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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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2篇

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礼”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是这样阐释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爱人”。抑或者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仁者”是指充满慈爱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爱人”则是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并且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要求，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仁学在塑造汉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构成现阶段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孔子的“礼”则是要维护“周礼”，“礼”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为了维护“礼”，维护以“周礼”为代表的氏族统治体系。这里说的氏族体系，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体系。维护或者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完全体现这一观点。“修身”可以理解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治国平天下”则是“礼”的表现，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修身”的效果呢，这就不得不注重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强调学习和教育，从而获得各种现实的及历史的知识，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观念，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观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习相远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例做了论述，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高中生要重视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终使自我修养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这也使得孔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强调孔子学说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注重政治和人事”，这也是在说孔子强调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会的“礼”，告诫高中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强调孔子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高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在孔子之后，孟子则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这正是将孔子的以“仁”释“礼”学说，即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孟子“亚圣”的地位沿袭了两千年。孟子之所以没有像孔子那样以“仁”释“礼”，是因为在战国时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坏，孟子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叙述了孟子强调“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说王者的政策实施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关联，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这里的得民心是指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相联系，并把它作为“仁政”思想中最为主要的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则评价这种观念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在强调一种心理原则――“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学的关键抓住并突出了，使其与墨子的兼爱，韩非的利己，老子的无为而治明确的分割开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则是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素质品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人的这种性善，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证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努力去培育的，否则，这种先天的善，仍然会被掩埋。对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学习与努力，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善，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去拓展内心的善，这就是“存善”。孟子强调，这是一种可以发扬的内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与“性恶论”

与孟子观点相对的，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说是上承孔孟学说，下接易庸，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精华，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界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叙述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这种性恶是指，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恶”也可以变为“善”。荀子的“学”是为了改造人性的“恶”，是在强调外在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观现实的任务改造。孟子的“学”则是为了扩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观意识的自我修养。同时，荀子还强调“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人要与自然奋斗才能生存，人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在荀子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事在人为，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奥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规律就够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视与人事相关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还强调“礼”。荀子的“礼”同孔子的“礼”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张打仗，荀子却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称“礼”“法”，这也成为荀子区别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这也使得“礼”成为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是人作为族类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个社会的礼法纲纪。在荀子看来，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礼”，不仅仅从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个体修养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出发，强调的是整体的礼法纲纪。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这个“礼”就是指整个社会的法律规范。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儒家思想到了汉代，则演变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为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有了系统的政治伦常纲领，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以儒为主，儒学独尊，融合各家学说而构成的儒家新时代。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特别指出，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依赖自然的天的五行阴阳来呈现出来的。着重指出了人要对天的服从，要根据天的旨意来实行政治制度，处理人际关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与客观现实规律相结合。作为具体存在的人的形体和社会等级及伦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间的推演。董仲舒将自然事物伦理花，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为了强调王朝统治也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和谐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这些的目的，都是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之间的严格的统治秩序。正因为这样，他的观点才可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开始提升。诚如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所说：“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也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忠；义；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19—01

一、忠义观的变迁

“忠”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演变过程。忠君思想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为之忠。”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日益强化，君主论被推向极端，至宋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境地。“五常”之“义”本意是“宜，适宜”的意思，《释名》：“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儒家对“义”的含义作乐道德化的限定，把“礼”作为“义”的标准，把凡是符合“礼”的规定，服从或有利于宗法等级秩序规定的思想言行称之为“义”。

关于“忠”“义”连缀现象产生的时间，葛楚英与丛彬彬两位学者在论述《水浒传》的忠义观时均曾涉及。葛氏认为“《论语》和《孟子》里没有‘忠’、‘义’二字连缀现象，汉以后这种连缀的现象才逐渐多起来”，基本认定最晚至汉代已经产生了“忠”、“义”连缀现象。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经过统治者改造利用，逐渐成为控制民众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其“忠义观”已和其本义大相径庭。

二、“忠”“义”属于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范畴

（一）例证

《水浒传》中的“义”与儒家之“义”有本质的区别，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水浒传》中晁盖以武力手段劫得生辰纲这笔不义之财，自认为是义举，是“义”而富，而从儒学的观点看来这是不仁的、不道德的，可见晁盖心目中的“义”是杀富济贫、杀无道以就有道，但显然与孔子之“义”背道而驰，是不属于儒家范畴的。由此可见，“忠”与“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此中的“义”固然有一诺千金、路见不平、义薄云天等积极的内涵，然而因其浸染了浓重的江湖气乃至匪气而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转变。

（二）定性分析

1、“忠”经历了统治者改造变形，掺入了民间思想，具有了复杂性，但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属于儒家范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忠”有着肯定人的善念的成分，但随着不断的改头换面，已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由于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具有虚伪的一面而不为热爱真诚自由的民众所接受，不实用于底层阶级，在民间失去了受众。

2、“义”在本质上应属于民间思想范畴，是民众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它真诚实用，是适用于“江湖”这个圈子的普遍准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代表了一种阳刚凛冽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人之为人最为真实的精神诉求，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潮的萌起。然而与此同时“义”由于是民众自发形成，不严谨不成体系，因而具有狭隘性、排他性、随机性、地域性、盲动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忠”“义”分别代表的分别是统治阶层和特定的下层群体的价值观，它们只能维持表面的平衡，一旦发生正面的利益冲突，就会产生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3、忠义观在宋江身上的集中体现

宋江是江湖和庙堂的一个中间人，是剖析《水浒传》悲剧的最佳切入点，是一个欲调和“忠”“义”矛盾的理想主义者，他最终的失败也充分说明了“忠”“义”的不可调和。

最初在宋江身上，“忠”“义”看似统一：他既一心忠于朝廷，同时又爱结交江湖豪侠，急人所难，助人为乐，可谓忠义两全。然而他效劳的朝廷不能容忍“侠以武乱禁”，而这些江湖豪侠显然也不会安分守己，“忠”和“义”的统一在宋江身上只是暂时的，而决裂对抗才是常态，显然“不共戴天”。

三、基于“忠”“义”矛盾来分析《水浒传》悲剧形成的原因

结论：由上可知“忠”“义”不可弥合的矛盾在实质上是相对立的两个阶层凸现出的价值观的对立和矛盾，因而《水浒传》的悲剧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体制的结果，是等级分明的体制催生出的“上”与“下”的疏离乃至对立。其管理思想是将被管理者压制在一种沉闷的、微妙的平衡中。而这种压制和平衡，毫无疑问，严重戕害了人的个性和价值，阻碍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水浒传》的梁山聚义无疑是对这种压制而展开地悲壮的反抗。

参考文献：

[1]毛宗岗批评本〈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服饰元素；服装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01-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已经进入全面西化阶段，服装业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当前已是西方服装占据绝对优势，很多服装设计师为了获得关注或认可，一味进行西方服装设计，完全抛开了我国所流传下来的传统服饰文化，这不仅仅影响人们的着装、审美，还影响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服饰的关注逐渐增多，但很少有成功的设计师将传统服饰与现代服装真正结合起来。须知，服装的背后是文化的酝酿，这些服装设计师都忽略了文化，他们所设计的衣服仅仅只是在舞台上有一定的视觉效果，却不能成为潮流真正的走入人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的缺失。那什么是我国传统服饰的元素？又该怎样将这些元素使用在现代服装的设计中呢？

一、 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特点

中国传统服饰，不仅仅是近年来相对多见的旗袍、马褂，古老的中国传统服饰基本指的是“汉服”，主要是由于汉族在中国的人口最多、历史最为悠久，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背景和主导思想，经历了从夏、商、周直到明朝的几千年长期演变而形成的一系列服饰的总称。中国传统服饰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又有着始终不变的系统性和传承性，即：形制上属于封闭、宽松式，如上衣下裳、深衣、襦裙，都是以肩为支点往下覆盖全身，完全不同于西式服装借衣服表现人体美感；色彩和谐，面料柔润，服饰表面纹饰的象征意义极为重要，装饰华美而繁复。这都是受中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形成和完善的。

古人说生活四件事“衣食住行”，将服饰排在首位充分体现了古人对服饰的重视。我国的传统服饰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审美的影响下，含蓄保守、遵规守矩，线条流畅、造型简洁，通过服饰的款式、图纹及色彩，表现穿衣者的身份、地位乃至风度。

传统服饰的基本特点在于它是平面的、二维的，造型宽松，上下联属。几千年来，无论是汉服、唐裙还是满族的旗袍马褂，都符合这种造型原则，通过衣着的平面遮盖人体的立体，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另外还有不得不提的传统服饰的色彩特点。中国传统服饰的色彩是由道家五行文化衍伸出的五色体系，为固定宽松的衣着边缘，采用大面积的衣身色彩，而且注重颜色本身色度而忽视光源对色彩的影响。古代时衣着的色彩还被赋予了严格的象征作用，有些甚至还影响至今，如黄色、大红色等就分别代表了高贵和权富。另外还有寓意丰富的装饰图案，通过象征、比拟、谐音等方式，形成了我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服饰。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服饰无论从造型、工艺还是装饰、着色上都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平面化来试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国传统服饰的最大特点。

二、 传统服饰元素应用原则

中国传统服饰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最适合人体穿着的服装特点，比如款式宽松、面料舒适环保、制作工艺充满人性等，而这些恰恰又是现代人生活最渴求的。现代服装设计师们想将传统服饰元素应用在现代服装中，仅仅模仿是不够的，必须要从文化根源理解，通过领悟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将这些元素应用到现代时尚设计中才是正途。

例如中国道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信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真理，因此服饰造型也是崇尚自然，追求“无形之形”；中国儒家思想讲究“礼”，教导百姓恪守礼仪，因此又推动传统服饰追求含蓄、稳重，重视内在美。现代设计中就应该结合这些特点，力求设计出体现优雅、端庄、大方、潇洒、平和、朴实、宽松、舒适、和谐的服装。

具体来说，首先是服饰的造型。中国传统服饰的造型多用直线剪裁，以衣片相连，腰身收紧而下摆增大，使得造型简洁，飘逸流畅。这可以根据现代人生活的需要，依照传统服饰的造型特点进行创新型的设计。

另外，就是模仿传统服饰的色彩、面料的使用及图案、工艺的细节。传统服饰色彩讲究多彩而斑斓，面料追求柔软舒适，图案寓意吉祥美好等，通过现代审美将时尚元素与这些传统元素相融，将色彩、面料、图案等恰到好处的使用在现代服装上，从而更加适合现代人的生活。

三、 总结

服装是文化的体现，如今正是我国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时机，因此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显的十分必要而且合乎潮流。作为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不仅仅是把各种元素拼凑起来，而是要通过理解服饰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做到将各种元素完美、和谐相融。服装设计是一门艺术，只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可能真正实现艺术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雅丽. 现代服装艺术设计中传统服饰元素的运用[J]. 大众文艺（理论），2008，（12）.

[2]朱和平，汪静. 试论民族服饰元素在品牌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以“YEEOM（怡嗡）”品牌为例[J]. 美术大观，2013，（12）.

[3]刘水，张露. 传统服饰文化元素在制服设计中的运用[J]. 艺术百家，2011，（S2）.

儒家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的。儒学的历史沿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二）秦汉儒学。（三）魏晋儒学。（四）隋唐儒学。（五）宋明儒学。

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产生后，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年，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大韩”，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1884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抓住机遇，紧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

到了近代，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密切结合，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

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传承

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整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道德课”上，要求学生在家“敬老孝亲”；在学校“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等。韩国对大学生的“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的内容，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再开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保持着支配地位。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现在韩国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优秀儒家文化久经不衰。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强烈冲击韩国，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即使因就业的需要，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和平”。《尚书》讲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孔子讲的“和为贵”，孟子讲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为贵”和“仁者爱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旺发达，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韩国都坚决反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总而言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然其在五四中受过冲击，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指导下，剔其糟粕，吸取精华，借鉴韩国经验，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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