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困境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淫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超级秘书网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辛亥革命，然后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5]廖赛娟。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中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25-26.
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职院校；民族精神；教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使得当代社会中出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缺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同时冲击着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 造成对传统道德意识淡漠的现象严重。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使年轻一代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振兴祖国，使国家强盛不衰。这种民族意识与凝聚力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来培养。因此，在高职学生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1 高职学生民族精神培养面临严峻挑战
1.1 民族意识淡化、缺乏民族认同感
现如今部分高职学生出现价值观念、道德行为的扭曲和变异，他们悲观的看待周围事物，眼中看到的只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始终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的好。只关心经济、商业和自身的发展， 而对民族、国家和政治则漠不关心，缺少民族自豪感，民族意识淡化。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受到欧美和日韩文化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淡薄了，这种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不足必然影响高职学生对未来中国的建设与创造。
1.2 民族信仰危机、价值观混乱、社会责任心不强
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部分高职学生经不住欧美和日韩文化的冲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信仰。不能正确地对待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对其表现出异常的冷淡甚至反感和排斥。
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些高职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动摇，人生观不明确，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造成理想信念的缺失。这种对于主体意识形态的怀疑态度，导致一些学生价值转向，缺乏对集体和社会的公德心，没有对社会甚至对自身的责任心。
1.3 思想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过浓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过度颂扬和神化，以及学生自身接受的情况，造成某些高职学生身上表现出文化自闭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表达民族精神的方式不够成熟和理性，这种思想作用于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上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民族精神时，注重培育理智、成熟、科学的爱国主义是关键。
2 高职院校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及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高职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僵化的材料、死板的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学生学习时产生厌倦、甚至抵触的情绪。
2.1 纠正思想，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的民族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升华。将民族魂很好的植根到国民的潜意识中，民族精神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各国人士热衷学习中国国学的背景下，对高职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明确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提炼爱国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要重视对高职学生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三是要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2.2 以修身文化， 注重高职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
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多的重视人的行为和自我规范。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当代高等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崇高境界、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协和各邦的宽容与人道主义精神等。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高职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个人品格道德的完善。
2.3 用优秀传统文化端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摆脱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享乐至上等自私自利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鄙视只顾一己利益的行为，倡导谋“天下之大利”，赞扬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培养群体思想和行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 一定要考虑是否符合“取之有道”的原则。
2.4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作为高职院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中，既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关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努力营造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一是注重校园文化设施的建设。二是创办各种民俗文化的社团。三是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第3篇
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二）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 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制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 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 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的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潜通海?，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 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藉口，严禁海上贸易； 1683年施琅率军，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为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
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 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
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虽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盛世”?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是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 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那么，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宣扬国威；没有说出口的是寻找仅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不过，这样的政治不容易玩。“支费浩繁，库藏为虚” ，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主要用于下西洋。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六百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财政岁支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七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十六国遣使臣一千二百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 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一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为了让后人不再作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掉了。
与此同时，明代的法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就属违法，“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境充军，番货并入官。” 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于是，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而且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明清之际的英国也是专制王国，但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他们就实行鼓励造船和买船的国策。当时规定凡建造或购买一艘80吨以上可以远航的大船，便给予20镑的津贴。对远航探险所需费用，女王和大臣更给予慷慨资助并赋予搜捕敌对国家船只的权力，掠夺所得财富，女王和大臣可以分润。 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由是慢慢崛起。郑和下西洋400年后，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拜会”大清帝国大员的场所。而当时打败大清帝国的还不是铁甲战舰，而是二或三桅的木质战船！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旨在掠夺黄金、白银、香料、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 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再看看西欧的其他情况吧。1215年6月15日，即南宋灭亡前64年，英国以国王的名义公布了《自由大》，其中有一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后来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王竭力推行重商主义，从全世界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很多保护措施，出口是非常自由的。如果150多年后诞生的大明帝国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倭寇赖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不存在了，倭祸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通过海上的自由搏击，也许大清帝国建立后，郑和的后继者们仍能建造出继续雄视世界的一流舰队和商船队，中国人相应地具有有同任何国家及其国民自由往来的宽广胸怀和自信，乃至鸦片战争及其后百年苦难或许无由产生！
在这一领域，明清统治者也远远比不上彼得大帝及后来的沙皇。彼得大帝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 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同中国皇帝禁止海外贸易的蠢行相反，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贷款等方面给予商人优惠条件，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捆绑思想的锁链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而在中国，这些全都是舶来品。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第一．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 “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
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明末清初，利?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并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翻译成西方文字；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西方的。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中国主要是受益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当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美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徐光启在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则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的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详细的过程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关键问题：
1．科学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
南京教案和熙朝历狱涉及的都是天文历算问题。谁的历法高明、观察天象准确，以事实检验，高下立判。当时也已证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和天文学确实比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高明。可是，当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搬出传统经典，是非立即翻转过来了。
例如，万历十四年（1616）五月，以署理南京礼部尚书为首的一批官员联合给皇帝上疏，攻击传教士说：“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传》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列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
徐光启、汤若望他们修成的《崇祯历书》来不及颁布，明朝已经灭亡。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汤若望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建议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顺治二年（1645）汤若望出掌钦天监。翌年，他把《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呈进；得到批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场诬陷丑剧和杀人惨剧由此开场。
丑剧的主角是杨光先。他先后参奏汤若望的罪名有：a，新的历法书正文屡屡注明“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有损国体！b，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实是诅咒大清短命亡国。c，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择殡葬时辰不吉，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致死！这些罪名，与明末那些卫道士对传教士的诬陷一脉相承。
2．断章取义，以愚昧的想像哄骗无知。
杨光先歪曲《圣经》的有关记载，加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大言不惭地说：“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反正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知耶稣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只能任由杨光先之流信口开河。一位山猫科学院（罗马教廷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汤若望于是成了耶稣这个“谋反贼首”的“遗孽”！
为了证明这些传教士都是必须严惩的骗子，?罟庀然股⒎⑽恼鲁靶Φ厍蚴窃驳模骸叭羧?t四大部州，万???胶哟蟮兀??是一??大?A球矣……所以球上??林?酥?_心与球下??林?四_心相?Α??共凰荚谙轮??寥酥??摇??凶R者以理推之，不?????M案矣！夫人?天立地，未?有?M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大地之非?A也！”
3．摸准统治者的心理，设谋陷害。
光是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游戏，未必能令比较清醒的最高统治者出手。挑起南京教案的那些卫道士们就给皇帝上奏章说：这些洋人的住所均选择与皇室有关的地方，在城内潜住正阳门内，洪武岗之西；“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加上他们定期集会祷告，“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这还不是谋反吗？“伏戎于莽，为患叵测！” 事关一统江山的巩固，这一下可把皇帝打动了。于是，下令把这些洋人一律押送广东，让他们回国，教会财产则一律没收。那些传教士有的回到澳门，有的则改名换姓，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这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后来，同满族打仗，出于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把他们召回。
在熙朝历狱中，杨光先故技重演，也诬陷传教士“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探朝廷秘密”；“又布于济南……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 ，“阴行”，“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广东的 “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 谋反似乎确凿无疑了，其实同历来的告密者一样，全都是歪曲事实加上编造！
3．把私人信仰与国家体制混为一谈。
康熙皇帝（1654——1722）无疑是一代英主。他八岁（1661）继位，十四岁（1667）亲政，1722年11月逝世，实际统治中国53年。康熙皇帝对西学大体停留在个人爱好的水平上，吸收的西学主要也是皇帝认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技艺”，如天文历算、制炮、地图、钟表和为宫廷服务的绘画、建筑等等，使用的外国人是与这些领域有关的“技艺人”，加上在对外交涉上用得着的翻译，而且要使之变为服服贴贴的臣民。说到底是为巩固原有制度或愉悦君主增添工具，从为考虑据以改造中国本身的文化和体制。于是，对所谓礼仪之争就作出过度反应。
利?窦他们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本土的原有习惯，穿儒服，尊重中国人尊孔、拜祖等风俗习惯，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本教教义的结合点，从而为异文化开辟了立足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革，本身带有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利?窦死后，接替他出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反对利?窦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不准尊孔、拜祖，也反对把deus翻译为“天”或“上帝”，从明末起逐步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教廷支持他的有关主张。康熙年间，教廷要严格执行禁令，拖延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了妥善解决这项争议，罗马教廷和大清帝国朝廷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反复交涉；但教廷丝毫不肯让步，还要教徒宣誓严格执行《禁约》。
本来，这只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论，是百姓的私人信仰问题。拜不拜祖先和孔子，应由中国的天主教徒自行选择。他们要是不愿接受《禁约》，完全可以退出教会。对这一类私人信仰问题，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可是，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认为这些事情关系中国基本体制，绝对不能妥协。于是，他在1717年下令禁教。按照有关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西方文化可没有这一套。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把希腊和阿拉伯的典籍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基督教徒主动到东方去寻找这些典籍的手抄本，并在主教们的支持下翻译出来。12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卓有成就；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立了基础。
俄罗斯除了十世纪接受了外来的东正教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也比同时的康熙皇帝及其儿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高出一筹，最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与17－18世纪的大清帝国不同的特点：
1．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2．听信外国友人的意见，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
3．他和他的继承者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4．在政府组织上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当然，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很不彻底，停留在开明专制的水平上，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但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第二．比较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接受知识的状况，对社会面貌有很大影响。中国的士子学什么？四书五经！西方呢？中世纪的学子都必须首先学好七门课程：1，文法课，实际是学拉丁文。2，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并学习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正反面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这些课程通过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西方这样的课程系统有好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是学好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基础知识然后学其他专业知识。这是后来通识教育的滥觞。
其次，对逻辑、算术、几何、天文的重视，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十分有利。
再次，他们的考试方法是导师面对一个一个学生，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并相应获得有关的资格。不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考是皇帝派出的官员；能否金榜题名及名次高低最后还要取决于皇帝；规定几年考一次；各省举人还有名额限制。
此外，尽管他们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荒唐、僵化的东西。但是，有些专业教学也容得下实验和实践，特别是医学。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吧！
1．耗费中国青少年最宝贵年华的四书五经，虽然可以为传承中国文化奠立基础（如文字训练，学习传统哲理、道德和政治规范和中国历史知识等等），但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没有数学、形式逻辑训练和怀疑、辩论的习惯，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严重障碍。
2．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切实际。继顾炎武在17世纪猛烈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后，“1745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 而科举制度的利益指向又十分不利于研究科学。利?窦写道：“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指读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为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与此相适应，一批装扮成“卫道士”的鬼蜮频频告密求荣。于是，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皇帝亲政后就有十起文字狱，而在他亲政前还有八起，其子孙则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第三．有没有容许辩论和保护“罪犯”的机制。
西方也有过政治和宗教干预教学和学术的严重事例。可是，辩论启迪智慧。他们在逻辑课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少长达一年的辩论训练，以及经常举行的“研究”、“辩论”和“随意性辩论”活动，有利于理性和创新精神的成长。加上教权、王权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知识阶层中不断有批判力量涌现，甚至成为声势很大的流派。例如，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宣布有219条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多米尼克修会便丝毫不加理会。神学院的一位教师还“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销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和它不同的见解。” 此外，教堂和修道院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也对学术和思想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被誉为“巴黎人的骄傲”和十二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的革新派神学家、逻辑学和伦理学家比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遭遇严重迫害时就曾受到两个修道院的保护。
此外，西欧分裂为众多小国，不见容于本国的人们可以轻易逃亡他乡，亦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增添了一重保障。
但在中国，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第四．有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magna charta）的教谕(parens 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一切社团，大学更不例外；但在冲突中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上述经济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的剥夺，不过是这一上层结构的派生物。就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炮制了“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 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
而在前现代的西方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黑暗年代，但王权和神权毕竟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尽管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
社会权力单一还是多元必然影响权力的整合方式。
一般说来各个氏族或民族早期都有过军事民主。满族入关前，实行八旗的旗主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以后逐步扩大，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体现了有限的原始的民主。但它慢慢成了专制君主的附属物；至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其权力更日益削弱乃至消亡。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 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 英国乃至世界的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它的63条条文中 ，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3．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罪重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属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
4．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法治。
《大》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自由大》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到了16世纪，“‘没有一个郡、城、镇，也很少有一个村没有律师。’其中最富的年收入高达两三万镑，其次的也达12000～14000镑。”而“按当时规定，凡土地岁入在10镑以上或动产在300镑以上的人，即可购买绶带，跻身于乡绅行列。” 这对推动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十分有利。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问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19世纪中国，尽管通过剿灭太平天国，地方督抚的权力有所提升，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基本性质没变；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那些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更不要说可以锐意改革，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局面了。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司法也是行政权的附属物，缺少独立的品格。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中国与俄罗斯倒有很多共同点。在东罗马帝国时期，东正教本来就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皇帝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有权任免教会牧首，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和批准宗教会议的决定，有权诠释教义和制定教规，有权管理教会生活等等。”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沙皇继承了这些特权。彼得大帝更处心积虑消灭东正教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他于1720年取消了东正教的牧首制，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大部分教会人士也心甘情愿做这样的附庸。用18世纪俄国东正教一位总主教的话来说是：“东正教皇帝本身拥有地上的全部权力，在他之上别无他人，只有上帝。” 俄罗斯内外的一些修道院曾经是向俄国输入西方文化的重要据点，在专制下情况也起了变化，“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修道院在西方一般是学问中心，在俄国却不是这样，至少在人文科学方面不是这样。” 与此同时，“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 而东正教的神父们教导沙皇子民的只有两个字：顺从。可是，一个不受监督和分权制约、听不到反对声音的政权，在表面安谧下危如累卵。这样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是不合时宜的延长，并成为后来苏联崩溃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
众所周知，自治，包括城市自治和行业自治，是中世纪西欧的普遍现象。
请让我们先看一个有关城市自治的一个文件：《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之特许状》 ，这个文件有三个要点：
1．“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谨向林肯城主教暨诸法官、行政官、男爵、其他官吏及该城……人民致意，并使彼等得知予已将林肯城人民在英王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自由、习惯与法律赐予彼等。城中人民以及本郡其他商人之商会，亦将充分而自由地保有彼等在前述予之祖先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上项权利。”
2．“任何人在林肯城内按土地保有权购买土地，保有之达一年零一日，无人反对……则予将准许此人在将来安然保有此项土地，一如其过去，不受任何干扰与迫害。”
3．“任何人在林肯城之居住期已达一年零一日，且已照章纳税，任何具有申请权之人亦未提出……不利于彼之异议，则予亦将准许彼等与过去一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于予之林肯城中。”
这三点重申了城市的自由、自治的权利；保障财产权；开通了农奴逃入城市，上升为自由民的通道，在西欧具有普遍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类似的文件。中国的地方自治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的产物。而上海商人提出组织自己的商人政府的要求，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
西方中世纪的行会与古代中国的行会一样，有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限制自由竞争、维持垄断地位的鲜明特征。可是，经过反复博弈，西欧的商人和行会在不少地方也成了参与城市自治的重要支柱。请看另外一个文件：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城市《奥格斯堡第二次行会文告》（1368年12月16日）。 这一年刚好是朱元璋做皇帝的第一年，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正进入颠峰时期。以下是它的几个引人注目的内容：
1．“我们过去曾组织、现在还是要组织议会，使它在将来具有最大的权威和力量。”
2．议会如何组成：“在我们城市公社里，所有那些团结手工业者的十八个行会，每个应有一个会长参加议会。其中组织庞大、受到尊重的行会……得有两个代表参加议会……然后这二十九个人从市民中选出最有声望和最贤明的十五人；然后应举行宣誓，并在这一年内和他们（就是和二十九个人）一起参加议会。”
3．市长和其他官员的选举：“上述的二十九个会长和代表行会的议员，从自己中间和从市民中间选出两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人来担任市长：一个代表市民，一个代表行会……选出四个副市长、两个监印官及六个征税员……我们的议会、议员、市长、副市长和征税员每年应改组。”
4．重要问题的提出：“每个参加议会的会长应从自己的行会中提出最有声望的（会员）十二人对议会宣誓。如果需要举行扩大会议，那么，依照需要情况，这十二个人（代表各个行会）应被邀参加，这样就组成了扩大会议。如果会长们和十二个人要从议会争取什么，或者要从议会打听什么，那么，他们在扩大会议开会之前，应集合在市政厅里，先行陈述并加以说明。如果问题是极其重要，和十二个人商谈不能获得解决，那么，各个会长集自己行会全体会议，使大家能够了解这一事情。”
5．财政收支：“我们规定，各个人的财产（不论男女穷富）一律依照所有人的自报，加以课税”。“应该每年向穷人富人报告：税款的收入怎样用去，城市清偿了什么债务，以及承上帝佑助，什么款项该由城市收进。”
面对这个640多年前的西方城市自治的文件，中国人反躬自问，明、清两代固然没有这样的制度，县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或督抚选派，时至今天的中国大陆，恐怕还是很难断言：究竟那个城市真正达到了这样的自治水平？
宋、明以降，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保甲、里甲和乡约等等。保甲、里甲的共同特点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没有丝毫自治气味，而且还实行残忍的犯罪连坐制度。有争议的是乡约，有人誉之为绅权自治；有人甚至认为比地方自治还高出一筹：“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 。的确，乡约及与之配套的义仓和社学，体现了宗族共同体的互济精神，其道德约束亦有可取之处，可是，它的灵魂是按照三纲和体现理学精神的皇帝“圣谕”的要求严格控制宗族成员。
这些乡约，往往具体落实在族规、家法中。让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吧！
有些族规头一条就规定：“圣谕当遵”。 有的则强调：要“急完粮”，“践土食毛，富有纳税之义务。”
孔氏族规中规定：“忤逆父母，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一经闻四祠，笞责三十。甚，革胙除派。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影响最大的《朱子家礼》收入司马光撰写的《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
至于各种族规中压迫、束缚妇女的条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征引。
更多的家族共同体的族规没有形诸文字，但已把用各种刑罚（包括处死）惩罚违反三纲的族人和追求婚姻自由的男女变为风俗习惯，视为天理，代代相传。
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发展困境，机遇，对策
市场经济机制和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形态，对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一、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
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大众消费意识的转变，其次是市场管理的相对落后，最后是投资不足以及市场占有率低迷带来的影响。
1.快速文化消费被热捧，传统戏曲艺术受冷落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文化消费口味由此转向"短、平、快"的消费模式。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1）指出，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到全年GDP的3%以上，数字出版、微电影、云电视呈上升趋势，旧的业态呈下降趋势。虽然我国文化市场产值在GDP中的占有率不断提高，但是依然发展相对较慢。在文化市场的发展中，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由于能够更快地展现故事情节，受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欢迎。而传统戏曲艺术在故事情节上，却没有很快的节奏感，使人们在视听方面认为节奏过慢。因此，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到电影院、话剧院等场所进行文化消费。进出电影院的人们显然比进出戏院的人要多得多，传统戏曲艺术受到文化消费思想上的冷落。
2.市场计划经济特征明显，管理体制相对滞后
在我国传统戏曲院团实施科学全面的改制之前，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带有比较浓重的计划经济的标志。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集中应用于经济领域，向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延伸得比较慢。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一般由政府财政包办，从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从编排戏曲剧目到正式进场演出，都基本由政府手上挥舞的指挥棒指挥而非市场。政府在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发展方面，重视社会效益和价值导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直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没有明确的划分，文化发展管理体制相对滞后。集权程度较高的文化发展模式束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束缚了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发展。
3.投资渠道狭窄、规模较小，市场份额低迷
首先，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投资渠道较为狭窄，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只有极少部分来自于民间投资，基本没有国外投资。其次，因为投资主体受限，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想进入传统文化领域的民间资本不能进入，渴求更多资金的传统戏曲院团不能获得充足的资本进行自身建设，也没有充足的资金开发戏曲文化资源。较小的投资规模进一步直接限制了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产出的规模。再次，由于投资渠道、投资规模以及产出规模的连锁反应，我国戏曲文化市场竞争力不够强，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市场份额占有不足。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是民族艺术源远流长的结晶，投资和市场方面的局限性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二、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在新时期迎来的发展机遇
1.日益深入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着世界闻名的优秀文化遗产，传统戏曲文化艺术就是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精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越来越多，已经从经济的交流扩展到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离不开，就需要相互了解乃至理解。其中，理解对方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理解其文化。随着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外国人对我国的传统戏曲文化艺术兴趣渐浓，为我国传播戏曲文化、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动力。日益广泛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除了能够带领外国人走进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之中，而且能够带来新的艺术思想，甚至有可能带来发展资本。但是，从相反地方面来说，我们在推广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时候，又要同时预防外国资本对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资源的过度争夺乃至导致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流失。
2.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为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次大会将文化作为主题，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动员令。《决定》阐述了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要方针，部署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等。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范畴，提出了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多项体制机制的建设。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必然会迎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建设、创新的管理方法以及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扶持等。
3.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自从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信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了推广和运用，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了。信息技术在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态中的运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表演中也有了相应的探索运用，比如将戏曲表演制作成动漫，配以专业唱腔，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因此，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当今的生产生活，也可以用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发展方面。一方面，信息技术给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技术媒介方式；另一方面，它也将推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推广的变革。
三、推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持续繁荣发展的相关对策
1.创新管理方法，深化传统戏曲文化市场体制改革
推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体制改革，就要创新管理方法，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机制，使之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市场发展内在规律，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化传统戏曲文化市场体制改革，应该实施市场调配为主、政府扶持的保护性发展策略。一是要推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走向市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戏曲文化市场与现代企业发展接轨，通过市场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引导产品生产方向，从而满足人民需求。二是要对相关传统戏曲给予一定的保护性措施，我国有一部分传统戏曲已经开始变为小众艺术，艺人群体和受众逐步减少，这些艺术形式需要得到保护。三是要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得以进入法制化、制度化发展的阶段。
2.传承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建立开发、表演、研究、传播的立体化发展格局
要重视传统戏曲文化产学研的结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开发戏曲文化资源、编排表演、研究相关戏曲文化艺术及市场、传播优秀传统戏曲文化相结合的立体化发展格局。一是要重视传统戏曲作品的生产，一方面要发掘戏曲文化艺术资源，另一方面要把这些资源通过艺术作品呈现在舞台上，使之成为产品。二是要做一定的研究，提炼戏曲艺术精华，分析戏曲艺术精神内涵，探索戏曲艺术发展方式。三是要继续加大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戏曲文化的力度，在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要建设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传播平台。通过建立立体化的发展格局，整个传统戏曲文化领域将会有更多的戏曲资源开发者、艺术产品表演者、戏曲文化和相关理论的研究者以及戏曲文化和市场的推广者。
3.注重培育观众群体，抓住农村群众和青年学生群体
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仅要认真面对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抓好这两个市场。对于国际市场，通过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我们会取得较好的效果，比如现在已经开设的戏曲孔子学院，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发展，只有培育出忠实的观众群体，才会有足够的内需来促进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要借助下乡演出的机会，多创作一些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牢牢抓住这一群体；另一方面，要加大"戏曲进课堂"、"戏曲进校园"的力度，在中小学做到戏曲艺术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大中专院校做到向青年学生广泛宣传教育，抓住我国的青年学生群体，培育更大规模的观众群。
4.有效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传统戏曲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
科技改变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和审美要求将会愈来愈高。我们要有效地运用新媒体技术，在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基础设施建设、传播渠道、经营模式、产品表现形式等多方面做到创新，提高传统戏曲文化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信息技术的运用不仅在目前带来有形的变化，即改变了原有的固定的产品形式，而且在将来看，它还会带来无形的变革，即带来了传统戏曲文化方式传承弘扬方式的变革。目前，我们要积极推动动漫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在戏曲文化产品生产中的运用，提升市场竞争力，借助现代科技推动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传统戏曲文化艺术是中华文明中的一块瑰宝。随着时代不断前进，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还会在发展中遇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应该勇敢地破解难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与之并存的机遇，不断促进传统戏曲文化市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从而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3]魏然，王伟.台湾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对策[J].艺苑，2011（05）.
[4]赵金龙，闫小锋.文化产业发展途径探析[J].市场论坛，2011（08）.
传统文化的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环境艺术设计 传统元素 应用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45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基于审美及雕塑、园林、建筑、设计的新兴行业，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我国传统元素需要准确把握传统元素的人文内涵，结合本土文化的同时加强地域风情设计，才能更好的延续审美传统，通过符号化的应用途径，从而在形象方面简化现代环境艺术，并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保留传统的装饰元素，组成新型视觉符号系统，以更好的满足人们的内心深层次的需求，从而创作出更多与现代人符合的人文环境作品。基于此，笔者结合实践，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一、传统元素
我国传统元素主要是指被我国包括广大海外华侨在内的华人所认同而又凝结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尤其能彰显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利益的符号、形象以及风俗习惯都统称为我国传统元素。现代人所提出的我国传统艺术主要是指那些应用于建筑、绘画以及服装等方面的某些意象。此外，以中庸和谐和对立统一为主的儒家思想与以主张无为的道家思想，同样是我国传统的元素。
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环境艺术设计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环境艺术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强势文化设计模式的影响；二是很多的传统的环境艺术设计思维被现代文明所隔离。
（一）我国环境艺术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强势文化设计模式的影响
当前，我国大多数的设计师认为传统风水学具有较强的迷信色彩而对其否定，这就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出现空白的状态，取而代之的则是应用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但就文化这一角度来分析，我国作为泱泱文化大国，且需要应用西方的设计理念，导致我国的很多环境艺术设计丧失了中国文化元素。
（二）很多传统的环境艺术设计思维被现代文明所隔离
当前，我国多数具备真正意义的传统的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案例主要集中于比较偏僻的农村，且具备较强的地域文化特点。但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西方的设计理念的侵扰，导致我国在环境艺术设计思维被现代文明所隔离，从而打破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人居的生态和谐环境。
三、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元素的应用
（一）环境艺术设计应用我国传统艺术应具备强烈的时代感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我国传统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生存场所而进行的合理的创意和对环境进行适性的整合，从而更好的创造与自然发展规律和人文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且具备较高品质的用于生存的空间。因而环境艺术设计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且又能紧跟时展潮流，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以便于更好的创作与适合并彰显我国本土民族文化的作品。由此可见，现代环境艺术与我国传统意识的有机结合，并不是生搬硬套我国的传统元素，而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融入传统的精髓精神。
（二）致力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我国具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传统元素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将传统文化的内涵应用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表现出环境艺术设计的创造性和时代性。因而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结合周围的环境特点，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浪费，从而确保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型和环保性以及可持续性，从而引起传统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共鸣，在具备时代特征的同时不缺乏历史元素，能将我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传统元素其实也是一种采用全新的包装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这是因为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其创新并不是将传统的文化抛弃，而是在环境设计过程中始终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三）致力于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气息的增强与彰显
我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多年才积累下来的重要的精神财富，其具备十分浓厚的人文气息。而人文气息是环境艺术设计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注重的是舒适而又良好的生活与居住环境的营造。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如果就审美与情感体验这一角度来看具备的价值极高，不仅能提高整体构造的外观视觉，还给原本而又固化的环境空间增添了大量的人文气息，从而提升环境艺术的灵动性与生命力。环境艺术设计注重的是情感内涵的融入，与一般的建筑艺术设计具有较大的区别，在注重整体构造和艺术审美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整体氛围的营造，从而在传统元素应用时既能提高空间的文化底蕴，还应更好的增强与彰显人文气息。
（四）致力提升审美时的幸福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正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目前社会审美观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很多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已难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加上心灵审美远比视觉审美要更具价值，从而使得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从心灵上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传统文化是中国长期发展历史下的积淀，它与人类的发展史紧密联系，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传统元素是岁月历史的缅怀和追忆，一定程度上会激发人们情感体验，置身于环境空间，体悟历史发展的踪迹。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视角之一便是提升审美过程中的幸福感。幸福感是指在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环境中得到的精神体验和内心情感反映，是超越了眼睛审美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在情感共鸣中享受环境，享受生活。
四、结语
总之，就如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我国传统元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应结合当前我国在这一方面面临的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进行相应的改革，致力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致力于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气息的增强与彰显，致力提升审美时的幸福感，从而更好的将我国传统元素应用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之中，以更好的延续我国传统元素的精神内涵，实现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博知.中国传统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渗透与体现[J].才智，2012，（02）.
[2]聂昕.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意象与环境艺术设计[J].大众文艺，2012，（01）.
[3]王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J].作家，2012，（02）.
[3]张慧.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