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变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第1篇
人民论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为什么我们党如此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历史上，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吗？
张希贤：核心价值体系也可以理解为“指导思想”，靠指导思想立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上，从西汉中期到清朝末期，我国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它起源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主张“施仁政”、“苛政猛于虎”；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管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申论；用儒家思想规范全民族的价值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贯穿于全民族的道德建设；整个国民教育的指导方针是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开始兴办公办教育以来，公办学校开设的主要科目经史子集等等，都在向受教育者灌输儒家思想。
在历史上，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引入哲学，司马迁把儒家思想引入史学，司马相如把儒家思想引入文学。大家都熟悉北宋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儒家思想 “忠君爱国”观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灵魂。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儒家思想解决不了救亡图存、反帝反封的问题，因此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日益削弱。
如同传统社会一样，当下的中国也要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一个指导思想，目前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若要抓住这次世界发展的大机遇，就需有文化发展的新觉醒
人民论坛：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哪些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希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被引入中国后，不断与中国国情融合。范文澜、郭沫若、、胡绳把引入史学。旧史学不讲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丁玲等人把引入文学，创造出一系列鲜活的革命者和劳动者的形象。
我国五千年文明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但其中的一些糟粕，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冲突。在传统文化中，皇帝当家做主的专制文化根深蒂固。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主张要由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是民主政治。
传统文化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所说的，我们创造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对中国过去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所有的典型都是工农兵大众。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宣传的红色文化就是源自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化。
除了与传统文化存在一些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传入中国只有不到100年时间，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自启蒙时代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在17-19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在欧洲，20世纪在美洲，21世纪要转向亚洲。这个世界文化中心，中国是主力，但不是全部，还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能有永远挺立在世界发展潮头的国家，一个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年的周期。中国若要抓住这次世界发展的大机遇，就需有文化发展的新觉醒。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全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30年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学习西方，没有调过头来。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30年，没有发生新的文化觉醒，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湎在学习西方的状态之中。
另外，我国农村的信教群众越来越多。这一方面与党群、干群关系的疏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时期主流价值观的缺失有关，这就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群众。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等于空洞的说教
人民论坛：如何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张希贤：中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这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等于空洞的说教，要通过创造出更多精品力作，潜移默化地引导群众，用文化产品的文艺性、艺术性感染群众。
改革开放过去30年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跌宕起伏的心理感受，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奋斗历程，我们反映出来没有？我们是不是紧紧地依靠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奋斗写出来了？真正的文化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文化作品。当年俄罗斯的大小托尔斯泰，就是描绘俄罗斯的实际社会变迁；美国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也是描绘美国的社会变迁；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英国的雪莱、拜伦，也都是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里，更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以中国人的奋斗为创作本源，依靠中国人的实践，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作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精品。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地”。
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明式家具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风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学思想内涵的精髓，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和发展提供参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二、“有用之学”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尚“无为”，重“天然”，追求“天人合一”和“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反璞归真”
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上，都把纹理最美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此外，也有利用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体现。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解释 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在古代就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领先于世界。但为什么近代中国发展停滞而西方国家不断崛起？为什么曾经的泱泱大国会走向衰落？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李约瑟难题
历来经济学家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大多与工业革命相联系，将李约瑟难题简单地概括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4世纪的中国。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描述：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和印度文化”，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李约瑟发现，在第1至第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其阻碍因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近代中国只存在经验性科学，而没有产生实验性的现代科学。综上所述，本文将李约瑟难题界定为，为什么在古代，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曾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但在近代却没能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二、学术界现有的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视角的解释――官僚体制的约束
李约瑟博士本人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入手，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李约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法鼓励科技创新，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存在的，与当时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极其不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也无法把工匠们的发明创造大规模地进行传播。
2、资源视角的解释――人口增长过快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Mark Elvin为代表，其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综合国力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但这种资源优势没有继续延续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业技术改良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继续推动农业的进步，高额的回报使得资金流向农业。与此同时工业由于缺乏资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中。而在欧洲，由于人口增速慢，即使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因此资金流向工业，经济达到高水平的均衡。
3、地理视角的解释――疆域扩大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我国学者文贯中为代表，其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由于宋朝的动荡不安，中国失去了中原地区的大面积耕地，政府为增加财政税收，开放了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且开发了海外航线，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密集程度降低，人口分布逐渐分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扩散，城市人口趋于向农村分布，城市化水平倒退，并且城市的集聚效应消失，技术进步趋于停滞。
4、技术视角的解释――发明模式的束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其2007年发表的名为《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前，中国工匠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性发明占据优势，使得我国经济水平长期领先于欧洲，而在欧洲出现科学革命后，科学实验逐渐成为技术发明的基础，中国却没能适应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并且中国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束缚了实验性科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5、产权视角的解释――产权制度的束缚
诺斯认为：“只有建立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才能够刺激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历史学家黄仁宇引用诺斯的观点从产权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和产权制度。”而在同时代的欧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的财产制度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是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
6、思维视角的解释――思维方式的束缚
一方面，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重实用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儒教强调对世界的肯定、顺从和适应，而缺乏对自然探索，对世界进行改造的精神，因此无法推动现代科学的进步。
三、制度变迁视角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制度的解释
一方面，中国古代法治缺失，统治者为所欲为，私有产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缺失，国家权力滥用，掌权者暴力执法，社会没有民主。在中国古代，皇帝贵为天子，掌握着国家的一切大权，但中国疆土辽阔，最终的管理权由各地官员代为实施，官员手中权力巨大，但监督机制缺乏，因此极易滋生腐败。在这种法治和同时缺失的政治环境下，商人阶层更愿意与官僚阶层结成联盟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打击竞争对手，中国历史上，官商联姻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中国古代的集权和官僚体制使得真正意义产权制度的无法产生，也没有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制度土壤。同时，政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解释
经济制度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就是私人产权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社会福利。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私人产权的保护，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也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建立了健全的专利和发明保护制度，从而为科学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后的西方，科学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发明创造逐渐由经验型转向科学实验型，并且发明创造的成果有着完善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实验的成果能够投入生产，进行盈利。
而在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但由于私人产权制度的缺失，却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大多数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工人的经验，并且是依靠家族或者师徒的方式来进行保密，没有专门的制度来鼓励和保护发明创造，甚至将发明创造视为“奇技巧”。在这种私人产权制度严重缺失的经济环境中，人们无法从创造发明中得到利益回报，发明的积极性受到遏制，这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文化制度的解释
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推崇儒家文化，儒家传统思想一直是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自古以来的社会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等均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推行仁政，认为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于争取民心，以“礼”来维持社会道德秩序。儒家思想主张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平均，正如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认为财富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有碍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并且，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也是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以农业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农业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是国家之大义，而发展商业会使农业劳动力流失，为国家之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三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走向，同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又可以巩固经济制度的变迁方向。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在技术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引起工业革命，制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技术腾飞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若没有高效率的制度去催化，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也是不会发生的，经济仅仅会停滞在原来的水平。但这种经济停滞状态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制度向着有利的方向变迁，不论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的变迁，都能够打破这种停止的状态。在古代中国，之所有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就是因为制度亘古不变，新制度被无限的遏制，停滞状态无法被打破。
（注：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重点项目“陕西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研究”（ZK140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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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日两国文化；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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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第5篇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郑州450008)
［摘要］《淮南子》虽然以道家为主旨,却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哲学概念都可以在《淮南子》各个章节中找到。但是,《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先秦儒家思想,原因有二,一是黄老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因此,《淮南子》中的儒家可视为道化的儒家；二是法家、墨家等其他被《淮南子》吸收的先秦思想影响了儒家思想,因此,《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可视为整合的儒家。
［
关键词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民本；仁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9?104
《淮南子》是汉初黄老新道家的顶峰之作,然而,它同时吸收了先秦许多学派的思想,并以道家为主线融会、贯通了诸家。而被它吸收的各家思想之间也彼此影响,从而都发生了变化,不同与它们在先秦时期的状态。《淮南子》一书中除作为宗旨的道家思想外,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占的比重较大,时时在《淮南子》一书的各个章节出现。而这两家思想又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视为道化的法家和道化的儒家。由于《淮南子》的作者认为道家思想位于先秦各家之上,就以道家为本而先秦其他各家为末,先秦其他各家思想在此书中是道家的辅助。本文试以儒家思想为例分析《淮南子》一书中道家思想对各家思想的影响和各家思想之间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表现
《淮南子》一书中处处可见先秦儒家思想的概念和观点出现,也有许多字句是从儒家六经中直接或间接引用来的。总体上看,《淮南子》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主要有政治思想和伦理学两个方面。
1?1政治思想
《淮南子》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术上又兼容了儒家民本、仁政等政治观念,而这些观念又都成了道家治国之术的辅助。
1?1?1民本
《泰族训》说：“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淮南子》将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视如树木之于树根,这正是孟子民为贵,君为轻观念的体现。而孟子得天下者得民,得民者得民心的观念《淮南子》也予以采取。《泰族训》谈到纣之所以失天下与武王之所以得天下时说：“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商纣的土地东到大海,西到沙漠,但都倒戈相向,西周只有百里的土地却成了天下共主,就是民心的向背所致。“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於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淮南子》在这个观点上继承和发扬了《黄帝四经》得道者虽小必大,失道者虽大必亡的思想,《黄帝四经》认为胜负不在强弱而在是否持守大道,失道的大国最后会被得道的小国击败。同时,《淮南子》又用儒家思想融合了道家,是否得道在这里不仅是是否因顺自然,而更重要的是是否得民心,民意成了天道的化身。
1?1?2仁政
《主术训》说：“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於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这正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思想,王道政治立君为民,霸道政治立民为君,统治者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百姓,这既是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是行仁政的思想。介于秦亡的教训,《淮南子》的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爱民才能得民心。《兵略训》中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就能无不胜,因而明主应“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主术训》说：“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马矣。”国君能够不言而信、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是因为其诚心于中,发动与外,苟四海不被其诚,则虽言不信、虽赏不劝、虽刑不畏。仁义乃治国之本,法度、术数是治国之末,是用来辅助仁义的,本固则邦宁,如树一物而万叶生,舍本逐末就像重视鞋帽却忘记了头和脚那样。所以,致力于王天下的君主应将提高自己的品德视为首要之事,而只知道扩大领土和占有百姓的君主就会落入困境。
1?1?3尚贤
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于邪恶的人之上,就能让邪恶的人正直起来,此思想也为《淮南子》的作者所采用。《泰族训》说：“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淮南子》一改先秦法家尚威势,不重贤智的做法,吸收儒家人治观念,高度重视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治国固然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更要有能完善地使用这些法律制度的人,“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贤能的治国者比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重要,有良法也许还会动乱,有君子治国却永远不会动乱。《主术训》说：“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君主之举不可不慎,一举不当,终身败亡。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姜尚而得天下,纣王用费仲、恶来而亡天下。君主无论贤或者不肖,都想提拔有才智之人帮自己治理天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君主对人才的判断不能超出自己的鉴别力,总是以为与自己相同的人就是人才,而把与自己不同的人舍弃。能臣服禹、稷、皋陶的人一定是尧舜,在桀纣的朝廷中,禹、稷、皋陶就没有立足之地。“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最高统治者的品德比任何人的品德都重要,《淮南子》主张应让最圣明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次一等的人成为三公,次一等的人成为九卿,次一等的人成为元士,使品德与爵禄相称。
1?2伦理学
《淮南子》一书中的品德修养术很多都从先秦儒家思想中继承而来,它首先吸收了儒家以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做法。《缪称训》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於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孟子举孺子将入于井的事例来展示道德行为如何从人天生的情感发出,如何没有思量,没有利害的计较,《淮南子》在此完全采用了儒家的论点。《缪称训》又说：“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违其难也。”很有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意味。先秦儒家以醇厚的直觉为前提引申出了义利之辩、忠恕之道等道德原则,这些观念都进入了《淮南子》的思想体系中。
1?2?1义利之辩
以直觉为道德的前提很容易就可以推导出从直觉发出的行为是行义,从思量发出的行为是谋利的结论,而行义与谋利也就成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先秦儒家认为君子志在行义,小人志在谋利,《淮南子》也说：“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小人做事考虑的是自己的所得,君子做事只考虑是否合乎道义,君子行义非从外入,乃自中出,如水必下流,火必上腾。然而,君子为善,不求名而名自从,不求利而利自归,小人放于利而行,必将多怨,君子之行积善,必有福祉,小人积恶,后必不祥,如春起之苗不见其长,日有所增,砥砺之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因而,《淮南子》认为：“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尧舜之朝,积千岁之善,桀纣之朝,积千岁之毁。然“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尧舜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日至于王天下,桀纣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天下。“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淮南子》将儒家意在区分道德与否的义利之辩化为治国术。
1?2?2忠恕之道
先秦儒家哲学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最简单却可以终身行之的道德规范,并由此推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絜矩之道。《淮南子》采纳这一观点,并将它从道德修养术改造为治国之道。《缪称训》说：“人以其所愿於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谁弗喜？”欲王天下就要得民心,欲得民心要所欲与之,所恶勿施之。当你欲求一物时要想到他人也欲求此物,不希望得到一物时要想到他人也不想得到此物。“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推此推己及人之心与天下,民即可无为而迁化。
忠恕之道还主张“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淮南子》对此也有体现。《主术训》说：“所立於下者不废於上,所禁与民者不行於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上有好者,下必更甚。君主要禁止百姓之恶,首先就要身不行恶。君主的品德就像风,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风向哪里吹,草就会向哪里倒。“动於上,不应於下者,情與令殊也。”君主的教化能够深入人心,政策能有广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其诚心于中,假如君主口头上反对一事并制止百姓去做,而自己却去做此事,那就说明他实际上赞成此事,他无诚于中,百姓也就不会为他所化。
1?2?3反求诸己
孟子说：“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淮南子》也说：“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因为双方都认为祸福都由自己造成,“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犹如清水可以洗帽带,污水就只能洗脚了那样,治国出了问题总是由于治身先出了问题。《淮南子》认为：“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治身在治国之前,没有身乱而国治者,也没有身治而国乱者。《淮南子》虽然主张人是形神二者的合一,但同时认为神高于形,以神为主,形必安,以形为主将危害神,最终也会让形受到危害,因此,正身首先要正心。在这一点上,《淮南子》与《大学》修身必先正心的观念相同。“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反性意在正心。己心不正者不能修身,不能修身者不能安民,不能安民者不能治国。“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
2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变化
由于受到作为《淮南子》一书宗旨的道家思想和被《淮南子》吸收的先秦其他诸家思想的影响,《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发生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淮南子》认为道家思想是治国之本,儒家思想是在现实世界中对道家思想的辅助,儒家的治国术无论如何高明都在道家的治国术之下,因此儒家的治国术的实施都要以道家思想为背景；其次,由于受法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影响,《淮南子》反对先秦儒家复兴周礼的做法,主张礼应根据治国的需要而变化；再次,《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本位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人性论进行了改造。
2?1道本儒末
《缪称训》说：“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这正是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观点。失礼而后术,失术而后诈,失诈而后刑、而后兵。《淮南子》认为商鞅之法亡秦,因其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忘记了法律是用来辅助仁义的,仁义为本,法律为末。但《淮南子》更进一步认为,仁义也不是治国之本,治国应以不治治之。有道之国,君臣相忘,百姓不知有国君。法律只能禁人作恶,与不作恶相比,行善更高,然而善处即是恶根,与善行相比,无为更高。最好的统治者应使人不知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才是被人们爱戴。姜太公和周公相见时,周公问太公如何治理齐国,太公说举贤上功,周公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祸,太公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太公说鲁国从此弱也。果然,鲁国三十二世而亡,齐国二十四世时被田氏夺取了政权。“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康,不顾政治,至於灭亡。仓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许多本来动机是善的措施后来都成了恶的根源,只有无善无恶方能长久。一言以蔽之,“仁义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淮南子》描述理想的治国状态说：“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与无为而治相比,仁义治国已经是次一等的做法。
2?2礼随事迁
《淮南子》采纳了先秦法家思想的观点,认为持守同一礼法而不知变迁如守株待兔一样愚蠢。《说林训》说：“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正因为礼是治世之器,不是治世之本,礼才要随时做出变化。价值连城的玉璧,如果揖让进献别人,别人就会高兴,如果扔给别人,别人就会愤怒。祭祀用的刍狗,当祭祀之时被尊贵地放在祭坛上当做神供奉,祭祀之后却被扔进阴沟里,此时再去寻这刍狗就是寻找恶梦。在一时一地使国家兴盛的措施,另样情形就会让国家衰亡。“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有人见他人因持守仁义而得福,也持守仁义,反而得祸；有人见他人因刚强而成功,也持守刚强,反而失败。《淮南子》认为这就像盲人看不见道路,别人告诉他往左他就往左,别人告诉他往右他就往右,即使没有出差错,心中也并不明白。“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治国不法迹而法其所以为迹,如得万柄宝剑也不如得干将莫邪之巧。礼是有形者,礼之后的道德是无形者,有生于无,无形制约有形,圣人应居于无形而运有形,如庖丁解牛一般以无厚入有间,应以无为之道为本,而因人、时、事采用不同的礼,如水是一,装进不同的器皿中却有不同的形状。“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於礼乐。”
墨家思想对礼的看法也影响了《淮南子》。《汜论训》说：“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墨子从实用、功利的立场出发,认为所有对目前的问题没有价值的言论都应该被排斥,而儒家道先称古就属于这样的言论。“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正如画工好画鬼而不好画犬马是因为犬马人人能见而鬼从没出现那样,儒家学者好称赞三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儒家学者所要复兴的礼也多是些加费不加民利的虚文。人都趋利避害,满足此愿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不能,亲生儿子也会背叛父亲。因此,《淮南子》提出：“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旧。”“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2?3对儒家人性论的改造
先秦儒家认为君子以公义胜私欲,小人以私欲胜公义。《淮南子》对此提出批判。《精神训》说：“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儒家要人以礼为纲去调节、克制自己的私欲,《淮南子》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戕害,并指出孔子的弟子颜回早死、子路被杀、子夏失明、司马牛病逝都是由于这种学说压迫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丧失了内心的平和。“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淮南子》认为这种做法就像法家思想家用刑罚的威慑使想偷盗的人不敢偷盗,与其如此,不如使人没有偷盗之心。“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知一物有用,廉洁的人也不一定能让出它,知一物无用,贪婪的人也能舍弃它。要想让人不做私欲驱使之事,《淮南子》认为根本的办法是使他明白身重于天下、神重于身,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不足取,而这正是先秦道家思想家的观点,《淮南子》用道家思想从内部改造了儒家的人性论。
《缪称训》说：“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小鸟在森林中筑巢只需一根树枝,人也只需要很少的物质资料,尚能适性悦情,很少的东西也足以让人幸福,但是,有些人居于君主之位,得到整个天下的财富仍然觉得不满足。《淮南子》说这就像用一把壶到小溪中取水就能取满,可是,长江黄河的水也不能灌满一把泄漏的勺子。幸福发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周围,贪婪的人正是因为丧失了内心的幸福才会不断地向外索取。然而,“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得道真人所享受的才是无限的快乐,与这种快乐相比,耳目之乐犹如幻影,如果人尝过这种快乐就会不想要声色之乐,就像听过《韶》、《武》等乐曲便不想再听呕哑嘲哳的山歌那样。尧以天下与舜如释重负,是因为内心对天下并无眷恋,非欲而强禁。知嗜欲为性之累,便不再有五色、五音之好；知身重于天下,便不再以外物为念；知精神之重于身,自然视珍宝珠玉犹砾石。“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不以外伤内,自然无欲。
就像先秦儒家一样,《淮南子》也认为人性本善。《汜论训》说：“天下莫易於为善,而莫难於为不善也。”行善容易,因为行善是人的本性,行恶难,因为行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在人的善性是如何丧失、丧失的善性如何找回的问题上,《淮南子》提出与先秦儒家不同的见解。孟子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认为人天生的善性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后天养护而衰弱,人要发现自己心里善的火花——它从来没有熄灭过——使它燃成熊熊烈焰。《淮南子》却认为人天性清净,嗜欲乱之,破坏了人的清明,于是人性才会堕落。《汜论训》说：“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人要复性应远离嗜欲,保持心境的静漠虚无,如安定搅浑的水使它渐渐澄清那样。
3结论
《淮南子》在理论上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在实践上也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也根据汉初治国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改造了先秦儒家思想。汉代初年,道儒两家思想都有统一、整合先秦诸子百家的趋势,作为黄老哲学代表作的《淮南子》也如此。《淮南子》以道家哲学为宗旨融和了诸子,因此,作为诸子之一而进入《淮南子》一书中的儒家在理论上为道家思想所改造,儒家原有的本体论、心性论等都充满了以无为本的色彩,而在实践上,儒家的伦理学、政治思想等不仅为道家所改造,也被其他先秦思想所影响。《淮南子》继承了先秦儒家所创造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并意图维护此制度、使此制度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服务,同时,又用法家思想的政治措施、墨家思想的政治措施做了补充,使此制度更加完善。《淮南子》继承了儒家以民为本、仁政爱民等理念,又用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贯通,从而避免仁义之道本身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淮南子》意在采各家之优长来建立最好的治国术,它对儒家思想有所弃也有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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