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宣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宣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宣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众；认知；态度；数据分析

一、背景与方法

公众考古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热点课题。具体而言，公众考古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公众与考古的关联。在实践层面，公众参观、参与考古的活动逐步开展，各类微信平台纷纷建立，甚至诞生了不少以通俗甚至娱乐化的语言介绍考古知识的媒介。这类实践遵循一个基本预设：公众对考古的认知程度并不高，但有足够的兴趣，需要创造通俗易懂的信息，通过各类媒介――如新媒体平台、参与考古活动、讲座等，满足其兴趣，提升其对考古的关注度与认知水平。

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在18个相关概念中，大多数概念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但“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率（73%）比“自然保护区”（96.4%）和“国家森林公园”（94.9%）的认知率低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文化遗产日的认知水平也一般（68.5%），认知率最低的则是“大遗址”，只有34.7%的人听说过这个概念。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总体而言，如果将遗址认知总分的满分设为100分的话，那么众多受访者对于考古遗址的认识程度处于及格分数线周围，他们大都属于听说过考古，能够正确认识考古，听说过部分与考古相关的概念，不太了解大遗址，而且对考古遗址的判断能力一般。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普通公众对于和考古遗址相关的概念，至少从“听说”的角度而言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通过广播电视还是其他渠道，说明这些词汇在信息传播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传递。但是，对一个概念是否认知其内涵和意义则是另一个情况。许多公众仅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对考古和遗址有偏见和误解。比如有些人可能通过电影、电视的渠道听说过“大明宫”这个词，但完全不了解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内容。同时，尽管“听说”率较高，但相对其他一些概念而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日等近年来新出现的概念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其他相似的概念，说明公众接受新知识新概念尚需要一个过程。

2.影响考古认知的因素

测量哪些因素对受访者的遗址认知水平构成影响，需要运用相关分析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现象之中，相关关系不一定等于因果关系，A与B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不意味着A是B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第一，可能B是A的原因；第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元素C对A和B同时构成影响，造成了A变化B也同时发生变化，后一种情况我们称为“虚假关系”。所以，在进行相关分析时，不仅要分辨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还要判断是否其关系是一种虚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引入越多的控制变量，会让其关系越发清晰。如果A和B在第一层分析中呈显著相关，但在引入变量C之后，其相关关系消失了，便可推断其为虚假关系。

比如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单独计算个人收入和“考古认知程度”的关系，会发现其结果为显著相关（0.221）。但是，如果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前面的相关关系便消失了（0.048），而学历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0.79）。如下表显示，可以看出，学历比收入对个人考古认知程度更具决定性。

假设有若干种个人的背景因素对其考古认知程度会造成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1.生理因素（性别、年龄）

2.经济社会因素（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

3.生活兴趣因素（业余时间的活动）

我们预设一个人的经济、社会背景对其考古认知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首先引入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三个变量（模型1）；其次，个人在业余时间的兴趣也与其考古认知程度相关，增加7个兴趣变量（模型2）；最后，增加性别和年龄两个生理变量（模型3），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整个回归分析为三个层次。

分析结果如下：对“遗址认知程度”构成主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因素中的学历、文博行业，兴趣因素中的读书、旅游，以及生理因素中的性别。

1.学历越高，认知程度越高。学历每增加一个层次，认知程度增加0.6分；

2.文博行业认知程度高于非文博行业，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后，文博行业比非文博行业的认知度得分高1.3分；

3.热爱读书、旅游的受访者比不热爱这两项的受访者，认知程度高0.92分和0.58分；

4.男性认知程度高于女性，平均高出0.42分。

除此之外，无论是个人收入、年龄，还是其他业余时间的兴趣，均对其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受访者是否是文博行业从业者，对其的遗址认知程度具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相关性，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遗址的认知程度也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半旱正相关趋势，但收入水平对一个人的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影响。即：同样收入水平下的两个人，学历高者，考古认知水平高于学历低者；同样学历水平的两个人，收入高者，考古认知水平与收入低者没有差异。对于读书和旅游对遗址认知具有正面显著影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一个人的个人知识素养的塑造是正面的，因此对其认识历史遗产也具有正面效果。

如何解读上述影响因素？每个个体具有三种主要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为其带来的资源；文化资本是其获得的文化知识和资源。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是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获得首先是通过教育，其次是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参与得以提升。可以认为，一个人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是其个人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决定其认知程度的，则是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很明显，教育水平、读书、旅游三个变量构成了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内容。而其所处的行业，是否是文博行业，从某种程度起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而经济资本不具备任何相关性。

但是，当我们把文博行业、学历作为影响因素，把收入水平作为受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尽管总体上文博行业与其收入没有显著相关，但在控制了学历变量后，文博行业的收入显著低于同学历的其他行业。具体回归表格如下，当不考虑学历时，文博行业人员比非文博行业工作人员收入水平低0.19个单位（1个单位=一个学历层次） （见模型1）；而当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后，在同一学历水平上，文博行业的收入比非文博行业收入低0.44个单位（见模型2）。

另外，通过检验，文博行业变量与学历、读书、旅游均成正相关关系，即文博行业的人具有更高学历（0.27），更喜欢读书（0.14）和旅游（0.07）。

因此，通过对上述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一个人对遗址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化约为如下的关系图：

三、公众对展示阐释方式的兴趣与态度

1.对展示手段的兴趣

公众在参观文物景点时，对哪些项目感兴趣，不仅涉及考古遗址的展示与阐释，同时也关系到文物利用的相关事项。首先看受访者对展示手段的兴趣度。问卷在列出项目后，给受访者3个选择：“感兴趣”，“无所谓”，“不感兴趣”，分别赋值为2、1、0。下表列出的是全体受访者在各个项目上的兴趣得分：

得分最高的是“真文物”，其次依次是“参观/参与考古活动”、“说明牌”和“导游员解说”。这四项名列前茅，说明大部分公众参观文物景点时的主要兴趣点还是在本身与考古和文物密切相关的项目上。微缩模型、宣传片、文史讲座、数字模拟、宣传册等项目得分接近一半，而最不受欢迎的则是“身着古装拍照”和“购买纪念品”。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这四个类别分别对应着游客的四种倾向，由于其分值之间不具相关性，所以以其分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游客的背景与其兴趣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说明牌”在统计分析后，并没有被划分为任何一个类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一类。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对四类兴趣因子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包括（如无具体标注，则为正相关）：

组1：新兴技术――学历、年龄（负相关）、舞台演出、遗址认知；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将以上结果汇总在下表中，能够清晰看出各因素和兴趣因子的关系，红色表示正相关，绿色表示负相关。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二是除了喜欢观看舞台演出的受访者更可能喜欢娱乐消费类项目之外，娱乐消费类项目与学历、收入、年龄、读书、遗址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读书越多、遗址认知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会喜欢娱乐消费类的项目。或换言之，这类人参观考古遗址的目的和需求并非娱乐消费，而是其他项目。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众对遗址的看重程度存在着一个直观接触一精神感悟一休闲娱乐三个层次的差别。这也提醒着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工作者，在关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应该先对遗址本体的价值及其展示阐释的方法进行仔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本身可看的、可触摸和理解感悟的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娱乐设施和方案做的再精彩，对于潜在游客来说，也是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的。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2.对文物景点的项目兴趣从文物到周边产品依次降低。去文物景点，公众主要还是对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内容最感兴趣，对与文物本身的互动和知识兴趣浓厚，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方式接受度一般，对导游、宣传册等讲解宣传方式兴趣度一般，对最的娱乐休闲要素兴趣度最低。文博行业与非文博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认知度更高，对新兴技术和感触互动类项目兴趣度更高。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

考古宣传范文第2篇

截止2016年6月，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皇故城中轴线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目前基本完成。此次共发掘面积大约为一千八百平方米。此后，将正式开展明中都中轴线项目修复工程。届时，将会重新呈现出明代“紫禁城”面貌本来面貌，最终和北京故宫、南京故宫共同构成“两京一都”的基本格局。而此后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也将逐步发展起来。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发展在未来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更好的发展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我们需要对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策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为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发展献计献策。

一、明中都遗址简介

明中都皇城的位置在安徽省凤阳县城的西北一角。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由于对故乡凤阳极其留恋，随即便决定在凤阳修建皇宫，名为中都皇宫。不过因为此座宫殿太过于奢华，乃至于民怨沸腾，因此在修建中途被迫停止。如今，明中都那华丽辉煌的外表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一片荒废的遗址。在明中都遗址内一共包括三道城墙。其中，外城墙的周长大约为三十公里，二道城墙的周长大约为八公里，内城墙的周长大约为四公里。总体来看，明中都遗址的总面积比北京故宫大出的面积大约为十二万平方米。

二、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目前，经审批，凤阳县政府已经开始建设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加快对遗址的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为促进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在未来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特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积极加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发展应建立在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之上。据相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将被打造成一个面积382.30公顷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该公园将以明中都皇故城及其附属建筑、明皇陵、钟鼓楼、龙兴寺等相关建筑的基础上打造。建成之后的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可以充分展示明朝文化及凤阳文化，成为文化旅游的圣地。为更好的促进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旅游发展，安徽省、滁州市及凤阳县地方政府，应积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投入到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当中。让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有效融教育、科研及旅游于一体，成为文化旅游的必去景点。

（二）对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进行重点保护

明中都遗址内尚存有很多珍贵文物，在建设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些珍贵文化进行重点保护，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诸如，明中都遗址的午门基部须弥座浮雕及城内石雕，均是我国都城中极为珍贵的石雕艺术珍品。除此之外，明中都皇城遗址的宫殿建筑与南面的鼓楼、钟楼等亦是极为珍贵的建筑文物。对这些重点文物的完好保护，可以更好的呈现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特色，亦可给更多游客带来极好的文化体验之旅。所以说，对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进行重点保护，亦是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准确定位明中都遗址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明中都黄故城遗址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及相关旅游部门必须对明中都遗址旅游的发展方向进行准确定位。明中都遗址内并无绚丽的自然景观，因此将其定位为文化旅游无疑是不二之选。虽然如此，在未来的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过程当中，也应积极做好园区的人造景观建设。在具体建设方面可以参照苏州园林及扬州园林的先进经验，从而对游客产生更多的吸引力。吸引更多游客来凤阳旅游，来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进行文化旅游。

（四）积极做好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配套建设

一个城市要想真正发展旅游，必须要在各个方面进行建设，要为旅游提供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如交通设施、酒店设施等。在此基础上，要对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进行大力宣传，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手段积极宣传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让更多人了解明中都遗址，为明中都遗址旅游树立一个良好的旅游品牌。另外，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建成之后，还要科学对门票进行定价，在保证可以获得收益的同时又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到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进行文化体验，进行文化旅游。

考古宣传范文第3篇

一、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决定成立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目标

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涉及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对目前遗存的主要建筑群进行清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海潮寺后的明代建筑群遗址，即“新王宫”，为深度发掘的重点。

三、明确职责任务，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区文广局：负责统筹调度考古发掘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强化部门工作配合；负责协调处理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区委宣传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充分体现国家、省、市对申报大遗址公园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扩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区维稳办：加强调查研究，制定维稳工作预案，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区局：协调处理好此次考古发掘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认真作好记录，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处理解决，杜绝阻工闹事和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

区林业局：协调解决因考古发掘砍伐树木的审批以及赔偿标准问题，解决好林木、林地、林权与文物本体的矛盾纠纷。

区公安分局：切实维护此次考古发掘的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考古发掘的违法行为，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区国土分局：负责承担考古发掘依法用地的审批，并落实好征用土地和临时占地的赔偿标准。

高坪镇政府：抽调专职人员配合考古队工作，负责做好考古发掘协调工作。

四、工作要求

考古宣传范文第4篇

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对有限的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如何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考古旅游资源以其神秘性、趣味性、丰富性、珍贵性等特点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仍存在开发不合理、保护不到位、旅游形式单一等不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为了充分发挥考古旅游资源的作用，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在开发和保护时存在着以下的不足：其一，开发之前的修缮、施工等方案并不充分，不合理的开发方案间接上是对考古资源的一种破坏，在考古资源的布置、保障设施的施工中都难免给文物带来影响，而如何将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我国普遍存在着开发方案论证不足的问题；其二，考古资源开发时过于从经济的角度看待问题，而较少关注考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性；其三，开发与保护的机制不到位，严重影响到参与方的保护意识的提高，尤其是考古资源的管理部门、施工修缮单位和游客的保护意识不高；其四，考古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大多只是以走马观花的形式进行，难以使参与者切身感受到考古资源的珍贵性。

三、处理好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冲突的对策建议

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必须从预防过度开发考古旅游资源、生态平衡与经济效益等方面综合考量，尤其要关注考古旅游资源的文物损坏和保护性问题。因而探索新的开发与保护的对策，减少开发与保护的冲突，对于考古资源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下为个人研究观点。

（一）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驱动机制

从社会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和考古资源保护等方面寻找平衡点，使考古旅游既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同时也是宣传民族文化与保护文物的内在驱动力。我国的考古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驱动机制的建立问题。

其一，考古资源的大众化趋势，大众化的考古趋势从近年的景观考古、新博物馆学等兴起可见其发展的趋势，其核心是推动社会与专业人士的交流，将注重考古资源的保护与人文关怀相互挂钩，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降低考古的门槛，使考古融入到大众生活当中，可以有效的推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并提升民众的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

其二，考古功能化的发展，考古虽然是传统的学科，但业内人士提出考古应该走向功能化，面向科学化和人类学化的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的交流互动，并从构建社会组织结构、世俗传统等方面进行引导，研究社会的变迁，拓展其人文关怀的功能，从社会与人群、环境与生态、行为与思想等方面着手研究，寻找其之间的契合点；

其三，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当今考古力量的不足和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难以满足需求，因而从考古旅游资源与保护着手，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考古资源向公众开放，加强公众与考古资源的交流互动，形成以开发促进保护，以保护推动开发的良性循环，实现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发展；

其四，文化的驱动，考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可以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来验证我国文化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源的开发实质上就是与公众文化之间搭设沟通的桥梁，文化在交流中能被广泛传播，因而文化对考古的开发保护具有内在的驱动力，要善于借用文化的力量来推动其发展；

其五，媒体的驱动作用，以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为例，美国媒体在进行直播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发掘过程中大量的视频、图像、图书、报纸等舆论的影响，使受众全方位接触到考古资源的魅力。我国在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力量的参与，激发了民众认知参与的热情，促进了民众考古旅游与保护的意识。

（二）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对策

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需要取得平衡，针对不同类型和重要的考古资源采取针相应的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主要包含几种措施：

其一，封闭性旅游模式，考古资源具有唯一性和珍贵性的特征，并且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因而对于一些考古资源采取封闭旅游的模式十分重要，在我国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考古相关的历史博物馆，由橱窗、密闭空间等保护，为了提升旅游者的兴趣，可以引入电子导游、多媒体展示等技术，提升旅游的感知度，并且可以在博物馆中进行场景虚拟，拓宽旅游者的视野；

其二，开放性的旅游模式，最为著名的是陕西的兵马俑，采取开放式的旅游形式，旅游者与文物之间的无障碍，提升了旅游的真实度，使旅游者真实的感受到文化、社会与人文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三，多功能的考古旅游模式，可以根据考古资源的规模大小，建立考古公园，旅游者在考古公园内可以休闲、娱乐、体验，如北京的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等形式，在旅游区开设了文化区、文物区、园林绿化区、休闲区等功能的旅游形式。

其四，考古体验旅游模式，在我国此类旅游开展的较早的有安徽尉迟寺、陕西周公庙、山东汶上分水龙王庙等考古发掘，旅游者可以在考古现场参观、模拟考古，进行实地体验，可以极大的激发旅游者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其保护的意识，但此类旅游模式受限与文物保护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产业处于萌芽状态。

考古宣传范文第5篇

文物与博物馆学考研属于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属于历史学门类；

博物馆学专业是研究涉及博物馆物品的陈列等诸多问题的专业。现代的博物馆学一般都和考古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设置在一起。博物馆是保藏并展出有关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资料或标本的一种文化机构，可以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宣传，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专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