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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研评价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图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082-06
Bottlenec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bottleneck factors in pres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such as large workload,time consuming content evaluation,non-quantitative and non-formulaic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books and non-consensus of evaluation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dvanced in this paper are: to select a batch of patient and responsible peer experts,to build and make good use of a peer review expert database,to establish standard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s,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boo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dominated by peer view expert evalua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olerates non-consensus.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book evaluation
1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的现状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和传承学术的重要阵地,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研究与学术图书长期以来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学术研究水平提升了,必然会促进学术图书的产生;反之亦然,学术图书的不断面世又会从整体上带动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推动学术图书出版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但通过对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进行比较可知,尽管我国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总量在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不高几乎是被人们公认的事实。相当多的学术图书学术创新不多甚至是重复研究,学术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学术价值,读者量少甚至没有读者,被引用率很低甚至为零,学术影响力不强甚至没有学术影响,逐渐呈现出学术图书被人们漠视的趋势。为此,一些科研机构在科研绩效考核甚至职称晋升时不再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做为评定条件之一,这也许是我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的悲哀,当然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悲哀。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必须以高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为前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繁荣与否与其评价体系密切相关,没有科学、合理、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质量就很难从整体上真正提高,因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就很难得到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价值被漠视的状况,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思,为此需要反思我国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体系的问题所在,并找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社会科学;划界;认定
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在哲学界讨论已久,但是由于化解角度和划界出发点的不同所以争论一直存在。其实,社会科学的划界不限于科学与形上学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关于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时代。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把科学与形上学、宗教及其他非科学、伪科学的意识形态区分开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一、 社会科学划界的研究概述
(一)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起步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哲学的母体中被逐渐的分化了出来。本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从经济学的发展开始的。随着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已经具备了只有自然科学才具有的形式化、定量化研究的特征,其中,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1947年,萨缪尔逊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明确论证了“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实际进展”的观点。在1971年2月份,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针对社会科学从1900年到1965年的六十二项成就的研究报告,该份报告表明,“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社会科学随后的成就就主要是数学方面和统计方法方面的革新或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革新了。他们认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一书中就曾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是一九四零年后社会科学获得新成就新威望和新影响的理由之一。
(二)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发展
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再是一些观念或不可描述的词汇,社会科学的研究命题演变成了可以用经验模型和可检验公式的形式加以阐述的科学命题,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可以反复研究和论证的成熟科学。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科学的课题都要进化到可以形式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了才算是成熟科学,就像自然科学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形式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的一样。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既然允许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时存在定性解释的部分,就应当允许社会科学的个别科目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无法被量化的内容。只是这部分内容不应当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主流。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都应当建立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而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也只有在这会科学真正的成熟起来之后才有取得关键性的进展。
(三)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进步
在以普里高津为代表的耗散结构理论下,只要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无论系统是自然科学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系统,其历史发展进程就不具有可逆性。一方面说明社会科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证明不可逆转的特性并非人类社会才具有的特殊现象,具有研究价值。可见不可逆转性相对,但劳动与生产中的重复和社会科学的不可逆性本身不具有可比性。换言之,是否描述了重复现象并不是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从不可逆的研究出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键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严密的环环紧扣的理论体系。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理论体系。该学说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并在研究该规律的基础上完整的阐述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这门学说所欠缺的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研究将这个学说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像自然学说中也难以避免的因为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偏差一样,社会科学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作出全面、准确的阐述和论证并在论证的基础上预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准确的预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件单一的历史事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对历史发展的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二、 社会科学的认定
(一)社会科学研究划界的标准
当某一项研究成果需要被认定为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即需要对科学研究的属性进行社会科学的划界时),应该将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考虑。应当用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去检验该研究的包括价值事实陈述在内的事实陈述部分。具体地说,对该科学研究成果的事实陈述部分应当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该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比较研究的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相关关系等内容。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划界应当是一个严谨的、严密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不仅应当设立严格的标准,也需要严格的遵守着这一标准去划界。
(二)社会科学研究划界的检验
在肯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前提下,对有价值的需要准确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划界的检验有以下两个方法:
其一,对措施性、建议性的事实陈述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换言之,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着负责的积极的促成但是不盲目冒进的科学态度,对提出的措施的可行性、实施条件、实施背景、技术条件等等一系列与建议或者提出的措施息息相关的实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和检验。
其二,对研究的意义、重要性等略带主观色彩的评价的价值事实陈述的验证,应当根据提出意义和重要性时社会的一般价值标准去评价和检验。如果对研究的评议者仅仅是出自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去评议和检验,那么这样的检验结论是不应当也不可以作为对研究成果的最终判定结果的,而且这样的评议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也不应当影响已根据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D].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55页.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经济竞争力;黄石市;政策建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及政策研究,编号:14YJC790147;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面向产业转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创新系统的培育与治理研究,编号:15Q184。
2015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社科文献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联合推出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3》在北京。该研究报告将城市竞争分为两部分:一是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二是城市宜居、宜商和可持续竞争力,并对中国294个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和289个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开展了多个维度的评价研究,给出了城市竞争力的2014年度排名。在此,本文仅从黄石市的视角出发,着重从多角度对黄石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排名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和评析,从而为提升黄石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一、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内涵及评价指标简介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3》将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定义为“城市当前创造价值、获取经济租金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强弱就通过城市在当前一段时间内获得的竞争成果体现出来”,并指出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综合长期增长和综合经济效率,分别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如表1所示。
1、综合长期增长
主要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作为衡量综合长期增长的指标。城市GDP的增量综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动,克服了增长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可比性较差的缺陷。
2、综合经济效率
主要采用地均GDP作为衡量综合经济效率的指标。城市的地均GDP综合反映了城市单位空间上的经济租金和经济收益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反映了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
二、黄石在湖北省内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情况及比较分析
黄石作为湖北省重要工业城市和武汉城市圈的副中心城市,在湖北省及武汉城市圈的综合地位如何,以及如何强化副中心城市的地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3》只针对地级市进行排名,因此仙桃、天门、潜江三个武汉城市圈省直辖市不在排名之列。在该研究报告中,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主要包括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表2列举了湖北省12个地级市以及武汉城市圈6个地级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
从表2可见,武汉作为省会城市,2014年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12,在湖北省及武汉城市圈中遥遥领先。黄石综合竞争力在国内排名127位,在省内排名第4,仅次于武汉、襄阳和宜昌这湖北省“一主两副”城市。在武汉城市圈中排名中列第2名,仅次于武汉,与其副中心城市的地位是相称的。但应看到,黄石与武汉以及襄阳、宜昌的差距较大,且与其他城市的距离并未有效拉开,存在被省内其他同类城市赶超的较大风险。从综合竞争力的两个部分构成来看,黄石综合效率竞争力较高,在全国排名85位,除武汉外省内排名第二,反映黄石我市单位面积上经济收益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但是综合增量竞争力较低,仅在全国排名176位,在省内列入统计的12个地级市中排名第9位,在武汉城市圈内也低于武汉、黄冈和孝感,反映了黄石市经济增长速度不高,这与黄石吸引、占领、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及持续力不高是密不可分的。
三、黄石在湖北省外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情况及比较分析
1、黄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29个城市中的排名情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以武汉为中心城市,长沙、南昌为副中心城市,包括湖北的“武汉都市圈”(武汉、黄冈、黄石、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襄荆宜城市群(荆州、荆门、宜昌、襄阳、十堰、随州)、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和江西的“环鄱阳湖经济圈”(南昌、景德镇、鹰潭、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共32个城市,因本报告中缺仙桃、天门和潜江的数据,故以其他29个城市为样本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黄石市在“中三角”城市群中的综合实力居中,由于自身曾经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所以综合效率竞争力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有限,综合增量竞争力落后,后期经济发展压力较大,可持续竞争力不足。
2、黄石在长江经济带13个区域中心城市中的排名情况
依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按照综合竞争力和城市集散程度,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九江、岳阳、黄石、常州、舟山、南通、芜湖、宜昌、扬州、池州、镇江、安庆和铜陵等13个区域中心城市,结果如表4所示。
由上表可知,黄石市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中的综合实力非常弱,不管是综合增量竞争力、综合效率竞争力还是可持续竞争力,黄石都是处于倒数的位置,说明黄石今后要想借助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带动发展的难度要大的多。
四、政策建议
虽然2014年黄石在294个城市中取得了127名的好成绩,但与省内和省外的兄弟城市相比,在很多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针对研究报告中体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坚持产业强市,提升综合增量竞争力
一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绿色生态、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推动工业集聚集群发展。二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培育成为黄石市的新兴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提升计划”,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钢铁、有色、建材、能源四大传统支柱产业,提升产品档次,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向集群化方向发展、向循环式生态改造。三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集群发展,大力推进企业“退城入园”,促进项目向产业园区聚集,引导企业围绕主导产品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促进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形成以主导产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大力实施企业成长工程,研究和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加快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支持骨干龙头企业资本扩张,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
2、坚持生态立市,提升生态城市竞争力
坚持“绿色决定生死”的思维,牢固树立“生态立市”理念,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全国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和全国生态市。一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三是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与治理并重,强化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3、坚持文化荣市,提升文化城市竞争力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快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建设文化强市。一是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二是保护地域历史文化资源。提高地域历史文化保护意识,加强黄石工业遗址保护和价值研究,申报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世界文化遗产,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三是培育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积极扶持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大力培植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4、建设智慧黄石,提升信息城市竞争力
构建智慧城市信息网络体系,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城市宽带主干网络,建设以光纤、3G/LTE网络为主的传输骨干网。继续实施村村通信息工程,提高农村网络通信能力。加快新一代互联网建设,统筹规划和推进IPv6商用建设。利用“云计算”、“虚拟化”等先进技术,建立基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深化电子政务应用,构建智慧黄石政务体系。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数字城管、环境保护等涉及国计民生领域信息化为重点,推进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
5、建设创新黄石,提升知识城市竞争力
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进入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努力把黄石建设成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发展创新主体,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创业与培育工程,发展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完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和创新能力建设。健全技术创新体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二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升教育发展品质,全面普及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升特殊教育水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开发。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建立健全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开发急需紧缺人才,建立重点领域人才开发协调机制,加快重点产业、行业的人才培养与开发。创新人才机制,完善人才投入机制,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人才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 Douglas W,Larissa M:Urban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Developing Country Urban Regions:the Road Forward,2000.
[3]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 廖远涛、顾朝林、林炳耀.:新城市竞争力模型:层次分析方法[J].经济地理,2004(1).
[关键词]高校 诚信建设 总体构想
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当前诚信建设形势紧迫,任务艰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个人,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其作用都不可或缺。高校作为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在诚信建设上还缺乏总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文将对于高校在诚信建设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存在问题和总体构想谈一些看法。
一、高校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高校诚信是以高校及其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为主体的诚信。高校诚信是诚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高校的重要标志,是高校社会影响力的关键。高校诚信在构建诚信社会进程中能发挥特殊的表率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高校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高校诚信建设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诚信社会的建立、信用的构建,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赖于社会组织和个人。高校具有特殊地位,其诚信研究建议会影响政府,可以促进诚信法律法规的制定。高校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影响一个学生,往往会改变一个家庭。
2.高校诚信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高校师生的思想往往走在社会的前沿,其行为直接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当学生因为高校的诚信而感到社会公平时,就会在心目中树立起对社会的良好印象,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3.高校诚信建设有利于社会管理。如果高校诚信建设得好,有利于学生诚信意识的建立,将来踏上社会,他们将以诚待人,有利于社会诚信风气的好转。如果高校出现信任危机,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
(二)高校在诚信理论创新的探索作用
1.高校在诚信伦理和诚信法制建设上有优势。高校是新思想、新价值观的创造高地。我国诚信问题的求解,诚信理论的创新,诚信法制的建设,要靠高校的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的人才去探索和实践,所以,高校诚信建设就是自觉承担使命,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高校在诚信思想和诚信法制传播上有优势。高校是诚信思想理念的主阵地。高校的任务在于将诚信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诚信建设,有利于诚信教育的开展。
(三)高校诚信对社会诚信建设的辐射示范作用
1.高校要做守法诚信的典范。没有栋梁,社会诚信大厦难以建立起来,所以,要建成一个诚信的社会,作为社会栋梁的高校诚信建设得好,可以通过率先垂范,促进社会诚信进行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
2.高校的诚信实践对社会的其他组织有示范作用。诚信对大学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中国素质教育的程度。大学生诚信实践对社会的人员也有示范作用。通过高校广大师生员工的诚信实践,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辐射和示范作用。
二、当前高校诚信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校诚信建设理论和实践缺乏前瞻性。高校诚信建设的重点应在诚信引导和失信预防上,也就是建立一个好的诚信制度和机制,引导人们主动诚信,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目前在我国还缺乏诚信高校的总体构想,看不到具有前瞻性的失信预防。诚信高校的建立可谓任重道远,主要原因是高校诚信建设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但我们应当看到,由于高校诚信问题的大量出现,社会开始对高校的诚信不信任,对高校评价在降低,这不但影响学校的声誉和教育质量,高校对诚信建设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高校诚信建设思考缺乏系统性。高校诚信系统性建设是把高校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诚信问题,具有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性应包括高校对社会的诚信和高校所有人员的诚信,内容包括管理服务诚信、教学学术诚信、学习考试诚信等方面的规范和制度建设。可操作性就是采用具体的、能够被衡量的诚信模式来检验人们的行为,并对其行为有所记录。
第三,高校诚信建设实践缺乏整体性。就目前的情况看,高校学生诚信建设有所突破,但教师、管理人员诚信建设缺乏。单单有学生的诚信建设是不完整的,也是很难真正实现的,因为一个人是否诚信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学校的诚信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失信对学生有负面的影响,而且影响很大。当前高校诚信建设不能缺少教师、管理人员诚信建设。
第四,高校诚信建设研究缺乏指向性。从目前学界关于高校诚信建设研究现状看,问题现象研究多,而实践做法研究少。从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来看,研究现象和问题的很多,形成了泛泛的空谈,对改进高校的诚信建设实际意义有限,而很少有学者提出可操作的诚信方案,目前只有学生的诚信档案在个别高校实施。从研究来看,现在各高校的诚信方案实践的做法几乎都是针对学生诚信问题的,很少有人对实际效果进行跟踪和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一些尝试性的做法难以推广。
三、高校诚信建设的总体构想
(一)制定和完善高校诚信的法律法规
制定高层次的诚信立法,目的是强化诚信的法律义务,而不单单是道德境界,使高校诚信领域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1.国务院应当制定学术诚信研究行为的法律规范。目前立法有知识产权法,还急需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制定并公布实施的《中国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诚信研究行为规范》,适用于全国各类高校科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避免高校师生在科研的道路上自己摸索前进的尴尬。此前,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存在许多问题:一是不具有法律规范性质,只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契约,所以它对学者强制约束力远远不够。二是内容简单粗糙,规范性不强,没有程序方面的规定。三是现在的规范散乱不系统。《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只能适用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还缺少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的规范。针对科学研究的法规是:2007年12月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只有8个条款直接涉及科研诚信建设和规范科研不端行为。针对大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又另行规定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恪守学术规范、帮助学生树立学术道德,但这个行政文件不具有道德规范也不具有法律规范性质,仅仅是一个道德的号召。
2.教育部应当修订学生管理的法规。目前,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法律有: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1989年实施《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1990年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就学位评定程序来说,关于研究生管理有1995年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从目前的规定来看,学位评定诚信、学生管理诚信的内容还没有明确纳入其中,比如考试作弊、成绩造假等,教育部应将学生管理的法规进行及时修订,从而有效地遏制学生失信行为的发生。
3.制定调整高校与各服务公司关系的服务诚信法规。现在大学后勤社会化,在服务方面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不能提供优质服务上。另外,目前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靠民法调整还不够具体,比如学生权益在受到后勤服务的侵害时,学生向谁索赔,学校是否承担责任等问题还不明确。
(二)大力推进高校诚信教育
1.诚信教育要从知晓诚信规范开始。首先全校师生应人手一册诚信规范。知晓后还要做出承诺,承诺就是别人信任的开始,以此激发人们诚信的信心与动力。因为被人信任是有尊严生活的开始,过有尊严的生活,人生才有积极意义。所以高校的诚信教育要从让高校所有人员知晓诚信规范开始。
2.高校诚信教育要从教育者开始。教育者中教师的责任重大是诚信教育的重点,学生出现诚信问题,首先是老师有责任。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教师本身就不懂学术诚信规范,自己不知什么是借鉴他人成果,什么是抄袭,如何教育学生,所以最重要的是解决老师自己的诚信问题,教育者要首先接受诚信教育。
3.学生的诚信教育更不能忽视。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要注意务实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避免学术失范可以举例说明,什么是正确引用,什么是抄袭。将诚信教育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相结合,力求让大学生成为既是各个领域学术技能,同时具备诚信学术公民所必需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才有希望。
(三)建立健全高校诚信档案
在高校诚信建设中,将高校的所有人员全员参与诚信建设是取得实效的关键,诚信档案要人手一册,诚信档案的设计应在第一页显示高校师生的诚信承诺。但由于人员的岗位和职责不同,诚信的档案的设计应有所不同。高校教师的诚信重点在于学术诚信和教学诚信。管理育人重点在于招生管理、考试管理、学生管理。服务人员重点在于提供已承诺的服务。对学生缺乏诚信则重点在学术诚信和考试、评优等方面。
(四)积极建设高校诚信文化
明礼诚信、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能潜移默化影响广大师生。开展各种校园诚信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诚信育人环境,可以增强高校师生诚实守信意识,可以促进师生严谨治学,可以树立高校的良好形象。可以在每年的开学第一周定为诚信周宣传诚信,将教师、学生诚信的典范进行大力宣传,将学生诚信收到奖励和不诚信收到惩罚的故事融入大学生的各种活动中。
(五)建立和完善失信惩处机制
目前,国家在高校的诚信处理上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各高校制定的处理规定有不统一的现象。所以教育部应统一立法,实现失信的投诉举报、调查核实、监督监察、公开公示和惩戒处置的程序有法可依,特别要规定对不服的处理决定与诉诸司法救济相衔接,避免失信处理定性为行政处分,只能通过申诉等其他途径来解决,造成不能有效地保护其自身权益的问题,从而有失公开公平原则。
总之,高校诚信建设复杂艰巨,任重道远。国外的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国的高校要想建成世界有一定影响的大学,需要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努力,还必须以远见卓识和勇气魄力推进实施,才能把高校诚信建设好。
[参考文献]
[1]董娅.当代大学生诚信状态研究报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关键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教育研究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不断深入,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发展。有的学者对近20年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郑日昌、崔丽霞选择较有代表性的5种教育类杂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电视大学》、《课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从每种杂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随机抽取24篇(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检索文章2160篇。结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总结经验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教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大量进行实证研究;思辨也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缺乏事实的乱发议论是科学的大忌。另一项研究是对16种教育科学核心期刊1999年的2098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其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传统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论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论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论文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回归分析、一般函数等传统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和灰色数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至今极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还指出,计算机技术虽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计算机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输入和排版、用专用计算机软件作数据处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转贴于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5)统计过程中的时差性。例如,对于大学生在校人数的统计来说,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某一时点的数据,但是,实际的统计过程的周期很长,各所学校呈报数据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又处于不停的变动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数据并不能够真正说是某一较短时间段的数据。这也对教育科学中的许多基础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对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学术界还是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识。事实上,进行量化的困难与是否量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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