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哲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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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哲学的认识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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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论语》 ；为人；诠释；宋代 

［中图分类号］ B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4—0034—05

《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之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语成为宋代儒家“为己之学”建构的重要文本依据。《四书章句集注》引二程语进行解释：“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宪问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以这一解释为基础，朱熹特别强调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在他看来，为己与为人、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其内涵、旨趣迥异，趋向相反，学者应当于本源处细加辨析。“今学者要紧且要分别一个路头，要紧是为己为人之际。”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页。

朱熹的这一观点，对之后的儒学发展影响很大。不仅此后的朱子后学承袭这一观点，与程朱理学学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理论分歧与观点差异的陆王心学一派学者对朱熹的这一观点仍然十分赞同。如王阳明对为己、为人的理解与朱熹就是一致的：“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不然，则纷纭口耳讲说，徒足以为为人之资而已。”

王阳明：《与汪节夫书》，《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续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01页。清代的乾嘉学者在学术旨趣、治学路径方面与宋明理学家差异很大，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很多内容也大加批评，但他们对为己、为人的理解，则大体与朱熹相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以前，众多学者对为己、为人提出了自己的解说，其中在对“为人”的理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近现代学者对“为人”之学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很多学者对“为人”从贬义理解。但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说：“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惟必有为己之本，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孟子特于古人中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此皆为己，而为人之效亦见，故三子者皆得预于圣人之列。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见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第269页。考察先秦到宋代众多学者对“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探究对为人的解说在南宋渐趋统一的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宋代儒学演变的趋向，从一个侧面了解经典阐释与时代、学术思潮的关系。

一先秦汉唐时期关于

“今之学者为人”的解释

荀子对“为己”“为人”进行过阐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荀子：《荀子?劝学篇》，《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年，第7-8页。在荀子看来，“入乎耳，著乎心”的“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而“入乎耳，出乎口”的“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在这里，荀子从“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的角度理解“为人之学”。所谓“以为禽犊”，亦即将学问像“禽犊”一样作为馈赠他人的礼物，为学的目的不在于内在的自我完善，而在于取悦于人。这一理解是完全从负面理解为人之学，“为人”是贬义。

汉代以后的许多学者大体沿着荀子的方向进行。如孔安国说：“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也。”

何晏：《论语集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在这里，“为人”指的是只能空言而不能切实地践履。又如范晔说：“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

范晔：《后汉书?桓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1页。在这里，“为人”指的是为了外在的称誉而自我表现。在这些解释中，“为人”是负面的，受到否定的。

也有学者对“为人”有不同的理解。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对为人之学的理解就有了不同于荀子之处：“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对于哲学的认识范文第2篇

一、国内外关于外语学习者自我认同研究的概述

身份认同本来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关于“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广义上来说,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1]自我身份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研究引入社会建构主义视角。Lambert认为二语学习会影响学习者自我认同的转变,他提出“削减性”和“附加性”两种双语现象。“削减性”的母语与母语文化认同为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认同所取代;“附加性”在认同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不放弃原有的母语与母语文化归属。而Lantolf的研究发现二语学习是一个自我转换的过程:从第一阶段的自我丧失到第二阶段的自我恢复,学习者通过新的语言获得他人的声音,重建过去,并逐渐建立新的主体性。[2]

而我国国内的学者既关注学习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从文化和人格层面关注学习者自我认同整合性的成长。高一虹等概括出六种认同变化类型,提出对应于“削减式”和“附加式”的“生产式”双语现象。即母语和目的语的掌握、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理解相得益彰,语言学习者的认知、情感、行为能力得到总体提高。

总的来说,生产性学习模式强调了学习者通过外语学习进行自我认同建构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被认为是最优模式。这一学习模式有两大特征:一是突出了母语和母语文化的重要性;二是聚焦于人格的建构,将学习结构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批判能力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根据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纵向自我认同转化,即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更加开放的、对本群体中心主义更具反省能力的健康人格,走向人的自我实现。因此,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自信、生产性的双语人,而不是某种“复合型人才”构成中的工具技能成份。[3]

二、日语学习者文化身份建构中所存在的问题

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与他种语言、文化的对话与对抗,极有可能成为学生自身成长的一个新契机。此时,教育者若能进行积极的、批判性的教育干预,可以促成具有整合特质的生产性双语学习结果的产生。否则,可能把学习者从一种单语人变成另一种单语人,浪费了母语及其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源,不能带来人的整体成长。

1.国际环境及全球化大趋势下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

21世纪是全球化、国际化社会的时代,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接触将会越来越频繁。这种新形势给我国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多元文化的渗透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交流,也使我国的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教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和问题。

2008年,虽然中国的总体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日本的9%,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依然是一个文化制造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的配角形象。冷战后,以美、日为首的强势语言和文化,以隐蔽的形式将其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不知不觉中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在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美、日文化就一步步成了全球第一文化,引起弱势文化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台湾为例,日本殖民统治曾经在这里实行的“去中国化教育”,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造就了李登辉等亲日派,使得国学在台湾受到冷落,学生们远离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心灵日益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侵蚀。

在中国大陆,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同样困惑着人们。一边是迷恋日本流行文化和产品的“哈日风”的兴起,一边是“抵制日货”的游行所折射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现象反映出一部分日语学习者主体性的迷失,不光对日本文化,甚至对自己的母语文化缺乏起码的理解、评价能力。有的人对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津津乐道,却不知中,中国的受害者人数者有多少;搞不清尖阁诸岛是不是中国领土者有之。

2.日语教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学习者的非生产性外语学习取向

应试教育下,以单纯的语言操练为教学手段,从而忽视了对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以及与母语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讲解传授。日语专业所开的课程偏重日本文化,缺少中国文化、中日文化对比、跨文化交际等课程。学生们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接纳、表述。有不少人学了外语丢了母语,有了外国文化,就抛弃本国文化。有学者感叹:从事外语学习的“外语族”,思想贫瘠、研究能力低下,缺乏基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其主要原因也在于“外语工具论”等非生产性取向。[4]许多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的母语表达有明显向外语迁移的倾向,有时甚至出现了用日语语法结构套用的中文表达方式的怪现象。

三、外语学习者自我认同研究对日语跨文化教学的启示

1.人才培养模式从应试教育转向人文教育、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抱着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日语学习,以为只要毕业之前通过日语能力1级考试就高枕无忧,把1级考当成了一块找工作的“敲门砖”,学习心态极为功利、浮燥。经过如此“平时不烧香,考前临时抱佛脚”的突击式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做选择题而不会交际,学出来的是“聋哑”日语。不管是其专业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无法真正“达标”。

交际能力的培养本质上就是人格的培养和人性的实现。我们的日语专业,不单是职业培训机构;作为日语教育者,我们眼中不应只有语言,还应有人。除了日语之外,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外,还应该自由地来往于两种文化之间,有着独立、成熟的头脑。

2.改革考核方式及考核内容

日语专业扩招之后,每个班级的人数膨胀,生源质量有所下降,师资明显不足。期末考试题如果出得太难,可能导致很多学生挂科。许多老师考虑到这些因素,便手下留情,将考试题型客观化、单一化、简单化。于是乎,考题多见词汇、单项选择题,少见作文、翻译、问答题等主观题。对听解、读解之类被动接受能力考核多,对写作、口语等灵活、主动输出的内容考核少。影响力最大的日语能力1级考试更是清一色的选择题。这种考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生的日语学习围绕词汇、语法,以死记硬背为主;实际的口语、翻译水平低下,缺乏一定的逻辑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毕业后难以适应对外交流的工作。自2010年起,日本决定对1级考试进行改革,考题要求能够测试应试者的解决问题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而我们的专业考试改革也同样迫在眉睫,在改善教学条件、实现小班教学的前提下,笔试与考查结合,考题中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主观题必须占有一定比例。

3.加强课程建设,培养双语文化能力

《日语课程标准》清楚写明:“帮助学生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拓展国际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专业课程的设置直接决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为了提高学生的母语和文化水平,可参考某些大学的做法,强行规定日语专业的学生到人文学院选修一定学分的课程。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典诗词欣赏、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课程,列入选修的通识课程。相关的学习无疑会激发学生积累民族语言文化知识的兴趣,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充实专业课程中的文化课程,增加语言与文化、中日文化对比、中日文化交流史等课程,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善于联系,勤于对比、分析、综合的习惯,从而培养双语文化能力。

4.在学习中培养学习者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反思能力

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避免中国与日、美文化之间的交流陷入单向输入的误区,避免中国文化边缘化和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我们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培养学生用日语表述中国文化、批判性反思本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反思能力,需要改进教学模式。首先,教师的角色作用改变了。从以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堂交际活动的组织、引导、点拨和参与者。其次,教学法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教师引导学生逐步从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中高级阶段尤其适宜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这可以为四年级毕业论文的顺利开展早做准备。引导学生始终关注语言形式背后的文化差异,课堂上可通过小组讨论、布置课后笔头思考作业、撰写小论文等形式,让书本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培养学生更加开阔的多元视角和文化反思能力。

参考文献

[1]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高一虹,周燕.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

[3][4]高一虹,等.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裴娣娜.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4).

[6]边永卫.涉外文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自我认同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5).

对于哲学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抑郁症；人格；EPQ；EMBU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4.518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4-2025-01

抑郁症患者的病因及其发生、发展与人格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并存在着争议。子女患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近几年来，大学生的精神疾病发生率增加显著，各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在精神疾病的早期发现与早期干预上和临床专科医院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为了探讨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我们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和（Egma Minnen av Bardodosnauppforstran，EMBU）对其的人格和父母养育方式进行了测试。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研究对象选自武汉市武东医院大学生心理治疗中心于2012年7月――2013年1月住院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郁患者50例，且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中17 项测评总分≥18分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工具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是由伦敦大学心理系和精神病研究所所编制的有关人格维度的问卷。本研究采用龚耀先修订的人格问卷（16岁以上）该量表有88个条目，分别由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性4项因子组，评分越高代表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性越重。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odosnauppforstran，EMBU）中文版，由父亲和母亲的教养行为两部分组成，共66个条目：父亲包含6项因子，依次为F1情感温暖理解；F2惩罚严厉；F3过分干涉；F4偏爱；F5拒绝否认；F6过度保护。母亲包含5项因子，依次为M1情感温暖理解；M2过度干涉保护；M3拒绝否认；M4惩罚；M5偏爱。

1.3统计方法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一般资料50例抑郁症患者中男生21人，女生29人，平均年龄（20±2.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3±1.5）年。其中本科在读35，专科在读15人。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平均时间（15±2.5）年，有1例患者母亲过世，有5例患者父母离异。对照组来自2所大学，其中男生24人，女生26人，平均年龄（21±2.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3±1.5）年。其中本科在读38，专科在读12人。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平均时间（14±2.5）年，有1例患者母亲过世，1例患者父亲过世，有6例患者父母离异。

2.2结果

2.2.1抑郁组和正常组的T分比较结果显示抑郁组除F、K、Mf、Ms的T分与正常组相比无明显差异，其余的L、Hs、D、hy、Pd、Pa、Pt、Sc、Si均高于正常组，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3讨论

个体个性因素与抑郁症的关系很早就被人们所重视，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高成阁等[2]用美国修订的NEO个性调查表（NEO-RI-R）及人格问卷（PDQ）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在NEO-RI-R中的E（外向性）、C（严谨性）、AC（顺因性）与正常组相较有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的父母在教养方式方面表现类似，较少使用情感、温暖、理解、信任和鼓励，而采取拒绝、惩罚、严厉、干涉、过度保护等关心少而管束多的控制手段，与正常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大学生抑郁症患者人格素质特征，可以帮助临床医务人员在心理治疗中有针对性地纠正患者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方式，对于促进患者的康复，预防疾病的复发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殷大奎.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01）.

[2]张明园.二十一世纪中国精神医学的思考[J].上海精神医学，2000，（01）.

对于哲学的认识范文第4篇

【摘要】 目的 探讨伦敦塔测试(Tower of London，ToL)在识别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VCIND)中的作用。方法 MCI患者30例，VCIND患者31例，正常对照30例，由独立的神经心理评估医师进行3项测试题项的ToL测试，并进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等其他量表测定。应用操作者特征性曲线(ROC)确定ToL对区别MCI和VCIN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MCI和VCIND患者在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所需时间较年龄、教育程度相匹配正常老年人显著延长(P

【关键词】 伦敦塔测试;轻度认知障碍;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

阿尔茨海默病(AD)和血管性痴呆(VD)是临床最常见的老年期痴呆类型，对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VCIND)是AD和VD的早期阶段，也是防治的最佳时机。由于二者干预措施及预后不同，因此有效识别MCI和VCIND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通常认为，MCI患者以记忆损害为主，其他认知功能相对保留。VCIND患者执行功能损害最为突出，记忆损害相对较轻〔1〕。神经心理测试是识别MCI和VCIND的重要手段之一。伦敦塔(Tower of London，ToL)测试是公认的检测视空间和执行功能的神经心理测试〔2〕。本研究旨在讨论ToL在鉴别MCI和VCIND中的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自2008年3月至2009年5月间在本院神经科记忆障碍门诊及住院患者，均进行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及影像学检查。所有患者均排除精神药物的影响，如果已经开始了促智治疗，则要求最近一个月内只能应用胆碱酯酶抑制剂。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分为2组，MCI组30例，其中男12例，女18例，年龄59～82岁，平均(68.7±8.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6±2.5)年。所有入选病例符合MCI诊断标准〔3〕。排除其他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VCIND组31例，其中男14例，女17例，年龄61～79岁，平均(69.4±8.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7.8±2.6)年。入选病例诊断标准参照Ingles及Garrett等的VCIND诊断标准〔4，5〕并做适当修改。排除其他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另选30例来自同期健康体检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14例，女16例，年龄55～80岁，平均(64.7±7.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8±2.3)年，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系统疾病及病史，无认知障碍(MMSE≥27分)，CDR=0分。

1.2 认知测试 ToL任务由对诊断不肢情的神经心理评估医师专门进行。测验材料包括一长25 cm、宽9 cm、高2 cm的木板，木板上有3支高度分别为5 cm、9.5 cm、13.5 cm的木棒，间距为7.5 cm，以及直径4 cm的红、蓝、绿木珠各一个。被试者分别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分别记录完成任务的时间、最初计划时间(从问题呈现到开始移动木珠的潜伏期)和破坏规则的次数。必须遵守下列规则：①每一次只能移动一粒木珠;②木珠移动之前都必须插在柱子上;③不能将木珠移回原处;④必须在规定的步数内完成木珠的移动。所有被试者均进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及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测试。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数据计算均采用SPSS11.5软件完成。应用操作者特征性曲线(ROC)确定敏感度和特异度，以敏感度和特异度之和最大时的分界值为最佳分界值。

2 结 果

2.1 ToL完成时间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在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时所需时间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延长(均P

2.2 ToL计划时间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完成四步和五步ToL任务的最初计划时间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延长(P

2.3 破坏规则次数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在完成四步和五步伦敦塔任务时破坏规则次数较正常对照老年人显著增多(P均0.05)，见表3。

2.4 ToL测试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在最佳分界值，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和四步、五步ToL任务的计划时间对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四步完成时间敏感度较高，但特异度较低，见表4。表3 正常对照、MCI和VCIND三组破坏规则次数比较表4 ToL测试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3 讨 论

Shallice〔6〕在河内塔任务基础上设计的ToL任务被公认为是检测执行与计划能力的神经心理测验，该测验要求被试者在执行任务前必须计划好每一步的移动，以达到最后目标。ToL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有很多版本〔2，7〕，根据老年人认知水平，我们最终选取3项测试题项，记录完成任务的时间、最初计划时间和破坏规则的次数〔8〕。本研究结果表明ToL任务能较敏感地识别被试者是否存在认知障碍。

记忆损害是MCI的重要特征，也是预示向AD转化的重要指标〔9〕，而VCIND的神经心理学特征为执行功能损害突出，抽象思维、信息处理速度及对干扰的抑制等功能减退，但记忆能力相对保留〔10，11〕，这些特点有重要的鉴别价值。有研究显示相同痴呆严重程度的VD患者较AD患者画钟测试等反映执行功能的测试成绩更差，反映执行功能测试对VD和AD患者有肯定的鉴别作用〔12〕。本研究提示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及最初计划时间对临床MCI与VCIND的鉴别诊断有较大的辅助作用。一般而言，敏感度(>80%)和(特异度>60%)较高，假阳性率较低〔13〕的认知功能筛查就具有临床实用意义。

总之，ToL测验作为简单快捷的神经心理测试工具，可作为MCI和VCIND的筛查工具，其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及最初计划时间也可为二者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这将有助于更早识别、有效干预MCI，最终达到降低痴呆发病率的目的。但本研究仅采用了3项测试题项，更精确的ToL版本是否能提高识别的敏感度与特异度以及ToL与其他测试工具效率比较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Moorhouse P，Rockwood K.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current concepts and clinical developments〔J〕.Lancet Neurol， 2008;7(3):24655.

2 Franceschi M，Caffarra P.Visuospatial plan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a study with the Tower of London Test〔J〕. Dement Geriatr Cogn Disord， 2007;24(6):4248.

3 Petersen RC，Smith GE，Waring SC，el al.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outcome〔J〕.Arch Neurol，1999;56(6)：3038.

4 Garrett KD，Browndyke JN.The neuro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no dementia：comparisons to patients at risk f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vascular dementia〔J〕.Arch Clin Neuropsychol，2004;19(6):74557.

5 Ingles JL，Wentzel C.Neuro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incident dementia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without dementia〔J〕. Stroke，2002;33(8)：19992002.

6 Shallice T.The neuropsychology of cognitive function〔M〕.London：The Royal Society，1982：199209.

7 Norman DA，Shallice T.Consciousness and self regulation〔M〕.New York：Plenum，1986：33349.

8 Das JR，Naglieri JA，Kirby JR著.杨艳云，谭和平译.认知过程的评估智力PASS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09.

9 Traykov L，Rigaud AS.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the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J〕.Encephale，2007;33(3):3106.

10 Sachdev PS，Brodaty H，Valenzuela MJ，et al.The neuro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troke and TIA patients〔J〕. Neurology，2004;62(6)：9129.

11 Zhou A，Jia J.A screen for cognitive assessments for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2009;24(3)：13527.

对于哲学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第三篇《科学方法论》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价值论》中系统详细的阐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的思想以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独特解释，并对其理论作出了思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韩震教授在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第十一章《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对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的中地位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