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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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第1篇
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在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进而占据优势地位就成为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从市场管理角度而言,一个企业的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信息四种要素,各种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合理协调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创建初期,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财就成为企业在发展初期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物和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财、物、信息都相对均衡的状况下,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与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不同,“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要求在企业的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把“人”摆在核心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达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对传统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说“即使将我的工厂、设备、市场和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还在,四年之后我仍然会成为钢铁大王。”因此,人本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科学性和具体性使得人本管理理论迅速转化为实践,并指导着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人本”管理方面,却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如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的是“理性”管理,注重通过制度的构建和个人的努力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企业在此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人际关系、人事合作等“人性”内容的挖掘。当然,不同模式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依赖的基础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德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国人思想乃至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不能脱离所依赖的社会实际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恰恰能够为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有力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而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导之下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机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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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人本思想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运用好人本思想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文也提及,当前西方国家所建立和运行的企业人本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理性”管理理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一定差异的。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更好地促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过以中国传统的先秦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德治管理思想为借鉴的主要内容,全面客观地介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内涵、特征以及主要职能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在结合理论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探索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将两者充分地融合起来,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2 研究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以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虽然国内对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研究已经初步展开,但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过多地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这就无形之中导致相应的理论无法为现实中企业的科学管理与发展提供足够的指导。而本文将中国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这一传统文化与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充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推动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也有助于相关理论空白的填补,这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理论的发展。
其次,从现实角度而言,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人本”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不可少,而先秦德治管理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因此通过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科学的制度设置,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和切入点,无疑对于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充分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无疑能够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利地位的占据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该课题的现实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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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在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保证相关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证课题研究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内在要求。
2.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而儒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就其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分为先秦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发展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其中先秦阶段是儒家思想的起步阶段,也是思想快速发展与高度自由的阶段,是 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阶段。因此本课题选择先秦阶段的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为研究和参考的标准。
2.1.1 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夏商时代,
“德”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德”与现代意义上的“德”有很大的差异。夏商时代的“德”主要表现为“习惯法”,这是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同意识的体现,也需要所有氏族成员共同遵循。当然,其并非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渊源,但也为儒家德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德”却没有帮助殷商摆脱灭亡的不归路,这也给周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启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开始认真思考保障政权的有力手段,经过多次比较,找到了天命变易和永葆天命的法宝--“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其认为衡量一个现实政权统治好坏的关键就在“德”,而“德治”也逐渐成为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 到了东周春秋时期,管仲、子产等人也十分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政必以德”、“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这些都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经过长时期的认识积累,到东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德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将这一伦理道德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以伦理关系来理解政治关系,进而丰富、完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德治”思想,儒家学者将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将两者融为不可分隔的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管理思想,其启动的标志就是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思想体系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如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和荀子的“礼制”思想等,这些思想使德治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逻辑更加完整,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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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人的个人理解,本文认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人性理论
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先秦儒家也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人是先秦儒家思想所围绕的核心,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动物界中灵性最高的,因此应该围绕“人”来展开所有的管理活动。同时,儒家学者又进一步指出,虽然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人自身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在对“人”进行管理时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分析,只有全面地分析人性,才能为管理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
孔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儒家中最早提到人性问题的。孔子在人的等级差异逻辑起点基础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的德治思想体系,从而构建了以此种家庭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抽象出了道德的理论原则,即“仁、义、礼、智、信”,并且根据不同个体对此种道德标准所具有的多少程度,对人作了进一步的道德等级划分,进而对不同登记的人采取不同的德治目标和要求。基于此,孔子提出了德治的核心所在,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孔子将感化作为道德构建的重要途径,也将其作为自己所倡导的德治理念的核心,但孔子这种将德治建立在人的阶级差异基础之上的理念模式,显然无法解释如何仅仅依靠道德等级承诺的差别来解决德治存在的逻辑性。
在孔子研究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学者的继承者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对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着名的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论和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恶”理论。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集大成者,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即善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善端的存在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向善。他认为,正因为“善端”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器官一样自然存在,那么这个善端就是人的道德本性,即人性。人生来即有“仁义礼智”这四德,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善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开发拓展这种善端,进而实现后天道德完善的目标。孟子认为,人性的“善”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是在其内心自然存在的,只是在后天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也赞同人性天生的善端与善的表现并不等同,人天生而来的善端也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进而出现迷失,因此每个人的后天人性会出现各种差异,这就需要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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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3
3.1 德性立身(三达德):总原则........................13
3.2 和而不同:人际关系原则......................14
3.3 中庸为美:做事原则............................15
4. 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基本理念概述.................18
4.1 企业人本管理的产生与发展......................18
4.2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征......................19
4.2.1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20
4.2.2 企业人本管理的特征....................20
4.3 企业人本管理的职能要求.......................22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24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24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24
5.1.2 两种管理理念的区别......................24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变化和需求的理论创新,也是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资源的客观反映。目前,国内企业在运用人本管理理念进行企业管理 制度构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最为直接的反映就是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管理的一个鲜明特点,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质也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从本质上而(文秘站:)言,两者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当然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一方面,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人性理论。从两种理论的产生根源上来看,都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的“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孟子和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儒家不同学者虽然在人性的天然本性认识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人性改造的内外因素重要性认识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丰富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上文也详细分析了人性假设理论是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整个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一
点上,两者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两者都注重“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人性理论基础决定了两种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要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性,即两种理论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中也提到“仁智勇”、“仁者爱人”、“民惟邦本”等思想,这些思想都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人本管理思想也认为要以“人”为核心,将人放在管理的主要地位,两者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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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管理思想尤其是德治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大放光彩,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基本要求的今天,也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从可行性和必要性角度研究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都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线,许多国家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将其予以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确实为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人本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积极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在分别研究介绍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具体借鉴内容和措施。
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第3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乐 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儒家思想的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美丽旅游环境；两个圈层；构建要素
儒家文化当今社会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但在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清华同方网中，查词条“儒家文化在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获八十九篇论文，几无一例真正反映和论述这一内容。再查词条“儒家文化在旅游环境构建中的应用”，得一千零七篇论文，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也几近空白。即使偶有为之，也多是就某一景区的传统文化特质、或是对文化的某一载体如建筑或建筑装饰、或对某一区域或区域内的某一资源环境保护等展开研究。有个别文章虽然研究了旅游环境，但仅仅是就环境直接研究，并未引入儒家观点或以儒家文化视角加以阐述。由此看来，对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方面的应用研究，是颇为贫瘠和单薄的。基于这一前提，笔者欲将这这一领域稍掀开一个视点，作浅显尝试。
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于“礼”和“仁”，就是儒学的本质和本源。由本源发展而来，经过数代儒学大师的推崇和发展，对儒学本源的认识不断丰富起来。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①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对抗，提出了“性恶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儒家学说从源头上发展出“性善”与“性恶”的对抗性理论，对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延伸应用的启示是：追本溯源，是人类的本能和永恒的追求。显然，旅游环境构建的本质是美丽，这是旅游环境构建的源头和内驱力。旅游环境的美丽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美，一是人工美。还未生发人类之前的地球环境，可称之为纯粹的自然美，这时的环境就是一张白纸，是纯自然的存在和世界固有的状态，未沾染上半点人类的印痕。人类祖先生于地球之后，美丽的纯自然就宣告了它的结束，此后的自然环境再也脱不了人的干系。虽然这时候的自然美，同样可划分为自然美与人工美两种，但与人结合后，也只能是指人工影响下的有人的烙印的自然之美。因此，我们当下研究的旅游环境构建的美丽本源，就是指有人时代影响下的自然环境的美丽构建。当然，也包括建筑在自然环境之上的人文环境的美丽构建。
放眼当今，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旅游环境，是不可能存在的了。自然与人文的交织或自然与人文的人为划分，是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主体环境。这种环境，在美丽构建中又可划分两大类型，或称为两大圈层更为合适。一个圈层是旅游背景（旅游界常称之为旅游环境，指景区之外的旅游环境），一个圈层是旅游景区或景点（但也包括旅游景区点之内的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或旅游景区（点），都是属于旅游规划的内容。自改革开放伊始，旅游发展和旅游规划至今已逾三十余年，翻看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库专家成员所做的部分全国性旅游规划案，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旅游规划偏重于旅游景区（点）的规划设计。少量规划案中涉及到旅游背景或环境问题，但只是作为其中一个篇章或一个要点迫不得已的略写，重景区重景点轻环境轻美丽背景的现象，在旅游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呈现着普遍性，这显然与儒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相违背。《中庸》第一章纲领里讲：“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这一意思是说，“中”乃指不偏与一方，“庸”指常规、不变之理。传统观点认为，孔子孙子子思是《中庸》的作者。他指出：中庸，放开来可充塞天地间，收拢来可深藏与隐密内心，意味是无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附和中庸之道的人是孔子心中高尚的人。儒家宣扬的“中庸”，是着眼于人性修养这一角度的，如包括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包括做人规范：“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三达德”（智、仁、勇），修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至德。后世常将儒学中庸之道的“中”延伸使用，其核心思想就是不偏不倚，不偏于一方。旅游环境与旅游景区是旅游规划的两个核心内容，偏于任何一方都显示出旅游规划这一学科的不成熟。共属于旅游规划“母体”上的两个圈层，也可用儒家所持“中庸”里的“庸”作进一步诠释。“庸”讲的是不变之理，恒常性。旅游环境与旅游景区作为规划两个核心，肯定同样具有恒常性，除非旅游规划学科消亡。但是，从两个圈层之间的关系来看，又与中庸里“庸”的含义存在着极大差异性，这应是对儒家思想的逆向引申认识。两个圈层，并非是具有严格界限的两方，并非是非阴即阳、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从理论上，可以将两者进行绝对的区分，但在规划实践中，这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况。两个圈层之间，在实际规划中经常处于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前提、互为背景或景区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旅游环境可变为旅游景区点，旅游景点可变为旅游环境。如杭州西湖、泉城公园，将院子围墙一拆成为公共休闲空间和场所，名义上为景区，实则已成为旅游的环境或城市旅游的背景空间，这在旅游上已有新的称呼，被称为“场地类景区”或不收门票的景区。还有一例，我国多数城市都建有城市广场，城市广场号称城市大客厅，被赋予了旅游和健身休憩的功能，称之为旅游景点当不为过，但称为城市中的美丽环境中似乎更为恰当。
现实中两个圈层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复杂化。所有的旅游景区内部必须得依托旅游背景或旅游环境而存在，旅游环境或旅游背景做到一定质量，可上升为旅游景区（点）。因此，构建好景区内部或景区（点）的旅游环境，不仅可提升旅游景区的品质，同时也必将提升旅游景区（点）所在区域的旅游品质，而这一点恰恰是旅游规划所忽视的。大量的旅游景区尤其是景区环境的低劣和杂乱，使得旅游景区成为一个个杂乱差环境中的美丽孤岛，即使旅游景区做得再优美，也必然导致游客对景区所处区域整体上的评价打折。当然，若景区及景区内部的旅游环境再做得不尽人意的话，旅游效果可想而知。提升旅游环境的优美度，已成为提升区域旅游整体品质和景区旅游氛围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改造提升或重新打造的思路很多，借鉴儒家思想指导我们更好的构建美丽旅游环境，是众多思路中的首选。
《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儒家的“和而不同”观，实质是“”。总理在国际外交上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方针”，实际就是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而不同”观，从人的修养出发，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管理等若干层面。当今倡导的和谐社会，重在借鉴和倡导“和”。“和而不同”观中的“和”，是指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最终达到和谐。优美旅游环境的创建和提升，也离不开这一观点的延伸指导。优美旅游环境的构建，不是“观念和利益”之间搏弈后的和谐，而是“各种要素有机运用”组合后的和谐。旅游环境构建的基本要素大致有六个：自然地理、交通、建筑、植被、配套设施、文化，六大要素还可分解为若干个子要素，如自然地理，有各种的山、水等；交通有道路、桥梁、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类型；建筑有中式、西式、东亚、西亚、少数民族、宗教建筑之分；植被有南方、北方、高大与短小、灌木与草木之分；配套设施，如各种工程管线、路灯、广告牌、下水井、弱电等，文化的要素极复杂和繁多，不再列出。总之，要素（包括子要素）无论多少，最终组合的总目标是达到整体上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整体上要达到或统一、或均衡、或对称、或动感、或雄壮、或刚劲、或柔和、或流畅、或轻婉、或轻巧、或稳定、或有节奏、或有韵律、或主从分明、或比例适中、或符合黄金定律美感，或几种美感相叠加等。旅游环境组合构建后整体上呈现出的和谐度、优美度、视觉舒适度、完美结合度，是评判旅游环境优劣的主标准之一。反过来说，各种要素组合后呈现出杂乱、无序、失衡、突兀、参差不齐、坚硬、沉重、生涩、单调的环境效果，就是严重的不和谐。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对“和而不同”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同”与“和”的区别是：“和”的对立面是“乱”。“异”是“和”的必要条件，无“异”就不能“和”。杜先生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和”与“异”是互为前提的，“和”不是无原则的“同一”，是在保持个性基础上的“统一”，“个性”就是“异”。整体上呈现“和谐美”的旅游环境，是有缺憾的美，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钢筋混凝土浇铸成的水泥丛林，虽然整齐划一，但却是窒息压抑的。如何才能达到“异”，是旅游环境构建必须慎重考虑的。对于这一点，荀子的《劝学篇》给我们提供给相应的思路，由思路可沿展成方法。《荀子·劝学篇》云：“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与“冰”来自于构成要素，却胜于要素本身，奥妙在于构成的理化方法。这一理念，与美丽旅游环境构建不谋而合。旅游环境是否优美，最终取决于组成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组合，这种组合绝不是简单的相加、堆砌、排列或叠加，而是受制于多种技巧和方法。组合方法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空间、尺寸（如体量、大小、厚薄、宽窄等）、色彩、形状、材料。以上各种构景要素（包括子要素）组合在什么空间内、组合成多大体量、赋予何种颜色、呈现出哪种形状、使用什么材料，是根据构建者的思路和想法变化而变化的。同样一条街道、一个庭院、一个村落等，由不同人将各要素用不同方法组合起来，旅游环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使同一人所为，在不同时段也会表现出相异。
“和”与“异”是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两种追求，不能偏颇任何一方，否则又可能出现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局面。《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反映了儒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偏于文，亦不偏胜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李泽厚引《朱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过犹不及”是儒家极为重视的理论思想，实质是要注重“度”。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很重要，但度的把握更重要。偏重“异”就意味着忽视“和”，重视“和”必须兼顾“异”。这就需要环境构建者对构建区域作深入调研，将所构建区域的各要素包括子要素情况烂熟于心，再恰当运用组合方法，最终达到旅游环境的“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美。
旅游环境的构建，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环境的再造或重造，二是提升或改造。毫无疑问，再造重造或提升改造，都应追求多样又统一、有个性又和谐的美。但是，这种追求的前提是环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环境的改变提升必须是以不牺牲资源为代价。环境构建不美，只能是功夫不到家。在构建美丽环境的过程中，让环境资源遭到破损甚至灭迹，那就是罪过了，这一点尤为重要，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对这一问题就有过类似阐述。《孟子》中曾论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认为：牛山的树木曾经很繁茂，用刀斧砍伐，繁茂必然不能保持。山上的树木日夜生长，嫩芽新枝长出来，放牧牛羊后，山变成光秃秃，人们就以为这山不曾长过成材大树。人物一理，有些人之所以丧失善心，类似刀斧天天砍树，善心被经常“砍”掉，最终善心不保。
孟子此段话本意是为说明如何保住“仁义”“善良”之心，无意间却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过度砍伐或过度放牧。孟子不仅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也提出了保护的方法。《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粮食吃不完，就得做到不耽误农时；鱼鳖吃不完，就得做到大塘捕捞不放细鱼网；木材用不完，就得按时令采伐。孟子的思想观点不言而喻，与当今时代我们常讲的可持续发展如出一辙。这一思想放之在旅游环境构建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做就必须做好，就得构建出真正秀美的环境。否则，环境构建不好，甚至构建过程中环境还遭到破坏，宁可不做。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旅游景区。
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难以穷尽，给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无尽的宝藏，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思想；和合思想；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劝学》篇中体现的人要有恒心有毅力的规劝思想；甚至在儒家“礼”的思想上发展为“隆礼”、并成为法家思想源头的思想等，均可被旅游环境的构建广为借鉴引申，生发出有效的方法。“天人合一”与“和合”思想可指导解决当下环境膨胀、环境危机、生态恶化的问题；“人定胜天”与“做事情要有恒心毅力”的思想，可引申说明在美丽旅游构建中，要重视人的作用，更要端正做这一事情的态度，这如同儒家的“义利”观。美丽旅游环境的构建，不仅仅追求利益的驱动，根本上是为了使当代幸福并造福子孙后代。“礼”上升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就是法。礼法，是约束全社会的。同样，我们可以引申应用到旅游环境构建中。旅游环境构建的美丽与否，不是凭主观判断，更不能凭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嗜好，而应交由相应的专业机构和公民进行打分评价，最终筛选而出。专业机构打分和公民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一思想的有效应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儒家思想，成为指导美丽旅游环境构建的思想源泉和构建方法的生发库，在此我们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还有待于假以时日坐下来，细细揣摩，认真体味，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