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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及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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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及其文化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1篇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倡导的,可以指导或者约束企业整体行为或员工行为,被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建设要按照人的不同需求,有序和谐的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组织行为与人的主体性的有机结合,最终通过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激发起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起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优势。

二、儒家管理思想要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以孔孟为最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传承最为广泛。探究儒家管理思想,其主要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问题,尊重人的价值,倡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修身养性的方式实现人生和社会价值。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以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与现代管理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多有契合。在孔子眼里,管理的本质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提出 “泛爱众而亲仁”、“君子学道则爱人”等主张。《论语》中记载,孔子在听说马厩失火时,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安危,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这样的例子在孔子言行中不胜枚举。儒家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原则散发着平等自由的光辉,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中庸忠恕”的管理方法

儒家在管理方法上提出“人治”。对于如何“治人”,孔子主张“德治”、“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孟子也提出“以德服人”,均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裕?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以强制和刑罚的力量去管理和禁止,员工只会口服心不服,只有以德行和礼仪教化的力量,才会得到员工真正的认同。建立在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在管理上就要执中持平,秉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此外,孔子还提出“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的说法。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 “恕”的内容,其核心见解就是凡事要推己及人,尊重别人,懂得换位思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宏大量。因此,企业管理者要采取相对柔性的管理方式,通过直达人心、人文关怀的方式营造企业良好的文化环境,取得员工的心理认同。

(三)“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修己安人”是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目标。“修己”是管理的前提与基础,“安人”则是管理的目的。孔子认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强调通过完善个人道德修养,进而正面影响促进其他人,最终达到整体和谐发展。《大学》对此做了更完整的阐释:“古之欲明德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从管理上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尤其是高级管理者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从自我做起,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实现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层层推进。“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通过这种方式,在企业内部树立道德典范,以身作则,才可以有效管理和激励员工,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文化氛围,建立一种和谐稳固的组织关系。

三、勘察设计企业文化建设的儒家思想内核

勘察设计企业属于智力密集型服务行业,行业内多是高新技术企业,职工多从事创新性脑力劳动,具有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跃、创造性强等特点,在文化建设中,尤其要积极从儒家管理思想汲取有益营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具体来说,要以人本主义和人性化管理为指导原则,注重人文关怀,激发员工内在潜能,实现组织内外部和谐,推动个人与企业同成长、共进步,从而为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一)打造人本文化

儒家管理思想蕴藏着人性平等自由的光辉,并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勘察设计企业员工多是脑力劳动者,思维活跃,思想自由,富有激情,关注精神体验。企业管理者要认清规律,在文化建设中把人作为第一因素进行考虑,突出人文关怀,更多关注员工精神层面的个性化需求,以更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正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管理方面,要认识到,管理人的行为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只有管住人心才是最高境界的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都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管理者要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为,“道之以德”、“修己安人”,把正确的价值观念传递给组织成员头脑中去,使之内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和文化环境。

(二)根植诚信文化

孔子特别看重“信”的作用,他指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勘察设计企业有别于一般企业,其提供的主要是设计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脱颖而出,占据有利竞争位置,必须建立起诚信合法经营的意识,与业主建立起信任关系,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和服务。勘察设计行业对质量、安全、环境等要求较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因此,尤其要注重质量文化,严格按照“三标体系”要求操作,在企业和员工中形成人人讲质量,事事讲诚信的浓郁的氛围,使提供的产品经得起检验。要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引,加大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实施职业道德准则,主动培育职工高尚的职业道德。对于勘察设计企业员工来说,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敬业诚信的工作态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最终建立起“绿色、安全、经济、诚信”以及“终生责任”的文化理念。

(三)筑牢合作文化

勘察设计企业提供工程建设领域全过程服务,从工程前期规划咨询,到设计技术文件的完成,到最终的工程落地和投入使用,需要各专业、各单位良好沟通和通力合作,整个过程中的小差错,就可能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严重后果。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必须倡导“团队意识”、“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不仅是内部员工间倾力合作,也要与业主,政府部门、相关利益方协同配合,共同完成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要“守土有责”,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为别人创造必要条件,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2篇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鲁城去世,享年73岁,弟子把其安葬在鲁城北泗上。鲁哀公不顾当时所推崇的周礼所规定的不得为平民立庙的限制,为孔子立庙祭祀。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场所,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宣扬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追随孔子思想的孔门弟子,经过历代王朝的精挑细选,到清末已经固定为孔庙礼制,按照固定的位次,排列于大成殿与东西庑之中。包括四配、十二哲及众多先贤先儒。本文就孔庙配享中的四配的产生及发展进行探析,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一、“四配”产生的历史渊源

孔庙祭第一等。因有4人配享,故称“四配”。汉高祖刘邦过曲阜,祭祀孔子,首以颜回配享。唐总章元年命以颜回、曾参配享。开元八年以十哲祭后,颜回为十哲之首,曾参列十哲之后。宋元丰七年又以孟子配享孔庙,位居颜回之次。崇宁三年增王安石配享,居孟子之次。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上言王安石学术荒谬,经朝廷允准削去王安石配享。南宋咸淳三年度宗命增曾参、孔撑湎恚始成四配之名。当时曲阜在蒙古政权统治下,至元二十四年阙里孔庙才有四配之设。四配即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二、“四配”的介绍

颜回,鲁国人,颜氏,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弟子,终身未仕,一生追随孔子至死。孔子称赞他“闻一而知十”,“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于“仁”德的修养,颜回为最高。

曾参,孔子弟子,鲁国南武城人。姓曾名参字子舆,尊称为曾子。他性格沉静,为人谨慎,态度谦逊,鄙薄“胁肩谄笑”。他特重孝行,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常姓孔名匙肿铀迹孔鲤之子孔子之孙,鲁国陬邑人。他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核心。孔车乃枷刖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并发展,后人称为“思孟学派”。明嘉靖九年,封为“述圣”。

孟子,邹人。姓孟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思想在《孟子》中得以体现。北宋元丰七年,与颜子配享孔庙。元至顺元年,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封为“亚圣”。

三、“四配”的配享物品

在祭祀活动中,主祭在孔子像前跪拜,“四配”神位面前也有人祭祀,谓之余祭。“四配”享受少牢的祭祀,每人所享用的祭品有:帛、酒尊、枣、笋菹以及香鼎等32种。其低于孔子太牢的祭祀规格,但又比十二哲所享用的祭品16种多了许多。由此可见不同的层次、级别,所享受的礼遇也随之发生变化。

四、“四配”的遗迹留存

1、纪念颜回的遗迹留存主要是颜庙及颜回墓地。 颜庙与著名的孔庙孔府相邻,在曲阜市区北部陋巷街,也叫做'复圣庙', 是祭祀孔子学生颜回的庙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纪念曾参的遗迹留存主要是曾庙及曾参墓地。曾庙,又称曾子庙、宗圣庙,是历代祭祀孔子著名高足曾参的专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纪念孔车囊偶A舸嬷饕是子思子庙、子思祠及子思墓地。子思子庙奉祀孔子之孙子思(名常┑拿怼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渤海国文化;形成;消亡

一、渤海文化的形成

通常情况下文化的形成是与当时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和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经济形态息息相关,但对于渤海文化来讲,并没有按照这固有的规律来进行发展。渤海文化无法真实的反映出当时渤海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是为了统计阶段的政治需要,在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其缺乏低层社会的基础,所以其缺乏固定的根基,可以将渤海文化称之为一座文化的危楼。

渤海国处于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远古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其在漫长的时期时都一直处于一个较缓慢的发展状态,长期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段社会的过渡阶段,所以在这些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使渤海文化得以发展起来。但渤海文化的迅速繁荣则是借助于渤海政权的推动,由于粟末各部分相继迁入到今天营州一带居住,而这地区在隋唐时期则聚居了众多的汉人、契丹、奚、高句丽等族,其文化较为发达,而在粟末族人到来之后与边人交往中受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使其很快就过渡到奴隶社会。而且在其首领大祚荣的带领域下回到故地,建立了地方封建政权,这就使渤海文化在落后地区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渤海国建国时,正值盛唐时期,渤海统治者非常欣赏唐文化,派留学生到唐朝来学习唐文化,这些留学生在长安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后回国,不仅带回许多的汉文化典籍,而且也将儒家思想在渤海国社会得以传播。渤海国还效仿唐朝在上京城设置文籍院,对儒家文化进行教导,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渤海国的统治思想,中原文化的引入,使渤海文化达到了昌盛时期。

二、渤海文化在传播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渤海国由于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建立的先进政权,而又模仿和嫁接了先进的汉文化,就这导致渤海文化的发展模式割裂了与北方古老文化的独立性。在当时经济形态都处于较落后状态下时,在国家政权的培植下,形成了高起点的渤海文化,由于其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渤海文化基础薄弱

渤海文化的影响范围较小,只在上层社会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在统治阶层中,有许多人通晓汉字,咏汉诗,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但处到下层的人民群众,由于受到严重的阶级压迫,所以根本无法接触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渤海国文化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渤海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根植于下层社会的基础,所以导致其迅速消亡。

第二,渤海文化的影响范围较小

渤海国在大祚荣时期即已初具规模,而到第二代国王大武艺时,其利用北进政策,使渤海国成为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一百三十余县的区域性大国。但在这些地区,以上京附近地区为渤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新征服的地区,由于中央政权的关系较为松散,再边之处于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以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而导致当时的渤海国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呈现的状况。这也就导致了渤海国文化的影响力仅仅局限在上京龙泉府中心的区域内,而在边远地区则影响极小。

第三,渤海文化迅速消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为的,它归咎于契丹统治阶级在灭亡渤海后,对渤海实行了“迁徒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以及对渤海文献的仇恨与蔑视,这使本来就很脆弱的渤海文化又遭到致命的一击。

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曾多次对渤海大规模用兵,对渤海实行了“迁徒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迁移大批渤海人到契丹故地演水之北,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为削弱渤海的势力和人民的反抗,巩固契丹人的统治,公元928年耶律羽之再次大规模迁移渤海遗民,渤海国灭亡后,还有不少渤海人逃亡到新罗、女真等地。渤海区域内的遗民己所剩无几了。渤海国灭亡后,契丹统治者对渤海人的迁移,是对渤海文化的一次致命的打击,渤海族的主体被迁移后,使渤海广裹的故地上渤海人被大量地从其居住地迁走,这就使其失去了广阔疆域意义上的“共同居住地域”,保持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消失了。而渤海人被迫南移后,给女真人大批南迁到渤海故地创造了客观条件,女真人在南迁过程中,各个部落广布于白山黑水之间,依然还保持着旧俗,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他们与渤海故地原有的落后民族居住于一起,他们既无继承渤海文化的条件,也无承受这种文化的能力,不得不于原始社会末期重新起步。被迁入契丹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受契丹人的监管及自身的恐惧心理,使渤海人不敢传播自己的文化,而这不利于渤海文化的延续。至于那些出亡高丽、新罗的渤海人,即使有机会将渤海文献带入邻国,也因这些国家正畏辽如虎,既无胆量也无必要去搜集、整理这些渤海文籍。

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聊斋志异;佛教;道教;思想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小说家蒲松龄写的一部以鬼狐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至今还闪耀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光辉。从思想内容上看,此书虽有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成分,但其本身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思想及其他一些民间信仰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就《聊斋志异》中的宗教观而言,其信仰体系是复杂而开放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因素

1、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理论,它对人们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威慑作用。东汉初年佛教传人中国,“因果报应说”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开始在中土广泛传播,在中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宿命论

根据作品来看,蒲松龄对于佛教的宿命论,无疑是相信的。如《叶生》中的“是殆有命”,《酆都御史》中的“定数何可逃也!”莫不如是。

在姻缘和爱情方面,宿命论同样有所体现。如《双灯》篇言“姻缘自有定数”;《云萝公主》中通过安生的遭遇,表明如不顺应定数,必然招致灾祸。

二、道教因素

道教因素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是很大的,据统计,《聊斋志异》中直接与道教思想有关的就有近一百六十篇之多,几乎占到全书作品的三分之一。

“道教虽有完整的神仙谱系,但这一神仙谱系又是开放的,可以任意增添的。”[1]按照道教信仰天地山川、日月星辰,江河湖泊等处,神仙无所不在。《聊斋志异》中的有关道教的神灵大致可以分类如下:

1、自然神崇拜。有天神(《嫦娥》、《蕙芳》等),地仙(《仙人岛》),土地、城隍(《考城隍》等)[2]。

2、动物神崇拜。《聊斋》里出现最多的“狐”的形象,正是北方盛行的狐仙崇拜的反映。《聊斋志异》共收与狐有关的有六十多篇。此外,作品中出现的其它动物神还有青蛙神(《青蛙神》),鸽神(《鸽异》),蝗神(《柳秀才》)等。

而在创作过程中,蒲松龄凭借道教超越现实的浪漫思维,翱翔于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构思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幻作品。简要地说,道教因素无疑为作品增加了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奇幻之美。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一)时间的幻想

道教宣扬神仙可以长生不死,可以白日飞升。不死,就可以让时间永恒;飞升,就可以让空间自由。所以,仙界的时空观自然与凡间不同。《聊斋》中的时间幻想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

1、仙界一日,人间千年

这种情节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特别在古代遇仙小说中是很常见的。通常写某一凡人偶入仙境,回家时已是时过境迁,人事全非。

《聊斋志异》中的此类篇目也是大致如此。如《仙人岛》中的王勉,随道士至仙人岛上,仙人以女妻之。逾数月,王以亲老子幼回到家乡。至家,始知母与妻早已亡故,惟有老父尚存。儿子好赌,屋宅田产已尽归他人。王见此大悲,功名之念顿消,待奉父终老,又离开了人间。

2、仙界百年,人间片刻

道教既把人生视若转瞬间的梦幻,那么为了点醒贪恋红尘者,他们往往以梦幻的形式,让愚迷者在顷刻间经历人生百年所能经历的一切,梦醒以后,幡然醒悟,于是求仙悟道而去。

如《续黄粱》写曾孝廉只是小睡了一会儿,在梦中却已整整经历了两世,历尽了人间的辛酸冤苦。曾某恶梦醒来,心中惨淡惊惧不已,遂入山学道,不知所终。

虽然这两种时间幻想有此长彼短的差异,但都表现了仙凡时间的巨大悬殊,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感慨,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二)空间的幻想

1、洞穴仙窟

如《翩翩》写罗子浮被匪人所诱,沉溺家,后金尽染疾,被赶逐出来,行乞回乡。路遇仙女翩翩,被带到洞府,治好了他的病后结为夫妻。仙境中衣食无忧,两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2、袖里乾坤

如《巩仙》叙述一位巩道人有机会得入鲁王府,以袖里乾坤的法术让相爱多年的尚秀才和曲妓惠哥在他的袖中幽会并生子。异史氏曰:“袖里乾坤,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一袖之间,包容了人间仙境,其空间变异可谓极矣!

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

蒲松龄虽然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他竭力维护儒家的传统伦理,正如赵起杲所说:“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著述。”[3]评价得很中肯,《聊斋》虽然描写的是“怪力乱神”,但反映的却是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性。蒲松龄正是将佛道思想作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辅助工具,把作品中的故事置于佛道思想的框架中,表现伦理道德的教化内容。

参考文献:

[1]马茂洋.《聊斋》的宗教美研究 [J]. 蒲松龄研究,2011.3.

[2]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