结一心,形成力量。墨子主张“兼爱”、“尚同”,他把人们“能相和合”作为求得社会安定的原则。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存有离散之心,所以“内之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只有“和合”才能使家庭、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

    正是从“和”的理想道德目标出发,中国传统伦理讲究处事待人谦敬礼让,不要闹矛盾,争短长。“恭敬之心,礼义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还强调要克己复礼。君子无争,是孔孟的一贯思想。“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矜持、自重而与人无争,合群而不结党。史书记述了孔子关于何谓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孔子说:“君子对什么事情都不争。如果说有所争,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双方互相作揖,谦让,然后登场;射完箭走下来饮酒,这种争是君子之争。”显然,孔子把“无所争”作为君子的道德标准之一,也是针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而言。庄、老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无为”的概念,引申论述做人要“怡养性情”、“清心寡欲”,达到“无为至极”的境界。庄子在《南华经》中《缮性》篇中写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与恬交相养,而合理出其性。”老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应该“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更是消极遁世、回避矛盾的人生价值观。

    重和息争的伦理精神,固然有利于培养国人的善良本性,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保证组织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有序,但是容易造成“和稀泥”的态度,否认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事物的复杂性,不利于组织讨论问题时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求得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因而造成组织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形成“不敢为天下先”的保守心里和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导致整个社会的死板和僵化。

儒家精神的内涵范文第4篇

此夜,天空没有璀璨的明星,也没有明亮的圆月,更没有星星点点的灯火,显得黯然失色。在这样的夜空下的校园显得更寂静,令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在这寂静的夜里,我陷入了沉思。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初三的学长学姐们正在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最后的冲刺。他们的脸上都挂着急迫紧张而又喜悦的神色,个个埋头苦读。这一幕幕努力拼搏的场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英语课上老师所讲的故事。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故事令人感动,又令人不由自主地为故事中的主人而惋惜。那件事发生在几年前,一名本校的学生酷爱化学,在化学方面有着优异的成绩,是化学老师心目中的特优秀的学生。一天,他在家里做化学实验,该实验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且老师强调说:“同学们必须在家长的正确指导下操作。”可是他实在太爱化学了,于是自己动手操作起来。突然,一阵爆炸声从他的家传了出来。于是,悲剧发生了,那位学生伤得太重而无法救治。虽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其中却包含着我们三中人的精神: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积极进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精神,这些精神促使着我们三中人努力奋斗,不断进取,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每个三中人都必须抓牢这根精神的绳索,努力攀向成功的高峰。

在学习、生活中拥有那样的精神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三有的大榕树精神和孔子精神。我校有着一棵百年大榕树,它不仅是我们炎炎夏日的遮荫伞,而且是学习的好地方。听上一届的同学说,在大榕树下写作文和学习特别有灵感。这棵大榕树经受了百年的风吹雨打,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虫蚁侵吃,坚持不动摇,依然不断的成长,最终才能长成现在那样的大伞,为我们遮风挡雨,这全是因为大榕树顽强坚韧,不怕困难险阻才能从一棵小树苗长成苍翠茂盛的大榕树。这棵大榕树与师生的精神风格相照应:有容乃大,吸纳茁长,无私奉献,顽强坚韧……这也是我们三有的精神。

学习上是大榕树精神,而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学校推崇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了让我们更好认识到儒家思想,强化思想教育,学校特意在校园里竖立了一尊孔子铜像,活用孔子铜像育人,充分发掘孔子儒家思想的内涵。说起孔子,我记得《论语十则》里有一则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则论语对于我们同学之间相处有很大关联,自己讨厌的事物,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而学校用孔子的儒家思想教育我们,使得同学之间的相处就更加和睦,更加的包容,更能促进同学间的共同进步。这是我们三有的文化氛围。

让我们扬起三中精神的风帆,不断的开拓进取,努力拼搏,驶向人生成功的彼岸!

儒家精神的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空;空灵;中国画;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26-01

一、国画中“空”的表现方式

国画借助空白描绘出不可描绘的天空,在与景物和人的相互映衬中借助受众的想象把苍茫的天空展现出来。宋徽宗赵佶《柳鸦芦雁图》、沈周《庐山高图》以及吴昌硕的《月中老桂》等皆属此类。

国画中是不存在影子的,但却在山石之阳面处、石坡之平面处等等以空白表示,这是国画中对影子的独特表现方式和解读方式。潘天寿先生的指墨花卉《晴霞》、《盘石墨鸡图》和夏圭《松溪泛月图》都是此类的代表之作。

雪景也是画家空白的表现之一。徐熙《雪竹图》表现的内容是雪后的枯木竹石,画家用水墨晕染出结构而用“空白”表现积雪。画家并不是刻意去追求“空白”而是因为“空白”的存在更能够让观赏者体验到景色之凛冽与雪景之凄寒。

亭台楼阁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建筑物也需要“空白”来衬托出它的形式感,同时亭台楼阁中间的气的流动也使其存在感得到更强的体现。亭台楼阁是实物而空林白烟、处处水流则是虚,虚实结合使得整幅画面富有生气,更加传神。

此外,“飞白”本是一种书法创作的手法,后来这种方式也运用到国画当中。飞白”之处是有与无的交界处,空白与墨迹互相借用转换给人带来意味无穷之感。

二、国画中的“空”与意境

国画中的空白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被某种自然现象所替代,国画中“无形”的空白与“有形”的主题素材之间互相补充都是绘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空白”的精神追求与来源它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体现。正如傅抱石所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

老子说:“知白守黑。”意到笔不到,计白当黑,虚中有实,实中见虚,都是中国画重要的表现方法。南宋画家马远的画中总是留出一角空白,因此被人戏称为“马一角”,他的《寒江独钓图》只画了一叶扁舟漂浮在水面上,一个渔翁独自在船上垂钓。画面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几乎全是空白,而正是这大片的空白,突出了“寒”与“独”的意境。

其次,空灵美是对意境美的总体要求。美学家宗白华认为,空灵,是指意境包含的那个“灵的空间”,表现在意境里,便是一种空灵之美。空灵还有一层含义在于透明澄澈。中国绘画追求的象外之意、画外之情,都是要通过有限的艺术形象达到无限的艺术意境。苏轼诗曾有“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的句子;元代画家倪云林每画山水总置空亭,所谓“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的荒寒寂寞,总由此亭道出。“空灵”其中有无穷的景、无穷的意闪烁其间,层层辉映,形成一种“透明的含蓄”。

画有意境,便会空灵,画一空灵,便会含蓄。空灵美正是具备了这些属性而受到历代艺术家的重视,故诗以含蓄才为上,画以空灵方为妙。这几乎成了中国画艺术精神的奥秘。

三、国画中“空”的深层文化内涵

国画中“空”的深层文化的最终来源都是儒家、道家与佛家文化,虽然三者在表面上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实质上,却互补性地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整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