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创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第1篇

以教师为主导的“探究式”有利于课堂生态的整体性。课堂生态的整体性是指在课堂中学生的行为和思维表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虽然各个个体存在着差异性,但课堂整体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而有序的系统,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讲授内容采用的由点到面、由特殊到一般的“探究式”教学能照顾到差异的个体,有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从而使生态整体受益。

案例:中国古代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孔子和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末期被统治者所青睐,而在秦朝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可是在汉武帝时经过儒生董仲舒加以改造后都取得了独尊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请回答:

教师:孔孟所创立的学说有哪些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

学生:仁和仁政思想;礼和礼治思想;法治思想;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等。

教师:董仲舒对先秦儒学是怎样发挥和改造的?

学生:主要是神化皇权和三纲五常理论。

教师:儒家思想为什么会自汉武帝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启发?

学生:这是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与统治阶级扶植相结合的产物。孔孟所创立的学说在董仲舒的手中糅合道家、阴阳家、五行家的一些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在神化皇权和严格等级名分的基础上,使儒学焕然一新,实现了儒家思想自创立以来的第一次革命。这就迎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需要,从而被统治者所大力扶植、宣扬,以致成为独尊,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同时儒家思想所蕴含对人民大众的亲和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启示:第一,任何一种思想要永葆生机,必须要与时俱进;第二,任何一种思想要成为全社会所接受,必须要获得权力,获得国家机器的支持;第三,任何一种思想必须根植于群众的实践,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生存。

教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的哪些观点对今天创建和谐社会有借鉴作用?

学生: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他还强调以德治民,这些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仁政”,“民贵君轻”;荀子强调“天行有长”,“制天命而用之”,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提出了“君舟民水”的思想。

教师: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第2篇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论推行，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仁”学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义”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义学，讲求权宜之变。《易经》上有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即为此理。日本企业管理，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晚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筒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该公司始终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礼”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孙子兵法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应用

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第3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时期兴起，到元代时，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文化，而且封建统治者都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国家管理。可以说，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学说。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数民族创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传播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关键词 ：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主权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3〕闫玉志.从元杂剧看元代儒家文化的传播[J].文史常识，2013，(7):26-28.

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儒家思想的创立范文第5篇

关键字：儒家思想 会计职业道德 关系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人们从事职业活动中思想行为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而会计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计职业道德受到特定时期环境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人类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因、地理生态条件、民族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及风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创造和承传下来的文化环境就亦不同。就我国的文化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建立在小农、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影响会计人员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工作，进而会计职业道德也受到影响。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对其要者进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适应性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受国内和国际的局势、形势的冲击，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们会像传统中的人那样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个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没有完全离我们而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许多相关的证实，当今人的待人处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纵主持。 “诚实守信，操守为重，不做假帐，遵守准则”是现阶段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会计人员应牢记的会计职业道德标准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务。”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儒家思想起着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同情人和帮助人。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应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会计人员不断增强奉献精神，热心服务，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使会计人员更好的为服务，这也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范畴。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理应成为人确认自身价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伦理规范。现代生产的规模化、劳动的复杂性和高新技术趋势，从事会计工作和从事其他行业同样，要求员工敬业重道，乐观爱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对别人的爱护，敬业先需要爱岗，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业就要爱己、爱人、爱本职工作，同时爱岗敬业是主人翁意识和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统一。

2．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诚实守信不仅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作为企业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之一。具体的说，作为会计人员的工作就是记录和一个单位的全部财产物资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要计算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果。例如，会计数据不实、帐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中的诚信原则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作为会计人员更要诚实、忠实。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求实讲真”，其中求实：一是数字求实，即从定量角度准确、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二是工作务实，要求可以引导出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表现形式，如工作作风扎实等等。所谓讲真是真实认真的记录会计事项，准确地反映经营成果，追求真理。会计的管理层及社会公众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遵循诚实守信这一原则不仅是会计本职工作的负责，而且有利于协调会计人员同上级之间的关系，让上级认为此会计人员值得信赖，从而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发挥其应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诚信”在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中起着一定作用。

3．就我国形势看，我国的会计队伍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度时期。许多老会计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轻会计走向工作岗位，我国的会计队伍日益年轻化。新老会计在不同时代背景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会计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约束以及会计人员自身的主观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年轻会计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都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思想解放，具有竞争意识，接受了许多文化，有良好的业务技能。但是，他们在奉公守法和敬业精神方面比老会计有明显的差距。市场经济中的拜金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会计人员就会有失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这时只有认真考虑后果，及时悬崖勒马，才能避免恶果发生。这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撑。儒家思想“以德为本”的道德意识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识，经常检讨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这种反思意识的最佳说明。②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舍利取义。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对社会的道德秩序怀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后来发展成为关怀意识，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述意识特征很难说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踪迹，这些特征无疑是儒家文化独有的意识模式。显而易见，在现实工作中如果会计工作者遵循这样的道德意识模式，则从事会计工作就能有效的权衡利弊。特别是反思意识的形成，更有利于会计工作者深入了解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会计实践中常见的见利忘义、重利轻信、弄虚作假等不道德的行为会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谐”说明义和利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义和利发生冲突而不可兼得时，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惟利是图，这不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一种体现。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职业道德中的不适应性

1．我国自古以来奉行的都是价值决定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个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把个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国家的群体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但往往抹杀了个人能力的发挥。过去，人一直生活在计划体制下，平均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中寻求个人利益被视为可耻的个人主义加以批评，那时也不存在贫富差距。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效率机制的推动下，个人利益得到承认，在这种条件下，会计工作者个人才能得以发挥，个人价值得以体现，仍然能更好的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推进会计事业的，进而更加促进会计职业道德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之崇尚，可称“中庸”是中国人的天性，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以及各个方面依然盛行。儒家伦理的“中庸”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在“过”与“不及”之间“中行”。第二，作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考虑、采取行动时，从全局出发，不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也不一定适应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不进”“不退”则“适中”这种过于谦逊则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难免疏于参与和进取；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势必有碍于创新和进步。“中庸”处理问题善于“申时度势而后行”，不愿冒风险，且讲究人际关系抹煞个人观点；“隐恶扬善”，“执其两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为“求实讲真”。其中“讲真”要求会计人员不谓权势、不为利诱，与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因而“中庸”不愿冒险“只说三分话”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在上述两大点中讨论过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会计职业道德的，有其适应性，也有其不适应性。所以说，对待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应坚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传统的敬业重道，诚实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存在着适应性，并有其体现。不但在现实条件、形势下对会计职业道德产生着正效应，而且更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对加强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必须摒弃与会计职业道德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近些年来，我国文化方面的变迁十分明显，积极、参与、进取、竞争、开拓、创新、变革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观念深入人心。从会计方面看，会计工作者从机械、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转变为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准则的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反馈工作，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的选择和调整、自发进行必要的财务信息披露，主动参与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决策等等。面对挑战，会计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个人技术的培养。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个人能力及自身价值发挥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险、不求进步的中庸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不相适应的。只有摒弃这些消极的思想，树立竞争意识、创新观念和民主意识，才能顺应的发展，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

1． 庞长兰，《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探讨》。财会，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