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城邦中工匠身份的人是被歧视的。在柏拉图那里尤为突出，工匠的地位在其“理想国”中是处于较低的等级。这主要与柏拉图注重“理念”有关。在柏拉图看来工匠的生活是与物打交道，工匠们只关心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目的是将东西生产出来。鞋匠只知道怎么制鞋，而穿鞋是好是坏或在什么时候穿，他们不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同样，柏拉图不认为工匠能做“王”，只有哲学家能承担此事，因为哲学家能思考更多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他看来就是知识。基于知识所展开的就是被后人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关心的是“合理性”问题。因为，哲学家做王看来合理的地方就是他懂得更多，包括道德和价值。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柏拉图将哲学和技艺(art)或技术对立了起来。如果柏拉图是反对技术的，他是什么意义上提出的呢?技艺是基于观察产生的。在柏拉图看来，观察到的东西因为它是易变的所以不能构成知识，因为它并非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改变人类观念的却又是技术。因为技术是直接源于生活的，它与抽象的世界、人和彼岸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工匠根据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需要改进了生产方式和材料，产品最终会发生奇特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此发生的变化要远远大于哲学的教导，或者说要先于哲学的教导。换言之，人们是先接受了科学知识，再接受哲学。观念上的变化，理智的进展并非是哲学的功劳。这个时候科学就是基于观察对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技术的变更。加拿大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在《表象与介入》(1983)中试图劝导大家打破偏见，给科学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去改变生活，但是又不愿意承认科学在我们思想中的地位，因为仿佛只有哲学才被认为是对世界的绝对解释。但是，一方面，人们希望不停地借助科学去生产知识，通过技术生产产品，以此来满足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又批评通过科学生产的知识都是有问题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这种批评最多是来自哲学家(浪漫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而科学哲学家也尾随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科学哲学家之间也形成了各种各样对科学进展没有帮助的争论。哈金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为科学辩护———不是为科学造成的影响辩护(原子弹爆炸的厉害)。而他的任务就是为“实验”辩护。①

众所周知的，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科学的典范。虽然，这些理论对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这些理论的背景上看，我们会发现，他们将研究的领域缩小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越小的范围越能掌握问题的实质，越能抓住真理。比如，有人曾质疑达尔文为何仅用生物的化石就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关于技术的问题。因为，他使用的这个方法，能为他解释他的理论提供有效的帮助。更确切地说，用一定的技术将化石展示出来和用特定的工具将力学理论展示出来是一样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如果没有技术的运用，科学就难以得到发展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且科学在演变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和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在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中告诉我们:科学实验对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2］当时，霍布斯被嘲讽为不懂实验就开口说瞎话。霍布斯反对科学实验的理由:一方面是哲学观点的冲突;另一方面，霍布斯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统治者正言。因为，玻意耳的理论认为，宇宙中某一个部分可以是“空”的，这当然和意识形态的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是冲突的，因为“普满论”是这一切的根基，当然也是霍布斯哲学的基础。但是，玻意耳的理论形成必须依靠技术生产才能够完成。空气泵难以被推广除了有政治的因素，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因为制造一台空气泵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技术因素。从此时算起，科学就成为既是一个实验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因为，一旦涉及到实验，更多层面上说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换句话说，古希腊人之所以不能够达到玻意耳的理论水平，是因为那时的技术手段还达不到玻意耳时代的水准。当然在思想层面上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技术对知识的形成有所作用的观念。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创制科学，但是它与理智科学(第一哲学)相比还是要低级一些。

二、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表现

“技术对科学知识生产的作用”这一说法仿佛给人一种幻象:凡是“作用”，都是“好”的或积极的。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它实验中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技术被认可的程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技术的运用越发达，我们对所谓的科学知识的了解就越少;技术的发展越精细，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就越加排斥行外人对技术的认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技术被排除在哲学认识论的范围以外一样。在技术运用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多数人要对一个新的理论提出反对或质疑则成为一件难事。于是，科学知识的传播的范围被扩大，这个范围不是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部门”变得越来越大，其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国家的权力部门中。比如，当我们质疑欧洲的强子对撞所提出的科学理论，投入战斗最好的“队伍”就是以国家为代表的机构，而不可能是对强子对撞有兴趣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因为，后者无法花费高昂的实验费用去获取有效的论据，以反驳一项“超级”庞大的工程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如果以国家为代表，就完全有可能。但是，我们又发现，在类似的计划当中参与的人员遍及全球各大洲。假如有人对欧洲的强子对撞理论提出质疑，我们会犹豫，因为这个计划中也有中国人参与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质疑有意义吗?于是，在未来的这些大型科学实验活动中，我们将越来越少地听到持有相反意见的声音。

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很多科学理论的提出，以及各项实验计划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其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我们对外太空的认知最终得靠哈勃望远镜。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哈勃空间望远镜会被耗资十亿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所取代①。同样，上世纪90年代末期，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即激光聚变装置)”，从计划提出到实施已经花费了超过35亿美元。而容纳NIF装置的建筑物则长达215米，宽120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该装置产生的激光能量将是世界第二大激光器———罗切斯特大学的激光器的60倍。最终，它的任务是通过激光器模仿太阳中心的热和压力，用以创造核聚变反应。这项实验已于2010年10月6日完成了首次综合点火实验。这些巨大的投入和令人惊讶的计划，给人们带来的远远超过了像玻意耳时代，或爱因斯坦时代的任何一项技术发明或理论发现所带来的刺激和想象。与此同时，中国的“神光”计划也与NIF类似，但是前者能量仅有后者的一半。究其原因我们更多地相信这种差距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这些都和政府的资金支持有很大关系。①从对微小的技术手段的需求到庞大的技术装备的设置，我们发现科学已经无法远离技术的运用。科学对技术的依赖，致使科学研究必须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因为技术装备的购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批对技术设备熟悉的人，包括实验人员、工作人员和维修人员。逐渐我们发现参与科学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耗时越来越长，耗资越来越大。只要是参与了这些大型计划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家”。逐渐，我们认可了这种以“庞大”为特征的当代科学形态，这被人们称为“大科学(BIGscience)”。

三、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在大科学中的体现

20世纪以来“大科学”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尤其在天文学、高能物理学等领域。“天文学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蔓延到其他更大型的研究合作，高能物理实验———‘大科学’的象征———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在21世纪“大科学”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除了上述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和美国国家点火装置之外，还有令人震撼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借助总能量达7万亿电子伏特的质子流对撞，并模拟出宇宙大爆炸的状态，以期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的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LHC位于瑞士日内瓦与法国交界的地下100米深处，由总长为27公里的环形隧道构成，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对其进行管理。自建造以来共耗资100亿美元，共7000余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在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就表示:“当一个研究团队的人数超过100人以后，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它就会变弱，我个人是不会去参与这种合作和寻找那些令人沮丧的观点。每次我们造一个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的新机器，我们都会试图去找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关于LHC话题的新闻头条都用了“可能”、“有望”。因为据我们所知，这项计划的预期有点含混。也就是说，在科学的具体运作中永远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强烈地对成功的实现预期。同时，还要去把握那些始料未及的偶然性。科学家们相信即使强子对撞产生不了想要的东西，但是会有新的收获。这个新的收获是根本无法获取的，除非它真的出现了，而它究竟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们又情愿相信自己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毕竟对一项实验的投入越大，产出越大。

苏格兰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了被人们称为“希格斯玻色子”的粒子假设———“我解决了如何让它产生作用的理论问题，并有可能看到最终结果;我发现如何将好像没有重量的粒子转变成重粒子的方法”———从此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础。但是这个80多岁的老人至今还在和斯蒂芬•霍金不停地争论。霍金在2008年耗资26亿英镑在强子对撞机上，目的是为了证明“希格斯玻色子”是错误的，人们根本得不到所谓的“上帝粒子”，同时能够通过对撞实验印证科学家曾提出的“超对称理论”和“弦理论”，“不管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否有所发现，结果都会告诉我们关于宇宙构造的许多知识”。而希格斯则认为，“霍金将粒子物理学和引力理论以一种物理学家都不相信的方法放在一起研究，是极不正确的。因为，从粒子物理学和量子论的观点来看，除了引力理论以外，还必须将很多理论结合，才能得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通过同样的实验来证明两个不同的观点，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前面，我们曾经认为，一个庞大的计划的反对者必须通过另一个庞大的计划来加以反驳，即由科学理论的外部来实现。而现在这种反驳的变形出现在同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因为希格斯和霍金都试图通过LHC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以往，尤其在库恩的时代，科学共同体因为科学家满怀同一种希望而走到一起，即便是共同体中形成了不同的声音，但是在范式的作用下，分歧不会扩散或将范式转换掉，并形成新的目标。［3］而在“大科学”的时代，库恩的范式恐怕会发生一些变化:同一个科学共同体中会允许不同的范式存在，即便他们运用了同一个实验操作系统，但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对方推倒;同一种技术手段能够允许不同的理论存在，证明在这项活动中存在有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这实际上证明了，科学总是在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做出肯定的回答，而回答的结果尤其依赖于技术的优势。

四、结语

我们这里试图表达的并不是技术发生在20或21世纪的事情，只是从20世纪开始，技术的变形和对技术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已。对技术这个问题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虽说在几百年前的工业化道路中，技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直到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卡普(ErnstKapp，1808－1896)，在1877年使用了“技术哲学”一词，才标志着“技术”正式进入了人们的对生活世界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中。①技术从一种生活的工具变成决定知识生产的部分。相反，马尔库塞及其学生芬博格认为，技术对知识生产不起决定作用。如果科学知识的生产不由技术决定，那么究竟由什么决定呢?在福柯讨论知识的时候更多是与权力联系起来，以至于最后在理解科学知识生产的时候，它成为权力决定的东西。［4］在伽利略的时代，我们通常可以接受的观点就是，伽利略利用了望远镜“看”到了一些新奇的东西，而这东西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有重要作用。玻意耳通过一个装置将空气中的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我们足以相信技术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的发展又促使我们怀疑这种观点。因为，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运用更加突出，产品更加丰富，人们的可选择性也越来越多，相应地人也被技术载满了。于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人们耳边充斥着对技术的评论或质疑。如果技术束缚了人，为什么人还心甘情愿地怀着浪漫主义的情节去批判它的同时，还要接受它呢?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能罗列出来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基于人的需要而生产的。20世纪的生物医学的突破，新细菌和新药物的发现都和人类的病况有关系。虽然，巴斯德的实验非常偶然地获得了一个具有高效治疗作用的药物，但是他此前并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瓦特的蒸汽机的改良如果不是因为资本家的需要，我们今天的交通运输条件也不会得到改善。总之，我们在批评技术塑造了一个牢笼的同时，恰恰没有正确地去察看技术本身。技术被人设计出来，以完成制造知识的任务。而今，技术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植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中。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始基；存在；思维；哲学进展

巴门尼德哲学的出现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和质的飞跃，然而有的人由于不理解巴门尼德哲学，对哲学进展秘密的无知以及囿于自己所形成的评价标准和概念框架，却把它说成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中包含着的后退。”[1]。由于巴门尼德哲学不能解释一般人的常识，所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与它有缘了。但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去贴标签有什么用呢？以是否“唯物”、“唯心”、是否“辩证”为标准来评判一种哲学的进步与落后，这合理吗？本文并不想指出巴门尼德哲学是否“唯物”、是否“辩证”，而只是想指出：这个所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后退”的哲学正是它自己的母亲——它之前的希腊哲学史所孕育和产生出来的，并且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自身也子孙满堂。

一、古希腊原始朴素哲学对智慧的追求——巴门尼德哲学的来源

对于巴门尼德哲学的来源，人们一般只提及毕达哥拉斯和塞诺芬尼，而很少提及泰勒士等其他自然哲学家，因而忽视了巴门尼德哲学同其他原始朴素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由于片面“划线”，巴门尼德哲学被理解为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的结果。所以，这里有必要从思想理论内涵上考察一下它同其他原始朴素哲学之间的关系。

巴门尼德哲学主要是指他的存在论哲学。“存在”是巴门尼德哲学的基本范畴。他把“存在”规定为具有“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独一无二”、“完整不可分”等特性。也就是说，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2]。他这样的“存在”，在一般人的眼中，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所以，缺乏一定思维训练的人、缺乏一定哲学史背景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似乎只是哲学的胡说。这里要问：巴门尼德哲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巴门尼德自己头脑里突发奇想而编造的奇谈怪论吗？都不是，而是希腊哲学史自身发展的结果。

我们知道，“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的意思。古希腊人把认识宇宙万物共同的本原问题（即万物同一或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把寻找“始基”看成是最智慧的事情。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他们在寻找过程中所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有的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如泰勒士），有的则认为是“气”（阿那克西米尼）、“无规定者”（阿那克西曼德）、“火”（赫拉克利特）、“数”（毕达哥拉斯）等等，他们的主要倾向是把“始基”归结为某一感性事物或者说只能外在地规定“始基”（包括毕达哥拉斯学派），这就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引起争论。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对立还只是感性的外在的争论和对立，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对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作“始基”的东西不管在感性外观上有多么的不同，但在本质上、在理性思维中却都是万物由之产生、万物最终又复归于它的东西。在他们的头脑中甚至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潜理性结构中积淀着一种共同的观念，即“始基”所产生的万物是多、是运动变化的、有生有灭的、有限的，而万物的“始基”则是“一”，作为本原的“一”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所以万物才最终复归于它。在他们的心目中，本原是什么则始终是什么，它不会变成其他的什么，它始终是它自己。比如，主张本原是“气”的阿那克西米尼就认为本原始终是“气”，不可能把其他的那些有生灭的事物说成是万物的本原。即使是主张万物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赫拉克利特也有一个本原的观念，即：那团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活火”。

他们首先形成了关于世界本原和始基的观念，然后就在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找这一始基。可以说，他们思想的主题和目的就是寻找始基。这是一条向下的、向外的认识道路，从而使他们心目中的始基、本原始终纠缠于感官接触的事物现象，使得理性的东西纠缠于感性的东西，其结果，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一场又一场纷争。

二、“存在”与纯粹“始基”

结束过去哲学纷争的，是在巴门尼德找到了“存在”范畴，建立了“存在论”哲学之后。为了解决前人的纷争，也为了探寻纯粹“始基”、认识真正的“真理”，巴门尼德采取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向上、向内的认识道路，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理之路”。

这里，巴门尼德为了克服“始基”（即本原）纠缠于“杂多的”“变化无常的”事物现象、理性纠缠于感性的弊端，为了消除由此引起的纷争（他称之为“意见之争”），他严格区分了本质与现象、真理与意见，并让它们处处对立。他要摆脱“多”、摆脱“个别”、摆脱感性事物，而专门研究他所“确信”的一般、本质的存在。他通过对潜在于前人们理性结构中的“始基”、本质观念的反思，通过逻辑推理，而得出“存在”的一系列基本特性——唯一、不动、永恒等。他所否定的只是过去哲学的“意见”，只是过去哲学所涉及到的感性的东西（“水”、“气”等），而对旧哲学所包含的“真理”的颗粒则作了他所能作出的深刻总结和概括。这也是他对前人思想的在批判基础上的某种继承吧！

古希腊人寻找世界的本质、万物的始基即寻找一般和本质，但是，寻找的结果并不是一般和本质，而是感性世界中的感性个别和现象及感性的质。无论是水、气、无限者，还是火、数，严格说来，都不能作为始基本身，而毋宁说只是关于始基的表面暗示和比喻，是一种形象化、直观化的说明，他们用关于感性世界中个别事物的词语来表达“始基”这一哲学观念，结果总是词不尽意甚至词不达意，因为关于个别事物的词与表示整个宇宙的本质的“始基”概念结合在一起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因此，他们关于始基的遐想与他们对始基的词语表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相符，能表达比较模糊的含义，但不可能完全相符，他们的表达也难以使别人接受。

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抽象思维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已能理解过去的哲学暗示，已能进行纯逻辑的抽象的思维推理，语言的发展也使他能够用符合其观念的词语来表达这一哲学观念，把其内在于观念中的东西以逻辑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加以确定，因为“存在论”是根据逻辑推理而建立起来的。于是，“存在”概念的提出就表明：人类认识已达到了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即思想客体的自觉（虽不是对自己即能动的思维主体的认识活动之自觉）。这一点也说明：始基观念就蕴藏着自己还不清楚的还没有明确表达出的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始基具有“存在”属性）。它不清楚，是由于始基被归结为具体的感性个别；“存在”概念还潜藏在古代人关于“始基”的遐想之中，始基的观念里孕育着对这种“存在”的认识要求和因素。

在巴门尼德看来，从前的哲学家们追求的所谓始基（即万物同一的东西）或世界的本原，真正说来，既不是“水”、“气”，也不是“数”、“火”，更不是其它的感性事物。本来，“始基”这个概念是用来说明世界万物与世界本原之间的关系的，它本身就意味着与万物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巴门尼德一旦把始基与感性事物完全分开之后，就不能说明万物与始基的关系问题了。怎么办呢？于是，巴门尼德就用“存在”这个更灵活、更一般、更抽象、摆脱了更多感性规定的范畴来代替“始基”范畴。“存在”比“始基”还要“始基”，毋宁说它就是纯粹“始基”。显然，作为纯粹“始基”的“存在”范畴不再像从前哲学家们所使用的“始基”那样具有感性外观的特性，不再纠缠于感性事物中，而保留了“始基”自身所应有的内在的、抽象的、理想的（或理念的）特征。

下面我们来看看从前的“始基”与巴门尼德的“存在”有些什么共同特征。

巴门尼德赋予“存在”的特征基本上都能在他以前的哲学史中、在“始基”中找到雏形。

——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动的。而在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家们的“始基”虽然产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它，但在他们心目中，“始基”之为“始基”应该是始终不变的、不生不灭的，变换的只是那个永恒的东西的形态。始基哲学家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有生有灭的、短暂的东西，而不管他们把“始基”归结为“水”还是“气”抑或是其它的什么。

——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是连续的、不可分的。在他之前的哲学家还没有人把始基看成是多，“四根说”的出现也只是在他之后的事情。即使与巴门尼德对立的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即“火”），世界遵循着“同一个道”、“一切都遵循着道”。更不用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明确主张过“万物的本原是一”[3]。在他们看来，与那唯一的本体相对立的是间断的、可分的“多”，那个唯一的本体驾驭万物即多，因为它是连续的、不可分的。

——园圈的性质。虽然巴门尼德力图使他的“存在”摆脱感性事物的纠缠，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让他的“存在”摆脱感性的性质，因为他往往又把存在说成是有形体的。他写道：“存在者有一条最后的边界，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距离都相等”[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希腊人习惯于用球形或圆形来象征一个事物的唯一性和完满性。始基哲学家们把始基看成是万物由之产生、万物又复归于它的东西，这样，始基与万物的关系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性的圆圈，虽然这个圆圈形成于“产生”和“复归”的整个流动过程中。总之，“存在”和“始基”都具有圆圈的性质、完满的性质。

——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说：“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5]。“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6]。巴门尼德何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何以会相信人们思想中所追求的对象（如：与现象的“多”相对待的本质的“一”）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始基哲学家们是如何了解始基的。始基哲学家们虽然把始基归结为具有较浓感性色彩的“水”、“气”等等，因而他们的具体哲学观点被巴门尼德斥之为“意见”，他们之间的争论也被称为“意见之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追求和目标，即努力去寻找万物的统一本质，寻找那个万物由之产生、万物又复归于它的东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相信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一”（即始基）、这个一般、这个“世界的共同本质”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个“一”、“本质”、“一般”的真实性，即不认为它是虚假的。在他们心目中，始基是追求的目的，也是被思想的对象。这一思想核心虽被意见包围着，但核心是一样的，而且，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始基之为始基总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只有通过反思、内省、洞见而被发现、被悟出，始基与其特征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事实上，相信始基即一般、本质是真实存在的观念已成为古希腊时代的现实的民族精神，并沉淀在他们的头脑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该民族的每个个体及智慧精英。巴门尼德也脱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民族、那个时代，脱离不开始基哲学家们所铺垫的思想背景，他也理所当然地相信思想所追求的“一”、一般、本质的真实存在。他的“同一”命题带有概括性和总结性。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这里实际上是以“一”、一般、本质为中介而建立起业的，是靠纯粹始基即摆脱了“水”、“气”等具体感性事物纠缠的始基亦即靠单纯的“一”、单纯的一般、纯粹的本质而建立起来的。既然“一”、一般、本质是真实存在的，在哲学家的思想中所追求的“智慧”即思想的目标也正是这样的“一”、一般、本质，那么，思维与存在就是同一的。在巴门尼德看来，一般、本质是“能存在者”，也是“能被思维者”，当然“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

他以前的许多哲学家都对他们所追求的“一”进行思想和言说，这种“一”就成为被思维者和被言说者。巴门尼德也相信他们那个被思想和被言说的“一”之存在，所以，巴门尼德说：“那能被思维和被言说的必定存在，因为它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是不可能存在的”[7]。显然，他把这个“一”当作言说和思维的对象，他承认其他哲学家所追求的“一”之存在、被言说的“一”之存在，只是他与别人对“一”的言说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所走的道路才能达到真理、才不会把“空洞的名词”以及把感性经验的东西即“非存在”“固定”在语言中。他只把思想的对象固定在关于这一对象的语言中，而把固定在语言中的感性经验的东西说成是欺骗。巴门尼德还认为：这个“一”作为“能被思维者”也就是以前哲学家们“思想的目标”，只要他们对这个“一”进行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就一定表达着思想的对象——“一”。所以，他说：“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既然二者是同一的，那么就可以根据思想的特征去把握存在的特征，由此，巴门尼德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先验论的哲学方法。

总之，历史上那些最内在的看不见的精髓在巴门尼德哲学思想里得到了最精致的表现，并因此提升出“存在”概念、演绎出“存在”论。“存在”论是古希腊哲学的自己历史的产物。

三、巴门尼德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巴门尼德哲学的历史影响

在巴门尼德之后，古希腊哲学呈现为双向发展，而双向发展的两类哲学无论从继承和肯定的角度，还是从批判和否定的角度来看，又都离不开巴门尼德哲学的影响。例如，沿着客观的道路发展，巴门尼德的“存在”演变为德莫克利特的“原子”；沿着主观道路发展，巴门尼德的“存在”则演变为柏拉图的“理念”。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其后各家各派的核心范畴、关键词和主导原则与巴门尼德的“存在”有何关联。

从唯物主义这一条线索来看，恩培多克勒“四根说”中的每一个根以及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或曰“同素体”）都只是缩小了的“存在”，是改了装的那个单一的、不可分的、不变的“存在”。原子论者的“原子”也是爱利亚学派“存在”范畴的改装和变形，其“虚空”概念也源于“非存在”这一概念。他们在客观世界中去完善、充实和发展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使其不只是在思想中返回世界，而且还要在现实中返回世界，把哲学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他们要克服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点，力图用“四根说”、“种子”论、“原子”论来解释各种事实。

从唯心主义或主体主义这一条线索来看，巴门尼德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高尔吉亚的怀疑哲学产生于对爱利亚学派尤其是对巴门尼德“存在”论哲学的批判与否定。高尔吉亚似乎看到了巴门尼德所谓“存在”的理念性、思辩性，他认为巴门尼德那个存在于头脑中的唯一、永恒、不动不变的“存在”是在空间之外的东西，因而并不真正存在、无处存在。高尔吉亚似乎也因此看到了思想与存在的相异性和矛盾性，看到了思想的主体性创造性。他说：“如果我们所想的东西并不因此就存在，我们就思想不到存在”[8]。也就是说，既然思想不等于存在，那么就思想不到存在，或者说，存在就不能被思想。巴门尼德的“存在”只是思想或想象中的存在，而不是外在于思想的纯粹本然的存在。他还根据语言与存在的不同性质、感知语言与感知存在的相异性，利用思维与语言的矛盾，否认思想交流、否认语言能够表述思维所反映的存在。他说：“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9]。高尔吉亚的怀疑和否证是针对巴门尼德哲学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之间也有相通的地方，即：他们都肯定“存在”是思想性的东西，是思想的目标，是“被思维者”。不同只在于，巴门尼德认为：“能被思维者”同时也是“能存在者”，确信那个纯粹的一般、抽象的本质是存在的，只有这种“存在”才是被从前各个哲学家所言说、所思议的对象，只有“存在”才能被言说、被思想。而高尔吉亚则否定“可以设想的东西就是可以存在的东西”，否定“能被思维者”同时也是“能存在者”。

普罗泰戈拉作为古希腊时代的人本主义者，其主要贡献和核心观点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内在尺度。他说：“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合乎这个尺度的就是存在，不合乎这个尺度的就是不存在的”[10]。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还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11]。这实际上揭示了巴门尼德作为真理途径的“存在者存在”所具有的主体性，同时也揭示了过去诸多哲学纷争的主体性根源（这个主体性包括主体的感性和理性）。

根据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苏格拉底曾与巴门尼德争论过。巴门尼德贯彻始终地主张那个“唯一的”、“不动的”、“永恒的”“存在”，而年青的苏格拉底则提出新的理念论。苏格拉底发现：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个抽象，这种抽象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与其他自然哲学家头脑中的“始基”、“原子”性质差不多的东西，所以自古以来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东西即本质性的东西，不在外面，而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才走上“认识你自己”的道路。在他看来，现实的、具体的道德行为是矛盾的，具有相对性，也就是既有善也有恶，比如：“盗窃”、“欺骗”在一些情况下是“恶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善行”。因而，具体的、有条件的善是不真实的。但是，道德作为知识，则是绝对的、永恒的。因为善的概念本身，即善之为善，乃是完全的、绝对的善，是绝不包含有任何恶的善。所以，只有一般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行；只有永恒不变的、普遍的“善”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念”、“自我”、“至善”、“真理”、“美德”、“知识”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对本质、共性、一般、普遍的强调。他仍然是以“一”统“多”。可以看出，他的“至善”、“美德”、“知识”等等是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已经“蛹化”了的形式。

至于柏拉图，他把理念世界看作真正的存在，将巴门尼德的两个领域发展为完备的两个世界理论（“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他认为，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普遍、绝对、常自同一的世界，是现象界的摹本，是一个有高低等级的共相世界并独立于现象界。这样，尼门尼德的“存在”论，经过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再经过柏拉图将存在于人心中的“理念”客体化，世界的二重化就非常明显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世界观，即：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还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天国的世界。可以说，“上帝”的观念是巴门尼德“存在”概念发展到烂熟的形式和阶段。

亚里士多德集以往哲学之大成，对“存在”（他称之为“有”、“实体”、“本原”、“本体”、“最初的原因”、“存在”等等）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哲学是研究那些既独立存在又永不变动的东西即本体，它“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12]。所谓“有”（即“存在”）本身是指“有”中之有（“存在”的存在），或者说是指“有”（“存在”）中最根本、最一般的东西。这种最根本、最一般的东西既存在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中，同时又只有思维、理性才能将其把握住。他指出，各门具体科学只是研究“有”（“存在”）的某一部分或某一部分的属性。这样，亚里士多德哲学作为古代哲学的综合和集大成者，基本上已经全面地呈现和揭示出了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理性与感性、潜能（即“可能”）与现实、不变与变等等的矛盾关系。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致使历史上的各种甚至对立的哲学或思想派别，都能从这个思想宝库中找到于己有用的武器。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就与巴门尼德对“存在”范畴的提升和把握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在巴门尼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意见”、“理性”与“感觉”等等成对的矛盾范畴。

如果我们把巴门尼德哲学看成是一个矛盾体、一个矛盾系统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方式。那么，这个矛盾体或矛盾系统的第一个矛盾层次就是“存在”与“非存在”；第二个矛盾层次则是“思想”（“理性”）与“存在”、“感觉”与“非存在”，概括地说，就是人与客观世界、人的目的与客观世界；第三个层次是与“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相对应的“真理”与“意见”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这些不同层次的矛盾在西方哲学史上都分别曾成为各个时代讨论和争论的哲学主题，而一旦某一层次成为（或上升为）主题，则其它各层次则降为次要甚至成为“隐约不显的环节”、成为“一种遗迹”或“一片简单的阴影”（黑格尔语）[13]。这同时也说明，哲学的发展也遵循着宇宙全息律以及其中的潜显律[14]。

注释：

[1]张尚仁《欧洲认识史概要》，第66页。

[2]《欧洲哲学史教程》，第33—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冒从虎等《欧洲哲学通史》上卷，第55—5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7]杨适《哲学的童年》，第247页。

[8]《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9]《欧洲哲学史教程》，第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页。“有”版权所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

[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4页。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黄根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要旨述评[J].现代交际，2011，（3）.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逻辑/范围与性质/广义与狭义/一元论/多元论/工具主义

【正文】

一、广义的逻辑与狭义的逻辑

什么是逻辑？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要将各种各样冠以“逻辑”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明确清晰的“逻辑”的定义之下，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对逻辑发展史作一简单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集其前人研究之大成，写成了逻辑巨著《工具论》（由亚氏的六部著作编排而成：《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虽然在亚氏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逻辑”这一名称，也没有明确地以“逻辑”这一术语命名其学说，但是，历史事实是，亚氏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独立的科学。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亚氏之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即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亚氏的形式逻辑理论——逍遥学派的德奥弗拉斯特和欧德慕给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推理形式增补了一些新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命题逻辑问题，斯多葛学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则构造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理论。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近代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在总结前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在批判了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后，以其古典归纳逻辑名著《新工具》为标志，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

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对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另一种新的思辩逻辑——辩证逻辑。

与此同时，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在发展与变化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数理逻辑阶段。数理逻辑也称符号逻辑，或谓狭义的现代逻辑，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他主张建立“表意的、普遍的语言”来研究思维问题，使推理的有效性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莱布尼兹的这些设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构想，对逻辑学发展的贡献却是意义深远的，正如逻辑史家肖尔兹所说，“人们提起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在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作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注：肖尔兹著，张家龙译：《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莱氏之后，经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哈米尔顿、德摩根的研究，英国数学家布尔于1847年建立了逻辑代数，这是第一个成功的数理逻辑系统。1879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部88页的著作中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初步自足的、包括命题演算在内的谓词演算公理系统，从而创建了现代数理逻辑。之后，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和怀特海于1910年发表了三大卷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带等词的一阶谓词系统，从而使得数理逻辑成熟与发展起来。

上述数理逻辑，以两个演算——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作为核心，被称之为现代形式逻辑或狭义的现代逻辑。在当代，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将现代逻辑应用于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从而出现了广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

从以上对古代、近代、现当代逻辑学说发展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逻辑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至少包括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传统演绎逻辑、以数理逻辑为核心及基础的现代逻辑及其分支、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而这些逻辑相互之间的特性又是十分不同甚至十分对立的。所以，要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把这些历史上所谓的逻辑都包含进去，确实是很难的。事实上，“逻辑”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的，逻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英国逻辑学家哈克在谈到逻辑的范围时，认为逻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科群，其分支主要包括如下：

1.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2.经典逻辑：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

3.扩展的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论逻辑、优选逻辑、命令句逻辑、问题逻辑

4.异常的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

5.归纳逻辑（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在这里，哈克所谓的“扩展的逻辑”，是指在经典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中增加一些相应的公理、规则及其新的逻辑算子，使其形式系统扩展到一些原为非形式的推演，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现代逻辑分支；至于“异常的逻辑”，则是指其形成过程一方面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的词汇，但另一方面，这些系统又对经典逻辑的公理与规则进行了限制甚至根本性的修改，从而使之脱离了经典逻辑的轨道的那些现代逻辑分支。“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统称为“非经典逻辑”。

以哈克的上述分类为基础，从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逻辑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因此，逻辑的范围是有宽有窄的：首先，逻辑指经典逻辑，即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不严格地，也可以叫数理逻辑，这是最“标准”、最“正统”的逻辑，也是最狭义的逻辑；其次，逻辑还包括现代非经典逻辑，不严格地，也可以叫哲学逻辑，即哈克所讲的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再次，逻辑还包括传统演绎逻辑，它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关于非模态的直言命题及其演绎推理的直观理论，其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词项（概念）、命题、推理、证明特别是三段论等。此外，逻辑还可以包括归纳逻辑（包括现代归纳逻辑与传统归纳法）、辩证逻辑。将逻辑局限于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这就是狭义的逻辑，而将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则是广义的逻辑。以这一取向为标准，狭义的逻辑基本上可以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学，即如何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无效的推理形式中区分开来的科学”这一定义，而广义的逻辑则可以基本上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由此可见，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层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从不同的方面

来考察逻辑学的不同层面及不同涵义：

(1)从现代逻辑的视野看，逻辑学的发展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过程。这一点上面已有论述，此不多说。

(2)从逻辑学兼具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角度，可以确切地把逻辑分成纯逻辑与应用逻辑两大层面。可以说，纯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例如公理与推导规则），它们只展示推理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是“通论”性的，而应用逻辑则是将纯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纯逻辑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逻辑系统，它相当于逻辑的某一“分论”。在纯逻辑这一层面，还可以分成理论逻辑与元逻辑，所谓元逻辑，是以逻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是刻划、研究逻辑系统形式面貌与形式性质的逻辑学科，它研究诸如逻辑系统的一致性、可满足性、完全性等等。不言而喻，元逻辑之外的纯逻辑部分，统称为理论逻辑。以这种分法为基础，如果说纯逻辑是狭义的逻辑的话，则应用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

(3)从逻辑学对表达式意义的不同研究层次，可以把逻辑分成外延逻辑、内涵逻辑与语言逻辑。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对语言表达式（词或句子）意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表达式的外延上，认为表达式的外延就是其意义（如认为词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句子的意义就是其真值），因此，它们是外延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其外延上，认为不仅要研究表达式的外延，也要研究表达式的内涵，这样的逻辑就是内涵逻辑。可以看出，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语形或语义层面，而实际上，表达式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使用的，因此，逻辑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研究还可以也应该深入到语言表达式的具体的使用中去，对其进行语用研究，这一考虑，就促成了所谓的自然语言逻辑或语言逻辑的研究。所谓自然语言逻辑，按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分析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的科学。因此，如果说狭义的逻辑是一种语形或语义逻辑、它们只研究语形或语义推理的话，则广义的逻辑则是一种语用逻辑，它还要研究语用推理。

二、现代逻辑背景下的逻辑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当代，现代逻辑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态势，逻辑学正在从单一学科逐步形成为由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诸多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的逻辑科学。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趋势，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各种各样的逻辑系统不断涌现，比如，既有作为经典逻辑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也有作为对经典逻辑的扩展或背离的非经典逻辑。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逻辑或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直观性，非经典逻辑系统越来越远离直观甚至在某些意义上与直观相背。在这种背景下，逻辑学家就必然面临如下需要回答的问题：

(1)逻辑系统有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说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是什么意思？

(2)是否一定要期望一个逻辑系统成为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或者说，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即在一个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吗？

(3)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其中的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是相互对立的？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区分出了关于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主义。

不管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认为逻辑系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逻辑系统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对于系统本身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与“系统外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是否一致。如果某一逻辑系统中的有效的形式论证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相一致，并且那些在某一系统中逻辑地真的合式公式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也逻辑地真的陈述相一致，则该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为不正确的。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一元论认为只有一个唯一地在此意义下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则认为存在多个如此的逻辑系统。

工具主义则认为，谈论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正确或不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逻辑系统，“正确的”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就工具主义来说，他们只允许这样一个“内部”问题：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是“完善的”(Sound)？即是说，逻辑系统的定理或语法地有效的论证是否全部地并且唯一地是在该系统内逻辑地真或有效的？（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多元论又可以分为总体多元论与局部多元论。局部多元论认为，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于应用于讨论的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因此，局部多元论把系统外的有效性和逻辑真理从而也把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看作是讨论的一个特定领域，认为一个论证并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而是在讨论中有效的，所以，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而总体多元论则持有与一元论相同的假定：逻辑原理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因此，一个逻辑系统应该是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

就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元论者强迫人们在经典系统与异常系统中二者择一，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扩展的逻辑都是正确的。因此，一元论者断言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在是否正确地代表了系统外的有效论证或逻辑真理的形式上是相互对立的，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两者在某一或其他途径下的对立只是表面的。

就逻辑科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道路，也是逻辑科学特别是逻辑系统发展由比较单一走向丰富多样的过程。以传统逻辑来说，它来自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推理的实际，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传统逻辑的内容是比较直观的，与现实也是比较吻合的。而经典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现展阶段，是以形式化的方法对传统逻辑理论特别是推理理论的新的研究，因此，与传统逻辑一样，经典逻辑的内容仍是具有直观基础的——经典逻辑的公理与定理大都可以在日常思维中找到相对应的思维与推理的实例予以佐证，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与解释也不会感到与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过于异常。所以，在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层面，用“系统内的有效性”与“系统外的有效性”的一致来说明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合适的，这种说明的实质就是要求逻辑系统这种“主观”的产物

与思维的客观实际相一致。

相对而言，在经典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非经典逻辑，它的直观性、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就大大不如经典逻辑，甚至与经典逻辑背道而驰。以模态命题系统为例（应该说，相对而言，模态命题逻辑在非经典逻辑中是较为直观的），如果说系统T满足对模态逻辑系统的直观要求，它所断定的是没有争论的一些结论的话，则系统S4、S5就难以说具有直观性以及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了：在系统S4和S5中都出现了模态算子的重叠，因而象pp、pp这样的公式大量出现，而这些公式几乎没有什么直观性。至于非经典逻辑中的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它们离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更远，更显得“反常”。同时，同一个领域比如模态逻辑或时态逻辑，由于方法和着眼点不同，可以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作出逻辑系统无正确性可言、逻辑系统纯粹只是人们思考的工具的工具主义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应该说，工具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它看到了逻辑系统特别是各种非经典逻辑系统远离日常思维与推理和作为“纯思维产物”的高度抽象性，看到了逻辑学家在建构各种逻辑系统时的高度的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来看，工具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它完全抹杀了逻辑系统建构的客观基础，否定了逻辑系统最终是人们特别是逻辑学家的主观对思维实际、推理实际的反映。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逻辑无用论，最终取消逻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和逻辑科学的学科性质的。

而一元论对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也过于严厉，这种观点难以解释在今天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之间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尽管任何逻辑系统都是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但是，它们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否则，它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最终难以存在下去），所以，逻辑系统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这一点是一元论与多元论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正确地反映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次的：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普遍、一般的（比如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也可以是比较特殊、具体的（比如某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对于某一特定主题或领域的特定的思维与推理）；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直观、与日常较为吻合的，也可以是相对来说较为抽象、远离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多样的，不可绝对化和唯一化。所以，我认为，一元论坚持“只有一个正确的、唯一的逻辑”是不妥的，相反，多元论的观点则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哈克的分析把非经典逻辑分成“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的话，那么，很显然，扩展的逻辑是以经典逻辑为基础，将经典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而形成的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斥、对立的情况，它们都可以是“正确的”。至于“异常的逻辑”，它的某些性质与特征确实可能与经典逻辑不同甚至相矛盾（例如在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中排中律的失效等等），因此，它们有“对立”的地方，但就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相比而言，它们的对立或不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而从整个系统的性质来看，它们的互通之处更多，因此，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之间的所谓“对立”之处，恰恰是该异常逻辑分支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某一问题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处理和解决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经典逻辑的意义不在于“否定”了经典逻辑的某些定理或规则，而在于对经典逻辑忽略了的或无法处理的地方进行了自己的独特的处理。所以，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之间的“对立”是表面上的，其实质是它们之间的互补。

【参考文献】

[1]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冯棉，等.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桂起权.当代数学哲学与逻辑哲学入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杨百顺.西方逻辑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江天骥，等.西方逻辑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范文第5篇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

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一结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这种预设性无疑也将极大地抑制乃至彻底扼杀人们的研究热情，因为，如果最终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显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案例。

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学科外部积极地去吸取各种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例如，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曾出现过的积极互动，就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具体地说，数学哲学在20世纪初期曾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与重要的动力；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则又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又是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积极互动的关键所在，即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显然，由以上角度我们也就可以更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为，按照所谓“强纲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意义，后者就包括ssk在内。

转贴于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b.latour)后来的工作为例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于ssk基本立场的背离正是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与其他一些后ssk学者不同，拉图尔更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学转向了社会学与一般哲学，即是力图实现“社会学的重建”与“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为对于科学的具体考察正是拉图尔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础，因此，由仔细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图尔始终停留于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学的考察去发展已有的理论，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学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学与一般哲学上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见论点显然也与上面的分析有着直接联系：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而必须找出学科内部的相关生长点。

为了清楚地说明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内部生长点”，仍可通过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对照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了数学哲学的影响(例如由“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再者，如果说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又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特别是，基本问题上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间的剧烈对抗与冲突，更可被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正如不少学者(如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由此可见，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问题的缺乏。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第四，笔者以为，无论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而言，又都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自身的研究对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即应很好解决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这又正是ssk乃至所谓的“后ssk”(以及“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是在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研究所应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以下联系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二、什么是后ssk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以下并非关于后ssk的全面综述，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体分析，引出关于深入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启示。具体地说，这正是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即是往往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这也就是指，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我们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新近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但在后一方面却又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始终缺乏后继的工作，这显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创造性研究；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主张又很可能蜕化为空洞的教条，而如果我们更以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去完全取代对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则必然地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即貌似高明但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画脚，而未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也正是从上述角度去分析，笔者以为，作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关工作(以下将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专著《实践的冲撞》)就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正是皮克林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这两者实现适当的整合，而且，与空洞的论述不同，皮克林更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实努力，并具体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除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以外，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对立面——在此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与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适当整合的又一实例)。另外，还应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外，皮克林也始终没有忘记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如科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等，并就以此作为检验其创造性工作理论意义的重要手段，从而明显地表现出了“问题引领”这样一个特征。具体地说，以下就是皮克林实现对立面整合的实际途径：如果说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那么，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这样一点：尽管存在直接的对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这两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质——按照皮克林的术语，这就是指，它们事实上都可被看成属于“表征主义”(在笔者看来，“本质主义”或许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的范畴；进而，又正是这种关于两者共同点的分析为他同时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所谓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说的转变就是对于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个适当整合。

为了清楚地说明上述工作的特征与意义，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由于辩证思维的影响，除哲学以外，我们在其他各个研究领域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这样一种主张，即是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尽管后一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错，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又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立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过“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转贴于

就ssk与后ssk的对立而言，我们还可特别提及这样一点：皮克林在相关的论文中曾明确提出，我们应从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这一术语之中去掉k与第一个s这样两个字母。显然，前一主张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ssk主要局限于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摆脱了这样一种束缚并更加重视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质；另外，“去掉k”则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学者所采取的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当大力提倡所谓的“实践转向”。例如，就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突现、开放性终结等，而这又正是后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力量，包括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等，以及对科学活动复杂性(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的突出强调。

应当强调的是，对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并可被看成一个更为普遍的整体趋势，更有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即是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内容往往也只是关于科学史上某些具体案例的“经验性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开展，理论分析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质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辩护(包括清楚地指明“实践转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转而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由对“实践转向”的积极倡导转而对“理论优位”这一传统的研究定位进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为此，这些工作对促进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水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理论优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传统科学哲学在定位上的局限性，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积极从事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性。当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ssk与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的思考与争论，包括如何能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作出必要整合并实现整体性的超越，因此，这就是这些工作的一个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对如何才能更好发挥相关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作出认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应是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过分强调了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即是作为科学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释，而不可能对实际科学活动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这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义。

由此可见，这也就是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所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决自身相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定位，从而也就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例如，在笔者看来，由“理论优位”的批判我们就可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是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与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正是关于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践与其他各种专业实践)更为恰当的一个定位，即是应当由“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过渡到“反思性实践”。

三、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由ssk到后ssk的发展表明，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并不恰当，就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坚持如下的基本立场：我们既不应随意地去倡导任何一种转向，乃至认为应当用某种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也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而应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并以此为背景更为深入地去开展新的研究。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主要涵义。以下再对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体意见。

第一，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不同，自80年代以来外部的冲击应当被看成促进科学哲学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此，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也就应当首先强调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这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吸取来自外部的各种有益成分与促进因素，更应认真挖掘科学哲学的内在生成点。为了清楚地说明“由内到外”的转变可能性，在此可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来自外部的冲击并非与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学哲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这就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几种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构成了“科学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的直接出发点：(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因为，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种成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种种的“转向说”与“取代说”构成了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们又应特别强调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或者说，这就应被看成“由内到外”转变的主要涵义之一。具体地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应当清楚界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各个基本范畴，包括基于外部的冲击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畴。例如，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畴：逻辑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证伪与证实、理论与事实、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显性的)知识与(隐性的)范式、个体与群体，等等。那么，这就是ssk与其他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应当通过引入一些新的范畴以更为深入地揭示科学的性质：建构与反映、(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与不连续性，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往往就表现为用新的不同范畴去把握对象，也即主要表现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内涵，从而积极引入新的范畴就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的存在正是一个学科独立性的主要标志。从而，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应当突出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具体地说，基本问题不仅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也集中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与连续性，这就是指，科学哲学不会因一个接一个的“转向”丧失自我，并演变成纯粹“跟风式”的时尚。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高度重视如何能以新的发展，包括外部的相关研究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问题，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性与前沿(先进)性，并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例如，当前我们就应特别重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活动这两者关系的分析，包括更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实践”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实践的新定位。

转贴于

第二，加强科学哲学研究的反思性与开放性。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这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是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下面再围绕科学观的问题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如果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努力实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的必要转变，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则就表明，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学的性质。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学的实践观念”外，我们又应特别重视“科学的文化观念”，而这事实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一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具体地说，作为“科学文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应当将分析的着眼点由“科学共同体”转移到一般民众，也应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科学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肯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应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其次，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这显然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一个基本涵义，即在坚持研究工作哲学性质的同时，我们也应十分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例如，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必要互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此相类似，对于科学哲学与ssk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

再者，以上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优位”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的论述显然表明：深入反思(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这是“科学的文化价值”的一个基本涵义：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科学观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更由于工作的性质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过系统训练，从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特别是，即是应当深入地认识与克服“科学主义”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对此可称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一猜想一反驳一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反常与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等等，但所有这些工作又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是对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这事实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反思性实践”同样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定位，这就是指，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对自身工作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从而才可能通过克服缺点与新的探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我们在此应特别强调超越具体研究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也即在“元科学哲学”层面上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理论优位”的立场以及关于“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这一方面的实例。

由于所说的“开放性”与“反思性”都可被看成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局限性，因此，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既应明确反对各种“取消说”或“转向说”，同时又应积极吸取ssk及其他相关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与积极因素，包括从更高层面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研究传统等作出自觉反思与批判。

第三，大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及，这正是ssk、后ssk与其他一些研究的一个共同弊病：由于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种理论兴趣，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甚至都未能给予后一问题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又一主要危险，即是由于高度的专业化而造成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分离。从而，这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标，即应充分发挥科学哲学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应当强调的是，这并非是指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学哲学应由传统的“规范性立场”转向“启发性立场”，也即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实际科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从而也就可能通过新的努力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准——这事实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实践者”的一个基本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