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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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死场；小说；话剧；人物形象；表演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53-01

萧红小说人物形象单一、人物关系杂乱，田沁鑫重新编排架构故事脉络，对人物关系进行大幅调整，强化了矛盾冲突，使剧情愈发凝练集中。成业形象更是做了颠覆性的变动，一改原著中他婚前婚后的悬殊表现，不再展现他作为一个欺凌压迫女性的人性恶的代表，而成为一个热情负责的正面男子汉――村里最早宣传革命的人。遭家人反对后他带着金枝私奔，这样处理强化了情感因素，同时引出他当兵的经历，创造性地赋予成业一个革命领路人的身份，从而填补了村民由被动转入抗日的剧情空白。此外，话剧删减了月英惨死、金枝进城被等情节，男性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让步于民族大义。

在麻木愚昧的生存环境中，田沁鑫弱化了王婆在男权社会中遭压迫的一面，着重塑造了她刚强英烈的英雄形象。原著中王婆虽然烈性，但她的思想性和抗争性并不明显，若说原著中王婆的形象是“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形同的尊严”[1]，那么话剧中她却成了全剧唯一有思想、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敢于鼓动赵三杀二爷，当赵三误杀小偷向二爷讨饶时她看清了丈夫骨子里的奴性，精神支柱在王婆心中坍塌了，遏制不了的愤恨和失望促使她果断服毒自尽，剧作张扬的民族大义和抗争精神得到升华。特别是金枝未婚先孕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时，只有她站出来保护女儿。在目睹了日本兵肆意屠杀村民时，她悲怆地嚎叫“死法不一样啊”，这一声哀嚎激起了群众抗日赴死的决心和勇气，同时牵引剧情步入。王婆的母性光环和她对地主、日本兵的仇恨与反抗精神，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剧作刻意选取赵三和二里半两个家庭来展现人们面对生和死的麻木与冷漠，以及人们在心灵和肉体感受上的巨大差异，展示人们过着虽生犹死的乡土生活。话剧删减了大批人物，重新搭建人物P系，把民族矛盾、阶级冲突、夫妻关系、男女冲突等矛盾集中在这两个家庭中，展现当时下层劳动者的蒙昧和懦弱。“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2]犹如剧中二里半，他热情招待日本兵“你是早来呀”；老婆被日本人后二里半无奈，只能往死了的老婆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当金枝生下女婴后，赵三摔死婴孩以泄愤，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这样成了平复两个男人内心怨恨憋屈的牺牲品，二里半由此获得内心平衡――“赵三咱俩两清了。”

话剧中自卑的二里半自说自话，与羊为伴，影射了像他这样一大批人无处诉说苦难的凄凉，他的凄凉里浸透着“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3]成业回家向他借羊，二里半面临着被剥夺唯一所有权的风险，他爆发了，把所有的愤恨都集中在“它老实你就欺负它呀”这句台词中，字字撞击着观众心灵，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剧作的思想内涵得到更有力的表现。最终二里半投身革命，赵三最后也声嘶力竭地召唤大伙“年轻的爷们儿们你们救国呀”，这些创新之处是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缩影。

田沁鑫摒弃舞台上的刻意美化，把浓郁的乡土气息灌输到话剧内容、人物表演和服饰中，粗糙朴素的土灰色衣裤有一种凝重感和压抑感，与全剧所表现的乡土生活十分协调，可以说服装帮助演员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在道具方面也别有新意，四方的桌子就是菜肴，长椅就是监狱，两根绳子拴着女演员就象征着生育。同时，这个戏的布光也契合了剧情氛围，冷色的调子衬托着当时沉闷黑暗冰冷的生存环境，黑场的频繁出现给人一种压抑窒息感，直到最后全村人奋起反抗，伴随着人们的觉醒，暖调灯光出现，民族精神崛起，扣紧了所要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该剧台词粗糙原始，具备鲜明的民间地域色彩。麻婆被日本兵侮辱后愤力吼叫简洁而有力度，表达了她这样一个东北女人的刚健粗糙和原生态。王婆的台词更加生动鲜活，她鼓动丈夫去杀二爷，说赵三“是树高高的，是河长长的，是江，大大的江，松花江”。简洁生动的台词充满生气和力度，刻画了她敢于反抗的性格，烘托了戏剧的氛围。这类口语化的台词充满了野性，彰显着那个时期东北鲜明的地域特色，揭示了穷乡僻壤中人们闭塞原始的生存状态。

话剧《生死场》既有小说精髓的诠释，也有话剧艺术大胆的再创造。它借助紧凑的人物关系、鲜明的戏剧冲突、出色的表演，着力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编导田沁鑫的才气与大气。毋庸置疑，话剧《生死场》作为一出经典剧目，时时切中爱国情怀，成为自文学至话剧再创作的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范文第2篇

【摘要题】文论建设

【英文摘要】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thechineseliteraryontologyprotrudethevisualangleof"literatureishumanlearning"throughthedisplayofthecontradictionprocedurethatdeeplyhidesinman''''snaturalcharacter,literatureGREatlyenrichesman''''sspiritualworld,strengthensman''''sconsciousness,displaysmanypossibilitiesfortherichnessanddevelopmentofman''''snature,thusprovesthesubjectof"literatureishumanlearning".fromtheunderstandingofdeepestlevel,itmaybeconsideredthatthesubjectistheliteraryontology.therefore,thereformandreconstructionofthemodernliteraryideacannotonlystoptheexplorationofliterarymainbodynatureandliteraryvaluetheory,theyshouldbepromotedtotheconstructionofliteraryontology.

【关键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ontology/lifenaturalcharacter/directionofliteraryvalue/humanlifeidea/thelevelgradeofliterature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0/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424(2003)01-006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格的刻画：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悭吝人，果戈理《钦差大臣》、《死魂灵》中的人物，冈察洛夫写到的奥勃洛摩夫，鲁迅笔下的阿q等。展现人性人格的异化和扭曲，实质上还在于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一般说来，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人在美的事物面前往往有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失落感；而在丑的事物面前则有一种恐惧感，这意味着主体在对对象的观照中内含着对自身的发现和反思，由此也生发出自我超越的愿望，从而导向重新塑造自己。因此，积极的文学审美活动就不只在寻求心理的平衡，而在于激发自身向善向美的意志情感力量，追求自我发现，超越、重塑，使人变得高尚完善，从而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和投向现实人生。克莱夫·贝尔曾说，虽然审美情感是置于生活之外和之上的，所以从中可以逃避生活，但当步入审美情感世界的人回到人情事物的世界时，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勇敢地、甚至是略带一点蔑视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被艺术品的纯审美意味激动着的男女，总是以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外部世界，这种心情使得他们对于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更为敏感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可能性前景。”[2](p155-156)这种审美活动对于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都有同样的效应。其区别在于，创作活动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一种自觉投射和实现，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观照，自我呼唤，指向主体人格的自觉建构与激发；而欣赏活动则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自觉迎合与投入，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发现与反思，从而导向主体人格相对被动的建构与激发。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虽然在层次品位上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我们知道，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会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可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也许永远不会满足于生存现状，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善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成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也各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人们在文学价值观念的这两重取向上似乎各有偏取。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于着重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如俄国**主义的批评家们和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等。从创作方面的情况看，不同的作家也往往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带来文学上几乎永无止境的争论。而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归根结底又和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品位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过问题也许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前所说，文学活动首先是精神领域的活动，是人从精神上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它的价值也首先是精神价值。但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实践活动应当是相互联系的，主体经过精神、心理上的重新调整和建构，无疑还应当指向适应和改造现实，争取现实的解放和自由生存发展。然而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往往容易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满足于自己的“审美”解放，陶醉于自，由的审美境界，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现实的解放与发展，这应当是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文学（文论）建设中应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02-09-14

【参考文献】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范文第3篇

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经历了要不要传统？要什么？ 以及怎么要？这几个重要阶段。中国的艺术设计自发展之初就受到西方艺术设计理念的强烈冲击，在要不要传统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否定传统的错误理念。在这个设计思潮中本土设计举步维艰，落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诸多教育者与本土设计师们发现对西方的硬性模仿，根本无法呈现给世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设计作品，一味的跟随却很难超越。总结经验，反思过往，发现传统文化的光华不容忽视，民族性的文化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敲门砖。因此我们就必然要考虑如何从传统文化的内涵出发，把握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准确解读传统文化元素，并使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回归到设计的领域中来。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当下的中国设计界已经有了意识上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就本土设计的发展而言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善用传统文化符号，如何从本质上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世界设计舞台上大放异彩，怎样才能够获得理想的创作思路和方法呢？这是我们当下所要探索的问题。

“真正的传统是社会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而不是静止，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本土设计语言，必须将传统重置于当代文化之中切合设计所要表达的主题，用现代人的头脑去理解，结合当下的审美角度去演绎表现。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放到当下加以融合、改造、创新和应用，从而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在传统文化中探寻本土设计，并不是要舍弃西方的设计理念，我们的目标是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和观点去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用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丰厚文化，去发现一种根植与于我们民族的本土性，能够打造具有本土语境的设计语言，去寻找某种可以表现、识别、解读我们传统艺术中渗透我们民族的智慧、意境、精神的“中国特性”。重新架构起一套正确的设计思维模式，这不仅为找到“本土设计”寻觅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国际艺术设计的丰富性提供了来自本土的力量。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需要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在一个完整的文化区域中才能得以整合。就如当下诸多设计师所认识到的那样：真正的设计全球化是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多元融合，而不是趋向于单一文化的一枝独秀。我们不能将全球化跟西化混为一谈，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的设计思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掌握一种对于本土文化合理诠释的现代性语言，将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有机的联系起来，并将其推向世界艺术设计的舞台。本土设计的根源仍然在于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得以充分重视以及发展的大环境中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设计。

所谓本土设计是一种带有本民族内在精神文化的设计，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沃土之中，继续创造和延续新文化的行为.历史的沉淀是新文化的根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原有的传统形态也在发生适应时代的变化，来自于本土甚至是世界的新的推动力使本土设计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地丰富和更新。如何让本土设计在错综复杂的当代艺术的洗礼中以及来自于世界范围的新观念的冲击下不至于疏离了他本应该有的传统内涵？如何守护和发扬民族传统艺术中一切优秀的部分，成为我们今后艺术创造中努力创新的源泉？如我们所知文化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根源，艺术以文化为导向，以文化为依托。回顾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流传了不可胜数的经典之作，宋瓷作为其中一种，铸就了华夏数千年文明史上不可跨越的高度，可谓前无所师法，后无能为继.宋瓷艺术以端庄典雅，质朴无华，含蓄隽永的美学特征著称于世.其典雅内敛，超然绝俗的气韵是一个时代精神和文化的积淀所造就的，宋代瓷器釉色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受益于传统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投。宋代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自然之风韵，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这种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宋朝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文人的地位在宋代得到空前的提升，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理学禅宗的盛行形成了一个时代博大精深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思想到行为上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民众，从生活到艺术人们都在追求传统美学中所倡导的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艺术形式在这样一种成熟的思想和文化的导向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为宋瓷的辉煌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创作上表现出富有时代特征的审美趣味，成为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特色的经典之作。

如何去调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思维结构，做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我们除了反观历史，同时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艰难的发展历程也让我们获得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在西化的大流中我们必须坚守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只有在群体意识中保持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在以传统为基础的思维中积极发展现代设计，才能使中国设计的价值获得世界的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出中国设计的标签。我们以往面对传统的态度让我们体会到如果我们忽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我们将失去我们的独特性，同时也会被淹没在世界设计艺术的大流之中。而世界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又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需要我们不停的调整步伐跟上节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否则所谓传统只能成为一种束之高阁，仅供欣赏的文物。这也让我们体会到对于传统首先要有一种崇敬的态度，传统历经了时间的考验，具有的积极精神，对后人有永久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去敬畏和瞻仰。由敬畏到重视从而引发人们用全新的思维去解读探索传统文化，并以一种新的形态展示给世人。传统是我们生根发芽的土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我们吸收着这样无比优厚的养分，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让这块土地持续为我们提供给养，如此便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去灌溉，用新兴的设计力量去耕耘.从改革开放到当下我们一直在学习和寻找的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的纽带，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为本土设计指明方向。当我们不尊重传统时，我们既无法感受传统的恢弘之伟，传统亦将无法为我们提供滋养，那么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本土设计寻根溯源？

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传统文化，从思想到行为习惯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始终清醒的认识到文化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流，只有依附于民族文化，中国本土设计的思维框架才有望被架构起来，我们必须重建传统意识，理清思维结构，把由外而内的被动，转换成由内而外的主动。本土设计的要义便是要求我们从观念层面找到传统的精髓。“对传统的零散化吸收和将传统平面化的做法可能妨碍了传统精髓的复兴，这是当代艺术活跃但易苍白的诟病。对传统的吸收重要在于精神上集采传统的义理，在观念层面通达传统的启示。”对传统的继承不止停留在某种符号的继承，更是内在精神的继承，亦是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充分发扬传统文化，就本土设计而言文化是比传统的技法、符号、形式更为强大有力的支持。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产电影;动画电影;英雄形象

对英雄人物的渴望，甚至对自己向英雄靠近的希冀，这类想法都是植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的。好莱坞不断推出的各类超级英雄电影，以及中国风靡全世界的功夫电影，便是对观众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进行迎合的例证。而在动画电影中，英雄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角色形象。由于动画带给观众的视觉形象是具有高度假定性的，主创在对英雄的造型、动作、本领乃至人物性格、内在的心理活动方面的塑造有着较高的自由度，甚至包括动物或植物在内的非生命形态，都可以被塑造为活灵活现的，令观众感到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因此动画在塑造英雄形象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另外，由于动画电影的目标观众中有一部分为低龄观众，一个形象鲜明、具有非凡本领或品德的英雄形象能够较好地抓住这一类观众的注意力，帮助他们更顺畅地理解剧情。因此，在动画电影中，观众往往可以看到虚拟的英雄主导、带领着其余角色，来完成一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一言以蔽之，英雄形象通常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它们对于动画电影来说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目前关于日美动画中英雄形象的研究甚夥，这当然与日美动画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的强势地位有关，而国产动画电影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努力、所存在的症结，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英雄形象的类型流变与塑造中的缺陷

国产动画电影中的英雄形象主要有三类，一类衍生自古代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如《大闹天宫》(1961)中的孙悟空，整部电影便是对《西游记》小说以及戏曲较为忠实的再现;一类则来自现当代艺术作品，这一类英雄身上已经被赋予了诸多现代人推崇的品质;还有一类则是原创类英雄，动画人意识到无法再单纯从文学、戏曲作品中挖掘素材，便进行了原创。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类英雄由于创作的自由度更大，人物所处的先在世界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其数量呈上涨趋势，如塑造了盖亚、赛小息等英雄形象的《赛尔号》已经拍成了系列电影。然而，国产动画电影却由于诸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或是受困于资金，或是窘于新创，在创作上进入了瓶颈期，长期落入低幼化、简单化、说教化的泥淖中。自《宝莲灯》之后，观众也长久未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看到立体感强、给人印象深刻的英雄形象了。无论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电影，如《魁拔之十万火急》(2011)等，或是取材于现当代小说的电影，如《藏獒多吉》(2011)，或是纯原创的电影，如《兔侠传奇》(2011)等，其中的英雄叙事都有着严重的表达无力之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动画人在对英雄形象的演绎上依然存在不足。众所周知，美国迪士尼推出的《花木兰》(Mulan)，梦工厂推出的《功夫熊猫》(KungFuPanda)等，其中的主人公即英雄人物都是高度依赖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但是在美式成熟电影体系的改造下，电影在叙事、影像风格乃至宣传营销上，都有着明显领先于国产动画电影的优势。最终电影受到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人们的普遍欢迎，其中推出的英雄人物花木兰、熊猫阿宝等，中式角色直接被天衣无缝地套用于美式英雄模板中，受到观众的热捧。以《兔侠传奇》为例，这是上述三部电影中主观上对塑造英雄的意愿最为明显的一部。《兔侠传奇》有“国产美式”动画之称，其在人物的塑造、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成长、复仇”式叙事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借鉴《功夫熊猫》的痕迹。在商业运作上，无论是配音阵容、主题歌的演唱，还是精益求精的3D技术的运用，都可以看出电影强烈的市场诉求。但是其弊病依然是明显的，相比起阿宝的学艺经历被铺垫得很足，观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阿宝在武功和性格上的逐步成熟。作为英雄角色的兔二的武功来得过于容易，一开始就得到了生命垂危的老盟主的倾囊相授，不仅得到了老盟主的毕生绝学，还得到了代表江湖至尊的令牌，这样的“一步登天”无疑会降低观众对兔二的代入感。

二、英雄形象的内涵

与国产动画电影中英雄形象的类型并非一成不变一样，国产动画中英雄形象的内涵，这些英雄形象给予人们感动的方式也是动态的。无论人们身处何种时代，其居住地拥有怎样的文明形式，人们对英雄的期待是共有的。英雄人物代表了积极的、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英雄形象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着鼓励、劝诫的意义。人们需要从英雄身上获取面对挫折、积极进取、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及弃恶从善的规劝。但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由于人们的期望值不同，英雄形象所具有的内涵又是各不相同的。以空间为例。中国武侠文化中，身处江湖之远的英雄往往打抱不平，除恶扬善，而位居庙堂之上的英雄则需要维护社会的秩序，追求国泰民安，救百姓脱离水深火热的困境。又以时间为例，在战火纷飞或人类面对生态灾难时，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是最受欢迎的;而和平年代，当人们经历着普通的日常生活时，真实、质朴、勤勉的小人物同样也可以成为释放出人性光辉的英雄。在国产动画电影中，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香港出品的“麦兜”系列电影。在《麦兜故事》(2001)中，麦兜的形象就是定位为普通人的，甚至在麦兜的身上，可以看到“失败者”的标签。那段带有无厘头意味的关于“鱼丸、粗面”的对话，表面上是为了给影片带来幽默气息，但当人深思时，这实际上隐含的是电影“原来没有，就真的没有。不行，就真的不行。有些东西未必那么好笑，它会失败，会失望”的深意，导演以麦兜琐碎的生活撕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信仰。麦兜形象的可贵就在于，面对这个不好笑、会失败、人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不行”的世界，天真而单纯的麦兜能够为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努力，终于活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英雄。如麦兜想去他心中的圣地马尔代夫，但是以他的阅历，他并不明白去不去得成马尔代夫取决于经济情况，而以为只要努力地吃完药就可以去马尔代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的形象，是国产动画电影中极为少见的。又如麦兜学抢包山，他没有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抢包山的利弊，实际上他并不可能通过抢包山来赢得奥运金牌，麦兜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他的妈妈麦太太，他的妈妈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单身母亲，于是他不想让妈妈失望。而反过来，麦太太也是一个平民英雄，在她的精心掩饰下，麦兜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麦太太也为了儿子而给奥委会主席写信申请将抢包山加入到奥运会项目中。在这对母子心目中，彼此都是自己了不起的英雄，这便足够了。一般情况下，国产动画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必须是“厚德”的代言者，如作为个体的勤劳、善良、勇敢，对待他人时的忠孝仁义等。而在时代的变迁中，群众所具有的道德观与审美习惯是既存在惯性，又微妙变动的，电影要迎合尽可能多的观众，就必须在对英雄人物的德行处理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源于神话故事《封神演义》的《哪吒闹海》(1979)，在《封神演义》中，哪吒死而复生的前因是他杀死了蛟龙，为父亲李靖惹来祸患，面对父亲要杀自己以绝后患的情形，哪吒索性以刀割肉剔骨，归还父母，以表示不忘父母恩情。而这样的情节即使是当代中国观众也是难以接受的，遑论并没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概念的非儒家文化圈的观众。因此，在动画电影中，哪吒之死被改为为了不让龙王再祸害百姓而自刎，随后转世重生后又击败了龙王，结局皆大欢喜。显然，在动画故事中，哪吒成为一个提倡正义、甘愿自我牺牲以维护和平的小英雄形象，原著中略显畸形的孝意识被淡化。《哪吒闹海》除了获得国内的百花奖之外，在菲律宾、法国的电影节上也都赢得了荣誉，可见英雄形象内涵是完全有可能调整为具有普世性，国内外观众都可以接受的。

三、英雄形象塑造的意义与前景

当前，艺术被普遍认为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语境，人们的娱乐生活也日益多元化。长久以来似乎已经定型的历史、神话乃至人们尊崇的价值观都出现了动摇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产动画电影有必要把握住“变”与“不变”。需要“变”的地方在于，国产动画的题材应该更为多样，表现形式也应该更为丰富。动画人的创作活力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激发，甚至整个电影的生产模式，都有必要向着更高效和稳定的方向发展。而不应改变的地方则在于，动画肩负的教育功能不应被舍弃，尤其是国产动画所依托的中国文化，所针对的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为辅的面向不应改变。因此，由于英雄人物所承载的教化意义，英雄情结对主流价值观在观众尤其是低龄观众中传播的正面作用，甚至由于英雄主题能够有效地实现电影所追求的商业价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英雄形象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影像表达都是有必要继续下去的。近年来最具借鉴意义的当属《大圣归来》(2015)。电影超越《宝莲灯》之处就在于，电影中同时塑造了两个英雄:一是孙悟空，二是唐僧前世江流儿。就类型选择而言，电影取材于人们熟知的《西游记》故事，在塑造孙悟空的形象上，电影也有意贴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突出美猴王“酷”的一面;而就英雄内涵来说，电影又推出新意，将维护正义，保护弱小，勇于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赋予江流儿，正因为江流儿本身也是一个弱者，因此他的形象反而显得更加高大。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孙悟空作为“齐天大圣”，即唐僧的大弟子勇斗妖魔鬼怪时，电影中的孙悟空却是先颓废后觉醒的。促使孙悟空敢于在没有法力的情况下大战妖王，最终实现“大圣归来”的诱因正是江流儿的死。电影一经上映便好评如潮。电影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江流儿的见义勇为有教育意义，孙悟空故事是中国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而孙悟空与江流儿之间幽默的对话则是典型的商业元素。美国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系列、日本的《风之谷》系列以及中国的《大圣归来》能够在当前的商业运营机制下取得票房上的成功，《大圣归来》亦完全有拍成系列电影的可能，这便是以动画来塑造英雄人物大有前景的明证。当各国在新世纪掀起文化上的“世界大战”时，动画电影无疑是一条高效的文化传播渠道，也是东西方观众都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中国动画电影能向外界输出的绝不仅仅是电影本身，还包括电影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体系。从数十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英雄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英雄形象承载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并代表了积极进取的中国形象。目前，国产动画陷入发展的瓶颈，其英雄人物的创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国产动画产业取得生产与输出上的突破，继续沿袭正面教化观众，叩响人们内心深处对主流价值观的艺术指向，并在原有基础上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那么国产动画中的英雄形象将在传播中国文化，获取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普遍认同上散发出光芒。

［参考文献］

［1］陈晓云．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

［2］史国娟．中美动画电影视域中的英雄情结［J］．电影文学，2010(01)．

［3］张玲玲．新世纪美国动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J］．当代电影，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