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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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力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近代自然哲学家以近代机械力学为基础，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概括和总结自然观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形成的自然观。它是历史上相继的自然观状态的一种形态或一种阶段。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与哲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从15世纪到18世纪，工场手工业替代家庭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改进，自然科学逐步冲破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其中力学发展最快，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伽利略将试验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相结合应用于物理学领域，使机械论自然观表现出了“自然的数学化，质还原为量，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上帝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特征。牛顿统一了天体力学和地面力学，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他认为物体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惯性是其本质属性，运动需要借靠外力，宇宙是一个依照某一运动规律被设计出来的机械装置。之后近代的自然科学都以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研究自然科学的其他现象。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法国的笛卡尔奠定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世界的运动都是按照力学的定律来运动的，并用这种机械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物质运动，包括宇宙中星体的运动、复杂多变的人体运动，甚至是生命有机体的动物生理运动。这种物质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可以为事物所主导的运动，而是无生命的运动。他认为世界被严格区分为形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部分，它们都有上帝这一个共同的来源；伴随着这种区分，他同时也将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人文同自然哲学和科学进行了分离。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均受到来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影响，然而仍然具有局限性，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对其扬弃后发展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因而，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看来物质的运动无非只是位置的不断变化而已。他们只是把运动看做是机械的运动，而没有看到其他的运动，用机械运动的特点掩盖了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则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运动具有客观性，运动过程包括进化和退化，事物运动的方向最终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

把一切质的差异都归结为量的差异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形而上学的一个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质量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发展过程和状态、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而且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质变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质自身的规定性，又否定了不同层次的量的各种规定性，因而把量的范畴抽象化、绝对化。例如他们认为，可以用事物量的变化来将一切质的差别和变化归结起来，否定质变的存在。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孤立、静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导下的自然科学研究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用孤立的观点来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用静止的观点来认为事物在本质上从来不发生变化，将自己归到了造物主创造整个自然界的唯心主义营垒中。16-18世纪的自然科学大部分领域和学科正处在搜集资料和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的初级阶段。如生物学家林耐把各种植物孤立起来进行分类，认为先要知道生物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然后才能研究他们是怎样进化的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将研究对象进行分解加以研究的方法由于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成了孤立、静止的研究自然界的方法。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上没有突破神学的桎梏。虽然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束缚，如牛顿就用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揭示一切现象，得出了严格的用数值来表示机械因果性的公式。但是牛顿认为惯性是物体的本质属性，物质本身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物体要改变状态，只有依靠外力，提出了所有运动变化的原因都在物质外部的外因论。牛顿把这个外因归结为“神的第一推动力”，又陷入了神学的桎梏。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了经济学，受其支配下的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认为自然中存在心灵和物质这两个实体，二者独立存在而不相互依存，各自有着不同的属性，一方的变化不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造成了自然与人的对立，导致人们对自然伦理的冷漠，是人们的自然观发生了异化。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和剩余价值，不断去更新技术去开采自然资源，对污染物进行毫无节制地排放，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造成了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不平衡。

结语

本文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入手简要介绍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然后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角度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局限性进行了评析。由于对自然科学仅处于概念上的了解，且缺乏对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自然观的深刻理解，因此无法很好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对机械唯物主义主义自然观进行评析。知识的欠缺和方法的不严谨导致本文没有以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具体局限为参照进行研究，仅仅停留在了简单笼统的论述上。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 李尊，刘晓君：《机械自然观的思想基础及影响》，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4] 林定夷：《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家对机械论的辩护与批判》，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5] 杨文义：《评析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载《雁北师院学报（文科版）》1996年第4期。

[6] 周碧雯：《旧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哲学根源》，载《大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7] 吴彤：《论机械自然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2篇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

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3篇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参考文献：

[1]丁肇中.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传统观念认为女性不适合、也不善于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正是传统的性别观念导致了女性与男性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的偏差，而女性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学习自然科学所要求的身份的差距，成为女性学习自然科学的障碍之一。在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物理学教学为例分析传统的与物理学相关的身份认同对女性学习物理学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出改变这种身份认同的方法，由此，在性别的视角下对自然科学的基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的解释。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女性不适合学习自然科学，尤其是像物理学这样的所谓 “硬科学”，而在我们身边，物理学大师也确实很少有女性，甚至愿意并善于学习物理学的女性在一般学生中也比例甚低。实际上，女性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分离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关于科学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基础。笔者正是试图站在某种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女性的与物理学相关的身份认同对女性学习物理学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指出改变这种消极的身份认同的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所用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概念，大多都是在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的意义上的。

社会性别及其身份认同

社会性别（Gender）是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为了区别生理性别（Sex），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性别是指不同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是社会建构的产物。［1］社会性别的概念首先强调的是性别角色的非生物因素，即性别角色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其次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因素与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社会文化区分了男女不同的社会性别，并且据此进行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划分，而社会秩序又按照社会性别标准和期待来建构和支持个体，同时，个体的身份必须与人类文化规定的性别符号体系相一致，才能找到合适的社会认可的性别身份和地位。

随着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与各种问题如权利、工作和身份之间复杂作用的深入研究，对社会性别概念又提出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继续强调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而且强调人们的认同感，即性别认同。性别认同是指由个人认同自己生理上的性别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2］由于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极大地影响着女性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并且由此提供了一种隐含的比较标准，这些标准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女性的自我印象和人与人之间的态度。［3］性别观念对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影响是重大的，更重要的是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多数是消极的：它影响了女性的自信，也影响了女性对成功表现的期望。正如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性别认同影响了个体的教育、职业选择，也影响了个体对成功的期望。［4］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们提出要改变这种受压抑、受限制的性别认同，这是对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和看待我们自己的方式的文化限制和文化压抑的一种挑战。

对这种受压抑、受限制的性别观念，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心理学训练来改变定型的性别认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通过学习过程来加以改变，即“一种女性主义的学习观点”。［5］这种观点认为知识的产生和学习过程是人的一种活动，它涉及的不仅包括人及其头脑，同时也包括环境，是物质社会、人脑和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根据认知理论，学习不仅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活动，而且是一个身份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学习这种活动，从更本质上讲，是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塑造身份的过程。”［6］因此，在学习中塑造什么样的身份，尤其是女性在学习科学课程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性别身份认同，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与科学课程相关的自我概念，对于她们学习的兴趣、自信和效果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社会性别身份的认同将为学生的学习和今后性别身份的发展提供不同的方向。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学生发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枯燥乏味而且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无关，所以他们不希望成为学校科学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抵制和忽略将成为参与和学习的障碍。因此，从学习过程入手改变性别定型观念和身份认同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尝试。

传统的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和性别身份的形成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是贯穿人们一生的性别认同过程。这种性别认同过程是从人的出生开始的，而父母在孩子的性别差异以及自我概念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头脑中的性别定型观念通过与孩子的交流及其对孩子的教育传递给了孩子。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支配下，多数父母认为男性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天赋从小就比女性更好，认为女孩学习数学、物理学想要获得和男孩相同的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父母自然而然地使女性从小就远离那些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锻炼。如给男孩的是复杂的、机械类的玩具，给女孩的则是简单的如布娃娃一类的玩具等等。同时，父母更加注意对男孩早期的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的兴趣的培养，而对女孩这方面的培养则缺乏得多。这意味着，在女孩进入学校之前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在与物理学相关的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实践机会就比男孩少，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经验也比男孩少。所以当老师以同样的过程来教男孩和女孩时，男孩就会比女孩表现得好，进而比女孩在课堂上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样，学生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以及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①就开始形成。

学校教育是传递社会性别规范的正式场所。而上述不同的性别观念通过学校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教育孩子成为不同性别的个体已经是一般学校中“隐藏的课程”。通常情况下，教师和教材传递着有关各种社会性别差异的信息。如物理学课本和教学大纲的内容主要是以男性参与为主，而且其间所涉及的相关物理学的应用也主要围绕着男性的经历和兴趣。这样男性化的物理学文化本身就向学生传递着一种性别信息：物理学是一种男性从事的职业。除此之外，有关性别的各种看法经过师生互动，尤其是通过老师的奖赏和惩罚等行为传递给了学生，直接地影响学生的性别认同。虽然很多研究表明，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本质差别，但许多学校仍然会依据性别来组织教学。［7］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研究表明［8］：在科学课程的教学中男生受到老师的关注比女生多，男生有更多与老师互动的机会，能够获得更多的课程信息的反馈，而且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男生所占有的课堂时间几乎为整个课堂时间的2／3。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被大多数人，包括女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科学课程教师对男女生成就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教师认为女生理解科学技术的能力比男生差，因此，女生科学课程成绩好是因为她们的勤奋，而男生则是因为他们的聪明和智慧；而且科学课程教师比其他教师更多地认为科学技术教育对女性的未来不重要。

这样，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家长、老师就对不同性别的孩子的行为、认知的领域以及期望进行了分别的对待和培养，从而加强了不同性别的孩子各自的兴趣取向。受传统的物理学文化和性别观念的影响，在物理学课堂中不同性别产生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差异是最大的。不仅仅是男孩，就连大部分女孩都认为男孩有较好的理解物理学的能力。这就使得女孩认为数学以及物理学对自己未来的重要性比男孩小。因此，作为个人目标，一般来说女孩在智力上的努力程度比男孩的努力程度要低，物理课也就成为男性展示才华的舞台。与此同时，女性就会越来越形成一种与物理学不相容的身份认同，也使有较高天赋（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女孩的职业兴趣比有较高天赋的男孩的职业兴趣变得较为不固定，最终使女孩的价值目标更有可能集中在服务业或文学、艺术方面。

不幸的是，多数老师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女性能力的发挥、成就的取得以及她们未来的发展所产生的消极的、限制的作用。

改变传统的与物理学相关身份认同的尝试

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和分析中知道，性别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一种传统的性别观念模式培养的结果，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因此，在孩子们特别是女孩的成长过程中让她们认识到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给她们传递一些更健康、更有利于她们发展的性别观念，对于她们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针对上述分析，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改变这种消极影响的方法，概括如下：

第一、楷模的作用（role model）。多数研究者提出女性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缺乏成功的女性物理学家和物理学教师的鼓舞。物理学课本中很少提及女性物理学家，而女性物理学教师随着学术等级的提高也越来越少。如下表所示，女性物理学教授在1994和1998都只占3％，授予女性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1994和1998年分别只占5％和6％。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程中，仅有29位女性成为得主，其中获得科学奖（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医学）的女性科学家只有10位，占整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44％；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只有居里夫人和迈耶2位，占整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不到0．3％！

这样的观点对学生、特别是女性学生而言，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信号。因此，讲述历史上女性物理学家的成就和经历，讲述身边的女性物理学教师的成就和从事物理学的经历，无疑对于树立女性学习物理学的信心和抵制关于物理学与女性相对立的传统观念，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第二、改变家长和教师的传统观念，改变他们对待男性和女性在学习物理学的能力以及对他们的期望不同的态度。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女性在物理学中代表人数少的原因，是由许多社会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与物理学本身不相融的身份认同，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教师的不恰当的态度可能使学生形成一种不恰当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的标准，从而对学习物理学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三、在物理学教学过程中平衡男女两性的与物理学相关的兴趣，改变物理学概念的表达语境，增强女性学习物理学的兴趣以提高女性对物理学概念的理解，从而最终使她们产生与学习物理学相符合的身份认同，并以此作为激发她们学习动力的一个根本方法。

Hoffmann②对不同性别的与物理学相关的兴趣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物理学兴趣是一种心理建构，是对与物理学相关的事物的理解，是产生于个人与他或她的环境的相互作用”。［10］Hoffmann还区分了一般的物理学兴趣和对学校课程的物理学兴趣。一般的兴趣可以看作是对物理学某一领域的持久的兴趣。对学校物理学课程的兴趣不仅是由内容决定的，同时也与涉及的一系列活动有关，内容和环境共同提供一个学习的基础。为此，他对物理学的声音和噪音、力和速度、热传导、电和磁、光的直线传播5部分内容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且对其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估，结果证明这些教学方案对学生特别是女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是有较大帮助的。［11］

这种以兴趣为导向的物理学课程要依靠一定的环境，Hoffmann和Laura McCullough③ 认为特殊的语境下表达物理学问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Laura McCullough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女性的经验、知识背景、兴趣取向为基础设计语境表达物理学概念FCI（Force Concept Inventory），对于提高女性对物理学概念的理解是有较大帮助的。如，由对一个男性发射炮弹的平抛运动的研究，改为一个小女孩将碗用各种方式从桌面上推下的运动的研究；以及将对两个坐在椅子上的男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改为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一起溜冰、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时，女性的学习成绩有明显的提高，从原来的34％和5％分别提高到51％和10％，而男性在改变后的习题测试中成绩却有所下降。但是，由对木块的运动的研究改为对跑步的人的研究时，由于没有明显的性别标志，男女生的测试结果都有所下降。

尽管也有人提出这种概念测试对是否能够评估学生对物理学概念的掌握提出异议，但是它至少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改变女性学习物理学的兴趣、提高女性学习物理学的成绩的一种方法上的参考。女性物理学成绩的提高，将增强她们学习物理学的信心，从而改变女性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因此，我们看到学习物理学的兴趣、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自信）和物理学成就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像Hoffmann所说：“对于解释物理学兴趣和成就，学生具有的关于他或她的自信的概念是一个最好的预测者。”［13］物理学兴趣、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和取得的物理学成就是相互作用的，如果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将有可能改变人们、特别是女性自己对与物理学相关的身份认同，从而适当地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

性别角色是社会赋予特定性别在一定情境中表现出的一套心理行为模式。对个体来说，性别角色是在遗传的“性”基础上，受社会环境和个人自我概念的影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获得的。在性别角色形成过程中，定型观念起着一种特别的框架和模板作用。因此，适当改变老师和学生自己的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使得女性的性别身份多样化以适应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且使女性树立一种与男性平等的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对于改变女性与物理学分离的现象无疑是有帮助的。

综上所述，通过性别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物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性别身份的认同、形成的分析，使我们发现了传统的自然科学与性别观念中所不曾发现的问题：女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少、成就差的原因不是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也不是女性不适合学习物理学，而是物理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手段等本身，以及女性传统的、单一的性别身份的认同本身都存在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但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提出问题，对女性与自然科学分离的现状的改变可能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也为我们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注释：

① 与物理学相关的自我概念是L． Hoffmann提出的。它是指对自己学习物理学能力的一种认识，如：我能（否）理解、记住物理学所讲授的内容；我自己认为我在物理课上的表现及其参与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我相信我的同学和老师认为我在物理课上的表现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我希望我在物理学上取得好成绩。

② L． Hoffmann 是德国基尔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习兴趣与性别差异，学习物理学的兴趣、自我概念及其成就之间的关系，性别与科学教育中的动机等问题。

③ Laura McCullough Ph．D． 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理教学、物理教育研究和科学中的女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周颜玲． 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 王政，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7］魏国英．女性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3－75

［3］［4］Irene Visser ． Prototypes of Gender：Conceptions of Feminine and Masculin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02．25（5）：529－539

［5］［6］Nancy W． Brickhouse． Em－bodying Science：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01，38（3）：282－295

［8］Hannelore Schwedes． Ge－nder in Bias in Science and Science Education． http／／www． physik． uni－bremen．de ／ physics． education ／ schwedes ／ text ／ ballatter． htm

［9］Rachel Ivie ，Katie Stowe． Women in Physics． http：／／www．colorado． edu ／ physics ／ Web ／ wom－eninphysics ／ aipwomeninphysics． pdf，2000

［10］［13］L．Hoffmann． Promoting Girls＇ Interest and Achievement in Physics Classes for Beginner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02，447－465

自然科学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体系；积累；中层理论；人文性

建立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即能够展现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的社会学理论史，意味着社会学建立起了真正的科学体系（当然，这种科学体系是参照自然科学体系而构筑起来的），也意味着社会学获得了进一步拓展其科学体系的蓝本。在普赖斯（1965）看来，科学的积累结构是有一个充满了像纽结那样短小连接点的组织结构，相当遥远的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结合到现今的积累性知识中。对于社会学来说，在它的面前既有几千年历史的人文基础，这为社会学提供了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人类生活全部细节的传统；也有几百年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光辉，这又使得社会学试图在科学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在默顿眼中，社会学被定位为深受人文学科影响的科学。如此一来，社会学就必须做到像自然科学的知识那样富有积累性，同时也需要谨慎地运用其人文性的一面。

一、一般积累

一般积累是一种博学式的积累，是由于对过去工作的忽视常常导致科学家去发现已为人们所知的东西（默顿，2008：13～19），因而科学家们应该了解他们的前辈的著作以便在以前已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工作。一般积累既是一项需要勤奋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自觉的工作：勤奋之处在于需要在社会学的公共档案中仔细、严格地辨析出重新发现、预见和预示；自觉之处则在于研究者需要有处于科学共同体之中的道德感，感谢他人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愿意为更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支持。

通过一般积累，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前辈思想之间的亲和之处，而这正是科学体系积累的结点。同时，当经典著作中所质疑的观点正是研究者准备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时，由此带来的反思将会使人清醒；经典著作也可以为学术活动提供规范，这有助于我们在确认一个好的社会学问题时形成鉴赏和判断标准，以及了解什么是这一问题适宜的理论解决方法（默顿，2008：46～49）。但是，单纯的一般积累并不能保证产生继承发展伟大前辈的理论遗产的积极活动，反而可能带来“诠释和平庸化的消极活动”。默顿警醒我们，非批判的崇敬和庸俗化将会扼杀社会学理论的积累性：“如果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抽取事物本身的真正意义，他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思想，而只是得到一些欺人的谬论和幻想”，甚至阅读这种有用的科学文献也绝不能读得太多，免得它“枯竭了智力和窒息了发明与科学创造性”（默顿，2008：40～46）。

二、积极积累

一般积累仅仅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积极积累，科学体系的结点便无法延伸出线段。要完成积极积累，经验研究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在默顿看来，经验研究远远超出了证实和检验理论的被动作用，在塑造理论的发展上，它至少执行着四个主要功能：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和澄清理论（默顿，2008：192～208）。能够产生积极积累的经验研究不是那种对细节进行详尽描述而缺乏一般性的概括，而是与一般积累阶段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验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以及分析方法取决于理论的导向与敏感度，并能够反过来扩充已积累的理论，统一为不断扩大的理论集；当然，并不否认对经验本身的一致性的追求而产生的疑惑也会形成积极积累，而且这种疑惑是产生积极积累的最自然的方式。

由此可见，一般积累与积极积累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而是由理论和经验的交互作用联结起来的。只不过，理论和经验要想得到完美的结合，就必须首先人为地将它们在性质上分离开来，以便明确它们在何时、何地及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结合，如此产生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二者本有的性质。而这种分离形成科学体系的过程就是一般积累与积极积累，尽管它们并不能被分离。

三、中层理论

默顿认为，早期社会学是在创立高度综合的科学体系的学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每一个体系都是对事物、自然和人之全部的整体认识的个人探索（默顿，2008：57）。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社会学先驱者都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体系，而这些体系的多样性十分自然地导致了各种学派的形成。这种分化是整个体系的分化，彼此对立和背道而驰。这种对社会理论的总体系的追求。当然也存在着合作，然而这种合作不是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合作，而是信徒式的继承。如此一来，社会理论的总体系反而降格为派系，集体智慧的结合成为个体智慧的斗争。

真正的科学积累不是从一个总体系而是从小体系出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小体系不是实际工作的开端，而是一种暂时的理论取向，它辐射了一定限度内的经验事实和抽象理论。每一个小体系中的理论能够平等地扩充到更高层次的理论中，一方的结束是另一方的开始。因为由积累而不是连接产生的体系能够有机地综合有关社会结构各部分的理论，那么它也就是现实社会结构的能够超越特定地域和历史的理论反映，在理想状态下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默顿，2008：63～65）。

因此，中层理论成为现阶段的选择。作为理论策略的中层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虽也涉及到抽象，但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在经验层面上，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但它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而并非纯粹的经验研究（默顿，2008：85）。

但中层理论绝不意味着只要求很低的学术志向，尽管它似乎只要求创立适用于有限概念范围的特殊理论；相反，它的志向恰恰在于形成综合理论体系，只不过不是运用先抽象再具体的方式，而是先分离再联合，乃至模糊各个部分的界线。因此，中层理论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真正的含义与目的在于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发展概括化的概念体系，及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没有了追求知识积累的前提，中层理论也就不再是中层理论，而是概括性较低、互相分离的零碎理论。

所以，中层理论的关键就在于理论与经验之合、理论与理论之合，以及科学共同体之合。而要想实现“合”，第一步是先学会“分”——这也是中层理论之“中”的内涵。如果不将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体系清晰地区分开，就无法为社会学知识提供有助于积累的档案；如果不仔细区别重新发现、预见和预示，就难免陷入预示论，从而只是积极地进行一般积累而忽视积极积累；如果只是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粗糙地混合在一起，就不能同时实现二者的性质，就连各部分自己的性质也是有所缺损的。

四、社会学的人文性

在默顿看来，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上居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这使得社会学家在科学取向于人文取向之间摇摆不定，并往往导致把社会学理论的分类同其历史混同起来（默顿，2008：4～5）。而社会学者的最终目的是清晰表述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以及在这一结构内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逻辑上相互关联并为经验所证实的命题。如果真正的艺术在于将所有艺术符号隐蔽起来，那么真正的科学则需要揭示它建立和最后完成的结构。因此，需要警惕那种过分的人文性造成的随意与懒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了人文性，社会学的、乃至科学的积累也将成为不可能。在对人性的观察和表达方面，历来都是人文学科走在最前面——如果不是人文学科敏感而细腻地捕捉到了人的情感与思维流动，社会科学难免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这恰恰把自己限制在了狭义的人文领域内（默顿，2008：36～40）。

不仅如此，科学依赖于语言作为世界表征的充分描写能力，但为了从个体的知觉转向一致的观念，它也需要一种具有充分交流能力的语言。然而在科学中，交流因其一致性的特点被采纳为自我完善的形式，于是语言就成为了自身的对象；而语言越多地成为自身的对象，它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所能说的也就越少，那么产生的就是不断缩小范围的地方性秩序，而并非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整合范围不断被非理蚀的过程中，依然坚持理性的科学越来越像一场与实践相脱离的游戏。在科学的内部已经无法再证明其正当性了，它必须借助于外部话语，尤其是政治和工业、伦理与美学。于是，科学在它全权控制的同时什么也无法控制（拉比诺，2008）。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科学的积累似乎是穷途末路了。但这也许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积累”的问题。真正的科学的积累并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明确什么；改变世界的不是科学，而是世界本身，科学只不过是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自觉地运转。因此，假若社会学想要将各种不一致按其本身的结构纳入一个整体体系，就不能只在社会学的框架（这是一种强制的一致性，更何况这个框架并不成熟）内运用分析与综合能力，而需要将各种其他的框架吸收进来，其中对于社会学尤其重要的就是人文性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1]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

[2]拉比诺.《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赵旭东译，载《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