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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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计算构建哲学

1 引言

计算学科的飞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计算意味着什么？计算学科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成为哲学工作者和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人员必须面对的重大的元问题。建构计算学科根本问题的理论框架，形成计算学科的元理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从哲学的层面对计算机文化现象与计算学科的重新定位和反思。

2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出的客观依据

2.1 计算学科的发展要求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进行理论阐释

计算学科包括算法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的研究。全部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能（有效地）自动进行，什么不能（有效地）自动进行，它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学科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主要体现在三大层面：

（1）计算学科的应用层。它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与系统，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移动计算、计算可视化、科学计算等计算机应用的各个方向。

（2）计算学科的专业基础层。它是为应用层提供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层面，包括软件开发方法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电子计算机系统基础。

（3）计算学科的基础层。它包括计算的数学理论、高等逻辑等内容。

还有支撑这三个层面的理工科基础科目，包括物理学（主要是电子技术科学）和基础数学（含离散数学）等。

从计算学科这一庞大知识体系中不难发现，它欠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支撑。计算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哲学层面对计算学科中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分析和评价。因而提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计算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计算教育的现状催化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

ACM和IEEE/CS是美国在计算教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组织。在1989年ACM提交的《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报告中，它不仅第一次规定了计算学科的定义，回答了计算学科中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为计算教育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a new way of thinking），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是对计算教育科学几十年来的概括和总结，也是美国ACM和IEEE/CS联合发表的《Computing Curricula 1991》报告（简称CC91）以及《Computing Curricula 2001》报告（简称CC2001）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这种“新的思想方法”的实质就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内容。

在国内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以ACM和IEEE/CS的报告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组织了“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以及“CC91”的系列研讨活动，对CC2001进行跟踪研究，并分别推出中国“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1993”和《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提出和完善了具有哲学性质的核心概念的思想。

然而，所有这一切关于计算学科的研究还停留在计算学科方法论层面，没有进一步站在哲学的高度，从新的视角，实现计算机和哲学的有机结合。

3 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

3.1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发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及其方法论是在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它直接面对和服务于计算学科的认识过程，使人们对计算学科的认识逻辑化、程序化、理性化和具体化，它有助于我们在计算学科的研究中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从学科的核心概念、学科的形态、学科的根本问题、学科的方法等方面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计算学科的本质，提升对计算学科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对培养计算专业人才也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加速其成才。

3.2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创新方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的迷人之所在。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最后还有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的计算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等哲学问题。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能为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

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也为哲学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为哲学探究准备新颖的主题、方法和模式提供新的哲学范式，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 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4.1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定义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的事。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的重要问题、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阐释和评价的。它像数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元理论方法。它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功能。因而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可以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计算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以及对计算学科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目的是为计算学科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从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

4.2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它包括四个层次和七大方面。

（1）四个层次

①寻求统一计算理论，是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计算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计算学科的发展和应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计算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

②创新。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计算理论提供哲学方法。创新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③体系。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

④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创新为基础，对计算学科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2）七大方面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除四大层次外，还应包括以下七大方面。

①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包括：计算是不是一门学科？学科的本质是什么，学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核心是什么？等等。

②计算学科的思维方式。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基本上是模拟人类大脑解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分析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以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活动的。

③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基本问题是反映计算学科本质的，能对计算学科各分支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所具有的共性进行高度概括。重大问题是计算学科中的重要的理论模型的瓶颈问题及其未来走向。

④计算学科的创新及其素质要求。计算学科的创新，就是要围绕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走向问题、热点问题以及阻障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深入探讨和哲学评价，以期推动计算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就提出对从事计算职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的研究。

⑤计算学科的方法论分析。计算学科方法论是关于计算领域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一般方法的含义、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系统研究。

⑥计算学科的价值原则、伦理原则。价值原则和伦理原则是指对从事计算职业的人员的价值观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的研究。

⑦计算学科重大成果的哲学分析。如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哲学问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内容、形式语言和超文本理论的哲学问题等。

5 小结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重点是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如寻求统一的计算理论，对计算本质的理论反思等。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难点是创新，是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以及计算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分析等。（本文获“2005年全国青年教师计算机教育优秀论文评比”三等奖）

参考文献

1 Denning P J. 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89，32

2 Carl K Chang. Curricula 2001: Bringing the Future to the Classroom. Computer,1999，32

3 Tuning A M.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Vol. LIX

4 Chungang. Theoretical Models of Whistleblowing: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998

5刘钢.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9

6刘钢.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哲学动态，2002，9

7郝宁湘.计算哲学：21世纪科学哲学的新趋向.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6

8郝宁湘，郭贵春.量子计算机动摇了丘奇-图灵论了吗？.科学，2004，6

9郭贵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发展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5

10陈火旺等.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8

11赵致琢.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认知问题的研究简报（Ⅰ,Ⅱ）.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1，1

12赵致琢.计算科学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8

13董荣胜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9

1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

15范辉.打开计算学科知识殿堂之门.中国大学教学，2003，4

16范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探索与实践.计算机科学，2003，5

17郭玉刚，范辉.论计算学科方法论的作用及构建.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3

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范文第2篇

1、 权利概念

“权利”一词在古代汉语里很早就有了，但大体上是消极的或贬义的，如，所谓“接之于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1]“或尚仁义，或务权利”[2].这种语义上的权利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构造法律关系的法学概念。中国古代法律语言里也没有像英文“权利”、“义务”那样的词汇。19世纪中期，当美国学者丁韪良先生（W.A.P.Martin）和他的中国助手们把维顿（Wheaton）的《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翻译成中文时，他们选择了“权利”这个古词来对译英文“rights”，并说服朝廷接受它。从此以后，“权利”在中国逐渐成了一个褒义的、至少是中性的词，并且被广泛使用。我们在此要考察的，就是后来的、或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的涵义。

怎样界定和解释“权利”一词，是法理学上的一个难题。在现代政治法律里，权利是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康德在谈及权利的定义时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那样会让他感到为难。“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且在回答中极力避免同义语的反复，而仅仅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指出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法律认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正面解答问者提出来的那个普遍性的问题。”[3]费因伯格认为，给权利下一个 “正规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应该把权利看作一个“简单的、不可定义、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4]

权利一词难以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利一词的过度使用有关。权利语言虽然源于西方，但权利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作为用来诉求和表达正义的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权利语言提供了一种表述实践理性要求的途径。[5]换言之，只要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需求，就可以称之为“权利”。作为其负面的结果，权利语言经常被滥用，关于权利及其涵义的讨论也时常发生一些误解。[6] 也许因此，《牛津法律便览》的“权利”词条直截了当地把权利说成“一个严重地使用不当和使用过度的词汇。”[7]不过，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和解释“权利”一词，又是法理学上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因为权利是现代政治法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无论什么样的学派或学者都不可能绕过权利问题，相反，不同的学派或学者都可以通过界定和解释“权利”一词来阐发自己的主张，甚至确定其理论体系的原点。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史上，对于究竟什么是权利，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大致说来，对权利的界定有伦理的和实证的分别。

一类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界定权利。一般说来，格劳秀斯和19世纪的形而上学法学家们强调的是伦理因素，如，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利，但偏重于“意志”，而且，他们的自由概念与霍布斯的也很不相同。严格说来，康德的权利定义是不限于意志自由的，他很重视人与人的协调共存。黑格尔指出：

“一般说，权利的基础是精神，它们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意志既是权利的实质又是权利的目标，而权利体系则是己成现实的自由王国。”[8]

这些解释都是将权利看作人基于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验根据所应该享有之物，虽然也涉及利益，如拥有某物或做某事，但并不以利益本身为基点。

另一类是从实证角度来界定权利。如，实证主义把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并侧重于从实在法的角度来解释权利。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们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同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功利主义者认为由社会功利规定全部的权利和义务并派生出所有的道德标准。权利的实质是普遍的功利。

这两类界定只是笼统言之。其实，这两类分别里又包含诸多小的分别，同时，这两类之间也有些交叉。所以，一些教科书对关于权利的界定作了许多的分类，主要有“自由说”、“意思说”、“利益说”、“法律上之力说”。[9]

从以上可见，仅仅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给权利下一个定义并不难，但这样做容易导致权利问题的简单化、庸俗化。为了全面、正确的理解权利概念，较为关键的是把握权利的要素，而不是权利的定义。

权利主要包含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阐释权利概念，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

第一个要素是利益（interest）。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由于利在其中。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

第二个要素是主张（claim）。一种利益若无人提出对它的主张或要求，就不可能成为权利。一种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是因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随时处在受侵犯的威胁中。

第三个要素是资格（entitlement）。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资格有两种，一是道德资格，一是法律资格。专制社会里的民众没有主张言论自由的法律资格，但是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资格，这种道德资格是近代人权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又对国王和贵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资格，给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个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权威（power）和能力（capacity）。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力量首先是从不容许侵犯的权威或强力意义上讲的，其次是从能力的意义上讲的。由法律来赋予权威的利益、主张或资格，称法律权利。人权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是道德权利，由于仅具道德权威，侵害它，并不招致法律处罚。在获得法律确认后，人权就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因而，侵犯人权会导致法律后果。除了权威的支持外，权利主体还要具备享有和实现其利益、主张或资格的实际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个要素是自由。在许多场合，自由是权利的内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这种作为某些权利内容的自由（或称“自由权利”），不属于作为权利本质属性之一的自由。因为奴役权利、监护权利并不以自由为内容，但其本身的确是权利。作为权利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要求，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而是履行义务。

根据上述，可以给权利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不过，这个定义并不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实际上，既然上述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能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那么，以这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为原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究竟以哪一个要素或哪几个要素为原点来界定权利，则取决于界定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同时，“为道德、法律或习俗认定为正当”也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在利益问题上，有些利益在法律上是正当的，有的则是不正当；有些利益在法律上是正当的，但是并不受法律的保护；有些利益在法律上不能被主张，但在道德上或政策上却可以主张。[10]又如， 在自由问题上，如果以意志自由作为权利的本质，动物、精神病人和智力发育未成熟的婴儿和孩童便不享有权利。这类问题放到下文权利分析部分讨论。以上所述，与其说是关于权利的定义，毋宁说是关于权利的一种定义方法，它代表着理解权利概念的一种路径。

那么，什么是义务？一般说来，法学上的义务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说某人享有或拥有某种利益、主张、资格、权力或自由，是说别人对其享有或拥有之物负有不得侵夺、不得妨碍的义务。若无人承担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权利便没有意义。故一项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让别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如果说权利表示的是以“要求”、“获取”或“做”为表现形式的“得”，那么，义务所表示的就是相应的以“提供”、“让与”或“不做”为表现形式的“予”。

从权利前设推导相应的义务，是现代权利话语的一般逻辑，但是，从根上讲，权利乃是从道德义务里推导出来的。人权就是从每个人对同类所必须承担的相互尊敬、平等相待的道德义务里推导出来的一种制度理性。[11] 同时，权利与义务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有些义务缺乏相应的权利，例如，原始群体里的相互义务，[12]基于德性的神圣义务；[13]有些权利则缺乏相应的义务承担者，尤其是诸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缺乏实在法意义上的义务承担任者，并因此缺乏可诉性或司法上的可主张性。

2、 权利要件 [14]

权利的可诉性问题涉及到权利的成立要件。我们常常说，现行中国宪法不能在法院审判里被援用，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权利的可诉性问题。它表明，现行宪法里规定的宪法权利，在现有的体制内，还不是一项完整的权利，或者说，还缺乏某些要件。那么，如何判定、如何促使一种利益、要求、资格、自由或权力得以成为一项权利？

关于权利要件的分析在当代权利理论占据显著位置。贝克（Lawrence C.Becker）在《财产权》一书里认为，权利的存在，就是下述事物状态的存在：甲（权利人）对乙（义务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有要求（claim）；如果该要求被行使或有效力，而且前述的作为或不作为没被履行，那么，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形下，用强制手段实现此种履行或以赔偿（或补偿）代替此种履行的做法就是正当的。在此意义上，权利的典型特征就是，与义务相依存，以强制为后盾，涉及作为或不作为，侵犯者必须赔偿（或补偿）。但是，这些特征毕竟还是零散的，很难成为一套严整的思维形态。于是，贝克从权利现象的形式结构入手，提炼出了权利的十个要件，也即我们思考权利现象应该遵循的十个步骤。如果存有一个权利，那么就必然有：

① 权利人。

② 义务人。如果权利要有价值，便必须有人尊重该权利。

③ 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关系。

④ 权利人拥有的或可要求的作为、不作为、地位或利益。

⑤ 权利－要求道德根据。

⑥ 构成侵权的要素。

⑦ 侵权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宽宥。

⑧ 何为适当救济。

⑨ 何为获取救济的方法。

⑩ 谁可以强制施与救济。

在这十个思维步骤里，①和②是由③④⑤决定的。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回答诸如动物、树木和下一代有无权利的问题。③，即权利人和其他人的关系的性质，显然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权利人拥有变更其他人的权利关系的权力，那么，只有具备独立作出某种行动的资能的人才是权利人。④，权利的内容，也非常重要的。如果权利人有堕胎的权利，我们便可认定，权利人是具有怀孕能力并且要求堕胎的个人。⑤，权利－要求之为正当的条件，也有助于说明谁是权利人。如果确立权利－要求的正当性的论证只适用于人或孩子或野生动物，权利人便也相应地被确定了。权利人可以是自然的个人或法律拟制的人格。然而，单纯的个人集合体则不应视作权利的人。

③主要可借霍菲尔德的分析得到说明。④涉及权利的内容，可以很抽象，如言论自由；也可很具体，如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交付10000元现金。⑤涉及对普遍权利－要求的一般证成，对特定权利－要求的具体证成，对个别权利－要求的个别证成。

⑥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义务人在什么情形下才算没能满足权利人的权利－要求？第二，在某些条件下，压倒某些权利的行为是正当的，如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压倒和侵犯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⑤的三个层次的证成来界定二者的差异。⑦同样涉及两个问题：一确定“行动者应为其行为负责”的普遍标准；二在某些情形下，强加制裁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较之原来的侵权行为来说，强加此种制裁同样是不正义的或是更大的罪恶。这个时候，侵权行为就是可宽宥的。

⑧救济方式随具体情形的不同而有相应差异。权利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种：被压倒，这是正当的；被侵犯，但却是可以原谅的，如政府对土地的合法征用；被侵犯，而且是不可原谅的。前两种情形是不存在惩罚性赔偿的，因为“正当”和“可原谅”就意味着不应该受惩罚，意味着惩罚性制裁是不正义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义务人在此种情形下可以不承担责任，虽然不存在惩罚性的赔偿，但他却必须给予权利人公平及时的补偿。⑨获得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取决于正义原则对赔偿和补偿的要求，另外还受到侵权人自身生存状况的制约，它不应该置侵权人于非人道的境地；再者，救济方法的确定，通常还会考虑到它可能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⑩现在的法律一般禁止受害人自己强制实现救济，而是将此种职责交由某种官方的机构。Macpherson[15]曾说，财产权是可强制执行的要求（enforceable claim）。其必然的逻辑意涵是：财产权是政治现象，体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财产权的概念要想成立，就必然意味着存在实现该权利的实体-这个实体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本身，或者是国家。在现代（即后封建）社会，这个实体就是国家，国家的使命是在人世间播撒正义，现实中代表国家来实现此使命的终端者通常是法院。[16]

3、 权利类别

根据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可以对权利作出许多种分类，如道德权利、法定权利与习俗权利；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人权与公民权利；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有选择的权利与无选择的权利；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有义务相对人的权利与无义务相对人的权利等等（对义务当然也可以作出相应的分类）。这里简单介绍其中的几种。

道德权利、法定权利与习俗权利，是按照权利的根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由道德原理来支持，法定权利由法律制度来规定，习俗权利则是以习惯、民俗为根据。在这里，把握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般说来，正如法律规则通常表示道德规则那样，法定权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应该享有不被专横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由法律规定，以便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支持和保护。法律规则、法定权利通过国家意志来表现，但其背后的主要是道德原则、道德权利，而不能看作主要是统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法律规则和权利配置也不同。

不过，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的许多差别也值得注意。一个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权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一个人可能享有某种道德权利，但该权利却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权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权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权利则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权利由于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因而也可以通过立法来改变或取消，道德权利则不仅不可能为国家权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还是确证或批判国家权力和法定权利的根据。尽管一个处于不利境况中的人或者诉讼中的人所关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权利，而不是宽泛的道德权利，但法定权利并不像某些现代法律理论甚至道德理论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尤其明显的是，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常常要求助于道德原理或道德权利概念。[17]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区别还体现在效力上。“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定权利”，这意味着乙对甲负有一项可以依靠法庭来履行的义务，甲对乙享有一项由实在法所确认的要求权。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个人（legal person）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但这种义务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如，在道德上甲有权要求乙讲真话，乙对甲负有讲真话的义务，但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如订立契约）之外，甲无权借助国家强制力迫使乙讲真话。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划分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是相适应的。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理解法律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务、以及人权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与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同理。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之享有人权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而不是凭据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如无国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是依赖主权国家的法律而存在的。当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政治里，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人权在一个国家里得到尊重和实施应主要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公民权利按根据的不同，又可分为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法律权利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设定的权利，可由立法机关根据一般法律程序创设、制和废止。宪法权利乃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所创设的权利，是限制和制约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侵犯此种权利。宪法权利是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根据，是有限政府的保障，体现了公民和国家的对峙。

应有权利、法有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按照权利的存在形态所作的划分。[18]这一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的指导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权利的实际享有构成了权利的一种独立存在形态。

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是按照权利的种属关系和效力层次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对于规设权利体系，规制立法机关的权限，以及在处理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决定哪一种权利应占居优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是按照权利主体所作的划分，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则是按照权利的具体内容所作的划分，这些划分的意义主要在于立法和教育。

随着当代人权概念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概念的兴起，关于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active rights and passive rights ，rights of recipience）、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positive rights and negative rights）、有义务相对人的权利与无义务相对人的权利、有选择的权利与无选择的权利[19]的区分，越来越引人注目，并为相关学说的建立和改造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例如，拉斐尔教授把权利分为行动的权利和接受的权利。在他看来，行动权是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做事的权利。接受权是接受某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的权利。[20] 一般说来，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社会和经济权利，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是三种非常类似的权利分类。它们直接指向个人与群体、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这类权利义务关系的讨论，是当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还可以作更多的分类。分类的价值，不在于叙述事实，而在于分类所支持的理论预设。权利的定义和分类都只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语词上的意义。究竟如何解释权利和义务，权利从何而来，如何能够享有权利，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权利与权利、义务与义务发生冲突后如何解决，不同的权利理论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4、 权利根据

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范文第3篇

一、知识产权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

从知识财富到知识产权，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与规范适用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学理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哲学，有四个问题需要首先得到回答:一是为什么要研究知识产权哲学，研究知识产权哲学的价值何在，或者说知识产权哲学自身的合理性何在? 二是什么是知识产权哲学? 三是如何进行知识产权哲学分析? 或者说知识产权哲学方法论问题。四是知识产权哲学中的主体问题，即“知识产权是为了谁”的问题。

1. 为什么要研究知识产权哲学。

知识产权哲学的价值何在，合理性何在? 是不是只是一种无用的添附，或者是学者闭门造车提出的新概念而已?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知识产权哲学的价值或合理性，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说明，即如果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将会出现哪些问题?

(1)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知识产权权利来源合理性的问题不能得到完整回答。知识产权本身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它只能是对各种权利的调整，但是，“它”本身的来源或合理性问题无法解答。知识产权哲学将有利于回答“元权利”的问题。

(2)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知识产权的对象—抽象物的概念得不到合理解释。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象“抽象物”的讨论很多，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圆满答案。哲学在“抽象物”上的理论建树与发展将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3)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理性问题得不到完整解释。对事物的认识，总是难免追根究源。对人的权利加以限制，其合理性问题需要哲学的分析。

(4)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作为一种权利的知识产权在保护自由和限制自由之间的“悖论”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知识产权对权利的保护，总是伴随着对另一种权利的限制，这一点，在自由也是一样的。因为各种权利并不处于静止状态，而总是变动不居，仅从微观角度分析，难免吃力。而较为稳定的相关法律条文更是不可能完全满足不断变化的微观需求。进一步说，如果追溯到根源，对一种权利给以保护的同时对另一种权利加以限制，或对一种权利有时予以保护，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予以限制，这种类似于 “悖论”的困境都需要哲学。

(5)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容易陷于权利的自足状态。愿意知其然，守其然，而不愿问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即对知识产权权利的现状、保护水平等问题容易仅从现实角度考虑如何去保护，而不去追问为什么。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或状态。知识产权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哲学去反思，就会豁然开朗。尤其是“所以然”的问题，以哲学去回答，最为妥当。

(6)不研究知识产权哲学，就无法跳出知识产权本身，只有超出知识产权结构、话语本身，才有可能找到完整观察它的最佳角度。

2. 什么是知识产权哲学。

对于法律视野中的哲学而言，主要是效率、公平(或正义)两方面意义。所谓效率，其基本意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至于正义，正如罗尔斯指出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据此可以得出，首先，正义是一种分配方式，其次，正义是通过正当的分配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状态。因此，正义具有手段和目的的两重性，正义的分配是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而理想的社会秩序则是正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哲学关注的恒久话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正是正义之目标，也是正义实现自我的全过程。具体到法哲学而言，要求法律以最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最佳使用立法资源为标准。正义是法律的首要价值，良好的法律应该是正义的体现，司法程序则是正当地分配利益的过程。正因如此，无论在中国或西方语言中，法律都是正义的同义语。立法与司法的目的都在于促进正义的实现，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律是背离了其本质的恶法。而“恶法非法”，只有体现正义要求的良法才能指望被全体公民共守。这也体现了法哲学自身固有的使命:“就是回答人类对法哲学提出的问题: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别问题，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问题，持久和平问题，每个作为其现实存在的个人应该获得的财富、机会和负担问题，对于我们人类可能予以实现的正义标准问题。”知识产权哲学也是如此。它必须回答知识产权的权利来源、构成，必须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实现过程中的整体效率与局部效率、整体公平与局部公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

3. 知识产权哲学的主体问题。

这是知识产权哲学始终应关心的问题。没有主体，就没有权利。所以知识产权哲学就必须解决好知识产权是为了谁的问题。也就是在具体的权利分配、平衡中，要考虑到不同的权利主体及其需求，并从哲学的角度给以调整。

4. 如何进行知识产权哲学分析。

这是知识产权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哲学是如何在知识产权研究中具体应用的。哲学不仅是一种虚幻的体验，也不是完全形而上学的知识，它看似高高在上，与现实毫无关系，但事实上，它的原则、精神来自于现实，也能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且，正是因为它的相对超脱性，以此角度分析问题，可能会更全面、更客观。具体运用哲学分析知识产权，就是既要分析其现状，又要分析其历史;既要分析制度优点，又要分析制度弊端。要在看似成为公理的知识背后寻找合理性、合法性渊源，并重新进行审视。

二、知识产权哲学若干理论问题

1. 有关知识产权哲学的理论判断。

关于知识产权哲学的研究，从目前已知的程度来看，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本文也尝试提出一些理论判断，力求为此研究进路作出自己的努力。

(1)不承认权利的差别，不承认专有利益，就不会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社会共有知识的发展。一方面，没有普天下皆可拥有的权利，这样的所谓的权利只不过是在玩弄概念，并只会最终摧毁人们对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权利的差别才会推动人去努力争取权利，提高自身知识、技能，并最终推动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共有知识的增加。

(2)如果没有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知识(新技术)，就不会有知识产权法(版权法) 。因此，知识产权的发展是与知识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最终要受到社会进步程度的制约。

(3)知识产权法(版权法)调整的对象是知识(新技术)引发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知识(新技术)本身。知识(新技术)发生变化，各种附着在其上的利益关系随着发生变化，才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变化。

(4)任何行为、利益、原则一般均有例外和补充，任何权利均有限制。知识产权也不例外。这一点其实反映在整个民法中。现代民法的理念是追求实质正义，其价值取向是社会妥当性。以此为原则，各种制度的设计、权利安排均不能违背社会实质正义，损害社会妥当性。对权利的限制，以及对权利保护例外的规定，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如对财产权的限制，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限制，对社会责任的强调等，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例外，如强制许可、合理使用等。

(5)法哲学必须是不仅只注重法权形式，概念和逻辑上的结构，而且还要关注其内容。哲学(法哲学、知识产权哲学)归根到底要关注、联系、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空想主义的，虽然它可能以高于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判断，正如德国人考夫曼说:“不能再有任何法哲学完全的局限于形式而却忽略其内容.……”“如果我们不再促进内容上的法哲学，则形式的理论或元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就会很快使人窒息。”“法哲学不是具有逻辑天赋的精英的玩具。”“法哲学必须不断地面对这样的问题，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可服务于人类。.……法哲学追求的是，对人及人的世界承担责任。”

(6)如果人们想要求“可以证明一切”的东西，那么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结果。这就是说，法哲学(知识产权哲学)研究应注意抛弃完美主义，认识到没有完美的理论体系，所有的认识只是一个过程或阶段，是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驿站。

(7)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法哲学。知识产权哲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法哲学的研究，形成的规则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历史的。“法权的历史性如今也是决定性的方面，只有处于具体的实在形式中的人得以享有的历史的法权，才是真实的人的法权。”这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国家、民族)研究知识产权哲学，就必须关注它所产生的土壤———传统和文化。

(8)合意并不确保真理。形式上正确的合意(如合意颁布的可耻法律)不能确保没有错误、误解和不公正。那种认为所有人的合意才有产生真理的力量，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样一种全面的合意并不存在，而且也永远不会存在。 2. 平衡的概念是知识产权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知识产权范畴研究平衡，主要是利益的平衡。根据不同的标准，利益可以有以下不同的划分方法:一是物质的，非物质的，可见的，不可见的;二是近端利益，远端利益。其中前者是法律保护的常态，容易观察到。但后者才是法的精髓，且不容易观察到。二者的结合，是法要调节的全部内容。本文探讨的利益，是广义的，甚至包括社会整体道德价值的得失—— 法在最终意义上，不能造成社会整体道德的丧失。这是基础、前提，是用哲学的眼光去考察，而不是经济或法律本身。

一般定义上的利益平衡是指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就版权来讲，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作品创作层面，二是作品传播层面。就知识产权哲学而言，研究利益平衡，并不是要代替对具体制度设计细节的工作，而是要提供一种宏观的背景或者说指导，这是比具体的制度设计、比利益分配更高的层面，是哲学的层面，也因此，利益平衡的原则或方法，要比具体的版权制度更为稳定和持久。就知识产权自身来讲，各种利益平衡，最终表现为知识产权各种权利冲突的平衡。

如果我们把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构成这一体系的各权利保证了这一体系的整体平衡。而权利一方面意味着人的自主支配，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界限，也因此造成了各种权利的冲突——行使不当或超出界限。对这种冲突(或竞合)，法律必须作出调整、选择，以达到动态的平衡。不难想见，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实际情形相当复杂。就宏观上来讲，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保护在先权利原则，维护公平竞争、排除恶意取得原则，权利平衡原则，利益兼顾原则。从知识产权哲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利益平衡原则。

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知识产权权利平衡原则的社会效应。一般地，对某种权利的保护，或某几种权利之间冲突的调节，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国家机器的任务。国家可以制定法律规则，投入相当的人力去做这些事情。当由此带来的权利保护、调整的社会成本，随着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增加。主张权利平衡，就是要看到，它还具有这样一层作用:即通过保护和扶持一种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形成各种权利在体系内的平衡。这一过程，就是通过一部分社会主体的守法行为，限制另一部分主体的非法行为，而在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持续介入。其结果是，一方面贯彻了法治精神，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法律思维;另一方面降低了纯粹外力保护造成的社会成本;最后，实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

3. 道德价值在知识产权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或关于此项权利的制度。因此，它首先关注的是权利及其利益，但是，在知识产权哲学的视野中，非利益因素，一样应当被高度重视。

关于利益，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律系(Faculty of Law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Peter D rahos就指出“对财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也使得经济因素的考虑及于法律”。这一点，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例证，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已不是什么新鲜视角。诚然，经济分析的方法受到重视与计算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成本( the Social Co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是分不开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利于使财产配置中分配结果的变化更加明晰，对成本—— 利润(从理论上来说)的分析容易使人相信这是公平的或合乎人的需要的。但这在造成因计算成本利润而带来的额外成本的同时，其实最终给我们的分析结果并不可靠。这一点，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就已指出，知识资本化趋势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之一，就是知识本身不可准确估价。很难有精确的知识投入—产出计算模式(或说几乎不可能) 。此外，尤其应提到的是，我们对成本关注较多，但对社会关注不够，而即使Peter主张的工具主义，也讲到了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成本( social costs) ，另一方面要注意道德的问题，这其实正是“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他说:“但我们心中的工具主义不只是等于成本利润分析，或者是回答一个经济学上的效益问题..它们应当受道德感的推动和限制，而不是剔除道德上的价值。” Peter还指出:“我们心中的财产工具主义必须服务于道德价值。”可以认为，这已经为对知识产权的分析最终由哲学上的意义所决定，并由工具主义向平衡论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也承认，“在工具主义财产理论上，财产不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或权利发挥作用，因为这会促使该理论向独占主义方向发展。”“在工具主义层面上，财产可以说是服务于道德上的价值，并非道德价值之基础。”所以，我们说，知识产权哲学应把道德价值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础。

4. 对垄断或知识霸权问题的认识。

知识霸权是近两年的一个新概念。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副产品:虽以知识为核心，但又以霸权为标志。在反对知识霸权的喊声中，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矛头逐渐对准了知识产权，其理由是知识霸权(典型的代表是微软)正是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获取巨大利润，形成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然后奴役社会和其他经营者。甚至就有人说，应与微软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垄断的权利。但是知识产权作为专有权利是有界限的，权利人完全是在法律的界限内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与所有的财产权一样，因为制度允许社会成员利用它来实现自我，聚积财富，就不可避免地有垄断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强化的可能。

垄断本身并不当然地是违法的，通过提升技术降低成本等达到的，就是合法的垄断;滥用垄断的权利或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垄断地位，则为非法，应当通过反垄断途径加以制止。

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范文第4篇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范文第5篇

 

对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迄今学界大致有如下六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回答利益与道德谁决定谁以及道德对利益有无反作用，二是要回答是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还是社会集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

 

第二种认为是善与恶的矛盾问题因为，善与恶的矛盾是道德生活中的特有现象，只有伦理学才研究善与恶。

 

第三种认为是“应有”与“实有”的关系问题。应有，即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实有，即相对于“应有”的实际的道德活动和道德风尚道德总是以“应有”作为尺度来衡量现实的道德活动和道德风尚，因此“应有”与“实有”的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如何研宄和阐述这个矛盾，就成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认为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其所承担的义务问题它是区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的分界线:从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出发者，便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从义务与责任出发的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

 

第五种认为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的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其主要理由是：道德问题总是发生于这种关系。

 

第六种认为是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问题。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为了分析与鉴别上述六种看法是否抓住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来讨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界定伦理学的标准是什么。

 

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一)作为实体范畴，基本问题与学科对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观念，对基本问题的回答应是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二)从学科的科学属性来说，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学科内不同派别的根本标准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其不同的回答便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派别。因此，学科的基本问题也是学科的最高问题(三)从学科的价值取向来说，一门学科的价值大小，归根结蒂要看其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不言而喻，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样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用这些标准去分析前文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六种看法,它们在理论思维方面的缺陷便显露出来。

 

第一种看法所阐述的第一方面内容，没有揭示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因为，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并不仅仅是道德才与经济利益发生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所以发生，初始的原因和服务的对象(“反作用”的对象)都是经济利益，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发生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系统”中的一个方面。经济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问题，应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范畴。伦理学关于道德问题的其它意见，如道德规范、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等等，与关于经济利益与道德“谁决定谁”、“谁对谁具有反作用”的回答并无直接联系，甚至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学体系中充当不了逻辑起点的作用。

 

第二方面的内容.用“谁服从谁、来表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未免太简单化了，不能说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内容。第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除了利益因素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如集体的荣誉、个人的尊严等，它们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比利益更为重要。第二，仅就利益关系来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除了存在着“谁决定谁”的问题以夕卜，尚有一个两者可否“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普遍，更引人关&第三，“谁决定谁、不能用来作为区分伦理学的不同学派的标准要求集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固然是资本主义伦理学的典型特征，那么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典型特征呢?不一定。因为，“集体、，在历史上曾长期以其“虚幻、、“虚枉、的特质把个人压挤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个别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盛行的地方，集体也形同虚设、名存实亡,“集体、常被那里不称职的领导者们用作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工具,在这种地方简单地倡导个人服从“集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种看法，没有看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首先应当是实体范畴，仅从观念层面上提出问题，实际上只是在理念的王国里构建了一对矛盾。诚然,善与恶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但不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为什么会有善与恶等等，本身都是需要用一些更“基本、的伦理思想加以说明的。再说，作为观念形式的善与恶在伦理学的功用，是道德评价。道德评价的对象除了道德活动本身所体现的善恶取向以外，还有其它包含道德因素或善恶倾向的社会活动，如法律活动、文艺活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等。如果把善与恶看成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无疑是将这一基本问题泛化到道德活动之外的广泛领域，这样的基本问题就不“基本”了。

 

第三种看法，认为实有的道德活动与应有的道德规范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性，将这两个领域看成是只存在对立而绝无重叠吻合的平行线,这是不符合道德世界的实际情况的。道德世界中的“应有、与“实有、本来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道德原则规范既高于实际的道德状况，又是实际道德状况的反映，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总是大量地存在着现行的道德原则规范的“物化现象、。如忠于职守,作为职业道德的一项原则，它是“应有、的，而作为现实的职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职业行为和风尚，它是“实有、的把“应有”与“实有”的矛盾看成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显然是没有看到这种一致性，它给人的印象是:道德就是找“问题”的,伦理学就是以“问题道德”为对象，这显然失之于偏服不错，道德的“应有”与“实有”之间确实存在差距或问题的一面。但这种差距和问题，既可能是不同的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差距或问题，如应有的“先公后私”与实有的“损公肥私”的差别，也可能是同一道德价值体系内部的差距或问题如应有的“大公无私”与实有的“公私兼顾”之间的差另IJ。这两种类型的差距或问题，前者是绝对矛盾的，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则可以一致起来可见，把“应有”与“实有”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矛盾性普遍化、绝对化，并将其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是有悖于道德世界中的实际情况的。

 

第四种看法，存在着与第一种看法中“谁服从谁”相似的弊端。首先，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来划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就方法论来说是关于道德根源的认识论方法,不是关于道德的价值论方法，仍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而不是伦理学问题其次，把从自己需求出发的道德观归于唯心主义，把从义务与责任出发的道德观归于唯物主义,缺少具体分析，从逻辑上来看也是不能成立的。本来，个人需要不论是内容还是动机都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衣食住行之条件、需要读书、需要成才、需要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既可能是为了社会集体也可能是为了个人，不可一概而论。即使是抱有为了自己的动机的人，他在认识上也不一定就漠视社会集体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行动上也不一定与社会集体相抗衡。这种情况无须特别的证明，生活中人们早己司空见惯。

 

第五种看法，理论思维的缺限显而易见“主体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必然性”及其相互关系，都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但却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因为伦理学从基本问题起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之后才接触到它们。一幢大楼的高层部分虽然重要，重要到没有它们便没有大楼的实际价值，但它却不是大楼的基础部分、起点的部分。

 

第六种看法的失误与第一种看法所阐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一样，没有反映伦理学的特殊‘性如果可以将道德与“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关系当作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那么一切社会科学都可以将其对象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试问-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概言之，上述六种观点都没有真正抓住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从方法论上来看,它们或者用哲学问题代替伦理学的问题，用哲学的认识论方法代替伦理学的价值论方法;或者只是抓住伦理学的一些需要用基本问题加以阐明的第二位、第三位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伦理学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有着重要的不同。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所论涉及自然、社会、思维领域中最一般的问题，因此要以思维与存在这种最一般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伦理学是系统的道德观与人生观，所以从一开始就立足并始终围绕社会与个人及与此相关的某些自然领域和思维活动中的问题它所研宄的对象也是“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事实关系，而是价值关系，一开始便带有关于“需要”与“功用”的价值倾向，虽然它要以事实关系为前提。这个关系作为现实的道德问题内涵着两个永恒不变又相互要求对方在一定条件下作为自己的客体而存在的主体,这就是：个人与集体。人类自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需要道德，一切道德问题都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发生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而一切关于道德问题的伦理思考都是在这个基点上生发、形成并力争走向成熟的;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便构成了不同的道德观，形成了不同的伦理学派别。纵观人类道德文明史和伦理思想发展史,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一个系统，是人的现实世界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概括形式，而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是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主体内心信念来评价与维系的关系这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关系。

 

因此，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评价和维系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与私的关系如此定位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便真正给了道德以伦理学对象的学科地位,找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石。

 

我们没有用“利益关系”的形式来表达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其所以如此，鉴于这样的道德事实:个人与集体之间或公与私之间所发生的道德问题并非都是缘于利益利益是道德的基础”f但不是道德的全部从人类道德文明史尤其是近现代文明史来看，许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并不是在利益关系的意义上发生的，在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情感需要和投向的意义上所发生的更多。

 

另外，我们也没有把个人与个人或曰私与私的关系特别地提出来归入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不是什么疏漏，而是出于对个人与个人或私与私的关系的深入思考。

 

总的来说，公私关系的内在结构含有本体与变体两种不同形态。

 

所谓本体形态，是指由公与私两个不同的范畴直接对应而构成的公与私的关系。本体形态有四种。一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也就是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伦理学界通常所说的利益关系指的就是这种公与私的关系公利与私利的关系是公与私的关系最一般、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整个公与私的关系的物质基础，普列汉诺夫关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著名见解，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二是公义与私利的关系。公义，包含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社会集体的尊严与价值、具有善恶价值取向的风俗习惯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公义与私利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社会集体的尊严与价值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久辩不明的义利之争，其实就是公义与私利之争。关于这一点，程颐曾经说得很明白：“义与利只是公与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公义与私利的关系最具有道德意义，最能引发道德问题和伦理思考