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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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人纷纷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时，日本却在向中国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儒家精神在现阶段企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认为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实践的成长，也能够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点---伦理道德诉求。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隐性管理方式，是一种软管理。它是由领导层倡导，上下共同认同和遵守并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渗透于企业各个领域。对企业文化构建简单的理解，就是创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特质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及现实意义。
现阶段企业违反伦理道德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应该反思，到底企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对社会上对企业伦理道德的诸多质疑，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应当适时的发挥积极作用，直面实际问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涩泽荣一先生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只要创我们更够造性的理解运用，就能够构建出符合国情并具有强大生命力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构成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谐”的思想观念，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等等。当今时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种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弥合了人与自然、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够很好的指导管理实践，帮组企业走出道德困境，
三、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必要性
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强调重视人，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种管理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管理。然而面对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人往往将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问题时较多的持功利主义态度，缺乏对道德观念的反思，导致企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业家的功利心态，净化心灵，这样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得到提升和强化，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观念，忽视了对道德观念的引导，片面的强调企业经营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约束，把目标、战略、结构、制度等要素作为企业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对人的“柔性管理”。与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作用，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关怀。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诚信立商”、追求“阳光利益”。“诚，信也”，“信，诚也”。“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即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
在企业管理领域，诚信就是指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诚信立商”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做到信守承诺，先义后利，童叟无欺。只有这样做企业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企业才会得以长久的发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弄虚作假，隐瞒欺诈，这样的企业也终究是昙花一现，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东西方管理观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的启发管理思想。中国的管理重“道”，“道”虽然微妙，但却简单异行，容易实践操作。再辅助于“仁”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管理境界”，这也是我们五千年封建统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以“虚”控“实”的管理理念，是对人们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强调要有严谨的组织构架，再辅助以严格的组织制度等实用的管理措施，强调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终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是一种“实用”的管理理念。东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虚实结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对精神层面的掌控，又要辅助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推进实现“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为管理本无国界。从普遍的角度看他适用于各个国家、企业。从特殊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更符合现实规律的管理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大同文化，准确的理解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调和了这些关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多的应将目光转移到对本土文化的从分考量上，从中挖掘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诸多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必须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调整与创新，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任何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结论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坚信只要引进了目前管理领域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请到了国外某些知名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就等于是进了保险箱，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熟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流行和适合并不是永远匹配，这对同穿衣服一样，如果搭配不当，就会状况不连连，甚至会丑态百出。我们说一种管理理念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本身，还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儒学的许多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每一个中国企业的血脉中，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借鉴国外管理理念时就不能够完全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应该更注重借鉴其原理。就是说要对管理普遍性准确把握的同时还要结合管理的特殊性，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导的最基本价值观，进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找准发力点，不能拿来主义，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来。注重将儒家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并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各职能部门进行系统规范和指导，在企业内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更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还要注意与激励手段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范文第2篇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关 键 词】中国目录学/目录思想史/研究
【 正 文】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目录学思想是在中华文化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书目不仅揭示与报导一代文献的状况，而且反映一代文化学术的盛衰，专科目录更是该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对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起重要的作用。研究目录思想史是为了总结和继承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优秀遗产，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发展各种目录思想对目录工作的指导作用，促进目录学的发展。
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
1.1 中国目录学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
西汉的刘向、刘歆是我国书目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家，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儒家思想。汉代的社会思潮为经学，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分成许多派别，各家各派严守“师法”，“家法”，为了争得官学地位，各派之间进行学术争论。当时的儒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工作，各派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过程中和在整理、校订、阐释经书的过程中都论述了对经书的看法，对古代人物的评价，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以适应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样，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成帝时，派刘向等将宫中藏书分门别类整理校订，其子刘歆也帮助校理，每书校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编出《别录》——我国最早的官府藏书目录。刘向编制《别录》的原因，我认为，在汉代由于文化的发展，使得“书积如丘山”，“书多散亡”。身为光禄大夫的刘向受命于皇上校订整理图书，且将整理结果供皇帝阅读，是职责使其然。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刘向的目的有二：一是整理图书，从中分辩学术派别及各派思想，二是发展儒家思想。
1.2 中国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在经学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刘向在整理图书时，为揭示图书内容，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确定书的价值，编出中国第一部目录《别录》。从《别录》中可以看出刘向在评论阐述学术思想、学术源流时是站在经学立场上进行评论的。刘向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继续进行校书事业，在《别录》的基础上，分门别类，编成《七略》——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分类体系虽然是按当时学科和图书情况建成的，但体现独尊儒术的思想，所收文献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为“六艺略”，所收文献是当时学术上和政治上的经典著作；第二类为“诸子略”，把诸子之学分为“九流十家”，包括哲学、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派；第三类为“诗赋略”，收录文学作品；第四类为“兵书略”，收录军事学书籍；第五类“术数略”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占卜、星象等书籍；第六类为“方技略”，收医药与巫术书籍。《别录》、《七略》形成中国最早的目录学分类思想，保存了历史古籍，清理了皇家藏书，剖析了学术派别，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1.3 中国古代目录思想的发展
刘向、刘歆对我国目录学有开创之功，随后各代在此基础上继承性发展了中国目录学思想。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2. 传播文化，宣传科学——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
2.1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近代史上，统治集团内分为洋务派和守旧派，两派的斗争是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当时的社会思潮是“西学”，洋务派主张西学，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制度，宣传科学，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鼓吹“变法唯新”的新学代表王韬编辑一部专载译书的书目《泰西著述考》，对当时中国了解海外起到启蒙作用。随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在目录学的分类、著录方面都有创新，从类目设置上可以看出，他的目录学思想主要是宣传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制度、工业等。正是在近代目录思想的指导和社会思潮影响下，1906年10月，中国第一个以图书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成立了。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使文化平民化、大众化成为现实，这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内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2.2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著录方面：有7个著录项目：撰译日期、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以圈的多少表示书的重要程度，具有导读的功能。著录目的重在方便读者选读，而不是收藏，其目录思想是迎合西学大潮，是近代中国图书分类的第一块里程碑。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该书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著，重视收录当世学术名著、中外科技书籍，书后附《别录》，总目与别录配合，由浅入深，从中可窥清代学术流派，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之价值，同时也可见张之洞的目录教育思想和目录治学思想，目录导读思想，目录科学宣传思想。正是由于目录的这种宣传作用，使国人了解国外发展状况，起到促人思变的作用。
3. 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中国现代目录学思想 3.1 国外目录学对我国现代目录学的影响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上的许多学者都在放眼世界，到现代又有许多学者留学海外或出国考查，中国现代目录学思想一方面是对我国古代目录思想的继承，更主要的是对西方目录学思想的学习过程，受西方目录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目录学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上的目录思想和目录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且有不少目录学思想传入到我国。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在其《目录学概论》中指出：目录学家应当研究书的版次、特点、出版地、印刷人、印刷时代、字体、图解、版之大小、校勘、装订、藏者、分类、收入何丛书、见于何目录。他注意到书的客观对象，而不是书的内容，指出目录学是书的传记。美国目录学家谢拉是“社会认识论”的代表，他的目录学思想是“书目通信”理论，而英国的目录学家布鲁克斯创立的“知识基础论”，在国际上有较大声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在目录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西方目录学更加侧重目录工作方法和技术的研究，这些都对我国现代目录思想有很大影响。
3.2 中国现代目录思想的发展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目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目录学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目录学的内容，目录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吸收外国目录学成果方面，刘国钧最先介绍机读目录，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开展目录学对象的讨论，1983年在沈阳召开了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都对开展目录研究起了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目录学论著，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罗孟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彭裴章、乔好勤、陈传夫合编的《目录学》，谢灼华的《中国文学目录学》等等。信息时代，国际思潮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在这种社会思潮和国际目录思想影响下，周文骏的“文献交流理论”，彭裴章的“书目情报理论”独树一帜，指导我们的目录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我国的目录思想和目录工作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4. 对我国目录思想史的思考
4.1 我国目录思想的规律
按时间顺序论述中国的目录思想，我们发现中国目录思想有以下规律性：
1.从内到外：从古代目录思想只注重书的内容到现代的既注重书的内容又注重书的外在形式。2.从片面到全面：从古代的重分类、轻编目到现在的分类编目全面发展。3.从封闭到开放：从古代的目录的主要功能是财产登记发展到现代的方便读者检索查找图书。4.从静止到运动：从古代的目录只能存放在藏书楼内到现代的目录网络传播。5.从独享到共享：从古代的目录只供皇上及私人阅读到现代目录向全社会开放传播。
4.2 我们要反对什么？我们要坚持什么？我们要建立什么？
研究中国目录思想史，目的是总结发展目录理论，提出新的目录观点，用新的目录观点和方法去创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研究：
1.中国目录学要坚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注重学术中的人文因素，注重人物的个性化研究，繁荣我国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建成多元化的现代学派。2.目录工作应担负学术传播的重任，使学术研究跨国化，国际化，由古代的辨章学术发展成现代的传播学术。3.建立目录学与新学科相结合思维，提出新的目录观点和分支学科，目录的思维朝立体化方向发展。4.建立目录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目录的思维方法在现代各行业中的应用研究，如在软件和网络行业中就运用目录思维方法，创立目录式搜索工具。
我们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国古代目录成就，不要数典忘祖。
一个重视理论探索和研究的时代，必是目录工作昌盛的时代，从外国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无不体现这样的规律，过去如此，现在也不例外。上述提到的一反对、一坚持、三建立的观点，是本人的一些肤浅见解，旨在引起图书馆同仁更多的关注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京山.中国传统目录学“辨考”与“致用”的辨证思考.图书与情报，2002（2）
2.彭裴章等.《目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3.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范文第3篇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几个弟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被困于匡地，生命安全遇到严重威协。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出了上面这段震人心魄的话。丝毫不见面临危难的惶恐焦虑，有的却是乐天知命的从容自信。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个人的生死已与“斯文”的存亡紧密相连，文化生存的悲情已与个体生命的感受合而为一，维持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有学者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如果说孔子的一生，是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竭尽全力的一生，则不为过分。作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他对于文化生存发展问题的看法，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都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
什么是“斯文”?“斯文”就是文化。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唐虞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所谓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此即孔子所谓“斯文”。
提到“斯文”，人们往往只想到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诗书礼乐只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并非孔子所谓“斯文”的全部和本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并非就是几本古代典籍和几种古代礼仪器物，而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于诗书礼乐等文化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
“文化”这个概念，本来就很复杂，加之当今市场上“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乃至于“厕所文化”纷纷面世之际，文化的本质更是如坠烟云、面目不清了。要而言之，文化应当是一定的人群(通常为一民族)共有的、社会承传着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文化当然包括各种实用的知识，如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等，但体现一种文化特质的，则是其行为标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世界观和信仰等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包括现实关心和终极关心两个层面。所谓现实关心，即关于政治、经济等现实性事务，而所谓终极关心，则是一个民族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目标、方向、信仰等共同信念。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之为深层文化精神。笔者认为，孔子所欲承传的“斯文”，核心就是这样一种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仁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
“斯文”所标示的深层文化精神价值，是超越的而非现世的，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是高尚而非鄙俗的，是文雅的而非野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往往易于被世俗之人所忽视遗忘。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巨变，人们普遍迫于眼前政治、经济的具体目标，急功近利，疲于奔命的时候，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更是会被人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孔子所处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少数像孔子这样具有深切的文化生存悲情与文化生命意识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从而为“斯文”的承传执著奋斗。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迂腐而不被重用，原因就在于此。而孔子在后代越来越赢得人们的敬意，原因也在于此。
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
孔子正是把文化传统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等的。正因为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文化的发展，“斯文”的承传，应当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只有“革”而没有“因”，文化就断绝了，生命就死亡了。相反，如果只是“因”而不“革”，文化就停滞了，生命就僵化了。因此，因革损益，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前人们常说孔子是保守派人物，并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方面来谈孔子的保守性。其实，从政治、经济问题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孔子是保守的。对春秋时期的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政治家如子产、管仲等人，孔子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产不毁乡校，孔子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流涕，称赞他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俏》)但却又高度赞扬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业绩，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审问》)。对于当时以陪臣执国命的新派人物，孔子也并非一贯视如仇雠，墨子甚至说：“孔某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至少对在鲁国独揽朝政的季孙氏，孔子并没有作过任何直接的批评。可见，说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并无充足的理由。
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用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要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如果说孔子在政治经济上是保守派这个观点很难成立，那么，说孔子在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则是不无道理的。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前代文化的载体，而所谓“多能明之”，不同于后来“百家之学”的偶尔“时或称而道之”，是一种明确的理解与接受。联系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精神及其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响往与赞誉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先生们的确是以继承一脉相传的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文化承传意识。而春秋时代的鲁国，保留前代文化最为完备，也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承传前代文化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百家之学”中的其他各派，普遍带有反传统的色彩，与孔孟儒学以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为主的基本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拙文《从<庄子·天下篇>看先秦学术史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九年增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态度，相对来说，确乎比较保守。
但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所要保守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仪文制度，而是体现于所有古代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文化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乐的器物层面和仪文层面并不重要，当然可以也应当变革、损益，所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觚不觚”，也可以勉强“觚哉，觚哉”!(《雍也)“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具体的仪文器物，礼仪形式，书可择其适用者用之，当然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损益创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同样也是如此。
孔子所欲固执而承传的，是超越器物仪文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所谓“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正表现了孔子对于这一深层文化精神传统的执着信念与承传意识。要说孔子“保守”，其保守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之所以被人视为传统文化精神首屈一指的传人和代表者，与他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文化承传意识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深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理想中，就包含着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文化精神的主体的人在承传前代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应当也必然会对之加以扩充与创新。事实上，孔子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精神，虽然可以在尧舜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孔子本人的扩充与创新。
但是，扩充与创新，同断绝与废坠，是根本不同的。在孔子看来，传统文化精神尽管可以损益，但继绝与废坠，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坚信“天之未丧斯文”，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
深层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显示其内在生命特质以区别于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之所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只在于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上的不同，也不在于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某种集体的深层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那么即使这个民族作为生物的存在(种族)依然子孙繁衍，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虽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有君无君的问题同文化精神存亡继绝的问题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
三
每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的时期，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就必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面临考验，甚至出现存亡继绝的危机。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孔子的时代，人们受政治、经济变革的功利目的的驱动，“斯文”的价值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显然面临着相当的危机。孔子多次感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卫灵公》)“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八佾》)：文献的散佚，还只不过是斯文危机在文化载体问题上的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颜渊》)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甚至在亲受孔子之教的门弟子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已经把读书为学挤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乐于经商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八佾》)，显然也含有为了经济价值而牺牲文化价值的考虑。宰予心安理得地向三年之丧的必要性提出挑战，表现出对孔子所坚持的传统仁道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孝道)的怀疑。当时整个天下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大师执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辽适蔡，四饭缺适秦……”(《微子》)专职文化人纷纷作为鸟兽散，“斯文”断绝的危机，在当时确实已经触目惊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信“斯文”不会扫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审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同上)孔子讲到天与命的地方不多，也不曾对天命的含义加以发挥，但上面几条点到天命之处，实具有某种宗教情怀和超越的含义。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表现。按照后来思孟一派儒家的发挥，文化精神仁道理想达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超越信念，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而在孔子的意识中，天之不丧斯文的信念，也已经与某种宗教情怀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信念当然也并非全无现实的依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只要真正有价值，斯文就不会坠地，文化就不当断绝，并不在乎统治者的提倡与否，亦不在于“大腕”们赞助与否。
然而信念与可能性是一回事，文化传统是否真能渡过现实的危机而承传接续下去则又是一回事。社会巨变的动荡时期，文化精神与普遍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尖锐的。这种冲突在极端情况下恐怕未必不会导致某种文化精神的断绝或消亡。世界文化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因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文化主体自觉的承接传播，包括在承传过程中的自我批判与改造工作，来回应新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挑战，才能生存发展下去。这样的工作，往往必然地落在少数具有浓烈的文化生存悲情和文化生命意识，而且不计较政治经济功利得失的知识分子身上。春秋末年，历史选择了孔子来担当这一使命。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斯文”与客观环境出现巨大矛盾之际，在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的时代，仍然坚信“斯文”不可废弃的价值，怀着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怀的坚定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执着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承传接续，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改造和传播而努力奋斗。
孔子曾试图通过从政的途径，来拯救“斯文”的危机，实现其仁道的人文理想。可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中，虽然在遇到嘲笑、讥讽的同时，也曾受到过相当的礼遇与尊敬，但终究没有哪个政权正式任用他。尽管没有人公然说斯文一钱不值，尽管也有人认识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预感到斯文终究还会有再振的时候，但彼时彼刻，却似乎无人愿意负担起供养“斯文”的代价。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难解释为是由于孔子坚持要恢复某种旧制度，而当时的各国都已经是由新派人物当权的缘故。当时作为孔子人文理想对立面的，并不是某一种新兴的或保守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日趋鄙俗的反人文精神倾向。如果说孔子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则当时名义上的周天子尚在，孔子尽可以投奔其麾下，为重整周天下尽犬马之力，然而孔子没有也不会这样做。孔子的文化生存意识正体现于他绝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文理想来迎合任何政治势力，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恰好相反，他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正是为劝说各种政治势力来适应他的人文理想。这与后来战国游士简练摧摩，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怀揣一肚子奇谋诡计去为人主出谋划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