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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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第1篇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历经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家具随着时代和民俗文化的变迁，民间家具涌现出不同的派别，如苏作、京作、广作等。长期以来，众人只问苏京广，而不知有鲁。鲁作家具起源于明式家具，清代早期初见端倪，到了民国时期开始成型，之后虽发展缓慢，却从未停滞。可以说经历时代革新和巧匠的精心雕琢后，鲁作家具积淀了山东数代人的民俗文化和艺术精神，是前人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一、鲁作家具的起源

中国家具起源于夏商，繁盛于宋元，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派别的家具都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各地的风土人情，蕴含了特殊的人文精神。山东自古以来被称为齐鲁之地，也是我国古代工匠大师鲁班的诞生地。儒家思想、孔孟文化从这里播散和传承，京杭大运河贯穿山东南北，因地理优势，齐鲁之地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手工业日益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鲁作家具应运而生，后开始蓬勃发展，并自成一派，承载了山东的民俗文化。

二、鲁作家具的特点

与苏作、京作、广作不同，鲁作家具选材上并不侧重于高档木料，而是多以山东本土的老榆木为主。榆木亦刚亦柔，外形稳重、大气、不张扬，而内在坚韧遒劲。因此，鲁作家具的特点是因材制宜，因材定型，保持原生态特色，充分表现并突出木料本身的柔亮色泽和自然纹饰肌理，彰显其天地灵气。鲁作家具注重细节，在家具结构上采用榫卯接合，依据部位尺寸大小恰如其分进行粗细随形处理，做到严丝合缝，恰如儒礼。比之京作家具的贵气奢华、苏作家具的俊秀纤丽和广作家具的高调霸气，鲁作家具更显沉稳、敦厚、朴实。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鲁作家具展现了淳朴、厚重、儒雅、包容的格局，传承了一种和谐自然的中庸之道，给人庄严、沉稳、大气、古朴、雅致的沁心感受。

三、鲁作家具代表的山东民俗文化

山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最初就是在山东争鸣繁荣。随着朝代的更迭，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对山东民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的历史文化在民间家具中有着深刻体现。鲁作家具作为民间制作工艺的代表，展现了山东地域特色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受本土儒家思想的熏陶，鲁作民间家具在形成自身风格的过程中以内敛、中庸的思想贯彻各个方面。

鲁作家具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与民俗节日、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代表了山东人民的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稳重实干的性格特点。正是因为受儒家思想的教导，鲁作家具在制作中也体现出了中正平和、含蓄内敛的品性。山东人在制作家具时，选料粗壮硕大，就像山东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大气；木料色泽柔亮、纹理自然、厚实稳重，体现了山东尊老爱幼、淳朴厚道、与人为善、包容、顾全大局的民俗精神。鲁作家具推崇中庸之道，既没有京作家具的奢华贵气，也没有苏作家具的细腻俊秀，更没有广作家具的豪迈霸气，它粗犷中带有文气，浑厚、儒雅，内敛含蓄，尽显彬彬君子之风。

两千年来，山东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有着自身的独特体现。鲁作家具作为人们居住空间和室内生活沟通的工具，无疑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传承载体。我们可以从鲁作家具中领悟到民俗文化的传统魅力，以及鲁作家具古典质朴的外表下蕴含的浓厚人文情愫和自然淳朴情怀。

四、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传承及价值地位

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载体，鲁作家具蕴含着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反映了山东民俗文化的博大，还传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鉴于鲁作家具的特殊艺术价值，古玩界及许多收藏家参与筹办了鲁作家具藏品展览等，民间也有一批爱好者研究鲁作家具。在专家、学者眼里，传统民间鲁作家具不仅仅是价值不菲的宝贝，是值得收藏艺术品，还是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文化遗产。中国民俗家具中鲁作家具是几千年儒家思想和民间生活的一种文化结晶。这一文化结晶既传递了底蕴厚实的古老文明，还满足了现代人对古老情怀的寄托。中国民俗家具的定义和意义在有关文书中已明确，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精神的体现有着巨大意义。因此，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具有非常大的艺术价值。

根据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鲁作家具作为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的承载物，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鲁作家具可以作为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其制作技艺和代表的儒家思想精髓也是非常珍F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结论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第2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第3篇

中国古代早已有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的划分。宋代以来，商业发展已是中国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明清时代尤其突出。商人由四民之末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使人急欲探究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商人阶层获取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试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大众之熏陶的角度，解释中国古代商人成功所凭借的诚信观的思想渊源。

一、韦伯对宗教的评论给予中国问题的启示本文所谓的中国特殊的环境，是专指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新的冲击而言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发展不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远不是一两种观点所能解说清楚的，各家学者对此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本文只想从支配商人行为的价值观或是入手，探讨中国商人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其诚信观的演变过程。鉴于明清之际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打破传统四民秩序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特意将眼光放在这一阶段展开探讨。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余英时在谈到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时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韦伯提出，思想意识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产生推动的作用。这种观点启发我们：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除了经济原因外，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种解释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从中国商人的诚信重诺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对商人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点既然要从文化入手，不妨先来考察文化熏陶的对象--人。商人阶层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明清时代的家世背景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对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观察："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这段引文颇能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读书人与商人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读书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复又读书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愈加重要，有才智的、习读诗书的人也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处于四民排序两端的士与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现象最有利于我们观察商人经营活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无疑，知识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应该是最能体现文化熏陶的人群。虽然文化一词含义广泛，社会学者对此各有定义，但大致说来，可将其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内核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定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孔检视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的概括（杜维明，1987）。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严格来说，儒家思想不能与韦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齐观，它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教堂），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承认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比不上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要明确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切不可认为传统中国就没有影响国民意识的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任务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来完成的。就此一点来说，其功效之巨，抛却所规定的清规戒律不谈，与韦伯认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几仿佛。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五伦关系的顺次安排恰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个反映。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别亲疏远近，这实在是一个内倾性格的文化难以处理的问题，然而又必须面对。也许没有比将血缘关系视作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伦"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则应视作统治者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实上，曾有过父子与君臣之义发生矛盾时，何者更为重要的有趣讨论，结果仍是父子之义占了上风。顺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家庭这个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们中间发生作用的一把钥匙。

三、儒家伦理中"家庭观念"与商人"诚信"的内在联系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点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着眼点是放在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说到父子为五伦中第一伦，父辈对下一代的权威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千万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地位尊崇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于自己的职责也决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给他的绝对权威，也承担这个文化要求他的职责。也可以说，没有对自己职责的承当，不能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树立自身的权威，毕竟获得尊重是要别人心服的。那么，这个职责是什么？前面说过，儒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它强调个人应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前的读书人要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统治者的科举取仕政策恰好给修习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清之际已有极大的增长，而科举取仕的名额较前代并没有明显增长。同时，经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读书人渐渐发现不能对此现象无动于衷。后来，许多读书不成的知识分子便转而经商。商业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是农业活动，至少需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人（或可说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不与商贾发生必然的联系了。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人（明清之际）之间的关系。本来，儒文化是极具世俗性的，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儒学宗师抑或是粗识文字的普通百姓，无不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在商人这一群体中，颇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虽不从商但与商贾有特殊联系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仅有诚信的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对商人重视诚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机制维持统治的千余年中，政府这个系统早已变得极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阶层提供服务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中国那时的工商业者从未有过的而政府理应加以倡导建设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筹集资金的制度（除合伙经营、共有资产的继承、合营海运贸易以外的集资办法，而这几种集资办法都无法律保护，也不能及时得到司法调解和仲裁）；二是能够促进资本由商业转向工业，保护资金合理流动的法律机构、财政机构和贸易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经济人、法律专家等）；三是一种可以信赖的通货；四是在国家的内地举行的、能促进思想观念交流的大规模的集市。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参考文献】[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杜维明.文化：中国与世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高韦定.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5]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J].学术研究，2002，（4）.[6]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5）.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第4篇

中国文学的原型系统是《诗》之兴与《易》之象，它们是中国文学对原型的最古老的理论阐释，因此，本文立足于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从最早出现有关麒麟记载的《诗经》（也是兴之源头）开始，分析麒麟意象的审美文化内涵，阐述其以《诗经》为“轴心”的审美取向迁移。麒麟意象从《诗经》发微，《诗经》奠定了麒麟的褒义地位。因此，可以说《诗经》是麒麟意象审美内涵的“轴心时代”。后因《诗经》和麒麟与孔子的双重渊源，随着儒家与经学的崛起而被神圣化，随之式微而又重回民间。可见，《诗经》和孔子成为麒麟审美取向转变的纽结点。因此，以此为分界线看麒麟意象的审美取向迁移。

一、《诗经》——麟文化的缘起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诗经·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十分简单，全诗只有三章，每章三句，分别以麟之趾、定、角为喻，反复赞美，赞美对象从公子到公姓，最后是公族。这首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诗，其所蕴含的意义有很大争议。《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都认为是对周文王子孙的赞美。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也有人认为，说它是赞美文王无根据，此诗应为婚礼上唱的一首祝贺结婚多子的喜歌（褚斌杰《诗经选评》，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当然，不管争议如何，细读全诗，这首诗的赞美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麟之趾》中用了三个“振振”，“振振”即诚实仁厚的意思，麒麟人格化的品行特征就此被定格下来，而且每章末句都用“于嗟麟兮”，表示强烈的赞美之意。清代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诗经》是最早有关麒麟记载的文字资料，从对《麟之趾》的分析来看，它奠定了麒麟意象的赞美褒奖之意，而且后人对麒麟的赞美基本不出趾、定、角这三个方面，使麒麟意象的赞美之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而麒麟作为瑞兽地位之高、品行之端还与一人有至关重要的联系，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孑L子。

二、孔子——麟文化的兴起

麒麟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着密切的关联。从“麟吐玉书”与“获麟绝笔”等传说中似乎可以了解，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

据王嘉《拾遗记》载：“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因为麒麟预示着孔子降生的传说的缘故，麒麟意象从赞美诚实仁厚的品性，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的象征。例如《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麒麟成为走兽中的出类拔萃者，正如孔圣人之于民众。不仅如此，麒麟的赞美之意还涉及到儿童，民间出现了“麒麟儿”或“麟儿”等对儿童的美称。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日：‘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孔子是在感叹麒麟的出现并非是有道之时，时值礼乐崩溃。《春秋》一书在这一年停笔，孔子从此不再著书。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由此，一种与麒麟有关的象征王者出现的传说应运而生。

后来的学者经常赋予麒麟以王者统治的象征意义，因此，麒麟的出现成为非比寻常的事件。《礼记·礼运》：“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意即只有当君王行王道、修礼体信之时，麒麟等瑞兽才会出现。《春秋公羊传》：“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里，更直白地将麒麟的出现视为王者将至的标志。由于麒麟与王者的关联，发展到后来，人们甚至认为如果麒麟不至，国家恐怕难以繁荣昌盛。《管子·封禅》：“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可见，在古人心中，麒麟的出现意味着王者在位、王道当行，是国泰民安之兆。

麒麟因“西狩获麟”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认识当源于《诗经·麟之趾》以麟比喻贤能，后发展至以麟喻贤才、圣人、王者……从人格化的品性走向神圣化，其中孔子对麟的辨识和赞美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孔子是麒麟意象走向神圣化的起点和深层缘由。所以说《诗经》和孔子奠定了麒麟千百年来褒义的基础。

三、汉代——麟文化的繁盛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受到统治者推崇。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因孔子的缘故，麟文化在汉代开始走向繁盛。《礼记·礼运》：“麟风龟龙，谓之四灵。”从《礼记》的记述可以看出，此时的麒麟已被视为瑞兽之首。

此外，麒麟还被赋予了儒家思想，在《诗经》奠定的人格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神圣化。《春秋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麒麟被称为“仁兽”，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正是“仁”，其神性实质上是儒家思想的内核。下面，笔者试从仁爱的内心和“克己复礼”的行为，由外及内地分析麒麟的神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首先，看其仁爱之心。何休注《春秋公羊传》：“状如，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何休将麒麟的肉角看作其仁爱品性的象征，将人的仁爱的品性对象化到麒麟身上，赋予了麒麟仁爱之心。三国张揖在《广雅》中详尽地描述了麒麟行仁义的具体表现。他说：“麟，狼蹄肉角，含仁怀义……游必择土，翔必后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罘，文章彬彬。”他主要从三方面描述麒麟的生活习性，即定、角、趾。他说，麒麟的额头饱含机智；麒麟的角为肉角，有武器而不用；麟之趾不伤害生虫和生草，不陷入危险的境地。显然，这几个方面皆取自《诗经·麟之趾》，正如前文所说，后人对麒麟的赞美基本不出这三个方面。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麒麟仁爱之至。同时，也可以看出张揖笔下的麒麟如同一位德行兼备的谦谦君子，颇具儒者风范。麒麟的仁爱还体现在心怀恻隐。《战国策·赵策四》云：“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骥麟不至。”《淮南子·本经训》说：“刳胎杀天，麒麟不游。”《春秋感精符》日：“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则出于郊。一本云，德及幽隐，不肖斥退，贤者在位则至；明于兴衰，武而仁，仁而有虑，禽兽有陷阱，非时张猎则去。一本曰，明王动则有义，静则有容，乃见。”这些都是说当有一些残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麒麟因不忍心见到而隐避不出。

其次，“礼”是儒家个人行为的准则。汉代刘向《说苑·辨物》云：“帝王之所箸，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故麒麟糜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幽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一个文质彬彬的颇具儒家风范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其行动举止完全合乎儒家的礼制。

麒麟意象因着与孔子的渊源，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儒家思想的审美内涵。麒麟从《诗经》所奠定的人格化的审美内涵走向了神圣化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神兽所具备的品质符合儒家风范，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是与其说麒麟的神性彰显了儒家思想，毋宁说是儒家仁爱、守礼的观念赋予了麒麟灵魂。

四、后世——麟文化的回落

后来麒麟地位有所下降，从四灵内容的改变就可以看出。《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这时白虎成为四灵之一，而龙由原来的末位升到首位。而且后来民间有麒麟为龙子的传说，相传麒麟出身极为卑贱，是龙和牛生出来的。大概从这时起，麒麟因是龙子，所以外形似其父，成为全身有金色麟甲、像鹿像龙又像牛的瑞兽了。

麒麟的地位虽然下降了，但因为曾经预示过孔子的降生，所以麒麟从《诗经》中对子孙后代的赞美，转化为求子灵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麒麟送子图就是有力证明。以“麒麟送子”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民风不仅有麒麟送子图，也常见于春节期间的祭拜麒麟活动，以求早生贵子。这样的民风民俗当中自然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其中的生殖崇拜意味也溢于言表。麒麟的驱邪兆瑞之意在民间也长盛不衰。中国的古建筑盛行雕刻吉祥图案，麒麟便是其中常见的图案。有的还在大门的两侧摆放石麒麟，借以镇宅避邪。

麒麟从具有圣人品质的神兽之位回落民间，“飞人寻常百姓家”。其作为贤才、王者、“仁爱”如谦谦君子等义项不再为人们所关注和热衷。褪去神圣的面纱，麒麟逐渐被还原以本来的面目，不再是政治的“宠物”，而成为帮助百姓排忧解难的瑞兽。

综上所述，在《诗经》中被比作文王子孙而受到世人衷心赞美，奠定了麒麟文化的基础。后在春秋时期，因麒麟本就为珍稀之物，加之得到孔子的辨识和赞美，以及“麟吐玉书”和“获麟绝笔”等传说，其地位显著提高。在《孟子》和《礼记》等经典中，称赞麒麟为走兽中的出类拔萃者，四灵之首，从而引申出杰出人才的喻义。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居统治地位，麒麟被神化成王者的标志，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麒麟已经戴上了神圣的面具，高高在上，为世人尊崇。后世由于社会意识形态随着政权的更迭变化不定，麒麟的地位下降，逐渐呈现出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第5篇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晋以来，传统儒学不断受到来自玄学、佛教的挑战；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为当时主导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学家便在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古典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发展和重建，创立了理学。理学在宋代也称“道学”，近代以來则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自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导致了南宋书院的鼎盛。南宋的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

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兴学讲授；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积极讲学，对当时书院的发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规范，为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知南康军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虽为时仅两月，但影响极大。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书院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官学兴起，书院的发展一度消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约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学大师书院讲学的影响下，仅江西的书院便达160余所。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两宋书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北宋文学的古文运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理学，它特别重视古典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释和发展，并最后由朱熹把这四种著作合编为《四书》的新经典体系。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弥补和发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环节，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故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理学的创立者。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洛学”，又吸收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等理学学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理学”的主流；陆九渊则建立了“心学”的体系，也有很大影响。宋代所开创的理学，后来成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发展。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太极图》的解说，这是一个写意图，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本体状态；第二个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也就是阴阳二气的分化；第三个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个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类的产生；第五个圈表示万物化生。此图从总体上显示了“太极”产生世界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