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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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范文第1篇
城市化经济，是指在城市化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从深层次含义来看，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经济，关键在于城市发展中经济的动态变化。新形势下，城市变化将居民原有的农村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除了这些表面变化，更多的是城市变化效率、发展质量等城市内涵的变化，与传统城市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新概念，是指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活动不断向外扩张的正向作用力。从根本上来说，金融经济力是虚拟性金融促进经济朝着高效、正向方面运行的作用力，存在于城市化经济内部。其中金融活动作为金融经济力的重要主体，其外延较为丰富，如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及机构等[1]。在实践活动中，金融经济力不仅会对经济体制产生较强的影响力，且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前者体现在市场、政府方面，后者涉及内部与外部性。城市化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力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与“市”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别。
二、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产生的作用
金融经济力与城市化经济运行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后者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持续、健康的城市化经济运行，能够为金融经济力积极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多机会。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产生的影响
土地作为“城”中的核心，城市化经济下，土地由原来的基本形式转变为资产化土地，其创造的价值表现形式为地租。地租波动除了会受到区位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影响。因此利率成为金融经济力调节城经济运行的关键点。除此之外，金融还会从其他途径对城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2]。详细来说，一是对房地产市场中，负载“城”要素的城市土地对生产、生活等产生影响，简单来说，金融市场体系成为调节“城”需求的关键性因素；二是基于分配理论，在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下，拓展投资渠道，为个人投资创造平台；但是重视金融支持，特别是金融服务范围，为城市土地流转市场等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产生的影响
“市”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作为促进城市化经济均衡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当“市”供给大于或者小于市的需求，势必会出现不平衡现象。金融经济力通过内部、外部机制调整短期市经济运行，引导其由不平衡朝着平衡方向转变[3]。从内部机制上来看，如果城市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市”的经济运行将会由最初的市供求状态决定。
（三）金融经济力对城市产生的影响
针对城市化经济发展来说，只有“城”与“市”都处于均衡状态下，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成为城市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金融经济力作为关键性调节机制，在实践中，采取多元方式和方法，促使原有不可持续城、市非均衡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最终促进城市化经济处于平衡状态，从而为城市化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价格等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各项要素都能够实现均衡、持续性发展。简单来说，各方面利益主体对城市供求及需求行为能够达到制衡状态[4]。可见，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支持，且能够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为和谐城市构建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发挥调节作用的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经济发展存在短缺、过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经济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亟待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调动地租调节能力
城市地租是金融经济力调节城市化经济的重要途径，其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经济由非均衡性朝着均衡性方向发展。因此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应重视城市地租的积极作用。在实践中，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加优势的条件，建设城市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上入手，完善土地市场自由流转机制，采取多元投资品种、工具，以此来适应城市化经济运行趋势。另外，还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如针对二者中任何一方均衡、而另一方不均衡，可以对资本市场交易顺畅存储进行投资，提高现有资金利用率，对城市地租机会成本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5]。或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服务都能够发行差异化市政债券，以此来调节城市土地价格。
除了对地租的调节，还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级差地租调节能力，促使其能够适应不同区位之间、不同土地经济效益地租管理。宏观级差地租调节是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城市化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
（二）创建包容性金融体系
金融经济力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到包容性成长的过程。其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在城市化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经济力调节能力建立在金融发展等基础之上[6]。因此在实践中，应顺势而为，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构建并培育包容性金融体系，促使其能够发挥动力机制，促使金融体系能够由原有单一服务朝着普惠型服务方向发展，促使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为广泛的范围，真正意义上实现金融体系全面、包容目标。
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在普惠、共享基础之上，能够实现对弱势融资群体的关注力度，为其环节资金压力，接受来自正规金融体系的帮助和扶持，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7]。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加强对金融发展分配效率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激活金融经济力潜能，以便满足城市化本质需求。可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非常必要，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运行。
（三）发挥传导功能
城市化经济范文第2篇
一、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一)适当降低中国对外依存度的要求。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今年2月我国出口创下自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顺差环比骤降87.62%。最严重的是在次贷危机冲击下，如果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推迟调整经济结构，重新走上依靠出口保住短期经济增长的老路，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增长则令人担忧。
1.在全球经济急剧减速、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的背景下，通过贬值与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刺激中国出口的做法可能既是低效的，又是得不偿失的。（1）出口量是国内所不能控制的外生变量。美国、欧元区与日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下集体陷入衰退，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依赖这几个经济体，因而中国政府重新上调出口退税率、央行入市干预外汇市场，都难以维持出口的增长。而且金融危机也已经显著冲击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而会使中国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2）在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通过人民币恶性贬值来刺激出口，势必影响到中国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会引发进口国的贸易制裁，其结果将会得不偿失。
2.从更深层面来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变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时候。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长达30年，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压低土地、资源、劳动力等代价维持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通过人民币贬值、提高两高一低企业出口退税率等方式来保持出口额，这种做法即使在短期内凑效，但从长远来看，则意味着在人为扭曲的价格体系下进一步错误地配置资源，由此搁置中国调整经济的内外结构性失衡，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比例的要求。中国通过出口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但在金融危机之下，这些由中国宝贵资源、环境与劳动力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可能旦夕大幅缩水，而不能用来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准。2006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33%（加上政府消费占14%，总消费占GDP的47%），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平均为62%，美国更高达71%；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5%，总储蓄率达GDP的54%，上述两项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1]
1.中国投资率明显偏高。1978年—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历史上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国家的投资率平均在20%—35%之间，[2]而中国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增加到2007年的42.1%，平均投资率约为40%，明显偏高。去年众多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产品积压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投资率过高造成的成本上涨使企业生产难以为继。200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下滑，次贷危机只是导火线，即使出口没有遭受重挫，由于投资率过高而引起企业存货过多且生产成本偏高等不良症状，也表明了中国经济结构必须适时加以调整。
2.结构合理的消费不仅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是我国发展经济的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目前我国仍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方面，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7年的49%，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另一方面，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看，据2008年11月新浪网所作的一项家庭消费网络调查显示，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可见，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引起居民预防性动机过高，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过低的消费支出显然制约了内需的扩大，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不相符，同时给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造成较大的难度。
（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要求。在我国三农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一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还相对落后。有资料显示，日本农民家庭收入是工人的1.3倍，而中国农民却不到工人收入的1/3；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这种状况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在转型为扩大内需时，必须结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现实要求。
1.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都亟待提高。尽管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随着收入不断增加而增强，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是相对落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224元，比1978年增加了3000多元，年均增长12.1%。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不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都偏低，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之中。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7:1扩大到2007年的3.1:1，也就是说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村居民的消费。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来看，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农村居民住房问题尚待解决：我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表明，自1978年以来3000多万农村住户没有建过新住房，2000多万农村住户住在茅草房和土坯房中。（2）农村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相对城镇居民偏低：200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数量仅为城镇居民的68.5%；洗衣机、移动电话拥有量均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3）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例偏低：1978年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为12.7%,而到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3]
2.提高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切入点。与1978年相比，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1.2%。但是从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占全国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来看，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之中，即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这个数据表明，目前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对最终消费的贡献只有1/4，因而扩大内需应该先从撬动农村消费市场入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促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二、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额下降对中国目前经济负面影响很大。中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已经30年，出口成为中国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约为40%，出口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因而一旦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那么会导致中国GDP增速显著下降，这使得中国政府不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来稳定出口额。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出口增长大幅下降，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很显然增量部分也只能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替代。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相当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约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1983年—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从56.5%下降到36.7%，而同期资本所得占比从43.5%上升到63.3%。可见，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比例的倒挂直接对居民消费造成障碍，这使得扩大内需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能力。此外，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过低的消费支出显然制约了内需的扩大。
（三）出口加工企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出口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年冬季珠三角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下岗失业。在我国加工装配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仅次于农业，前者所吸收的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低。加工企业如果大面积地亏损倒闭，直接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失业，从而使原本存在压力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种局面使中国政府在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时，不得不留有余地，重新调高三千多种出口产品的退税率。
（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还是困难重重。农村消费市场确实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住房、耐用消费品市场、衣着消费市场等。这些消费品在城市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因而目前中国扩大消费需求，农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如何将农村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显然存在许多限制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农村住户分户资料测算，2007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为7794元，已实现的购买力人均为4202元，结余购买力人均3592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是越来越大。受上述出口加工企业不景气影响，以及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农民收入增加难度更大，从而扩大消费将成为一纸空谈。另外，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低，2007年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全国乡村人口的7.1%。此外还有诸如农民贷款难等问题，这些都直接抑制了农民的即期消费，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升。
（五）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不利于经济发展，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城市化过程是城镇基础设施向周边农村延伸、覆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农村集体与个人土地纳入城市的整体规划使用，农民从个体独立的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而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行列中参加劳动获得收入，它是一个国家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9%,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滞后，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低10到15个百分点。参照相关指标我国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相对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不利于国内有效需求与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三、对目前中国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原因，实现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应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亟需以城市化为龙头，辅之以其它措施切实扩大国内需求，从而确保中国经济长期良性发展。
（一）优先城市化发展步伐。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因素，而城市化有利于促进这些因素的形成。城市化进程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转非，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该进程能够发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龙头作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将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阳立高、廖进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市化经济拉动作用高于工业化，特别是明显高于农业产业化。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低于工业化水平与非农业化水平。“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发生巨大的变化。”[4]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三农问题仍然突出，但是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不可能由占比例小的城市居民补贴农村居民，而城市化正好顺利解决了农转非问题，有利于农民收入与生活质量的的提高，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二）全方位解决就业问题。目前中国80%的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特性及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针对性地采用贷款贴息、提供融资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适时引导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使在保障就业的同时增强国内消费能力。各级政府需努力增加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的公益性岗位数量，想方设法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前往农村以及中西部缺乏人才的地区参加建设，在解决就业的同时促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培训机制，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为初次就业者、农民工等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为劳动力适应企业生产、服务需用要铺平道路。
城市化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城市化;经济因素;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76-02
一、相关研究背景与本文视角
当今世界,发展经济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而经济的发展又和城市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这些年来,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城市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大都市区、城市群以及城市连绵带。这种城市形态带动了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活动的加强,并逐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本文通过研究反映城市经济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城市化率来研究城市群的发展。
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繁荣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从而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发现,工业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形成的“推力”效应(Todaro,1969)影响和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可以看做是“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源源不断的转移为结果”的一个过程。钱―赛模式表明,随着工业化逐渐向高层次阶段演进,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渐分散而减弱(周叔莲,郭克莎,2002)。但是,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在我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和农村自发的工业化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赵新平,周一星,2002)。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仇保兴,2003)。第三产业的产业特征对聚集有内在的要求。而城市具有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特征,适合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健英,2002)。空间经济学创始人藤田和克鲁格曼等学者指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化过程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Fujita,Thisse,1966;Fujita,Krugman,1999)。
在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因此,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将结合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城市化的历史实践,利用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原城市圈的城市化动因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区域、指标选取和样本说明
本文选择中原城市圈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九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主要是因为中原城市群具有如下特点:中等的总体经济水平、卫星城市较好的发展,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我国总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统计指标的选取上,在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中,我们选用综合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在反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的指标中,我们选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或称为第三产业发展度指标;在构建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时,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而市场完善程度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对城市化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情况下,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一般依赖于政府行政规划和财政投入,因而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结果。因此,我们还设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标来综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
关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范围如下:选取的样本城市为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源河和济源九个城市。样本数据如文中没有特别说明,则取自1995―2007年18年间的城市地区总人口、市区总人口、城市地区GDP、城市地区第二产业GDP、城市地区第三产业GDP、城市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地区预算内财政支出等逐年数据。上述指标则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影响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变化的因素分析
中原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如前文所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度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河南省传统上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外资数量少,故对中原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相对不重要。下面我们对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进行定量分析来确定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大小,并同时对上述结论作出验证。
我们利用1995―2007年各年《河南统计年鉴》和《河南城市统计年鉴》中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排列为面板数据,利用Eviews软件采用OLS做了计量模拟,U表示城市化率,I表示工业化率,T表示第三产业发展度,M表示市场支持度,P表示政策支持度,设定回归方程为:
U=C(0)+C(1)I+C(2)T+C(3)M+C(4)P
回归结果如下:
U=-0.3576+0.3447I+1.0524T+0.0017M+0.3719P
-9.15726.307915.52324.5027 1.1634
R2=0.7975F=80.7591
此时观察t值知道,政策支持度P并不显著,则我们采用逐步回归法,去掉变量P然后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U=-0.3427+0.3493×I+0.0016×M+1.0814×T
-9.2689 6.39354.341417.1155
R2=0.7942F=106.7729
从上式可知,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显著,可决系数为0.7932,说明这几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城市化率的变化。
该式的经济含义为:在1995―2007年间,如果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工业化率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0.349%;第三产业开放度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1.0814%;市场开放度每增加1%,城市化率增加0.0016%。
依据该回归结果,我们可得到三个重要结论:
结论1:第三产业发展度成为城市化率的最主要动因且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工业化率对城市化率的贡献则在下降。
结论2:政策支持度不再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增强和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所以,市场主体发挥不断重要的作用,而政策支持的作用相对就小了很多,以至不再成为城市化的动因。
结论3: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发展度、市场开放度对城市化率的解释力度加强。可决系数由3.1.1模型中的0.63增加至3.1.2模型中的0.8。此变化进一步表明这些市场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增大,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则在快速下降,这也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完善。
四、结语
城市化经济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0年公布的相关数据，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达到46.6%，预计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55%，而这一数字在1997年时仅为30%。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旧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无论是城市化的规模、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就业构成，还是城市化的质量和城市的功能作用，都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与同期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而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将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30年，我国一直实行劳动者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导致目前经济中存在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城市化水平偏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政策确实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第一，由于农村工业利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劳动成本与城市相比要低得多，使我国经济发展在初期阶段的资本积累得以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化问题，从而消除了一些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我国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初期实行农村工业化，具有一种选择的必然性。
不过，当我国经济发展到如今的水平，城市化水平过低不但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其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
首先，延缓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造，形成城乡消费断层，妨碍国内需求的有效扩展和升级。已有的研究显示，如果城市化能够与工业化同步快速增长，目前耐用消费品生产“过剩”的局面就不会出现，许多产业至少还有20多年的增长前景。199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由于对消费品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拉动，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可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时至今日，经过我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一城市化与GDP变动比率应有所提升。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消费市场容量的规模，影响投资规模的增长，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就业结构非均衡发展，削弱了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第三产业要求服务对象相对集中，它在人口居住分散的乡村地区的发展余地有限，而且成本相对较高。由于城市化进程缓慢，直接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反过来又削弱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
再次，制约农业的发展。城市发展缓慢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导致经常出现“地少人多”的低效农业生产，阻碍了农业劳动方式的革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最后，影响农村工业的素质提高和持续增长。分散的农村工业享受不到城市地区的聚集效应，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率、使用率低，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低，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出来，导致对第三产业的拉动力不足，存在着规模和运输的不经济。除此之外，农村工业在吸收新技术、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等方面处于天然的不利地位。在这些情况下，农村工业要提高其自身素质和技术含量，比城市工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在工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影响其持续增长的能力。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低水平的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这并不能抹杀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存在的贡献作用。当城市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与社会实际相适宜的水平时，其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由于城市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谓功不可没。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223.85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3.1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和不断加深，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带动了其消费水平的升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每个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将大幅提升到之前的3倍，粗略的算下来，城市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这对于扩大内需，激发国内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时期，从依靠投资需求转变为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形成巨大的新的投资热潮，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一方面，以城市化为契机，通过实行积极的开放政策，鼓励跨国企业、农村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可以迅速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及兴奋点，从而全面扩大就业需求，带动我国就业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化步伐，也需要逐步扩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此时，企业、家庭和政府三方面力量，以城市化为契机和纽带，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也能够形成强大的投资热潮，进而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再次，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长和完善。而这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的根本保证。现代城市是市场经济的坚固堡垒，城市化过程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的过程。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市场，有城市就必定有与其相匹配的市场，城市发展到何种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何种程度。市场经济机制在城市站稳后，才开始向其他地区进军。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发展，需要依靠城市化过程的不断积累而推进；没有城市化进程为市场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没有城市化或城市化不足的市场，其经济体制就只能是欠发达和低级的市场经济。
最后，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布局，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带领过敏经济长期、稳健、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证明，较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能够不断吸引农村人进入城市，促进土地的相对集中，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增加农户的生产能力，更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使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较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使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紧密结合起来，改变我国工业结构畸形、布局混乱的现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也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逐渐壮大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较高的城市化进程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落后的面貌，使国民经济走出结构层次低，布局散、乱、差，增长粗放化，整体素质差的误区；还能缓解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和压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虽然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是无法回避且需要我们正视的。
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伴随着高度的工业化水平，我国工业经历了几十年的辉煌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不过这背后所隐藏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日积月累，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今后，能否正确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我国未来几十年经济能否保持现在的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一味地强调城市发展，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将我们这一代人所产生的污染成本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势必会严重削弱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在我国一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还出现了交通严重拥堵、失业率居高不下、群体性社会事件频发、贫困、养老、内城衰落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副产品。这些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增加了社会成员的经济成本，降低了经济在城市中的运行效率。它在困扰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
城市化经济范文第5篇
2015年凤凰财经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接受凤凰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国际惯例来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逆城市化”，比如大量的北京人一到周末就涌向周边农村，周日晚上再回去。“逆城市化”会给农村补充一些劳动要素、生产要素，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城市人返璞归真、寻求自然、享受生活的一种必然选择。从社会现状来看，目前各类城市交通拥堵、雾霾涌现、食材低劣、运动场地短缺、物质欲望过重的冲击等等促使人们更加渴望真情与怀念曾经的乡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大小城市人们的综合生活成本普遍高于农村，比如连续多年的高房价。相反的是，农村大量出现的闲置房屋却在不停地“呼唤主人回家”；从健康养生角度来看，原汁原味原生态的食材、蓝天绿水清新的天然氧吧、凉风习习吹拂的自然惬意感受、无尾气无噪音的休闲空间等，无不让中老年群体乃至青年群体心生渴望。凡此种种，给足了“逆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涵养沃土。
眼光决定未来，需求决定出路。在“三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三性”（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双重叠加的严峻经济形势下，面对确保“十三五”顺利开局的当前，既需要科学有序地推进各地新型城镇化的前进步伐，又需要摆脱房地产畸形发展形成的经济泡沫，还需要正视“逆城市化”现象带来的经济战略思考，更需要以政治思维谋划契合“逆城市化”现象引发的经济深层次转型发展与融合。就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而言，不可小视人们在郊区大量买房、城里人去农村办农家乐、社会资本到山区兴办各种旅游项目、各类城市群体下乡从事种养殖业等经济新兴体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旦国家在宏观规划上重视、在项目实施上给力、在财经政策上扶持、在经济金融上助力、在投融资体制上支持，将会给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不竭动能的新样本，将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带来强大的新生力。
回头来看，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规划总体思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改革、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扶贫等十大宏观方面分析，还是从城乡发展、社会文化、人民生活以及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等微观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透视，都强调了经济发展需要回归绿色生态环保这一主题。笔者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印证了今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事实上，人口占比可达三分之二的中青群体及年轻人群体，大都有渴望在城市里发展、在广袤的农村大自然里休闲的心愿，如果把牢“逆城市化”引发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真谛，开辟出无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喜欢的农村消费新环境，那么以消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可以预言，倘若从国家层面形成发展“逆城市化”经济的共识，着力提高“逆城市化”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从源头打通城市和农村经济相互融通的“大动脉”，让人们自由舒畅地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快捷、高效、安全运行的城市农村经济综合体，不仅城镇化发展道路会走得更顺，而且“逆城市化”发展路子亦会走得更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