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行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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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行业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有两所小学校，学生人数都不多，一个在最富有美景的村庄来古，一个在甘肃陇南文县秀美的茶山脚下；一个由企业家出资建设，一个由300余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筹款建成；一个探索商业与公益结合的模式，一个想尽一切办法为建成一所“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的学校”。

这两所学校有太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社交圈公益的产物。

广告人傅骏喜欢花小钱办大事，几年前他用不到5万块钱的成本，拍了一个视频，谷歌上的搜索结果高达731万，保守估计至少有1000万人看过这部《上海美女教你吃大闸蟹》。片子虽是个教学片，但植入了他自己的大闸蟹品牌“丰收蟹庄”。

2009年他与好友上海交大昂立教育总经理刘常科一起去旅行，自驾到了昌都境内的来古村，看到了被六座冰川环抱的村庄，也看到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那里非常美，但也非常偏远。你有时间想住下来待上两天，却根本连个旅店都没有。”

与所有贫困的地区一样，这个人口不多的小村子里唯一的学校校舍简陋残破，亟需修缮。过去傅骏也曾在别的地方资助过学校，但学校建成后，校长总有要不完的钱，傅骏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具有可持续造血能力的学校。他想试试将客栈和学校结合，由客栈的运作来满足旅行者的需求，并带动来古的旅游，而客栈通过提供服务，获得一笔可持续的收入，最终盈利部分用以补贴学校。

上世纪60年代末，学人类学的傅骏曾常年累月地泡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行为，虽然现在做广告，他依然保持用人类学的方式去思考很多问题，“人的行为是可以分析的，你掌握分析的方法，很多事情就不会毫无头绪。”

2010年，投资50万元，由中央美院建筑学院教授、傅骏的妹妹设计的来古冰川公益客栈建成。这个被设计为楼下教室、楼上客栈的建筑成了傅骏在来古进行的一个社区试验。社区中的人，乃至每一个被选派到来古当掌柜的志愿者，都成了这个试验的一部分。志愿者来自那次与傅骏同游到来古的刘常科所在的昂立教育集团，他们以选派员工志愿的方式，每年在公司内部选拔两名员工，以接力的方式到来古经营客栈。

从2010年第一任掌柜秦臻到后来的吴芳芳、桂鹏、沈晓旻，每一位来到来古的掌柜都是第一次长时间进入陌生地区提供志愿服务，因此他们带有着不可避免的外来者身份和视角。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思考角度。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沈晓曼说：“过去我在上海，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样一种生活。到了这里以后，和他们交流、相处，即便语言不通，他们也会用淳朴和善良让你感动，这时候你会怀疑，你一直以为美好的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贫瘠的土地上的人就不幸福吗P我们的到来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会不会也是一种伤害？”这些思考让她觉得，即便回到上海，她的生活轨迹也将发生改变。而客栈的第一任掌柜秦臻则已经辞去了上海的工作，留在了。

今年年初，傅骏请他学人类学的同学派来具有藏文阅读能力，并专注于藏地研究的学生，在来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回去后，傅骏获得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根据报告的建议，他决定今年找时间来村里办个回捐仪式，“我当时把这块地都买下来了，因为这块地位置很好，在村口，以后如果有人开发旅游什么的，要动这块地，这个学校不就没有了吗？”但也因为如此，村民一直觉得这座建筑是“大老板盖的别墅”。今年，政府出资在客栈对面盖了两层高的砖瓦结构新校舍，并用围墙将二者圈在了一起。“把它捐回去，做个仪式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把它弄好了对大家都有帮助。”

傅骏认为，这个客栈最终的形式也许将不再是简单的客栈，“经过这两年我们的带动，周围几家的藏家乐都起来了，好几家条件比我们都要好，将来我们这里可能就是个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其它服务了。但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客栈，有了客栈当地人就会认识到旅游对他们的意义。这个地方风景那么好，将来一定会开发，那么商家来谈判的时候，他们会更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更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能更好地与景区需要的服务对接。”

茶园小学的故事则缘起于两个拿着钱却不知道该怎么花的男人。他们最初并不认识。

2008年汶川地震刚发生，上海某报体育记者徐灿从身边的朋友中募了一笔将近12万元的善款。他本想和两个朋友一起前往灾区，将捐款亲手交到四川地震孤儿手中，公开每个人每分钱的去向，以及所有接受捐款的地震孤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但当他联系四川省民政局，才得知孤儿确认统计工作尚未开始。来自灾区的消息则说，当地灾民对于直接给钱很抗拒。花钱成了徐灿的难题。

那时的袁鸿正和《暗恋桃花源》剧组一起到处演出——他是这部剧的制作人。地震发生后，剧组开始以演一场捐一万元的方式筹钱。演出期间，袁鸿的好友汤唯、黄磊、何炅等人在观众席间共募得60多万元。但同样的问题也难住了袁鸿，“之前花了很多冤枉钱，在四川别的地方，扔几十万连个响声都没有。”

两个有着同样烦恼的男人经由徐灿的同事牵线相识，并迅速达成共识决定把两笔钱凑一起花。当年5月28日，徐灿在上海召集捐赠人代表开了“‘善款用在刀刃上’董事会”第一次讨论会，而袁鸿和他的妻子水晶则赶赴四川、甘肃等地寻找合适的项目点，并打探报价。

一开始，徐灿和袁鸿都想按照老套路，筹集一笔“符合标准”的钱，捐给当地政府。但水涨船高的报价却让他们一次次濒临绝望。考察中，袁鸿看到造价本不到50万的学校，被某地教育局女局长提到120万的“不二价”，而这已经是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低报价。四川的学校最低报价300万，青基会希望工程的每一所学校预算都在千万以上。

这逼着他们不得不直接找项目点，并更多地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和运营中来。经过《时代周报》驻甘肃记者王鹏牵线，甘肃NGO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主任赵中给徐灿发来了甘肃文县中庙乡茶园小学重建请求支持报告，对方报价不高，征地加上教室重建的费用在26万左右，操场等建设费用另算。

他们决定在这里将这个项目做起来。地震后孩子们被拆到两个村读书，路途的遥远给孩子们的家庭增加了负担。出于“让孩子更幸福”的考虑，袁鸿和徐灿决定将钱投在茶园小学。

当项目开始设计，原先帮袁鸿设计过剧场的建筑师许义兴成为了志愿者，而“善款用在刀刃上”董事会则充分发挥了其骨干成员中来自会展、财务管理行业和有过可可西里帐篷小学建设经验的“股东”的力量，将财务管理得极为细致，“今年我们—二月份做了一个账出来，总共49.8万多，账目偏差很小很小，重新对了一遍账就没问题了。”

正因为亲力亲为地跟踪了整个学校的建设，这支由朋友圈组成的公益支持团队开始思考更多发展问题。他们开始为当地农民提供到杭州学习炒茶技术的机会，每年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举行品茶会，义卖新茶，这些茶叶义卖的钱又会重新返还到当地学校。

但当袁鸿他们希望用更多的外部资源介入来提高村民的收入，并且最终实现村民靠自己的能力养活学校时，村民却有些意兴阑珊。“他们不愿意一年到头都忙，一年忙一阵子就差不多了。”这样一来，每年光靠卖新茶得来的两三万块钱，远远无法满足学校一年所需的十来万运营费用。这些来自京沪的白领们一边继续监督着善款的使用，输血到学校，一边琢磨出路。“再想想办法，意识的改变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袁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