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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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　网络资源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分类号]C1　G203

1、引　言

作为一种学术信息共享的理念和机制，一种网络环境下加快信息流转、提高信息使用价值的信息组织与管理方式，数字资源开放存取首先在科学研究领域兴起，而后蔓延到信息存取的各个领域。它超越了传统的出版载体，利用互联网整合全人类的科学知识与文化财富，为所有的研究者和网络使用者提供一个开放的信息和知识与存取环境。它在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降低了传播成本，促进了科学信息的即时传播和广泛交流，提升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为长期保存科学信息和知识提供了平台。开放存取日益成为信息组织与管理的一种新趋势和研究热点。

截至2009年1月31日，DOAJ。收录的开放存取期刊上升至3 849种，可开放存取的论文达253 28l篇，涉及学科29个，另有自然科学综合与社会科学综合各1个，共计31个。与1年前相比，DOAJ收录的开放存取期刊增长了20.6％，可开放存取的论文增长了46.3％，学科数更是增长了93.8％。数据开放存取势不可挡。但是，根据陈红勤等(2008)对2003－2007年我国开放存取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占总量5.1％的学科领域OA的应用研究，以及占总量7.1％的OA的其他研究，尚未发现社会科学领域有关OA的专门研究。可见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存取的研究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①。本文通过数据调查，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进行比较，以探索两大科学文化领域开放存取的认知差异。

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比较指标

2.1　数据来源

自然科学领域的数据来自李麟(2005年)、王应宽(2006年)等对中国科技界开放存取意愿的问卷调查。社会科学领域尚无专门的对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调查的数据，但是，楼培敏等2006年所作的“社会科学网络资源应用评价与意向”问卷调查涉及了相关问题。为叙述明了，本文把这3个调查依次编号为“DCl”“DC2”和“DC3”，如表1所示：

2.2　比较方法

虽然作为比较的数据来自不同的调查，使用不同的问卷，所提的问题并不一一对应，但是就信息组织和管理角度来看，开放存取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的信息和知识获取与存放形式，无疑也是一种资源共享模式。本文采用归纳法将其相关问题归纳为5个指标。

这种把不同问卷的问题转化为相关的比较指标的过程，类似于社会调查统计中把开放式问题在计算机处理中视为对多项选择题的编码，在社会学研究中有成功的先例。不同角度的提问或开放问题与多项选择题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调查时问卷已经设计了的，前者则是在调查完成后加以归纳。因此，两者虽有方法论含义的差异，但是在统计方法的使用上并无差异。因此，就方法论而言，这样也使DC1、DE2和DC3具有可比性。

2.3　指标设定

表1是3个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数据显示，3个调查的调查年份非常接近，但是样本的覆盖面有较大差异。DCl只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实施，无疑，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和重要的研究机构，集中了自然科学多学科的研究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DC2在全国除台港澳和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开展，覆盖的地域广且样本量大。DC3样本分布于13个省市自治区，研究机构占相当比重。表2是样本分布和构成。数据显示，3个样本的职称、学历的比例相近；虽然性别、年龄构成有差异，但基本符合取样单位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科研人员的性别、年龄构成。3个调查具有可比性。

2.3.1　网络资源使用率　“网络资源使用率”是指科学研究中网络资源的使用占使用资料总量的比重。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以各种资料为基础，既包括已有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实证数据资料。在已有文献资料中又可以分为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即灰色文献)，就文献载体而言又有网络资源和印刷资源之分。开放存取以互联网为载体，无疑是一种网络资源。科学研究中网络资源的使用是推进开放存取的基本前提，它既是衡量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既有的资源应用模式的状态，也是衡量潜在的资源应用模式状态的指标。

2.3.2　知识共享认同度　“知识共享认同度”是指文献资料和实证资料经过加工、处理，转化成有观点成系统并有署名归属的知识，对知识共享的赞成或不赞成的认同程度。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知识作为私有财产，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购买才能存取从而被应用。当然，购买的价格遵循经济学理论的边际效应。随着文明的进步、知识的深化和人类求索视野的扩展，知识在其生成、传播和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中越来越多地凝聚了广泛的智力劳动，知识正逐步演化为人类共有的公有智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进步速度的加快，其对知识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人类对知识共享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互联网提供了共享的平台。“知识共享”是一场冲击知识私有的伟大革命，它不仅是指对他人知识成果的索取，也包括把自己的知识产品贡献出来为他人共享。“知识共享认同度”是测量开放存取实现的可能性的指标。

2.3.3　开放存取参与率　“开放存取参与率”是指科研人员参与开放存取的程度，即科研人员在其整个获取科研资料、发表科研成果的过程中运用开放存取所占的比重。对“开放存取参与率”的定向细分可分为科研人员从中获取资料的“开放获取”和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存放的“开放存放”；对“开放存取参与率”的定量细分可分为持续参与和偶尔参与。“开放存取参与率”是测量科研人员对开放存取的实际参与及意愿的指标。

2.3.4　开放存取载体使用意向　“开放存取载体使用意向”是指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的平台和载体，即对实现开放存取的外部条件和物理支撑的认同和期望。开放存取载体不仅仅指迄今普遍认可的开放存取期刊、预印本等，还包括各种创新性的形式。虽然开放存取期刊以及自存档是《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提出并被普遍认同的两大开放存取模式，但是《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同时又指出：“对前述两个手段认可的同时，我们也鼓励从现有的机制转换为开放存取的其他方法。各地都应有弹性、实验、顺应的方法，才能快速、稳固及长久地迈向开放存取”。“开放存取载体”应该包括所有能够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存取的

载体模式。当然，在线数据库是“开放存取”理想的物理支撑。“开放存取载体模式”是测量“开放存取载体”的多样性、开放存取的易获得性和获得的便捷性的指标。

2.3.5　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　“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是指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组织管理体制、组织管理规则、开放存取成本等开放存取运作模式的认同和期望。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又一个创新运动，开放存取秉承了互联网“自主、自律”的运作规则，由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或协会发起，此后取得科技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在其发展中不断完善运作机制和规则，延伸出有偿存放无偿获取等多元化成本模式。“开放存取运作模式意愿”是测量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组织管理体制、组织管理规则、开放存取成本等的偏好与意愿的指标。

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开放存取意愿比较分析

3.1　网络资源使用率

学术研究中使用网上资源已成为主要趋势。DCl和DC2没有对网络资源总的使用状况做调查，DC3的调查中有过半的被访者学术资料来自网络。其中，75％以上、50％－75％、25％－50％、不足25％所使用学术资料中有自网络的被访者分别占16.7％、36.6％、32.8％和14.0％。在网络资源使用中，了解学术动态、扩大学术成果交流范围的比例最高，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具有相通性，分别占样本的60％、84％和89％。在开放存放方面，自然科学领域的比例大大高于社会科学领域，DC1和DC2分别为45％、65％，而社会科学仅占19％。不过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对网上资源的获取意愿强烈，开放获取的比例近81％。

3.2　知识共享认同度

3次调查分别设计问卷，虽然提问不同，但都可以归纳为对知识共享的认同。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对知识共享表示出很高的认同，分别占样本的60％、85％和90％，DC2中68％的被访者还明确赞同建立学科仓储。由于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某种情况下作者会匿名发表观点，因此DC3进一步询问了在知识共享中的署名问题。调查显示，支持实名注册非实名的比例最高，有49.21％的被访者支持这个模式；有31.86％的被访者表示支持实名注册实名；17.67％的被访者表示支持非实名注册及；另有1.26％的被访者作了其他选择。

3.3　开放存取参与及意愿

DC1不仅调查了已有的开放存取经历，同时也询问了被访者关于开放存取的意愿，但是其对开放存取经历的调查仅限于开放存取期刊；DC2没有询问被访者对开放存取的意愿，但是其开放存取经历不仅包括开放存取期刊，也包括运用网络平台科研成果的所有经历；DC3没有调查被访者的开放存取经历，而是询问了开放存取意愿，并进一步细分为发表和转载。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研人员都有强烈的开放存取意愿，分别占样本的61％、76％和77％／67％。但遗憾的是有开放存取经历的不足9％。

3.4　开放存取栽体使用意向

开放存取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无疑以网络为依托。但是调查显示，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都更倾向于印刷出版物，分别占DC2和DC3样本的77％和83％。选择电子出版物的比例分别为14％和17％。DC1没有询问被访者在电子出版物和印刷出版物之间更偏好哪个，而是直接询问是否赞同电子出版物。调查显示，赞成电子出版物的比例DCl最高，但也只有25％的被访者赞同电子出版物。在存放载体的选择上，只有5.6％的被访者选择了OM，大部分被访者更愿意自存储。在非OAJ的存放形式中，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的偏好依次为非OA网络期刊、机构网主页和个人主页。DC1的调查更进一步把自存储细分为预印本和后印本，而后印本自存储的偏好高于预印本；而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的偏好依次为学术网、个人主页和机构网。

3.5　开放存取运作意愿

迄今普遍认同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关于开放存取出版的百斯达原则》和首次明确地把人文科学领域纳入开放存取范围的《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知识开放存取柏林宣言》，都对开放存取的成本、著作权、学术规范以及运作主体做了阐述，即开放存取是由免费存取、享有永久的著作权、严肃学术规范以及政府支持下的学术机构团体为运作主体这些元素构成。

调查显示，在运作成本上，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有较大分歧。自然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尽管也主张免费发表，但是80％的被访者接受付费发表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出版模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100％主张免费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相反，在开放获取方面，60％DC1、80％DC2自然科学领域的被访者主张无偿获取，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11％的被访者认同无偿获取。

在运作主体方面，自然科学领域主张出版机构作为运作主体的比例最高，为100％DC、168％DC2；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比例最低，只有近11％的被访者这样认为。对于市场化运作，两大领域绝大多数被访者不赞同，只有13％DC1、18％DC2的被访者赞成市场化。绝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即67.2％的被访者主张由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来运作开放存取，而这个运作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学科知识库和机构知识库的呼声在两个领域都很强烈，分别有68％DCl和53％DC2的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赞成建立学科知识库或机构知识库，62％的社会科学领域被访者赞成建立社会科学综合网络。而DC2的调查显示，85.7％的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还希望把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公共产品范围以免费存取。

在开放存取中，最令被访者忧心忡忡的是其学术规范。88％的自然科学被访者对著作权保护有着更为强烈的担忧，而对研究成果被剽窃、抄袭的担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难分伯仲，分别占49％和46％。相比之下，对作品质量的担忧远低于以上两项。但是仍有超过20％的被访者担心自存放作品的质量，且自然科学领域(29％)比社会科学领域(20％)更强烈。

4、结　论

4.1　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存取实践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但这是两大领域的共同心愿

与人类文明史相比，互联网的历史极其短暂。但是，追寻互联网的发展，科学研究领域却是除国防军事之外率先应用互联网的领域，亦是互联网的始作俑者。科学界，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作为人类知识的创立者，始终站立在互联网发展的潮头。网络已经成为学术资料获取的主要途径、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学术界，要求开放存取的热情日趋高涨。但是资料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有过开放存取经历的被访者不足样本的10％，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甚至没有这样的经历，社会科学开放存取实践更是落后于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差异可能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强硬的无

国界性质，而社会科学始终带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它的国际连接纽带远比自然科学脆弱。但是尽管如此，社会科学领域绝大多数被访者也同样高度认同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以及建立知识共享平台正在成为科研人员的共同心愿，从而为在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推进开放存取奠定了基础。

4.2　开放存取将引发互联网环境下科研成果传播、交流模式的革命性变革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应用使人类知识在传播空间的广度和传播时间的速度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冲击着知识传播习以为常的秩序。传统的知识传播把关者――印刷出版物的审稿制度正在被网络传播的自律原则所替代。这种自律原则无论在《布达佩斯计划》还是在《百斯达原则》、《柏林宣言》中都表述得非常清晰明了。但是，这终究是一场颠覆传统秩序的革命，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传播传统的巨大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开放存取中著作权保护、作品质量、引文注释的规范性和存取成本面临的巨大挑战。开放存取的获取者担忧，没有了审稿人，作品和知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还有没有保证?开放存取的存放者担忧，作品被引用和对知识理解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引文注释的规范性还能不能贯彻?知识发现的署名权和著作权还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担忧在自然科学领域比社会科学领域更甚。而在存取成本上，两个不同领域的被访者则存在不同见解。自然科学领域的大部分被访者能够接受付费发表免费获取的模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访者几乎只认同免费发表出版，却少有被访者认同免费获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被访者的这些不同见解受制于这两大领域传统的知识传播、成果发表和资料获取的模式。无疑，开放存取的既有模式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碰撞会比自然科学领域更激烈。

4.3　拟把由财政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公共产品范畴以推进开放存取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范文第2篇

而科研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激发科技人员的研究动机,强化动机,应用激励方法激发科技人员的行为,调动科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是一个指令性计划的行政部门,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基金委与科学家是一种松散组织关系,其发挥管理作用的方式是导向和协调;对科研的管理既有宏观层次又有微观层次。其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其激励机制不同与一般科研单位或其他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激励机制。

在营造自然科学基金的激励机制过程中要考虑一下几个因素:首先，要考虑基础研究的特点，鼓励大胆探索。基础研究目的是探索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具有探索性、基础性、前瞻性、系统性、创造性和国际性。基础研究的探索性是指其探索的领域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其成果属于原始创新，因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一般不能被精确地预见，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基础研究的系统性是指科学发展是一定基础上的发展，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艰苦的劳动。从历史上看，每次科学的重大突破都是许多科学家长期默默的工作和积累，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最后才取得的。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决定了搞基础性研究急于求成是行不通的，稳定、长期地资助基础研究，加大对原始性创新研究的支持，是我们在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中遵守的原则之一。自然科学基金委要遵照基础研究的规律，努力为科学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完善科学基金的退出机制，鼓励科学科学家大胆地自由探索，从而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从事基础性研究。但这并不是允许有些项目负责人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认真完成，敷衍了事。所以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区分正常的探索失败和不认真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种情况。对正常的探索失败，要给予正确的关注；对不认真完成的，要给予警戒。

再者，激励要有层次性。各类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运作全过程包括立项申请、评审、执行、结题验收、后期跟踪五个过程。这五个环节是环环相连的，它凝聚了五方面专家的辛勤劳动，这五方面的专家是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专家（包括依托单位的学术委员会专家）、项目负责人、通讯评审专家、会议评审专家和自然基金委工作人员。

在科学基金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五方面专家的工作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科研管理专家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申请指南、有关方针和政策组织本单位的专家申请,经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审定后报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通过科研管理专家核定有关信息,初审后提交通讯评审专家评议,待通讯评审意见汇总后组织会议评审专家进行会评;经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审批后,下发通知;在项目的执行期间,科研管理专家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有关办法,保障和监督项目的执行;项目结题后,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组织同行专家对已结题的项目进行评估验收,科研管理专家协助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做好项目的跟踪。

由此看出,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专家对本单位科研人员进行组织立项、审核、申报、执行(后期管理)、结题验收、后期跟踪等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项目负责人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执行的中心环节,他们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执行者,直接关系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否顺利的完成,关系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效能;通讯评评审专家的工作是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基础;会议评审专家是在通讯评审基础上,集体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行判断、决策;而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是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专家、项目负责人、通讯评审专家、评审组专家的之间桥梁,为他们提供服务。因此要调动五方面的专家,就要针对其工作特点建立不同的激励机制,使这个有机的整体协调发展,共同推动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

再者,激励机制要建立在科学家的心理特点上。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在于其研究成果拥有优先权和独创权,其研究成果被同行公正的评价,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在许多领域,某些方法或理论以该方法或理论第一个发现的科学家名字命名的,例如牛顿运动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等。在实际工作中,自然科学基金的激励要把重点放在注重科学家得到尊重的需要和科学家自我实现得到满足的需要上。通过对科学家的奖励,既肯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创造能力,又能激发更多的科学家从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热情,又能吸引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和青年人才从事基础研究。

再者,要正确处理好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关系。在一定的时期,虽然物质激励是提高工作积极性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忽视精神激励也是不行的,是片面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五种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是从低级到高级,阶梯式逐级上升。当低级的需要满足后,人们会产生对更高级需要。只有要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激励作用发挥得更大。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视情况而定。如对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好的专家,若其项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按一定的程序可以给予延续支持,并在我委相关媒体上给予报道;对取得突破性或显示性的成果,除我委相关媒体上给予报道外,还要在国内主要媒体上给予宣传。

再者,要完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评价体系。要对取得研究成果突出的科学家进行物质或精神激励,先决条件是公正、公平和合理地评价其研究成果。否则,对科学家群体会赞成不良的影响。目前对科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鉴定有两个可依据的办法《: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理暂行规定》。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具有基础研究的一般特性,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成果被承认的滞后性,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是比较大,因为搜集众多同行的评价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建议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信息管理系统;做好科技情报工作,搜集和跟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充分依靠专家,发挥五方面的专家作用,定期组织专家对前期结题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做好成果分析。

最后,体现公平的思想,正确把握和运用激励量。公平是指激励量的分配要体现多劳多得,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正确把握和运用激励量,就是要掌握好度和量的关系。因为公平理论的主要概念是:一个人对他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不是只看其绝对值,而是进行纵向和横向地比较,看其相对值。即每个人都把个人所得报酬与贡献的比率同他人的比率相比较,如果比较相等,则认为公平合理,感到满意;若不相等,则影响其工作积极性。所以,能否正确控制激励量的大小,关系到激励的正负作用。激励量过大或过小,不仅不能奏效,相反还起反作用。如果物质激励搞平均主义,不该多奖的多奖,不该少奖的少奖,就会使激励的效能下降;对精神激励搞平均主义,不该表扬而表扬,不该批评的而批评,反而其到相反的作用。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竞争心理,一旦意识到不公平,工作积极性会随之下降。所以激励量公平分配,有利于促进效率地提高,相反,效率下降。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范文第3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单位：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陕西理工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陕西省汉中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3-2944

国内刊号：61-1444/N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原名《陕西工学院学报》，是由陕西理工学院主办的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85年，季刊。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范文第4篇

1．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地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当前我国对于高校教师的考核测评，主要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发表和出版的刊物级别为主要依据，高校往往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与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的立项等相结合，这种过度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不能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反而易导致学术之间的无序竞争，这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对定量性的评价进行批判时，应更多地思考在适当降低量化考核的标准的同时，如何建立以质量为主要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奖励那些确实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此来推动学术环境的创新，推进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发展。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求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研究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来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愈来愈明显，这就导致了其最终的成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结果，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许多无法量化的评价指标，因此，定量的评价标准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跨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这就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建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3．全方位的人文社科评价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全方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的是对学科的评价、中观层面指的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微观层面指的对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多指微观层面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关系到人员评价、项目评价、学术成果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选择都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否则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可供借鉴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些不同特点，如较强的主观性、滞后的效益、价值的间接性、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某些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等，应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更为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起步较人文科学较早，形成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说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为之借鉴。

二、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要素分析

系统是指“部分构成整体”，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也是多方面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评价系统的要素构成，主要有“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指的是科学的评价系统是由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除此以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要素，如评价目的和评价结果。“四要素”理论是指科学评价的系统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参照和评价目标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来看，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六要素”理论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六个要素中，评价目的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首要要素，因为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它制约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所有的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的准则，换言之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标准或评价的指标，这关系到整个评价系统的性质。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保证评价活动本身的公正、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就形成了评价的规程，即就是评价的制度。评价主体通常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也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能够参加评价活动的人或机构。它可以是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媒体、社会机构等，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即同行评议。

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可以是学者、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学术媒体等。只有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才能确定评价对象；只有确定了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才能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目的指的是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评价目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甚至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评价专家、确定不同的评价程序。评价的目的连接着评价的客体和评价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要素。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有人参与的，这样就包含了与人有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定量评价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无法量化的指标，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的是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也就是说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的标准。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对于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则构成了评价的指标，例如，引文量、获奖数量等。而定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按其是否符合创新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来设定。评价制度是指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正常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了评价专家的遴选、评价对象申诉、评价结果公示、反馈意见、评价结果共享等。评价制度的保障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良好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是一个系统，构成评价体系的多个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是构成评价体系的有机整体，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公正、客观、全面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评价，是各个评价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制度保障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学术腐败现象的频发。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失范现象泛滥、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缺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渗透等，这些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影响了评价的过程和评价结果，这些体制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1．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而科学的评价机构是构建评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他们依附于政府机关或其他实体单位，但是发挥的作用都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对学术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未能进行科学地、有效地认证和鉴定，设立独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它可以对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委托的一些其他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证评价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构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2．健全完善同行评议制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模糊性、描述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自然科学成果一样通过科学实验和反复、精确的数学计算加以验证，也不能用指标和数据进行简单测定，因此，由从事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来判定研究成果的价值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评价方法，即就是同行评议法。同行评议法是一种定性评价方法，其特点是操作较为简单，评价结果易于被使用。由于充分发挥了同行专家的经验知识、调查分析能力，从而避免了这种评价方法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然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中使用同行评议法仍然会存在一些随机因素，如评价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同行专家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等，这些使得评价的结果常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各种新兴、综合、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对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影响成果价值的标准既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同时还需考虑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同时，同行评议制度还应实行专家回避原则，其重点是对同行专家的有效制约，从而可避免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使评审结果公开、公正，接受学界的监督。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范文第5篇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