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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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一、视角独特，内容全面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就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内容多集中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人生境界说、文化观等方面，对他的哲学史方法论这一重要内容的研究颇显薄弱。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曾就冯友兰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观点进行了一定研究，然其问题在于：尚未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为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学者们对哲学家冯友兰关注较多，而对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关注不够，这对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冯友兰先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该书的研究视角是独到的，也拓展了冯友兰研究的领域。如前所述，对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已有学者进行过一定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或局限于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部分内容（如“照着讲”、“抽象继承法”等）的分析，或停留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展中某些时段（20世纪30年代或建国后）的考察，从未有学者将冯先生一生不同阶段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加以总体考察。冯友兰本人讲，他本人一生的学术研究是以哲学史研究为中心的，因此要研究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就必须对其不同阶段的学术成果都加以考察。《研究》一书就是以冯先生完整的学术生平为线索，将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发展中的动态系统，并将其分为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五个阶段加以论述的。另外，《研究》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部分环节的论述，也非常全面。比如：对方法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的地位，一般学者一般论述不多而且也从未作通盘的考察，《研究》对此问题则进行了系统分析。因此，就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来说，该书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全面性。

二、结构严整，布局合理

以往研究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著，一般是就方法谈方法，没有系统的研究思路。当然，其中也有学者对此有所突破，如王路先生曾从哲学观演变角度探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研究》一书则在此方面提出更为系统的思路，那就是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三个层面对冯友兰一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加以分析。应当说，《研究》的将哲学观、哲学史观作为哲学史方法论逻辑前提的思路，是合理的。按照哲学的观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哲学史方法论，就不能不对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先加以探讨。通观《研究》全书，不论是对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成就卓著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大哲学史”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编”时期），还是对冯友兰学术研究的其他时期，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分析的。这从《研究》一书的目录中即不难看出。这为研究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对于《研究》的上述思路，崔大华先生曾给以高度评价。他说：“本论文……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不同层面，渐进地推展出他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观点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显示出初步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的演变过程。这一论述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我以为是合理的，有创意的。”①

三、述中有作，颇有创获

对中国学者来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治学传统，那就是“述而不作”。此学术思路可远绍于孔子，至今日仍未衰息。它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体现，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照着讲”，其最终结果就是“哲学史家的哲学史”（李泽厚先生语）。该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前哲思想，只作解释说明，不加批评发挥，是一种阻碍学术进步的注疏家路数。《研究》则突破了这一研究思路，其具体表现有两点：

其一，克服了哲学史研究中的解释学偏见，对冯友兰学术观点的不足敢于批评。作为一名中州学者，著者对乡邦先哲冯友兰先生无疑是崇敬的。然而，在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作一味颂扬而是对其学术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对其不足之处作大胆批评。比如他认为，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虽具有《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的扼要手段，却忽视了对中国哲学史源头的研究，所以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精神。另外，对冯友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宗教观，他认为并没有对宗教这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作全面了解，因此在此基础上的“以哲学代宗教”提法也缺乏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

其二，没有局限于对冯友兰学术观点的解释说明，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挥。冯友兰曾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命题，并将“照着讲”指哲学史研究，将“接着讲”指哲学创作。著者则认为，“照着讲”只是哲学史研究的部分任务，并不是哲学史家的全部任务，哲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接着讲”，他从哲学解释学和“哲学与哲学史融贯说”两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其中指出：“冯友兰的‘照着讲’虽然是跟‘接着讲’相对应的一种方法，但它只是哲学史家‘述而不作’的客观描述的方法，而不是对哲学史家的叙述方法与阐释方法的总的概括。严格说来，哲学史家治哲学史不会去依样画葫芦，也做不到不偏不倚，而是在历史的叙述与哲理的阐发中建构着哲学史，并实现对哲学史理解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家也是在‘接着讲’的；那种径直把‘照着讲’看成是哲学史家的治学方法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冯友兰的‘接着讲’即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也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还可以说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史论结合的方法。”②著者的这一发挥，可以说是在解释冯友兰学术观点基础上的一项重要创新。

四、总结过去，着眼未来

历史研究虽是在总结过去，然其目的却在于将来。著者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期间，正值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日趋高涨之时。其间，不少学者对、冯友兰创立的研究范式颇多非议，还提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等问题。著者的这项研究也是对此讨论的一个回应。他讲：“笔者试图以冯友兰为个案，通过对冯友兰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探索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这不仅可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和拓展，而且还会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为实现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支持。”③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 方法论体系 哲学方法论

一、引言

进行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方法论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都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越发达，就越注重对其方法论体系的总结、研究和评价，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在会计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无疑标志着我国会计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准，会计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会计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构建完备的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才能为会计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更加自觉地用其指导会计研究工作，进而推动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二、会计研究方法论及其体系结构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按其不同层次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据此推断，会计研究方法论乃是关于认识会计活动、发现会计活动规律、形成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的有关方法的理论。整个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按照从抽象到一般的顺序可以依次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和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会计研究方法论结构体系，并用于指导会计研究工作。其中，哲学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基础，对于会计研究具有基本指导作用；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核心，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对于会计研究工作起核心指导作用；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和适宜的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指导下，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对于会计研究工作发挥具体指导作用，也是会计实务操作的基础。

三、会计研究哲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理论，它与世界观是相统一的，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哲学方法论必然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问题。

(一)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理论，属于“哲学的理论科学”[1]。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意识是本原，存在是派生，意识决定存在，即唯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存在决定意识，即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分，只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认识论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对象和来源、认识的本质、认识的能力、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和规律以及认识的检验的哲学理论。认识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认识论(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

四、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

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受西方主流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影响较大。我们应该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西方科学方法论，构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内核。本文认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至少应该包括归纳主义、演绎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论。其中，前四种方法论与具体会计研究过程相关，而历史主义方法论则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模式相关。我们认为，在进行会计研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会计研究过程和会计理论发展过程来看，要坚持马克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就必须承认会计实践活动是形成会计理论的唯一来源，同时会计理论又对会计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坚持会计实践一会计理论一会计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研究，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大量经过严格检验的经验资料，使会计理论大厦建立在雄厚的经验基石之上。

第三，对于实证会计研究形成的结论要采用精致证伪主义加以检验，避免谬误相关。

第四，就规范会计研究本身而言，应该将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相结合，避免单纯的归纳研究或演绎研究，使规范会计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既根植于丰富的会计实践活动，又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会计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并反过来更好地指导会计实践活动。

第五，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以此为标准认识会计理论发展过程、选择会计研究内容、决定会计研究走向。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程观；工程方法论；工程哲学；李伯聪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2.

［2］LouisL.Buccirell.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3：236.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4］黄顺基.《工程哲学》的开拓与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4.

［5］远德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3.

［6］徐匡迪.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90-92.

［7］汪应洛.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陈子辰,许为民.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7-239.

［9］谢寿生,杨秉政.工程方法论案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4.

［10］教育部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联盟,大力推进工程哲学发展［J］.哲学研究，2004（9）:93-94.（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YANG Shui-yang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实用主义哲学；国际关系；国际实践理论；分析折中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不考虑第一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的必然性态度，它所关心的是最后事物、结果和事实”的哲学。这种流行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本土哲学，不关心事物的最终“本质”，也不关心事物的最初起源。它不像唯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追问是否合乎逻辑，也不像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追问是否符合事实。实用主义有其特殊的真理观，认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这种哲学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利益究竟有何意义。[1]哲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的基础，而实用主义哲学也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国际实践理论（InternationalPracticeTheory）和方法论上的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Eclecticism）都被认为具有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实用主义哲学与分析折中主义

同其他哲学传统一样，实用主义哲学是一套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哲学传统的演进影响着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的折中主义方法论基础不谋而合。分析折中主义使国际关系研究从范式导向转向问题导向，[2]超越了纯逻辑的思辨，和纯经验的实证研究，用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问题导向的方式沟通了哲学逻辑和复杂的现实世界。1、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方法及其哲学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理论范式的分野，范式间的论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理想主义（Idealism）是最古老的国际关系理论。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开始，国际关系研究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规范理论，以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和思辨为研究方法，描述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2、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然而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不管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还是欧洲大陆的分析哲学家，哲学家们已经悄然改变了他们“对认识方法的认识”。他们更加雄心勃勃地去认识这个复杂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一个本质，即逻辑（“逻各斯”，logos）。自然哲学有着形而上学的逻辑传统，认为形而上的逻辑是最高的哲学。纯数理的逻辑是最高的逻辑形式，除此之外其他性质都是表象，无关世界的本质。而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则尝试沟通逻辑和现实世界。与实用主义哲学大约同时期的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指出，哲学的逻辑和现实的世界存在分立的现象，纯粹的逻辑思辨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沟通逻辑和现实世界的是语言，而语言并不只是对真实世界的镜像反映，它还对真实世界具有建构功能，赋予真实世界以意义。[3]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实证主义转向。受经验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方法由规范研究方法转向实证研究方法，以发现事物的因果联系为研究目的，以经验验证为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者不再凭借逻辑的思辨预设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研究经验中的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此后，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证方法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方法。3、批评实在论与分析折中主义从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更推进一步，实用主义哲学甚至含有批评实在论的倾向。无论是超验的逻辑，还是经验的真实世界，都不是世界的本质，根本不存在一个本质在这个世界上。坚持对实在进行分层的所谓深度本体论认为、结构和机制真实存在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世界、既不等同于纯粹物质的经验世界，也不是语言化和观念化的意义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的、复杂的社会世界。在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社会世界中，几乎不可能有哪个范式或理论能够永远处于支配地位。[4]因此，就本体论而言，批评实在论将关注重点引向了不同理论的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重叠的部分，为化解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范式间的交流沟通及理论融合创造了合理前提。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批评实在论将我们从传统实证主义对表象单一的线性因果解释推向了对其背后深层次的多元解释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种机制相关性的深究，为分析折中主义及其应用的正当性提供了哲学基础。[5]

二、实用主义哲学与国际实践理论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erichKratochvil）在《国际实践》文集的“理解‘国际实践’”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实践转向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克拉托赫维尔认为，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同伴们表明，对不同知识模式的等级划分（将理论性知识置于首位）是旧的概念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休谟和康德摧毁了本体论之后存活了下来。实用主义者试图建立衡量知识的新标准，他们研究的革命性成果是这样一个观点：真理的有效性是与实践相关联的概念，而不是由实践来验证的。[6]由实践来验证知识的真理性，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观念、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那么逻辑结构就是真实世界中的知识结构派生的，可以被经验验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是一个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形而上学问题，因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样都是没有意义的。[7]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经验知识的重要性超过逻辑知识的重要性；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两种知识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并无助于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也无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由此可见，国际实践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一脉相承，也与折中主义方法论问题导向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国际实践理论恰恰不区分结构和施动者哪一个更重要，也不探讨物质性要素和意义哪一个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以折中的方法，沟通了以往的范式研究各自认为的本质和本源,因而具有更为广义的本体论。国际实践理论不认为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等表象知识可以代表国际关系的实践，它认为背景性知识更为重要。[9]国际关系的行为和实践都是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发生的，它们无法用逻辑和经验的方法去解释，只能因时因地因事地理解。所以国际实践理论者会说，真理的有效性是与实践相关联的概念，而不是由实践来验证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