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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圈 区域经济竞争力 因子分析 评价指标 实证研究
“3+5”城市圈是以湖南省内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为中心,15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和衡阳五个城市在内的城市聚集区。“3+5”城市圈不仅具有区位优势,而且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随着圈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投资步伐的加快,湖南“3+5”城市圈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城市圈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区域内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各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对于个区域整体的经济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湖南“3+5”城市圈内的8个城市经济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各个城市发展的差距所在,从而为决策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有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
研究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入分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形成要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得区域经济充满活力,保持持久和高效的发展。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经济竞争力内涵的研究
关于竞争力的研究最早来源于企业。1980年的欧洲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此后,国内外学者将这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研究对象从微观经济个体转向宏观经济领域。徐琼(2006)指出区域经济竞争力是对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的概括,是该区域经济实力、经济外向度、经济环境、创新因素、政府管理与科技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各种经济变量的有机组合及其动态合力的结果。
(二)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研究
王秉安(2005)构建了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和148个四级指标。徐琼(2006)构建了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地区经济实力、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因素、创新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二级指标包括26个因素。徐承红(2008)提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四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体系包括核心竞争力、辅助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二级子系统包括9个指标,三级子系统包括19个指标,四级子系统包括72个指标。
(三)特定区域的经济竞争力比较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选取特定区域分析经济竞争力,并将不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进行比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Sang-ChulPark(1999)对韩国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中心和的差别发展策略有利于韩国的政体经济增长。袁灵(2005)选取指定的评价指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2004年湖南省与中部其他9个省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关华等(2010)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11个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发现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快速发展。
目前国内关于区域的经济竞争力研究主要是预先设定好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特定的评价指标展开实证研究。这种方法存在定的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出地区的经济竞争实力。因此,为全面、真实地反映这8个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文章根据科学性、合理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反映经济实力水平的GDP总量、人均GDP等30个直接和间接性指标,建立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先做因子分析,再通过因子分析的结果寻求综合评价的因子,然后对湖南省3+5城市圈内8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3+5城市圈中的八个城市,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娄底、益阳、衡阳和常德。为全面、真实地反映这八个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本文根据科学型、合理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反映经济实力水平的GDP总量、人均GDP等30个直接和间接性指标,建立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先做因子分析,再通过因子分析的结果寻求综合评价的因子,然后对湖南省3+5城市圈内8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选自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2年湖南省各省、地级市的统计公报。
本文采用平均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在(1)式中,M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统计值;Xj为所有城市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然后对处理后的数据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KMO系数)进行检验,如果KMO值越大,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果KMO值小于0.5,则不宜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对各项指标运用SPSSl6.0进行计算,结果得到KMO值为0.75,大于0.5,说明因子可信度较强,适合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设有n个原始变量,表示为,根据因子分析的要求,这些变量标准化后,假设n个变量可由k的因子表示为线性组合,即:
(3)式为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如果利用矩阵形式则表示为:
X=AF+e
(4)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少数几个能够控制原始变量的因子选取公共因子的原则是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原始变量信息,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利用公共因子现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简化变量、降低变量维数和对原始变量再解释及命名的目的。
三、区域经济竞争力实证-分析
(
)因子总方差解释与碎石图
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前3位的公共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93.515%>75%),说明这3个公因子对原始数据的代表性很高,已经反映了原始数据的绝大多数信息。总方差解释如表1所示。
表1总方差解释
利用因子分析的碎石图也可以帮助确定最优的因子数量。图1是运用SPS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碎石图。在碎石图中,横坐标表示因子数目,纵坐标表示特征根。从图中可以看出,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很大,从第4个开始特征值很小,因子特征值连线也变得很平缓,即前3个因子对解释变量的贡献最大,所以因子分析中提取3个因子最合适。
(二)因子载荷矩阵以及公因子的提取
因子载荷是公共因子与原指标变量相关程度的表征,它的绝对值越大,两者的相关程度就越高,所代表的指标变量的解释性就越好。为了更好地解释指标变量,一般将原因子矩阵进行因子旋转。本文采取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如表2所示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公共因子1中具有较大载荷的指标有:X27、X4、X6、X26、X3、X7、X8、X28、X12、X29、X25、X30、X1、X23、X2、X22、X24、X15、X5、X11、X9、X19、X10、X21。在公共因子2中具有较大载荷矩阵的指标有:x16、x12、x13、x17。在公共因子3中具有较大载荷矩阵的指标有:X20和x18。
因子得分是某个样品对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随机向量取值的估计。借助因子加权得分系数矩阵可得湖南3+5城市圈中各个城市的公共因子得分,以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可得到每个城市的加权因子综合得分。计算方法如下:
在式(5)中,i代表湖南省3+5城市圈中各个省、地级市。其中的分别代表各个城市在3个公共因子上的竞争力指数,由各城市处理后的数据与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相乘可得。加权因子综合得分名次如表3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表3显示了2013年湖南省3+5城市圈的各个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加权公因子排名。其中,长沙的加权公因子得分居第
,为第等级,株洲、岳阳、衡阳和湘潭的加权公因子综合得分居中,属于第二等级,常德、益阳和娄底的实力相对较弱,属于第三等级。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湖南3+5圈内的8个城市经济实力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应当针对得分等级的高低采取不同的对策。
(
)湖南省城市圈中核心城市的建议
湖南省3+5城市圈中第一级别的核心城市是省会长沙,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居于首位。长沙的经济实力远超过了城市圈中的其他城市,具有较强的集聚能力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独有优势,但是,长沙在部分指标上得分较低,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人均绿地面积等。这类指标属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间接指标,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但是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长沙而言,一是要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利用独有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步扩大长沙的经济竞争力。二是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长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经济竞争力第二等级城市的建议
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株洲、岳阳、衡阳和湘潭分列在2-4位。其中株洲和湘潭是湖南3+5城市圈中第二级别的核心城市,是要最终实现以长株潭三个城市为核心带动其他五个城市的共同发展。但是从经济竞争力来看,株洲和湘潭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长沙,并且排在了岳阳和衡阳之后。
从各个指标的得分来看,株洲和湘潭在传统的优势产业上得分相对较高,在对外贸易和第三产业中的得分相对较低。因此对这两个城市而言,一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要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步扩大对外贸易,提高国际竞争力。
岳阳、衡阳与其他几个城市相比,经济实力较强,但是在反映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上的得分相对较低。因此,这两个城市是要进
步加大科教投入力度,积极引进科教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1)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含意
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可以定义为,在网络经济浪潮以及经济全世界化浪潮下,1个城市在剧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凭仗本身的比较优势,所拥有的吸引、争取、具有以及转化资源,占领以及节制市场及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的能力。
(2)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的特征
一.系统性。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是由各种因素互相作用形成的有机总体,其强弱取决于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二.开放性。网络经济下,城市是1个更为开放的系统,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阶段以及不同作用环境下也在不断扭转。三.差异性。因为各城市的市场形成、政府作用、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立异研发水平不同,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四.动态性。在经济全世界化以及信息化违景下,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发展变化,城市国际竞争力更多地出现出动态发展变化的趋势。五.相对于性。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是1个相对于的概念,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于性体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上,也能够表现在某1空间时间规模内,即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国际或者国内竞争力水平下,其城市国际竞争力也在产生变化。六.综合性。与传统经济不同,网络经济下不管是形成城市国际竞争力的环境前提,仍是影响城市竞争主体的要素会聚能力、市场辐射能力以及对于外贸易能力,都是综合的、多方面、多层次的。
(3)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一.对于外开放程度。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1个城市的对于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首要。网络经济下,国际、国内市场界线逐步隐约,经济全世界化趋势不断加强,用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来接替城市国际化,更能说明城市与外界其他城市或者区域的来往。二.立异研发水平。城市的立异研发能力1直被认为是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期,城市的立异研发能力是城市维持竞争优势以及发展潜力的首要保证。另外,钻研表明,立异研发水平的高下对于1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影响,城市的立异研发水平越高,其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也就相应较高。三.信息化水平。在网络经济时期,信息化水平在城市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所占地位日趋首要,成为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之1。它能提高城市资源配置能力,加快信息传布速度,提高城市对于外贸易水平,为现代城市带来了1次新的革命。四.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传统的区位因素不同,网络经济环境下,区位因素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逐步减弱,城市竞争中更重视生态环境的竞争,因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2、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1)变量设计———理论变量与其丈量指标
一.城市国际竞争力。该指标主要包含四个方面:GDP总量、GDP增长速度、人都可安排收入、第3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其中GDP总量是体现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最首要指标;GDP增长速度体现综合经济实力的变动趋势;人都可安排收入是从收入—分配角度考察城市国际竞争力;第3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应城市工业化水平的首要指标。二.对于外开放程度。选取实际使用外资额、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客运总量及货运总量作为衡量城市开放程度度的四个指标,体现城市与国际、国内交换程度。三.立异研发水平。选取了科技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科学支出、教育支出以及每一百万人公共藏书楼藏书数等四个指标,分别从人力资源素质、资金投入、教育设施等方面反应城市立异研发能力。四.信息化水平。主要选取电话用户数、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邮电业务量以及邮电业务量占GDP比重作为丈量指标,以便从通信装备具有率、城市信息网络使用量、通信费用支出和城市邮电业的GDP贡献率来衡量城市信息化水平。五.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主要选取3废综合应用产品产值、工业固体废料综合应用率、人均绿地面积、城镇糊口污水处理率、建城区绿化笼盖率五个丈量指标来衡量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以便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污染治理状态两方面进行钻研。
(2)数听说明———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择我国信息化以及全世界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珠江3角洲、长江3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主要包含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这一二个省市的地级市作为钻研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二0一二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着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级讲演》。二.样本数据分析因为城市国际竞争力各项丈量指标的量纲不同,不拥有可比以及可加性,因而必需对于这些数据进行无纲化。本文用统计软件SPSS一七.将从二0一二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取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对于标准化数据描写性、信度及效度进行分析。通过描写性统计分析患上出,样本的有效数为一三四,而本文彩用的样本共有一三七个,样本存在3个缺失值,本文彩用SPSS一七.中的EM估量值对于其进行填充。数据的信度主要用来反应丈量结果的1致性或者不乱性的程度,本文彩用统计软件SPSS一七.来钻研数据的内部1致性,患上出该总量表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八九四,表明此量表整体的可靠性较高。数据的效度分析是对于结构方程评价模型中的模型拟合指数进行评价,本文先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度来对于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修。
(3)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结合已经有文献,笔者认为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理论模型的基本路径假定有H一、H二、H三、H四4条,即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城市立异研发水平、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都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城市信息化水平对于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详见表一)。
3、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初始
构建 (1)度量项目有效性检修
通过分析路径系数或者载荷系数估量结果表患上出:X七(科技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对于立异研发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四,P值为.九六二;X一二(邮电业务量占GDP比重)对于信息化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九三,P值为.二七八;X一三(工业固体废料综合应用率)对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二六二,P值为.八;X一六(3废综合应用产品产值)对于信息化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九三,P值为.五八,所以4者都没有到达.五的显着性水平。Y三(GDP增长速度)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一,P值为.八二,一样没有到达显着性水平。这说明科技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与立异研发水平之间、邮电业务量占GDP比重与信息化水平之间、工业固体废料综合应用率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之间、3废综合应用产品产值与信息化水平之间、GDP增长速度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之间都无相干瓜葛。除了此以外的其他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较大,表示相干性较好。
(2)理论模型拟合效果评估
拟合度指数尽管用来考察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但其实不能作为判断理论模型是不是成立的独一根据,因而在实际钻研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参考1般模型的3种拟合指数标准,即绝对于拟合指数:χ二/df越小越好,GFI、AGFI>.九,RMR<.5,RMSEA<.8;相对拟合指数:NFI>.九,TLI>.九,CFI>.九;简约拟合指数PNFI>.五、PCFI>.五。结构方程初始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中PNFI、PCFI分别为.五一六、.五四二,大于.五,拟合优良;CFI、IFI分别为.六八七、.六九二,小于.八,拟合度不好;CMIN/DF=六.四七四,委曲可以接受。总的来看,理论模型中尽管大部份指标都到达了请求,然而部份指标只是委曲到达请求,所以理论模型的拟合度其实不是太好,有必要对于模型进行修正以使其指标到达请求。
(3)模型的修正与检修
一.模型的修正上述模型拟合度不好可能存在下列缘由:(一)样本数据过少。本文样本只有一三七个城市,而结构方程模型1般请求二个以上的样本。(二)有些变量之间的路径瓜葛没有在模型中很好表示出来。因而,本次样本数据选择了网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比较发达的全国规模内的地级市(少数偏僻地区除了外),共有二七四个样本,结合原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依据AMOS一七.中提供的修正指标项对于原模型修正,结果如表二。二.修正模型的检修。(一)度量项目有效性检修。从路径系数或者载荷系数估量结果进行分析,可以患上出:X三对于对于外开放程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二二四;X八对于立异研发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一五五;X一三、X一四对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一二二与.一九九。虽然4者都没有到达.五的显着性水平,然而路径系数相对于原始模型都有了必定改良。除了此以外的其他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都较大,相干性较好。(二)理论模型拟合度检修。从修正的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拟合度相干指标可以患上出,CMIN/DF=一.九七九,知足一.九,NFI=.九四八>.九,IFI=.九七四>.九,TLI=.九六六>.九,PNFI=.七三二>.五,PCF一=.七五一>.五。修正的结构方程拟合度很好,所以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到达请求,本文所提出的修正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
(4)模型诠释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通过路径系数分析可患上出: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之间路径系数等于.一九五(C.R.值为六.八一),城市立异研发水平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之间路径系数为.四四(C.R.值为八.一九一),城市立异研发水平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之间路径系数为.五一二(C.R.值为五.一六),城市信息化水平对于城市对于外开放之间路径系数为.五六七(C.R.值为一二.六六六),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之间路径系数为.五四四(C.R.值为八.六三),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之间路径系数为.四四六(C.R.值为六.五五),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检修,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干瓜葛,修正的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结构方程理论模型中所提出的6条基本路径假定都是正确的。权重分析根据是总路径系数(TotalEffects),它是直接路径系数(DirectEffects)与间接路径系数(IndirectEffects)的以及。两变量之间总路径系数越大,说明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越大。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值如表三。平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总路径系数分别为.七二六以及.六三一,信息化水平与对于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总路径系数分别为.一一与.一九五,这说明立异研发水平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两个主要因素,而信息化水平与对于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相对于较弱。在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因素中,信息化水平对于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的总路径系数是.五六七,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城市立异研发水平对于城市对于外开放程度的总路径系数是.四四六,立异研发水平对于城市外开放程度的总路径系数是.二二八,这说明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次之,立异研发水平较弱。此外,立异研发水平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总路径系数是.五一二,而信息化水平、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及对于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总路径系数都为,这说明立异研发水平是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最主要,也是独一的因素。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作用更加明显。随着制造产业能力、城市配套设施、现代服务贸易条件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合肥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吸收国内外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区位优势、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不断提升竞争力,呈现加速发展局面。
合肥市是最接近东部沿海地区和长三角的省会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由于多年来坚持引进国内外投资,合肥市已经吸收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16家、商业零售企业3家设立公司,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近40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持续快速增长,商品结构调整的态势良好。2006年全市进出口总额48.75亿美元,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国际贸易持续增长带动全市现代服务贸易业的发展和升级,增加不同层次人员的就业,增加税收,也成为促进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全面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也为周边县、区域农副产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拓宽了国际市场渠道。
合肥市是全国20个科技兴贸重点城市之一,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3亿美元,位居全国第14位。合肥制造的家电、汽车、轮胎、工程机械和其他机电、轻纺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近年来国际竞标取得较多大型建厂和工程项目,带动技术设备及成套生产线等多种地方商品出口。合肥市多元化的企业投资主体不断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原辅材料和不同种类的加工贸易产成品,促进加工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工艺流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而不断升级、优化,进出口总额趋于平衡,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调整。
近几年来市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政府部门效能建设,着力要求优化投资贸易环境,按照发展新型工业的思路,鼓励国有企业彻底改制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非均衡配置多种资源,连续出台推动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鼓励政策,得到国内外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的高度重视,一大批著名企业在合肥市新建、扩建项目,一批成功的典型案例得到广泛关注。例如,合肥市已经积聚了全国绝大部分主要家电企业的生产基地,集中了全国家电产品三分之一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日本日立建机公司最成功的挖掘机生产和出口企业,中国佳通轮胎公司最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英国联合利华在中国及亚太地区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以江淮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汽车生产出口基地,以ABB和天威保变为代表的电力变压器生产基地,以乐凯集团显示薄膜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类企业。
2006年合肥市继续强化工业立市战略,整体提升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水平,推进体制创新和“效能革命”,大力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方位对外开放,认真落实“141”城市发展空间战略,拉开滨湖大城市建设序幕,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培育城市核心竞争力,全面超额完成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合肥市将继续吸收国外和来自江、浙、沪、粤为主的沿海地区的制造类、高新技术类、现代服务贸易类的企业,适应全面对外对内开放的环境,加速与世界经济和长三角地区经济贸易的融合,推动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合肥市不断坚持深化和提高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认识,合肥海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多年前新设合肥海关之初,曾经有人提问:“合肥不靠海,为什么要设海关?”实践证明,在合肥市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得到了合肥海关和海关总署的大力支持。合肥海关自建立以来,一直关心、支持地方经济在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得到加快发展。合肥市委、市政府召开重要会议,制订相关重要决定,商谈重要项目,提出重大政策时,非常重视邀请合肥海关领导参会。
[关键词]知识管理竞争情报整合集成信息知识情报转化战略管理
[分类号]F715 TP3
1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相继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I)和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正在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和管理工具,成为现代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已成为现代组织管理者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日常管理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日益活跃。
然而,无论是在KM和CI的学术研究,还是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KM和CI的推广者和实践者,都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和困惑: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和阵营,彼此之间应如何看待对方?在组织的管理活动中,KM和CI的活动应如何协调?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呢,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是相辅相成、共存发展?
在笔者的研究和工作中,发现大部分研究KM的学者和实践者与研究cI的学者和实践者之间互不搭界、自说自话,彼此对对方的领域和工作并不太了解,也很少关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叉和交流,从而造成了这两者事实上的对立与隔离。以笔者参加中国竞争情报分会多次年会为例,很少有人探讨两者的关系及其结合问题,而KM领域的研讨会也往往如此。而现实情况则是:组织的信息管理活动涉及到多个方面和层面,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不可能只关注KM或只关注cI,需要考虑到各种信息活动及信息系统的有机整合和协同集成。只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好KM和CI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两者的作用,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而要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要从这两者的定义人手。
1.1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定义
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有近50种之多,学者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知识管理是指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为组织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是为了提高组织的适应性、生存能力、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对组织的知识资产及相关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科学。知识管理以人为中心、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以知识共享和知识交流为手段、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对于竞争情报,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包昌火研究员和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SCIP)的定义。包昌火研究员认为:竞争情报是指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产品。过程包括了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产品包括了由此形成的情报和谋略。SCIP的定义为:竞争情报是对整体竞争环境的一个全面监测过程,通过合法的手段收集和分析商业竞争中有关商业行为的优势、劣势和目的的信息。
从以上KM和CI的定义可看出,它们的确不是一回事。总体而言,CI主要解决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态势与竞争战略方面的问题,侧重于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将竞争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基本目标是为企业决策提供情报和技术;知识管理侧重于对内部知识的发掘和创造,注重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实现企业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基本目标是为企业建立知识交流的平台和方法。
1.2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异同
关于CI与KM的异同方面,很多学者已经进行过探讨。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两者在知识的收集、组织与利用等活动环节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收集:两者都注重使用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但KM主要侧重于在组织内部挖掘知识,CI则在组织的内外部来全方位地搜集信息。
・组织:KM重在编目与建档,其目标是提升检索与协作能力,促进知识共享与重复利用。而CI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竞争策略,提供决策参考和指导行动。
・使用:KM重在传播,CI重在行动。知识通过行动变为情报,行动进而影响战略决策和战略及战术行动的执行。CI通过实施和行动,提升了知识利用的水平。
通过对KM的深入考察,我们还发现:①传统的KM定义过于狭隘。智力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合作资本、竞争性知识也应成为管理的核心。②KM在知识收集、共享和存储方面做得很好,但在知识利用和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还远远不够,而这正是知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③KM侧重于对已有知识的采集,坐等知识被创造出来后才去采集和组织知识;而cI则是以任务为导向,先确定知识缺口,然后展开行动并填平缺口。④KM一般更多侧重于现有知识的挖掘和共享,不太考虑对知识资产的保护。这可能会为对手的竞争情报活动大开绿灯。
1.3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会发现,KM系统只能完成组织为谋划未来所需的一部分工作。它们捕捉、组织和传播知识,为知识创新创造条件。而cI系统则为知识转变为可供行动的情报提供了路径。它们对组织的倡议和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并能够提供情报、方案和对策。将KM和CI结合起来,则可以将知识转化为活化的情报,从而建立核心竞争优势。
因此,笔者认为,KM与cI之间,在理论研究上、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上,不应是互不相干、单独存在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相互包含、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换句话说,KM与CI不是“or”,而是"and”的关系:一方面,CI的有些东西可以加入到KM中。CI推动KM过程从被动地收集知识转变到积极的情报分析,有助于将知识及时转变成为活化的情报从而提高知识的力量;另一方面,KM为cI创造了情报源泉,让cI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情报分析而不是信息检索上。因此,两者的互补可以更好地提升组织的战略能力。
2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的整合
2.1 整合的路径与方法是问题的关键
既然KM与cI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它们就应从以往的相互对立隔离走向互动融合。将KM系统与CI实践相结合,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情报,进而指导行动,最终提升组织的战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集成和整合?如何平衡组织中KM与CI活动?KM与CI整合的路径是什么?集成和整合的策略是什么?
刚开始时,KM与CI都是在各自领域和学术团体中独自展开研究与实践,直到20世纪末才有学者将cI与KM结合起来研究。近年来,国内也有多位学
者展开探讨和讨论,并提出了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如基于KM的思想或理念构建CI工作模型/平台/系统/组织/流程;在KM中利用CI方法来提高绩效;建立知识库、知识网络、知识社区、知识地图;CI与KM系统的整合共建及流程的整合协调等。秦铁辉教授是国内对KM与CI关系论述最为深刻独到的学者之一,他较早就深入分析和探讨KM与CI的关系,还明确提出要建立CI与KM互动双赢的和谐机制,并从企业的组织架构、文化、技术系统以及沟通渠道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此外,刘丽提出了用知识价值链理论对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进行整合研究的理论构想。
这些研究工作,为KM与CI的整合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措施。但遗憾的是,虽然在理论上KM与CI应当整合集成的观点已经得到认可,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无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具体的执行者,无论是KM领域还是cI领域,如何找到两者结合的平衡点,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优点并将组织开展KM与CI的风险最小化方面,还缺乏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论指导。
2.2 一种新的整合路径
对此,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整合方法。其要点可简要概括为:以战略保护系数(SPFS)及其策略框架为基础,以“国家一行业一组织”三层分析框架为流程来确定组织的SPF值,全面评估和平衡KM和CI的风险,并据此制定相应的知识资产开发和保护政策,同时辅以影子团队作为组织机制,从而实现两者的集成和整合。
2.2.1 知识管理风险与竞争情报风险 由于组织中同时存在着知识管理风险和竞争情报风险,而且两者逆向而行(见图1),这为组织的管理者制定知识战略以及开展活动增加了难度。因此,组织在制定知识战略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两种风险,争取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使得cI和KM的整体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又能充分发挥这两者的优势和长处。
2.2.2 战略保护系数(sPF)的引入为了平衡KM风险与cI风险,本文引入战略保护系数(strategic Protec-tion Factor,SPF)的概念。SPF显示了公司整体的知识状况和风险状况以及在开发知识资产管理战略时所面临的挑战。根据KM风险和CI风险的四种组合方式,组织可以大致确定出其对应的SPF值,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知识开发和保护措施。
通过SPF,决策者可以识别他们面临的相关风险,更好地平衡内外部的协作,开展情报和反情报活动,以最优的方式来开发知识资产,从而使KM和cl的整体风险最小化。
2.2.3 SPFs分析框架那么,如何确定组织SPF的具体数值,进而明确组织在知识战略上所面临的综合风险呢?为此,可以从国家、行业和组织(企业)这三个层面来分析,每个层面里又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变量。SPF的分析框架如表2所示:
通过在“国家、行业和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KM风险与CI风险的组合关系,然后再确定出相应的SPF值,并据此制定相应的知识资产的开发和保护政策。
在分析过程中,每个组织或企业需要仔细考量自身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关键在于要找到与本企业密切相关的变量,并分析它们的可能影响。
“国家一行业一企业”的三层分析框架为企业确定SPF并进而实现KM与CI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2.2.4 KM与cI结合的组织机制――影子团队影子团队(shadow Team)是由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员组成的情报小组。他们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分析和模拟竞争对手的战略决策和竞争活动,并及时做出反应,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影子团队是实现KM与CI融合的有效机制。通过影子团队和CI系统的配合机制,可以使KM系统变得更加有效,使组织内部的知识资产和外部信息相结合,面向组织的战略决策开展分析和研究,从而将知识转化为活化的、可指导行动的情报,为组织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进而保证组织更好地利用知识资产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3 结语
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在其《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这既是指导战争的普通规律,也是情报工作的指南。笔者个人的理解:知识管理就是解决“知己”的问题,就是要发掘和管理组织自身的知识资产,练好组织的内功,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竞争情报就是解决“知彼”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外部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将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结合起来,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兵法・形篇》中还说道:“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意思是说:从前善于作战的人,总是先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来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时机。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在自己,敌人暴露其弱点造成被我战胜的时机的主动权在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为自己造成一定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不能使敌人造成一定被我战胜的时机。如果拿KM和CI的理念来分析,也就是说,KM就是使组织自身变得强大从而使组织立于不败之地的手段,而竞争情报就是发现和捕捉对手弱点、等待对手被我战胜的时机,从而为组织创造战胜敌人和对手的手段。
当前所谓的竞争,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组织内部资源的竞争,具体涉及到组织的核心资源――知识资本的独特性、知识资本的创造与组合、知识资本的开发利用,知识资本的审计与评估等等,而这些正是知识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知识管理是其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组织外部市场的竞争,具体涉及到企业战略、金融财务,价值链、市场营销、产品线、品牌培育、客户关系管理等等,而这些正是竞争情报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竞争情报是其关键所在。
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城市旅游发展历程,选取时下国内城市旅游研究两个热点主题进行探析,指出其中优点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更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并结合时展趋势,不断完善相关的研究理论。
【关键词】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城市旅游竞争力
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目前研究的方向和内容都比较丰富,本文选取我国国内较为常见的两个研究方向进行阐述,城市旅游形象设计研究及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1 城市旅游形象设计
形象策略在六十年代被欧美企业界正式应用和系统化,后为日本所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企业形象设计理论,80年代传入中国,得到应用和推崇。作为一项竞争、营销策略,它在刻划企业个性、完善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进而提升经营业绩诸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引起了各界极大关注,开始被应用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黄锐彬(1995)提出城市旅游形象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反映的是整个城市作为旅游产品的特色和综合质量等级。他还提出要立足当地旅游资源,把握城市性质,要注重形象软件与硬件建设。
林炎钊(1995)提出塑造、建设旅游形象,不仅能增加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竟争力,提高旅游经济效益,而且能促进一个城市的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对一个旅游城市的具体旅游形象进行定位分析时,要遵照如下三项原则:系统性原则、特质性原则、优势性原则。[3]同时,林炎钊也提出一些理论上的建议:1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旅游产品,完善产品质量形象;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社会形象;3完善旅游城市向旅游者提供信息咨询、租车租物及其它服务的功能,完善城市动态识别系统;4设计城市视觉识别系统。
李蕾蕾(1998)则认为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的最终表述,往往以一句主题口号加以概括。口号的设计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1内容源自文脉;2表达针对游客;3语言紧扣时代;4形式借鉴广告。她还提出“今天,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已不能单纯依赖孤立的旅游景点(区),而必须推出城市整体的旅游形象,通过旅游形象的定位、主题口号的提出、视觉形象的设计与推广等基本形象战略来全面发展城市旅游”。
赵伟兵(2001)结合产品定位理论提出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导原则:个性先行原则,文化先行原则,市场导向原则,并在这些指导原则下提出定位方法:特色定位、比附定位、反差定位、导向定位、多头定位、组合定位。
熊礼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战略的高度探索城市旅游形象的战略,尤其强调政府作为城市旅游形象战略核心主体,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为提升城市旅游形象努力。
程金龙(2011)一反一般研究视角,从旅游者感知出发,基于机理层面对城市旅游形象感知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城市旅游形象感知作为城市旅游发展中的核心沟通要素,是架设城市旅游发展和旅游者旅游体验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从整个研究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城市旅游形象设计的研究是由粗糙到细致;由零碎到系统;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交叉运用了多种学科理论。
2 城市旅游竞争力
早期关于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比较粗糙。陈兆坤(2001)简单提出三种战略选择:以发展为目标、以扩张为目的、防御性的城市旅游竞争战略。随后出现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苏伟忠,杨英宝,顾朝林采用因素分析法,即首先理清因果关系,然后选择不同的变量进行数值分析,评估影响旅游竞争业绩的因素范围和作用力大小,从而可以探讨旅游竞争业绩的内在原因与动力。丁蕾,吴小根,丁洁尝试探索拟定一套城市旅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熵技术结合运用到此定量分析中,再以江苏省南京市为研究实例,进行横纵向结合的比较分析。
张补宏,伍卓深利用增长率相乘法构建竞争力评价数学模型,并对模型的科学性进行论证;同时给出评议专家修正系数、不同增长率情况下的计算方式等模型完善方法,使该模型适用于对多个城市进行基于政府主导旅游竞争力比较分析。在这个模型中,特别强调了政府在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主导作用,这体现了政府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力量,在城市旅游建设中也起重要作用。
在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方面,定量及定性分析是公认的分析手段,但并没有具体的分析模型,而且对于不同分析模型也没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那么是否可以统一使用一个模型进行研究会得到普遍比较好的结果,这个我们无法得知。往后的研究可以针对目前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看能否找到具有普适性且效果好的模型与分析方法。
3 研究展望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产业转型,国家形象转型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加之交通越来越便利,出行更加频繁。城市旅游的市场仍将增长。城市旅游研究将面临更为复杂的背景环境,而学者们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外部环境的最新动态。往后的研究应当更关注以下几个趋势:信息化、加速的城市化、加速的全球化、国家形象建设。
【参考文献】
[1]林炎钊.旅游形象设计:我国旅游城市面临的新课题[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5, 3: 122-126.
[2]黄锐彬.如何科学设置城市旅游形象[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1995, 3: 63-66.
[3] 李蕾蕾.城市旅游形象设计探讨[J].旅游学刊,1998, 1(998): 1.
[4] 赵伟兵.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3(12): 9-12.
[5]熊礼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城市旅游形象战略探讨[J].商业时代,2007, 22:100-102.
[6]程金龙.城市旅游形象感知的机理研究[J].人文地理,2011, 3: 142-146.
[7]苏伟忠,杨英宝,顾朝林.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初探[J].旅游学刊, 2003, 18(3): 39-42.
[8]丁蕾,吴小根,丁洁.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J]. 经济地理, 2006, 26(3): 511-515.
[11]张补宏,伍卓深.基于政府主导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 6: 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