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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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化遗产范文第1篇

关键词：武德镇抬鼓；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

武德镇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东北部，北依沁河，东连武陟县，南到黄河。温县盛产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怀，是远近闻名的怀药之乡，同时也是陈式太极拳的发源地。武德镇抬鼓又名吉庆鼓、吉祥鼓，据说创编于清乾隆初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的天地会要敬天祭地，反清复明，召集人马时就敲鼓，声势浩大，振奋人心。鼓点子敲起来的时候，镇上13个村子都可以听到，甚至一直往南20里地的赵堡街（属赵堡镇）都可以听到。天地会瓦解后，抬鼓却在武德镇一带流传下来。每逢春节、正月十五，家家户户的大老爷们儿都参与抬鼓表演，光着膀子游村，还要与相邻的村子“对敲”，比的是哪个村的人多，哪个村的鼓敲得最响亮、最好听。北方的冬天很冷，但因为心里高兴，光着膀子敲都不觉得冷，人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是汗，却没有人叫累，越敲越起劲，越敲心里就越高兴。抬鼓表演中融入了一些武术套路，丰富了内容，形式更多样化。

清末民初，连连战乱，社会动荡，抬鼓陷于瘫痪，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渐渐地被人们冷落了。尽管鼓谱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蕴含的周易八卦、阴阳五行的哲理却无人知晓。民国初年只有正月初一、初五、十五、十九（添仓）的时候才敲，此时的抬鼓既有敬天祭地的寓意，又有民间娱乐的功能。解放后，武德镇重新购置表演器具，开创了抬鼓的新局面。再后来的一段时间，人们忙于生产、生计，敲鼓的寓意就转变为“打鼓镇穷气”。结束后，每年正月十五、十六，地方文化部门都要组织文艺汇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好转，抬鼓的意义更多倾向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它成为当地民众参加节庆、庙会等文化活动时的一项独特的民间表演活动，带来喜庆、祥和、热闹的氛围。近年来，抬鼓多次参加省、市一级举办的节日庆典、文化展演活动，比如2006年参加河南省“春满中原文化庙会节目展演”，2007参加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2007年3月武德镇抬鼓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抬鼓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场

2011年2月17日（正月十五），我从家里赶到举行汇演的现场。整条街禁止车辆通行，每一个村都在排队等待入场。人很多，表演的进度快，表演完已近中午。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观看武德镇抬鼓（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表演者的应付，并没有真正的表演完全部套路）。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看演出，真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场面以及带给我的震撼，鼓声急缓有致，迭起，强悍有力，扣人心弦。在那次的演出上，我有幸见到了抬鼓传承人黄占利老人。当我向队伍中的一位老人了解有关抬鼓的具体内容时，那人把我带到了黄占利那里说：“你问他，他最有发言权。”老先生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然神采奕奕，倒像是60岁。据他讲，古时侯抬鼓表演的队伍十分庞大，少则五十多人，多则上百人，场面宏伟壮观。每次表演，必有12面鼓一起上阵，象征着每年的12个月顺顺当当，风调雨顺。再加上大镲、马锣、小云锣，还有一种俗称“叫勾”的乐器搭配敲打，气势显得更加威武雄壮，大气磅礴。艺术风格古朴典雅，深邃凝重，整个鼓曲听起来自由欢快。

队伍中位于第一排的是四个领点（节奏）的，手执小云锣。第二排有三个人：两个持马锣的站两边，手举黄、红两面三角旗的指挥站在中间，三角旗上是龙凤图案。而后是12面印有“武德镇村委会”6个字的大鼓纵向排开，每面大鼓配两人敲打，在大鼓上有红布条攀在人的肩上，抬鼓也就因此而得名。每个敲鼓人的边上配一个打镲的，打镲的旁边是手举龙凤锦旗的小孩子，他们的年龄大都在10岁以内，这也是队伍的最。在队伍的末尾是两个打镲的。旗帜的颜色很多样，有红、黄、橙、绿、蓝、黑、白七种颜色。12面鼓，24个敲鼓人，24个打镲人，24人举旗，4人敲马锣，4人领点，外加一个指挥，场上共计81人。

据老人讲，表演当天马锣没有上场，因为没有人会敲。在以前的表演形式中一鼓配三镲，“叫勾”领鼓、领节奏，马锣在鼓声之前，“叫勾”之后。执马锣的共计6人，纵向队伍的两边各3人。古时候是一鼓配4副马锣。马锣的声音应该护得住鼓的声音，镲和“叫勾”声音的配搭与鼓的声音很和谐，带来的视听感觉要比现在恢宏气派很多。旗帜的颜色和质地也不像现在这样随便。以前的旗帜是绸缎做的，上面的龙凤是丝线绣的，质地厚实，看起来极为气派。2006年，抬鼓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黄占利强烈建议下，村里备了四十面旗，但旗帜的质地不能跟以前的旗帜相比。现在的旗帜图的是新鲜，古时候的旗帜图的是气派。古时候旗帜的颜色有大红、粉红、土黄、柠檬黄、橙色、深蓝、浅蓝、深绿、浅绿、黑、白十色。鼓帮上过去写的是“武德镇天地会”， 1977年改为“武德镇革委会”，1997年改名为“武德镇村委会”，2006年重张了几面新鼓，此时的鼓帮上不在是墨迹，改为电脑印刷体“武德镇村委会 ”。

解放前不允许妇女参与表演。解放后，妇女的地位逐渐提高，队伍中就有了妇女的身影。妇女打镲，男子敲鼓。以前的镲有7市斤重，由于妇女参与，乐器做了调整，将7市斤重的镲改为3市斤重。参与表演的乐器各具特色，服装的颜色和样式不尽相同。队伍两列孩子们的服装为白色，类似于太极服，只是腰间多了一条金黄色的腰带，没有头饰；妇女的衣服是大红色的，头饰是百鸟朝凤，凤头也是红色的；抬鼓、打镲以及指挥者的着装是黄色，一块黄头巾包头；领点的除了黄色的服装和头巾外还有一件披风，披风上有龙的图案。我问老人这些服饰、头饰经历了哪些变化。老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现在的服饰没什么特色，都是民族服饰店里买的，很劣质。用老人的话讲，就是“全部现代化”。古时候都是农民参与，没有服装。现在各个鼓队同样没有自己的特色服装，完全被现代化了。

现在的鼓槌不同于传统的鼓槌。传统的鼓槌粗而短，现在的鼓槌质地是桑木，细而长，小拇指一般粗，一米左右长。鼓槌外面用花花绿绿的布条缠起来。在以前，一人一鼓叫跨鼓，鼓面直径60公分，鼓槌质地是榆木，短小，着鼓点很随意，但声音很稳很厚重。后来变为二人一鼓，鼓面直径90公分，所以叫抬鼓。如果鼓槌太短，就着不了鼓；如果太粗，人费力气，所以改进成了细长的。鼓锤的另外一点改进就是鼓锤是有一定的弧度的，一方面着鼓点小声音响亮，另一方面有弧度的鼓锤在着鼓的瞬间和手之间有一定的缓冲，不至于震手。鼓锤的外面除了缠花花绿绿的布条外，还缠有被染了各种颜色的鸡毛，一亮鼓锤，鸡毛满天飞，此时的鼓锤更像是鸡毛掸子。当鼓敲起来的时候，齐刷刷的，毛茸茸的，甚是好看。现在不愿意费事，偷工减料，没了鸡毛，改榆木为桑木。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6]南文渊.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巴州，文化遗产

巴音蒙古自治州是我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中国和西方国家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的重要古城市之一。库尔勒是古代西域36国家之一。下面笔者简要论述巴州地区保护的文化遗产遗址。

1.罗兰古城

罗兰古城位于巴州地区若羌县，塔里木盆地的东部罗布泊湖西北岸的荒地。就在这几公里的范围内有公元前后的古代文化遗产。

罗兰古城总面积是：108240平方公里，城市建筑主要是佛塔区，皇宫去，居民区来组成的。这些建筑在几千年以来由自然灾害，风吹等等因素逐渐变成遗物，但仍然可以知道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土地上生活而且创造了文化，得到城市化早就开始等信息。

罗兰古城是西汉前的王朝，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西域东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方面有巨大的作用，研究领域上有重要的意义。

罗兰墓：罗兰墓位于罗布泊湖西北的荒地。分布面积是250平方米，保存好的墓有500个左右，1980年后挖的墓有20个左右。挖出来的文物有300多种。并葬物有：丝绸、羊毛、棉织品、钱币、木、铜、草框子等等。

2.察吾乎沟古墓

察吾乎沟(1)古墓是：铁器时代开始到春秋时代的焉吉盆地和天山中部山地生活的古代人们墓地。今3000年前，在这儿生活的人们主要从事放牧、农业和自然手工业；他们养马、牛、羊等。

墓地用在战国时期，其后就不再适用了。西汉初期匈奴在这地区活动。

察吾乎沟位于巴州和静县上游乡边疆山脉中部南山恰布格沟，墓地分布在3公里处，由1号到8号墓地组成。保存好的墓有2000多个，分布很密，特色明显。地上没有长出植物，全部都是石头。墓面有很明显的石头堆，石堆积。墓口是石头砌成的，方块形、圆形。挖掘出来的墓有692个左右，物种有3000多。恰布格墓是天山南边规模最大的氏族墓地。墓地地面标志很明显，挖出来的文物很多，具有民族特色性。所以专家们以考古学的方法用察吾乎沟之名来命名察吾乎沟古幕。

这个文化遗产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初次大规模的挖掘出来的墓地，而且是保存的考古文化的年代是比较精确的。有很大的研究意义的文化遗产。

这个文化是天山南部的古代人类以经济生产、社会情况、原始、人类学，而且创造出色的文化来表明当时人类的比较稳定的葬俗，给很多学者提供研究题目。总而言之，察吾乎沟古幕是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3.扎滚鲁克古墓

扎滚鲁克古墓位于且木县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沙山、金山背部是古塔里木绿州的城市之一。古代以来先辈们在这瓜果之乡——塔里木绿州附近的走廊流动并创造了塔里木文化。

扎滚鲁克古墓位于且木县胡杨村扎滚鲁克。墓地的东北部是绿州、村庄、林场、农场等。西南部是广阔的沙漠，南部有且木河，地理位置东经85°28′29″北纬38°07′16″。海拔高度1270米。这个古墓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此地自然环境恶劣，沙暴天气比较多，几乎不下雨。扎滚鲁克古墓是铜器时代开始魏晋时代的古代且木人们的墓地，年代比较早，最初的有距今3000年前的幕。墓地由1号到5号幕地区，分布在东和西部。

这地区有100个墓。挖出来的并葬物有骨头、木、毛织品、丝织品、皮等等。比如：（1）皮衣：挖出来的皮衣不多。都是不完整的，是比较大的。（2）大衣、裤子：有132个裤子、短衣、毛布、毛衣之类的。短衣有81件，很完整的。挖出来的有些文物让人惊讶。比如：把小小的布前后缝，表明当时人民高尚的创作能力。

扎滚鲁克古墓挖掘出的有些遗物看起来质量很好，材料佳，都是无伤害人体的植物制造出的。

当时农业很发达，挖掘出来的麦子表明这一点。陶瓷，毛织品的质量也很好。这些葬物表明在塔里木绿州生活的古代人的生产、生活、葬俗等等习惯。扎滚鲁克古墓是西域历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民俗，历史教育学，考古学，艺术等交叉学科课知识来研究的最好的材料之一，有很高的研究意义。

4.罗布泊湖南故城市遗址

罗布泊湖南古城市遗址位于罗布泊湖西南的荒地。分古城和居民区。分布范围有64平方公里。城墙是遛狂土墙土里分别把红柳支和胡杨木修成的。居民区是把红柳木桩边框的。墙是用泥土来贴的，多年以来，在自然灾害和恶劣环境的影响下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多数遗址被沙漠淹没。

罗布泊湖南故城遗址公元400年前后消失了。(2)据考古研究表明这个城市是西域36 国之一。罗兰、鄯善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又一个主要路线。

罗布泊湖南故城遗址的城市风格是罗兰古国和敦煌的。汉朝城墙是相通的古城遗址是丝绸之路交通史，地理、天气变化、城市建设、环境等等领域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罗兰、鄯善国的主要城市是罗布泊湖南故城遗址。是塔里木绿州创建的有一个文化遗址。它表明当时人类早就城市化，社会生活，建设过程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5.米兰遗址

米兰遗址位于若羌县东北70公里的荒地。整个占地面积45.6平方公里，分米兰古城，佛塔，古代尴尬系统。具体地点是东经88°58′26″北纬39°13′35″.海拔高度939.1米。

（1）米兰古城—面积4000平方米。把土压实建成的（把红柳支泥土）西墙有5-6米的半空，可能是东大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是住宅区，房子是用砖建成。

（2）佛塔—有8个地方，都是不同程度的被破坏。高度3.6米，宽度4-10米。压实建成的也有，用砖建的也有。佛顶几乎是破损的，古城东南1.8公里的地方有5个佛塔，相距离10米到100米左右。陶片，铜遗留物，铁等文物到处都有。

（3）烽火台—有两个，但烽火台是被严重的破坏。下面要土压实建成的，上面用砖建成的，是保护城市设施。

（4）古代灌溉系统—一两个河流，几个主干河流组成的。主要灌溉东到西的6公里。

这些依据表明米兰古代遗址很久以前是灿烂文化的见证，我们知道，塔里木绿州形成的米兰古城遗址的城市化情况、居住、生活、个个设施的构造是很完美的，所以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总而言之，巴州地区范围的这些文化遗产，巴州，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遗产共同给学者提供研究题目。

这些文化遗产是在塔里木绿州产生的伟大的文明的见证。这些文明是先辈创造出的文化。民俗、葬俗、历史、地理、艺术等等领域上有研究价值的材料。

注释：

（1）察吾乎沟是蒙古语表示：峭沟的意思。

（2）尉犁县的文化遗址和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尉犁文化传）。

参考文献：

[1]吐鲁番学研究[J].2008年第1期.

[2]新疆文物[J].2002年第1-2期.

[3]新疆文物[J].2002年第3-4期.

[4]新疆文物[J].1986年第1期.

[5]新疆文物[J].2001年第1-2期.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第4篇

金沙遗址本身的重大考古意义不言而喻，而太阳神鸟以它绚丽和精湛的造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识和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金沙文化也成为成都的重要名片。金沙遗址博物馆200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

文物虽不能言语，却是开启历史的钥匙。完整的遗址现场展示、大量的精美文物、以及用现代声、光、影各种手段描绘的远古文明画卷，这些都会带你穿越3000年的时空，去和这片大地上的先人们对话。

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是古代蜀王的名称，大意是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古蜀的神秘和遥远，以及历史资料的稀少，都使人们对于古蜀国的历史非常不了解，因此才有了“开国何茫然”的感叹。

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的发现，让人们找到了一处与现今蜀地文化没有直接承继关系的文化存在的确实证据，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再度焕发出光彩的同时，也更加神秘了。

金沙遗址的发现，以及从其文物特征和年代来看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不可置疑的相似性和传承性，不仅把人类对古蜀文明的研究历史延展到了距今4800年前，也显示出古巴蜀地区很可能是黄河流域殷商文明之外的又一类中华古文明的起源地。

金沙遗址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居住区、大型墓地等，重要文物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共5000余件，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堪称世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最密集的遗址。

目前，对这些文物的初步鉴定显示，其制造时间绝大部分约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公元前1250年至前650年），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而三星堆文物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公元前2800年至前800年），因此，可以说是金沙文化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辉煌，专家推测：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集成的文明中心。成都筑城有确切纪年之始是公元前311年，战国晚期张仪灭蜀，蜀守张若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城，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市建城史从公元前311年提前到了公元前611年，超过苏州（建于前514年），成为中国未变遗址最长久的城市。

但也有专家认为，金沙文化与黄河文明之间存在联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就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扑朔迷离的祭祀之谜

金沙遗址博物馆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金沙剧场、园林区等部分组成。摸底河自西向东从馆内流过，馆区两大主体建筑遗迹馆和陈列馆分列两侧。遗迹馆为近圆形，陈列馆为方形，一圆一方象征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两者都采用了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的冉冉升起。

从东大门进入馆区，可看到遗迹馆。这里展示的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的发掘现场，3000年前古蜀王国就是在这里进行祭祀活动。通过遗址上修建的木质步道可以深入其中。巨型榕树根、腐朽的乌木，象牙、野猪獠牙堆积的痕迹证实着这片地区曾经水草丰茂，物种繁盛。当年的祭台，只剩下地基和木桩腐烂留下的柱洞。据推测，古蜀人最初很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用土进行敷盖。下次祭祀仪式后又将祭品掩埋，层层垒叠，从商代晚期直至春秋早期，经历了长约500年的漫长岁月。

在不同的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所使用的祭祀用品还有较大的差别。象牙作为祭祀品，贯穿出土文物的全部周期，但数量和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是体量巨大完整的象牙极有规律、整齐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的象牙被切成饼状，还有的被加工成圆柱状或棍状的；也有取象牙尖来祭祀的，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历史之谜。有说法是，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期泛滥，象牙有镇杀水怪的作用。

探秘古蜀王都的社会生活

在陈列馆，有关古蜀的社会生活和灿烂文明的画卷徐徐拉开。借助现代技术，我们可以更为直观的看到如今的历史研究者推向和重现的3000多年前先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态。在利用声光电技术完成的20余米长的180度画卷中，我们看到那时的成都平原水草丰美，祖先们与山林中的各种野兽共存并斗争着。场景复原技术为我们还原了先蜀人民居住的房屋，幻影呈现技术则再现了古蜀王国制造玉器的全过程。

大量精美的器物充分显示出金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社会行业已有了明确的分工。从金沙遗址已发现的房屋情况，可以看出平民之家，王者之居，已是井然有序。从有无随葬品及随葬品的规模来看，当时社会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现象。

至于遗址中发现的十节玉琮，从形制、纹饰、琢刻工艺上看是典型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风格，它是如何从长江下游来到中游，并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有待考古学家和史学者进一步研究。

四鸟绕日讴歌太阳神

“太阳神鸟”金箔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永久性标志和成都城市精神的象征。

太阳神鸟金箔厚度仅为0.02厘米，代表了古蜀国高超的黄金工艺。器物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像是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形成了“四鸟饶日”的情形。

其中四鸟和十二道光环则代表一年四季和十二个月或者一天之中十二个时辰，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史前时代，先人信奉万物有灵，太阳是地球上光和热的源泉，昼夜变化，四季更替都与其有关，先人们对太阳的力量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太阳崇拜代表了对他们自然的敬重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美好的愿想。

链接

音乐剧《金沙》

有感于金沙飘渺神秘宽容大气的远古文化，音乐剧《金沙》诞生。古蜀公主“金”和考古学家“沙”之间展开了一场延续3000年的凄美爱恋。在剧中金沙遗址的精美文物得以复活，变幻为舞台上美轮美奂的场景。太阳神鸟贯穿其中，见证了“金”和“沙”一次次的悲欢离合与生离死别。《金沙》是世界首部在考古遗址原址上演的音乐剧。身在金沙遗址，却已回到了三千年年繁华的金沙王都。

音乐剧《金沙》已经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并称为成都第一文化名片。

地址：成都市金沙遗址路2号

电话：028-87303522

开放时间：8：00 ―18：00

售票时间：8：00―17：30

门票价格： 80元/人

4D影院门票价格：20元/张

注： 网络购票及节假日期间有优惠，可进行团体票预订

音乐剧《金沙》演出信息

固定演出时间：每周至周日晚8：00

演出地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剧场（金博路9号）

演出票价：VIP票580元、特票380元、甲票280元、乙票180元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第5篇

事实上，这一独具特色的荆楚传统技艺，一直在荆州地区不断传承。而“楚式漆器髹饰技艺”更已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年代焕发出其独特的生命力。楚式漆器的研究者，艺术家邹传志表示，近40年以来，荆州先后出土于楚墓中的漆器已达数千余件，并相对保存完好。两千多年以前的鼓形漆盒、漆盘、漆奁等，和本地人所用的物件完全一样，其造型奇异，诡秘而浪漫，色彩浓烈，富丽典雅，纹饰生动，美奂而多变。

子承父业的漆器传承

作为荆州博物馆的研究员，邹传志在荆州博物馆进行楚文化研究和漆器文物的修复，能够大量接触到第一手的材料。言语不多，看上去内向沉静的邹传志在漆器修复上却有着独到的手艺。他能够在古人漆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化，做出更加精致优美，可供赏玩的现代漆器艺术品。

就漆器制作这一行，邹传志做的是子承父业的手艺。在江陵县，漆器有着悠久历史，无论是小型漆器，抑或是大型漆器家具，都是当地人常制作的物件。从选材制作技术，到上漆、画彩的装饰绘画，当地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荆州是古城，很多挖掘出的墓穴因为高低地势，墓塌后或潮湿进水，导致出土漆器的损坏的境况并不少见，修复出土漆器的工作则成为了邹传志的日常工作之一。

在荆州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为邹传志日后走上漆器制作的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博物馆众多的考古发掘次数给邹传志提供真正接触一手漆器材料的机会。他出入考古现场，能亲眼观察和感受到漆器的刚出土的时候，以及在接触到自然环境后，如何变化衰败的状态。“在没出土氧化的过程前，漆器的颜色更鲜艳，纹饰清晰。而出土后，放置时间长会影响其鲜艳度。漆器是很脆弱的一门艺术，我自己经手修复了很多漆器，自然知道这项文化遗产的价值和脆弱。文化遗产并不是万用药，同样需要有心人以耐心维护，并为它们在市场中开拓更广阔的道路。”

在博物馆修复的工作日久，邹传志自己也练就出了一身无法替代的漆器手艺，他遂产生了将漆器做为值得认真从事一行的念头。但他坦言，一开始的时候境况还是很艰难，毕竟这是小范围的圈子，此行的从业者寥寥。“90年代初期漆器制作的门槛还是较高的，资金各方面都是问题。”邹传志算考古文化工作者，申遗后，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各地参展，看其他人做的漆器。漆器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发展，他看了享有美誉的扬州雕漆、山西平遥漆器，虽然各有风韵，但觉得均无法和楚式漆器相比较。

邹传志说，漆器属于精神层面的奢侈品。2007年下半年，自己的厂只能靠古玩行业支持苦撑，他一边自己掏钱买展位参展。“亲手出土的东西，我是真的对它有感情，也很喜爱。”2010年上海世博会，邹传志筹办着让漆器进入世博会，拓展更多的空间。他的漆器作品也逐渐被人所熟知。“我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湖北荆州漆器无论文化底蕴、造型、色彩绚丽。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能完胜其他地域，但为何默默无闻？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漆器发扬光大，凭借个人之力能够做楚文化的宣传大使，保护和传扬这门经典的艺术。”

木上的彩绘

“楚式漆器髹技艺”通常采用纯天然物质为材料，以黑漆为底，红、黄、金等色加以绘饰，其线条曲折迂回，流畅不滞，图案瑰丽。这些漆器充分吸取了荆楚民间艺人雕琢、髹漆、镶嵌、针刻、彩绘等传统技法，将中国民俗艺术、楚文化艺术巧妙结合，既美观实用，又具有极高的审美和收藏价值，可以说无论是工艺上还是艺术上，楚式漆器都代表了目前漆器业的高水平。

邹传志介绍到，楚式漆器在制作工艺中极其繁琐，选材下料均为阴干置放许久，在结构中也用到了榫卯结构，是为了防止变形。在漆器中，有“七分雕三分彩”的说法。“髹”是指用发刷――通常是马尾巴制成――涂漆，“饰”即通过描、嵌、刻、磨、推、雕等诸技艺对器物进行装饰，其流程制作包括了雕、漆、画三个步骤，而雕刻就需要锯坯、雕刻，打磨，刀痕毛刺去掉后即可上漆。需干燥后重复再上，十几层后才成型。漆分为“制漆”和“髹漆”，制漆过程分割漆、滤漆、热搅和晒制，而髹漆分为刷漆、补灰、水磨和面漆。最后是画的工艺，初步勾勒、后彩绘，最后罩光。“涂料在器物上形成保护层，防止器物潮湿变形。漆器颜色也有讲究，红色为先，黄色在后，金色是最后的加工润色。等完成后，罩漆保护。”邹传志说，器物的大小和难易程度也是相当的，小型器皿只需要两个月，大型物件则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可完成。

古老艺术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