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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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典文化范文第1篇

2. 让传统文化教育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渠道，为了保证经典文化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为了让教师更好地理解经典文化学习中传统美德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我们进行了教师科研培训，学校在《课程总表》上每周安排一节校本课程《阅读与写作》，要求教师在课前5分钟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学：或古诗，或格言，或名言警句，或故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旨在通过让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同时，学校重视学科渗透，将经典文化学习活动引入语文课堂。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就有大量的经典文化内容，在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凭借这些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情感、人格培养。老师们能深入挖掘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与经典相关的知识，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分析经典的人文内涵，让学生在学习中洗涤灵魂，提高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如，大家都知晓的唐代诗歌大多数积极向上、激情健康、关注现实，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李白是唐朝诗人中最富有想象力、不畏挫折的人格美的代表。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表现出他的乐观、自信。屈原《离骚》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了诗人虽身处污秽时代，却坚持九死不悔、永远求索的伟大精神。由于学生平日的学习积累，学生们学会了品味美景，学生们增长了智慧，学生们变得满腹经纶，学生们自觉修正自己的行为，端正自己的处事态度，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学生们学会了感恩等等。我们就是这样，让经典文化在润物细无声的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熏陶，促使其良好美德的形成。

3. 把经典与德育活动相结合。能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项活动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主要体现。在不断的反思中，我们感到传统的德育工作老师说的多，学生听的多。师者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姿态，以俯视的角度告诉学生，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应该怎样，不该怎样。久而久之，大多数学生的感受是，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觉其香，其结果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左耳听，右耳冒，达不到德育的真正目的。而经典文化的学习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感悟，自己体会，其意义与影响在许多先行地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此，我们以经典文化学习活动作为突破口，使之成为德育工作的递进，拓展，补充与提升，使德育工作更具立体感。

我们结合传统节日教育、国旗下讲话、班队会活动等德育载体培养学生良好品德，根据学生年级特点，合理安排并扎实开展学校德育系列活动，形成德育培养体系。通过经典文化的学习，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转变。学生在其中耳濡目染，身心经受着熏陶。学生们在积累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文化知识和道德品质的积淀，积淀着知识，积淀着文明。

传统经典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开展；诵读；弘扬；文化

一、诵经意义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传世佳作很多，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文字精美，寓意深刻，包含了很多哲学思想，学好中华经典，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诵读古诗文是一种很好的语文学习方式，有利于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作用巨大。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当大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广泛弘扬民族精神。

二、指导思想

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心灵最清澈的时候，在可塑性最强的时候诵读中华经典，汲取中华文化的精华，使其受益终生。中华古诗文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凝结了前人对于人生、社会和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用这些经典武装儿童的头脑，这是使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诗文内容可以“不求甚解”，但求熟读、熟背，以作为儿童长大后终生消化理解的文化储备。就像一颗种子深埋在土壤中，吸收养分、储备能量，等待时机，开花结果。

三、目的要求

（一）整个诵读活动要遵照“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相关要求开展活动。

（二）读书明理。从古诗文中吸取中华文化的智慧，懂得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艺术，懂得人应当进入文学化的境界，远离低俗，升华自己。

（三）学习读书方法，培养读书兴趣和习惯，积累语言，提高表达能力。

（四）开发儿童的智力潜能和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提高注意力。

（五）了解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文学鉴赏水平，陶冶高雅情操。

（六）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活动，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百折不回的意志和毅力。

四、具体措施

（一）诵读内容

经典诵读的内容是比较多，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学校主要工作，时令节气、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因素来选择诵读内容。小学低年级一般选择《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浅显易懂，琅琅上口，易于诵读的作品进行诵读。小学高年级可选择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经典诵读文库》丛书中的有关章节进行诵读，也可选择《论语》中先对简单的内容进行诵读，还可以选择浅显易懂的唐诗宋词进行诵读。

（二）诵读时间安排

1.把诵经活动列入课程计划，排到课程表上，每周一节，教学内容就是诵读经典，学校把经典诵读课纳入学校常规管理的内容，期末进行检查考核。

2.我校从2008年定为明德小学起，每天上午早读30分钟就定位为经典诵读时间，因为我校是寄宿制学校，学生在校时间相对长一些，所以下午第一节课前10分钟组织学生诵读经书，做到全校师生天天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

3.结合特色学校建设，安排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学校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办一些经典诵读活动，寄宿制学校晚上时间相对宽松，可以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文化涵养，突出学校特色。

（三）诵读途径与方式

1.以课外自诵自读为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逼迫、不强求，但要给学生展示搭建平台，学校也要采取措施，规范学生的诵读行为，督促学生按要求进行诵读。

2.上好每周一节的诵读活动课，日积月累，六年下来，每人都将要有近10万字的经典名著烂熟于心。每天通过口诵心记脑思，自觉不自觉就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储备。

3.提倡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一齐诵读。亲子和师生一起诵读的作用是巨大的，这种榜样的力量足以影响学生的一生的。

4.鼓励学生平时找时间结伴读经。三五个人比着赛着背，省时省力，事半功倍。可以组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氛围，充分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提高诵读的效率，在诵读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讨论辩论，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5.学校全年跟踪检查、抽查，每年6月、12月份分别组织一次“诵x经典”汇报会或举办“读千古经典、奠成才之基”文艺演出，并进行评比，还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

6.各班的黑板报要开辟“读经”专栏，要求每月更换一次读经内容。

7.充分利用早读、晨会、周会、课前预备的时间让学生一遍遍地诵读，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课间游戏的时候边玩游戏边诵读。让学生时时能读，处处能诵。

传统经典文化范文第3篇

在我国，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是国家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就是本民族、本国文化的传承，这可以保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特色。今年，国务院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一方面增加了更多人文情结，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呼唤。可是由于多年来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漠视，再加上西方节日文化的冲击，很多人尤其是中中学生对传统节日文化是一无所知。传统节日的淡化，传统文化情感的缺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生活中觅传统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明确指出的，节日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教育资源。欢度岁时节令，我们的孩子每年都反复参与节日的活动，节日期间丰富多彩的习俗风尚，人们的衣食住行，民族的传统艺术，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人际之间的各种情感，都会在学生面前得到充分展现，这种强烈的文化氛围，以及其中蕴含着的道德资源，在新时期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开发并利用好这些资源，将有助于提高中学道德教育的实效。正确组织、引导学生开展节日活动，既可以与传统的优秀文化紧密联系，弘扬民族精神，又有助于公民道德规范教育实现生活化、大众化、行动化，在日常生活中寻觅传统的影响。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有精妙的传说，有经典诗文、独特的情趣。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它们是千百年来千秋万代岁月长途中的欢乐盛会。了解传统节日的来历与习俗，开展传统节日探寻活动，培养他们对传统节日的兴趣，是加强对中学生传统情感教育的前提。

我认为，现在初中学校应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三个一活动：开展一次调查活动，探究传统节日的来历和习俗：师生共同拟订传统节日研究调查方案。内容可涉及传统节日的来源、习俗、传说、经典诗文等。通过小组分工、同伴互助，深入乡村、社区，实地调查走访，通过报刊、广播、影视、图书馆、互联网、等不同形式和渠道，收集整理分析资料，写出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开展一次知识竞赛，比一比谁了解的习俗多；开展一次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在诵读中引导学生与节日亲密接触，亲密对话。

另外，学校应积极开展传统节日文化的系列宣传，利用班会、国旗下讲话、综合实践活动课对学生展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的初步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出黑板报、制作展板、通过红领巾广播在校内进行宣传，告诉学生节日的来历，古人流传下的习俗，好的活动建议等，激发学生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二、活动中品内涵

很多学生不喜欢过传统节日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中所蕴藏的内涵。因此，挖掘传统节日内涵显得尤为重要，引领学生了解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和理解，进而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

在学校教学中，怎样开发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需要教师探索研究，对传统节日进行界定，对节日核心内涵进行概括和提炼，如端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七夕乞巧爱慕、腊八融和感恩的主题。引导学生开展道德实践体验活动。

比如说清明节。清明节在大多学生的眼中是“沉重的日子”、“怀念与哀伤的日子”，认为清明节就是“祭扫先祖墓地的日子”、“许多烈士为国家牺牲，要纪念他们”。除此之外所蕴含的丰富寓意，却一无所知。为了让学生了解清明，过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我校就充分挖掘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分析了清明节人文精神应有两个层面：一是纪念感恩，怀念故人，二是保护新生。如果把清明仅看成扫墓的节日，是一种偏见。清明节的活动还有郊游踏青、荡秋千、踢毽子、拔河、放风筝等等亲近自然、张扬生命力的活动。为此，学校开展了系列德育实践活动：

（1）探寻清明文化，搜集资料，了解清明节的由来、各地的清明节习俗、有关清明节的传说、故事，背诵一首以上有关清明的诗。

（2） 组织踏青，开展拔河、踢毽子、荡秋千、打羽毛球等亲近自然、张扬生命力的活动。

（3） 随同家人祭祖、扫墓，了解家族中各人的姓名、经历等；关注祭祖、扫墓活动中的现象、习俗；谈谈自己对清明节各种习俗的感想，有哪些是作为文化传统可继承的，哪些是封建迷信活动应破除的。

（4）制作科技小制作、环保袋；阅读先进人物或事迹，撰写的读后感。

实践的收获令孩子们兴奋：交流中，他们发现清明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是唯一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传统佳节；诵读会上，一首首描写清明、春天的诗词在朗朗传诵；辩论会上，对于迷信习俗的争辩，有据有理；体验日记中，对于清明节的认识和感悟具体深刻。

再比如如端午节，除了引导学生了解端午习俗，参与包粽子、缝香袋的实践活动之外，重点还应开展“走进屈原”活动。通过“屈原故事知多少”屈原诗词朗诵等活动，与伟大诗人屈原面对面：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为他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泪，纵身跳进波涛滚滚的汨罗江。屈原报国无门而以身殉国，坚守了他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他上下求索、九死未悔，宁愿去死也不愿离开故国半步的情怀，一直引起同学们的深思和探索；他那与日月齐光的高洁品德，激起同学们无限的仰慕。从中体味他那痛苦执著的伟大情感，体验他那崇高忠贞的伟大人格。人格教育能够发挥其它教育形式所不及的重要作用。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的今天，过端午节，学习和传承屈原的高尚人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比较中得新知

和洋节日相比，一些传统节日对中学生缺乏吸引力，春节和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之所以今天被国人看淡，与这些节日大多来源于农业文明，与祭祖、驱鬼、借节日填饱肚子等联系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文化渊源和传统形式也使得中国传统节日欢快的气氛中缺少些浪漫色彩，这与富裕起来追求生活品位和精神愉悦的现代中国人显得有些不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节日本身也应该发展。无论是元宵节也好，重阳节也好，它们都与最初的起源有所不同，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传统节日也应该跟着我们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一成不变一定是不行的。

首先，活动形式要多样。要结合时代特色、学生特点，组织各种类型的校际、班际活动，利用探究课、社会实践、校班会，充分整合校园、社区、家庭、社会资源，开展大量的主题式、探究式、体验式、寻根式节日文化活动，引领学生走进传统节日，过传统节日。其次，可发挥家庭、社区、学校三方力量，共同开展德育实践活动。在传统节庆之际，组织学生、家长、社区人士过传统节日。如元宵节学做元宵，制灯笼，猜灯谜；端午节讲屈原爱国故事、进行划船比赛、拔河健身运动；重阳节进行敬老爱老活动。

四、接受中悟情感

在教育教学中，不能把民族节日与外来节日对立起来。要引导学生科学认识传统节日习俗，赋予传统节日新的时代内涵，使民族文化薪火相传。同时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精华，培养学生全球化视野和尊重理解多样文化的胸怀。加强传统文化内涵的发掘，创新节日文化内涵。如就春节期间是否该禁鞭展开辩论，就重阳节是否和母亲节父亲节进行整合向有关部门提出研究报告，并尝试过一个推陈出新的传统节日。通过调查访问、专题研究等方式，探究西方洋节的由来和文化习俗，尝试过西方洋节。通过专家讲座，调查访问等方式探究中国节日不敌洋节的原由，写出调查报告，提出改进措施。

传统经典文化范文第4篇

一、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价值

1.全面提升语文素养

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是现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该继续关注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语感和思维的发展，帮助学生在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的实践中，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增强语文应用能力，培养审美能力、探究能力。”课标还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列作课程基本理念的第一条，把语文素养提升到“立人”的高度加以强调。中华传统经典作为语言文字的精华，时时诵读，咀嚼涵咏，随着时间的积累，将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从而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2.凝聚精气神

精、气、神原本是中国传统经典经常使用的哲学术语，指形成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精”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生命的起源。“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即是维持生命的动力。“神”是精神、意志、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是生命力的体现。人的精、气、神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三者常常合在一起使用，代表着人的生命状态。

3.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增强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在文化的传承，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尤其是当今的青少年，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更是文化的传承者。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备受摧残，流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作品也逐渐淡出中国的教育体系。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品读经典、与先哲对话的孩子，也听不到诵读经典名句的琅琅书声。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文化断层的现象在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身上更为突出。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并非二元论，不能把二者强行分割两块，甚至放到对立的两极。传统就像是牛顿所说的“巨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会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一种文化的发展，不但体现了这个文化体系本身的政治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改变着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一个充满历史想象的民族，在向世界叙述自己的传奇时，不但要让世界听懂，还要让世界与我们共吟唱。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途径

1.搭建宽广的诵读平台

环境对于教育的作用，从古至今都被教育者所重视。中学语文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需要为学生搭建一个广阔的诵读平台，创设一个良好的诵读环境。诸如打造书香校园，创造家庭诵读氛围和社区古典文化环境等举措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2.开发有特色的校本课程

学校是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教育的主要场所，把经典诵读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在不加重中学生学习负担的前提下，开设中华传统经典诵读课程。

首先，明确经典诵读教育的目标。一是激发诵读兴趣；二是增加文化涵养；三是培养读书思考的习惯。

其次，丰富教学内容。要开发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关键之处就在于突出“特色”，而有“特色”最好的展现方式就是不断丰富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不同于一般的语文教学，它需要不断挖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精华、精神养料、情感因素，以此来丰富中学生的精神世界。因此，对于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开展形式要尽量扩大其外延，用活泼生动的方式来避免诵读经典产生的枯燥感。

最后，优化评价方式。中学生广泛诵读中华传统经典，目的在于实现中华传统经典传承文化、立人立志、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价值。因此，评价中学生诵读经典的效果，不能单一地以诵读数量为唯一标准，而应该扩展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方面，可以通过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家长反馈等方式来综合考量。

3.利用广泛的教学资源

语文教育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认为教育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灵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命题“教育即生活”，也认为教育的触角应延伸到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中华传统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的瑰宝，不能孤立来谈，而是要充分利用广泛的教学资源，让经典诵读教育成为一种立体、生动的教育活动。要做到立足课堂本身，用好语文教材；加强学科整合，打开诵读视野；挖掘网络资源，善用影视媒体等。

传统经典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电视 文化研究 反思与批判

20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电视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电视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电视技术的研究；二是电视传播学研究；三是电视文化研究；四是电视经济学研究。所谓电视文化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把电视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对其进行考察，以文化研究的原则来发掘电视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联及其所能产生的意义。其主要代表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电视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媒介研究。

一、以“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的主要流派之一，学派成员众多，学科兴趣也彼此不同，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批判。

20世纪初期，随着广播、电影以及电视等电子媒体的相继问世，一种大众媒介文化迅速崛起。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认为这种新媒介技术能使艺术作品从少数人的垄断性的欣赏变为多数人共享，这是艺术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广阔的天地，由此可能导向一个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用“文化工业”的概念代替“大众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肯定性文化，是对大众的欺骗。和本雅明看到技术的革命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尖锐地指出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异化，并把对技术的批判上升到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源头直指启蒙运动的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指出：“如果说机遇可以使人偶然交上好运气，那么所有电影都不过把机遇看成是电影编排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是因为，社会的力量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方向发展的，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工程师或者管理者，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因素，人们完全变成了社会为行使某种职能而不断加以培训或肯定的产物。”[1]个体的这种选择行为看似合理，实际上已经被社会秩序合理化的观念所控制，已经丧失了自主、能动的理性因素。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并不认为媒介文化就是制造这异化的端源，端源应该是启蒙理性自身，是启蒙理性的技术逻辑通过媒介文化，把现代主体改造成标准化的人，完全丧失了个性和反思批判性。

文化工业的另一个特性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广播、电影等新媒介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为了实现商业利润而尽其最大努力把人限制在片面的感望和感官刺激的范围内。人在感性冲动的支配下，成了被欲望、享乐等生存感觉所控制的东西，人的追求仅仅就是感官满足，霍克海默说：“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2]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年代，技术最先进的媒介文化是有声电影和电视，和电话、广播比起来，它们也最能制造出迎合感性刺激需求的效果，对人的感性异化也最大。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电子媒介文化的这种极端批判倾向，反对者认为“悲观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最后结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绝望和恐惧的心理看待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任何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设想。因此，他们的批判是消极的，实际上是主张倒退。”[3]但也有人对他们抱以敬仰的态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所抱的敌视和忧虑态度中，那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精神，以及强烈探求以文化救赎人生的使命感，每每思量下来，也难叫人等闲视之。”[4]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福学派把传媒研究带入了人文主义的轨道，建立了一套大众媒介文化的批判研究理论，至今仍然是那些批评电视文化的思想精英们仰仗最多的理论武库。

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精神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真正全面着力电视文化研究并形成规模和范式的，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于1964年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即通常所称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归为三种范式。第一个研究范式是文化主义。早期的英国文化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同样是极其悲观的，像马修•安诺德、艾略特、以及利维斯主义等，他们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把文化看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而大众则是处于文化边缘的乌合之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变，其理论上的代言人是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论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一反常人的观点，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多的是因为大众的“个人意向”（intentions）。“个人意向，汇整以后，形成了社会的要求，预期了某种科技的出现。在这一个过程里，意向与需求固然会因为优势团体（如资本家）的塑造而变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劳动者）的首肯。”[5]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被控制和异化的大众，在这里转变成了一个个自律的个体，电视完全成了民众意志的集中体现，成了一种民主文化。威廉斯的乐观的文化主义，在纠正精英主义过于狭隘的文化立场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文化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一种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使这种研究范式陷入危机。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二个范式是在批判文化研究的自身传统中吸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引入文化研究，我们看到在文化主义那里让人乐观的自律的主体，在这里又变成了在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构中被限制和控制的对象。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总结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给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后，也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及各自的弱点：一、文化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结构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被限定性；二、文化主义在把一切融合到“文化”中后，过分注重“经验”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性的对立和冲突，而结构主义则在解构经验中心主义、突出结构性对立和冲突中忽视了对不同实践的具体思考。

对以上两种研究范式的批判，促使霍尔转向了葛兰西，形成第三个研究范式，即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葛兰西的理论对电视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领导权理论或叫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看到了居附属阶层或受压迫阶层的群体，并非被动或完全被控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抗、抵制、甚至争霸的存在。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这样一些“机制”、通过渗透、妥协、谈判、共谋等方式，取得被统治阶级的配合与赞同，从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转化为社会的主流观念。而一旦有危机出现的时候，为了化解矛盾，掌握一定权力的阶层就会采取措施并吸纳对抗性因素，与敌对力量协商，甚至作出让步。霸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从葛兰西这种霸权理论出发，斯图亚特•霍尔在其名著《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种解码方式，霍尔所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在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固然可以尝试“预先”选定后者，但不能规定和保证后者，因为后者具有自己的条件性。新葛兰西派反对那些认为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人们”是受人操纵的“文化傀儡”。在霍尔的启发下，以编码－解码的思想为核心，戴维•莫利《“全国性”的观众》、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相继问世，成为新葛兰西派电视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新葛兰西派研究尽管拓展了研究路向，但也招致不少批评，但总体上来说，文化研究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极大地深化了、复杂化了传播媒介研究，是传播媒介研究全新的转折点。”[6]

三、后现代电视文化研究中的“批判”

在可称之为“融入后现代”的电视文化研究中，可谓名家众多，其中有几个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人物，讨论如下：

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形成最明显差异的自然要首推麦克卢汉。在麦克卢汉看来，无论是文化主义的研究，还是结构主义、葛兰西派这两种意识形态论的研究，都是对媒介内容的研究，而马歇尔•麦克卢汉最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即：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麦克卢汉声言，媒介就是信息。麦克卢汉强调，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才是今天媒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开创了一种把媒介技术上升到本体地位的文化研究理论。他认为：“媒介并非工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方式。”[7]他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促成了以全球化（地球村）、信息内爆、中心消解、多元共存等为特征的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主体的出现。

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批后现代学者的赞同，如约书亚•梅罗维茨就附和说：“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行为方式，而且它们最终影响人们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行为的方式。”[8]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天，电视是最重要的电力媒介，因为它几乎渗透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它使每一个收视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9]马克•波斯特在回顾了第一媒介时代文化研究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后，也很坚定地主张在第二媒介时代一种新型的文化主体正在出现。

和麦克卢汉、马克•波斯特等对新型文化的乐观主义期待不同，鲍德里亚深刻地剖析后现代文化现象后陷入了悲观。他认为仿像和仿真支撑着社会系统，它“诱使人们进入幻想和迷惑的世界”，“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真正的需要。真正持久的动力只不过是消费的欲望，因为不停地获得的物品虽曾经预许但从未产生真正的意义。”[10]我们可以看到，在麦克卢汉偏离法兰克福学派的地方，鲍德里亚经由麦克卢汉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批判立场。

同样使用了一种后现代话语同时支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想的还有道格拉斯•凯尔纳。他在《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一书中呼吁批判性的、多元文化和多重视角的文化研究。他明确提出：“旨在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它探究压迫和统治的诸种形式，同时清晰地表述那种借以批判这些形式的规范化的着眼点。”[11]他认为在电视文化研究中应该充分尊重和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的重要价值。总之，后现代主义的电视文化研究是一种既建构又消解、彼此认同又互相批判、异质杂成、众说纷纭的理论景观。

结语：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电视也迈出了艰难的改革步伐，中国电视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视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娱乐属性逐渐得到重视，中国电视从一元逐渐走向多元，呈现出无序的爆发式发展。与中国电视文化的繁荣相比，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相对滞后，远没有形成有序的学理化的研究思路。针对中国电视文化出现的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理论界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要么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要么给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判断，要么借用文学等传统学科的理论视角来解读，而具有中国特征、本土化品质、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研究还远未开始。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体系，对于推动中国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梳理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传统，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文化研究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引进西方的电视文化理论，不是只要引进他们的某个结论，用他们的结论来解释我国的电视文化现象，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中国电视文化研究需要借鉴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研究精神，那就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来分析中国的电视文化现象，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

注释

[1][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2] [德]马科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4页。

[3]荣剑：《社会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4]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

[5][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6]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7]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9]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10]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1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介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