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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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作为西汉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有选择地借鉴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搞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李存山. 董仲舒: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J]. 河北学刊2010(4). 

    [2] 黄钊.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 张彬, 周谷平.中国教育史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 2007. 

    [4] 孔颖. 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J]. 民办教育研究, 2008(5). 

    [5] 丁小萍.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春秋战国 孔子 孟子 礼乐

引言

礼乐，意为：“周代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周公旦制礼作乐，礼乐并称，由此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礼别异，乐和同”，可见乐的作用，在于把礼的精神感召力通过音乐作用于人。更因此，礼宜乐和的理想社会自古备受推崇，但不同的学派实际上对待礼乐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尤其在社会秩序失范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们为重组社会生活，对东周礼乐褒贬不一。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则表现出对“礼乐”的绝对拥护。

一、孔子的“礼乐”观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为推崇“礼乐”的政治家、思想家，研究中国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为一中心人物。而孔子之“礼”又为此中核心内容，他也曾一度致力于复兴周礼之乐。但其所处的时代，正值“礼崩乐坏”。孔子痛心疾首，愤而斥之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纵然这般痛苦，他也没有另外制作新的礼乐。在他看来，制礼作乐是圣人之事，而他自己从来不敢以圣人自居。但，他思考了礼乐，理解了礼乐的实质，把蕴涵于礼乐之中的事项抽象出来，从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思想体系。

孔子从已经僵化的形式背后，挖掘出一普遍的精神原则——仁，并将礼乐观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谓之：“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人如果不仁，怎么可能达到礼呢？仁在，即礼在。其核心是美与善的关系，最终目标是仁：仁即是美，美即是仁。礼乐之于孔子不仅是实现仁学理想的手段。同时，礼乐所蕴涵的自由审美精神也是仁学实现的极致境界。儒家礼乐文化表现出以具有一套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表达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价值，并以此规范调整人与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秩序与团结。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推崇礼乐，是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奴隶制统治。

孔子直接从“礼为政本”的角度，昭示礼的重要政治意义。“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所以他才会对管仲“不知礼”进行责问。由此，孔子提出了他的德治主义的仁政。他透彻地发挥了“政者正也”的理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透过孔子“正”与“政”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其中敬畏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与礼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孔子礼乐并言，礼乐似不可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其形而上的意义在于：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虽有《乐记》记之曰：“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和则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但，孔子特重乐，是看准了乐所具有的“和”的功能。但如何由音乐的“和”导向社会的和，仍是后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孔子有着深厚的音乐素养与个性的艺术审美观，“《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至于他听了《韶》《武》）两种古乐后，所作的论断性评价，则成为后人之典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他之所以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实乃因其重视礼乐教化。

综上所述，孔子“礼乐”观体现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更注重乐的实施。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衷心认同；以礼治身，以达到有庄严恭敬的外貌与行为的目的；以乐治心，平易、正直、慈爱、诚心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礼乐配合，既保持人的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孟子的“礼乐”观

孔子创始的儒家学派后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复兴礼乐的思想。历年来，曾有许多学者或深或浅地论述孔子礼乐的各方面作用及其内涵思想特征。如姚公和赖功欧的《论孔子的礼乐观》从历史角度分析孔子的礼乐观，认为“礼乐既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更是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方法”，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孔子及其儒家后生们如此重视提高乐的地位。而其中，孟子则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礼乐观最为甚者。

孟子“礼乐”观点主要继承孔子关于“礼”学说和“以仁善政”的思想，同时从“仁”和“礼”的侧面发展孔子的音乐思想，但在审美和艺术特征上与孔子相比，却有不同的特色。“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孔子最早把音乐与仁德结合在一起，而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乐者必须具备仁德，表现仁德，以仁德为乐，至于感情激荡，使之不可抑制和自然的流露，这是乐舞所表现的喜乐之情的反应，是道德与善的艺术美。

再者，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女，义之实，是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篓上》）从其可看出，孟子在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上，做了礼、乐与仁的根本联系的思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由此得来“乐教别于说教，仁声胜于仁言”观点。孟子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义”，所以他用“仁义”来充实“乐”的内容，意图用音乐艺术的特殊手段，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以推行其“仁政”。由此可知，孟子认为：礼、乐与仁的联系是由此及彼，层层推进且相辅相成的。

孟子还把“古”乐与“今”乐相结合，他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梁襄王下》）无论现代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都一样，都具有同种功能。他以人的生理性和物理性上观察得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认为：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其感觉器官和思维活动在美感上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按“礼乐制度”规定君子与小人、雅乐与俗乐，即不能同听又不能同悦。孟子却从人类生理感官机能上，肯定人的口、耳、目分别对味、声、色美感的共同性认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声（音乐）的物理属性——音高、音量、音值、音色的感受大致是一样的。从这种共性中提出“与众同乐”“与民同乐”的音乐审美活动方式，肯定了礼之外，音乐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点，与孔子的“礼乐”观中的“严格按等级制乐、用乐”产生了微妙的分歧，孟子所说的必然存在的音乐，是包括了“郑卫之音”这类音乐？又否能君王与百姓共用？

三、孔、孟“礼乐”观及《乐记》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影响

从前文对孔、孟“礼乐观”的分析中，我们可得知：儒家倡导周代“以礼制乐”，乐要按等级分配及使用；且，孔子还极力反对“郑卫之音”的兴盛，并出现在宫廷之中。

孔孟将“仁”提升到人道之极的高度，建立了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原则，以“礼”“乐”为表现形式的儒家仁学思想体系。这种礼乐相结合的艺术思想，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为人才修养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当然，这一提倡，还是存在着功利倾向，即为了社会政治、道德伦理服务，没有从艺术的本质规律出发，在艺术中得到纯粹的娱乐是不被孔子所推崇的。他推崇的“正乐”是《韶》《武》《雅》《颂》，“郑卫之音”就是他反对的“非乐”。所谓的“正”就是有改革和整顿的意思，带着政治目的，即——恢复礼乐传统，为“礼”而服务的“乐”，来推行他所向往的仁政和德政。所以孔、孟之礼乐观也只是从所谓的“大局”出发，其实就是服从于社会的需要，以维护宗法制度为目的。但这些都并不能掩盖他们对“礼乐”思辨出现的客观性。孟子对孔子的礼乐认识，评价为：“孔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赞誉后，孟子又将其继承并发展。二者既然是递进关系，那么，孔、孟“礼乐”观在春秋战国时提出，并得到不断地丰满，应是人类音乐文化及政治历史进程所存在的必然趋势，这也就使两人对礼乐的维护与倡导，存在着客观性。谈及孔、孟，都不可避免地借以《乐记》来歌其功颂其德。它又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一本集语录。但，学习音乐美学史，我们通常会“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乐记》是我国第一部音乐美学编年体著作，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诸多赞誉的语句。许多学者亦称其“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笔者却不敢完全认同。

笔者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八本高校音乐历史课程教材中，却看到秦汉三国的宫廷就有各种各样的北方流行民歌“相和歌”，两晋南北朝的宫廷音乐——清商乐，是来自南北方的民歌融合体，更不用说隋唐宫廷里的各国音乐、宋金元时蓬勃发展的市民音乐将宫廷音乐逼至绝地，以至于有些教材将其放在最后一节。这些，不都与孔孟之礼乐及《乐记》所要求的“等级用乐、反对郑卫之音、靡靡之音”矛盾吗？此述，仅笔者的些许看法。《乐记》是否真的“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古典音乐？此问，还需更多学者做出探讨。

结语

孔、孟，甚至是整个儒家学派的礼乐思辨理论，是否存在实用性？在提出的当下，其确实带来了特殊的文明气象，但礼乐最为突出的作用，却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这与历史前进规律相悖。今天，尽管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研究它；也有许多学者从中探寻出，对我们今后走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有积极作用的元素。但，这些元素的可行性及实用性，还有待实践证明。同时，礼乐在历史上对人们思维的约束、权利的限制、创造性的束缚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更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它。再者，中国历代统治者们，也大多没有真心按照孔孟的精神去做，由此，我们就更需要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判断、评价孔、孟“礼乐”观及《乐记》一书。

【参考文献】

[1] 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史料注译（上）[M].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2]孙加荣. 论语注译评. 电子书，2007.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充分继承和发扬孔子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今天和谐文化的构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及其中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这一重要人文价值，对构建和谐文化，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孔子伦理思想简述

孔子伦理思想核心是“仁爱”。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孔子认为，“仁”就是要“爱人”。他主张“出门如见大宾”，讲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讲役使人民要谨慎，都有“爱人”的意义。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他告诫统治者要行仁政，善待人民;要求人民应克制私欲谨守礼仪。他要求社会成员各安本分，守住自己的角色，这样社会就会归于“仁”。在这里，孔子所强调的仁爱，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把伦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孔子把“仁”规定为“克己复礼”，主张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把“仁”作为儒学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他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他说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合乎仁的要求，又说:“刚、毅、木、呐近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总之，“好仁者，无以尚之。”孔子认为，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并且，一个人即使具备某方面的优良品德也未必够得上仁。他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原则。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孔子那里，道德出于人的内在情感;而在孔子伦理思想中，道德则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成员的素质。他认为，人本性相似。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所以，人应该既“爱亲”，又“泛爱众”。在这个意义_L说，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的伦理道德是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

传统的孝与德也被纳人孔子伦理思想“仁”的要求。孔子重视祭祖，但他祭祖是为了弘扬孝道。他之所以对鬼神存而不论，是顾虑不能以鬼神的有无而影响人们的现实之养。对孔子来说，“孝”最重要的是“养”和“敬”，这就把孝看成是现实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具有此岸价值的行为。通过祭祖是要让人们了解孝道，培养人们孝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丧礼，追远指祭礼，通过这一类礼仪促使人们伦理道德进步而达到仁。

再一步来说，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孝梯思想，是针对当时人伦关系颠倒的混乱局面，从解决家庭内部伦理关系人手提出的，强调各守其道，各安其分，用孝梯来规范、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孝是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品德，强调子女对父母尊敬服从，扩展开来就成为家族系统中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维系子辈对父辈的隶属。梯是弟对兄长敬重亲爱的品德，扩展开来就成为处理家庭系统中左右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

二、孔子伦理思想解析

孔子的仁者爱人伦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和谐文化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和谐，在某个层面上说，就是要求人们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都充满仁爱之心，以此来推动各方面和谐，从而实现文化和谐乃至整个社会和谐。没有爱，也就无和谐可言。继承孔子的仁爱精神，以这种仁爱及其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培养人们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最终会使文化和谐更进一步。

孔子主张“诚信”。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孔子的诚信思想对今天加强市场经济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和谐文化也因此而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孔子的诚信思想，社会将会营造出诚实守信的和谐文化。

孔子主张的“孝梯”思想，对我们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美德建设。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家庭美德需要用家庭伦理规范来建构。赡养父母、爱护兄弟、尊重妇女、养育子女，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孔子的“孝梯”思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思想，对于建设新时期的家庭美德，推进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表现出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他将道德视为内在情感的诉求，使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联系，受鬼神的强制，还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觉意识，这时的道德还不能获得人类精神自律的意义。孔子将道德置于现实的人、现实人的真实情感之上，人因为这种真情实感并将其“推己及人”而获得了内在的规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使人本性趋于完善。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心理追求，成为有德之人完全取决于自己意志:“为仁由己”，只要不懈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会实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就使人成为了道德的主体。而建构和谐文化，同样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 转贴于

孔子使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节力量，按照孔子伦理思想，由于同情心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必然是会见诸于每一个人的，使一种德的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选择和常态，从而使道德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孔子还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化能够激发人情感，使人为善。孔子将人的真情实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刚毅木呐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通过“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这些礼仪激发了人们的内在情感，使人们去以孝为梯，道德感得到了强化。推而广之，能够用道德加以引导、用礼教进行规范，人们就能够自觉达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现了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料现当代和谐文化建设中，我们要重视道德作用，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推进“以德治国”战略尽快实施，用道德来建构和谐文化。

三、孔子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启示

当前，现代化潮流正在中国激荡，随之而起的，是思想意识的鱼龙混杂，是伦理思想的纷纭复杂，是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磨合。文化和谐，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主流文化，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对民族文明进步和发展壮大发挥了母文化的纲领性作用。它的外山之学主导了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全面的组织功能，为家庭建立起完善的伦理秩序，为社会构筑起良好的道德秩序，为国家发展出稳定的政治秩序。它的心性之学为中华民族成员提供了完善人性、追求祟高的生命意义系统，提供了物为心用、利由义统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天人合一、群己和谐的行为规范。数千年它有效地护持着这个东方涣涣大国的民族统一，社会稳定，民生福社，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文明未曾中断的伟大民族。

孔子的社会伦理从宗法观念出发，比较重礼崇德，这有助于克服现代社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只以机械划线、工具解决等弊端;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从群体意识出发，强调群体重于个体，主张义务重于权利，这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在群己关系方面的片面性;他的家庭伦理由尊尊亲亲的家族情感出发，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人情友情日趋淡漠的时期，可以经由唤醒亲情意识而增强人间爱心和责任意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义利之辨，由于强调义重于利、义先于利的原则，这有助于缓和人们竞争的无情、夺利的冷酷而使社会趋于和谐;他的吏治伦理中的德仁址京则，由于强调官员的道德约束和仁政责任，对目前权力和权力制衡者的共同腐败、权力的广泛滥用等社会问题都会有限制作用;他的秩序伦理中的角色差别理论，能使社会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差别的天然存在，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权责。总之，孔子的重礼祟德、群己关系、权责关系、重情厚义、以义为先、官德仁政、角色权责等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和谐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范文第4篇

（一）关于《诗经》

《诗经》汇集了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即从公元前1066年到公元前541年前后的诗歌。由于其产生的朝代，《诗经》可被称为“周诗”。在周代，只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其内容包括民间歌曲、宫廷歌曲和祭祀乐舞。《诗经》的汇集分采诗、献诗、作诗三种情况①：1.采诗：为了考察风俗的好坏、政治的得失，古代帝王设立采诗的官，派人定期到各地采集诗歌，献给乐官，乐官配上乐曲，再献给天子。2.献诗：周代有公卿向天子献诗的专有制度。所献的诗，有的是从民间搜集起来的，有的是公卿自作，内容大都以颂美和讽谏为主。3.作诗：为祭祀诗以及记述统治者出兵游猎或宫室落成之类的诗，可能出自巫祝、史官之手。

《诗经》包括《风》 《雅》 《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为当时各国的民间歌曲，共160篇；《雅》主要是贵族创作的乐章，共105篇；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舞，分《周颂》 《鲁颂》 《商颂》，共40 篇。

（二）中国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是由西周时期周公初步制定的，后又经过不断增补而形成的一种十分严格的制度。礼乐制把上层社会的人分成许多等级，再依照等级地位的不同，规定所实行的礼乐。

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周王沿袭了殷商的社会结构，将人民分为四个阶级，即国王、贵族、平民和奴隶阶级。在周王朝，阶层间的界限不但是绝对的，而且也是庄严、不可逾越的。②书中还特别指出，周政府除了用法律控制这种社会形态外，还特别制作礼教――若干世纪后，又称为名教，即用教育的方法来分别贵贱。使奴隶们以及平民们了解，如果不安分守己，企图逾越已划定的界限，不但违犯了法律，要受严厉的制裁；同时也违反了礼教，要为人所不齿。③

礼是具体的社会规则典章，目的是维护当时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乐是推行这种制度的手段，因礼而设，为礼服务。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④，就是周王朝为了实施礼乐制度而设置的。这一机构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部分。“礼乐制度”中的“乐”基本指的就是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由春官中的大司乐领导，并由贵族担任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在音乐教育方面，礼乐机构主要培养的对象是帝王和贵族子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民间选的青年。这些选的青年被提升到下层贵族的等级中间，与上层贵族子弟一起学习音乐。《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王朝统治者对广大人民进行有意识地音乐统治，其目的在于巩固周王室统治，使人民保持和平的态度，防止奴隶反抗。

二、《诗经》与礼乐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部较完整可靠的研究我国古代史的重要史料，有着高度的历史价值；是研究周代社会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作为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指导着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中国封建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巩固作用。

此外，杜兴梅指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专著，原称为《诗》或《诗三百》。在上古时代，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是以入乐合舞的形式出现的，诗中有乐，乐中有诗。”⑤如《论语・子罕篇》：“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中载：“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诫，尤美者可以为典法。”《礼乐・乐记》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由此可见，《诗经》中的诗篇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DM2（〗宗周礼乐文明这块历史土壤孕育了《诗经》，《诗经》本身又承载了宗周礼乐文明的巨大分量。作为文化载体，《诗经》在周代社会被广为传诵，为周代礼乐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扩大了礼乐文化在周代社会的影响。作为周礼社会的产物，《诗经》客观地反应了宗周社会的礼乐文明。宗周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成熟形态，奠定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以“礼”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模式。

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曾说过：“某之学，则唯《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意思就是说，《诗》可以解礼，礼也可以解《诗》。《诗经》与宗周社会的礼典仪式有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诗》、乐和礼都是当时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学《诗》学乐从属于习礼⑥。古代贵族举行礼典时，对各种仪式的要求都是相当严格的，参加礼典的人在行为举止上必须符合礼仪的标准，不然就会被认为是失礼。因此贵族们很注重对礼仪的研习，习礼、学《诗》学乐便成为了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歌《诗》笙《诗》、引《诗》赋《诗》是当时贵族经常举行的各种礼典的重要组成部分。⑦《诗经》的吟诵是各个礼典不可或缺的内容，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朝觐、会盟、聘问、宴飨等各种礼典活动上。

第三，《诗经》中许多篇章本身就是言礼之诗⑧。近人胡朴安曾经说过：“《诗经》一书，以礼为质，以教为用，盖舍礼则无以为教也。礼教之意，已具述于上。至于典章制度之文，《诗经》中可以考见。”如《大雅・行苇》写射礼，《小雅・鹿鸣》写大宴群臣之礼，《小雅・宾之初筵》写燕飨饮食礼，《周颂・昊天有成命》写郊外祭祀天地之礼，等等。

西周时，诗乐作为周礼的组成部分，具有礼的内涵。春秋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与礼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开始进入分离状态。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原先通过歌唱而言志的赋诗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开始逐渐消退。

三、《诗经》中的音乐描述与解析

关于诗、歌、乐、舞四者的关系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一）《诗经》与歌唱

相传孔子的弟子子赣曾经向鲁国的乐师师乙请教自己所适宜唱的歌，师乙回答：“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可见《诗经》中的《风》 《颂》 《大雅》和《小雅》都是可以演唱的。以《诗经》中《小雅・鹿鸣》为例：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君臣之间因为限制于一定的隶属，加上等级森严，便形成了思想上的隔阂。通过这种气氛融洽的宴会，可以沟通君臣的感情，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鹿鸣》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都以用鹿鸣起兴。内容描述了一群麋鹿悠闲地在空旷的原野上觅食，时常发出呦呦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用这首作品作为宴会的开场，既有利于营造十分和谐的氛围，同时也不失宴会的热闹。这首作品原来是君王宴请大臣时所演唱的诗歌，后来逐渐流传到民间，在乡巷的宴会上人们也拿来表演。

（二）《诗经》与乐舞

夏传才的《诗经讲座》中有论述：《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305篇诗都是周代各种典礼仪式上应用的乐歌⑨。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典礼的施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

周宫廷的乐舞包括虞、夏、商、周四代之乐，相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周初时的《大武》，都是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乐舞。这些乐舞主要颂扬各个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内容既带有史诗性，又带着戏剧表演的味道。有的还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如《大武》。而《大武》的乐章就是《诗经・周颂》中的6篇之一：《武》 《时迈》 《赉》 《酌》 《般》 《桓》。

《诗经・周颂・武》

原文1译文 於皇武王，1光耀啊，周武王， 无竞维烈。1他的功业举世无双。 允文文王，1确实有文德啊，周文王， 克开厥后。1能把后代的基业开创。 嗣武受之，1继承者是武王， 胜殷遏刘，1止住残杀战胜殷商， 耆定尔功。1 完成大功绩辉煌。

这是一首歌颂武王伐纣的诗，相传作于武王灭商那年，《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在春秋时期，用于祭祀宗庙、山川的乐舞称为“万舞”。用“万”来称呼，可能是想体现它包括的乐舞种类非常多。古代的大型乐舞，一般以八人为一列，称之为一佾。舞者如果跳的是文舞，便手里拿“翟”――野雉的羽毛，所以一佾可称一羽。《诗经・国风・简兮》中记载着春秋时期有关于“万舞”的诗歌，这首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公庭”进行的，即在诸侯宗庙的庭中所表演的祭祀祖先的乐舞。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

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这首诗的意思是指在太阳正午的时候就要在前面演出的万舞，那些演出者高大魁梧。他们在“公庭”上演出万舞的时候，个个刚健有力壮如猛虎，手里挥动着缰辔就像在织布。有的表演者左手拿着六孔长笛，右手拿着装饰着野雉羽毛的旗帜，容光红润得像涂上了赭石粉。公侯看了非常喜欢，将美酒赏赐给他们。

（三）《诗经》与器乐

《诗经・周颂・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磬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这是一首周成王初期创作的用于祭祀的诗。是说盲人乐师已经在太庙庭上坐好，庭上还放置了乐架和那些需要的大板和竖柱，在那些精刻的崇牙上还插着美丽的羽翎。庭上的乐器有小鼓、大鼓、悬鼓、摇鼓和玉磬。这些乐器都摆好以后，就可以开始演奏。然后就是排箫、大管齐鸣，整个大庭上立刻充满了盈耳的乐声。这乐声庄重协调，显示出众乐合奏的和美音响。

《周颂・有瞽》中田、应、、、圉、磬、和 、县鼓均为打击乐器，箫 、管为吹奏乐器。在这首短小的诗歌中，竟运用到了10种不同的乐器。《诗经・商颂・那》中也有描述殷商祭祀乐舞的诗句：

鼓渊渊，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此诗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人所作，但还是保存了后人对于殷商时期歌舞民俗的记忆。这些诗句表现了当时人们歌舞的场面，从“依我磬声”的诗句可以知道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同时还出现了鼓。同样，在本文《诗经》与歌唱部分所举例的《鹿鸣》中笙、 簧为吹奏乐器，瑟与琴为弹奏乐器。在《诗经・国风・简兮》中，龠为吹奏乐器。可见《诗经》与乐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诗经》的意义与价值

（一）《诗经》的意义

第一，《诗经》所收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等，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编辑为文献资料后，用于祭祀与宴饮等各种场合，作为人们指导性的行为规范准则，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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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