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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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第1篇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国内很多区域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具体体现。在改革进程中，历史原因一直以来牵绊着经济的发展，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一直存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我国各个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理想的选择是走城市化道路。同时，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城市化本质
1、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学为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深化的要求应时而生。它是针对当时国家之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情况，从国民经济学中产生并逐渐壮大的一门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虽然，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可以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并获得尽可能的产出。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可总结以下几点区域发展存在的现象。
（1）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区域上不仅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而且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各个区域发展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由分化现象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全国整体市场的形成。
（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区域之间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化的综合反映，也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引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导致一些突出问题解决起来极其棘手。
（3）城市化进程艰难前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而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城市化是结构变化的其中一个方面。由于诸如结构调整方式不合理等因素，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平稳前行，时常遭受各方面的阻碍。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也给城市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城市化的本质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的实现，同时也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同时，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因此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互动前行
作为区域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城市圈域经济理论”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圈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求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主要向城市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城市对经济的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这两者在既定区域的发展平衡体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内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农村工业化的力量的主要动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集聚和城市化。区域经济的集聚水平与扩散功能之间相对平衡发展的阶段轨迹特征由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良好互动直接决定。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制度是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那么，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这种创新机制作用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前行。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二者的相辅相成，即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城市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可以通过人口、资源、资金等要素产生集聚效应，它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加速经济增长并同时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主要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人口、劳动和资源等要素集聚，带来规模集聚经济效应，促使农村向城市扩散并发生转移，这是工业化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推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此促成城市化与经济之间就形成不断循环的互动推进。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推进，为地方政府在更大的区域经济范围上争取到更大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支撑。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认为，不同区域所处的城市化进程阶段不尽相同，其促进城市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也不一样。然而，区域内和区域外经济的发展需要协同力量，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发展主体的不同甚至可能背道而驰极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的加快可以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难题。
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诸多实践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节奏并不完全同步，区域发展不平衡随之产生。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是促进成熟进程的最主要动力。为了缩小或者消除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化进程阻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经济发展同样会有一定的冲击。故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建议。
1、发挥地方政府职能，制定适宜政策
城市化进程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能脱离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而存在。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要相适应的的政策。一项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既适宜经济发展又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此时，地方应当发挥其职能，根据区域总体利益进行调控，改进或者重新制定相关政策，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协调的问题和矛盾。
2、最大化区域内资源优势，提供前进动力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另外，其他诸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给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阻碍。由于不可调和的因素的存在，一些区域没有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只能依靠本区域内资源发展。故此，区域应当努力促使区域内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才能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保障。
3、协调区域内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功能上独立的，经济上一致的城市区域是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区域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依靠工业数量扩张带动城市化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只有完善城市体系和增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创造良好的发展大环境，进而才能保证城市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协调区域内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变的尤为重要。
4、坚持科学合理的理念，充分提供前瞻功能
运用科学合理的理念，协调新城区、建成区、老城区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以及城区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各方面工作，提高城市化进程覆盖率和科学性，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体系，促进城市化建设与管理的有序发展。研究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从城市资源、环境、人口等多方面分析和研究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提高城市化规划的科学性。
四、结束语
一个国家和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才能使整体发展有条不紊。由于区域内或者区域间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工业化的进程，进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了缩小了区域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引起了区域市场的趋同，这推动了我国统一经济市场的建立。故此，努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大环境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要求，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本观念融合、渗透到城市化进程之中，才能使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人的需要达到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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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业化 城市化 协调发展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说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初步摆脱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制约，那么工业文明则是标志着人类在农业文明形成的初步繁荣基础上，极大丰富和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又一次革命。城市化则是工业文明的自然延伸，是工业时代人类不断满足物质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之后进而在非物质的精神生活方面进一步拓展需求的结果，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伴随着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的集中，大量土地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领域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造成了“非农化”现象，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由农用转变为非农用的现象。由此，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应特别处理好诸如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以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展研究，力求找出问题的答案，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借鉴。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已经跨越了农业经济时代，农地非农化也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资源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趋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地位。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物质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先进、生产多么发达，人们始终未能超越的一个事实就是：粮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农业是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对于人口规模较小、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与其说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安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地选择。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如果放任农地非农化的发展，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风险，农产品的周期性和脆弱性可能使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无法自给而受制于人，形成国民经济发展动荡不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抑制农地非农化，显然又有违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法则，损害经济发展效率。
（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劳动者在农地转用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改变了土地使用的方式，作为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参与价值形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原来以地谋生的人口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对农地非农化的受影响人口而言，其出路不外乎二条：一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转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前者而言，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农地非农化是否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土地？如果只是部分失去土地，那么剩余的土地能否保证他们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保证又怎么办？如果是失去全部土地，那又通过什么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对于后者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有无足够的非农劳动就业机会充分吸纳这些失去土地的劳动力？过去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幸的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看到两种极端事例：在中国，屡屡出现土地被工业和城市发展占用后的农民因缺乏基本生产资料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农地非农化的失地人口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拉美一些国家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非农领域吸纳能力有限，形成了就业不足、贫富悬殊、治安混乱、环境恶劣的贫民窟，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化的“拉美陷阱”。
（三）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农地转用各环节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农地的非农化，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决定的农地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格局下，农地的转用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农地实际所有者、土地承包者、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地转用后用地单位等。在农地转用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如何调适？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如何分割？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将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或者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要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照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得利益均衡，必须制定出完善的法规制度，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难题
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生产能否保持平稳发展并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否以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发展。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具体而言，伴随农地非农化的大趋势，中国能否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最终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2007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了新的一轮物价普遍上涨，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粮食基本需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不能忽视，否则造成的波动和起伏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一方面，有学者和官员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照印度等国家由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用地异常艰难而使得有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举步维艰的事例，对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下的低成本土地征收和快速建设模式赞赏有加；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计的部分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如何得到可持续的安置和发展，目前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和办法。
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并借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乃至增长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其实是第二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失地人口的安置和发展也好，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维护七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权益，是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应该是挖掘内部需求，而这个内部需求的最大潜在力量来自于农村人口。要把这个潜在力量变为现实，离不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业化、城市化恰好为改革农村基本制度提供了一个外在动力，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既取决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总体走向，也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具体政策的创新有关。
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别注意的重要关系
农地非农化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引起，由于以农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即使在工业高度发达、城市水平相当高的社会里，农地非农化也会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其它机制传递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作用。因此，农地非农化必须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
第一，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首先要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工业化引致和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一定农地的非农化。我们不能盲目重视农地保护而绝对地限制农地非农化，没有一定数量的农地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完成。因此要摆脱单方面高度地、过于严格地限制农地非农化。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土地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采取的政策举措也是在基本法律法规框架下随机应变的。在当前重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后发追赶工业化”的阶段，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而又详细的规划，划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用地，但同时也严格保护农业基本区域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必须是适度的、可持续的非农化，不能是盲目的、过度的、粗放式的农地非农化。目前，现实中存在农地非农化过度、农地利用粗放、存量建设用地未盘活等种种问题，经济利益总是诱使和驱动开发商甚至联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千方百计钻政策空档，导致“占补总量平衡、质量失衡”、“先开发、后退耕”、“以租代征”、“未批先占”、“东占西补”等种种政策异化的产物。适度规模和控制农地非农化在当前显得较为迫切，但农地非农化靠行政上的命令和强调难以起效，更无法长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不能只靠行政的、短期的、原则性的政策规定，而是要建立结构性的、长期的、可操作的、法规化的机制以及细化的可操作措施。应适当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法律机制、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走以“城市圈”为载体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加快重工业升级转型，探索农地非农化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利用方式和路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对城市化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规划。城市化路在何方？能否任由中小城镇盲目膨胀、星火燎原？中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发展路线可否持续？尽管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流动等角度来看，中小城市化发展路线似乎是一条代价小、发展快的城市化路线，但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平衡的角度而言，这种城市化路线未必最佳。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导致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选择了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几个大都市的集中化城市道路不可行，但可以适当借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挖掘自身特点及优势，也是可行之策。单纯的大城市化路线和盲目的中小城市化路线都在解决某几个方面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的产生，而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等十五大城市圈为载体的集群式城市化发展道路则可取长补短。
尽管日本在工业化中期也采取了农村工业化路线，但我们应避免再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乡村化道路，而是应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改造和集聚式发展。在城、镇、村地理布局上，结合城镇发展及时合理调整村镇结构，突出中心镇、中心村，避免零散布局。降低因村落分散带来的自来水、电力、道路等对农地占用的需要。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合理限制“开发区热”、“大学城热”、“高尔夫球场热”、“新区热”、“别墅热”等大量占用耕地的粗放式开发活动以及可能引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第三，理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与利益分配关系，打破地方政府“以地取财”的土地神话，保障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中国耕地保护一直以来贯穿的是一种行政强制型的约束，这种行政约束一直在与农地非农化进行利益博奕，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农地农用进行保护和鼓励。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房产商所瓜分，形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瓜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让国家承担丧失耕地和农民承担生活风险的不平衡利益分配格局。一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作为农地保护实施主体与农地非农化受益者的身份，在任期内地区之间GDP指标竞赛以及财政扩张驱动的目标导向下，往往倾向于农地非农化。因此，改变农地非农化首先要剪断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链条。具体而言，借鉴日本土地增值收益归全民共有的做法，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收益，废除土地出让金，通过土地出让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中央统筹土地出让过程中的级差地租。同时，合法化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在现阶段极为重要。中国各地一度出现“抛荒”、“废耕”等现象，农地的收益让农民无利可图，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大大高于耕种收益的情况下，农民一时也可能被农地征用所诱惑，尤其在农民生计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动力还比较大。应当对农地非农化后所产生的收益，以直补方式奖励“农地农用”和改善农地质量，在“农地非农所有”的情况下，让“农地农用”得以与“农地非农化”相制衡。
第四，吸取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过度投机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教训，有效应对土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的投机炒作。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都出现了地价高涨、房地产泡沫的现象。农地保护不是要严格限制农地非农化，而是要再保证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的合理需求之上保障农地尽可能农用。从农地非农化的动力来看，要抑制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缩小农地在农业与其他产业利用间的利益差距，也就是缩小“农地农用货币价值”与“农地非农用货币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有效抑制了土地投机。具体而言，抑制土地投机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制定规划，使农地用途服从国土规划、城市规划和农地规划；二是从法律上严禁土地投机，从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开发即视为投机。并且严格规定农地使用权购买者和农地开发者必须保持一致；三是农地非农化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由国家确定明确的公共利益范围和细项，避免公共利益的模糊化；四是农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必须上交国家，不再由地方政府占有，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面前的利益冲动；五是对农地过度投机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和全面管制。
第五，加强土地规划，细化农地分类，深入立法研究，制定长远的土地规划和可操作政策举措以及合理合规的法律保护。从日本农地非农化的经验来看，仅仅靠高度的管制很难确保农地的高效利用，建立一套相互协调和严密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制度以及规划，从以人管地走向以法治地，并且严格施法。其一，尽快出台土地征收专项法律法规。日本、韩国都对土地征收单独立法，如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韩国的《土地征收法》等，这些法严格限制了土地征用的范围必须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且在法律中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我国由于缺乏土地征用专项法，导致地方滥用征地权力，甚至随意出台行政规范文件，以极低的强制性价格征收农地用于非农建设，甚至是非公益建设。人地关系的紧张、农民财产意识的增强以及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地非农化诱发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土地征用法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公共利益目的进行专项公示，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独立审查；集中农地征收权力，必须经省政府审核同意；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结构，负责受理和裁决征地双方的争议与纠纷，以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建立严格的、透明的农地征收程序；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其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专项法。当前，村镇建设结构松散、布局混乱，大量农地被挤占，农村的农地非农化已经成为一个日显凸出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法律，对宅基地占有原则、建设标准等进行严格管理，对集中建设、规范建设进行鼓励，尽快整理农村宅基地挤占耕地的现象。其三，制定城市开发立法。加强城市开发规划，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占用进行规范。最后，对所有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避免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越权与推诿。
结论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20―30年时间里将仍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农地非农化在此期间也将保持相当的规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中国的农地转用制度包括农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个途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和节奏来控制宏观经济，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与“银根”相齐名的“地根”之说。参考借鉴国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相关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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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经济圈 区域经济 促进
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我国的城市经济圈受体制、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潜力，不能带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也停滞不前，发展缓慢。要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必须充分了解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制约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因素，从而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 城市经济圈的概念
（一） 经济圈的含义
大城市群、大都会区、大经济区等是经济圈的别名。它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组织实体，也是一种生产布局形式。经济圈的形成大多是以城市为中心圈，并且以环状形式逐渐向外扩展。经济圈一般每一特定区域都有特定的产业，从而形成一种较大区域的综合产业圈。
（二） 城市经济圈的含义
城市经济圈的定义是：核心城市为一个或多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型城市，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周边所有的城镇包括在内，经济上能够达到一定影响力的最大地域范围。
“城市经济圈”、“城市经济群”或“城市经济带”是人们一般称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所运用的专有名词。这三个概念是根据层级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它们的区别在于分布的形态不同：“城市经济圈”的分布是环状分布；“城市经济群”的分布是点状分布；“城市经济带”的分布是带状分布。
二、 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 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
城市圈整体发展迅速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还可以带动单个城市的迅速发展，使中心城市加速发展，从而使得单个城市的发展更迅速、更完善。城市圈具有一定的吸纳大量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统一地称为“内聚力”，即表示城市圈的迅速发展，会不断地吸引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量地流进城市中心。因此城市圈的发展便凝结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强大的力量，不但强化了城市群的内聚力，还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增大了资源的流入。事实证明，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可导致城市圈中外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快的运行，并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扩大。
（二）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规划
城市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以城市中心为起点，环状的方式向外扩散，离市中心越远，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慢。城市经济圈被统一的分为内圈层、中间圈层、外圈层三个不同的圈层。内圈层即城市中心，人口较为集中，建筑物比较密集而且地价比较贵，且将第三产业视为主要的产业；城市中心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即为中间圈层，人口与建筑密度都较内圈层小一点，且以第二产业为主要产业；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是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区、假日休闲旅游之地等。
例如成都的经济发展圈，成都的城市经济圈依据以上的统一分层标准，主要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辐射层。核心层相对稳定在含三环路以内的部分。紧密层包括温江、郫县等全部区域以及新津、青白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包括德阳、绵阳、雅安等在内的是成都经济圈的近辐射层，包括泸州、自贡等在内的是其远辐射层。
（三） 促进消费率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一直主要依靠的是提高城市的投资增长率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反而忽略了农村的人均消费率，因此产生了整体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现象，不利于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而城市是人均消费率较高的集中地区。一般而言，人均消费水平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城镇农村一次逐渐降低，由此可见，为了增长消费潜力可以加快推进农村郊区的城市化，即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进而增长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率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 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服务水平提高
区域经济体内制度的变革与城市经济圈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先进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的改进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圈内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场的服务方式，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市场服务方式的改进和制度条件的不断改进将会使着整个区域经济迅速壮大。
三、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因素及对策
（一） 影响因素
大范围来看，恶性竞争或多或少存在于各大城市圈，并且日益严重，城市职能重复的问题也存在于城市经济圈。在城市圈内部，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的问题十分突出，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城市经济圈内部存在着市场分割、区域管理等无法解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最后就是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现象，造成各城市和个乡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顺畅。
（二） 解决对策
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都十分重要，目前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各级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落实上级的政策，并且积极规划和推进城市经济圈的建设与发展。要使城市经济圈充分地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带动中心城市的发展，这里笔者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解决对策：
1、 坚持产业优先化原则。众所周知，产业优先原则是发展城市圈经济的核心原则，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城市经济圈内其他成员城市应积极发展与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相配套的产业，积极响应城市经济圈提出的产业优先化原则，积极承接城市中心的辐射。同时，为避免恶性竞争，要注重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尽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例如成都郫县，它充分利用自身农家乐的优势，开拓出农家民俗与古蜀文化于一体的城郊旅游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农家旅游业，促进了郫县的经济增长，还带动了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
2、积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全面开放的市场发展观。包括在城市经济圈内的各个成员城市要进一步开阔思路，不能局限与本地利益，要从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开放区域内市场的同时也对区域外开放市场，积极寻求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区别。以成都例，可在商贸方面、市场建设方面进一步密切衔接，构筑一个大市场。目前来看，成都的农产品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积极拓展周边城市的农贸市场，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农产品批发大旅游圈。
3、 加强制度建设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可以根据各成员城市的基础条件的不同，首先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健全市场网络，同时为了真正消除地方保护，必须要营造良好规范的市场秩序，制定措施，强化整治。各城市地方职能部门要坚持文明执法，依法行政，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执法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区域性城市圈经济发展，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素质。在成都，制度的建设和政府机制的设立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成都的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受到了制约，成都根据各个部分的基础条件制定了相关的政府机制，从而能有效的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等制约因素，城市经济圈得到了良好发展和快速进步。
4、 促进城市经济圈内文化融合。成都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习惯，为了促进城市经济圈内的文化融合和进步，可以在尊重各城市和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发现并总结提炼出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达到丰富城市经济圈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的效果，从而便可以营造先进文化发展的氛围。以成都为例，成都周围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等地区汇集了包括汉族、藏族、彝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汉族与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成都文化，不但能达到文化的相互融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旅游等产业。
四、结束语
城市经济圈是生产布局的一种地域组合形式，他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能带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我国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不能充分发挥潜力，所以我们应坚持产业优先原则，转变发展观念、加强政府规制建设、加强经济圈文化融合，使城市经济圈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契机与环境。
当前城市经济圈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因素，但在不久的将来，城市经济圈将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建新. 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2] 蒲丽娟. 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3] 马仕东. 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业发展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4] 赵蓉. 长三角经济圈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3.
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地位与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1中心城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与作用
1.1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挥中心
现代技术发展使得一件商品有可能被分解为很多不同的部件，而这些不同部件又可以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地方被生产制造、然后在并不生产任何部件的地方组装成型。一件商品被分散制造的结果是制造技术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把世界合并为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统一的制造体系。而这种极度分散的生产体系需要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来协调，分配其生产、销售服务的每个环节，使分散在各地的经济活动变得有序化。这种管理机构所承担的职能决定了他们越来越趋向于中心城市发展。
1.2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中枢
经济调节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既包括在经济规律支配下，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所发生的自我调节，还包括人们为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而有意识地运用各种手段来调整各种经济要素在社会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比例，调节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区域经济的运行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中观层次，其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要求采用各种手段，打破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使区域经济的运行保持平衡，协调发展。
中心城市作为等级位次高、能量很强的经济中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地，具有生产集中、分工细密、行业和部门比较齐全的特点，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分工体系。其经济结构既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反映，它的经济结构变化的方向、目标、重点、速度又无可置疑的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结构，是区域产业升级的先锋。不仅如此，中心城市由于市场集中，信息灵通，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政府组织能力比较有力，区域联系成本较低，因而具有有效的调节功能。它通过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能够对城市群体和经济技术协作区内部发展横向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通过在对外联系中建立和发展的区域性生产协作网络，调节中心城市与所辐射的区域社会再生产系统，通过协调性规划、资金的区域性调剂来控制、协调、监督其区域经济运行。而它所具有的包括产品供销、交通运输、金融信息、仓储在内的综合性很强的功能则保证了它能较好的调节区域经济的结构，协调经济杠杆的关系。
1.3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中心
城市是人流、货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汇集点，它试图在极度分散的供需之间发现某种联系，提生联系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支持，这就是城市作为服务中心的意义：全球管理和后勤系统。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今天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形成新的国际交易地理区，历史上，当国际交易流由原材料、农产品、矿产品组成时 ，交易地理区则由自然资源的区位所决定。80年代早期，金融业和服务业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时，跨国公司、金融网络和贸易集团成为全球经济系统架构的核心。正是由于城市中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跨国（区）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活动空间扩散、专门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主要形式。现代公司的发展和对世界市场的广泛参与使得规划、公司间行政组织、产品开发和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和复杂。生产的多样化，经济活动的跨国（区）化都尤为需要协调计划、相互间的行政组织、市场和其它的中心总部活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齐全，由于许多企业聚集在一起，企业和市场聚集在一起，各种商品展览、会议众多，经济信息灵通，企业之间，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廉。城市越大交易成本越低廉，这就为区际要素流动和交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流动和交换的可能性。
2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众所周知，城市与所吸引的地区是点与面的关系。中心城市联系和影响的范围，就经济方面来说，是和这个城市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愈高，其经济联系和影响的范围也愈大。同样，中心城市的发展也总是以周围地区（包括其他邻近城市）的经济联系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以自身的生产发展和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为必要条件。当中心城市急剧膨胀出现经济势能向外辐射和内向经济要素极化时，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扩大，各种要素流动频繁；而中心城市衰落，其经济势能减少，影响范围收缩，各种要素流动也随之减弱；随着中心城市的继续衰落，其经济要素被新的中心吸引而外流，到一定阶段会出现经济中心的替代现象，即中心城市的空间转移。总之，城市发展合理，城市中心作用发展得好，就能强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相反，城市发展失误，城市中心作用发挥不好，不仅影响城市本身，更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实质是区际要素的流动，而区际要素流动的方向和流量、流动的内容都受到各类城市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中心城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在城乡间促进横向交流；二是在区域内各个城市（大、中、小城市）或城镇之间促进横向经济交流；三是代表整个区域同区域外界加强横向交流。
城市根据区位条件和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往往可以分为三类：参加区内劳动分工、参加区际劳动分工、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如果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只能参与区内的劳动分工，那么整个区域想参与区际分工乃至国际分工体系中去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代表整个区域同区域外界加强横向交流，和作为区域内各部分与区域外界交流的桥梁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应该注意的是，区域经济核心是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周到的服务优势，凭借便捷的交通网络来发挥作用的，这不是每个城市都能胜任的，只有一些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经济技术基础最好的极少数特大城市才能承担这一重任。当单个城市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时，往往利用集合城市或数个职能各异、互补的中心城市来担此重任。例如，广州市一直是作为华南地区的交通运输、商贸、科技、文化、政治中心而存在的，但90 年代以来，广州市的人均GDP一直居于全省各大中城市的中游偏上位置，广州市向外辐射的经济技术能量十分有限 。市区的交通环境条件不断恶化，产业结构老化阻碍了广州经济急需的资源要素更多、更快地流入，从而使广州无法与珠江三角洲各经济中心处于同等竞争的地位，无法带动华南经济区的发展。1979年以后，随着香港工业投资边际收益进一步递减，核心区的资源要素开始向外扩散，而大陆及时地调整内外政策，大量港资和加工企业流入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各地，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金融、贸易、旅游、信息、航空等方面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广州和新发展起来的深圳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开始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由近向远推进，从珠江三角洲推向华南地区。
参考文献
[1]李春城.高科技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 【期刊】中国流通经济2002-07-20
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集中度 经济增长 城市群 城市化
引言
在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集中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和经济增长缓慢，适度的城市集中度是城市群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城市集中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交通体系等因素（周文等，2007）。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城市集中的帕累托系数、城市集中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城市首位比指数。纵观国内外对城市集中度的研究，目前对于城市集中度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对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方法研究较少。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测定方法对于描述城市群集中程度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本文试图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进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目前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第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西部地区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是怎样的？
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的特征现状
（一） 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
根据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思路，构建基于产业、空间、交通三个因素的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方法。设Pc表示产业集中度指数，Ps为空间集中度指数，Pt为交通集中度指数，α、β、γ分别为代表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城市集中度per为：
Per=αPc+βPs+γPt （1）
1.城市产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概念，构建产业总量集中度指数Pcc、产业结构集中度指数Pcj和产业结构空间效率指数Pcs作为测度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主要指标。则城市群产业集中度Pc的计算公式为：
Pc=αcPcc+βcPcj+γcPcs （2）
（3）
（4）
（5）
式（2）中：αc、βc、γc为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本文中所采用的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等计算所得系数均参照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的《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计算可知，αc=0.30、βc=0.36、γc=0.34。式（3）中，xi表示选取的某个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指标值，x为各指标的平均值，n为城市群内城市的个数。Mi为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工业增加值，Gi为第i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式（4）中，δ、、ω分别为三次产业加权值（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知δ=1.50、=3.87、ω=4.63），Fi、Si、Ti分别为各市三次产业产值。式（5）中，xik为城市群第i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xjk为城市群第j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γk为第二三产业空间相对重要性的权重。本文中k取1时，表示第二产业，k取2时，表示第三产业，γk取值为1。
2.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概念，选取空间相互作用指数Psi、人口密度指数Psp和城镇密度指数Psu这三个具有空间指向性的指标作为计算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指标，则城市空间集中度指数Ps的计算公式为：
Ps=αsPsi+βsPsp+γsPsu （6）
（7）
（8）
（9）
式（6）中，αs、βs、γs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求得αc=0.35，βc=0.28，γc=0.37。式（7）中，Pi、Pj为第i、j市的总人口，Gi、Gj为第i、j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ij为第i、j城市的距离，n为城市群内城市个数。式（8）中，ηj为不同城市等级的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获得），i为1-5，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个等级，相应的权重分别为0.36、0.28、0.20、0.12和0.04，pi为城市i的人口密度。式（9）中，Nj为相应等级的县级区划数，Ai为某一城市的面积。
3.城市交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交通集中度的概念，选取加权通达指数Ptt、非加权通达指数Ptf和交通空间集中度指数Pts三个指标测算城市通集中度指数Pt：
（10）
（11）
（12）
（13）
式（10）中，αt、βt、γt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αt=0.28，βt=0.16，γt=0.56。式（11）中，Ti为节点i客运量与货运量的加权平均数，本文权重为1；为评价系统范围内某区域中心和活动目的地j的某种社会经济要素的流量；Gi为i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Pi为i城市人口。式（13）中，LNi为节点i的对外直接联系线方向数量，n为城市群内节点数，Ai为i城市的区域面积，xi为节点之间直线距离，x为节点间联系的直线平均距离。
（二）城市集中度的现状与趋势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9-2009年为研究时段，以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城市的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并利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计算得到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分别为α=0.32，β=0.38，γ=0.30。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0》，采用公式（1）计算城市群综合集中度per，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得出：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各城市群的城市集中度在不断增加，且整体上关中城市群高于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从纵向上看，各城市群空间集中度指数要高于产业集中度、交通集中度指数。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一）实证分析框架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之本文沿用Henderson（2003）将技术进步的速度设定为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综上，将模型设定为：
（14）
其中，GDPi（t）为GDP变化量，Ki（t）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量，Li（t）为劳动力变化量，i=1，2，3表示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二）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城市群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如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制度等对该城市群的生产集中度的影响，并且也无法认为这些个体因素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独立的，因此本文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将个体的固定影响纳入解释变量中。采用Hausman（1978）检验方法判定可得本文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运算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除“教育”和“城市集中度*人均GDP”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
“城市集中度”的边际影响为：
α0+α1lnscalei（t-1）+α2lnpgdpi（t-1）+2β0peri（t-1） （15）
本文考虑到α2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没有考虑“城市集中度*人均GDP”这一变量，代入数据后系数如表3所示。
本文进一步计算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见表4）。由于α2不显著，所以在计算时没有考虑人均GDP的因素。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收入差距
本文进一步试图分析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内部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影响。图1描述了1999-2009年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区域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在1999-2009年间，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收敛迹象，关中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保持稳定，这与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无关系。其中成渝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要大于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以区域内部各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模型中考虑了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模型设定为：
（16）
其中σi为区域内部各城市间人均GDP（对数值）的标准差。被解释变量σi描述了城市群内部之间发展程度的差距。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教育”变量在10%的置信度下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1%的置信度下显著，“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为：
α2+α3lnscalei（t）+α4lnpgdpi（t）+2α5peri（t）
（17）
将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带入边际影响的公式，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三个区域，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作用的方向是不相同的。其中，对于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会增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而对于兰白西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规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这不同于孙洋（2009）针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地区所做的实证结论。
考虑“城市集中度的平方”的系数为正，说明存在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使得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此时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为：
（18）
将样本数据代入（18）式，可以得到使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集中度，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兰白西城市群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要大于成渝、关中城市群，为使区域收入差距最小化，成渝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关中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兰白西城市群应增大城市集中度。
结论
本文针对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通过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可知，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低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空间无效率，交通通达性低等问题，集聚多为空间人为集聚，因此西部地区应提高集聚效率。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目前就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城市集中度相对过高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这说明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城市已经相对集中的西部地区，人为提高其集中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甚至负面的影响。
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集中度*区域人口规模”系数为正，说明区域人口规模增大，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会增大，但这种集中度的增大是人为的，无效率的。政府应基于区域现有的人口规模，制定符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城市发展战略，更多地考虑发展产业、交通等的集聚。
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人口收入差距同向增大。从区域经济增长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增加，兰白西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减小。从缩小区域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区域人口收入差距会增大，兰白西城市群则会减小。关中城市群处于过度阶段。即如果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则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也增加，这说明政府要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把提高经济增长还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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